古道探寻
3.2盐马古道与定边市场经济的发展
第三章 盐马古道的商贸经济和城镇发展 第二节 盐马古道与定边市场经济的发展
一、定边市场的发育概况
市场属于商品经济的范畴，而商品经济是一种以交换为目的而从事生产物品的经济。广义市场包括有形市场和无形市场。有形市场即商品交换的场所；无形市场是指靠广告、中间商以及其他交易形式寻找货源或土地所有者，沟通买卖双方，促使成交的市场。市场随着商品交换的产生而产生，并随着商品交换的发展而发展，社会生产力及社会分工的发展程度影响着市场化的进程。在我国封建社会，商品流通主要是通过墟集、城市、区域和突破区域范围的四种市场来进行的。商品经济在中国有着悠久的历史，虽然在中国的封建社会经济中占主导地位的是自然经济，商品经济只是处于从属地位。但是，从历史的发展而言，商品经济在发展，并缓慢地瓦解着自然经济。明清时期定边的商品经济也符合这一历史潮流。而且，盐马古道的兴起又为定边商品经济的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
定边县地处陕西、宁夏、内蒙古和甘肃四省的交界处。北临鄂尔多斯草原，南有白于山，东接榆林沙漠地带，西至有“塞上江南”之称的宁夏回族自治区。总面积6920平方公里。总人口29.6万人，其中农业人口占89.4%，人口密度为每平方公里43人。定边县分为四个地形地貌区，南部黄土塬梁沟壑丘陵区，占定边县总面积的44%，这一区域是粮油的重要产地。白于山区占总面积的23%，平均海拔1800米，少雨水，为陕西三大特困区。白于山以北为高平原区，约占总面积的15%，是黄土高原与沙漠草滩的过渡地带，为主要的农业生产区。沙弥草滩区约占总面积的18%，主要是沙丘、碱滩和草滩区。
从历史上看，定边是农牧交错地区。秦汉以前是少数民族游牧区，秦汉为汉族、匈奴及羌族杂居共处区。魏晋南北朝时属盐州领地，隋唐时期为盐州五原县，宋属陕西路，明清时期是榆林卫定边营。
明清时期定边的商品经济发展迅速，被称为“旱码头”。这是由许多因素促使的。
第一，明清时期政府特殊的政策制度。明政府为了防御鞑靼入侵和威慑西番各族，在沿边各处设九边镇，其中榆林、宁夏、固原、甘肃四镇归陕西布政使司管辖，后又把陕西防区扩大到“三边”，并设“三边总督”驻守固原。共驻兵20余万。为解决边防军的军需供应，明政府发动屯兵自种，实行军屯，又令外方转输。“每年户部送江南诸处折粮银十万两，前来辏用”①，但仍不能满足需要。而且长途转运费用极高，迫使明政府在洪武三年(1370)推行“食盐开中”政策。
商屯也是明朝政府解决边饷的一大措施。“盐商于各边开中，谓之商屯。”②商人由于运粮至边，路费高且手续麻烦，便在边镇雇人耕种生产粮食，商屯应运而生。
明政府还在陕西实行“棉布征实”和“布马交易”政策。驻扎在陕北的20多万边防军及其家属所用军布，“每年至少不下于一百万匹”③。就从陕西关中地区的主要产棉区征收布匹。隆庆四年(1570)，蒙古俺答汗各部降明，成为“大明金国”。明政府为了对藏、蒙古等族分而治之，在陕北边境开放“马市”，且规定陕北马市只许以马易市。
清政府时期，出于“休养生息”、“蒙汉隔离”、维护统治的需要，在顺治年间(1644—1661)沿陕北长城北侧与鄂尔多斯草原之间划定南北宽50里，东西2000多里的长条禁地。蒙古族、汉族居民皆不得入内，保护了当地的畜牧业资源。在清末，政府实行放垦土地、“移民实边”的政策，外地汉民大规模迁入，促进了当地的农业生产。不仅土地大量开垦，粮食也相应增收，各地开始增建粮仓。定边当时有砖井堡新建仓、旧安边城旧便利仓和定边金猫仓。
第二，一些特殊的非正式制度。正式制度是人为设计、构造的政治、经济和社会相互关系的一系列约束，它由正式的宪法、法令、规章制度等构成。非正式制度是指人们在长期的社会生活中逐步形成的习惯习俗、伦理道德、文化传统、价值观念、意识形态等对人们行为产生非正式约束的规则。制度经济学代表人物道格拉斯·C·诺斯认为，在人类行为的约束体系中，非正式制度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即使在最发达的经济体系中，正式规则也只是决定行为选择的总体约束中的一部分，人们行为选择的大部分行为空间是由非正式制度来约束的。
明清时期定边等地“地处沙碛，不事耕织”④，“农夫辛苦终岁无暇日，妇勤馌饷，不专织纴，临巩诸郡织*(左纟右曷)而衣，安定羊毛为土产，惜无教织者，边地旱寒，每岁出数石粟始成一件衣。”⑤可以看出，定边等地是出产羊毛的地区，但是这里的妇女不懂得纺织，所以日常所需的布匹衣物就需要到周边各地物物交换或是购买。
第三，定边地区特殊的地理位置也为其市场的形成提供了必要的前提。地处四省交界处；所在地拥有四种不同的地理形态，高原、丘陵、草原和沙漠，但是可耕地较少；是农牧交汇地；还是汉族与少数民族聚集地。
第四，资源优势。定边地区的三宝“食盐、皮毛和甜甘草”。盐主要分布在定边北部。有花马池，还有莲花池、波罗池、滥泥池、苟池等14处盐湖，产量丰富。畜牧业也很发达，皮毛产量很大。药材资源丰富，甘草等转销全国各地。
由于上述各方面的因素，定边在明清之际商品经济发展迅速。主要表现在以下几点：
第一，边塞军市的开辟与壮大。
晋西北、陕北在明代属于边塞要地，延绥边镇“驻军五万余人……每年需要粮料五十二万二千四百石，棉花七万三千二百四十二尺……这些东西本地是无法供应的……主要依赖本省的延安府、西安府、凤翔府运送……除这些地区长途运输以外，每岁仍缺少粮料十四万一千五百六十一石。明政府为了解决这一困难，每年拨给该镇银四万两，开中盐价九万三千一百五十八两，在当地购买粮食，补足所缺的十四万余石军饷”⑥。边防驻军是粮食、棉花、食盐的纯粹消费集团，庞大的军需市场带动了陕北商品贸易的发展。明中后期，随着屯田制的破坏和军饷制的实行，延绥边镇的军队及其家属的衣食所需就更加依赖于陕北市场的供应了。
第二，官路成为商道。
榆林至宁夏的大道，途经靖边和定边，这条路经过毛乌素沙漠，所使用的畜力以骆驼为主，往来驮运粮食、日用百货等物品。定边通往鄂托克旗的大道，关中、晋商把全国各地的百货、食品和药物等从榆林运至定边再与内蒙古各旗贸易，换取牛、羊、马、骆驼和皮毛、羊绒等。定边到榆林再到西安的南北大道，是明代运送粮食的主要道路，以后也是沟通陕北关中的主干道。
第三，市集数量的增加和规模的扩大。
万历《延绥镇志》卷二《关市》记载，榆林城中有“粮市、柴草炭市、盐硝市、杂市、木料市、驼马市、猪羊市”，另外，在沿边的神木堡、靖边营、新安边营、旧安边营、定边营开有“常市”。但是可以看出，这些集市主要是为政治军事服务的，具有计划性。到了清代，大型军需市场不再存在，陕北经济走上了商品经济发展的道路。
明初陕北市镇较少，到了乾隆年间市镇为34个，光绪年间(1875—1908)，已经增加到119个。仅定边县就有砖井堡、安边堡、柳树涧堡和盐场堡四大镇。不仅市镇数量增加，交易规模也不断上升。清末，定边羊毛产量20余万斤，被外来商人收购，甚至有洋商前来收购，运往海外。清末民初，陕北“羊毛出口，每年约4万—5万担”⑦。
第四，蒙汉互市的开放。
陕北地连蒙古，是蒙汉贸易的首选通道。蒙汉贸易的恢复再次拓展了陕北各地商品贸易的规模和数量。蒙汉互市中汉商以烟、茶、糖、棉、布、绸缎等日用百货换取蒙古牧民的牛、羊、马、骡、驴、皮毛等物品。清代后，蒙汉贸易市场进一步扩大。清末天津开埠，国内外对皮毛等畜产品的需求激增，推动了这一区域商品经济的发展。清末民初，陕北市场集中的蒙地皮毛、盐碱和其他各种土特产大量销往山西，再转运到天津，京津的日用百货甚至全国各地的日用百货也会经京、津、山西运往陕北和蒙古各旗。
第五，商人自己开辟商道。
从定边通向关中地区、包头等地的官道路途遥远，而且经过几十年的使用，道路两旁已经没有太多的草供牲口食用。再加上定边好多商人是贩卖的私盐，所以这些商人就开辟了另外的路通向关中、包头等地。从定边镇出发，经板窑、羊圈山到西峰，然后到凤翔、三原等地。到包头走的是海子梁这条草路。在周边商人的长期开辟下，这些道路慢慢变成了条条商路，成为商人的必经之路，同时带动了沿线的经济发展。一些居民在商路两旁开客栈、饭馆等。有些地区也逐渐成为商品集散地，并最终转变为今天的乡镇。
第六，延安以北地区日用百货需求的增加。
蒙汉贸易在陕北各地的商业中逐渐占据了重要地位。清代，陕北成为今内蒙古鄂托克旗皮毛等畜产品输送的中转站和日用百货的提供地。这一时期，陕北地区人口也有增加。陕北市场上需要大量的棉、布等，但是陕北地区以农业为主，手工业相当落后，延安以北“男力耕稼，女不谙纺织”。所需产品大量从山西、关中地区转输。这些都使得陕北地区日用百货需求增大。
第七，人口的增加。
明朝开始在陕北驻军，加强边防建设。几万名驻军的进入增加了陕北当地的人口，随军家属的迁入，后来实行军屯、商屯都增加了当地的人口。不断的开垦荒地以及政府政策的推动，再加上清朝时有不少人迁往陕北地区居住。白湾子镇的大批居民就是清末民初由榆林、神木逃难而来的农民。人口的增加，各种需求相应增加，推动了商品经济的发展。
定边地区的商品经济发展有其自身的特点。首先是从民间交易到政府蒙汉互市的开通。定边的地理优势以及资源分布使得本地居民有大量生活必需品不得不与周边地区居民交换而得，民间交易成为趋势，为当地老百姓所接受。蒙汉互市的开通是经济发展的需要。其次是从军事消费到商品经济。军事消费可以看成是政府的政策导向，但是在一定程度上带动了当地商品的贸易，如一些商屯的出现，商道的发展，市镇的开辟等。到清代陕北地区就发展成为商品经济。最后，从省内交易到周边区域的大规模交易。从最初的满足当地居民需求的交易发展到满足驻军的需求，再到商品经济的发展，成为北方东西交流的主干道。明清时期定边市场的形成和发展，基本满足了当地居民及周边地区的生产、生活需要。定边虽地处高原地带，农产品单一，手工业不发达，但处于四省交界处，有利于产品交换，满足居民不同层次的消费需求。其次，资源的合理配置，发挥了优势产业。定边地区盐业资源发达，与蒙古交界区属宜牧地区。盐业与畜牧业成为定边的经济支柱，用这些资源换取粮食、日常用品等。第三，有利于地区的开放与进步。商品经济本身就具有开放性。定边地区市场的开放与发展，是商品经济发展的表现，商品交换会带动社会的变化，文化的交流，有利于定边地区以及整个陕北地区的开放与进步。最后，沟通了西北和东部的经济交流，活跃了不同经济区域的市场。定边的市场不仅汇集了本地的产品，还有蒙古地区的畜产品，宁夏的盐业，关中的粮食、茶叶和手工业等，山西的农副产品、手工业产品，甚至还有从各地输到京津地区再转输到定边的产品。
二、盐马古道与定边“三宝”
明清时期，盐马古道的开通，有利促进了定边的物资流通，使定边的土特产品经这条商道流转出去，将定边的资源优势转化为经济优势、产品优势转化为效益优势。
定边有三宝，食盐、皮毛、甜甘草。因此，明清时期在这条漫漫盐马古道上向外流转的除了花马池的盐以外，大宗商品就是皮毛与甘草。
(一)皮毛
定边县内，历来畜牧业发达，多产皮毛，不仅行销全国各地，且为外贸出口的主要商品，在全县经济与人民生活中居主要地位，被誉为“老三宝”之一。尤其西部地区出产的九道弯白二皮毛，更享有盛誉。
远在周秦时期，境内为多民族杂居区，家畜野兽的毛皮已成为人们衣着居住的主要原料。清《定边县志》记载，定边多产黑、白羊皮，狼皮，狐皮，羊绒，羊毛毡等。还说“……羊毛、羔皮为特产，质色之良，不让北美、南粤”。岁销诸色绒毛20余万斤，皮张8万多张。民国时，年产皮张6万余张，绒毛30余万斤。民国二十五年(1936)定边解放后，共产党和人民政府奖励耕牧，皮毛生产大获发展。据民国三十五年(1946)三边贸易分公司统计，全县白二皮毛就收购2万余张，制成裘衣2700多件，行销后，赢利占全国商品总利润的25%。对粉碎国民党对陕甘宁边区的经济封锁、支援抗日战争发挥了巨大的作用。
定边向外输出的皮毛种类计有：
县内从古至今，皮张基本有两种，即野兽皮和家畜皮。其变化过程是：前者由多到少，后者则由少到多。分述如下：
1.野兽皮
据传县境内，历史上曾有狼皮、虎皮、豹皮、野猪皮、野牛皮、野马皮、野驴皮、黄羊皮、狐皮、野兔皮等。20世纪50年代尚可见一两张狼皮、黄羊皮。今只存狐皮、野兔皮，所产无多。野兔皮全年均产，秋、冬季节较好。狐皮产于冬季，故有“冻冰狐子”之说。狐皮色泽光艳，质地优美，价值昂贵，过去小康之家用来制作衣领，殷实富户用来制作褥子或大衣。
2.家畜皮
(1)山羊皮。清代至民国时期，除县民自用外，年约行销三四万张，现在年产约六七万张。分布较为普遍。大致分为三种：
①绒皮。为秋末冬初宰杀的山羊皮，靠皮板有一层薄绒，毛长。
②板皮。为仲夏至初秋宰杀的山羊皮，全为粗毛，无绒层。
绒皮和板皮的特点是毛不沾，防潮防风性能好，多制作皮衣。20世纪末，全县年产板皮10万张。
(2)绵羊皮。清代至民国时期，多为县民自用，做皮衣御寒，行销不多。现在年产数万张。主要产于滩地。一般分为五种：
①胎皮。为产后即死亡的羊羔皮，毛短板薄，可做小件皮衣。
②二毛皮。为一月至两月的羊羔皮，毛色洁白弯曲成穗，经久不沾，俗称“九道弯弯白二毛”。县内特产，蜚声全国，出口佳品。过去，凡本地富户或外来商贾、官吏，无不购置。年仅生产数百件。产于县西南山畔和北滩地区，以红柳沟、盐场堡产品最佳。20世纪90年代至20世纪末全县年产二毛皮3万张。
③七月皮。为农历七月宰杀的绵羊皮，毛短板薄，制作皮衣，既防寒又轻柔。
④冬皮。为农历八月以后至初冬宰杀的绵羊皮，防寒性能优于七月皮，较厚重。
⑤细毛羊皮。为新中国成立后新引进的绵羊品种，毛细长而厚。其皮制作大衣，厚重保暖。
(3)牛皮。一年四季均产，以南部山区为多。其特点是张叶大，质地优良。为制作皮鞋和车马逸具的上好原料。20世纪90年代之后，随着耕牛的减少而稀缺。
(4)狗皮。为冬季宰杀或勒死的狗皮，毛长绒厚，防潮御寒，是制作褥子和皮暖鞋的上好原料。
其次，县内家畜皮张还有驴皮、马皮、骡子皮、猫皮、兔子皮、獾皮等。
县内特产皮毛，作为大宗商品交易于市井，当兴起于清代后期，嘉庆年的县志上仅记有羊皮、狼皮、狐皮、羊绒几种，且列入杂产项下。至光绪年的乡土志上，不仅记载品类增多，而且有皮毛制造和商务经营的记载，除本境加工部分皮毛外，大量作为原料行销外境。主要有：
二毛皮：商人陆运至山西交城、大同，转售外商，约3万余张；
黑猾皮：商人陆运至河北顺德，转售外商，约2000余张；
山羊皮：商人陆运至山西绛州，或就地售外商，均运至天津出口，约三四万张；
狐皮：陆运至三原，约千余张；
羊绒：陆运至同州、三原等地，约两三千公斤；
白春毛：陆运至宁夏横城，水运至包头，再陆运至天津，发外商，约10万公斤。
清末定边皮毛经营已属可观。洋人觊觎其利，遂在安边、定边等地设立洋行，高薪雇佣华人收购，转输出口。
民国以来，皮毛经营者渐少，行商坐贾，竞争其利，多来自河北顺德府和本省榆林、关中等地。定边解放后，始有公营皮毛的商户，初为定边贸易局，后改三边贸易分公司。为筹集抗战资金，边区政府于民国三十二年(1943)在三边物资局下设“三边皮毛庄”。总庄置于定边。先后在盐池、靖边、吴旗设分庄。定边向内又以区治设皮毛收购站，委托各区供销合作社代理收购。从此，县内皮毛经营多为公营。但私营量仍然不小，计全县185家商店中，有22家专营或兼营皮毛，以万丰恒为最，占私营皮毛的30%左右。这一时期，因东、南、西三面受国民党的经济封锁和军事包围，所以大量皮毛由北路经包绥转输出山西、天津等地，换取外汇或解放区军需民用物资。
(二)甘草
定边盛产甘草，以其品质好、产量高、销路广而蜚声全国。与县内所产食盐、皮毛齐名。亦为“老三宝”之一。中国第一部药物经典著作《神农本草经》中，所载356种中草药，将甘草列为上品。1500年前陶弘景所著《本草经集注》中，称甘草为中草药的“国老”，并说，“此药最为众药之王，经方少有不用者”。民间至今尚有中医治病“十方九草”之说。
定边甘草原属内蒙古“王爷地”甘草带之余脉，过去称“西草”或“梁外草”。皮有棕红色或暗红色之分，前者多生长在沙地，后者多生长在泥土地，但不论棕红色或暗红色，其性味形同，用途无异，质地均上好，是中国传统的外贸与内销的最佳品种。其中生长年久根头突大呈块状者称“榔头”，质最佳。无突块呈条柱形者谓“毛草”，质稍次。间有中心部色褐质坚者称“铁心甘草”，民间用于治疗腹痛及产妇临盆血迷等症，效果极佳。
县内甘草分布较广，白于山北麓东起郝滩，西至红柳沟，长90多公里，至长城南北20多公里的区域内，为甘草的主要产区。以安边、砖井、贺圈、红柳沟、城关、盐场堡、周台子等乡镇出产最多，占全县甘草总量的90%左右。郝滩、纪畔、冯地坑、姬塬、罗庞塬、张崾崄等乡亦有零星分布。近几十年内，由于大量采挖，不培植保护，加之大面积垦荒种地，植树造林，以及村镇、道路的建设，甘草生产面积逐渐缩减，单位面积产量逐渐下降，有些地方几近枯竭。目前，生长甘草面积约0.8公顷左右，每亩平均可产甘草200—300公斤，总储量约有5—6万吨。
定边甘草生产起于何时，史籍无考。传说清朝初年，民间已有零星采挖。光绪初年，外国列强以传教手段将侵略的触角伸入三边，即已垂涎定边三宝之利。光绪二十六年(1900)，“三边教案”发生后，洋人即乘机插手甘草经营。他们高薪雇佣本地商人，大量收购甘草，转销牟利。光绪三十二年(1906)，知县吴命新编修的《定边县乡土志》中说，县内年产甘草约三四万斤。
民国时期，甘草生产逐渐发展。据传，那时甘草生长茂盛，边地皆是。“榔头”(甘草头)多露出地面，根粗且长，采挖较易，一个劳力日可挖百十斤。民国十年(1921)，年约生产甘草上百万斤。为时不久，又冷落下来。民国二十五年(1936)定边解放后，共产党和人民政府大力提倡甘草生产，并发动机关干部、驻军官兵大量采挖。驻军警二团曾挖到一根长4米、直径7厘米的甘草，还拿到延安进行展览。民国二十九年(1940)仅一、二、三区(含今城关、贺圈、红柳沟、纪畔、白湾子、油房庄等乡镇)群众挖甘草56万余斤。翌年，“皖南事变”后，陕甘宁边区经济十分困难，中共中央提出“自己动手，丰衣足食”的方针，全边区开展大生产运动，定边群众更加大量采挖甘草，年产量达百余万斤。解放战争时期，兵荒交集，甘草生产几近停滞。
据《定边县乡土志》记载，清光绪年间，定边所产甘草，先陆后水，运至川、滇、黔、粤诸省，年约行销三四万斤。民国年间，私商渐兴，晋、冀、鲁、豫、津、包、沪、宁行商坐贾，相继来定。或坐庄收购，输转运销；或就地加工，成品转输。于是甘草生产日有发展，产量增多，销路拓广。除远销南方诸省外，又新开包头、郑州、太原、天津等销路。民国十三年(1924)以后，山西保德籍行商专营甘草生意，发往包头、天津等地销售，年达四五万斤。嗣后，内蒙古、盐池以及天津等地行商来定边合股收购甘草，年达二三十万斤。加工后，经包头、太原运至天津，转销香港及东南亚各国。自此，定边甘草蜚声中外。陕甘宁边区时期，工农政府采取积极扶持、保护工商业政策，地税优惠，广招外埠甘草商来定边坐庄经营。所收的甘草，多数运往国统区销售，换回边区军民生产、生活必需品。新中国成立初，甘草销售公私兼营，互行不悖。
三、盐马古道与定边市场网络的初步形成
聚者为集，道通市活。明清时期，定边境内四通八达的盐马古道，将沿途分散的村野集市、骡马大会珠串在一起，形成定边粗具规模的市场网络体系。
过去，定边一带地广人稀，居住分散。从明代至清朝初期，除定边、砖井、安边三镇外，乡间各营堡亦有官署设置及庙宇建筑，也是周围乡民交易的市场，且各有几家杂货铺。饭馆常年营业。地处商旅大道要冲的红柳沟镇，以其特殊的地理位置，繁华兴盛于其他各堡。乡间少数较大村庄的庙会成为临时性的集市。民国以来，堆子梁、白泥井由于教堂的设立，且又修筑了土寨，逐步形成集市。位于苟池湖畔的杨凤渠子村，也以盐利而发展成有街面的较大村庄。乡间各堡则随着时代的变迁而由繁华变为萧条乃至无人居住。残垣断壁之间，由废墟变为农田。除定期区域集市外，定边还有全县的交易大会，这就是骡马大会：
(一)县城三、六、九月会
旧志载：“东狱庙在县城东门外，每年三月二十八日赛祭，四方贸易咸集”。明万历十八年(1590)，东狱庙前举办了牲畜交易会。除牲畜外，其他农副产品亦纷纷上市。三月会由此开始。清乾隆元年(1736)，知县以交易会利，遂发榜定于每年三月二十、六月十五、九月十五为骡马大会期。
民国时期，骡马大会均由商会主办，会费从街面店铺抽取。其间，蒙古族人民多来举行传统的赛马，每年骡马会牲畜约数千头。
骡马会虽无专门的经纪组织，但专业的或临时的经纪人却不少，俗称牙子。因易买易卖者多系蒙民，所以牙子亦多娴熟蒙语。马连堂、艾德云、马吉祥、陈有才、李满、万国臣、高平安等人即以牙行为业。
(二)安边二、六、十月会
相传，县内骡马会始于安边。元至顺三年(1332)二月，鄂尔多斯草原蒙古族部落有名的阿布拉达汗牧主，因当地缺草，移数百头牲畜于深井儿(安边旧称)，附近商贾和农民纷纷前来，一购而空。翌年六月，阿布拉达汗会同蒙胞数人复来易卖牲畜，很快脱手。至此，每年二月和六月，不少蒙民驱赶大批牲畜届时而至，招来宁、甘、晋、豫、冀等省的客商购买牲畜。明置安边营后，守备官员以二月、十月农闲，动员商民十月办会。崇祯年间正式形成二、六、十月会，十月会最盛。二、十月会址设东关，六月会设西关。
① 陈子龙等辑：《明经世文编》卷四十六，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357页。
② 《明史》卷八，《食货志》。
③ 吴承明：《中国资本主义的萌芽》，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234页。
④ 《延绥镇志》卷一之三，《地理志·风俗》，第55页。
⑤ 《安定县志》卷一，《风俗》，第32页。
⑥ 田培栋：《明清时代陕西社会经济史》，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版，第39页。
⑦ 《陕行汇刊》卷二，第十期。
一、定边市场的发育概况
市场属于商品经济的范畴，而商品经济是一种以交换为目的而从事生产物品的经济。广义市场包括有形市场和无形市场。有形市场即商品交换的场所；无形市场是指靠广告、中间商以及其他交易形式寻找货源或土地所有者，沟通买卖双方，促使成交的市场。市场随着商品交换的产生而产生，并随着商品交换的发展而发展，社会生产力及社会分工的发展程度影响着市场化的进程。在我国封建社会，商品流通主要是通过墟集、城市、区域和突破区域范围的四种市场来进行的。商品经济在中国有着悠久的历史，虽然在中国的封建社会经济中占主导地位的是自然经济，商品经济只是处于从属地位。但是，从历史的发展而言，商品经济在发展，并缓慢地瓦解着自然经济。明清时期定边的商品经济也符合这一历史潮流。而且，盐马古道的兴起又为定边商品经济的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
定边县地处陕西、宁夏、内蒙古和甘肃四省的交界处。北临鄂尔多斯草原，南有白于山，东接榆林沙漠地带，西至有“塞上江南”之称的宁夏回族自治区。总面积6920平方公里。总人口29.6万人，其中农业人口占89.4%，人口密度为每平方公里43人。定边县分为四个地形地貌区，南部黄土塬梁沟壑丘陵区，占定边县总面积的44%，这一区域是粮油的重要产地。白于山区占总面积的23%，平均海拔1800米，少雨水，为陕西三大特困区。白于山以北为高平原区，约占总面积的15%，是黄土高原与沙漠草滩的过渡地带，为主要的农业生产区。沙弥草滩区约占总面积的18%，主要是沙丘、碱滩和草滩区。
从历史上看，定边是农牧交错地区。秦汉以前是少数民族游牧区，秦汉为汉族、匈奴及羌族杂居共处区。魏晋南北朝时属盐州领地，隋唐时期为盐州五原县，宋属陕西路，明清时期是榆林卫定边营。
明清时期定边的商品经济发展迅速，被称为“旱码头”。这是由许多因素促使的。
第一，明清时期政府特殊的政策制度。明政府为了防御鞑靼入侵和威慑西番各族，在沿边各处设九边镇，其中榆林、宁夏、固原、甘肃四镇归陕西布政使司管辖，后又把陕西防区扩大到“三边”，并设“三边总督”驻守固原。共驻兵20余万。为解决边防军的军需供应，明政府发动屯兵自种，实行军屯，又令外方转输。“每年户部送江南诸处折粮银十万两，前来辏用”①，但仍不能满足需要。而且长途转运费用极高，迫使明政府在洪武三年(1370)推行“食盐开中”政策。
商屯也是明朝政府解决边饷的一大措施。“盐商于各边开中，谓之商屯。”②商人由于运粮至边，路费高且手续麻烦，便在边镇雇人耕种生产粮食，商屯应运而生。
明政府还在陕西实行“棉布征实”和“布马交易”政策。驻扎在陕北的20多万边防军及其家属所用军布，“每年至少不下于一百万匹”③。就从陕西关中地区的主要产棉区征收布匹。隆庆四年(1570)，蒙古俺答汗各部降明，成为“大明金国”。明政府为了对藏、蒙古等族分而治之，在陕北边境开放“马市”，且规定陕北马市只许以马易市。
清政府时期，出于“休养生息”、“蒙汉隔离”、维护统治的需要，在顺治年间(1644—1661)沿陕北长城北侧与鄂尔多斯草原之间划定南北宽50里，东西2000多里的长条禁地。蒙古族、汉族居民皆不得入内，保护了当地的畜牧业资源。在清末，政府实行放垦土地、“移民实边”的政策，外地汉民大规模迁入，促进了当地的农业生产。不仅土地大量开垦，粮食也相应增收，各地开始增建粮仓。定边当时有砖井堡新建仓、旧安边城旧便利仓和定边金猫仓。
第二，一些特殊的非正式制度。正式制度是人为设计、构造的政治、经济和社会相互关系的一系列约束，它由正式的宪法、法令、规章制度等构成。非正式制度是指人们在长期的社会生活中逐步形成的习惯习俗、伦理道德、文化传统、价值观念、意识形态等对人们行为产生非正式约束的规则。制度经济学代表人物道格拉斯·C·诺斯认为，在人类行为的约束体系中，非正式制度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即使在最发达的经济体系中，正式规则也只是决定行为选择的总体约束中的一部分，人们行为选择的大部分行为空间是由非正式制度来约束的。
明清时期定边等地“地处沙碛，不事耕织”④，“农夫辛苦终岁无暇日，妇勤馌饷，不专织纴，临巩诸郡织*(左纟右曷)而衣，安定羊毛为土产，惜无教织者，边地旱寒，每岁出数石粟始成一件衣。”⑤可以看出，定边等地是出产羊毛的地区，但是这里的妇女不懂得纺织，所以日常所需的布匹衣物就需要到周边各地物物交换或是购买。
第三，定边地区特殊的地理位置也为其市场的形成提供了必要的前提。地处四省交界处；所在地拥有四种不同的地理形态，高原、丘陵、草原和沙漠，但是可耕地较少；是农牧交汇地；还是汉族与少数民族聚集地。
第四，资源优势。定边地区的三宝“食盐、皮毛和甜甘草”。盐主要分布在定边北部。有花马池，还有莲花池、波罗池、滥泥池、苟池等14处盐湖，产量丰富。畜牧业也很发达，皮毛产量很大。药材资源丰富，甘草等转销全国各地。
由于上述各方面的因素，定边在明清之际商品经济发展迅速。主要表现在以下几点：
第一，边塞军市的开辟与壮大。
晋西北、陕北在明代属于边塞要地，延绥边镇“驻军五万余人……每年需要粮料五十二万二千四百石，棉花七万三千二百四十二尺……这些东西本地是无法供应的……主要依赖本省的延安府、西安府、凤翔府运送……除这些地区长途运输以外，每岁仍缺少粮料十四万一千五百六十一石。明政府为了解决这一困难，每年拨给该镇银四万两，开中盐价九万三千一百五十八两，在当地购买粮食，补足所缺的十四万余石军饷”⑥。边防驻军是粮食、棉花、食盐的纯粹消费集团，庞大的军需市场带动了陕北商品贸易的发展。明中后期，随着屯田制的破坏和军饷制的实行，延绥边镇的军队及其家属的衣食所需就更加依赖于陕北市场的供应了。
第二，官路成为商道。
榆林至宁夏的大道，途经靖边和定边，这条路经过毛乌素沙漠，所使用的畜力以骆驼为主，往来驮运粮食、日用百货等物品。定边通往鄂托克旗的大道，关中、晋商把全国各地的百货、食品和药物等从榆林运至定边再与内蒙古各旗贸易，换取牛、羊、马、骆驼和皮毛、羊绒等。定边到榆林再到西安的南北大道，是明代运送粮食的主要道路，以后也是沟通陕北关中的主干道。
第三，市集数量的增加和规模的扩大。
万历《延绥镇志》卷二《关市》记载，榆林城中有“粮市、柴草炭市、盐硝市、杂市、木料市、驼马市、猪羊市”，另外，在沿边的神木堡、靖边营、新安边营、旧安边营、定边营开有“常市”。但是可以看出，这些集市主要是为政治军事服务的，具有计划性。到了清代，大型军需市场不再存在，陕北经济走上了商品经济发展的道路。
明初陕北市镇较少，到了乾隆年间市镇为34个，光绪年间(1875—1908)，已经增加到119个。仅定边县就有砖井堡、安边堡、柳树涧堡和盐场堡四大镇。不仅市镇数量增加，交易规模也不断上升。清末，定边羊毛产量20余万斤，被外来商人收购，甚至有洋商前来收购，运往海外。清末民初，陕北“羊毛出口，每年约4万—5万担”⑦。
第四，蒙汉互市的开放。
陕北地连蒙古，是蒙汉贸易的首选通道。蒙汉贸易的恢复再次拓展了陕北各地商品贸易的规模和数量。蒙汉互市中汉商以烟、茶、糖、棉、布、绸缎等日用百货换取蒙古牧民的牛、羊、马、骡、驴、皮毛等物品。清代后，蒙汉贸易市场进一步扩大。清末天津开埠，国内外对皮毛等畜产品的需求激增，推动了这一区域商品经济的发展。清末民初，陕北市场集中的蒙地皮毛、盐碱和其他各种土特产大量销往山西，再转运到天津，京津的日用百货甚至全国各地的日用百货也会经京、津、山西运往陕北和蒙古各旗。
第五，商人自己开辟商道。
从定边通向关中地区、包头等地的官道路途遥远，而且经过几十年的使用，道路两旁已经没有太多的草供牲口食用。再加上定边好多商人是贩卖的私盐，所以这些商人就开辟了另外的路通向关中、包头等地。从定边镇出发，经板窑、羊圈山到西峰，然后到凤翔、三原等地。到包头走的是海子梁这条草路。在周边商人的长期开辟下，这些道路慢慢变成了条条商路，成为商人的必经之路，同时带动了沿线的经济发展。一些居民在商路两旁开客栈、饭馆等。有些地区也逐渐成为商品集散地，并最终转变为今天的乡镇。
第六，延安以北地区日用百货需求的增加。
蒙汉贸易在陕北各地的商业中逐渐占据了重要地位。清代，陕北成为今内蒙古鄂托克旗皮毛等畜产品输送的中转站和日用百货的提供地。这一时期，陕北地区人口也有增加。陕北市场上需要大量的棉、布等，但是陕北地区以农业为主，手工业相当落后，延安以北“男力耕稼，女不谙纺织”。所需产品大量从山西、关中地区转输。这些都使得陕北地区日用百货需求增大。
第七，人口的增加。
明朝开始在陕北驻军，加强边防建设。几万名驻军的进入增加了陕北当地的人口，随军家属的迁入，后来实行军屯、商屯都增加了当地的人口。不断的开垦荒地以及政府政策的推动，再加上清朝时有不少人迁往陕北地区居住。白湾子镇的大批居民就是清末民初由榆林、神木逃难而来的农民。人口的增加，各种需求相应增加，推动了商品经济的发展。
定边地区的商品经济发展有其自身的特点。首先是从民间交易到政府蒙汉互市的开通。定边的地理优势以及资源分布使得本地居民有大量生活必需品不得不与周边地区居民交换而得，民间交易成为趋势，为当地老百姓所接受。蒙汉互市的开通是经济发展的需要。其次是从军事消费到商品经济。军事消费可以看成是政府的政策导向，但是在一定程度上带动了当地商品的贸易，如一些商屯的出现，商道的发展，市镇的开辟等。到清代陕北地区就发展成为商品经济。最后，从省内交易到周边区域的大规模交易。从最初的满足当地居民需求的交易发展到满足驻军的需求，再到商品经济的发展，成为北方东西交流的主干道。明清时期定边市场的形成和发展，基本满足了当地居民及周边地区的生产、生活需要。定边虽地处高原地带，农产品单一，手工业不发达，但处于四省交界处，有利于产品交换，满足居民不同层次的消费需求。其次，资源的合理配置，发挥了优势产业。定边地区盐业资源发达，与蒙古交界区属宜牧地区。盐业与畜牧业成为定边的经济支柱，用这些资源换取粮食、日常用品等。第三，有利于地区的开放与进步。商品经济本身就具有开放性。定边地区市场的开放与发展，是商品经济发展的表现，商品交换会带动社会的变化，文化的交流，有利于定边地区以及整个陕北地区的开放与进步。最后，沟通了西北和东部的经济交流，活跃了不同经济区域的市场。定边的市场不仅汇集了本地的产品，还有蒙古地区的畜产品，宁夏的盐业，关中的粮食、茶叶和手工业等，山西的农副产品、手工业产品，甚至还有从各地输到京津地区再转输到定边的产品。
二、盐马古道与定边“三宝”
明清时期，盐马古道的开通，有利促进了定边的物资流通，使定边的土特产品经这条商道流转出去，将定边的资源优势转化为经济优势、产品优势转化为效益优势。
定边有三宝，食盐、皮毛、甜甘草。因此，明清时期在这条漫漫盐马古道上向外流转的除了花马池的盐以外，大宗商品就是皮毛与甘草。
(一)皮毛
定边县内，历来畜牧业发达，多产皮毛，不仅行销全国各地，且为外贸出口的主要商品，在全县经济与人民生活中居主要地位，被誉为“老三宝”之一。尤其西部地区出产的九道弯白二皮毛，更享有盛誉。
远在周秦时期，境内为多民族杂居区，家畜野兽的毛皮已成为人们衣着居住的主要原料。清《定边县志》记载，定边多产黑、白羊皮，狼皮，狐皮，羊绒，羊毛毡等。还说“……羊毛、羔皮为特产，质色之良，不让北美、南粤”。岁销诸色绒毛20余万斤，皮张8万多张。民国时，年产皮张6万余张，绒毛30余万斤。民国二十五年(1936)定边解放后，共产党和人民政府奖励耕牧，皮毛生产大获发展。据民国三十五年(1946)三边贸易分公司统计，全县白二皮毛就收购2万余张，制成裘衣2700多件，行销后，赢利占全国商品总利润的25%。对粉碎国民党对陕甘宁边区的经济封锁、支援抗日战争发挥了巨大的作用。
定边向外输出的皮毛种类计有：
县内从古至今，皮张基本有两种，即野兽皮和家畜皮。其变化过程是：前者由多到少，后者则由少到多。分述如下：
1.野兽皮
据传县境内，历史上曾有狼皮、虎皮、豹皮、野猪皮、野牛皮、野马皮、野驴皮、黄羊皮、狐皮、野兔皮等。20世纪50年代尚可见一两张狼皮、黄羊皮。今只存狐皮、野兔皮，所产无多。野兔皮全年均产，秋、冬季节较好。狐皮产于冬季，故有“冻冰狐子”之说。狐皮色泽光艳，质地优美，价值昂贵，过去小康之家用来制作衣领，殷实富户用来制作褥子或大衣。
2.家畜皮
(1)山羊皮。清代至民国时期，除县民自用外，年约行销三四万张，现在年产约六七万张。分布较为普遍。大致分为三种：
①绒皮。为秋末冬初宰杀的山羊皮，靠皮板有一层薄绒，毛长。
②板皮。为仲夏至初秋宰杀的山羊皮，全为粗毛，无绒层。
绒皮和板皮的特点是毛不沾，防潮防风性能好，多制作皮衣。20世纪末，全县年产板皮10万张。
(2)绵羊皮。清代至民国时期，多为县民自用，做皮衣御寒，行销不多。现在年产数万张。主要产于滩地。一般分为五种：
①胎皮。为产后即死亡的羊羔皮，毛短板薄，可做小件皮衣。
②二毛皮。为一月至两月的羊羔皮，毛色洁白弯曲成穗，经久不沾，俗称“九道弯弯白二毛”。县内特产，蜚声全国，出口佳品。过去，凡本地富户或外来商贾、官吏，无不购置。年仅生产数百件。产于县西南山畔和北滩地区，以红柳沟、盐场堡产品最佳。20世纪90年代至20世纪末全县年产二毛皮3万张。
③七月皮。为农历七月宰杀的绵羊皮，毛短板薄，制作皮衣，既防寒又轻柔。
④冬皮。为农历八月以后至初冬宰杀的绵羊皮，防寒性能优于七月皮，较厚重。
⑤细毛羊皮。为新中国成立后新引进的绵羊品种，毛细长而厚。其皮制作大衣，厚重保暖。
(3)牛皮。一年四季均产，以南部山区为多。其特点是张叶大，质地优良。为制作皮鞋和车马逸具的上好原料。20世纪90年代之后，随着耕牛的减少而稀缺。
(4)狗皮。为冬季宰杀或勒死的狗皮，毛长绒厚，防潮御寒，是制作褥子和皮暖鞋的上好原料。
其次，县内家畜皮张还有驴皮、马皮、骡子皮、猫皮、兔子皮、獾皮等。
县内特产皮毛，作为大宗商品交易于市井，当兴起于清代后期，嘉庆年的县志上仅记有羊皮、狼皮、狐皮、羊绒几种，且列入杂产项下。至光绪年的乡土志上，不仅记载品类增多，而且有皮毛制造和商务经营的记载，除本境加工部分皮毛外，大量作为原料行销外境。主要有：
二毛皮：商人陆运至山西交城、大同，转售外商，约3万余张；
黑猾皮：商人陆运至河北顺德，转售外商，约2000余张；
山羊皮：商人陆运至山西绛州，或就地售外商，均运至天津出口，约三四万张；
狐皮：陆运至三原，约千余张；
羊绒：陆运至同州、三原等地，约两三千公斤；
白春毛：陆运至宁夏横城，水运至包头，再陆运至天津，发外商，约10万公斤。
清末定边皮毛经营已属可观。洋人觊觎其利，遂在安边、定边等地设立洋行，高薪雇佣华人收购，转输出口。
民国以来，皮毛经营者渐少，行商坐贾，竞争其利，多来自河北顺德府和本省榆林、关中等地。定边解放后，始有公营皮毛的商户，初为定边贸易局，后改三边贸易分公司。为筹集抗战资金，边区政府于民国三十二年(1943)在三边物资局下设“三边皮毛庄”。总庄置于定边。先后在盐池、靖边、吴旗设分庄。定边向内又以区治设皮毛收购站，委托各区供销合作社代理收购。从此，县内皮毛经营多为公营。但私营量仍然不小，计全县185家商店中，有22家专营或兼营皮毛，以万丰恒为最，占私营皮毛的30%左右。这一时期，因东、南、西三面受国民党的经济封锁和军事包围，所以大量皮毛由北路经包绥转输出山西、天津等地，换取外汇或解放区军需民用物资。
(二)甘草
定边盛产甘草，以其品质好、产量高、销路广而蜚声全国。与县内所产食盐、皮毛齐名。亦为“老三宝”之一。中国第一部药物经典著作《神农本草经》中，所载356种中草药，将甘草列为上品。1500年前陶弘景所著《本草经集注》中，称甘草为中草药的“国老”，并说，“此药最为众药之王，经方少有不用者”。民间至今尚有中医治病“十方九草”之说。
定边甘草原属内蒙古“王爷地”甘草带之余脉，过去称“西草”或“梁外草”。皮有棕红色或暗红色之分，前者多生长在沙地，后者多生长在泥土地，但不论棕红色或暗红色，其性味形同，用途无异，质地均上好，是中国传统的外贸与内销的最佳品种。其中生长年久根头突大呈块状者称“榔头”，质最佳。无突块呈条柱形者谓“毛草”，质稍次。间有中心部色褐质坚者称“铁心甘草”，民间用于治疗腹痛及产妇临盆血迷等症，效果极佳。
县内甘草分布较广，白于山北麓东起郝滩，西至红柳沟，长90多公里，至长城南北20多公里的区域内，为甘草的主要产区。以安边、砖井、贺圈、红柳沟、城关、盐场堡、周台子等乡镇出产最多，占全县甘草总量的90%左右。郝滩、纪畔、冯地坑、姬塬、罗庞塬、张崾崄等乡亦有零星分布。近几十年内，由于大量采挖，不培植保护，加之大面积垦荒种地，植树造林，以及村镇、道路的建设，甘草生产面积逐渐缩减，单位面积产量逐渐下降，有些地方几近枯竭。目前，生长甘草面积约0.8公顷左右，每亩平均可产甘草200—300公斤，总储量约有5—6万吨。
定边甘草生产起于何时，史籍无考。传说清朝初年，民间已有零星采挖。光绪初年，外国列强以传教手段将侵略的触角伸入三边，即已垂涎定边三宝之利。光绪二十六年(1900)，“三边教案”发生后，洋人即乘机插手甘草经营。他们高薪雇佣本地商人，大量收购甘草，转销牟利。光绪三十二年(1906)，知县吴命新编修的《定边县乡土志》中说，县内年产甘草约三四万斤。
民国时期，甘草生产逐渐发展。据传，那时甘草生长茂盛，边地皆是。“榔头”(甘草头)多露出地面，根粗且长，采挖较易，一个劳力日可挖百十斤。民国十年(1921)，年约生产甘草上百万斤。为时不久，又冷落下来。民国二十五年(1936)定边解放后，共产党和人民政府大力提倡甘草生产，并发动机关干部、驻军官兵大量采挖。驻军警二团曾挖到一根长4米、直径7厘米的甘草，还拿到延安进行展览。民国二十九年(1940)仅一、二、三区(含今城关、贺圈、红柳沟、纪畔、白湾子、油房庄等乡镇)群众挖甘草56万余斤。翌年，“皖南事变”后，陕甘宁边区经济十分困难，中共中央提出“自己动手，丰衣足食”的方针，全边区开展大生产运动，定边群众更加大量采挖甘草，年产量达百余万斤。解放战争时期，兵荒交集，甘草生产几近停滞。
据《定边县乡土志》记载，清光绪年间，定边所产甘草，先陆后水，运至川、滇、黔、粤诸省，年约行销三四万斤。民国年间，私商渐兴，晋、冀、鲁、豫、津、包、沪、宁行商坐贾，相继来定。或坐庄收购，输转运销；或就地加工，成品转输。于是甘草生产日有发展，产量增多，销路拓广。除远销南方诸省外，又新开包头、郑州、太原、天津等销路。民国十三年(1924)以后，山西保德籍行商专营甘草生意，发往包头、天津等地销售，年达四五万斤。嗣后，内蒙古、盐池以及天津等地行商来定边合股收购甘草，年达二三十万斤。加工后，经包头、太原运至天津，转销香港及东南亚各国。自此，定边甘草蜚声中外。陕甘宁边区时期，工农政府采取积极扶持、保护工商业政策，地税优惠，广招外埠甘草商来定边坐庄经营。所收的甘草，多数运往国统区销售，换回边区军民生产、生活必需品。新中国成立初，甘草销售公私兼营，互行不悖。
三、盐马古道与定边市场网络的初步形成
聚者为集，道通市活。明清时期，定边境内四通八达的盐马古道，将沿途分散的村野集市、骡马大会珠串在一起，形成定边粗具规模的市场网络体系。
过去，定边一带地广人稀，居住分散。从明代至清朝初期，除定边、砖井、安边三镇外，乡间各营堡亦有官署设置及庙宇建筑，也是周围乡民交易的市场，且各有几家杂货铺。饭馆常年营业。地处商旅大道要冲的红柳沟镇，以其特殊的地理位置，繁华兴盛于其他各堡。乡间少数较大村庄的庙会成为临时性的集市。民国以来，堆子梁、白泥井由于教堂的设立，且又修筑了土寨，逐步形成集市。位于苟池湖畔的杨凤渠子村，也以盐利而发展成有街面的较大村庄。乡间各堡则随着时代的变迁而由繁华变为萧条乃至无人居住。残垣断壁之间，由废墟变为农田。除定期区域集市外，定边还有全县的交易大会，这就是骡马大会：
(一)县城三、六、九月会
旧志载：“东狱庙在县城东门外，每年三月二十八日赛祭，四方贸易咸集”。明万历十八年(1590)，东狱庙前举办了牲畜交易会。除牲畜外，其他农副产品亦纷纷上市。三月会由此开始。清乾隆元年(1736)，知县以交易会利，遂发榜定于每年三月二十、六月十五、九月十五为骡马大会期。
民国时期，骡马大会均由商会主办，会费从街面店铺抽取。其间，蒙古族人民多来举行传统的赛马，每年骡马会牲畜约数千头。
骡马会虽无专门的经纪组织，但专业的或临时的经纪人却不少，俗称牙子。因易买易卖者多系蒙民，所以牙子亦多娴熟蒙语。马连堂、艾德云、马吉祥、陈有才、李满、万国臣、高平安等人即以牙行为业。
(二)安边二、六、十月会
相传，县内骡马会始于安边。元至顺三年(1332)二月，鄂尔多斯草原蒙古族部落有名的阿布拉达汗牧主，因当地缺草，移数百头牲畜于深井儿(安边旧称)，附近商贾和农民纷纷前来，一购而空。翌年六月，阿布拉达汗会同蒙胞数人复来易卖牲畜，很快脱手。至此，每年二月和六月，不少蒙民驱赶大批牲畜届时而至，招来宁、甘、晋、豫、冀等省的客商购买牲畜。明置安边营后，守备官员以二月、十月农闲，动员商民十月办会。崇祯年间正式形成二、六、十月会，十月会最盛。二、十月会址设东关，六月会设西关。
① 陈子龙等辑：《明经世文编》卷四十六，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357页。
② 《明史》卷八，《食货志》。
③ 吴承明：《中国资本主义的萌芽》，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234页。
④ 《延绥镇志》卷一之三，《地理志·风俗》，第55页。
⑤ 《安定县志》卷一，《风俗》，第32页。
⑥ 田培栋：《明清时代陕西社会经济史》，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版，第39页。
⑦ 《陕行汇刊》卷二，第十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