市场的激烈竞争，机遇转瞬而逝，风险无处不在。聪明的商人群体在面对市场千变万化时，能够审时度势，扬长避短，避实就虚，不断开拓有利市场，艰难图存。明末清初，陕西商人弃淮入川的经营战略调整就体现了陕商的这一经营特点。
　　陕西商人赴川经商起源很早，还在宋代就有许多陕西商人入川贸易。进入清代后，川中经张献忠和清兵战火焚烧，人口稀少，大量秦人移垦川省，形成“秦人填四川”的移民潮。川北各地基本上都是陕西人，他们与当地居民相互杂居，互通婚姻，完成了客帮商人的本土化过程。所以，清代《成都竹枝词》中说：
　　大姨嫁陕二姨苏，
　　大嫂江西二嫂湖。
　　戚友相逢问原籍，
　　现无十世老成都。①
　　这些入川的陕西商人，头戴瓜皮帽，身披钱褡子，以敏锐的市场眼光横扫川蜀大地，到处投资创业，着实在巴蜀大地上刮起了一场商品经济的“西北风”。当年四川有句民谣说：“皇帝开当铺，老陕坐柜台；盐井陕帮开，曲酒陕西来。”②比较准确而全面地概括了这一过程。
　　明成化三年(1467)，“叶琪变法”后，秦、晋、徽三帮商人在淮扬盐场的实力对比有了新的变化。明代后期淮扬盐场的徽商势力迅速增长，他们在竞争中力克陕商坐上了淮扬盐场的第一把交椅，陕西盐商只能屈居第二，位列晋商之上，对此，万历《扬州府志》做了肯定的记述，“扬州皆四方贾人，新安最盛，关陕山西、江右次之”③。这种状况一直维持到明末。受徽晋两帮夹击，陕商发展受阻。面对这种市场竞争格局的急剧变化，陕西盐商沉着应变。他们不计较已有的市场得失，而是抓住川盐因战争破坏而产销受阻，资金短缺，蜀人又不懂行盐的有利时机，避实就虚，果断地实行“弃淮入蜀”的经营战略转移，抢先为自己在川盐运销领域占得一席之地。结果化劣势为优势，不仅逃脱了嘉道年间在淮经商衰落的悲惨命运，而且为自己在川盐产销领域开辟了广阔的发展余地。
　　陕商最初在四川办钱庄，办典当，办商号积累资本，“川省正经字号皆属陕商”④。到乾嘉年间，陕商利用清廷对川盐实行“招商认引”的政策机遇，又一次进军川盐贩运，使川盐贩运大部分掌控在陕商手中。正如自贡《西秦会馆关圣帝庙碑记》所载，“三秦客友，运榷黔滇，运樯万艘，出没于穷濆窳渘之内”。⑤雍正以后又采取“借地入股”的方式进入井盐生产，使“川省井盐投资秦人占十之七八”，⑥成为左右自贡盐场经济命脉的大型盐商资本集团，成就了四川井盐的历史辉煌。四川自贡的井盐是陕商一手搞起来的。自流井的磨子井、耳勺井、源发等高气田盐井都是陕西商人开发的，陕西商人创造的用竹筒输送盐水的“竹枧”如同今日的输油管道一样，将自流井与贡井连接在一起，这就是今天自贡的由来。同光年间，自流井盐场火旺于卤，贡井盐场则卤旺于火，光绪二年(1876)，陕商李德山创大生枧，把贡井的卤水枧到自流井，每天过水3000多担。据说卤水枧始创于老陕，后来资本雄厚的盐商都自办卤枧，当时有十大枧，⑦可以说是陕西商人一手促成了自贡市盐业的崛起。当年自贡的八店街就因八家陕商字号掌握着自贡的金融流通而得名。自贡乾隆二十五年(1761)设立的“西秦会馆”，当地人称为“陕西庙”至今仍是自贡著名的文化景点。陕西商人高绍棠开办的“协兴隆”盐号，72家分店，从自贡一直排到贵阳，沿途可以不入别家分店。渭南孝义镇的严家在四川犍为五通桥有乾记盐号，赵家有元记盐号，二号规模很大，既经营烟坊又办运销。八店街的陕商苏家在仁怀厅有20多家字号，到乾隆年间像“协兴隆”“恒盛源”这样的陕商盐号、盐店在川省就有152家，其中仅自流井一地就有119家⑧。他们于1736年在自贡集资兴建了富丽堂皇的“西秦会馆”，初修时耗费5万两白银，均由各家盐号捐资，捐银最多者达3000余两，并以此作为陕西盐商的活动中心。而且依照地形还别具匠心地将会馆建筑设计为船形，寓意欲将四川银子运完，充分显示了陕西盐商在川盐运销领域的实力。所以，《成都竹枝词》中说：
　　会馆最多数陕西，
　　秦腔梆子响高低。
　　观戏人多坐板凳，
　　炮响酬神散一齐。⑨
　　七十二行，金钱为王。清初许多陕西人上甘陇，入川蜀，经营金钱、典当业，将当铺开遍了陇蜀大地。清代四川的一句民谣说：“要发财，找老陕”，并且形象地说在四川做生意的陕西商人比豆腐和狗都多，叫作“豆腐、老陕、狗，走尽天下有”。经营银钱业是最赚钱的生意，有一首《都门新竹枝词》说山陕商人的典当业是：
　　西商妙算果通神，
　　典当堂开用纹银。
　　就便亲爹新出世，
　　三分一律不饶人。⑩
　　清代在四川开设典当、钱庄的基本都是陕西商人。“四川省之典当业，在前清时颇为发达，当时董斯业者，大都系陕西帮”。(11)由于陕西商人经营的钱庄、字号“组织严密，办事认真，又实行低息的经营策略，如当时钱业有‘利不超过三分’的规定，而陕西人在四川办的当铺‘腊月十五以后，减至二分，销利者昼夜拥挤，至地方公私款项亦多交当生息’加之当时川省人民俭朴，十当九赎，不愿当死”，(12)故陕西钱商在四川省聚敛了巨额财富，到雍正时他们已发展成为拥有雄厚资金的商业高利贷资本集团，掌握着四川的金融流通。有一首《成都竹枝词》形容四川的陕西商人是：
　　忽官忽号忽商家，
　　配引征厘解宪衙。
　　满道夷歌骡马至，
　　来时驮药去时茶。(13)
　　川省各县均有陕西典商的字号：
　　三原第五君“贾于四川富顺县为典商……执估衣铺领袖”。(14)
　　遂宁县“前清当商以定一、珍益、谦益三号资本最为雄厚，然皆陕西人开”。(15)
　　涪陵的当铺“乾隆时多为陕西人挟资而来，放债剥利，布满樊家巷，其中以公质、和兴两当店最大”。(16)
　　成都仅三原、泾阳二县人开的当铺就有48家。(17)
　　清代的兰州，金融之权，操于山陕津帮之手。而“钱庄药号，秦人居多”(18)。其中最大的七家驻庄钱庄中有四家是西安、三原老号在兰州开设的分庄，它们分别是义兴源、敬盛丰、自立久、德樊恒(19)。韩城人吴大鹏在兰州开设的天福公钱庄更是同业中的大户，该店本利2万两银子，一次分红就5000两白银(20)。在兰州有不少钱庄因经营货币兑换业务而发展成为金店，大多数金店是由陕帮商人开的，西安人苏彼坡开的济源长、付功勋开的天宝成，合阳人杨昆山开的苏盛魁，渭南人吴荫亭开的德义成，韩城人柳舜如开的德顺成、越新斋开的晋茂昌，以及庆胜涌、万源富等十余家金店，都是清一色的陕西帮。其中历史最长由茂盛魁缎楼转化来的茂盛魁金店，开业资本才30两黄金，而营业额均在500两以上，仅一个新疆客商在茂盛魁购买的黄金一次就达200两之多。(21)
　　西宁地处西北边陲，该地的金融业，多由善于经营的山陕帮商人垄断。清末民初，西宁当铺处于全胜时期，前后计有当铺600处，其中两家是陕商或陕晋商人合办的，它们是庆盛当、益恒当，这两家当铺资本雄厚，每家皆为银币万元上下(22)。在乌鲁木齐设典肆者也多陕甘人，典息取至五六分，取三分者，则谓之官当。(23)
　　渭南阳郭镇的贺家更以经营典当而势倾全省。凭光里的贺甲弟，业典陇上有著声，县太爷送一联云“廉贾四方闻，拼将缗镪微收，已播仁声于陇上”(24)。高陵程希人早年从父客城固，开当铺于川湖间，是有名的钱商。泾阳的王桥于家在汉中、四川设典当，四川的当铺名恒泰盛，堂名“务本堂”，在汉中就有他家设的当铺七大号。三原东关的胡历廉家在四川开当铺，放高利贷，同治年间一次捐银五六万两。(25)
　　① 雷梦水：《中华竹枝词》，北京古籍出版社1997年版，第五册，第3178页。
　　② 凌守勋：《清代宜宾酿酒业与酒文化》，《中华文化论坛》2009年第4期。
　　③ 万历《扬州府志》《序》。
　　④ 张肖梅：《四川经济调查》，《四川经济参考资料选辑》第4章。
　　⑤ 郭广岚：《西秦会馆》，重庆出版社2006年版，第140页。
　　⑥ 《四川盐法志》卷首《圣谕》。
　　⑦ 黄植青：《李友四堂从发轫到衰亡》，《自贡文史资料选辑》第8辑，第155页。
　　⑧ 郭广岚：《西秦会馆》，重庆出版社2006年版，《西秦会馆关帝庙碑记》。
　　⑨ 雷梦水：《中华竹枝词》，北京古籍出版社1997年版，第五册，第3518页。
　　⑩ 芝兰主人：《都门新枝竹词》，第351页。
　　(11) 胡柏益：《烟茶布三帮在西北运销情况》，《陕西文史资料选辑》第23辑，第171页。
　　(12) 张肖梅：《四川经济调查》，《四川经济参考资料选辑》第4章。
　　(13) 雷梦水；《中华竹枝词》，北京古籍出版社1997年版，第五册，第3255页。
　　(14) 《重修鲁桥镇志》卷7。
　　(15) 《遂宁县志》卷7，第8页。
　　(16) 《涪陵文史资料选辑》第1辑，第153页。
　　(17) 马长寿：《陕甘回民起义历史资料调查记录》，陕西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66页。
　　(18) 萧梅性：《兰州商业调查》，第2页。
　　(19) 潘益民，《兰州工商业与金融业》，第169页。
　　(20) 郑立青：《我在兰州天福公钱庄的经历》，《甘肃文史资料选辑》第14辑，第89页。
　　(21) 杨昆山：《甘肃文史资料选辑》，第14辑，第89页。
　　(22) 寥振庭：《解放前西宁一带商业和金融业概况》，《青海文史资料选辑》，第1辑，第117页。
　　(23) 《新疆志稿》卷2，第134页。
　　(24)(25)马长寿：《陕甘回民起义历史资料调查记录》，陕西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66、20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