参考文献
3 沦为国民党政府的御用工具
1927年底的商会存废问题大讨论以后，国民党政府高层领导内部，对商会存废问题的政见有所分歧。国民党政府工商部觉得原有的商会组织形式对国家的经济建设事业不无可用之处，原先为取得中小工商业者支持而组织起来的商民协会已不适应形势的需要，并在1928年8月颁布了经过修订的新《商会法》和《商会法施行细则》，在法律上肯定了商会的存在地位，只不过对旧商会进行一些改造而已，可以说是基本上接受了各省商会代表大会的意见。
但是，国民党中央商人部益发主张撤销旧商会，以商民协会取而代之，并在1929年3月举行的国民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再次向商会发难。上海国民党党部代表陈德正、潘公展，向会议提出了《请解散各级商会以统一商民组织》的议案。议案中说：商会过去之历史，完全由商棍操纵把持，运用其地位勾结帝国主义军阀，危害党国。在此之前，全国商会联合会在决定民主推选主任委员时，曾对上海市党部的警告，提出过“商会是否应受党部管辖?全国商会联合会是否应受上海特别市党部警告”的诘问，现在也被市党部作为依据，指控商会反抗党国，逆迹昭著，应予解散。同时还指使上海市商民协会组织请愿团，赴南京要求国民党政府解散商会。
面对上海市党部和商民协会的联合进攻，上海总商会及各工商团体纷起反击，30余个团体在上海总商会议事厅召开联席会议，又一次掀起了商会存废问题的大讨论。总商会会董虞洽卿在会上慷慨陈词，说：商人现在处于危难的地位，应该有互相求助的决心。商人在社会上有良好的成绩，对革命更有极大的帮助，而国民党第三次代表大会竟然有人提议要取消商会，这实在是太忘旧了。与会者也纷纷发言，表示“誓必竭力奋斗”，维持商会之应有地位。会议一致决议致电国民党第三次代表大会主席团，要求体察商人情形，维持商会；同时推派虞洽卿等人赴南京请愿，向国民党政府提交《全国商会请愿书》。请愿书力陈商会不应撤销的理由说：商会为实际革命之团体，并非土豪劣绅和买办的组织，更是全国内外商民的正当组织。无论就革命功绩还是革命能力而言，商民协会根本不能与商会相比。商会系商民信仰所在，一旦取消而引起社会动乱，政治和经济问题就会成为政府忧虑之事，到时再想要恢复恐非容易之事，难免悔之晚矣。
在上海总商会及其下属团体的联合力争之下，市党部未能顺利达到以商民协会取代商会的企图，但是并不就此罢休，紧接着又导演了一幕砸抢上海总商会的丑剧。1929年4月22日和24日，一个名为“全国救国会”的组织和商民协会一起先后两次冲进总商会会所，大打出手，捣毁器物。事后为掩盖丑闻，那些打手们伪装受伤住进医院，企图栽赃总商会，还阻止上海各报刊登总商会所拍的现场照片，力图封锁消息。事实上当时上海总商会已搬往他处办公，原会所内根本没有商会人员，完全不可能发生商会人员打伤商民协会等人的事情。不仅如此，国民党上海市当局还坚持要对上海总商会进行制裁，在5月1日举行的第17次执委会常委会上，作出了呈请国民党中央解散总商会并通缉总商会负责人冯少山的决议。
5月2日，国民党中央第7次常务会议决定，指派虞洽卿等34人组成上海市商人团体整理委员会(以下简称商整会)，同时命令上海市商民协会、上海总商会、上海县商会(即南市商会)和闸北商会一律停止活动，接受整理。
23日，国民党中央第14次常会通过并颁布了《上海特别市商人团体整理委员会组织大纲》，对商整会的职权范围等问题作了如下规定：登记旧日上海商民协会、上海总商会、闸北商会、县商会之会员；草拟统一团体之章程；筹备统一团体之一切组织程序。25日，上海市商整会正式成立，立即着手开展商人团体整理工作。商整会虽由原总商会、县商会、闸北商会的6名代表和商民协会的1名代表为常委，但他们的工作完全处于国民党中央和上海市党部的严密指导和监督之下，并明文规定：“应将工作情形每月呈报中央及当地高级党部、主管行政一次。”接着国民党上海市党部又颁布了上海商会改组条例，规定新商会必须“服从当地国民党的指示和命令，并受当地执政机构管辖”。1930年6月21日，完全按照国民党政府的旨意改选后的上海市商会终于宣告成立。
在对上海总商会进行整理的同时，国民党政府也对全国的商会展开了全面的整理。在1929年，当上海的商民协会向总商会发起攻击的时候，其他地方也发生了商民协会与商会冲突的事件。如北京的商民协会要求国民党中央命令北京军警当局解散北京总商会；济南的商民协会指控济南商会依附军阀反对革命，致使商会会长遭公安局逮捕。1930年6月，国民党中央通过了3项各地商人团体改组办法，规定浙江、广州、上海三地由中央指派设立商人团体指导改组机关；广东、广西、江苏、安徽、湖北、云南、贵州、南京、汉口、青岛等省市各商人团体，由当地党部依据新定商会法和工商同业公会法指导改组。
此后，一直到1949年，商会作为一种最普遍的工商界团体组织依然存在，在维护工商界利益、促进经济发展、抵抗外国经济侵略方面仍然发挥着积极作用。但是原先那种活跃的参政活动受到抑制，民主精神受到削弱，实际已从一种以商人自治自律为主体功能的社会团体，转变成为国民党政府统治工商界的御用工具。
但是，国民党中央商人部益发主张撤销旧商会，以商民协会取而代之，并在1929年3月举行的国民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再次向商会发难。上海国民党党部代表陈德正、潘公展，向会议提出了《请解散各级商会以统一商民组织》的议案。议案中说：商会过去之历史，完全由商棍操纵把持，运用其地位勾结帝国主义军阀，危害党国。在此之前，全国商会联合会在决定民主推选主任委员时，曾对上海市党部的警告，提出过“商会是否应受党部管辖?全国商会联合会是否应受上海特别市党部警告”的诘问，现在也被市党部作为依据，指控商会反抗党国，逆迹昭著，应予解散。同时还指使上海市商民协会组织请愿团，赴南京要求国民党政府解散商会。
面对上海市党部和商民协会的联合进攻，上海总商会及各工商团体纷起反击，30余个团体在上海总商会议事厅召开联席会议，又一次掀起了商会存废问题的大讨论。总商会会董虞洽卿在会上慷慨陈词，说：商人现在处于危难的地位，应该有互相求助的决心。商人在社会上有良好的成绩，对革命更有极大的帮助，而国民党第三次代表大会竟然有人提议要取消商会，这实在是太忘旧了。与会者也纷纷发言，表示“誓必竭力奋斗”，维持商会之应有地位。会议一致决议致电国民党第三次代表大会主席团，要求体察商人情形，维持商会；同时推派虞洽卿等人赴南京请愿，向国民党政府提交《全国商会请愿书》。请愿书力陈商会不应撤销的理由说：商会为实际革命之团体，并非土豪劣绅和买办的组织，更是全国内外商民的正当组织。无论就革命功绩还是革命能力而言，商民协会根本不能与商会相比。商会系商民信仰所在，一旦取消而引起社会动乱，政治和经济问题就会成为政府忧虑之事，到时再想要恢复恐非容易之事，难免悔之晚矣。
在上海总商会及其下属团体的联合力争之下，市党部未能顺利达到以商民协会取代商会的企图，但是并不就此罢休，紧接着又导演了一幕砸抢上海总商会的丑剧。1929年4月22日和24日，一个名为“全国救国会”的组织和商民协会一起先后两次冲进总商会会所，大打出手，捣毁器物。事后为掩盖丑闻，那些打手们伪装受伤住进医院，企图栽赃总商会，还阻止上海各报刊登总商会所拍的现场照片，力图封锁消息。事实上当时上海总商会已搬往他处办公，原会所内根本没有商会人员，完全不可能发生商会人员打伤商民协会等人的事情。不仅如此，国民党上海市当局还坚持要对上海总商会进行制裁，在5月1日举行的第17次执委会常委会上，作出了呈请国民党中央解散总商会并通缉总商会负责人冯少山的决议。
5月2日，国民党中央第7次常务会议决定，指派虞洽卿等34人组成上海市商人团体整理委员会(以下简称商整会)，同时命令上海市商民协会、上海总商会、上海县商会(即南市商会)和闸北商会一律停止活动，接受整理。
23日，国民党中央第14次常会通过并颁布了《上海特别市商人团体整理委员会组织大纲》，对商整会的职权范围等问题作了如下规定：登记旧日上海商民协会、上海总商会、闸北商会、县商会之会员；草拟统一团体之章程；筹备统一团体之一切组织程序。25日，上海市商整会正式成立，立即着手开展商人团体整理工作。商整会虽由原总商会、县商会、闸北商会的6名代表和商民协会的1名代表为常委，但他们的工作完全处于国民党中央和上海市党部的严密指导和监督之下，并明文规定：“应将工作情形每月呈报中央及当地高级党部、主管行政一次。”接着国民党上海市党部又颁布了上海商会改组条例，规定新商会必须“服从当地国民党的指示和命令，并受当地执政机构管辖”。1930年6月21日，完全按照国民党政府的旨意改选后的上海市商会终于宣告成立。
在对上海总商会进行整理的同时，国民党政府也对全国的商会展开了全面的整理。在1929年，当上海的商民协会向总商会发起攻击的时候，其他地方也发生了商民协会与商会冲突的事件。如北京的商民协会要求国民党中央命令北京军警当局解散北京总商会；济南的商民协会指控济南商会依附军阀反对革命，致使商会会长遭公安局逮捕。1930年6月，国民党中央通过了3项各地商人团体改组办法，规定浙江、广州、上海三地由中央指派设立商人团体指导改组机关；广东、广西、江苏、安徽、湖北、云南、贵州、南京、汉口、青岛等省市各商人团体，由当地党部依据新定商会法和工商同业公会法指导改组。
此后，一直到1949年，商会作为一种最普遍的工商界团体组织依然存在，在维护工商界利益、促进经济发展、抵抗外国经济侵略方面仍然发挥着积极作用。但是原先那种活跃的参政活动受到抑制，民主精神受到削弱，实际已从一种以商人自治自律为主体功能的社会团体，转变成为国民党政府统治工商界的御用工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