参考文献
第三节 家庭宅院与日常活动空间
住宅与院落组成了家庭生活的微观居住环境,对宋代商人家庭宅院的布局进行研究是了解家庭生活的一个微观的视角。如果说关于宋代商人家庭住宅与经商活动空间的研究更多地侧重于探讨家庭与商业活动之间的关系而带有更多商业韵味的话,那么这部分的研究则侧重于较为单纯的日常家庭生活。住宅的功能与结构,以及院落的布置,既反映了家庭的经济实力,也反映了主人的生活旨趣与偏好,因此,商人家庭的院落布局也呈现了多种式样。总体而言,宅院的布局受家庭经济条件的制约较大,下文就依家庭经济实力的强弱分为富有商人家庭的宅院布局和一般商人家庭的宅院布局两种情况展开叙述。
一 富有商人家庭的宅院
宋代对家庭住宅做了较为严格的等级限制。“私居,执政、亲王曰府,余官曰宅,庶民曰家。……凡民庶家,不得施重栱、藻井及五色文采为饰,仍不得四铺飞檐。庶人舍屋,许五架,门一间两厦而已。”①然而,这些规定在当时并没有形成多大约束力,奢靡之风禁而不止。“甲第名园,越法逾制,别墅列肆,在在有之。”②司马光曾批评此风之盛:“宗戚贵臣之家,第宅园圃,服食器用,往往穷天下之珍怪,及一时之鲜明。惟意所致,无复分限。以豪华相尚,以简陋相訾。愈厌而好新,月异而岁殊。”③不唯宗室贵戚,有钱富室也往往一掷千金,对宅院进行豪华的装修。“明州城外五十里小溪村有富家翁造巨宅,凡门廊厅级皆如大官舍。或谏其为非民居所宜,怒不听。”④
住宅尚奢之风已然形成,力求豪奢,住宅逾制,院落园林化成为富有商人家庭宅院布局的基本特征。“宋丞相崔与之,号菊坡,理宗朝入相。归蜀建造府第,极其壮丽。里有豪商姓李,亦从而仿之,就倩崔府造屋匠人,一依崔府,绳墨尺寸不差,造屋一所。”⑤另有临安富商“王彦太,家甚富,有华室,颐指如意”。他出海进行远洋贸易期间,其妻子方氏常常“散步舍后小圃,舒豁幽闷”⑥。
园林式宅院是富商家庭最为豪奢的一种布局形式。这种宅院不仅占地面积广,结构复杂,功能区分明确,而且在立体空间上也有所突破,从而形成错落有致、观赏与实用效果俱佳的人居环境。
宋代来华经商的阿拉伯商人有很多定居在在广州和泉州两地⑦。随着阿拉伯商人的定居,外来的建筑风格也带到了移居之地,广州海商蒲家的宅院就是较为典型的带有异域风情的园林式宅院。蒲家世代经营香料,是当时广东最大的香料富商,蒲家宅院亭台楼阁尽在其中,其华奢程度堪称一时之最。史书记载:
番禺有海獠杂居,其最豪者蒲姓,号白番人,本占城之贵人也。既浮海而遇风涛,惮于复返,乃请于其主,愿留中国,以通往来之货。主许焉,舶事实赖给其家。岁益久,定居城中,屋室稍侈靡逾禁。使者方务招徕,以阜国计,且以其非吾国人,不之问,故其宏丽奇伟,益张而大,富盛甲一时。绍熙壬子,先君帅广,余年甫十岁,尝游焉。……獠性尚鬼而好洁,平居终日相与膜拜祈福。有堂焉,以祀名,如中国之佛,而实无像设,称谓聱牙,亦莫能晓,竟不知何神也。堂中有碑,高袤数丈,上皆刻异书如篆籕,是为像主,拜者皆向之。旦辄会食,不置匕箸,用金银为巨槽,合鲑炙、粱米为一,洒以蔷露,散以冰脑。坐者皆置右手于褥下不用,曰此为触手,惟以溷而已,群以左手攫取,饱而涤之,复入于堂以谢。居无溲匽,有楼高百余尺,下瞰通流,谒者登之。以中金为版,施机蔽其下,奏厕铿然有声,楼上雕镂金碧,莫可名状。有池亭,池方广凡数丈,亦以中金通甃,制为甲叶而鳞次,全类今州郡公宴燎箱之为而大之,凡用镮链数万。中堂有四柱,皆沉水香,高贯于栋,曲房便榭不论也。尝有数柱,欲羾于朝,舶司以其非常有,恐后莫致,不之许,亦卧庑下。后有窣堵波,高入云表,式度不比它塔,环以甓,为大址,累而增之,外环而加灰饰,望之如银笔。下有一门,拾级以上,由其中而环转焉如旋螺,外不复见其梯磴。每数十级启一窦,岁四五月,舶将来,群獠入于塔,出于窦,啁哳号呼,以祈南风,亦辄有验。绝顶有金鸡甚巨,以代相轮,今亡其一足⑧。
番禺是广州的古称,蒲家宅院的宏丽奇伟给人以深刻的印象,家庭的经济实力尽显其中。蒲家是宋元时期世代经营香料贸易的显赫家族,至明代才开始衰落。蒲家最显赫时是在宋末元初蒲寿庚这一代,蒲寿庚父亲开宗时从广州迁居到泉州。蒲氏家族中蒲寿庚曾官至市舶司。有学者认为⑨,蒲寿庚是在度宗咸淳末年(1274年)镇压“海寇”以后才于景炎元年(1276年)升任市舶司的,这时距宋灭亡仅有三年的时间了。文中所记为光宗绍熙年间(1192年)广州的蒲家宅院,此时当为蒲开宗时甚至更早,蒲家人尚无为官的记载,主要靠经营香料贸易起家、发家,因此,广州蒲家的豪华住宅应当主要来源于经商的收入。
“屋室稍侈靡逾禁”,住宅逾制是蒲家宅院较为突出的特点。住宅逾制与宋政府“使者方务招徕,以阜国计”的政策直接相关。香料是宋代进口蕃货中的主要商品,也是政府经济收入的重要来源。“宋之经费,茶盐矾之外,惟香之为利博,故以官为市焉。”⑩宋仁宗时,对香料进行征税和收购。“海舶至者,视所载,十算其一,而市其三。”(11)南宋偏安一隅,“经费困乏,一切倚办海舶,岁入固不少”(12)。宋政府鼓励中外商人积极经营海上贸易,优待外商,以攫取香料贸易的厚利,甚至对违制之事也采取迁就的态度,苏缄“调广州南海主簿。州领蕃舶,每商至,则择官阅实其资,商皆豪家大姓,习以客礼见主者。缄以选往,商樊氏辄升阶就席,缄诘而杖之。樊诉于州,州召责缄”(13)。蒲氏经营榷货以规厚利,家中财富非常人可比,又政府的招徕政策使得外商拥有较为宽松的政策环境,即使住宅逾制政府也对其采取听之任之的态度。
住宅的功能分区多而明确,家居生活与经商活动包含其中但并不混杂,这是蒲家宅院的另一个较为明显的特点。蒲家宅院大致可分为堂内、中堂、堂外三个区域。堂内有屋,是家人起居之所,既可以祭拜神明,也可容饮食宴集。蒲家信奉伊斯兰教,对此学者已成共识,堂中无神像而有碑文是与伊斯兰教信仰相符合的。蒲家“平居终日相与膜拜祈福”,看来祷告犹如饮食之需要日日进行,设在堂内就方便了许多。屋外有池亭,装饰华美,是家人日间闲暇休憩、夜晚赏月纳凉之所。在堂内家人的饮食起居游赏都可以满足,这里应当是蒲家家眷经常活动的区域。中堂与经商活动直接相关,是货物存储之地,曲房便榭的修建主要是为了这一目的,中堂与堂内相邻便于货物的看管。堂外是类似于塔的“窣堵波”,这里是家人海上贸易时祈风的神圣之地。每年四五月份在这里祈祷,一年中的利用率较低,此外塔远离楼阁,且修建得较高,也便于望风。从堂内、中堂、堂外三个区域的功能划分来看,越是居于内里,与家庭的日常生活关系越是紧密,此后随着层次的向外推衍,与居家生活的关系密切程度逐渐减弱,而与经商活动的关系密切程度逐渐增强。这种功能的划分符合家人日常生活的私密性和经商活动的开放性的需求和特点。由于蒲家宅院的占地面积大,可以将家庭生活与经商活动如此紧密地融合在一起。宅院内建有高楼,是在立体空间上的突破,身居其中无疑会增加视觉上的美感,从高低不同的视角使家人流连景致,同时也便于看管货物,防止盗贼偷窃名贵的香料。
宅外有别业也是富商家庭宅院布局的一种形式。正式住宅外另有别业的现象,在宋代官僚士大夫中较为普遍(14),富商之家有的也仿效此风。
释文莹的《湘山野录》中记载了北宋一位拥有别业的富商牛某,“高赀好义,宅在朱家曲,为薪炭市评,别第在繁台寺西,房缗日数十千”(15)。据《元丰九域志》载,朱家曲是东京南九十里的一个镇,因“洧水于此回曲而东”(16)得名,欧阳修《文忠集》记述了朱家曲周围的景象:
朱家曲自许县北门上,赤坂冈分道西行,入小路三十里,有村市临古河,商贾之贩京师者,舟车皆会此,居民繁杂,宛然如江乡(17)。
梅尧臣、欧阳修曾写诗吟咏此地美景:“蔼蔼桑柘岸,喧喧鸡犬邨。晓云连雨黑,秋水带沙浑。稍听邻船语,初分异土言。虽嗟远朋友,日喜近田园。”(18)“行人傍衰柳,路向古河穷。桑柘田畴美,渔商市井通。薪歌晚入浦,舟子夜乘风。旅舍孤烟外,天京王气中。山川许国近,风俗楚乡同。宿客鸡鸣起,驱车犹更东。”(19)可见,朱家曲由于邻近京师及便利的水路交通,成为市井聚集、商贾往来、货物中转之地,“居民繁杂”“初分异土言”恰恰说明了在此地居住和来往的人群中不少是外来的人口,其中客商应不在少数。富商牛某建宅于此当与这里有利的经商环境有关;同时,朱家曲也不失田园之美,虽然邻近京师市井繁盛,但依然保留了很多乡间的田园景色。“蔼蔼桑柘岸,喧喧鸡犬邨”“桑柘田畴美”“旅舍孤烟外”,都勾勒出了一幅水墨画般的乡间生活美景,在喧嚣的城市是不可能有这种清新自然的感受的。因此,牛某朱家曲的居住环境兼具经商的便利与田园生活的乐趣。
与之相比,富商居住在繁台寺西的别第则更多的是享受到了城市的胜景与繁华。繁台寺又称繁塔,建于宋开宝年间,塔高二百四十尺,位于东京外城的东南,是时人登高游览之地。繁塔至今遗址犹存,塔内有大量的石刻、模印佛像砖与墨迹,极为珍贵(20)。苏舜钦曾作诗谈及登塔时的感受:“孝王有遗墟,寥落千年余。今为太常宅,复此繁华都。踊臂冠旧丘,西人号浮图。下镇地脉绝,上与烟云俱。我来历初级,穰穰瞰市衢。车马尽蝼蚁,大河乃污渠。跻攀及其巅,四顾万象无。迥然尘坌隔,顿觉禁抱舒。俄思一失足,立见糜体躯。”(21)
欲前往富商牛某别第的官员石曼卿也赞誉“繁台寺阁,虚爽可爱”。牛某祈盼官员造访,殷勤言语:“下处正与阁对,容具家蔬,在阁迎候”(22),这表明了别第的确切位置。建别第于此,既方便了家人来城中驻留,逛夜市,品美食,览胜景,也便于富商与官员的交往,同时还可以在空闲之时将别第租赁出去,获“房缗日数十千”(23)。
前店后宅(院)式的布局,也是居于闹市的富有商人家庭经常采用的一种形式。“临街式店铺常是将院子临街一面向外敞开作铺面房,较简单的临街式商店没有后院。临街式店铺面阔一至五间不等,七间的较少,以三间居多。大型店铺有时把边上一间开作门道,车辆可进出院内。”(24)东京的富商张俊卿,门首两侧分别开了金银铺和质库,后院家中“冬眠红锦帐,夏卧碧纱橱,两行珠翠引,一对美人扶”(25),以文学化的语言形象地描绘了其家中的豪华铺陈。这种前店后宅(院)式的布局,整体布局和建筑形式与一般的民宅无异,只是临街的店面突出了商业性的装修。
二 普通商人家庭的宅院
普通商人家庭因财力等原因,无论是建筑规模还是内部装饰都无法与富商大贾相比,其宅院以满足日常生活起居为主,住宅与庭院的布置较为简单,功能与结构上更趋于实用。由于资料的限制,难以清晰地勾勒一般商人家庭宅院的全貌。
就住宅内部结构来说,由于住宅面积较小,房屋的间数少,因此,往往在家中一屋之内辟为两种或多种功能区。例如,河间府道旁有个烧饼店,有客人路过,“烧饼主人延入其家,内有小低阁,壁贴四诗,乃文宋瑞笔也。漫云:‘此字写得也好,以两贯钞换两幅与我如何?’主人笑曰:‘此吾家传宝也,虽一锭钞一幅亦不可博。’”(26)“江陵傅氏,家贫,以鬻纸为业。”“舍后小阁,塑吕翁像,坐盘石上,旁置墨篮,以泥裹竹片作墨数笏,朝暮焚香敬事。”(27)室内以小阁作为张挂诗赋、供奉神明之地,可见屋内空间较为狭小。有的家庭住宅稍稍宽敞些,光宗绍熙年间一家临安药铺的主管名叫任珪,“祖居在江干牛皮街上”(28),楼下住着鳏居的老父,每日在房檐下板凳上念佛,楼上则住着任珪夫妇。商人家庭中的院落也以实用性为主,“寿春民姜七,居于府市,邀接商旅作牙侩”,家中兼作旅舍,舍后的园中则圈养生猪(29)。
还有一种较为少见的船居——以船为宅——的形式,以船为家的一般是渔民或船夫。《梦粱录》卷一二《河舟》记载了运河中载米的船夫:“其老小悉居船中,往来兴贩耳。”(30)高翥有诗歌云:“尽将家具载轻舟,来往长江春复秋。三世儿孙居柁尾,四方知识会沙头。老翁晓起占风信,少妇晨妆照水流。自笑此生漂泊甚,爱渠生理付浮悠。”(31)
①(元)脱脱等:《宋史》卷一五四,中华书局,1977,第3600页。
②(元)脱脱等:《宋史》卷三九〇,中华书局,1977,第11955页。
③(宋)司马光:《文国温正公文集》卷二三,载《文渊阁四库全书》。
④(宋)洪迈:《夷坚志》,中华书局,1981,第655页。
⑤(元)无名氏撰《湖海新闻夷坚续志(前集)》卷一,中华书局,1986,第46页。
⑥(宋)洪迈:《夷坚志》,中华书局,1981,第796页。
⑦杨倩描在其专著《南宋宗教史》一书中专门谈及因经商来华的穆斯林商人定居的情况,并对其移居地的建筑特色做了较详细的分析。参见杨倩描《南宋宗教史》,人民出版社,2008,第249~264页。
⑧(宋)岳珂:《桯史》卷一一,中华书局,1981,第125~126页。
⑨庄为玑、庄景辉曾撰文论述蒲家的香料贸易,文中驳斥了蒲寿庚专蕃舶之利三十年为做市舶司三十年的说法,认为蒲寿庚升任市舶司当在宋末元初。参见庄为玑、庄景辉《泉州宋船香料与蒲家香业》,《厦门大学学报》1978年第2~3期,第174页。
⑩(元)脱脱等:《宋史》卷一八五,中华书局,1977,第4537页。
(11)(元)马端临:《文献通考》卷二〇,中华书局,1986。
(12)(明)顾炎武:《天下郡国利病书》卷一二〇,载《文渊阁四库全书》。
(13)(元)脱脱等:《宋史》卷四四六,中华书局,1977,第13156页。
(14)《中国风俗通史》第三章“居住与建筑风俗”,专门谈及住宅外拥有园馆别业的现象。参见徐吉军等《中国风俗通史》宋代卷,上海文艺出版社,2001,第163页。
(15)(宋)释文莹:《湘山野录》,中华书局,1984,第43页。
(16)(宋)王存:《元丰九域志》卷一,中华书局,1984,第2、39页。
(17)(宋)欧阳修:《文忠集》卷一〇,载《文渊阁四库全书》。
(18)(宋)梅尧臣:《宛陵集》卷八,载《文渊阁四库全书》。
(19)(宋)欧阳修:《文忠集》卷一〇,载《文渊阁四库全书》。
(20)关于东京的繁塔,周宝珠曾做了较为详细的考证,本书对繁塔的描述就采用了文中的说法。参见周宝珠《宋代东京研究》,河南大学出版社,1992,第528~531页。
(21)(宋)苏舜钦:《苏学士集》卷三,载《文渊阁四库全书》。
(22)(宋)释文莹:《湘山野录》,中华书局,1984,第43页。
(23)(宋)释文莹:《湘山野录》,中华书局,1984,第43页。
(24)柯宏伟:《从<清明上河图>看北宋东京酒店建筑的特色》,《河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7年第4期。
(25)欧阳健、萧相恺编订《宋元话本小说集》,中州古籍出版社,1987,第46页。
(26)(宋)周密:《癸辛杂识续集》卷下,中华书局,1988,第186页。
(27)(宋)洪迈:《夷坚志》,中华书局,1981,第1654、1655页。
(28)欧阳健、萧相恺编订《宋元话本小说集》,中州古籍出版社,1987,第477页。
(29)(宋)洪迈:《夷坚志》,中华书局,1981,第1313页。
(30)(宋)孟元老等:《东京梦华录(外四种)》(合订本),古典文学出版社,1957,第237页。
(31)(宋)高翥:《菊磵集》,载《文渊阁四库全书》。
一 富有商人家庭的宅院
宋代对家庭住宅做了较为严格的等级限制。“私居,执政、亲王曰府,余官曰宅,庶民曰家。……凡民庶家,不得施重栱、藻井及五色文采为饰,仍不得四铺飞檐。庶人舍屋,许五架,门一间两厦而已。”①然而,这些规定在当时并没有形成多大约束力,奢靡之风禁而不止。“甲第名园,越法逾制,别墅列肆,在在有之。”②司马光曾批评此风之盛:“宗戚贵臣之家,第宅园圃,服食器用,往往穷天下之珍怪,及一时之鲜明。惟意所致,无复分限。以豪华相尚,以简陋相訾。愈厌而好新,月异而岁殊。”③不唯宗室贵戚,有钱富室也往往一掷千金,对宅院进行豪华的装修。“明州城外五十里小溪村有富家翁造巨宅,凡门廊厅级皆如大官舍。或谏其为非民居所宜,怒不听。”④
住宅尚奢之风已然形成,力求豪奢,住宅逾制,院落园林化成为富有商人家庭宅院布局的基本特征。“宋丞相崔与之,号菊坡,理宗朝入相。归蜀建造府第,极其壮丽。里有豪商姓李,亦从而仿之,就倩崔府造屋匠人,一依崔府,绳墨尺寸不差,造屋一所。”⑤另有临安富商“王彦太,家甚富,有华室,颐指如意”。他出海进行远洋贸易期间,其妻子方氏常常“散步舍后小圃,舒豁幽闷”⑥。
园林式宅院是富商家庭最为豪奢的一种布局形式。这种宅院不仅占地面积广,结构复杂,功能区分明确,而且在立体空间上也有所突破,从而形成错落有致、观赏与实用效果俱佳的人居环境。
宋代来华经商的阿拉伯商人有很多定居在在广州和泉州两地⑦。随着阿拉伯商人的定居,外来的建筑风格也带到了移居之地,广州海商蒲家的宅院就是较为典型的带有异域风情的园林式宅院。蒲家世代经营香料,是当时广东最大的香料富商,蒲家宅院亭台楼阁尽在其中,其华奢程度堪称一时之最。史书记载:
番禺有海獠杂居,其最豪者蒲姓,号白番人,本占城之贵人也。既浮海而遇风涛,惮于复返,乃请于其主,愿留中国,以通往来之货。主许焉,舶事实赖给其家。岁益久,定居城中,屋室稍侈靡逾禁。使者方务招徕,以阜国计,且以其非吾国人,不之问,故其宏丽奇伟,益张而大,富盛甲一时。绍熙壬子,先君帅广,余年甫十岁,尝游焉。……獠性尚鬼而好洁,平居终日相与膜拜祈福。有堂焉,以祀名,如中国之佛,而实无像设,称谓聱牙,亦莫能晓,竟不知何神也。堂中有碑,高袤数丈,上皆刻异书如篆籕,是为像主,拜者皆向之。旦辄会食,不置匕箸,用金银为巨槽,合鲑炙、粱米为一,洒以蔷露,散以冰脑。坐者皆置右手于褥下不用,曰此为触手,惟以溷而已,群以左手攫取,饱而涤之,复入于堂以谢。居无溲匽,有楼高百余尺,下瞰通流,谒者登之。以中金为版,施机蔽其下,奏厕铿然有声,楼上雕镂金碧,莫可名状。有池亭,池方广凡数丈,亦以中金通甃,制为甲叶而鳞次,全类今州郡公宴燎箱之为而大之,凡用镮链数万。中堂有四柱,皆沉水香,高贯于栋,曲房便榭不论也。尝有数柱,欲羾于朝,舶司以其非常有,恐后莫致,不之许,亦卧庑下。后有窣堵波,高入云表,式度不比它塔,环以甓,为大址,累而增之,外环而加灰饰,望之如银笔。下有一门,拾级以上,由其中而环转焉如旋螺,外不复见其梯磴。每数十级启一窦,岁四五月,舶将来,群獠入于塔,出于窦,啁哳号呼,以祈南风,亦辄有验。绝顶有金鸡甚巨,以代相轮,今亡其一足⑧。
番禺是广州的古称,蒲家宅院的宏丽奇伟给人以深刻的印象,家庭的经济实力尽显其中。蒲家是宋元时期世代经营香料贸易的显赫家族,至明代才开始衰落。蒲家最显赫时是在宋末元初蒲寿庚这一代,蒲寿庚父亲开宗时从广州迁居到泉州。蒲氏家族中蒲寿庚曾官至市舶司。有学者认为⑨,蒲寿庚是在度宗咸淳末年(1274年)镇压“海寇”以后才于景炎元年(1276年)升任市舶司的,这时距宋灭亡仅有三年的时间了。文中所记为光宗绍熙年间(1192年)广州的蒲家宅院,此时当为蒲开宗时甚至更早,蒲家人尚无为官的记载,主要靠经营香料贸易起家、发家,因此,广州蒲家的豪华住宅应当主要来源于经商的收入。
“屋室稍侈靡逾禁”,住宅逾制是蒲家宅院较为突出的特点。住宅逾制与宋政府“使者方务招徕,以阜国计”的政策直接相关。香料是宋代进口蕃货中的主要商品,也是政府经济收入的重要来源。“宋之经费,茶盐矾之外,惟香之为利博,故以官为市焉。”⑩宋仁宗时,对香料进行征税和收购。“海舶至者,视所载,十算其一,而市其三。”(11)南宋偏安一隅,“经费困乏,一切倚办海舶,岁入固不少”(12)。宋政府鼓励中外商人积极经营海上贸易,优待外商,以攫取香料贸易的厚利,甚至对违制之事也采取迁就的态度,苏缄“调广州南海主簿。州领蕃舶,每商至,则择官阅实其资,商皆豪家大姓,习以客礼见主者。缄以选往,商樊氏辄升阶就席,缄诘而杖之。樊诉于州,州召责缄”(13)。蒲氏经营榷货以规厚利,家中财富非常人可比,又政府的招徕政策使得外商拥有较为宽松的政策环境,即使住宅逾制政府也对其采取听之任之的态度。
住宅的功能分区多而明确,家居生活与经商活动包含其中但并不混杂,这是蒲家宅院的另一个较为明显的特点。蒲家宅院大致可分为堂内、中堂、堂外三个区域。堂内有屋,是家人起居之所,既可以祭拜神明,也可容饮食宴集。蒲家信奉伊斯兰教,对此学者已成共识,堂中无神像而有碑文是与伊斯兰教信仰相符合的。蒲家“平居终日相与膜拜祈福”,看来祷告犹如饮食之需要日日进行,设在堂内就方便了许多。屋外有池亭,装饰华美,是家人日间闲暇休憩、夜晚赏月纳凉之所。在堂内家人的饮食起居游赏都可以满足,这里应当是蒲家家眷经常活动的区域。中堂与经商活动直接相关,是货物存储之地,曲房便榭的修建主要是为了这一目的,中堂与堂内相邻便于货物的看管。堂外是类似于塔的“窣堵波”,这里是家人海上贸易时祈风的神圣之地。每年四五月份在这里祈祷,一年中的利用率较低,此外塔远离楼阁,且修建得较高,也便于望风。从堂内、中堂、堂外三个区域的功能划分来看,越是居于内里,与家庭的日常生活关系越是紧密,此后随着层次的向外推衍,与居家生活的关系密切程度逐渐减弱,而与经商活动的关系密切程度逐渐增强。这种功能的划分符合家人日常生活的私密性和经商活动的开放性的需求和特点。由于蒲家宅院的占地面积大,可以将家庭生活与经商活动如此紧密地融合在一起。宅院内建有高楼,是在立体空间上的突破,身居其中无疑会增加视觉上的美感,从高低不同的视角使家人流连景致,同时也便于看管货物,防止盗贼偷窃名贵的香料。
宅外有别业也是富商家庭宅院布局的一种形式。正式住宅外另有别业的现象,在宋代官僚士大夫中较为普遍(14),富商之家有的也仿效此风。
释文莹的《湘山野录》中记载了北宋一位拥有别业的富商牛某,“高赀好义,宅在朱家曲,为薪炭市评,别第在繁台寺西,房缗日数十千”(15)。据《元丰九域志》载,朱家曲是东京南九十里的一个镇,因“洧水于此回曲而东”(16)得名,欧阳修《文忠集》记述了朱家曲周围的景象:
朱家曲自许县北门上,赤坂冈分道西行,入小路三十里,有村市临古河,商贾之贩京师者,舟车皆会此,居民繁杂,宛然如江乡(17)。
梅尧臣、欧阳修曾写诗吟咏此地美景:“蔼蔼桑柘岸,喧喧鸡犬邨。晓云连雨黑,秋水带沙浑。稍听邻船语,初分异土言。虽嗟远朋友,日喜近田园。”(18)“行人傍衰柳,路向古河穷。桑柘田畴美,渔商市井通。薪歌晚入浦,舟子夜乘风。旅舍孤烟外,天京王气中。山川许国近,风俗楚乡同。宿客鸡鸣起,驱车犹更东。”(19)可见,朱家曲由于邻近京师及便利的水路交通,成为市井聚集、商贾往来、货物中转之地,“居民繁杂”“初分异土言”恰恰说明了在此地居住和来往的人群中不少是外来的人口,其中客商应不在少数。富商牛某建宅于此当与这里有利的经商环境有关;同时,朱家曲也不失田园之美,虽然邻近京师市井繁盛,但依然保留了很多乡间的田园景色。“蔼蔼桑柘岸,喧喧鸡犬邨”“桑柘田畴美”“旅舍孤烟外”,都勾勒出了一幅水墨画般的乡间生活美景,在喧嚣的城市是不可能有这种清新自然的感受的。因此,牛某朱家曲的居住环境兼具经商的便利与田园生活的乐趣。
与之相比,富商居住在繁台寺西的别第则更多的是享受到了城市的胜景与繁华。繁台寺又称繁塔,建于宋开宝年间,塔高二百四十尺,位于东京外城的东南,是时人登高游览之地。繁塔至今遗址犹存,塔内有大量的石刻、模印佛像砖与墨迹,极为珍贵(20)。苏舜钦曾作诗谈及登塔时的感受:“孝王有遗墟,寥落千年余。今为太常宅,复此繁华都。踊臂冠旧丘,西人号浮图。下镇地脉绝,上与烟云俱。我来历初级,穰穰瞰市衢。车马尽蝼蚁,大河乃污渠。跻攀及其巅,四顾万象无。迥然尘坌隔,顿觉禁抱舒。俄思一失足,立见糜体躯。”(21)
欲前往富商牛某别第的官员石曼卿也赞誉“繁台寺阁,虚爽可爱”。牛某祈盼官员造访,殷勤言语:“下处正与阁对,容具家蔬,在阁迎候”(22),这表明了别第的确切位置。建别第于此,既方便了家人来城中驻留,逛夜市,品美食,览胜景,也便于富商与官员的交往,同时还可以在空闲之时将别第租赁出去,获“房缗日数十千”(23)。
前店后宅(院)式的布局,也是居于闹市的富有商人家庭经常采用的一种形式。“临街式店铺常是将院子临街一面向外敞开作铺面房,较简单的临街式商店没有后院。临街式店铺面阔一至五间不等,七间的较少,以三间居多。大型店铺有时把边上一间开作门道,车辆可进出院内。”(24)东京的富商张俊卿,门首两侧分别开了金银铺和质库,后院家中“冬眠红锦帐,夏卧碧纱橱,两行珠翠引,一对美人扶”(25),以文学化的语言形象地描绘了其家中的豪华铺陈。这种前店后宅(院)式的布局,整体布局和建筑形式与一般的民宅无异,只是临街的店面突出了商业性的装修。
二 普通商人家庭的宅院
普通商人家庭因财力等原因,无论是建筑规模还是内部装饰都无法与富商大贾相比,其宅院以满足日常生活起居为主,住宅与庭院的布置较为简单,功能与结构上更趋于实用。由于资料的限制,难以清晰地勾勒一般商人家庭宅院的全貌。
就住宅内部结构来说,由于住宅面积较小,房屋的间数少,因此,往往在家中一屋之内辟为两种或多种功能区。例如,河间府道旁有个烧饼店,有客人路过,“烧饼主人延入其家,内有小低阁,壁贴四诗,乃文宋瑞笔也。漫云:‘此字写得也好,以两贯钞换两幅与我如何?’主人笑曰:‘此吾家传宝也,虽一锭钞一幅亦不可博。’”(26)“江陵傅氏,家贫,以鬻纸为业。”“舍后小阁,塑吕翁像,坐盘石上,旁置墨篮,以泥裹竹片作墨数笏,朝暮焚香敬事。”(27)室内以小阁作为张挂诗赋、供奉神明之地,可见屋内空间较为狭小。有的家庭住宅稍稍宽敞些,光宗绍熙年间一家临安药铺的主管名叫任珪,“祖居在江干牛皮街上”(28),楼下住着鳏居的老父,每日在房檐下板凳上念佛,楼上则住着任珪夫妇。商人家庭中的院落也以实用性为主,“寿春民姜七,居于府市,邀接商旅作牙侩”,家中兼作旅舍,舍后的园中则圈养生猪(29)。
还有一种较为少见的船居——以船为宅——的形式,以船为家的一般是渔民或船夫。《梦粱录》卷一二《河舟》记载了运河中载米的船夫:“其老小悉居船中,往来兴贩耳。”(30)高翥有诗歌云:“尽将家具载轻舟,来往长江春复秋。三世儿孙居柁尾,四方知识会沙头。老翁晓起占风信,少妇晨妆照水流。自笑此生漂泊甚,爱渠生理付浮悠。”(31)
①(元)脱脱等:《宋史》卷一五四,中华书局,1977,第3600页。
②(元)脱脱等:《宋史》卷三九〇,中华书局,1977,第11955页。
③(宋)司马光:《文国温正公文集》卷二三,载《文渊阁四库全书》。
④(宋)洪迈:《夷坚志》,中华书局,1981,第655页。
⑤(元)无名氏撰《湖海新闻夷坚续志(前集)》卷一,中华书局,1986,第46页。
⑥(宋)洪迈:《夷坚志》,中华书局,1981,第796页。
⑦杨倩描在其专著《南宋宗教史》一书中专门谈及因经商来华的穆斯林商人定居的情况,并对其移居地的建筑特色做了较详细的分析。参见杨倩描《南宋宗教史》,人民出版社,2008,第249~264页。
⑧(宋)岳珂:《桯史》卷一一,中华书局,1981,第125~126页。
⑨庄为玑、庄景辉曾撰文论述蒲家的香料贸易,文中驳斥了蒲寿庚专蕃舶之利三十年为做市舶司三十年的说法,认为蒲寿庚升任市舶司当在宋末元初。参见庄为玑、庄景辉《泉州宋船香料与蒲家香业》,《厦门大学学报》1978年第2~3期,第174页。
⑩(元)脱脱等:《宋史》卷一八五,中华书局,1977,第4537页。
(11)(元)马端临:《文献通考》卷二〇,中华书局,1986。
(12)(明)顾炎武:《天下郡国利病书》卷一二〇,载《文渊阁四库全书》。
(13)(元)脱脱等:《宋史》卷四四六,中华书局,1977,第13156页。
(14)《中国风俗通史》第三章“居住与建筑风俗”,专门谈及住宅外拥有园馆别业的现象。参见徐吉军等《中国风俗通史》宋代卷,上海文艺出版社,2001,第163页。
(15)(宋)释文莹:《湘山野录》,中华书局,1984,第43页。
(16)(宋)王存:《元丰九域志》卷一,中华书局,1984,第2、39页。
(17)(宋)欧阳修:《文忠集》卷一〇,载《文渊阁四库全书》。
(18)(宋)梅尧臣:《宛陵集》卷八,载《文渊阁四库全书》。
(19)(宋)欧阳修:《文忠集》卷一〇,载《文渊阁四库全书》。
(20)关于东京的繁塔,周宝珠曾做了较为详细的考证,本书对繁塔的描述就采用了文中的说法。参见周宝珠《宋代东京研究》,河南大学出版社,1992,第528~531页。
(21)(宋)苏舜钦:《苏学士集》卷三,载《文渊阁四库全书》。
(22)(宋)释文莹:《湘山野录》,中华书局,1984,第43页。
(23)(宋)释文莹:《湘山野录》,中华书局,1984,第43页。
(24)柯宏伟:《从<清明上河图>看北宋东京酒店建筑的特色》,《河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7年第4期。
(25)欧阳健、萧相恺编订《宋元话本小说集》,中州古籍出版社,1987,第46页。
(26)(宋)周密:《癸辛杂识续集》卷下,中华书局,1988,第186页。
(27)(宋)洪迈:《夷坚志》,中华书局,1981,第1654、1655页。
(28)欧阳健、萧相恺编订《宋元话本小说集》,中州古籍出版社,1987,第477页。
(29)(宋)洪迈:《夷坚志》,中华书局,1981,第1313页。
(30)(宋)孟元老等:《东京梦华录(外四种)》(合订本),古典文学出版社,1957,第237页。
(31)(宋)高翥:《菊磵集》,载《文渊阁四库全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