参考文献
专题报告 秦商发展中存在问题及其解决路径报告
摘要：
本报告在《秦商回陕投资发展平台的调研报告》的基础上分析了秦商发展中存在的问题及其解决问题的路径选择。尽管进入新时期后，秦商有了较快的发展，但与其他省份和其他地域商人相比，还有很大的差距。这主要表现在：思想保守；阻挠发展的体制、机制因素存在；人力资源昂贵；融资困难；发展不平衡以及缺乏龙头企业等。报告分析了造成这些问题的原因、并从发展机遇、政策供应、资源条件、投资条件等方面阐述了解决问题的路径及其路径选择。
关键词：
存在问题、原因、发展机遇与条件、路径选择
秦商从周、秦产生以来，经历了秦汉、隋唐、明清三次大的发展高潮和三次低谷。进入近代社会后，由于战乱和自身的保守性而步入了长期的衰退和停滞。直到改革开放，随着我国经济的急速发展，才开始风生水起，梅开二度，呈现出新的发展势头。尤其是进入新的历史发展时期后，获得了长足的进步和实现了跨越式发展，呈现出迅猛发展的势头。
从省内看，一是发展成绩很大，地位越来越重要。到2014年，全省个体工商户达到87.45万户，全省私营企业累计22.35万户，全省民间投资达到2201.04亿元，占全省投资的比重为44%，高于全省固定资本投资增速的5.2个百分点，占据了国民经济发展的半壁江山。二是社会贡献越来越大。2014年上半年，全省非公有制经济增加值3098.69亿元，高出全省GDP增速1个百分点，在全省增量中，非公经济增加值达到60.4%，占全省GDP比重增加到50.7%，创造了全省GDP一半以上，税收一半以上是民营企业贡献的和保持了营业收入年增长25%的发展成绩。
从省外看，改革开放以后，大量陕西籍企业家和人士，下海经商，外出打拼，使新秦商在全国异军突起，许多陕西籍企业家已经成为中国经济发展的领头羊。据陕西省秦商联合会的资料，到2014年末，全球已成立秦商商会109个，其中，省内商会36家，省外商会43家，海外商会30家，遍布世界各地和国内各地，会员发展到3万余家，支配资金达到2万亿元，成为中国现代商界一支不可忽视的力量。
但是与全国各地经济和其他地域商人相比，还有不小的差距。我省的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相对缓慢，低于全国平均水平15个百分点，更低于东部发达省份近一半的水平，比临近的河南、山西、内蒙古、湖北等中西部省份的发展水平也低。
一、秦商回陕投资发展平台的调研报告
秦商联合会于2014年11月上旬至12月上旬开展了专题调研工作。调研活动紧紧围绕调研课题，采取实地调研与综合座谈研讨相结合的方式，先后召开了秦商回陕投资发展专题座谈交流会，实地上门走访了陕西省安徽商会、陕西省河北商会、陕西省福建商会、江西省赣商联合总会等商会和西安金华集团、陕建集团等会员企业，调研征求意见。整个调研过程求真务实，认真汇集调研单位的意见和建议。现将调研情况汇报如下：
(一)基本情况
1.调研的基本过程
为充分发挥秦商联合会作用，进一步做实全球秦商大会，为全球秦商回陕投资发展搭建更加便利、更加有效的平台，11月17日上午，秦商联合会在省政府综合楼Al01会议室召开了专题调研座谈会，省贸促会副会长李建华、秦商联合会会长刘阿津、省工商联咨询委主任荆轲、陕西现代城市经济发展研究会会长张宝通、美国陕西商会会长胡焕涛、湖北陕西商会会长李万军等各地陕西商会会长会员企业代表20余人参加座谈会。会上，李建华副会长介绍了本次调研工作的基本思路与要求，秦商联合会会长刘阿津主持并汇报了近年来做强秦商工作的简要情况，参会代表纷纷发表了很多很好的建议和意见，并围绕会议主题展开了热烈讨论。11月18日、22日，12月10日秦商联合会会长刘阿津亲自带队，带领部分陕西商会会长和会员企业赴西安金华集团、西安荣华集团和陕西建工集团调研走访，了解企业经营情况，上门征求意见和建议。11月初至12月上旬期间，刘阿津会长带领秘书处工作人员先后走访了陕西省安徽商会、陕西省河北商会、陕西省福建商会、宁夏陕西商会、江西省赣商联合总会、西安台州商会等兄弟商会和商帮开展调研学习工作，并召开座谈交流会，听取了兄弟商会就如何发挥秦商联合会作用，坐实全球秦商大会的建议和意见。
2.全球秦商大会的基本情况
全球秦商大会自2009年举办以来至今，已连续成功举办了五届，每届大会的召开都得到了省委、省政府的高度重视，特别是前三届大会省政府主要领导亲自出席大会并致辞，主管省长做大会主旨报告，同时，省政协主席还分别会见了前三届到会的海内外嘉宾并出席陕西省欢迎会，在海内外秦商中产生了巨大反响。历届大会秦商代表出席人数总计达2300多人次，成交了一大批经贸合作项目。第三届大会签约项目金额达390多亿。第四届大会签约项目总计46个，项目投资总额为409.86亿元，其中与延安合作的签约金额为379.82亿元。第五届大会签约项目投资总额208.2亿元，另外第五届秦商大会期间咸阳市还签约合同项目133个，总投资1539亿元。全球秦商大会的召开引起了省内外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关注秦商、关心陕西建设已成为广大秦商和广大干部群众的共同心声，秦商已成为建设“三个陕西”的重要力量。
3.各地陕西商会的发展情况
在全球秦商大会成功召开的影响下，各地秦商如雨后春笋纷纷成立陕西商会，全球各地秦商组织机构从首届大会召开时的30余家，目前已发展为109家。其中海外商会30家，省外商会43家，外省在陕异地商会36家。据不完全统计，各地陕西商会正式会员合计已超过3万家，会员资产总额达2万亿元以上。各地陕西商会在陕投资了一大批项目，北京陕西企业商会在西咸新区投资建设的“西咸新区立体城市”项目用地3.81平方公里，投资总额约300亿元人民币，总建筑面积约500万平方米，居住人口7万人左右。北京陕西企业商会会员企业在陕投资累计超过400亿元；美国陕西总商会成立于2007年7月，目前在西咸新区泾河新城投资的美国科技产业项目，占地约1500亩，分为三期开发，其中一期占地559.939亩，总投资约25亿元，已完成招商任务，入驻企业23家，集中了太阳能热发电系统、新型矿山钻井机、生物医药等高科技产业；新疆陕西商会在咸阳、商洛已投资了一批文化旅游项目达50多亿元；天津陕西商会已在我省十个县市投资可再生能源和节能环保项目；广东、上海、山西、香港、澳门等商会也相继在陕投资。
今年9月份在宁夏召开的第七届全国陕西商会联谊会上，建立了全球秦商机构(陕西商会)联席会议机制，成立了联席会议主席团。主席团成员单位由全球各地陕西商会组成，通过每年召开一届的全国陕西商会联谊会和全球秦商大会形成了亦官亦民的全球秦商交流合作机制，通过积极探索秦商机构工作的组织形式，进一步健全了全球秦商的工作服务机制，为发挥各地秦商机构优势，沟通信息，交流经验，大力促进秦商机构沟通与合作，不断提升各地秦商机构服务与创新工作水平，开创了良好的渠道和平台。
4.秦商联合会的工作开展情况
秦商联合会于2012年4月3日在第三届全球秦商大会上正式揭牌成立以来，始终坚持以传承和弘扬“坚忍不拔、恪守诚信、开放包容、敢作敢为”的秦商精神；秉持“凝聚天下秦商、构建合作平台、传承秦商精神、重整秦商雄风”的办会宗旨，背靠政府、面向市场、服务秦商，坚持“创新”和“服务”两大理念，按照“品牌共推、资源共享、互助共荣”的原则，团结和联络海内外广大秦商团体与个人，代言秦商意见、建议，维护秦商合法权益；发挥社团组织作用，服务会员企业和各地陕西商会，引导秦商矢志创业，进取图强，关心、支持参与陕西各项事业的建设和发展。紧紧围绕以下六大工作任务开展各项工作：一是承办每年的全球秦商大会。成立至今已连续成功承办了第三届至第五届全球秦商大会，特别是创新了秦商大会在地市举办的新形式。充分调动地市参会、办会的积极性，让广大秦商走进地市接地气，建立更多联系，寻求更多的合作项目与机会，搭建了重要平台。二是连续开展了三届全球秦商领军人物、创新企业、优秀陕西商会的评选表彰活动，树立一批秦商标杆人物和企业，弘扬了秦商正能量。三是组织会员企业开创了“三走”即“走地市、走商会、走企业”和“三找”即“找项目、找资金、找销售渠道”的系列品牌活动，累计组织近百场活动，为会员企业排忧解难，牵线搭桥，代言工商，累计达40多家次。进一步拓展了为会员和商会服务的领域，提升了服务水平。四是积极支持、推动秦商组织体系的建设，促进各地新设陕西商会组织50多家，建立了全球秦商机构联席会议机制，完善了全国陕西商会联谊会办会体制，进一步扩大秦商在全球的影响力，团结分布在各地的陕西籍企业家，共同抱团发展、联合发展。五是成交了一大批经贸合作项目，连续三届秦商大会累计成交合作项目金额超过1千亿元。六是推动了秦商文化秦商精神的传播、宣传和推广。秦商联合会成立之初，就把弘扬秦商精神，传播秦商文化作为重要工作来抓。开办了《秦商》杂志，现已连续出版编辑了23期，建立了《全球新秦商网》，多次改版提升，现在每天点击量超过2万，总点击量超过1千万次。特别是，历时近三年的六集大型纪录片《大秦商》经过筹备、组织、拍摄，现已进入后期剪辑。组织专家学者编辑出版《秦商发展报告》《千年秦商通典》等书籍，加大了对秦商的整体宣传力度，推广了秦商品牌，提升了秦商在全社会的影响力和美誉度。
(二)秦商发展中存在的问题
1.与全国兄弟商帮的发展相比还存在一定差距
秦商与浙商、晋商、豫商、徽商、赣商等商帮发展方面相比还有很大差距，一是与世界浙商大会、世界晋商大会、国际徽商交流大会、豫商大会等各地全球性和全国性商帮大会的规模、规格、重视程度和成效成果有较大差距；二是各地商会的重大活动和秦商大会期间各级领导出席的规格与全国其他商帮比较还存在一定差距，如世界浙商大会、世界晋商大会、国际徽商交流大会、豫商大会等各地全球性和全国性商帮大会的召开，省委、省政府主要领导都出席大会并讲话，省级各有关部门领导到会指导工作；三是各商帮联合会的影响和作用发挥都胜于秦商，当代新秦商在领军人物的数量、影响力和全国民营经济排行榜的数量、位次等与全国其他商帮比较还存在较大差距。
2.全球秦商大会的作用有待进一步提升
全球秦商会大已经连续成功举办了五届，已在全球秦商中形成了重要影响，成为著名的品牌活动。但是全球秦商大会的作用还没有充分发挥，还有待进一步提升。一是受参会规模的限制，参会人员中不能充分吸收项目投资人和渠道机构负责人参会，招商作用尚不能充分发挥。二是利用大会整合各方力量，服务秦商持续发展的有效举措还不够得力。三是会前项目对接和会后重要项目的跟踪落实力度还不够大。四是充分调动各地陕西商会和各地招商部门的积极性，发挥全球秦商大会平台作用的长效机制还没有形成。
3.秦商联合会的作用还没有充分发挥
秦商联合会自2012年4月在第三届全球秦商大会成立以来，积极主动发挥社团组织作用，全面筹备组织与实施全球秦商大会的各项工作，建立健全全球秦商组织机构和大力弘扬秦商精神，宣传秦商文化等方面取得了重要成就。但是与浙商、晋商、豫商等社团组织相比充分发挥作用还有很大差距。一是在组织活动、为会员企业服务、创新发挥联合会的作用等方面尚有一定差距，特别是在金融服务、维权服务等方面有较大差距。二是在政府部门支持指导方面，特别是社会购买服务方面，秦商联合会作为秦商的专业社会组织服务机构，是政府的得力助手，作用发挥得还很不够，还需要得到政府的大力支持和高度重视。三是秘书处工作人员适应新时期商会工作的需要还要下大功夫，特别是对于商会的发展规律、运作机制还不熟悉。
4.秦商联合发展、抱团发展亟待研究
虽然全球秦商大会已连续召开了五届，全球各地陕西商会已建立109家，但是如何更好地支持和发挥好这些资源亟待研究。一是尚未建立项目搜集、沟通联系、促进交流的主渠道。目前联系各地商会的省级有关部门有省贸促会、省商务厅、省工商联、省侨联、省发改委等部门，但由于各地、各部门的原因，至今还没有形成省里统筹规划、统一协调的专门机构。二是政府的支持和引导力度还很不够，特别是在支持各地商会及企业回陕投资方面，缺乏实质性的关心和支持，在重大项目、重大工程和资金、生产资源的安排上，还不能做到秦商企业同等优先。三是省里还没有出台专门鼓励和支持秦商发展的政策和措施。
5.各地陕西商会组织建设尚需进一步加强
在首届全球秦商大会成功召开的影响下，各地秦商如雨后春笋纷纷成立陕西商会，全球各地秦商组织机构目前成立已达109家。其中海外商会30家，外省商会43家，省内商会36家。但各地陕西商会班子建设有待加强，会长、秘书长和秘书处工作团队素质和实力参差不齐，商会发展不平衡，商会大量的职能作用还不能得到有效发挥。商会的组织体系和治理结构不完善，商会服务功能，规范化、制度化建设程度不高，亟待加强。
(三)进一步搭建好秦商回陕投资发展平台的建议
1.充分发挥全球秦商大会的作用，努力办成永不落幕的大会
全球秦商大会已连续成功举办五届，已成为秦商合作项目的招商会、秦商乡情的联谊会、秦商文化的促进会、秦商形象的提升会、秦商品牌的推广会，更是促进陕西经济进一步发展的助推会，无论是对秦商自身来讲，还是对陕西今后发展而言，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通过举办全球大会这一载体，向海内外秦商传递省委、省政府加快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新起点的信号，引导海内外秦商着眼新形势、新任务，抢抓发展新机遇，拓展发展新空间，争创发展新优势，积极投身陕西科学发展的生动实践中。通过举办全球秦商大会，深入了解海内外秦商的所需所想所求，认真分析参会人员、对象和活动形式，进一步整合各方面力量，研究出台政策举措，提出和制定服务秦商持续发展的有效举措，更好地凝聚秦商、服务秦商，为秦商的持续发展创造更好的条件。通过举办全球秦商大会，进一步提炼新时期秦商精神，打造秦商文化品牌，把秦商文化品质提升到一个新的高度，也是提升秦商文化品质的重要途径。通过举办全球大会，是全面宣传陕西，展示陕西良好形象的具体行动。我们要借助这一平台，切实做好调研、办好会，抓好策划是关键，全面深入地宣传陕西，展现陕西的优势和特色，让这个全体海内外秦商共同的家园，成为人们心目中向往的热土，为加快建设“三个陕西”营造更加良好的环境。努力把大会办出特色、办出成效、办出影响力，办成永不落幕的全球秦商大会。
2.领导重视是全球秦商发展的基础
全球秦商大会自2009年举办以来至今，每届大会的召开都得到了省委、省政府的高度重视。但是，近两届大会领导重视的情况与其他商帮相比较有了一定差距。建议省领导特别是省上主要领导多出席秦商活动，多与秦商领袖交流沟通，注意听取相应的情况反映，关注秦商刊物、简报和网站等动态信息，并建立定期交流机制。秦商大会各种活动要形成文件上报省政府并得到指示。一是把支持秦商的发展纳入到全省经济社会发展的大局中来；二是要形成主要领导亲自抓全球秦商发展的工作机制；三是加强与各地秦商的联络联谊，通过走访慰问、座谈交流等形式加强与秦商的沟通与交流。只有通过进一步营造尊商、亲商、兴商的浓厚氛围，让天下秦商都能感受到家乡的关心和温暖。才会有更多的秦商回乡投资兴业，在自身发展壮大的同时，进一步增强陕西经济的活力、实力和后劲。
3.加强秦商联合会建设，不断提升服务功能和影响力
商会是商人依法组建，以维护会员合法权益，促进工商业繁荣为宗旨的社会团体法人，是介于政府与企业之间的一种自律性的民间组织，是经济发展的必然产物。它连接政府与商人、商人与商人、商人与社会，是实现资源优化配置不可或缺的重要环节，具有自我管理、自我服务、自我协调、自我约束、自我教育等特性。秦商联合会是由海内外各类秦商(陕商)组织机构、企业和支持关心陕西发展的团体自愿组成的全省性非营利性的社会团体。是全球秦商(陕商)社团机构的联合体和全球秦商大会组委会的常设机构，承担每年一届全球秦商大会筹备组织与实施工作；是全球秦商机构(陕西商会)联席会议主席团的秘书处；是政府与秦商间沟通交流的桥梁和秦商之家，代言秦商意见、建议，维护秦商合法权益。要进一步加强秦商联合会的建设，不断提升服务功能和影响力。一是要与各地商会建立长期联系机制。互通信息，增进友谊，探讨合作与发展的经验和模式，搭建长期交流平台，坚持走联合发展之路。二是要与各地商人、本地企业建立良好关系。在政府大院外提供合作交流的场地，充分运用现代互联网手段和联合会宣传手段，通过开展线上线下作活动，提供他们交流的机会和渠道。充分发挥秦商联合会人脉多、信息灵、联系广的优势，积极配合各地市政府，服务引导广大秦商投资兴业。三是拓展为会员和秦商服务的区域和领域，提升服务水平。如加强技术服务，与高等院校、科研院所合作开展技术成果转化、人才信息交流、会员单位培训等内容，助推企业创新转型、人才交流及依法经营、健康发展；如加大维权服务，对企业投资环境方面存在的疑难问题和实际困难全力协助解决，对存在的普遍性问题要积极与相关部门沟通及时向政府反映解决，对异地秦商来陕所遇到的困难和问题，要积极主动帮助解决，全力维护好广大秦商和会员企业的合法权益是秦商联合会的重要职责。如创新金融服务，在防范风险的前提下，学习兄弟商会经验，加强与金融机构的广泛联系，建立银企多方合作机制，加大对会员单位及企业的融资支持力度；切实帮助会员解决经营中的融资困难问题。四是要加强自身建设，提升内部管理。要通过一列的有效措施和办法，进一步提升秦商联合会工作团队的整体素质，完善联合会的内部机构建设，建立有效的激励机制和用人制度。通过周例会、定期小结会、互动走访和业务培训等多种途径和方法学习现代商会管理体系建设，努力把秦商联合会办成想办事、能办事、办好事、有影响的商会。
4.坚持走联合发展之路，搭建秦商回陕投资的平台
激烈的市场竞争，要求我们全球秦商与时俱进、团结合作、走联合发展之路。一是各商会要团结一致，抱团发展。充分发挥好全球秦商大会、全国陕西商会联谊会和全球秦商机构联席会议等品牌作用，探讨秦商联合发展的机制和模式。各地商会要团结为本，服务为主，在大的原则问题上要一个声音，大的活动上要一致行动，大项目中要能合作共赢，遇到困难相互帮助，形成全国共同步调，共同声音。为秦商崛起铺路搭桥，提供一切需要和可能提供的各种支持，推动海内外企业不断发展壮大。二是要创造条件，提供秦商回陕投资的发展平台。如成立秦商发展基金、秦商投资管理公司、文化公司等专业服务机构，建立秦商大厦、秦商产业园区等平台，让广大秦商走到一起，调动各自的资源，有效投资，形成新的企业产生裂变，这样可以带动小企业的成长和整体竞争能力的提高，也增强了抵御风险能力，增加了秦商的整体实力和影响力。三是政府和部门支持是秦商联合发展的保障。政府部门要相互沟通，加强协调，转变职能，强化服务意识，提高服务效率，提升服务水平，不断优化秦商回乡投资创业的环境。主动为广大秦商排忧解难，创新服务方式，拓宽服务渠道，切实为广大秦商解决实际问题。研究出台鼓励秦商回陕投资的政策举措，提出和制定服务秦商持续发展的有效举措。真正为秦商发展和崛起引资纳智、牵线搭桥，促进秦商转型升级。
一、全球秦商发展中存在的问题分析
造成我省非公经济发展缓慢，全球秦商发展水平还落后于东部地区，如浙商、闽商和粤商等的表现是多方面的。
(一)从省内看
首先是思想观念保守。尽管秦商在中国漫长的古代社会始终处于“国商”的高端地位，陕西地处农耕经济与畜牧经济结合部二元化社会经济结构顶端的优势位置，使得秦商从事商贸活动，一开始就不仅仅是为了赚钱发财的个人需要，而是首先为了满足农牧交换，安定边疆的国家需要，使他们有着“以商事国”“以商兴国”的历史担当，将商业“上济国家，下利庶民”的作用发挥得淋漓尽致。就是明清时期产生的陕西商帮，也是适应了国家“食盐开中”“茶是交易”的政策需要，才急剧兴起，成为中国产生最早的“天下第一商帮”。但这种“国商”地位和对国家政策供应的需求，会有负面效应，使得秦商会产生“制度依赖”和“政策依赖”的路径依赖，发展不是主要靠自身的历史自觉性和创新性，而是靠国家制度和政策的驱动，产生等、靠、要的思想惰性，这也许是秦商难以走出的历史怪圈。
同时，陕西又是中国农耕经济的发祥地，八百里秦川皇天后土的优越环境和农业收入的稳定性，使得陕西人更看重农业发展对国家和个人生活的保险作用，历史上的“重农抑末”思想和政策是从陕西发源的，就一点也不觉得奇怪了。在这种传统观念的束缚下，陕西人很难走出这一片厚重的黄土地，宁肯蜗居在家里过穷日子，也不愿意背井离乡，外出下海经商和务工，这是阻挠陕西市场经济发展和非公经济发展主要的思想障碍。上世纪末，西北大学秦商文化研究中心对陕西渭北地区的富商大族进行历史资料跟踪调查，在所调查的富商巨族后裔中，竟然没有一家是继承父业，从事经商的，他们恪守的格言就是“金盔、银盔，不如锅盔”，“庄稼钱，万万年；生意钱，几十年”，而不愿意轻去其乡，逆旅发财。就是今天被我们奉为典型的陕西韩城县党家村的大量《家训》中，更多渲染的是诚信、厚道、知足常乐的做人道德，而很少有经商致富的经验总结，这与党家当年在河南社旗县经商，“日进斗金”的繁盛显得格格不入。在传统重农思想的束缚下，农业生产的“凿水井以饮，秉耒耜以耕”，“日出而作，日入而息”的轮回和方圆十里，亲戚里党的狭促见识，使得陕西人对市场信息和变动反应迟钝，观念保守，不求进取。前一阶段习总书记在北京“吃庆丰包子”，北京人大肆炒作，短短的几个月“庆丰包子”赚了7千万，红遍全国。而紧接着习主席请国民党名誉主席连战共赴陕西家宴，吃了三种陕西著名的家乡饭：肉夹馍、**面和羊肉泡馍，媒体拼命宣传，可陕西人无动于衷，坐失了发展良机，充分反映了陕西人抱残守缺的精神面貌。
而且，陕西又是十三朝文明古都，长期的国都地位和官僚统治，形成了陕西人京畿乐土，皇都子民的历史优越感觉，视商业为末业，“小人之习，君子不为”的职业等级观念。加之，几千年在陕西建立的官僚政治和科举取士制度，“今我何功德，曾不事农桑，食禄三百万，岁晏有余粮”，官民收入的巨大差距，使陕西人在个人层面上形成“官本位”的思维定式，以吃“公家饭”为荣耀的人生追求，更多的追求“官饭”的铁饭碗，而将非公经济和私营经济看作是没有保险系数的“泥饭碗”“土饭碗”，不敢贸然下海求取“金饭碗”。从社会层面讲，对非公经济也存在一些偏见。比如说，一方面，民营企业招工难，招聘专业技术人员更难，留住高素质的管理人员难上加难；另一方面，许多人找不到工作，总认为在民营企业工作就是给私营老板打工，是短期行为，没有稳定感。也在一定程度上阻挠了陕西非公经济和私营经济的发展。“没有思路，就没有出路”，这些都是陕西非公经济、私营经济发展滞后，秦商发展水平落后于东部地区商人的思想原因。
其次，体制和政策上的阻碍因素还存在。尽管改革开放以来陕西的各级党委、政府都在鼎力发展非公经济和商品经济，都纷纷制定和出台了《大力发展非公经济的政策意见》，尤其是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公有经济和非公有经济都是社会主义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都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基础”，高度肯定了非公经济的合法地位和财产权利的合法性质。但由于思想的惰性，在发展非公经济方面仍然顾虑重重，缩手缩脚，存在一些“左”的思想残余，总认为大型的公有制好，中小的私有企业不好，有的人甚至把中小私有企业视为洪水猛兽，不愿接触他们，更不可能一视同仁的支持。就是想支持的，也由于制度惯性，在行动上不敢大胆突破，而是层层设障。正如广东陕西商会会长何建梁，在比较东、西部政府对待公有经济与私营经济差别时所说的那样：“我们目前在广州和西安都在投资做项目，和广州相比，在投资环境上确实有一些差距，需要改进。例如，对于一个项目，在我们这里想做，一些相关部门就会首先拿着一些中央的文件告诉你什么事情不能干。同样的情况如果是在广州，他们则会从另外一个角度告诉你什么事情没有限制，你可以干。这也就是人们常说的出现了红灯坚决不能走，但是你可以选择绕着黄灯走。”例子虽然简单，道理非常实在。所以，浙江陕西省企业联合会会长谢秉艾才呼吁说，“政府在扶持企业发展中，应着眼于社会各个层次的创业者，一视同仁，既要锦上添花，更要雪中送炭。无论实力雄厚的大中型企业，还是刚起步的小型经营户，都要重视扶持。”
陕西是计划经济的重点区域，计划经济下国有经济的行业垄断，在陕西表现得更为突出。国有经济凭借其与政府的血缘关系以及在行业独有的垄断地位和影响，在行政审批、市场准入、融资、税费等方面设置各种障碍，维持其电力、煤炭、石油、化工等领域垄断性地位，使非公有制经济在这些领域进入受到限制，进一步加剧了行业垄断程度。近年来，尽管各省相继出台了《国务院关于鼓励和引导民间投资健康发展的若干意见》《国务院关于进一步支持小型微型企业健康发展的意见》等系列扩展民间投资和非公有制企业投资领域的政策。但是，由于各类政策细则缺乏、投资服务不足、执行监督缺位，这些传统垄断行业对非公有制经济仍存在“玻璃门”“弹簧门”“天花板”，“赚钱的不让干，让干的不赚钱”，促使市场结构因此呈现出“垄断企业获得高额垄断利润”“非公有制企业过度竞争和无序竞争利润微薄”的两极分化格局。2010年，陕西省公有制经济增加值依然占全省GDP的二分之一强，其中，规模以上煤炭开采和洗选业、石油和天然气开采业、石油加工、冶炼及核燃料加工业、电力热力的生产和供应业、燃气和生产及供应、水的生产和供应六大行业中，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工业产值所占比重依然高达52.9%、95.9%、84.7%、94.8%、67.9%和86.4%。
体制结构说到底是社会利益结构。垄断性实体经济行业利润畸高，利润回报与一般行业差距快速拉大，诱使工业资本、民间资本和社会热钱齐聚并涌进高利润行业与领域。首先是实体经济不同行业利润率出现分化。从工业行业整体来看，2010年我省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平均毛销售利润率为13.5%，而资源性行业利润率明显高于加工性行业。以煤炭开采和洗选业为例，其毛销售利润率达到33.6%左右，是工业行业平均销售利润率的2.5倍。石油行业利润率也极高，2010年，石油和天然气开采业的平均销售毛利润率为31.5%。其次，我省以金融和房地产业为代表的虚拟经济异常繁荣，利润远高于实体经济。据调查，近十几年金融房地产业的利润率快速上升。房地产业销售利润率为工业行业平均销售利润率的2倍左右，银行业营业利润率约是工业行业利润率的4—5倍。在房地产、金融以及资源性行业高利润的驱使下，许多企业开始参与房地产、大宗农产品、奢侈品等的资本炒作，大量民间资本转入民间借贷市场，参与非法集资与高利贷。这致使非公有制企业关心生产的程度下降，从事研发和创新的热情减退。尤其是，金融业等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的收益形成鲜明对比，激发了社会上“快富”“暴富”“省心致富”的观念，助长了浮躁、低俗的“致富观”，形成不利于实体经济发展的舆论氛围与社会风气。
而对私营经济税收的过于偏高，更不利于非公经济和私营经济的发展。近年来，中央、省、市出台了不少旨在减轻非公经济税负的系列税收减免优惠政策。但由于各种原因，政策往往难以真正落实到位，非公有制企业难享减负之惠。近期伴随企业经营条件和经营情况恶化，税负重已经成为陕西省目前非公经济面临的一大突出问题。调查发现，我省中、小微企业普遍承担五种税费或“隐性”负担，分别为：税负、收费、相关部门提供的有偿服务费用、执法部门的罚款与不合理收费、应对各种检查而付出的人员与时间成本等遵从成本，使中小微企业实际负担已超过30%。从根本上讲，我国是高税费国家，税收政策及税收环境不利于非公有制经济的发展。美国《福布斯》杂志发布的我国税费痛苦指数，从2004年至2011年均名列全球前茅。我国实行结构性减税呼吁了多年，收效甚微。究其本源，是因为财税征收所受法律约束松弛，超收的财政收入没有被纳入预算法的约束范围内，在地方政府追求财政收入利益的驱动下，结构性减税措施一再“流产”。
其三，人力资本昂贵是困扰非公经济发展的瓶颈之一。改革开放以来的30年，我国依靠廉价劳动力的优势，获得了巨大的劳动力红利，成为吸引国际资本向中国转移，并依靠廉价商品在国际市场上赚足了超额利润。但进入21世纪后，中国廉价劳动力的红利开始丢失，东南亚、印度一些劳动力更为低廉的国家，进一步吸引了国际资本的眼球，一些劳动力密集型产业和技术开始向这些国家转移，我国东部地区经济发展遭遇劳动力昂贵的现实，进一步殃及西部地区。近期，在物价上涨和工资上调心理预期的影响下，劳动人力资源费用大幅上涨，流动加快，导致我省非公有制中小企业成本上升，企业波动和经营风险增加。“2012年一季度企业经营情况快速问卷调查”显示，包含陕西在内的78.9%的西部企业认为“人工成本上升”是当前企业经营发展中遇到的最主要困难。利润下降致使企业出现大幅裁员现象，使企业面临短期裁员减负与储备人力长期发展的两大矛盾。据《中西部小微企业经营与融资现状调研报告》显示，陕西等地中小微企业主动裁员的占25.35%，招工难、员工离职导致用工人数减少的企业达到34%。在工资看涨心理预期下，劳动力流动加快，出现“攀比工资”“集体跳槽”“扎堆就业”的现象。这一方面形成劳动就业岗位空缺，企业招工难现象，另一方面，又造成劳动力失业，劳动力就业不足问题，既给企业带来较大经营风险，又给劳动力带来就业压力和岗位转换额外成本。陕西省统计局非公经济问卷调查结果显示，在企业目前面临的主要问题中，排在第一位的是人才匮乏，占调查企业的32.1%，人才资源不足的问题，已成为影响我省非公企业发展最重要的问题。“如平利县在承接产业转移引入的某服装加工厂，因无法招到熟练缝纫工而导致已建成的一条自动化生产线闲置。”
其四，融资困难时困扰非公经济发展的主要经济阻力。相对于国有经济而言，民营经济面临更为突出的融资问题，主要表现为融资困难、渠道狭窄、融资成本居高不下。近年来，虽然中央、省通过出台系列政策着力解决企业融资难的问题，但是因为不合理的金融组织体系和信贷供给格局，缺少直接服务于非公有制企业的中小型地方性金融组织和金融产品，导致非公有制企业很难从正规金融部门获得发展必需的信贷资源，而只能通过亲友借贷或高额民间借贷获得资本。据“2012年一季度企业经营情况快速问卷调查”显示，非公有制企业的资金紧张状况更加严重，非公有企业认为融资紧张的比重为51.2%，高于国有企业的44.7%。《中西部小微企业经营与融资现状调研报告》显示，72.92%的小微企业表示需要融资，但近70%的企业借款主要途径为亲友借款。据有关部门测算，我国银行贷款主要投放给大中型企业，大企业贷款覆盖率为100%，中型企业为90%，小企业仅为20%，几乎没有投放给微型企业。另外，企业融资渠道的调查结果显示，78.6%的非公有制企业选择以自有资金(利润留成)为主，23%的非公有企业选择民间信贷，而国有企业选择民间信贷方式的比重仅为5%。非公有企业选择发债和股票融资方式的企业比重极小，仅占1%和0.1%，远低于国有企业。非公有企业通过民间借贷的成本极高，银行贷款利率一般为5%～8%，而民间借贷年利率平均达到20%以上，一些地下钱庄甚至高达40%以上。这对非公有制中小企业的融资成本造成了很大的压力。非公有制经济融资困难，资金紧缺依然是中小企业发展的瓶颈。
其五，民营企业管理落后是民营经济发展不畅的内在原因。由于特定发展阶段，许多非公企业管理比较落后，很多还是家族式管理，决策随意性大，对企业发展缺乏符合市场和自身条件的长远规划。公司治理结构薄弱，导致财务状况复杂、企业信用不好等问题。产业层次低，产品档次低，缺乏创新能力，很多企业厂房简陋、设备落后、产品质量差、资源浪费、市场竞争意识滞后、产业升级进展缓慢等。加之，非公有经济面临激烈竞争、诚信缺失、市场无序的经营环境，企业运行风险增高。我省非公有制经济规模普遍偏小，多处于产业链的初加工环节，进入门槛低，多数产品供过于求，面临激烈的市场竞争环境，利润极为稀薄。据“2012年一季度企业经营情况快速问卷调查”调查结果显示，目前产能“严重过剩”的企业占14.4%，“有些过剩”的占43.8%，“产销平衡”的占30%。而面临市场约束，受到成本大幅上升的影响，企业的赢利空间明显缩小。调查显示，中小企业赢利“低于正常”的企业分别占56.5%和66.2%。中小企业面临诚信缺失，无序竞争的市场环境。商业诈骗、价格欺诈、弄虚作假现象比较普遍，市场上产品质量参差不齐，鱼目混珠，假冒伪劣产品猖獗，产生“劣币驱逐良币”的逆向淘汰机制，使正规生产企业面临恶性无序竞争的市场秩序。
其六，民营企业缺乏竞争力。由于民营企业融资方面的困难，致使民营企业的民间投资的研发创新意愿不强。问卷调查显示，64.9%的企业对今后发展有研发和创新意愿，29.1%的企业对研发和创新持不确定态度。在实际投资和经营活动中，有58.8%的企业在研发和创新上投入一定的经费，而41.2%的企业在研发和创新上没有投入。从影响民间投资企业进行研发和创新的因素上看，表示缺乏研发资金和技术人才的企业分别占42.6%和42.3%，认为市场需求因素和缺乏与研发机构合作平台的企业分别占37.5%和31.7%。认为是缺乏规划、没有创新动力和核心技术产权保护的企业分别占12.8%、11.2%和9.3%。这便造成大多数民营企业技术陈旧，产业链短，无法形成高端技术支撑的龙头企业，在竞争中常常处于劣势。自2006年，荣海以陕西首富登上“胡润富豪榜”，但在整个榜单中名次落在第198位。从那以后的六年中，陕西企业家都没能进入前百名。2008年，荣海再次上榜，名次提升到152位；2009年李黑记登榜，但在全国排在250位；2010年，赵步长、赵涛父子登榜，全国排名在149位；2011年，赵步长父子蝉联，不过在整个百富榜的排名为第109位；2012年，赵步长父子三度登榜，排名在102位，仍没有进入前百名。如果说财富排行更多体现的是财富积累，那么，《中国民营企业500强》足可以反映民营企业的综合实力。2011年，营业收入超亿元，登上500强的陕西民企只有排在第25位的西安迈科金属国际集团有限公司、排名第63位的陕西东岭工贸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排名第168位的金花企业集团和排名第370位的陕西黄河矿产有限责任公司4家。2014年陕西进入“中国民营企业500强”的有6家，分别是，排在第18名的西安迈科金属国际集团有限公司、第27名的陕西东岭工贸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第221名的金花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第261名的彬县煤炭有限责任公司、第425名的陕西黄河矿矿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和第456名的陕西荣民集团。而我们近邻的内蒙古，则有13家上榜，重庆有18家上榜，湖北有15家上榜，四川有18家上榜。反映了陕西民企龙头企业缺乏的现实。
其七，非公经济区域发展不平衡反映了民营企业结构上的不合理。三秦大地由于资源条件和经济发展程度的不同，关中、陕北、陕南的非公经济发展也很不平衡。从省统计局公布的数据看，2014年上半年，全省非公有制经济增加值3885.46亿元。其中，关中非公有制经济增加值为2300.19亿元，占全省比重为67.25%。陕北非公有制经济增加值为634.57亿元，占全省比重仅为18.55%。陕南非公有制经济增加值为485.81亿元，占全省比重14.2%。全省非公有制经济增加值占生产总值比重为52.4%，比2013年上半年高0.9个百分点。关中五市一区中，除西安与全省平均持平以外，其他市区均低于全省平均。陕北两市中，延安和榆林非公经济比重比较低，仅为20.4%和39.4%。陕南三市中，只有安康非公有制经济增加值比重高于全省平均水平，非公比重达到52.5%，比全省平均高0.1个百分点。汉中则是全省唯一非公比重下降的地市，较2013年上半年回落0.5个百分点。综合来看，全省大多数市(区)非公有制经济发展势头较好，尤其是陕南三市非公经济占生产总值比重均已超过50%，是全省非公经济占生产总值比重最高的区域。陕北非公经济占全省的比重却在下降，从陕北两市今年上半年的民间投资来看，分别增长50%和-33.8%，虽然延安民间投资增长较快，但总量仅为陕北的25%左右，因而无法有效拉高陕北民间投资增速，从非公有制经济和民间投资来看，陕北民营经济发展仍存在较大障碍。
(二)从省外看
各地陕西商会目前已经发展到109家，增速惊人。但通过对荣获2011年度10家全球优秀陕西商会进行统计分析，会员多的达1000多家，少的只有100多家，大多数在500家左右。而绝大多数的秦商商会都是本世纪初成立起来的，成立时间都不长，发展也不平衡。总体来说，商会机构健全，都有固定的办公场所，各项活动正常进行，有的办有会刊，有的建有网站。如影响力较大的北京陕西企业商会，2007年1月成立以来，一直秉承创办时之宗旨：“致力于为会员创建交流平台、寻求商贸合作机会；不断弘扬秦商文化与精神、努力振兴首都、陕西两地经济。”尤其是2010年9月商会成功换届，选举出了以冯仑、陈宏、张朝阳、冯军等知名企业家为会长的新一届商会领导集体，使商会进入快速发展阶段，各项工作向规范化、专业化方向前进，加强了商会内部治理和制度建设，进一步提升了商会品牌价值和社会影响力，并在项目对接、招商引资等方面加大了力度，取得了显著成绩。投资300亿的立体城市落户西咸新区，充分彰显了在京陕西商人的实力和建设家乡的游子之心，也彰显了商会的地位和作用。
但仍有一些秦商商会目前尚处于发展初期，商会的作用还远未得到充分发挥，有的尚处于刚刚组建阶段，有的虽已组建但工作还难以开展。有的地方商会还没引起政府重视，没有得到企业的认可，商会还没有明确的权利和义务，没有为企业解决问题的手段，企业仍然依赖于政府，企业将商会只看作一般的民间组织。同时，由于商会的职能尚未到位，使商会发展会员单位的工作难以全面开展。商会的自身建设相当薄弱，思路还不清晰，工作力度还不大，工作也还难以开展，这些问题都需要我们深入地研究和探讨。
从总体实力来讲，尽管陕西省秦商联合会成立以来，有人筹划全球秦商机构的组织系统建设，有人谋划秦商的共同发展，各地秦商机构的会员有3万之众，会员控制资金总量约达2万亿，已经是很了不起的成绩。但与其他省份的商会比，仍有不小的差距。据《闽商发展报告》所言，目前闽商海外侨商1100万人，资产总额达3000亿美元；国内闽商在外投资兴业的250万人，其中泉州70多万人，资产1600亿；莆田在外经商50万人，资产300亿；在北京的闽商23万人，资产500亿；上海的闽商40万人，3万多家企业，仅安南人在上海办企业500家，资产50亿。又据《2013全球浙商发展报告》所言，根据不完全统计，目前浙江在省外经商办企业的人员约为600万人，省外浙商在全国的投资总规模超过3万亿元，其中浙江输出的资金约1.3万亿元，销售规模接近2万亿元。与他们相比，陕西的差距是显而易见的。
三、秦商发展的环境分析
历史有惊人的相似之处。按照中国儒家“五百年必有王者兴”的观点，秦商际遇了与当年陕西商帮兴起惊人相似的历史环境。具体分析如下：
(一)政策环境
政策环境作为重要的环境要素，在经济建设和实现可持续发展中起着关键性作用。政策环境可以从宏观和陕西具体政策环境来考察。
从宏观政策环境讲，今天无疑是陕西经济发展极其难得的黄金时代。
第一，“一带一路”的国家经济发展战略给秦商提供了极为难得的发展机遇。当前，国家是出行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的发展战略，陕西是丝路经济带建设的新起点，这就有一次把陕西推到了发展的风口浪尖之上。国家实行建设丝路经济带的战略决策，丝路沿线这个拥有30亿人口、丰富自然资源以及巨大市场潜力的地区就首先想陕西开放，同时，以丝绸之路及其沿线国家经济的一体化发展，形成一个新的自由贸易区，形成西与欧洲边缘的土耳其自由贸易区相连，东南与东盟自由贸易区接壤的新的世界贸易格局，这都为陕西的发展提供了极为难得的国际和国内条件。
为了建设丝路经济带，关—天经济区成为丝路经济带建设的核心区域。关中—天水经济区，是2009年经国务院批复通过，其范围包括陕西省的关中平原地区及甘肃省天水地区，共六市一区。经济区以大西安(含咸阳)为中心城市，宝鸡为副中心城市，天水、铜川、渭南、商洛、杨凌等为次核心城市。依托陇海铁路(欧亚大陆桥)和连霍高速公路，形成中国西部发达的城市群和产业集聚带与关中城市群相呼应。关—天经济区的建设，为陕西的发展提供了新的机遇：首先，它极大地增强了陕西的经济实力。其次，经济区人口密集、市场广阔、需求旺盛、潜力巨大，有利于吸引海内外投资等各类要素在此集聚和重组。其三，东部沿海地区要素成本持续上升，加快经济转型和结构升级的需求极为迫切，产业转移动力日趋增强。经济区基础设施比较完善，要素成本优势明显，具备了承接产业转移的有利条件。其四，国家实施创新型国家战略，为经济区加强科技资源整合，提高自主创新能力带来机遇。
为建设丝路经济带就必须建设西咸新区，西咸新区是丝路经济带建设的重要支撑。西咸新区是我国国内外交通的重要枢纽。西安处于东西交通枢纽的优越地位，对内，上连甘陇，下接巴蜀，东向豫、鲁，南向浙、楚，是国内铁路、公路、航空运输的重要中转站。西咸新区同样也具有便捷、经济、快速的国际交通条件，咸阳国际机场多条国际航空线路将西安的大门向世界敞开，而从西安直通欧洲的“长安号”国际货运班列开通则更为空陆联运提供了新动力和新可能。而便利的交通条件也使得西咸新区能够在新思路新起点的建设与发展中发挥新引擎的作用。西安是国内西向货物的集散地和物流中心，是促使国内要素有序流动、资源高效配置最理想的地区。西安国际港务区已经达到年集散17万标准箱的吞吐规模，成为中国西部最大的集装箱装卸码头，高效的铁路、公路、航空立体联动，使得国内外商品集散功能和物流中心功能得以充分发挥。
第二，西安国际港务区建设，成为陕西走向世界的难得窗口。汪洋副总理在欧亚经济论坛上指出：“陕西拥有全国最大的陆地港口”，这一对贸易港口界定的新思维，为我们抓住丝路经济带新起点建设的历史机遇，把西安建成内陆最大的港口城市指明了方向。陕西具有建设全国最大内陆港口的区位优越。西安是西部最大的城市，又处于东西部交通枢纽的优越地位。对内，上连甘陇，下接巴蜀，东向豫、鲁，南向浙、楚，是国内西向货物的集散地和物流中心，是促使国内要素有序流动、资源高效配置最理想的地区。西安国际港务区，已经形成集铁路集装箱中心站、西安公路港和综合保税区三大平台为一体的西部最大的货物集散地，并在交通部取得了国家港口代码的正式资格，形成年集散17万集装箱的吞吐能力，使西安真正成为祖国西部的“旱码头”和物流中心。对外，西安是丝绸之路的起点，拥有便捷、经济、快速的国际交通条件。西安经丝路到欧洲的新欧亚大陆桥比沿西伯利亚到欧洲的老欧亚大陆桥缩短了3000公里的路程；郑州经西安开往俄罗斯和德国的国际班列，比走海运到欧洲节省20多天时间，若时速300公里的高铁开通，则这一时间更会缩短为两天；西安咸阳国际机场更是西部联络世界各地最大的航空港。这些都使得西安可以成为中国内陆最大的港口城市，成为丝绸之路复兴的起点。
第三，国家实行创新发展战略，成为陕西发展新的动力。党的十八大制定了国家实行新的创新驱动发展战略，主要通过科技创新来驱动社会经济的发展。
陕西科教优势举国公认，拥有79所普通高校、1000所科研院所、22万科技人员。我省通过鼓励研发投入、强化中试环节、促进科技和金融结合等一系列措施，为强化企业技术创新主体地位，提升创新能力不断加码。与此同时，各类科技园区、产业基地、孵化器，在推动科研成果转化，促进经济增长等方面效果显著。全省六个国家高新区和两个省级高新区，特色鲜明，产业聚集效应明显。2013年，在整体经济下滑的情况下，我省高新区营业收入达到11735亿元，同比增长30%。孵化器在促进陕西地方经济发展、培养新的经济增长点等方面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截至目前，全省已经建成国家级科技企业孵化器16家、省级孵化器7家，孵化面积超过80.7万平方米，入孵企业达2634家，累计毕业企业1545家，涉及软件、光电、电子信息、生物医药、航空航天、数字医疗、新材料、现代服务、军民两用技术、农业等产业领域。科技园区、孵化器为承接科技成果转移提供了土壤，各种金融手段的支持有效激发了创新的活力，带来了科技创业的热潮。
第四，国家实行“集中连片特殊困难地区扶贫攻坚工程”是陕西又一发展的新机遇。2011年年初，“十二五”规划纲要提出，“加快解决集中连片特殊困难地区的贫困问题”，中央政府工作报告也强调要启动集中连片特殊困难地区扶贫攻坚工程。2012年国务院规定“秦巴山—六盘山”是14个连片扶贫的主战场之一。连片扶贫开发是陕西农村经济发展的良好机遇，有利于为涉农资源提供整合平台，有利于扩大扶贫开发工作的影响力，有利于发挥辐射带动效应。连片开发试点工作将扶贫开发工作融入到区域、县域经济社会发展的大局中，通过实施连片开发，使项目区贫困村的主导产业、基础设施、村容村貌、公益事业等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实现了跨越式发展。2011年，陕西决定实施大规模的移民搬迁，计划用10年时间，投资1000亿元左右，按照“小城镇建设、发展现代农业和避灾扶贫搬迁”三位一体的工作思路，采取进城落户定居、小城镇安置、中心村集中安置、现代农业园区吸纳等多种方式，对连片特困地区和自然灾害频发地区的297万人逐步进行搬迁。这无疑为秦商发挥作用提供了英雄用武之地。
第五，国家实行“南水北调”工程为陕南经济发展提供了机遇。陕南地区处于丹江口库区的上游，为南水北调中线工程提供了70%的水源。“十二五”开局，省委、省政府提出了陕南循环发展战略，省级财政每年安排6亿元，支持陕南循环经济园区建设，推动项目向园区集中。为实现保护水源与民生改善相结合。从2011年开始，实施陕南生态移民搬迁工程，计划用十年时间陕南搬迁60万户、240万人。截至2013年年底，20万户、75万人搬进新居，迁出地生态恢复进程加快，水源涵养功能明显改善。为根治汉丹江流域洪涝灾害频发、水土流失严重、水生态恶化等问题，2012年和2013年，又分别启动了汉江、丹江综合整治工程，计划投资280亿元，在汉江、丹江沿线实施生态环境治理、水资源配置和防洪设施一体化建设工程。截至2013年年底，完成投资61亿元，建设堤防190公里，治理河长267公里，400多条小流域得到综合治理。
这些国家宏观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政策供应，是陕西和秦商千载难逢的宏观发展条件。
从陕西的具体政策供应讲：
政策环境建设取得显著成效。近年来，省委、省政府结合陕西省情实际，制定和实施了一系列营造加快发展的良好政策环境。制定了《关于改善投资环境，进一步扩大开放的决定》以强化社会信用、提高办事效率、改善人居环境为重点，提高投资环境的吸引力和竞争力。逐步建立和完善了招商引资政策体系，推进对外开放取得新进展。改革开放以来，先后出台了陕西省关于投资的优惠政策、陕西省利用外资实施办法、陕西省关于鼓励外商投资的若干规定等政策，不断提高利用外资质量，创新引进外资形式。加快建立社会信用体系，着力打造“信用陕西”。省委、省政府对社会信用体系建设高度重视，把打造“信用陕西”作为增强我省综合竞争力的一项战略举措。省政府发布了《陕西省社会信用体系建设规划》，全省信贷征信系统率先起步，个人信贷征信系统已采集全省1087万个自然人的基础信息、结算账户信息和贷款、信用卡信息；企业信贷征信系统采集了11.43万户企业的基本信息、财务信息和信贷信息，促进了金融环境的改善。全面实施依法行政，法制环境不断改善。先后制定了规范行政执法主体资格的《陕西省行政执法证件管理办法》，规范具体行政行为的《陕西省行政执法责任制办法》，规范抽象行政行为的《陕西省规范性文件监督管理办法》。制定发布了《陕西省全面推进依法行政五年规划》，明确了推进依法行政的阶段、目标和任务，建立了行政执法人员主体资格审查、行政执法评议考核和责任追究等制度。建立了政府信息公开制度，积极推进政务公开。为了提高政府工作的透明度，2005年出台了《陕西省政府信息公开规定》。设区市人民政府建立和完善了政府新闻发布制度，普遍建立了政务公开岗位责任制，并把政务公开作为行政机关目标考核的重要内容。进一步加大行政审批改革力度，不断深化管理创新。从2001年起，先后进行了三次行政审批项目清理，省级行政许可和审批项目减少了70%以上，设区市和县级行政许可和审批项目分别减少了65%和44%，省政府还制定了《陕西省实施行政许可程序暂行规定》和《陕西省实施行政许可听证暂行规定》，大多数市县政府设立了政务大厅，多数行政许可审批事项可在政务大厅一次性办结。营造良好的政策环境，促进非公有制经济健康发展。1997年，省委、省政府出台了《关于放开搞活国有中小企业的决定》和《关于大力发展非公有制经济的决定》，工商、税务、财政、劳动等部门相继出台了14个配套政策，在兼并国企、市场准入、社会保障、人才安置、税收优惠、资金和信贷支持等方面给予大力扶持。2003年以后，省委、省政府又先后出台了《关于进一步加快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若干意见》和《陕西省关于鼓励支持和引导个体私营等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实施意见》，明确提出了促进陕西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各项政策，在扩大准入、公平待遇、金融支持、加强服务等方面出台了一系列鼓励、支持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具体政策和措施，经过多年的快速发展，全省非公有制经济已经发展到较高水平和相对稳定阶段，成为推动陕西省经济发展的一支最具活力的重要力量。积极落实节能降耗政策，有效改善了生态环境。高度重视生态环境保护和建设，先后出台了《渭河流域近期重点治理规划》《汉丹江流域水污染综合防治规划》等七个规划。出台了《陕西省煤炭石油天然气开发环境保护条例》《陕西省渭河流域水污染防治条例》等六部地方性法规。实行严格的环保制度，强化硬指标约束，全省化学需氧量削减2%，二氧化硫排放量降低1.5%，成为全国实现减排目标的少数省份之一。关闭了渭河沿岸56家污染严重的造纸企业，以及陕北55家电石、铁合金、焦化行业污染企业，汉江流域183家企业污染物排放减少60%以上。
这些结合陕西省情具体政策措施的出台，无疑使陕西发展的思路更加清晰，为引导陕西非公经济和民营企业的发展提供了政策保障。
(二)资源环境
人没有超自然的创造力。自然资源是秦商赖以发展的物质基础。
而“天酬三秦”，陕西优越的自然资源储备，一浪一浪地支持了陕西的发展。
如果说在传统社会，陕西优越的农业资源支持了陕西数千年的发展，“陕西的黄土养皇上”，是陕西成为十三朝国都所在。八百里秦川厥土黄壤，一望无垠，全省土地总面积20.58万平方公里，2008年主要地类面积为：农用地18477640.15公顷、耕地4050347.65公顷。农作物主要有小麦、玉米、水稻、棉花、大麦、高粱、麻类、薯类等。全省年开采量在5000公斤以上的经济植物有3000多种，其中生漆资源和产量居全国第一位，核桃居第二位，桐油居第六位，木耳、茶叶、辣椒干、大蒜等畅销国内外。中草药近1000种，名贵药材有社仲、黄连、天麻等；淀粉及糖类植物225种，油脂植物305种，芳香植物340种。全省草地面积353.5公顷，其中人工草场23.9万公顷，为发展牧业提供了良好条件。
进入工业社会后，尤其是改革开放以后，陕西的矿产资源优势得到了充分的释放，为关中尤其是陕北资源型产业的崛起提供了物质基础。陕西矿产资源丰富，目前探明储量的有91种，储量居全国前10位的有58种：居第二、三位的有煤、天然气、钼、汞、高岭土等18种；居第一位的有锶、铼、水泥灰岩等9种。全省含煤面积5万平方公里，保有储量1618亿吨。正在开发的陕北神府煤田，已探明储量1340亿吨，是世界少有的优质动力煤田。陕北天然气田，是世界级陆上整装天然气田，已探明储量3500亿立方米。黄金储量居全国第五位，产量居第四位，钼精矿产量占全国的1/2。仅2011年，经济增长的资源消耗总量为24382.54万吨(标准煤)，同比增长14个百分点，其中原油26259.56万吨，原煤26259.56万吨，天然气167.07亿立方米，发电量804.95亿千瓦小时。
进入21世纪后，资源型产业由于过度开采和造成环境污染，而呈现出萎缩的条件下，陕西的水资源优势又一次被释放出来，开始引领陕西的发展。陕西有河流583条，以秦岭为界，北属黄河水系，南属长江水系。黄河水系境内主要有渭河、泾河、洛河、无定河。长江水系境内主要有汉江、丹江、嘉陵江。全省地表水年径流量426亿立方米，水力发电蕴藏量1400万千瓦。汉江是全省最大的河流，年流量占全省总流量一半以上。经过多年开发利用，全省现已建成各类灌溉工程18万处，灌溉面积141万公顷，占耕地面积的42%。之所以如此，是因为：植物资源丰富，种类繁多。现有林地593万公顷，森林覆盖率28.8%；天然林429万公顷，主要分布在秦巴山区、关山、黄龙山和桥山。秦岭巴山素有“生物基因库”之称，有野生种子植物3300余种，珍衡植物37种，药用植物近800种。沙棘、绞股蓝、富硒茶等资源极具开发价值。生漆产量和质量居全国之冠。红枣、核桃、桐油是传统的出口产品，药用植物天麻、杜仲、苦杏仁、甘草等在全国具有重要地位。因此，国家实行“南水北调”工程，使陕南的安康、汉中、商洛首当其冲，尤其是安康，非公有经济增长保持了全省领先的地位，充分显示了水力资源对经济发展的威力。
(三)投资环境
在工业和信息社会，各经济区域物质与信息的交换进一步频繁，“借鸡生蛋”“求地发财”成为经济发展的主要形式。而投资环境无疑成为经济发展的基本要素。
陕西作为一个后发优势不断显现的西部省份，近年来经济社会一直保持跨越发展态势。2013年，陕西实现GDP16045.21亿元，比上年增长11%；人均GDP42692元，增长10.6%，尤其令人瞩目的是，陕西经济总量已经超过西北五省区GDP的45%，在新一轮西部大开发中，发挥着战略支撑作用。
《陕西经济发展白皮书》认为，陕西在六大方面凸显出投资环境的优势。这就是发展优势、能源资源优势、交通区位优势、科技优势、教育优势、文化旅游优势六方面。陕西正抓住国家向西开放和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的历史机遇，重点推进能源化工高端化和电子信息、汽车、航天航空等新支柱产业加速成长，全力打造陕西经济的“升级版”。
随着中国经济增速西高东低趋势的长期延续，陕西与四川、重庆组成的西部经济核心区在未来十年将成为中国经济增长第四极。陕西全省列入矿产资源储量表的矿产保有资源储量潜在总值超过42万亿元，约占全国三分之一，居全国之首。陕西处于中国的地理中心位置，以陕西省西安市为半径的一日交通圈可覆盖中国7亿人口。陕西是国家创新型省份试点，拥有两院院士62人，居全国第一方阵。陕西高校总数量及年度培养的高校毕业生、中职毕业生数量，均进入全国前十位。国家级历史文化名城、国家4A级以上旅游景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数量来看，陕西均进入了全国前十位。这些都进一步优化了陕西的投资环境，使陕西成为吸引外商投资的一片热土。以西安市为例。2014年5月24日，西安市委、市政府举办“西安丝绸之路投资与贸易合作交流会暨项目签约仪式”，市长董军在致辞中说：“在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中，西安将紧紧抓住国家实施向西开放的战略机遇，围绕新起点的目标定位，依托自身优势，全面深化改革开放，加快‘一高地、六中心’建设，着力构建全方位开放新格局，不断增强西安在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中的引领示范、辐射带动、服务支撑作用，努力把西安打造成最具发展活力、最具创新能力、最具辐射带动作用的战略支点城市，为传承和发扬丝路精神、推动区域务实合作做出更大贡献。西安将始终坚持亲商、安商、扶商、富商，不断优化投资环境，创新政府服务，提高行政效能，努力为中外客商在西安实现更大发展创造良好条件。”开放中的西安，吸引着外商的眼睛。在西安投资环境说明会暨项目签约仪式上，来自吉尔吉斯斯坦、南非、埃及、加拿大、英国、美国、哈萨克斯坦等政府和企业界代表及国内客商约400人参加签约仪式。共有36个合同项目成功签约，项目总投资额741.8亿元。其中工业生产类项目共有15个，总投资215.3亿元。商贸物流等服务类项目9个，总投资220.7亿元。社会事业项目5个，总投资250.5亿元。其他项目7个，总投资55.3亿元。“宝能金融中心及医疗综合体项目”“沙河第一水街项目”等6个项目总投资均超过50亿元，项目总投资额741.8亿元。这些成绩凸显了西安在投资环境方面吸引外商的强劲发展势头。
四、秦商发展中存在问题解决的路径
(一)政策路径
在政策环境建设方面，陕西还存在的问题。这主要表现在：
①招商引资的优惠政策和服务承诺尚未完全落实到位。政策环境仍不够宽松，还存在政策的连续性、严密性、可操作性差的问题，有些政策的优惠性、配套性、连续性不强，导致政策未能发挥应有作用。比如对招商引资中介机构奖励到位资金1%～3%的政策，近12年来仅有一家企业享受到。②社会诚信体系建设有待加强。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授信、征信行为不规范。二是信用市场培育很不充分。三是信用信息平台不统一。③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职能薄弱。政府职能转变还没有完全到位。④法治政府建设与经济社会建设步伐不相适应。⑤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政策制约因素较多。准入门槛依旧过高，“36条”落实不到位。一些地方把“抓大放小”政策实际执行为“抓大弃小”，一些行政垄断部门和行业、公用事业和基础设施领域仍然存在“明放暗不放”的现象。相关立法滞后，不利于非公有制经济企业加快发展。对非公有制企业的合法财产权益保护力度不够，私人财产权的保护制度不完善，侵害非公有制企业财物的情况较多，一些职能部门自立名目伸手索要钱财，企业一般难以回绝。融资困难，税收政策不合理。银行对中小企业的贷款条件比大企业严格得多，一些中小企业甚至从来没有资格得到金融机构的贷款。随着银行采取“授权授信”措施之后，部分县市行甚至没有贷款权，中小企业上市融资更难。一些民营企业在参与国有企业改制过程中没有享受到相关优惠政策，比如，享受不到安排下岗再就业的优惠政策；民营企业兼并国企后的不良资产如积压产品，都是以低于原产值的价格处理的，但缴纳税收还是按原来的产品上交增值税。社会服务体系尚不健全，缺乏有效的面向中小企业的中介服务，创业辅导、信息服务、企业诊断、技术支持、员工培训等政府服务。⑥节能降耗的政策环境和有效机制尚未形成。
解决这些问题的路径就是：①完善优化投资环境的长效机制。各有关部门要切实协调、监督和解决企业普遍反映的司法腐败、执法不公等突出问题，依法严厉查处破坏投资环境的人和事。加大典型宣传力度，宣传优化投资环境，提高服务质量的好做法、好经验，营造良好的舆论环境。②建立健全信用制度和信用体系。加快建立“以信用制度为核心、以信用服务体系为基础、以信用监管体系为保障、以信用文化为支撑”的社会信用体系基本框架和运行机制。③强化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职能。把市场作为资源配置的第一位手段，政府只对市场起调控和弥补的作用。进一步明确部门职责，理顺关系，整合管理和服务资源，不断提高政府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的能力。完善和发展非政府民间组织，支持人民团体和民间组织参加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促进公共服务社会化，在全社会形成政府、市场、民间组织三位一体的维护公平、正义与和谐的良好机制。④加强法治政府建设。⑤推进行政管理方式创新。⑥营造非公有制经济做大做强的政策环境。制定公平、完善的市场准入制度，放宽国内民间资本的市场准入领域。鼓励和支持非公有制企业通过收购、兼并、控股参股、转让经营权等多种形式，参与国有企业改革和战略性调整。采取法律举措遏制侵害非公有制企业权益的行为，下决心治理乱收费、乱罚款，杜绝限制自立名目向非公有制企业伸手要钱要物的现象。完善融资政策，提供资金支持，多渠道提高直接融资比重，积极构建适应非公有制中小企业发展需要的多层次现代金融体系。调整不公平的税赋，取消不合理收费，对尚处于创业阶段的非公有制中小企业应给予一定的税收支持，实行减免税政策；对基础设施、基础产业和公益性事业，要通过收费补偿机制或财政补贴，吸引非公有制中小企业进入；技改贴息应当对非国有企业一视同仁，清理不公平税负，实行结构性的减税政策。鼓励建立为中小企业经营管理者服务的商会、行业协会等自律性组织，发展为中小企业经营管理者提供政策、法律、财会、技术、管理和市场信息等服务的中介组织。⑦全面建立节能降耗的政策环境与有效机制。建立健全考核评价体系，完善计量检测办法，强化能源指标公报和责任制度。
(二)融资路径
在投融资方面，陕西也存在一些问题。主要表现在：①财政收入规模较小，财政投入不足。如，西安市财政收入总量偏小，且增长速度远低于城市发展的投资增速，特别是在前些年国家稳健的财政政策取向和宏观调控的背景下，上级财政专项拨款和国债等预算投资所占投资资金比重不断下降，导致西安财政资金供给相对于投资需求而言面临较大缺口。目前，西安市财政收入大抵只能保证政府机关的正常运转，无力向城市建设发展投入大量资金，是典型的吃饭财政。2008年，西安市财政收入145.61亿元，财政支出226.99亿元。理论上讲，是入不敷出。这种情况下，财政基本上无力对城市建设进行大量投资。②融资渠道单一，过分依赖银行投资。从目前各个投融资平台的运作情况看，多数平台公司仅仅实现了银行贷款的承接功能，而且多是只承接国家开发银行的合作贷款，而与国家开发银行以外的其他银行机构的合作不够多、联系不紧密，限制了融资平台公司功能的进一步发挥。因此，在以银行贷款为主的融资背景下，西安市固定资产投资中，平均21%的比例直接来源自银行贷款，在企业自筹资金中，间接来源于银行贷款的比例达70%～80%。总的来看，固定资产投资中直接或间接来源于银行贷款的比例超过60%。③融资平台规模小，融资能力较弱。西安市融资平台数量较多，但是规模普遍较小，融资能力较弱，因此融资能力较弱。④融资平台以“融资”为主，“投资”功能和可持续发展能力较弱。目前，西安市融资平台一般主要依托于政府信用，贷款的还款责任主要由各级政府来负担，未来还贷压力较大，可持续发展能力较差。
解决这些问题的路径选择是：首先募集方式上应以私募为主。因为以私募方式设立基金，投资者与基金经理之间的关系便主要是一种基于相互了解和信任而达成的委托——代理关系，基金运作压力要小一些，从而利于基金实施长期投资战略，实现基金资金的收益和安全。其次，在组织形式上，应设立公司型产业投资基金。公司型基金能使产业投资基金建立现代法人治理结构，保障广大投资者的利益。同时在基金的运营中，公司型基金同一般股份制公司一样，不能随意成立或终止，具有相对的永久性和长期性，有利于陕西金融市场的稳定发展。在基金类型的选择上，宜采用封闭型基金。对于封闭型产业投资基金而言，其所持份额不能被赎回，因而资本总额固定不变，没有赎回受益凭证的压力，可以充分利用投资者的资金，较稳固地实施其投资战略，以求利益的最大化。而产业投资基金的发起人也应选择经营股权的各类投资公司。由于产业投资基金主要从事实业投资，收益主要来自于投资后的长期分红，所以，产业投资基金必须由同时具备实业投资经验和资本经营经验的金融投资机构对其重大决策承担责任。因此，应选择经营股权的各类投资公司而不是经营实物商品的各类工商企业作为产业投资基金的发起人。产业投资基金形式上可发展中外合资产业投资基金，积极稳妥地推进资本市场的国际化战略。最后，在投资者构成上，应以机构投资者为主。
(三)人才路经
陕西在人才资源方面也存在一些问题，主要表现在：
按照国民经济三次产业划分，第一产业劳动力资源占71.1%，第二产业占13.7%，第三产业占15.3%。表明陕西省劳动力资源的产业构成落后，农业劳动力人数过多、比重过大的基本事实尚未发生根本转变。陕西省劳动力人口中，有从业人员共1797.7万人，其中城镇从业人员467.2万人。如按经济类型划分，城镇从业人员中，国有经济单位345.6万人，集体经济单位54.9万人，私营企业、个体劳动者58.9万人，其他7.8万人，构成比例为74.0%、11.8%、12.6%、1.7%。但与全国尤其是发达地区相比，个体私营和集体经济单位的劳动力容量依然太小。陕西省1997年在职职工总数398.5万人，职工人数仅占劳动力资源总数的16.8%，就业压力十分沉重，且还在加剧。据保守估计，至1997年年底，全省国有企业下岗职工达38.9万人，隐性失业者数字更多。20世纪90年代以来陕西城镇登记失业人员及失业率为：1990年11.2万人，失业率2.8%；1995年16.4万人，失业率3.5%；1996年25.4万人，失业率5.2%。失业人员绝对数量和比率上升较快，城镇登记失业率已位居全国前列。与人口密度相对应，陕西省劳动力资源地域分布也呈“两头稀、中间密”状态。占全省面积26.7%的关中地区五地市，容纳劳动力资源占全省2/3以上，尤其是高素质人才更加集中；陕南陕北面积分别占全省的34%和37%，人口和劳动力密度远低于关中，但其劳动力合理容量更低。陕西地形南北狭长，自然条件悬殊，陕北黄土高原，陕南秦巴山区，恶劣的自然生存环境形成连片贫困区；主要工业基础和中等以上规模的城市基本集中于关中平原“八百里秦川”，因此劳动力资源的非均衡分布也是必然的。90年代以来全省劳动力流动显著加快，主要表现为农村剩余劳动力流出，陕南农村劳动力流动率大于关中陕北。农村劳动力流动特点是“离土又离乡”，省内流向趋于更加集中，基本是“两头向中流”。而根据在陕南安康地区的调查，外出农村劳动力70%以上是跨省区流动，流向全国各地，以东南、西北居多。劳动力流向显示出陕西的小城镇普遍缺乏吸引力，乡镇企业不成气候。还可看出陕西省城市数量少而分散，除省会西安外其他城市规模过小，农村城镇化速度缓慢。关于人力资源的文化层次结构。根据1995年全国1%人口抽样调查数据，陕西省每10万人口中的受教育状况为：大学2236人、高中9825人、初中27875人、小学34695人；同期全国平均水平为大学2065人、高中8282人、初中27283人、小学38441人。15岁以上人口中文盲半文盲比重陕西省为13.0%，全国平均为12.0%。可见，陕西省的高学历人口和文盲半文盲人口略高于全国平均水平，两头高中间低，呈两极分化态势。据1996年人口变动情况抽样调查，劳动力从业人员中，受教育程度大专以上占3.6%，高中占13.3%，初中占37.3%，小学占29.5%，文盲半文盲占16.2%。总体来看，劳动力质量与经济发展的要求不相适应。尤其在当前体制转轨结构变革时期，相当一部分劳动者表现出应变能力差、综合素质偏低。
解决问题的路径选择是：
(1)人力资源开发与劳动就业习惯的思维方式是，从陕西的实际情况出发，放开搞活中小企业，打破所有制限制，大力发展私营、民营经济，采取切实措施，鼓励和引导机关事业单位富余人员、国有企业职工走向市场，加入、创办非公有企业，是人力资源开发的突破口。既扩大了就业面，使人力资源在使用中得到开发；又促进了流动，调整了劳动力分布，使原有人力资源结构得到了优化；更重要的是放开了劳动者手脚，为劳动者自我开发和家庭、企业、社会人力资源开发注入强大的原动力。即将开始的全国机构改革、干部分流一方面为本来严峻的就业形势增加了压力，一方面也为全社会转变就业观念树立了样板，为拓宽就业渠道提供了带头人和生力军。因此，要从积极的意义上对待机构改革，并以此为契机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陕西省贫困地区开发的实践证明，劳务输出是可以一举多得的人力资源开发形式，输出劳务，换回资金，学到技术，转变观念，造就了一大批乡土人才。至1996年，全省劳务输出总人数已达110万人，年经济收入20.4亿元人民币。但过去对其意义的理解比较局限于解决农村剩余劳动力出路，基本是单一“农民工”队伍，处于自发半自发状态。从人力资源开发的角度，各级政府应对劳务输出予以高度重视，加强组织，主动联络，提供信息，使劳务输出扩大规模，提高档次，走出国门。不光输出农村劳力，也可组织城市青年、下岗工人；不仅输出到东南沿海，亦可面向国外。国际劳务输出，更需要由政府出面牵线搭桥，要制定相关政策，有专门机构从事这方面信息、管理服务。
(2)人力资源开发与教育培训。当前陕西人力资源开发的重点不是教育培养，而应着力于用好现有资源，提高人力资源容量，改善人力资源环境。这里特别强调综合素质，综合素质决定适应能力和职业转换能力。传统的教育体制、方法和内容越来越暴露专业面过窄的弊病，与快速变化的社会不相适应，“培养性开发”呼唤着教育体制的根本改革。发挥陕西教育资源的优势，要加快由“应试教育”向“素质教育”的转变，由“学历教育”向“职业教育”的转变。培养学生适应社会和自我开发的能力；结合陕西经济发展的需求，建设一批职业技术教育基地；有计划地对非公有制企业经营者进行素质教育和业务培训。同时，坚持劳动用工制度改革，全面推行劳动预备制度，对新生劳动力实行追加1—2年职业培训，以强化提高劳动素质。就业培训和成人教育，不仅是提高劳动力质量的必要措施，还可有效缓解就业压力。政府宏观决策部门应当从更为广阔的背景认识就业培训和成人教育问题，加强就业指导与职业培训。
(3)人力资源开发与市场环境。总体看劳动力进入市场交流的面比较狭窄，几乎就是清一色的大中专应届毕业生“双向选择”；职业介绍机构良莠不齐，缺乏面向下岗职工服务“再就业工程”的市场中介组织；人才测评、人事代理制度和机构尚未建立健全；劳动力市场法规体系有待完善；尤其是社会保障体系建设任重而道远，有效的社会保障机制将是劳动力资源配置市场化的关键。人力资源市场化配置必须有相应的制度法规作保障。要在原有人事人才劳动法规的基础上，加快制定和完善适应市场变化、与经济发展相协调的各项制度法规，包括国家公务员制度、现代企业制度、某些行业的职业资格认证制度、人才与劳务市场规范、人事与劳动争议仲裁、劳动用工制度、劳动预备制度、就业培训制度、继续教育制度，等等。完善人力资源市场要素，依法维护和协调国家、用人单位和劳动者三方的合法权益。同时要加强法制宣传教育，建立健全社会监督机制，使人力资源开发有良好的法制环境。建立和完善社会保障体系，是人力资源环境建设的基础工程。要加快医疗保险、失业保险、养老保险、住房制度等项改革的步伐，从而打破人才的单位部门所有制，真正实现双向选择，单位自主用人，人员自主择业。鼓励公平竞争，强化激励机制，创造优胜劣汰、奋发向上的人才环境。
本报告在《秦商回陕投资发展平台的调研报告》的基础上分析了秦商发展中存在的问题及其解决问题的路径选择。尽管进入新时期后，秦商有了较快的发展，但与其他省份和其他地域商人相比，还有很大的差距。这主要表现在：思想保守；阻挠发展的体制、机制因素存在；人力资源昂贵；融资困难；发展不平衡以及缺乏龙头企业等。报告分析了造成这些问题的原因、并从发展机遇、政策供应、资源条件、投资条件等方面阐述了解决问题的路径及其路径选择。
关键词：
存在问题、原因、发展机遇与条件、路径选择
秦商从周、秦产生以来，经历了秦汉、隋唐、明清三次大的发展高潮和三次低谷。进入近代社会后，由于战乱和自身的保守性而步入了长期的衰退和停滞。直到改革开放，随着我国经济的急速发展，才开始风生水起，梅开二度，呈现出新的发展势头。尤其是进入新的历史发展时期后，获得了长足的进步和实现了跨越式发展，呈现出迅猛发展的势头。
从省内看，一是发展成绩很大，地位越来越重要。到2014年，全省个体工商户达到87.45万户，全省私营企业累计22.35万户，全省民间投资达到2201.04亿元，占全省投资的比重为44%，高于全省固定资本投资增速的5.2个百分点，占据了国民经济发展的半壁江山。二是社会贡献越来越大。2014年上半年，全省非公有制经济增加值3098.69亿元，高出全省GDP增速1个百分点，在全省增量中，非公经济增加值达到60.4%，占全省GDP比重增加到50.7%，创造了全省GDP一半以上，税收一半以上是民营企业贡献的和保持了营业收入年增长25%的发展成绩。
从省外看，改革开放以后，大量陕西籍企业家和人士，下海经商，外出打拼，使新秦商在全国异军突起，许多陕西籍企业家已经成为中国经济发展的领头羊。据陕西省秦商联合会的资料，到2014年末，全球已成立秦商商会109个，其中，省内商会36家，省外商会43家，海外商会30家，遍布世界各地和国内各地，会员发展到3万余家，支配资金达到2万亿元，成为中国现代商界一支不可忽视的力量。
但是与全国各地经济和其他地域商人相比，还有不小的差距。我省的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相对缓慢，低于全国平均水平15个百分点，更低于东部发达省份近一半的水平，比临近的河南、山西、内蒙古、湖北等中西部省份的发展水平也低。
一、秦商回陕投资发展平台的调研报告
秦商联合会于2014年11月上旬至12月上旬开展了专题调研工作。调研活动紧紧围绕调研课题，采取实地调研与综合座谈研讨相结合的方式，先后召开了秦商回陕投资发展专题座谈交流会，实地上门走访了陕西省安徽商会、陕西省河北商会、陕西省福建商会、江西省赣商联合总会等商会和西安金华集团、陕建集团等会员企业，调研征求意见。整个调研过程求真务实，认真汇集调研单位的意见和建议。现将调研情况汇报如下：
(一)基本情况
1.调研的基本过程
为充分发挥秦商联合会作用，进一步做实全球秦商大会，为全球秦商回陕投资发展搭建更加便利、更加有效的平台，11月17日上午，秦商联合会在省政府综合楼Al01会议室召开了专题调研座谈会，省贸促会副会长李建华、秦商联合会会长刘阿津、省工商联咨询委主任荆轲、陕西现代城市经济发展研究会会长张宝通、美国陕西商会会长胡焕涛、湖北陕西商会会长李万军等各地陕西商会会长会员企业代表20余人参加座谈会。会上，李建华副会长介绍了本次调研工作的基本思路与要求，秦商联合会会长刘阿津主持并汇报了近年来做强秦商工作的简要情况，参会代表纷纷发表了很多很好的建议和意见，并围绕会议主题展开了热烈讨论。11月18日、22日，12月10日秦商联合会会长刘阿津亲自带队，带领部分陕西商会会长和会员企业赴西安金华集团、西安荣华集团和陕西建工集团调研走访，了解企业经营情况，上门征求意见和建议。11月初至12月上旬期间，刘阿津会长带领秘书处工作人员先后走访了陕西省安徽商会、陕西省河北商会、陕西省福建商会、宁夏陕西商会、江西省赣商联合总会、西安台州商会等兄弟商会和商帮开展调研学习工作，并召开座谈交流会，听取了兄弟商会就如何发挥秦商联合会作用，坐实全球秦商大会的建议和意见。
2.全球秦商大会的基本情况
全球秦商大会自2009年举办以来至今，已连续成功举办了五届，每届大会的召开都得到了省委、省政府的高度重视，特别是前三届大会省政府主要领导亲自出席大会并致辞，主管省长做大会主旨报告，同时，省政协主席还分别会见了前三届到会的海内外嘉宾并出席陕西省欢迎会，在海内外秦商中产生了巨大反响。历届大会秦商代表出席人数总计达2300多人次，成交了一大批经贸合作项目。第三届大会签约项目金额达390多亿。第四届大会签约项目总计46个，项目投资总额为409.86亿元，其中与延安合作的签约金额为379.82亿元。第五届大会签约项目投资总额208.2亿元，另外第五届秦商大会期间咸阳市还签约合同项目133个，总投资1539亿元。全球秦商大会的召开引起了省内外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关注秦商、关心陕西建设已成为广大秦商和广大干部群众的共同心声，秦商已成为建设“三个陕西”的重要力量。
3.各地陕西商会的发展情况
在全球秦商大会成功召开的影响下，各地秦商如雨后春笋纷纷成立陕西商会，全球各地秦商组织机构从首届大会召开时的30余家，目前已发展为109家。其中海外商会30家，省外商会43家，外省在陕异地商会36家。据不完全统计，各地陕西商会正式会员合计已超过3万家，会员资产总额达2万亿元以上。各地陕西商会在陕投资了一大批项目，北京陕西企业商会在西咸新区投资建设的“西咸新区立体城市”项目用地3.81平方公里，投资总额约300亿元人民币，总建筑面积约500万平方米，居住人口7万人左右。北京陕西企业商会会员企业在陕投资累计超过400亿元；美国陕西总商会成立于2007年7月，目前在西咸新区泾河新城投资的美国科技产业项目，占地约1500亩，分为三期开发，其中一期占地559.939亩，总投资约25亿元，已完成招商任务，入驻企业23家，集中了太阳能热发电系统、新型矿山钻井机、生物医药等高科技产业；新疆陕西商会在咸阳、商洛已投资了一批文化旅游项目达50多亿元；天津陕西商会已在我省十个县市投资可再生能源和节能环保项目；广东、上海、山西、香港、澳门等商会也相继在陕投资。
今年9月份在宁夏召开的第七届全国陕西商会联谊会上，建立了全球秦商机构(陕西商会)联席会议机制，成立了联席会议主席团。主席团成员单位由全球各地陕西商会组成，通过每年召开一届的全国陕西商会联谊会和全球秦商大会形成了亦官亦民的全球秦商交流合作机制，通过积极探索秦商机构工作的组织形式，进一步健全了全球秦商的工作服务机制，为发挥各地秦商机构优势，沟通信息，交流经验，大力促进秦商机构沟通与合作，不断提升各地秦商机构服务与创新工作水平，开创了良好的渠道和平台。
4.秦商联合会的工作开展情况
秦商联合会于2012年4月3日在第三届全球秦商大会上正式揭牌成立以来，始终坚持以传承和弘扬“坚忍不拔、恪守诚信、开放包容、敢作敢为”的秦商精神；秉持“凝聚天下秦商、构建合作平台、传承秦商精神、重整秦商雄风”的办会宗旨，背靠政府、面向市场、服务秦商，坚持“创新”和“服务”两大理念，按照“品牌共推、资源共享、互助共荣”的原则，团结和联络海内外广大秦商团体与个人，代言秦商意见、建议，维护秦商合法权益；发挥社团组织作用，服务会员企业和各地陕西商会，引导秦商矢志创业，进取图强，关心、支持参与陕西各项事业的建设和发展。紧紧围绕以下六大工作任务开展各项工作：一是承办每年的全球秦商大会。成立至今已连续成功承办了第三届至第五届全球秦商大会，特别是创新了秦商大会在地市举办的新形式。充分调动地市参会、办会的积极性，让广大秦商走进地市接地气，建立更多联系，寻求更多的合作项目与机会，搭建了重要平台。二是连续开展了三届全球秦商领军人物、创新企业、优秀陕西商会的评选表彰活动，树立一批秦商标杆人物和企业，弘扬了秦商正能量。三是组织会员企业开创了“三走”即“走地市、走商会、走企业”和“三找”即“找项目、找资金、找销售渠道”的系列品牌活动，累计组织近百场活动，为会员企业排忧解难，牵线搭桥，代言工商，累计达40多家次。进一步拓展了为会员和商会服务的领域，提升了服务水平。四是积极支持、推动秦商组织体系的建设，促进各地新设陕西商会组织50多家，建立了全球秦商机构联席会议机制，完善了全国陕西商会联谊会办会体制，进一步扩大秦商在全球的影响力，团结分布在各地的陕西籍企业家，共同抱团发展、联合发展。五是成交了一大批经贸合作项目，连续三届秦商大会累计成交合作项目金额超过1千亿元。六是推动了秦商文化秦商精神的传播、宣传和推广。秦商联合会成立之初，就把弘扬秦商精神，传播秦商文化作为重要工作来抓。开办了《秦商》杂志，现已连续出版编辑了23期，建立了《全球新秦商网》，多次改版提升，现在每天点击量超过2万，总点击量超过1千万次。特别是，历时近三年的六集大型纪录片《大秦商》经过筹备、组织、拍摄，现已进入后期剪辑。组织专家学者编辑出版《秦商发展报告》《千年秦商通典》等书籍，加大了对秦商的整体宣传力度，推广了秦商品牌，提升了秦商在全社会的影响力和美誉度。
(二)秦商发展中存在的问题
1.与全国兄弟商帮的发展相比还存在一定差距
秦商与浙商、晋商、豫商、徽商、赣商等商帮发展方面相比还有很大差距，一是与世界浙商大会、世界晋商大会、国际徽商交流大会、豫商大会等各地全球性和全国性商帮大会的规模、规格、重视程度和成效成果有较大差距；二是各地商会的重大活动和秦商大会期间各级领导出席的规格与全国其他商帮比较还存在一定差距，如世界浙商大会、世界晋商大会、国际徽商交流大会、豫商大会等各地全球性和全国性商帮大会的召开，省委、省政府主要领导都出席大会并讲话，省级各有关部门领导到会指导工作；三是各商帮联合会的影响和作用发挥都胜于秦商，当代新秦商在领军人物的数量、影响力和全国民营经济排行榜的数量、位次等与全国其他商帮比较还存在较大差距。
2.全球秦商大会的作用有待进一步提升
全球秦商会大已经连续成功举办了五届，已在全球秦商中形成了重要影响，成为著名的品牌活动。但是全球秦商大会的作用还没有充分发挥，还有待进一步提升。一是受参会规模的限制，参会人员中不能充分吸收项目投资人和渠道机构负责人参会，招商作用尚不能充分发挥。二是利用大会整合各方力量，服务秦商持续发展的有效举措还不够得力。三是会前项目对接和会后重要项目的跟踪落实力度还不够大。四是充分调动各地陕西商会和各地招商部门的积极性，发挥全球秦商大会平台作用的长效机制还没有形成。
3.秦商联合会的作用还没有充分发挥
秦商联合会自2012年4月在第三届全球秦商大会成立以来，积极主动发挥社团组织作用，全面筹备组织与实施全球秦商大会的各项工作，建立健全全球秦商组织机构和大力弘扬秦商精神，宣传秦商文化等方面取得了重要成就。但是与浙商、晋商、豫商等社团组织相比充分发挥作用还有很大差距。一是在组织活动、为会员企业服务、创新发挥联合会的作用等方面尚有一定差距，特别是在金融服务、维权服务等方面有较大差距。二是在政府部门支持指导方面，特别是社会购买服务方面，秦商联合会作为秦商的专业社会组织服务机构，是政府的得力助手，作用发挥得还很不够，还需要得到政府的大力支持和高度重视。三是秘书处工作人员适应新时期商会工作的需要还要下大功夫，特别是对于商会的发展规律、运作机制还不熟悉。
4.秦商联合发展、抱团发展亟待研究
虽然全球秦商大会已连续召开了五届，全球各地陕西商会已建立109家，但是如何更好地支持和发挥好这些资源亟待研究。一是尚未建立项目搜集、沟通联系、促进交流的主渠道。目前联系各地商会的省级有关部门有省贸促会、省商务厅、省工商联、省侨联、省发改委等部门，但由于各地、各部门的原因，至今还没有形成省里统筹规划、统一协调的专门机构。二是政府的支持和引导力度还很不够，特别是在支持各地商会及企业回陕投资方面，缺乏实质性的关心和支持，在重大项目、重大工程和资金、生产资源的安排上，还不能做到秦商企业同等优先。三是省里还没有出台专门鼓励和支持秦商发展的政策和措施。
5.各地陕西商会组织建设尚需进一步加强
在首届全球秦商大会成功召开的影响下，各地秦商如雨后春笋纷纷成立陕西商会，全球各地秦商组织机构目前成立已达109家。其中海外商会30家，外省商会43家，省内商会36家。但各地陕西商会班子建设有待加强，会长、秘书长和秘书处工作团队素质和实力参差不齐，商会发展不平衡，商会大量的职能作用还不能得到有效发挥。商会的组织体系和治理结构不完善，商会服务功能，规范化、制度化建设程度不高，亟待加强。
(三)进一步搭建好秦商回陕投资发展平台的建议
1.充分发挥全球秦商大会的作用，努力办成永不落幕的大会
全球秦商大会已连续成功举办五届，已成为秦商合作项目的招商会、秦商乡情的联谊会、秦商文化的促进会、秦商形象的提升会、秦商品牌的推广会，更是促进陕西经济进一步发展的助推会，无论是对秦商自身来讲，还是对陕西今后发展而言，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通过举办全球大会这一载体，向海内外秦商传递省委、省政府加快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新起点的信号，引导海内外秦商着眼新形势、新任务，抢抓发展新机遇，拓展发展新空间，争创发展新优势，积极投身陕西科学发展的生动实践中。通过举办全球秦商大会，深入了解海内外秦商的所需所想所求，认真分析参会人员、对象和活动形式，进一步整合各方面力量，研究出台政策举措，提出和制定服务秦商持续发展的有效举措，更好地凝聚秦商、服务秦商，为秦商的持续发展创造更好的条件。通过举办全球秦商大会，进一步提炼新时期秦商精神，打造秦商文化品牌，把秦商文化品质提升到一个新的高度，也是提升秦商文化品质的重要途径。通过举办全球大会，是全面宣传陕西，展示陕西良好形象的具体行动。我们要借助这一平台，切实做好调研、办好会，抓好策划是关键，全面深入地宣传陕西，展现陕西的优势和特色，让这个全体海内外秦商共同的家园，成为人们心目中向往的热土，为加快建设“三个陕西”营造更加良好的环境。努力把大会办出特色、办出成效、办出影响力，办成永不落幕的全球秦商大会。
2.领导重视是全球秦商发展的基础
全球秦商大会自2009年举办以来至今，每届大会的召开都得到了省委、省政府的高度重视。但是，近两届大会领导重视的情况与其他商帮相比较有了一定差距。建议省领导特别是省上主要领导多出席秦商活动，多与秦商领袖交流沟通，注意听取相应的情况反映，关注秦商刊物、简报和网站等动态信息，并建立定期交流机制。秦商大会各种活动要形成文件上报省政府并得到指示。一是把支持秦商的发展纳入到全省经济社会发展的大局中来；二是要形成主要领导亲自抓全球秦商发展的工作机制；三是加强与各地秦商的联络联谊，通过走访慰问、座谈交流等形式加强与秦商的沟通与交流。只有通过进一步营造尊商、亲商、兴商的浓厚氛围，让天下秦商都能感受到家乡的关心和温暖。才会有更多的秦商回乡投资兴业，在自身发展壮大的同时，进一步增强陕西经济的活力、实力和后劲。
3.加强秦商联合会建设，不断提升服务功能和影响力
商会是商人依法组建，以维护会员合法权益，促进工商业繁荣为宗旨的社会团体法人，是介于政府与企业之间的一种自律性的民间组织，是经济发展的必然产物。它连接政府与商人、商人与商人、商人与社会，是实现资源优化配置不可或缺的重要环节，具有自我管理、自我服务、自我协调、自我约束、自我教育等特性。秦商联合会是由海内外各类秦商(陕商)组织机构、企业和支持关心陕西发展的团体自愿组成的全省性非营利性的社会团体。是全球秦商(陕商)社团机构的联合体和全球秦商大会组委会的常设机构，承担每年一届全球秦商大会筹备组织与实施工作；是全球秦商机构(陕西商会)联席会议主席团的秘书处；是政府与秦商间沟通交流的桥梁和秦商之家，代言秦商意见、建议，维护秦商合法权益。要进一步加强秦商联合会的建设，不断提升服务功能和影响力。一是要与各地商会建立长期联系机制。互通信息，增进友谊，探讨合作与发展的经验和模式，搭建长期交流平台，坚持走联合发展之路。二是要与各地商人、本地企业建立良好关系。在政府大院外提供合作交流的场地，充分运用现代互联网手段和联合会宣传手段，通过开展线上线下作活动，提供他们交流的机会和渠道。充分发挥秦商联合会人脉多、信息灵、联系广的优势，积极配合各地市政府，服务引导广大秦商投资兴业。三是拓展为会员和秦商服务的区域和领域，提升服务水平。如加强技术服务，与高等院校、科研院所合作开展技术成果转化、人才信息交流、会员单位培训等内容，助推企业创新转型、人才交流及依法经营、健康发展；如加大维权服务，对企业投资环境方面存在的疑难问题和实际困难全力协助解决，对存在的普遍性问题要积极与相关部门沟通及时向政府反映解决，对异地秦商来陕所遇到的困难和问题，要积极主动帮助解决，全力维护好广大秦商和会员企业的合法权益是秦商联合会的重要职责。如创新金融服务，在防范风险的前提下，学习兄弟商会经验，加强与金融机构的广泛联系，建立银企多方合作机制，加大对会员单位及企业的融资支持力度；切实帮助会员解决经营中的融资困难问题。四是要加强自身建设，提升内部管理。要通过一列的有效措施和办法，进一步提升秦商联合会工作团队的整体素质，完善联合会的内部机构建设，建立有效的激励机制和用人制度。通过周例会、定期小结会、互动走访和业务培训等多种途径和方法学习现代商会管理体系建设，努力把秦商联合会办成想办事、能办事、办好事、有影响的商会。
4.坚持走联合发展之路，搭建秦商回陕投资的平台
激烈的市场竞争，要求我们全球秦商与时俱进、团结合作、走联合发展之路。一是各商会要团结一致，抱团发展。充分发挥好全球秦商大会、全国陕西商会联谊会和全球秦商机构联席会议等品牌作用，探讨秦商联合发展的机制和模式。各地商会要团结为本，服务为主，在大的原则问题上要一个声音，大的活动上要一致行动，大项目中要能合作共赢，遇到困难相互帮助，形成全国共同步调，共同声音。为秦商崛起铺路搭桥，提供一切需要和可能提供的各种支持，推动海内外企业不断发展壮大。二是要创造条件，提供秦商回陕投资的发展平台。如成立秦商发展基金、秦商投资管理公司、文化公司等专业服务机构，建立秦商大厦、秦商产业园区等平台，让广大秦商走到一起，调动各自的资源，有效投资，形成新的企业产生裂变，这样可以带动小企业的成长和整体竞争能力的提高，也增强了抵御风险能力，增加了秦商的整体实力和影响力。三是政府和部门支持是秦商联合发展的保障。政府部门要相互沟通，加强协调，转变职能，强化服务意识，提高服务效率，提升服务水平，不断优化秦商回乡投资创业的环境。主动为广大秦商排忧解难，创新服务方式，拓宽服务渠道，切实为广大秦商解决实际问题。研究出台鼓励秦商回陕投资的政策举措，提出和制定服务秦商持续发展的有效举措。真正为秦商发展和崛起引资纳智、牵线搭桥，促进秦商转型升级。
一、全球秦商发展中存在的问题分析
造成我省非公经济发展缓慢，全球秦商发展水平还落后于东部地区，如浙商、闽商和粤商等的表现是多方面的。
(一)从省内看
首先是思想观念保守。尽管秦商在中国漫长的古代社会始终处于“国商”的高端地位，陕西地处农耕经济与畜牧经济结合部二元化社会经济结构顶端的优势位置，使得秦商从事商贸活动，一开始就不仅仅是为了赚钱发财的个人需要，而是首先为了满足农牧交换，安定边疆的国家需要，使他们有着“以商事国”“以商兴国”的历史担当，将商业“上济国家，下利庶民”的作用发挥得淋漓尽致。就是明清时期产生的陕西商帮，也是适应了国家“食盐开中”“茶是交易”的政策需要，才急剧兴起，成为中国产生最早的“天下第一商帮”。但这种“国商”地位和对国家政策供应的需求，会有负面效应，使得秦商会产生“制度依赖”和“政策依赖”的路径依赖，发展不是主要靠自身的历史自觉性和创新性，而是靠国家制度和政策的驱动，产生等、靠、要的思想惰性，这也许是秦商难以走出的历史怪圈。
同时，陕西又是中国农耕经济的发祥地，八百里秦川皇天后土的优越环境和农业收入的稳定性，使得陕西人更看重农业发展对国家和个人生活的保险作用，历史上的“重农抑末”思想和政策是从陕西发源的，就一点也不觉得奇怪了。在这种传统观念的束缚下，陕西人很难走出这一片厚重的黄土地，宁肯蜗居在家里过穷日子，也不愿意背井离乡，外出下海经商和务工，这是阻挠陕西市场经济发展和非公经济发展主要的思想障碍。上世纪末，西北大学秦商文化研究中心对陕西渭北地区的富商大族进行历史资料跟踪调查，在所调查的富商巨族后裔中，竟然没有一家是继承父业，从事经商的，他们恪守的格言就是“金盔、银盔，不如锅盔”，“庄稼钱，万万年；生意钱，几十年”，而不愿意轻去其乡，逆旅发财。就是今天被我们奉为典型的陕西韩城县党家村的大量《家训》中，更多渲染的是诚信、厚道、知足常乐的做人道德，而很少有经商致富的经验总结，这与党家当年在河南社旗县经商，“日进斗金”的繁盛显得格格不入。在传统重农思想的束缚下，农业生产的“凿水井以饮，秉耒耜以耕”，“日出而作，日入而息”的轮回和方圆十里，亲戚里党的狭促见识，使得陕西人对市场信息和变动反应迟钝，观念保守，不求进取。前一阶段习总书记在北京“吃庆丰包子”，北京人大肆炒作，短短的几个月“庆丰包子”赚了7千万，红遍全国。而紧接着习主席请国民党名誉主席连战共赴陕西家宴，吃了三种陕西著名的家乡饭：肉夹馍、**面和羊肉泡馍，媒体拼命宣传，可陕西人无动于衷，坐失了发展良机，充分反映了陕西人抱残守缺的精神面貌。
而且，陕西又是十三朝文明古都，长期的国都地位和官僚统治，形成了陕西人京畿乐土，皇都子民的历史优越感觉，视商业为末业，“小人之习，君子不为”的职业等级观念。加之，几千年在陕西建立的官僚政治和科举取士制度，“今我何功德，曾不事农桑，食禄三百万，岁晏有余粮”，官民收入的巨大差距，使陕西人在个人层面上形成“官本位”的思维定式，以吃“公家饭”为荣耀的人生追求，更多的追求“官饭”的铁饭碗，而将非公经济和私营经济看作是没有保险系数的“泥饭碗”“土饭碗”，不敢贸然下海求取“金饭碗”。从社会层面讲，对非公经济也存在一些偏见。比如说，一方面，民营企业招工难，招聘专业技术人员更难，留住高素质的管理人员难上加难；另一方面，许多人找不到工作，总认为在民营企业工作就是给私营老板打工，是短期行为，没有稳定感。也在一定程度上阻挠了陕西非公经济和私营经济的发展。“没有思路，就没有出路”，这些都是陕西非公经济、私营经济发展滞后，秦商发展水平落后于东部地区商人的思想原因。
其次，体制和政策上的阻碍因素还存在。尽管改革开放以来陕西的各级党委、政府都在鼎力发展非公经济和商品经济，都纷纷制定和出台了《大力发展非公经济的政策意见》，尤其是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公有经济和非公有经济都是社会主义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都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基础”，高度肯定了非公经济的合法地位和财产权利的合法性质。但由于思想的惰性，在发展非公经济方面仍然顾虑重重，缩手缩脚，存在一些“左”的思想残余，总认为大型的公有制好，中小的私有企业不好，有的人甚至把中小私有企业视为洪水猛兽，不愿接触他们，更不可能一视同仁的支持。就是想支持的，也由于制度惯性，在行动上不敢大胆突破，而是层层设障。正如广东陕西商会会长何建梁，在比较东、西部政府对待公有经济与私营经济差别时所说的那样：“我们目前在广州和西安都在投资做项目，和广州相比，在投资环境上确实有一些差距，需要改进。例如，对于一个项目，在我们这里想做，一些相关部门就会首先拿着一些中央的文件告诉你什么事情不能干。同样的情况如果是在广州，他们则会从另外一个角度告诉你什么事情没有限制，你可以干。这也就是人们常说的出现了红灯坚决不能走，但是你可以选择绕着黄灯走。”例子虽然简单，道理非常实在。所以，浙江陕西省企业联合会会长谢秉艾才呼吁说，“政府在扶持企业发展中，应着眼于社会各个层次的创业者，一视同仁，既要锦上添花，更要雪中送炭。无论实力雄厚的大中型企业，还是刚起步的小型经营户，都要重视扶持。”
陕西是计划经济的重点区域，计划经济下国有经济的行业垄断，在陕西表现得更为突出。国有经济凭借其与政府的血缘关系以及在行业独有的垄断地位和影响，在行政审批、市场准入、融资、税费等方面设置各种障碍，维持其电力、煤炭、石油、化工等领域垄断性地位，使非公有制经济在这些领域进入受到限制，进一步加剧了行业垄断程度。近年来，尽管各省相继出台了《国务院关于鼓励和引导民间投资健康发展的若干意见》《国务院关于进一步支持小型微型企业健康发展的意见》等系列扩展民间投资和非公有制企业投资领域的政策。但是，由于各类政策细则缺乏、投资服务不足、执行监督缺位，这些传统垄断行业对非公有制经济仍存在“玻璃门”“弹簧门”“天花板”，“赚钱的不让干，让干的不赚钱”，促使市场结构因此呈现出“垄断企业获得高额垄断利润”“非公有制企业过度竞争和无序竞争利润微薄”的两极分化格局。2010年，陕西省公有制经济增加值依然占全省GDP的二分之一强，其中，规模以上煤炭开采和洗选业、石油和天然气开采业、石油加工、冶炼及核燃料加工业、电力热力的生产和供应业、燃气和生产及供应、水的生产和供应六大行业中，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工业产值所占比重依然高达52.9%、95.9%、84.7%、94.8%、67.9%和86.4%。
体制结构说到底是社会利益结构。垄断性实体经济行业利润畸高，利润回报与一般行业差距快速拉大，诱使工业资本、民间资本和社会热钱齐聚并涌进高利润行业与领域。首先是实体经济不同行业利润率出现分化。从工业行业整体来看，2010年我省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平均毛销售利润率为13.5%，而资源性行业利润率明显高于加工性行业。以煤炭开采和洗选业为例，其毛销售利润率达到33.6%左右，是工业行业平均销售利润率的2.5倍。石油行业利润率也极高，2010年，石油和天然气开采业的平均销售毛利润率为31.5%。其次，我省以金融和房地产业为代表的虚拟经济异常繁荣，利润远高于实体经济。据调查，近十几年金融房地产业的利润率快速上升。房地产业销售利润率为工业行业平均销售利润率的2倍左右，银行业营业利润率约是工业行业利润率的4—5倍。在房地产、金融以及资源性行业高利润的驱使下，许多企业开始参与房地产、大宗农产品、奢侈品等的资本炒作，大量民间资本转入民间借贷市场，参与非法集资与高利贷。这致使非公有制企业关心生产的程度下降，从事研发和创新的热情减退。尤其是，金融业等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的收益形成鲜明对比，激发了社会上“快富”“暴富”“省心致富”的观念，助长了浮躁、低俗的“致富观”，形成不利于实体经济发展的舆论氛围与社会风气。
而对私营经济税收的过于偏高，更不利于非公经济和私营经济的发展。近年来，中央、省、市出台了不少旨在减轻非公经济税负的系列税收减免优惠政策。但由于各种原因，政策往往难以真正落实到位，非公有制企业难享减负之惠。近期伴随企业经营条件和经营情况恶化，税负重已经成为陕西省目前非公经济面临的一大突出问题。调查发现，我省中、小微企业普遍承担五种税费或“隐性”负担，分别为：税负、收费、相关部门提供的有偿服务费用、执法部门的罚款与不合理收费、应对各种检查而付出的人员与时间成本等遵从成本，使中小微企业实际负担已超过30%。从根本上讲，我国是高税费国家，税收政策及税收环境不利于非公有制经济的发展。美国《福布斯》杂志发布的我国税费痛苦指数，从2004年至2011年均名列全球前茅。我国实行结构性减税呼吁了多年，收效甚微。究其本源，是因为财税征收所受法律约束松弛，超收的财政收入没有被纳入预算法的约束范围内，在地方政府追求财政收入利益的驱动下，结构性减税措施一再“流产”。
其三，人力资本昂贵是困扰非公经济发展的瓶颈之一。改革开放以来的30年，我国依靠廉价劳动力的优势，获得了巨大的劳动力红利，成为吸引国际资本向中国转移，并依靠廉价商品在国际市场上赚足了超额利润。但进入21世纪后，中国廉价劳动力的红利开始丢失，东南亚、印度一些劳动力更为低廉的国家，进一步吸引了国际资本的眼球，一些劳动力密集型产业和技术开始向这些国家转移，我国东部地区经济发展遭遇劳动力昂贵的现实，进一步殃及西部地区。近期，在物价上涨和工资上调心理预期的影响下，劳动人力资源费用大幅上涨，流动加快，导致我省非公有制中小企业成本上升，企业波动和经营风险增加。“2012年一季度企业经营情况快速问卷调查”显示，包含陕西在内的78.9%的西部企业认为“人工成本上升”是当前企业经营发展中遇到的最主要困难。利润下降致使企业出现大幅裁员现象，使企业面临短期裁员减负与储备人力长期发展的两大矛盾。据《中西部小微企业经营与融资现状调研报告》显示，陕西等地中小微企业主动裁员的占25.35%，招工难、员工离职导致用工人数减少的企业达到34%。在工资看涨心理预期下，劳动力流动加快，出现“攀比工资”“集体跳槽”“扎堆就业”的现象。这一方面形成劳动就业岗位空缺，企业招工难现象，另一方面，又造成劳动力失业，劳动力就业不足问题，既给企业带来较大经营风险，又给劳动力带来就业压力和岗位转换额外成本。陕西省统计局非公经济问卷调查结果显示，在企业目前面临的主要问题中，排在第一位的是人才匮乏，占调查企业的32.1%，人才资源不足的问题，已成为影响我省非公企业发展最重要的问题。“如平利县在承接产业转移引入的某服装加工厂，因无法招到熟练缝纫工而导致已建成的一条自动化生产线闲置。”
其四，融资困难时困扰非公经济发展的主要经济阻力。相对于国有经济而言，民营经济面临更为突出的融资问题，主要表现为融资困难、渠道狭窄、融资成本居高不下。近年来，虽然中央、省通过出台系列政策着力解决企业融资难的问题，但是因为不合理的金融组织体系和信贷供给格局，缺少直接服务于非公有制企业的中小型地方性金融组织和金融产品，导致非公有制企业很难从正规金融部门获得发展必需的信贷资源，而只能通过亲友借贷或高额民间借贷获得资本。据“2012年一季度企业经营情况快速问卷调查”显示，非公有制企业的资金紧张状况更加严重，非公有企业认为融资紧张的比重为51.2%，高于国有企业的44.7%。《中西部小微企业经营与融资现状调研报告》显示，72.92%的小微企业表示需要融资，但近70%的企业借款主要途径为亲友借款。据有关部门测算，我国银行贷款主要投放给大中型企业，大企业贷款覆盖率为100%，中型企业为90%，小企业仅为20%，几乎没有投放给微型企业。另外，企业融资渠道的调查结果显示，78.6%的非公有制企业选择以自有资金(利润留成)为主，23%的非公有企业选择民间信贷，而国有企业选择民间信贷方式的比重仅为5%。非公有企业选择发债和股票融资方式的企业比重极小，仅占1%和0.1%，远低于国有企业。非公有企业通过民间借贷的成本极高，银行贷款利率一般为5%～8%，而民间借贷年利率平均达到20%以上，一些地下钱庄甚至高达40%以上。这对非公有制中小企业的融资成本造成了很大的压力。非公有制经济融资困难，资金紧缺依然是中小企业发展的瓶颈。
其五，民营企业管理落后是民营经济发展不畅的内在原因。由于特定发展阶段，许多非公企业管理比较落后，很多还是家族式管理，决策随意性大，对企业发展缺乏符合市场和自身条件的长远规划。公司治理结构薄弱，导致财务状况复杂、企业信用不好等问题。产业层次低，产品档次低，缺乏创新能力，很多企业厂房简陋、设备落后、产品质量差、资源浪费、市场竞争意识滞后、产业升级进展缓慢等。加之，非公有经济面临激烈竞争、诚信缺失、市场无序的经营环境，企业运行风险增高。我省非公有制经济规模普遍偏小，多处于产业链的初加工环节，进入门槛低，多数产品供过于求，面临激烈的市场竞争环境，利润极为稀薄。据“2012年一季度企业经营情况快速问卷调查”调查结果显示，目前产能“严重过剩”的企业占14.4%，“有些过剩”的占43.8%，“产销平衡”的占30%。而面临市场约束，受到成本大幅上升的影响，企业的赢利空间明显缩小。调查显示，中小企业赢利“低于正常”的企业分别占56.5%和66.2%。中小企业面临诚信缺失，无序竞争的市场环境。商业诈骗、价格欺诈、弄虚作假现象比较普遍，市场上产品质量参差不齐，鱼目混珠，假冒伪劣产品猖獗，产生“劣币驱逐良币”的逆向淘汰机制，使正规生产企业面临恶性无序竞争的市场秩序。
其六，民营企业缺乏竞争力。由于民营企业融资方面的困难，致使民营企业的民间投资的研发创新意愿不强。问卷调查显示，64.9%的企业对今后发展有研发和创新意愿，29.1%的企业对研发和创新持不确定态度。在实际投资和经营活动中，有58.8%的企业在研发和创新上投入一定的经费，而41.2%的企业在研发和创新上没有投入。从影响民间投资企业进行研发和创新的因素上看，表示缺乏研发资金和技术人才的企业分别占42.6%和42.3%，认为市场需求因素和缺乏与研发机构合作平台的企业分别占37.5%和31.7%。认为是缺乏规划、没有创新动力和核心技术产权保护的企业分别占12.8%、11.2%和9.3%。这便造成大多数民营企业技术陈旧，产业链短，无法形成高端技术支撑的龙头企业，在竞争中常常处于劣势。自2006年，荣海以陕西首富登上“胡润富豪榜”，但在整个榜单中名次落在第198位。从那以后的六年中，陕西企业家都没能进入前百名。2008年，荣海再次上榜，名次提升到152位；2009年李黑记登榜，但在全国排在250位；2010年，赵步长、赵涛父子登榜，全国排名在149位；2011年，赵步长父子蝉联，不过在整个百富榜的排名为第109位；2012年，赵步长父子三度登榜，排名在102位，仍没有进入前百名。如果说财富排行更多体现的是财富积累，那么，《中国民营企业500强》足可以反映民营企业的综合实力。2011年，营业收入超亿元，登上500强的陕西民企只有排在第25位的西安迈科金属国际集团有限公司、排名第63位的陕西东岭工贸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排名第168位的金花企业集团和排名第370位的陕西黄河矿产有限责任公司4家。2014年陕西进入“中国民营企业500强”的有6家，分别是，排在第18名的西安迈科金属国际集团有限公司、第27名的陕西东岭工贸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第221名的金花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第261名的彬县煤炭有限责任公司、第425名的陕西黄河矿矿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和第456名的陕西荣民集团。而我们近邻的内蒙古，则有13家上榜，重庆有18家上榜，湖北有15家上榜，四川有18家上榜。反映了陕西民企龙头企业缺乏的现实。
其七，非公经济区域发展不平衡反映了民营企业结构上的不合理。三秦大地由于资源条件和经济发展程度的不同，关中、陕北、陕南的非公经济发展也很不平衡。从省统计局公布的数据看，2014年上半年，全省非公有制经济增加值3885.46亿元。其中，关中非公有制经济增加值为2300.19亿元，占全省比重为67.25%。陕北非公有制经济增加值为634.57亿元，占全省比重仅为18.55%。陕南非公有制经济增加值为485.81亿元，占全省比重14.2%。全省非公有制经济增加值占生产总值比重为52.4%，比2013年上半年高0.9个百分点。关中五市一区中，除西安与全省平均持平以外，其他市区均低于全省平均。陕北两市中，延安和榆林非公经济比重比较低，仅为20.4%和39.4%。陕南三市中，只有安康非公有制经济增加值比重高于全省平均水平，非公比重达到52.5%，比全省平均高0.1个百分点。汉中则是全省唯一非公比重下降的地市，较2013年上半年回落0.5个百分点。综合来看，全省大多数市(区)非公有制经济发展势头较好，尤其是陕南三市非公经济占生产总值比重均已超过50%，是全省非公经济占生产总值比重最高的区域。陕北非公经济占全省的比重却在下降，从陕北两市今年上半年的民间投资来看，分别增长50%和-33.8%，虽然延安民间投资增长较快，但总量仅为陕北的25%左右，因而无法有效拉高陕北民间投资增速，从非公有制经济和民间投资来看，陕北民营经济发展仍存在较大障碍。
(二)从省外看
各地陕西商会目前已经发展到109家，增速惊人。但通过对荣获2011年度10家全球优秀陕西商会进行统计分析，会员多的达1000多家，少的只有100多家，大多数在500家左右。而绝大多数的秦商商会都是本世纪初成立起来的，成立时间都不长，发展也不平衡。总体来说，商会机构健全，都有固定的办公场所，各项活动正常进行，有的办有会刊，有的建有网站。如影响力较大的北京陕西企业商会，2007年1月成立以来，一直秉承创办时之宗旨：“致力于为会员创建交流平台、寻求商贸合作机会；不断弘扬秦商文化与精神、努力振兴首都、陕西两地经济。”尤其是2010年9月商会成功换届，选举出了以冯仑、陈宏、张朝阳、冯军等知名企业家为会长的新一届商会领导集体，使商会进入快速发展阶段，各项工作向规范化、专业化方向前进，加强了商会内部治理和制度建设，进一步提升了商会品牌价值和社会影响力，并在项目对接、招商引资等方面加大了力度，取得了显著成绩。投资300亿的立体城市落户西咸新区，充分彰显了在京陕西商人的实力和建设家乡的游子之心，也彰显了商会的地位和作用。
但仍有一些秦商商会目前尚处于发展初期，商会的作用还远未得到充分发挥，有的尚处于刚刚组建阶段，有的虽已组建但工作还难以开展。有的地方商会还没引起政府重视，没有得到企业的认可，商会还没有明确的权利和义务，没有为企业解决问题的手段，企业仍然依赖于政府，企业将商会只看作一般的民间组织。同时，由于商会的职能尚未到位，使商会发展会员单位的工作难以全面开展。商会的自身建设相当薄弱，思路还不清晰，工作力度还不大，工作也还难以开展，这些问题都需要我们深入地研究和探讨。
从总体实力来讲，尽管陕西省秦商联合会成立以来，有人筹划全球秦商机构的组织系统建设，有人谋划秦商的共同发展，各地秦商机构的会员有3万之众，会员控制资金总量约达2万亿，已经是很了不起的成绩。但与其他省份的商会比，仍有不小的差距。据《闽商发展报告》所言，目前闽商海外侨商1100万人，资产总额达3000亿美元；国内闽商在外投资兴业的250万人，其中泉州70多万人，资产1600亿；莆田在外经商50万人，资产300亿；在北京的闽商23万人，资产500亿；上海的闽商40万人，3万多家企业，仅安南人在上海办企业500家，资产50亿。又据《2013全球浙商发展报告》所言，根据不完全统计，目前浙江在省外经商办企业的人员约为600万人，省外浙商在全国的投资总规模超过3万亿元，其中浙江输出的资金约1.3万亿元，销售规模接近2万亿元。与他们相比，陕西的差距是显而易见的。
三、秦商发展的环境分析
历史有惊人的相似之处。按照中国儒家“五百年必有王者兴”的观点，秦商际遇了与当年陕西商帮兴起惊人相似的历史环境。具体分析如下：
(一)政策环境
政策环境作为重要的环境要素，在经济建设和实现可持续发展中起着关键性作用。政策环境可以从宏观和陕西具体政策环境来考察。
从宏观政策环境讲，今天无疑是陕西经济发展极其难得的黄金时代。
第一，“一带一路”的国家经济发展战略给秦商提供了极为难得的发展机遇。当前，国家是出行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的发展战略，陕西是丝路经济带建设的新起点，这就有一次把陕西推到了发展的风口浪尖之上。国家实行建设丝路经济带的战略决策，丝路沿线这个拥有30亿人口、丰富自然资源以及巨大市场潜力的地区就首先想陕西开放，同时，以丝绸之路及其沿线国家经济的一体化发展，形成一个新的自由贸易区，形成西与欧洲边缘的土耳其自由贸易区相连，东南与东盟自由贸易区接壤的新的世界贸易格局，这都为陕西的发展提供了极为难得的国际和国内条件。
为了建设丝路经济带，关—天经济区成为丝路经济带建设的核心区域。关中—天水经济区，是2009年经国务院批复通过，其范围包括陕西省的关中平原地区及甘肃省天水地区，共六市一区。经济区以大西安(含咸阳)为中心城市，宝鸡为副中心城市，天水、铜川、渭南、商洛、杨凌等为次核心城市。依托陇海铁路(欧亚大陆桥)和连霍高速公路，形成中国西部发达的城市群和产业集聚带与关中城市群相呼应。关—天经济区的建设，为陕西的发展提供了新的机遇：首先，它极大地增强了陕西的经济实力。其次，经济区人口密集、市场广阔、需求旺盛、潜力巨大，有利于吸引海内外投资等各类要素在此集聚和重组。其三，东部沿海地区要素成本持续上升，加快经济转型和结构升级的需求极为迫切，产业转移动力日趋增强。经济区基础设施比较完善，要素成本优势明显，具备了承接产业转移的有利条件。其四，国家实施创新型国家战略，为经济区加强科技资源整合，提高自主创新能力带来机遇。
为建设丝路经济带就必须建设西咸新区，西咸新区是丝路经济带建设的重要支撑。西咸新区是我国国内外交通的重要枢纽。西安处于东西交通枢纽的优越地位，对内，上连甘陇，下接巴蜀，东向豫、鲁，南向浙、楚，是国内铁路、公路、航空运输的重要中转站。西咸新区同样也具有便捷、经济、快速的国际交通条件，咸阳国际机场多条国际航空线路将西安的大门向世界敞开，而从西安直通欧洲的“长安号”国际货运班列开通则更为空陆联运提供了新动力和新可能。而便利的交通条件也使得西咸新区能够在新思路新起点的建设与发展中发挥新引擎的作用。西安是国内西向货物的集散地和物流中心，是促使国内要素有序流动、资源高效配置最理想的地区。西安国际港务区已经达到年集散17万标准箱的吞吐规模，成为中国西部最大的集装箱装卸码头，高效的铁路、公路、航空立体联动，使得国内外商品集散功能和物流中心功能得以充分发挥。
第二，西安国际港务区建设，成为陕西走向世界的难得窗口。汪洋副总理在欧亚经济论坛上指出：“陕西拥有全国最大的陆地港口”，这一对贸易港口界定的新思维，为我们抓住丝路经济带新起点建设的历史机遇，把西安建成内陆最大的港口城市指明了方向。陕西具有建设全国最大内陆港口的区位优越。西安是西部最大的城市，又处于东西部交通枢纽的优越地位。对内，上连甘陇，下接巴蜀，东向豫、鲁，南向浙、楚，是国内西向货物的集散地和物流中心，是促使国内要素有序流动、资源高效配置最理想的地区。西安国际港务区，已经形成集铁路集装箱中心站、西安公路港和综合保税区三大平台为一体的西部最大的货物集散地，并在交通部取得了国家港口代码的正式资格，形成年集散17万集装箱的吞吐能力，使西安真正成为祖国西部的“旱码头”和物流中心。对外，西安是丝绸之路的起点，拥有便捷、经济、快速的国际交通条件。西安经丝路到欧洲的新欧亚大陆桥比沿西伯利亚到欧洲的老欧亚大陆桥缩短了3000公里的路程；郑州经西安开往俄罗斯和德国的国际班列，比走海运到欧洲节省20多天时间，若时速300公里的高铁开通，则这一时间更会缩短为两天；西安咸阳国际机场更是西部联络世界各地最大的航空港。这些都使得西安可以成为中国内陆最大的港口城市，成为丝绸之路复兴的起点。
第三，国家实行创新发展战略，成为陕西发展新的动力。党的十八大制定了国家实行新的创新驱动发展战略，主要通过科技创新来驱动社会经济的发展。
陕西科教优势举国公认，拥有79所普通高校、1000所科研院所、22万科技人员。我省通过鼓励研发投入、强化中试环节、促进科技和金融结合等一系列措施，为强化企业技术创新主体地位，提升创新能力不断加码。与此同时，各类科技园区、产业基地、孵化器，在推动科研成果转化，促进经济增长等方面效果显著。全省六个国家高新区和两个省级高新区，特色鲜明，产业聚集效应明显。2013年，在整体经济下滑的情况下，我省高新区营业收入达到11735亿元，同比增长30%。孵化器在促进陕西地方经济发展、培养新的经济增长点等方面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截至目前，全省已经建成国家级科技企业孵化器16家、省级孵化器7家，孵化面积超过80.7万平方米，入孵企业达2634家，累计毕业企业1545家，涉及软件、光电、电子信息、生物医药、航空航天、数字医疗、新材料、现代服务、军民两用技术、农业等产业领域。科技园区、孵化器为承接科技成果转移提供了土壤，各种金融手段的支持有效激发了创新的活力，带来了科技创业的热潮。
第四，国家实行“集中连片特殊困难地区扶贫攻坚工程”是陕西又一发展的新机遇。2011年年初，“十二五”规划纲要提出，“加快解决集中连片特殊困难地区的贫困问题”，中央政府工作报告也强调要启动集中连片特殊困难地区扶贫攻坚工程。2012年国务院规定“秦巴山—六盘山”是14个连片扶贫的主战场之一。连片扶贫开发是陕西农村经济发展的良好机遇，有利于为涉农资源提供整合平台，有利于扩大扶贫开发工作的影响力，有利于发挥辐射带动效应。连片开发试点工作将扶贫开发工作融入到区域、县域经济社会发展的大局中，通过实施连片开发，使项目区贫困村的主导产业、基础设施、村容村貌、公益事业等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实现了跨越式发展。2011年，陕西决定实施大规模的移民搬迁，计划用10年时间，投资1000亿元左右，按照“小城镇建设、发展现代农业和避灾扶贫搬迁”三位一体的工作思路，采取进城落户定居、小城镇安置、中心村集中安置、现代农业园区吸纳等多种方式，对连片特困地区和自然灾害频发地区的297万人逐步进行搬迁。这无疑为秦商发挥作用提供了英雄用武之地。
第五，国家实行“南水北调”工程为陕南经济发展提供了机遇。陕南地区处于丹江口库区的上游，为南水北调中线工程提供了70%的水源。“十二五”开局，省委、省政府提出了陕南循环发展战略，省级财政每年安排6亿元，支持陕南循环经济园区建设，推动项目向园区集中。为实现保护水源与民生改善相结合。从2011年开始，实施陕南生态移民搬迁工程，计划用十年时间陕南搬迁60万户、240万人。截至2013年年底，20万户、75万人搬进新居，迁出地生态恢复进程加快，水源涵养功能明显改善。为根治汉丹江流域洪涝灾害频发、水土流失严重、水生态恶化等问题，2012年和2013年，又分别启动了汉江、丹江综合整治工程，计划投资280亿元，在汉江、丹江沿线实施生态环境治理、水资源配置和防洪设施一体化建设工程。截至2013年年底，完成投资61亿元，建设堤防190公里，治理河长267公里，400多条小流域得到综合治理。
这些国家宏观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政策供应，是陕西和秦商千载难逢的宏观发展条件。
从陕西的具体政策供应讲：
政策环境建设取得显著成效。近年来，省委、省政府结合陕西省情实际，制定和实施了一系列营造加快发展的良好政策环境。制定了《关于改善投资环境，进一步扩大开放的决定》以强化社会信用、提高办事效率、改善人居环境为重点，提高投资环境的吸引力和竞争力。逐步建立和完善了招商引资政策体系，推进对外开放取得新进展。改革开放以来，先后出台了陕西省关于投资的优惠政策、陕西省利用外资实施办法、陕西省关于鼓励外商投资的若干规定等政策，不断提高利用外资质量，创新引进外资形式。加快建立社会信用体系，着力打造“信用陕西”。省委、省政府对社会信用体系建设高度重视，把打造“信用陕西”作为增强我省综合竞争力的一项战略举措。省政府发布了《陕西省社会信用体系建设规划》，全省信贷征信系统率先起步，个人信贷征信系统已采集全省1087万个自然人的基础信息、结算账户信息和贷款、信用卡信息；企业信贷征信系统采集了11.43万户企业的基本信息、财务信息和信贷信息，促进了金融环境的改善。全面实施依法行政，法制环境不断改善。先后制定了规范行政执法主体资格的《陕西省行政执法证件管理办法》，规范具体行政行为的《陕西省行政执法责任制办法》，规范抽象行政行为的《陕西省规范性文件监督管理办法》。制定发布了《陕西省全面推进依法行政五年规划》，明确了推进依法行政的阶段、目标和任务，建立了行政执法人员主体资格审查、行政执法评议考核和责任追究等制度。建立了政府信息公开制度，积极推进政务公开。为了提高政府工作的透明度，2005年出台了《陕西省政府信息公开规定》。设区市人民政府建立和完善了政府新闻发布制度，普遍建立了政务公开岗位责任制，并把政务公开作为行政机关目标考核的重要内容。进一步加大行政审批改革力度，不断深化管理创新。从2001年起，先后进行了三次行政审批项目清理，省级行政许可和审批项目减少了70%以上，设区市和县级行政许可和审批项目分别减少了65%和44%，省政府还制定了《陕西省实施行政许可程序暂行规定》和《陕西省实施行政许可听证暂行规定》，大多数市县政府设立了政务大厅，多数行政许可审批事项可在政务大厅一次性办结。营造良好的政策环境，促进非公有制经济健康发展。1997年，省委、省政府出台了《关于放开搞活国有中小企业的决定》和《关于大力发展非公有制经济的决定》，工商、税务、财政、劳动等部门相继出台了14个配套政策，在兼并国企、市场准入、社会保障、人才安置、税收优惠、资金和信贷支持等方面给予大力扶持。2003年以后，省委、省政府又先后出台了《关于进一步加快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若干意见》和《陕西省关于鼓励支持和引导个体私营等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实施意见》，明确提出了促进陕西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各项政策，在扩大准入、公平待遇、金融支持、加强服务等方面出台了一系列鼓励、支持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具体政策和措施，经过多年的快速发展，全省非公有制经济已经发展到较高水平和相对稳定阶段，成为推动陕西省经济发展的一支最具活力的重要力量。积极落实节能降耗政策，有效改善了生态环境。高度重视生态环境保护和建设，先后出台了《渭河流域近期重点治理规划》《汉丹江流域水污染综合防治规划》等七个规划。出台了《陕西省煤炭石油天然气开发环境保护条例》《陕西省渭河流域水污染防治条例》等六部地方性法规。实行严格的环保制度，强化硬指标约束，全省化学需氧量削减2%，二氧化硫排放量降低1.5%，成为全国实现减排目标的少数省份之一。关闭了渭河沿岸56家污染严重的造纸企业，以及陕北55家电石、铁合金、焦化行业污染企业，汉江流域183家企业污染物排放减少60%以上。
这些结合陕西省情具体政策措施的出台，无疑使陕西发展的思路更加清晰，为引导陕西非公经济和民营企业的发展提供了政策保障。
(二)资源环境
人没有超自然的创造力。自然资源是秦商赖以发展的物质基础。
而“天酬三秦”，陕西优越的自然资源储备，一浪一浪地支持了陕西的发展。
如果说在传统社会，陕西优越的农业资源支持了陕西数千年的发展，“陕西的黄土养皇上”，是陕西成为十三朝国都所在。八百里秦川厥土黄壤，一望无垠，全省土地总面积20.58万平方公里，2008年主要地类面积为：农用地18477640.15公顷、耕地4050347.65公顷。农作物主要有小麦、玉米、水稻、棉花、大麦、高粱、麻类、薯类等。全省年开采量在5000公斤以上的经济植物有3000多种，其中生漆资源和产量居全国第一位，核桃居第二位，桐油居第六位，木耳、茶叶、辣椒干、大蒜等畅销国内外。中草药近1000种，名贵药材有社仲、黄连、天麻等；淀粉及糖类植物225种，油脂植物305种，芳香植物340种。全省草地面积353.5公顷，其中人工草场23.9万公顷，为发展牧业提供了良好条件。
进入工业社会后，尤其是改革开放以后，陕西的矿产资源优势得到了充分的释放，为关中尤其是陕北资源型产业的崛起提供了物质基础。陕西矿产资源丰富，目前探明储量的有91种，储量居全国前10位的有58种：居第二、三位的有煤、天然气、钼、汞、高岭土等18种；居第一位的有锶、铼、水泥灰岩等9种。全省含煤面积5万平方公里，保有储量1618亿吨。正在开发的陕北神府煤田，已探明储量1340亿吨，是世界少有的优质动力煤田。陕北天然气田，是世界级陆上整装天然气田，已探明储量3500亿立方米。黄金储量居全国第五位，产量居第四位，钼精矿产量占全国的1/2。仅2011年，经济增长的资源消耗总量为24382.54万吨(标准煤)，同比增长14个百分点，其中原油26259.56万吨，原煤26259.56万吨，天然气167.07亿立方米，发电量804.95亿千瓦小时。
进入21世纪后，资源型产业由于过度开采和造成环境污染，而呈现出萎缩的条件下，陕西的水资源优势又一次被释放出来，开始引领陕西的发展。陕西有河流583条，以秦岭为界，北属黄河水系，南属长江水系。黄河水系境内主要有渭河、泾河、洛河、无定河。长江水系境内主要有汉江、丹江、嘉陵江。全省地表水年径流量426亿立方米，水力发电蕴藏量1400万千瓦。汉江是全省最大的河流，年流量占全省总流量一半以上。经过多年开发利用，全省现已建成各类灌溉工程18万处，灌溉面积141万公顷，占耕地面积的42%。之所以如此，是因为：植物资源丰富，种类繁多。现有林地593万公顷，森林覆盖率28.8%；天然林429万公顷，主要分布在秦巴山区、关山、黄龙山和桥山。秦岭巴山素有“生物基因库”之称，有野生种子植物3300余种，珍衡植物37种，药用植物近800种。沙棘、绞股蓝、富硒茶等资源极具开发价值。生漆产量和质量居全国之冠。红枣、核桃、桐油是传统的出口产品，药用植物天麻、杜仲、苦杏仁、甘草等在全国具有重要地位。因此，国家实行“南水北调”工程，使陕南的安康、汉中、商洛首当其冲，尤其是安康，非公有经济增长保持了全省领先的地位，充分显示了水力资源对经济发展的威力。
(三)投资环境
在工业和信息社会，各经济区域物质与信息的交换进一步频繁，“借鸡生蛋”“求地发财”成为经济发展的主要形式。而投资环境无疑成为经济发展的基本要素。
陕西作为一个后发优势不断显现的西部省份，近年来经济社会一直保持跨越发展态势。2013年，陕西实现GDP16045.21亿元，比上年增长11%；人均GDP42692元，增长10.6%，尤其令人瞩目的是，陕西经济总量已经超过西北五省区GDP的45%，在新一轮西部大开发中，发挥着战略支撑作用。
《陕西经济发展白皮书》认为，陕西在六大方面凸显出投资环境的优势。这就是发展优势、能源资源优势、交通区位优势、科技优势、教育优势、文化旅游优势六方面。陕西正抓住国家向西开放和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的历史机遇，重点推进能源化工高端化和电子信息、汽车、航天航空等新支柱产业加速成长，全力打造陕西经济的“升级版”。
随着中国经济增速西高东低趋势的长期延续，陕西与四川、重庆组成的西部经济核心区在未来十年将成为中国经济增长第四极。陕西全省列入矿产资源储量表的矿产保有资源储量潜在总值超过42万亿元，约占全国三分之一，居全国之首。陕西处于中国的地理中心位置，以陕西省西安市为半径的一日交通圈可覆盖中国7亿人口。陕西是国家创新型省份试点，拥有两院院士62人，居全国第一方阵。陕西高校总数量及年度培养的高校毕业生、中职毕业生数量，均进入全国前十位。国家级历史文化名城、国家4A级以上旅游景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数量来看，陕西均进入了全国前十位。这些都进一步优化了陕西的投资环境，使陕西成为吸引外商投资的一片热土。以西安市为例。2014年5月24日，西安市委、市政府举办“西安丝绸之路投资与贸易合作交流会暨项目签约仪式”，市长董军在致辞中说：“在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中，西安将紧紧抓住国家实施向西开放的战略机遇，围绕新起点的目标定位，依托自身优势，全面深化改革开放，加快‘一高地、六中心’建设，着力构建全方位开放新格局，不断增强西安在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中的引领示范、辐射带动、服务支撑作用，努力把西安打造成最具发展活力、最具创新能力、最具辐射带动作用的战略支点城市，为传承和发扬丝路精神、推动区域务实合作做出更大贡献。西安将始终坚持亲商、安商、扶商、富商，不断优化投资环境，创新政府服务，提高行政效能，努力为中外客商在西安实现更大发展创造良好条件。”开放中的西安，吸引着外商的眼睛。在西安投资环境说明会暨项目签约仪式上，来自吉尔吉斯斯坦、南非、埃及、加拿大、英国、美国、哈萨克斯坦等政府和企业界代表及国内客商约400人参加签约仪式。共有36个合同项目成功签约，项目总投资额741.8亿元。其中工业生产类项目共有15个，总投资215.3亿元。商贸物流等服务类项目9个，总投资220.7亿元。社会事业项目5个，总投资250.5亿元。其他项目7个，总投资55.3亿元。“宝能金融中心及医疗综合体项目”“沙河第一水街项目”等6个项目总投资均超过50亿元，项目总投资额741.8亿元。这些成绩凸显了西安在投资环境方面吸引外商的强劲发展势头。
四、秦商发展中存在问题解决的路径
(一)政策路径
在政策环境建设方面，陕西还存在的问题。这主要表现在：
①招商引资的优惠政策和服务承诺尚未完全落实到位。政策环境仍不够宽松，还存在政策的连续性、严密性、可操作性差的问题，有些政策的优惠性、配套性、连续性不强，导致政策未能发挥应有作用。比如对招商引资中介机构奖励到位资金1%～3%的政策，近12年来仅有一家企业享受到。②社会诚信体系建设有待加强。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授信、征信行为不规范。二是信用市场培育很不充分。三是信用信息平台不统一。③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职能薄弱。政府职能转变还没有完全到位。④法治政府建设与经济社会建设步伐不相适应。⑤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政策制约因素较多。准入门槛依旧过高，“36条”落实不到位。一些地方把“抓大放小”政策实际执行为“抓大弃小”，一些行政垄断部门和行业、公用事业和基础设施领域仍然存在“明放暗不放”的现象。相关立法滞后，不利于非公有制经济企业加快发展。对非公有制企业的合法财产权益保护力度不够，私人财产权的保护制度不完善，侵害非公有制企业财物的情况较多，一些职能部门自立名目伸手索要钱财，企业一般难以回绝。融资困难，税收政策不合理。银行对中小企业的贷款条件比大企业严格得多，一些中小企业甚至从来没有资格得到金融机构的贷款。随着银行采取“授权授信”措施之后，部分县市行甚至没有贷款权，中小企业上市融资更难。一些民营企业在参与国有企业改制过程中没有享受到相关优惠政策，比如，享受不到安排下岗再就业的优惠政策；民营企业兼并国企后的不良资产如积压产品，都是以低于原产值的价格处理的，但缴纳税收还是按原来的产品上交增值税。社会服务体系尚不健全，缺乏有效的面向中小企业的中介服务，创业辅导、信息服务、企业诊断、技术支持、员工培训等政府服务。⑥节能降耗的政策环境和有效机制尚未形成。
解决这些问题的路径就是：①完善优化投资环境的长效机制。各有关部门要切实协调、监督和解决企业普遍反映的司法腐败、执法不公等突出问题，依法严厉查处破坏投资环境的人和事。加大典型宣传力度，宣传优化投资环境，提高服务质量的好做法、好经验，营造良好的舆论环境。②建立健全信用制度和信用体系。加快建立“以信用制度为核心、以信用服务体系为基础、以信用监管体系为保障、以信用文化为支撑”的社会信用体系基本框架和运行机制。③强化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职能。把市场作为资源配置的第一位手段，政府只对市场起调控和弥补的作用。进一步明确部门职责，理顺关系，整合管理和服务资源，不断提高政府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的能力。完善和发展非政府民间组织，支持人民团体和民间组织参加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促进公共服务社会化，在全社会形成政府、市场、民间组织三位一体的维护公平、正义与和谐的良好机制。④加强法治政府建设。⑤推进行政管理方式创新。⑥营造非公有制经济做大做强的政策环境。制定公平、完善的市场准入制度，放宽国内民间资本的市场准入领域。鼓励和支持非公有制企业通过收购、兼并、控股参股、转让经营权等多种形式，参与国有企业改革和战略性调整。采取法律举措遏制侵害非公有制企业权益的行为，下决心治理乱收费、乱罚款，杜绝限制自立名目向非公有制企业伸手要钱要物的现象。完善融资政策，提供资金支持，多渠道提高直接融资比重，积极构建适应非公有制中小企业发展需要的多层次现代金融体系。调整不公平的税赋，取消不合理收费，对尚处于创业阶段的非公有制中小企业应给予一定的税收支持，实行减免税政策；对基础设施、基础产业和公益性事业，要通过收费补偿机制或财政补贴，吸引非公有制中小企业进入；技改贴息应当对非国有企业一视同仁，清理不公平税负，实行结构性的减税政策。鼓励建立为中小企业经营管理者服务的商会、行业协会等自律性组织，发展为中小企业经营管理者提供政策、法律、财会、技术、管理和市场信息等服务的中介组织。⑦全面建立节能降耗的政策环境与有效机制。建立健全考核评价体系，完善计量检测办法，强化能源指标公报和责任制度。
(二)融资路径
在投融资方面，陕西也存在一些问题。主要表现在：①财政收入规模较小，财政投入不足。如，西安市财政收入总量偏小，且增长速度远低于城市发展的投资增速，特别是在前些年国家稳健的财政政策取向和宏观调控的背景下，上级财政专项拨款和国债等预算投资所占投资资金比重不断下降，导致西安财政资金供给相对于投资需求而言面临较大缺口。目前，西安市财政收入大抵只能保证政府机关的正常运转，无力向城市建设发展投入大量资金，是典型的吃饭财政。2008年，西安市财政收入145.61亿元，财政支出226.99亿元。理论上讲，是入不敷出。这种情况下，财政基本上无力对城市建设进行大量投资。②融资渠道单一，过分依赖银行投资。从目前各个投融资平台的运作情况看，多数平台公司仅仅实现了银行贷款的承接功能，而且多是只承接国家开发银行的合作贷款，而与国家开发银行以外的其他银行机构的合作不够多、联系不紧密，限制了融资平台公司功能的进一步发挥。因此，在以银行贷款为主的融资背景下，西安市固定资产投资中，平均21%的比例直接来源自银行贷款，在企业自筹资金中，间接来源于银行贷款的比例达70%～80%。总的来看，固定资产投资中直接或间接来源于银行贷款的比例超过60%。③融资平台规模小，融资能力较弱。西安市融资平台数量较多，但是规模普遍较小，融资能力较弱，因此融资能力较弱。④融资平台以“融资”为主，“投资”功能和可持续发展能力较弱。目前，西安市融资平台一般主要依托于政府信用，贷款的还款责任主要由各级政府来负担，未来还贷压力较大，可持续发展能力较差。
解决这些问题的路径选择是：首先募集方式上应以私募为主。因为以私募方式设立基金，投资者与基金经理之间的关系便主要是一种基于相互了解和信任而达成的委托——代理关系，基金运作压力要小一些，从而利于基金实施长期投资战略，实现基金资金的收益和安全。其次，在组织形式上，应设立公司型产业投资基金。公司型基金能使产业投资基金建立现代法人治理结构，保障广大投资者的利益。同时在基金的运营中，公司型基金同一般股份制公司一样，不能随意成立或终止，具有相对的永久性和长期性，有利于陕西金融市场的稳定发展。在基金类型的选择上，宜采用封闭型基金。对于封闭型产业投资基金而言，其所持份额不能被赎回，因而资本总额固定不变，没有赎回受益凭证的压力，可以充分利用投资者的资金，较稳固地实施其投资战略，以求利益的最大化。而产业投资基金的发起人也应选择经营股权的各类投资公司。由于产业投资基金主要从事实业投资，收益主要来自于投资后的长期分红，所以，产业投资基金必须由同时具备实业投资经验和资本经营经验的金融投资机构对其重大决策承担责任。因此，应选择经营股权的各类投资公司而不是经营实物商品的各类工商企业作为产业投资基金的发起人。产业投资基金形式上可发展中外合资产业投资基金，积极稳妥地推进资本市场的国际化战略。最后，在投资者构成上，应以机构投资者为主。
(三)人才路经
陕西在人才资源方面也存在一些问题，主要表现在：
按照国民经济三次产业划分，第一产业劳动力资源占71.1%，第二产业占13.7%，第三产业占15.3%。表明陕西省劳动力资源的产业构成落后，农业劳动力人数过多、比重过大的基本事实尚未发生根本转变。陕西省劳动力人口中，有从业人员共1797.7万人，其中城镇从业人员467.2万人。如按经济类型划分，城镇从业人员中，国有经济单位345.6万人，集体经济单位54.9万人，私营企业、个体劳动者58.9万人，其他7.8万人，构成比例为74.0%、11.8%、12.6%、1.7%。但与全国尤其是发达地区相比，个体私营和集体经济单位的劳动力容量依然太小。陕西省1997年在职职工总数398.5万人，职工人数仅占劳动力资源总数的16.8%，就业压力十分沉重，且还在加剧。据保守估计，至1997年年底，全省国有企业下岗职工达38.9万人，隐性失业者数字更多。20世纪90年代以来陕西城镇登记失业人员及失业率为：1990年11.2万人，失业率2.8%；1995年16.4万人，失业率3.5%；1996年25.4万人，失业率5.2%。失业人员绝对数量和比率上升较快，城镇登记失业率已位居全国前列。与人口密度相对应，陕西省劳动力资源地域分布也呈“两头稀、中间密”状态。占全省面积26.7%的关中地区五地市，容纳劳动力资源占全省2/3以上，尤其是高素质人才更加集中；陕南陕北面积分别占全省的34%和37%，人口和劳动力密度远低于关中，但其劳动力合理容量更低。陕西地形南北狭长，自然条件悬殊，陕北黄土高原，陕南秦巴山区，恶劣的自然生存环境形成连片贫困区；主要工业基础和中等以上规模的城市基本集中于关中平原“八百里秦川”，因此劳动力资源的非均衡分布也是必然的。90年代以来全省劳动力流动显著加快，主要表现为农村剩余劳动力流出，陕南农村劳动力流动率大于关中陕北。农村劳动力流动特点是“离土又离乡”，省内流向趋于更加集中，基本是“两头向中流”。而根据在陕南安康地区的调查，外出农村劳动力70%以上是跨省区流动，流向全国各地，以东南、西北居多。劳动力流向显示出陕西的小城镇普遍缺乏吸引力，乡镇企业不成气候。还可看出陕西省城市数量少而分散，除省会西安外其他城市规模过小，农村城镇化速度缓慢。关于人力资源的文化层次结构。根据1995年全国1%人口抽样调查数据，陕西省每10万人口中的受教育状况为：大学2236人、高中9825人、初中27875人、小学34695人；同期全国平均水平为大学2065人、高中8282人、初中27283人、小学38441人。15岁以上人口中文盲半文盲比重陕西省为13.0%，全国平均为12.0%。可见，陕西省的高学历人口和文盲半文盲人口略高于全国平均水平，两头高中间低，呈两极分化态势。据1996年人口变动情况抽样调查，劳动力从业人员中，受教育程度大专以上占3.6%，高中占13.3%，初中占37.3%，小学占29.5%，文盲半文盲占16.2%。总体来看，劳动力质量与经济发展的要求不相适应。尤其在当前体制转轨结构变革时期，相当一部分劳动者表现出应变能力差、综合素质偏低。
解决问题的路径选择是：
(1)人力资源开发与劳动就业习惯的思维方式是，从陕西的实际情况出发，放开搞活中小企业，打破所有制限制，大力发展私营、民营经济，采取切实措施，鼓励和引导机关事业单位富余人员、国有企业职工走向市场，加入、创办非公有企业，是人力资源开发的突破口。既扩大了就业面，使人力资源在使用中得到开发；又促进了流动，调整了劳动力分布，使原有人力资源结构得到了优化；更重要的是放开了劳动者手脚，为劳动者自我开发和家庭、企业、社会人力资源开发注入强大的原动力。即将开始的全国机构改革、干部分流一方面为本来严峻的就业形势增加了压力，一方面也为全社会转变就业观念树立了样板，为拓宽就业渠道提供了带头人和生力军。因此，要从积极的意义上对待机构改革，并以此为契机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陕西省贫困地区开发的实践证明，劳务输出是可以一举多得的人力资源开发形式，输出劳务，换回资金，学到技术，转变观念，造就了一大批乡土人才。至1996年，全省劳务输出总人数已达110万人，年经济收入20.4亿元人民币。但过去对其意义的理解比较局限于解决农村剩余劳动力出路，基本是单一“农民工”队伍，处于自发半自发状态。从人力资源开发的角度，各级政府应对劳务输出予以高度重视，加强组织，主动联络，提供信息，使劳务输出扩大规模，提高档次，走出国门。不光输出农村劳力，也可组织城市青年、下岗工人；不仅输出到东南沿海，亦可面向国外。国际劳务输出，更需要由政府出面牵线搭桥，要制定相关政策，有专门机构从事这方面信息、管理服务。
(2)人力资源开发与教育培训。当前陕西人力资源开发的重点不是教育培养，而应着力于用好现有资源，提高人力资源容量，改善人力资源环境。这里特别强调综合素质，综合素质决定适应能力和职业转换能力。传统的教育体制、方法和内容越来越暴露专业面过窄的弊病，与快速变化的社会不相适应，“培养性开发”呼唤着教育体制的根本改革。发挥陕西教育资源的优势，要加快由“应试教育”向“素质教育”的转变，由“学历教育”向“职业教育”的转变。培养学生适应社会和自我开发的能力；结合陕西经济发展的需求，建设一批职业技术教育基地；有计划地对非公有制企业经营者进行素质教育和业务培训。同时，坚持劳动用工制度改革，全面推行劳动预备制度，对新生劳动力实行追加1—2年职业培训，以强化提高劳动素质。就业培训和成人教育，不仅是提高劳动力质量的必要措施，还可有效缓解就业压力。政府宏观决策部门应当从更为广阔的背景认识就业培训和成人教育问题，加强就业指导与职业培训。
(3)人力资源开发与市场环境。总体看劳动力进入市场交流的面比较狭窄，几乎就是清一色的大中专应届毕业生“双向选择”；职业介绍机构良莠不齐，缺乏面向下岗职工服务“再就业工程”的市场中介组织；人才测评、人事代理制度和机构尚未建立健全；劳动力市场法规体系有待完善；尤其是社会保障体系建设任重而道远，有效的社会保障机制将是劳动力资源配置市场化的关键。人力资源市场化配置必须有相应的制度法规作保障。要在原有人事人才劳动法规的基础上，加快制定和完善适应市场变化、与经济发展相协调的各项制度法规，包括国家公务员制度、现代企业制度、某些行业的职业资格认证制度、人才与劳务市场规范、人事与劳动争议仲裁、劳动用工制度、劳动预备制度、就业培训制度、继续教育制度，等等。完善人力资源市场要素，依法维护和协调国家、用人单位和劳动者三方的合法权益。同时要加强法制宣传教育，建立健全社会监督机制，使人力资源开发有良好的法制环境。建立和完善社会保障体系，是人力资源环境建设的基础工程。要加快医疗保险、失业保险、养老保险、住房制度等项改革的步伐，从而打破人才的单位部门所有制，真正实现双向选择，单位自主用人，人员自主择业。鼓励公平竞争，强化激励机制，创造优胜劣汰、奋发向上的人才环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