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传统社会，由于商人社会地位低下，缺乏独立意识，他们常常需要巴结官府获得保护，而官府也需要通过商人获得钱财。因此，官商交接或官商一体成为中国商业史上突出的社会现象。但由于陕晋徽三帮商人不同的地域文化背景和政治价值取向，使商人对官府的态度也有所不同，从他们对待官府的态度中可以窥探他们不同的价值向度和人生品格。
　　一 陕商助官
　　陕西是十三朝文明古都，是专门埋皇上的地方，“秦中自古帝王都，陕西的黄土埋皇上”。作为几千年首善之区，皇都子民，陕西人见过太多的皇亲国戚、达官显贵，形成浓厚的“国都意识”，因此对官府能够保持一种潇洒平稳的价值取向，也即是说官府对陕西人没有太多的神秘感。加之，陕西因其地位显要，历代为兵家争夺之地，“得关中者得天下”，也使陕西人经历了太多的王朝变幻，兵祸连接，从而形成对官府的一种历史沧桑感。这种悲与喜的纠结情怀，使陕西商人与官府保持了一种若即若离的松散联系，在官、商利益比较上常常能够采取“宁吏也贾”的价值取向。
　　作为千年国都子民，陕西商人更早地知道官府政治资源的重要性，陕商自古就有官商结合的传统和与官府周旋的经验。最早的秦商吕不韦，本身就是官居秦王“仲父”的官商。秦之巴国女商人清，与秦始皇保持着暖昧的关系，她懂得用财富保护自己的清白，出财力帮助秦皇筑长城，成其一代霸业，秦始皇还专门为她筑了“怀清台”，一表爱慕之情。始皇死后，陵墓里的“水银成河”的水银就是由她提供的。①唐代长安商人王元宝与唐玄宗是极好的朋友。有一次太极殿飘来一股薄雾，弥漫在殿中，玄宗问满朝文武是何物?无一人作答，玄宗下诏快宣王元宝进殿。王元宝来后，见薄雾缭绕，答曰：“此乃青龙环绕我皇，我大唐之幸事也。”明皇听后满意地说：“一朝文武，不及一个元宝!”据说唐朝所铸的“开元通宝”钱，就是借用了王元宝的名字。有一次王元宝与唐明皇打赌，说：“我家往终南山的每一棵树上挂一匹锦缎，终南山的树尽而吾家缎不尽。”行之，果然。明皇感慨地说：“朕富不及元宝!”②迄至明代陕商更是利用“食盐开中”和“茶马交易”的政府订单趁势而起，成为中国最早的商帮。因此，陕商很注重与官府的关系，在陕商所修筑的山陕会馆中都设有“接官亭”，作为招待官员的所在。在中国历史上，花钱买官是陕西人发明的，秦朝的“纳粟拜爵”就开了中国“捐纳”的先河，因此，陕商发财后，也常常花钱捐官，他们出手很大方，“捐功名只要那官高势大，访巡抚坐总督布政按察”，比之晋商“没有顶戴体面不成，六品职衔顶子水晶”要大气得多。一些发财的陕商都给自己捐有官衔。清代渭北三大富户之一的曹村曹家，就捐有三品官衔，官职形同知府。光绪三十四年(1908)，光绪皇帝驾崩，全国停止娱乐，恰值曹家老太夫人去世，曹家大举鼓乐，唱戏三天，同州知府得知后，带兵前去弹压，曹家请来陕西巡抚谭钟麟为后援，言说“国葬家丧一起办”，戏照唱，鼓照乐，官府也无可奈何。③
　　作为富有政治经验的陕西商人，很懂得利用官府推广自己的商贸事业。清代陕西商人到自贡开发盐井，有一王五老陕，因挫井乏资，将自己所挫盐井托付给当地富户王三畏，这王三畏是当地一霸，自贡民间流传的一句话就是“你不姓王(王三畏)你不姓李(当地另一富户李四友)，老子不怕你”，然后回陕筹措资金。王五老陕走后，王三畏见盐井开始出卤，就私自将盐井转交他人。王五老陕归来后，王三畏赖账不交盐井，王五老陕二话不说，背起银子就往成都跑，找四川巡抚专买管辖自贡(当时叫自流井)的荥经县县令一职，到职后的第一件事就是将王三畏锁拿下狱，过堂时，王五老陕对王三畏说：“你看看我是谁!别人怕你，我老陕不怕你!”王三畏见状，只好交还了盐井。④清代末年，陕西巡抚谭钟麟遭人陷害，被皇上解京询问，走到渭南城边由阳郭镇商人姜恒泰开的药铺前，被姜恒泰拦住，告诉谭钟麟渭南城有多少城门，有多少条街道，还资助了谭钟麟50两白银为赴京之资。到京后面见慈禧，所问正是姜恒泰告知之事，慈禧知谭钟麟勤于民事，官复原职。
　　多年与官府打交道的陕商，深知“伴君如伴虎”的风险，他们在与官府结交的过程中，能保持清醒头脑，始终持有一定距离，保持着自己的些许独立性和留有回旋余地，不像徽商和晋商那样贴身投靠，这是陕商经历太多政治风云变幻所积累的丰富政治经验所致。陕西三原商人孙豹人，在扬州做盐商，后在扬州自己的溉园发奋读书，成为明末清初的著名诗人。清军入关后，为了笼络汉人，专门设立招揽天下名士的“博学鸿儒科”，孙豹人在备选之列，入京后官授龙凤阁大学士，孙豹人说：“我全家在扬州嗷嗷待哺，让我在京做官，我全家不是要饿死吗!”⑤遂挂官而去，表现了很高的民族气节和宁吏也贾的价值取向。明代末年，号称“前明七子”之一的陕商后裔康海，由于遭人陷害，贬官扬州，整日饮醇酒，近女人，不与官府合作，每天傍晚与青楼歌妓倒骑毛驴在扬州招摇过市，也反映了宁吏也贾的价值取向。陕西商人李忠业弱冠辍学到成都川人办的字号里为掌柜，由于善于经营，为财主赚了不少银两，财主很感激，欲帮他捐钱买官，实现他少年理想。他对财主说：“我帮你赚钱是分内之事，你若为我花钱捐官，别人会把我当成利用财东的势利小人，这非我愿。”遂辞职归乡，也表现了宁吏也贾的价值取向。⑥明代末年，清军入主中原，扬州十日，杀戮过甚，陕商奋起反抗，反清复明，自动放弃了最能赚钱的扬州，弃淮入川，欲在四川战乱后的不毛之地上重整旗鼓，这便避免了清代中叶淮扬盐场陶澍实行“纲盐法”改革致使淮扬盐场的盐商大都破产的命运，表现了陕商敏锐老辣的政治眼光。所以，南方人称他们为“棒槌”，四川人称他们为“老陕”。
　　作为中华民族的发祥地和十三朝皇都子民，陕西人形成浓厚“家国一体”的国家意识，使在秦风豳俗中成长起来的陕商，在处理与官府的关系时，能够从大处着眼，“在商言政”，“位卑不敢忘忧国”，不图区区微利，表现了很高的政治自觉。所以，在明清十大商帮中，陕西商帮是最具政治意识的商帮。明代初叶，靠“开中制”发财的陕西富平商人李尽心，闻说政府欲修边墙御寇境外，便主动到官府要求捐资边患，府吏提出五十金即可，他说这怎么能够，府吏问他欲捐多少?他说“伍仟金”，府吏认为他有“狂疾”，他一笑置之，结果果然捐了5000两银子，表现了陕商的拳拳爱国之心和家国意识。⑦清代初年，陕商弃淮入川，在四川欲整合反清力量，他们在成都、自贡办字号、茶馆，凡入茶馆饮茶，但说“反清”，茶资分文不取，还在自贡西秦会馆的门柱上篆刻了“钦崇历有唐有宋有元有明其心实唯知有汉；徽号或为侯为王为君为帝当日只不愧为臣”。上联历数朝代，唯一去其清，下联表明立场，绝不向清称其臣，表现了陕商的民族气节和家国情怀。这在“文字狱”的清代，一字不慎、满门抄斩情况下是非常大胆的举动，⑧充分显现了陕西商人的英雄气概。到了清代末年，庚子年间八国联军侵入北京，慈禧带着光绪皇帝亡命陕西。陕西商人听说朝廷西狩，国家危难，闻风而起，纷纷捐资银两，帮助政府渡过难关。大茶商马和盛捐了5000两，泾阳的茶号“裕兴重”捐了5000两；渭南的板桥常家捐了5000两，曹家捐了3000两和1000担麦子；吝店的焦家捐了5000两，这些银两对于帮助清政府解决各地协饷没有到来之前的经济困顿起了不小的作用，陕商纷纷被政府授予“资政大夫”衔，一时“大夫第”遍布渭北。泾阳女商人“安吴寡妇”还专门买了50头健壮的奶牛，从泾阳连夜赶到西安慈禧行宫，第二天清早，挤了一桶热腾腾的牛奶，献给慈禧和光绪。慈禧从北京一路狂逃，鞍马劳顿，此时才喝上了牛奶，感慨地说：“只有陕西人与朝廷是一心呀!”⑨一个“资政”，一个“与朝廷一心”说明了陕西商人“在商言政”的家国意识和勇赴国家急难的爱国情怀。
　　二 晋商靠官
　　山西表里山河，自古偏关一隅，远离中央，难以接近政治资源。所以，从春秋战国以来山西人就形成了结交官府的思维定式。尤其是明代末年，满族贵族入主中原，晋商进行大胆政治投资，利用出山海关做生意之机，与努尔哈赤家族建立起亲密关系，为满族贵族贩送关内盐巴、布匹，传达消息。《清太祖高皇帝实录》卷5载：“时有山东、山西、河东、河西、苏、杭等处在抚顺贸易者十六人，皆厚给资费，书七大恨之言，付之遣还。”徐宏亮在《龙江过略》中说：“汉民至(黑龙)江省贸易，以山西为最早。”晋商曾帮助满族贵族入关坐天下。满族贵族对晋商给予丰盛的回报，召边境晋商入京，设宴招待赐上方服馔，还将山西的王登库、靳良玉、范永斗、王大宁、梁嘉宾、田生兰、翟堂、黄云发“八大商人”调进北京，成为大内皇商，使晋商第一次尝到了利用国家政治资源的甜头。从那时候起，晋商与清廷建立了极为密切的贴身投靠自甘走卒关系，依靠清政府的资助，晋商迅速发展到鼎盛时期，他们办的票号几乎成为清政府的半个财政部。但也正因为如此，随着辛亥革命清政府垮台，晋商的票号也一夜之间烟消云散。晋商与清政府的关系是“成也萧何，败也萧何”，个中的唏嘘悲叹只有晋商自己能够体会得来。
　　晋商在清代的兴盛绝不是偶然的。这与晋商与官府过从甚密，结成荣辱与共的利益集团有直接关系。如晋商杨近泉虽然富为两淮盐业祭酒，但独独喜欢与官员交游。清政府很多官员如左宗棠、李鸿章、岑春煊、端方甚至于庆亲王奕劻都和晋商过从甚密。由于清律回避制度规定官员不得在原籍任职，任职必须在原籍行省五百里之外，于是大部分官员都与专门办理汇兑业务的山西票号发生联系，一些官员把贪污、搜刮来的赃款低息或无息存入票号，票号借此利润颇丰，同时为这些官员的“隐私”严格保密，万一这些官员翻了车，晋商票号也会想尽办法让他们存在自己票号的款项安然无恙，晋商票号可以称得上是清政府官员们忠实的财务代理人。而这种官商互惠，又使晋商可以及时打探朝廷动向，了解政府军事行动、皇帝外巡以及官员升降、调任等各种官场内幕消息，如1900年慈禧西狩时，车驾即将进入山西境内时，随从慈禧、光绪的内阁学士桂春密信将消息告知晋商大德通票号掌柜高钰，从而使大德通票号在接待慈禧方面提前有了准备。这种官商互惠，使晋商形成了一种“认官不认亲”的思维模式，用晋商自己的话讲，山西商人是“但闻亲戚借贷，支吾不予；一说官府措款，站起立办”。⑩
　　晋商的官商互惠还表现在晋商利用向政府提供捐纳报效，套磁与清廷的关系，并从中获取丰厚回报。在清代，山西是全国捐输最多的省。如清乾隆二十四年(1759)，伊犁屯田，山西盐商捐输银20万两，以备屯饷；清乾隆三十八年(1773)，金川用兵，太原等府富商捐输银110万两；清乾隆五十七年(1892)，后藏用兵，山西盐商等捐输银50万两；嘉庆年间川楚用兵，山西盐商等捐输银100万两；清嘉庆五年(1800)山西捐输银一百四五十万两。(11)《清仁宗实录》卷11记载：嘉庆时“晋省摊捐款项繁多……统计每年摊捐银八万二千多两”。咸丰初，户部尚书祁隽藻奏称：“自咸丰二年二月起，截止三年正月止，绅商士民捐输银数，则山西、陕西、四川三省最多。山西共计捐银一百五十九万九千三百余两。”(12)又因新疆用兵，筹饷银，解运难，山陕商人又在新疆地方兑充大量军饷。庚子年间，慈禧仓皇出逃，途经山西，经济困难，山西大德通票号慷慨救助了慌乱中出逃的慈禧太后和光绪帝，给落难的帝、后留下十分深刻的印象，从此深得慈禧信任。一笔由各省督府解缴中央的款项全部由山西票号经营，庚子赔款连本带利10亿两白银也交由山西票号。
　　晋商对朝廷的效忠，在经济上获得了丰厚的回报。据史料记载，大德通票号1885年每股分红850两，到1908年每股分红达17000两；锦生润票号1896年盈利51098两，1903年增加到6.03倍；志诚信票号1897年每股分红9100两，到1903年上升到14000两。(13)由此可见，晋商在与清政府的结托中，降低了交易成本、减少了交易风险、取得了特权，从而一步步迈向财富的顶峰。
　　晋商的这种官商互惠，更表现在官商沆瀣一气，上下易手，侵吞国民财富。光绪年间，晋商就发生过一起私分官家赈款的丑事。清光绪三年(1877)，山西大旱。五年(1879)，两湖办理晋省赈灾捐款，由三晋源票号汇至太原巨兴源票号白银一万两。当时各省捐款统由清源局专差，故先将汇票寄到藩司葆亭手中，等到期再转交票号，持汇票赴库缴款。葆亭令其门丁杨清如将汇票交巨兴源票号伙友车跃笼带回，巨兴源就将款暂存号内，观望时局，待催问即还司库，不问则聊作号内资金周转。然而不久，葆亭被罢了官职，相关人员也多更换。巨兴源认为无从查考，掌柜王鉴即起隐昧之意，遂与执事贾世源、伙友车跃笼商议，三人便将此款私分了。不想后来山西巡抚张之洞派员清理库款，发现来文与库簿不符，短收第27批银一万两。当即严饬司道局员调齐档案，详细查考，并提经手此批汇兑之巨兴源票号执事贾世源、车跃笼(此时王鉴已病故)一并发交太原府，下令该司道督一起查究。堂上对证，人证物证俱在，贾、车供认不讳，情愿全数缴回。因退款及时，认罪态度较好，从轻处罚：贾世源除革去从九品职衔外，与车跃笼各杖一百、徒三年，此案即算了结。
　　但没想到这时监察御史章耀廷提出了异议。他上了一本奏章，说：“往年晋省奇荒，赤地千里，朝廷施仁发帑，各直省官绅无不力筹援解；下至黎民百姓，也省吃俭用，凑合成资，源源接济。但是灾区较广，还是饿死了很多人，至今元气未复。设想一下，如果拿出这万金之数，该又能救活多少人命呢?巨兴源票号平时操奇居赢，利权在握，起居服用，贵似王公，当此家乡灾荒，不仅没有发慈悲之心解救桑梓危难，而且竟敢贪污分赃邻省协济赈款，至一万两之多。这样的罪行不是判三年徒刑可以了结的，现在山东诸省又发生了大水灾，哀鸿遍野，其灾情比往年山西更严重。若非将此案严加惩办，会有很多人效尤，老百姓的死活谁还在乎呢?因此应当严惩。”这位章御史还在奏章中出了个主意说：“此辈市井居心，视银钱为性命，以其人之道治之，才能使其悚畏。拟请旨饬下该抚，严提巨兴源票号，正身免其杖徒，着照前所隐匿之数，勒限十倍罚锾，即以拨充山东赈款，俟如数缴清，方准省释。”清廷采纳了章耀廷的奏章，贾、车等人一万两未得，倒赔了十万两，从此该号元气大伤，一蹶不振。(14)
　　晋商的官商互惠最后受害的还是商人。辛亥革命后，晋商向朝廷官员提供的贷款因清政府的倒台追缴无着，而存款人催逼还本付息急如星火，票号腹背受敌，无以应付，一夜之间破产歇业飘零净尽。晋商结托政府，兴盛百年的致富车轮终因清政府的垮台而停止了前进的步伐。
　　三 徽商敬官
　　在明清的中国十大商帮中，徽商是最具“官商情节”的商帮。因为徽商出身关东大族，魏晋后为避战乱而举族南迁，他们传承了中国传统文化“学而优则仕”的基因，读书做官、光宗耀祖是徽商最理想的人生追求。同时，徽商中的大多数人都是因为家庭贫困而放弃科举，下海为商，他们深知只有当官发财才是摆脱商人低下社会地位，实现人生价值的理想途径，因此，身在商海，心系儒术，对做官有着无法遏制的冲动。明人谢肇淛分析徽人的特点是，徽人对自己极度俭啬，唯独“乌纱帽、红绣鞋”这两件事虽倾家荡产也在所不惜。而徽商又是远离政治资源中心的草根商人，对高高在上的官府常常有恐惧战栗之慨，在商业经营中就形成了“逢官当敬”的行为准则。
　　徽商的“逢官当敬”，首先表现在对官府行媚巴结，前后逢迎。徽商是雄于资财的江南商帮，他们往往不惜重资行媚权势。时人指出：“徽多高赀贾人……又善行媚权势。”如歙商梅仲和，“弃儒服贾，贸易吴门……重交游，乐与贤大夫款洽，姑苏为冠盖往来地，慕公名者恒造庐以访”。(15)歙商凌和贵，在武汉经商，“自达官绅士以及氓庶无不以礼相接，与地方长吏过从款洽”。(16)这类例子，不胜枚举。徽商之所以能与各级官员结朋交友，是因为徽商“贾而好儒”，他们或则先已攻读举业，后因种种原因弃儒服贾；或则亦贾亦儒，经商之暇，手不释卷。这样，他们与缙绅士大夫就比较容易找到共同语言。如休宁商汪新贾于淮扬，“既雄于赀，又以文雅游扬缙绅间，芝城姜公、金公辈名儒巨卿皆与公交欢”。(17)黄存芳“虽为贾人，而言论风旨雅有士人标格，故缙绅辈乐与之交”。(18)可见，好儒是徽商与官员的黏合剂。除巴结当朝官员外，徽商对一些暂时失势的官员也往往不吝解囊，如歙商方佺“尝贾楚汉间……观察某诖误，将入京，贫不能办装，佺厚赠资斧，后复原任”。(19)何永昌贾于广济县时，“广济县令陈某失上官意，将以亏帑劾”，他“弛囊金六千助之，事乃解”。(20)他们这样做是政治预期，一旦受他们帮助的这些官员逢凶化吉，保住乌纱，无疑会极大地回报徽商。徽商极富心计，对一些士子也不放过交结的机会。如歙商黄锜在淮阴经商，“淮阴当南北日冲之地，士大夫毂击之区，君延纳馆餐，投辖馈遗。而尤注意计偕(指举子)，寒素者赖君踊跃穷途，飞翼天衢”。(21)对那些应试的寒素举子，黄锜慷慨资助，不是别的，就是因为他们一旦中试，就是朝廷命官。资助一名举子，就等于结交了一位官员，这就是徽商的政治远见。而对徽商来说，巴结官府最大的愿望就是能够仰攀上皇帝。清代康熙、乾隆两位皇帝多次南巡，扬州为翠华莅止之地，每次南巡，两淮盐商都实心报效，捐出百万以上巨款，承办南巡差务，至于临时供应及所捐之数更不可胜计。徽州盐商还为皇室的其他大典捐资尽力。乾隆几次为其生母举办大规模祝寿庆典，两淮盐商和其他盐商都来京华捐资装饰街道景点，耗银数十万两。乾隆本人八十大寿，特许捐出巨资的盐商赴京祝寿。由此可知徽州盐商中的巨子与皇帝关系之密切。
　　徽商的“逢官当敬”，还表现在系结裙带，联姻攀附。富于传统文化积淀的徽商，深知“婚姻就是政治”的道理，因此，他们总是想方设法地以婚姻为纽带与官员结成姻亲关系。《二刻拍案惊奇》中对此有生动描述：扬州一徽州盐商有一义女江爱娘，被视为可居奇货，“等待寻个好姻缘配着，图个往来”。恰巧韩侍郎带领家眷上任，舟过扬州，因夫人有病，打算娶个偏房，那徽商听说此事，“先自软瘫了半边”，立即派媒人说合，把江爱娘“认做自己女儿，不争财物，反赔嫁妆。只贪个纱帽往来，便心满意足”。后来，韩夫人去世，江爱娘被立为继房，并获夫人封诰，“那徽商(被)认做干爹，兀自往来不绝”。(22)把徽商逢迎、攀附封建政治势力的心态描绘得淋漓尽致。而在这方面最有代表性的则是红顶商人胡雪岩。胡雪岩为了发展自己的商贸事业，不惜用自己心爱的女人作为攀附、控制官员的手段。早年，为了攀附江苏巡抚王有龄，他将自己心仪的爱妾芸香送给了王有龄。这样做使他得到了王有龄的器重，又由于芸香做眼线，他实际上控制了王有龄。后来，他为了傍上江苏省学政何桂清这个大官，又将自己的爱妾“阿巧姐”作为礼物送给了何桂清。(23)这其中的“隐忍”、“割爱”非一般商人所能为，所以他才能穿黄马褂、戴红顶子。富有深意的是，在结缘官员问题上，徽商很有市场预期，设法与未来的官员攀亲也是徽商的一种投资。明代万历年间，杭州某徽商有一个女儿，一心想嫁给一个佳士，故许多求婚者均被拒绝。乙酉仲秋望后，商人梦龙戏爪水中。次日，姚江徐应登，以儒士应试毕，偕友过商门。友竭力作伐，入言于商。这位徽商听说只是个儒生，“虽口诺而意未允”。朋友一再请商人出门看看再说，谁知商人送友及门，看到徐应登正“濯手水瓮中”，这恰与其昨晚“龙戏爪水中”之梦境相符，商人认为这是一大佳兆，不仅“欣而许之”，而且“请友玉成”。(24)徽商这种前倨后恭的态度也反映了商人对封建政治势力倾心攀附的心理。
　　徽商的这种“逢官当敬”行为，虽然反映了徽商卑微的社会心理和富有心计的经营理念，成为徽商发财致富、名镇江南的成功之道之一，但也是徽商作为草根商人低下社会地位的曲折反映。
　　①司马迁：《史记》卷69《货殖列传》，中华书局1959年版。
　　②王芳：《大唐西市》，陕西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164页。
　　③宋金喜：《清代渭南帮钱业的兴衰》，载《渭南文史资料》第3辑，渭南市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2007年版，第67页。
　　④樵斧：《自流井》，大众文艺出版社2009年版，第74页。
　　⑤《清朝野史》卷2，巴蜀书社1985年版，第85页。
　　⑥《续修渭南县志》卷8，万历年间刻本，第76页。
　　⑦李因笃：《受棋堂集》卷4，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版，第37页。
　　⑧孙明经等：《遍地盐井的都市》，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76页。
　　⑨宋金喜：《清代渭南帮钱业的兴衰》，载《渭南文史资料》第3辑，渭南市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2007年版，第69页。
　　⑩山西省政协：《晋商史料全览·临汾卷》，山西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99页。
　　(11)王尚义等：《明清晋商与货币金融史略》，山西古籍出版社1995年版，第90页。
　　(12)《军机处录副》，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本，祁隽藻奏折。
　　(13)董剑云：《中国第一家票号日升昌》，《中国商界》2007年第7期。
　　(14)马伟：《晋商成功之道》，《文史月刊》2007年第12期。
　　(15)歙县《济阳江氏族谱》卷9，乾隆四十二年刻本，第56页。
　　(16)凌应秋：《沙溪集略》卷4《文行》，手抄本，第44页。
　　(17)汪树森：《休宁西门汪氏宗谱》卷6，顺治十六年刻本，第47页。
　　(18)歙县《竦塘黄氏宗谱》卷5，嘉靖四十一年竦塘黄氏刻本，第43页。
　　(19)《歙县志》卷9《人物·义行》，民国26年排印本，第56页。
　　(20)同上。
　　(21)歙县《竦塘黄氏宗谱》卷5，嘉靖四十一年竦塘黄氏刻本，第43页。
　　(22)凌濛初：《二刻拍案惊奇》卷15，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版，第165页。
　　(23)李刚：《中国著名老字号经营秘诀》，陕西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217页。
　　(24)楮人获：《坚瓠九集》卷2，浙江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3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