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岭是中国自然地理乃至人文地理的分水岭。山南归长江水系，山北归黄河水系，是其作为自然的分水岭；南舟北车，南巴蜀北秦川，是其人文地理的分水岭。唐朝诗人欧阳詹《题秦岭》写道：“南下斯须隔帝乡，北行一步掩南方。悠悠烟景两边意，蜀客秦人各断肠。”即从分水岭描写秦岭的“专题诗”。另外，直接以“分水岭”为题，唐诗还有元稹《分水岭》，温庭筠《过分水岭》和吴融的《分水岭》。温诗与欧阳詹一样，是一首四句七绝诗。写道：“溪水无情似有情，入山三日得同行。岭头便是分头处，惜别潺湲一夜声。”

　　秦岭的分水岭之义，相比而言，欧阳詹《题秦岭》显得平实无华，温庭筠《过分水岭》则智巧得许多。温庭筠以“无情似有情”为纲，写的是两重分别：一重是人与水的关系，先是“三日同行”，接着是“岭头分别”；一重是北流与南下，是不言而喻的地理常识与想象。吴融的《分水岭》，是七言律诗。全诗写道：

　　两派潺湲不暂停，岭头长泻别离情。

　　南随去马通巴栈，北逐归人达渭城。

　　澄处好窥双黛影，咽时堪寄断肠声。

　　紫溪旧隐还如此，清夜梁山月更明。

　　前四句和欧诗相若，以“通巴栈”和“达渭城”，分别与蜀客秦人的断肠。断肠在欧诗是直接写出，在吴融是间接性的，在第三句：“澄处好窥双黛影，咽时堪寄断肠声。”有“双黛影”作比，就强化了“断肠声”，都属于“分水岭”的功能与自然性，是“无我之境”。最后两句变中(“月更明”)有不变(“还如此”)，分属于南山北麓的“清夜梁山”与“紫溪旧隐”，进一步强化了分水岭的断肠之声。欧诗与吴诗皆是站在分水岭的描写角度，温诗则是登上分水岭叙述方向：前者两眼观两水，后者睹水身后流；前者深情中无情，后者无情似有情。元稹的《分水岭》最长，为五言古风。欧、温、吴三诗，着眼点都是“分水岭”南北相分的无情“断肠”处。元稹却相反处理，写水相分而有情：“朝同一源出，暮隔千里情。”这与前面三位诗人的确不同。三诗人的着眼点是分水岭的南北相今，朝暮相别。元诗一开始则写分水岭的上下崔嵬：“高下与云平。”元诗与三诗人的最大不同还是诗的后半部分。“奔波奚所营”以上，是诗的前半部分，“团团井中水”以下是诗的后半部分。这种不同表现在两个方面：其一，三诗人都以景为主，兼抒情，可看做写景诗或景物诗。元诗则以景为次，以寓意为主，属抒情诗或寄寓诗。其二，尽管都写景，三诗人都是眼前(眼中)之景；元诗除眼前之景外，尚写心中之景。这心中之景，即以诗的下半部分开始：“团团井中水，不复东西征”，既响应了前面“偏浅无所用，奔波溪所营”，又引出“上应美人意，中涵孤月明”。

　　“中涵孤月明”好理解，即月映井中水的景色。但从元诗“君看守心者，井水为君盟”来看，“孤月”则有与“南北月相分”“月映一千川”相对峙的忠贞、纯真的“美人意”在。如果联想元稹怀念他妻子的“曾经沧海难为水，除却巫山不是云”的名句来看，则此《分水岭》的“美人意”更显明朗。“孤月明”中，的确是含着“美人意”啊!解此，则下面的“旋风四面起，井深波不生”就显然是对坚贞深沉之爱情的赞美了。“终年汲引绝，不耗复不盈”，表示爱的平淡境界。“既寒亦既清……”六句，是对永恒坚定性的讴歌。“定如北极”与“君客如水”，则是两种人生情感态度的对照，不言而喻元诗是扬前抑后。就这样，元稹笔下的《分水岭》，从前面三诗人“分水断肠”的传统主题中解放出来，不单写出了分水的“千里情”，并且写出了“井中水”对“奔波溪”的接纳和拯救，写出了“上应美人意”，写出了“易时不易性，改邑不改名”的伟大之爱。从“分水岭”写出“守心歌”，奇哉，元稹之诗!从“断肠处”写出“孤月心”，高哉，元稹之义!在元稹《分水岭》中，蜀客秦人之悲，变成千里朝暮的相思之情；秦岭南北相分之水，变成子午的南北相通之道。

　　且看朱余庆的《登玄都阁》：“野色晴宜上阁看，树荫遥映御沟寒。豪家旧宅无人住，空见朱门锁牡丹。”朱诗对玄都观本身无多言说，以“野色御沟”“豪宅无人”“朱门牡丹”写世事空幻与玄都之奢。杜甫《玄都坛歌寄元逸人》，是关于玄都坛最丰富，也是最重要的一首唐诗。其特点是，既写地方(玄都坛)也写人物(元逸人)。元逸人即李白《将进酒》诗中的丹丘生，名叫元丹丘。杜甫以元逸人相称，为尊敬称谓；李白以丹丘生相称，为亲切称谓。杜甫的语境是回忆遥寄，李白的语境为当下劝酒。如果包括《望终南山寄紫阁隐者》在内，李白诗中对元丹丘的描写就有三首，还有一首即《西岳云台歌送丹丘子》。以李白“天子呼来不上船”的气概，对元丹丘三番命笔特写，足见其人之高。而以其人仅见于李杜诗篇看，又足显其隐修之幽。李白《望终南山寄紫阁隐者》云：“何当造幽人，灭迹栖绝巘。”杜甫在这首《玄都坛》的描写是：“故人今居子午谷，独在阴崖结茅屋。”虽然是“阴崖茅屋”，太古玄都坛——尤其是“玄”的人格代表，诚非丹丘生莫属!杜甫从“青石漠漠”“王母云旗”，推测元丹丘会在玄都坛长往以住——“日应长”，这并不一定。玄都坛，自汉武帝以来，既修有富家豪宅，也有幽人茅屋；前者谓“都”，后者呈“玄”。没有前者，幽人不栖，势同荒山蒙峰；没有后者，豪门旧宅，形若普世废墟。子午谷玄都坛，在唐朝有元丹丘给以深刻代表，在现代则以金仙观为复活。元丹丘即金仙，以金仙名观，可谓宜哉!最后看刘禹锡的《游玄都观》。

　　《游玄都观》

　　紫陌红尘拂面来，无人不道看花回。

　　玄都观里桃千树。尽是刘郎去后栽。

　　《再游玄都观》

　　百亩庭中半是苔，桃花净尽菜花开。

　　种桃道士归何处，前度刘郎今又来。

　　刘诗与朱诗一样，主要写世变空幻：一个以豪家旧宅(朱)，一个以桃树有无(刘)。从刘禹锡的叙述中，见出他三赴玄都观游览。第一次去，无桃花；第二次因桃花去；第三次去，又无桃花。刘禹锡比李白、杜甫晚，与道人的关系也淡。不必说李白与丹丘生的喝和行酒，杜甫也知其“昔在东蒙峰”“今居子午谷”。而刘禹锡由于坎坷命运，几遭大贬，连“种桃道士归何处”也不甚了之。刘禹锡的诗中，充满愤世嫉俗的讽刺，深层原由是：从刘禹锡个人来说，几遭大贬，“巴山楚水凄凉地，二十三年弃置身”，悲叹难免，愤世合情。从唐代文明来说，玄都坛已经由李白、杜甫时候的秦岭东蒙峰，迁移到了京城长安的繁华闹市，变成了刘禹锡所见到的“桃花净尽菜花开”的世俗化玄都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