桃林和桃园在中国非常普遍。从《三国演义》首回《宴桃园英雄三结义》到蒋大为《在那桃花盛开的地方》的流行歌曲，从《西游记》中的王母蟠桃宴到“文革”时期的“三上桃园”，大江南北，无处不桃，华夏文明，桃香溢邦。在某种程度上，中国可谓桃国。在陶渊明《桃花源记》之前，桃与杏、梨等水果一样，是填腹解渴的普通果品。毋庸说，在《桃花源记》之后，桃源成为理想与天国的代名词——汉语“世外桃源”可以为证；“桃源”之战，煞是热闹。桃源何处寻?先看陶渊明的《桃花源记》：

　　晋太元中，武陵人捕鱼为业，缘溪行，忘路之远近。忽逢桃花林，夹岸数百步，中无杂树，芳草鲜美，落英缤纷；渔人甚异之。复前行，欲穷其林。林尽水源，便得一山。山有小口，彷佛若有光；便舍船，从口入。初极狭，才通人；复行数十步，豁然开朗。土地平旷，屋舍俨然。有良田美池桑竹之属；阡陌交通，鸡犬相闻。其中往来种作，男女衣者，悉如外人；黄发垂髫，并怡然自乐。见渔人，乃大惊；问所从来，具答之。便要还家，设酒杀鸡作食。村中闻有此人，咸来问讯。自云先世避秦时乱，率妻子邑人来此绝境，不复出焉；遂与外人间隔。问今是何世，乃不知有汉，无论魏、晋。此人一一为具言所闻，皆叹惋。余人各复延至其家，皆出酒食。停数日，辞去。此中人语云：“不足为外人道也。”既出，得其船，便扶向路，处处志之。及郡下，诣太守说如此。太守即遣人随其往，寻向所志，遂迷不复得路。南阳刘子骥，高尚士也；闻之，欣然规往。未果，寻病终。后遂无问津者。

　　南北朝萧统主编的《文选》中，陶渊明没有特别地位，其《桃花源记》尚在编选之外。唐朝之后，陶渊明的地位影响日益突出巨大，几乎与诸葛亮一样家喻户晓、广为人知。清代《古文观止》南北朝选文6篇，陶渊明的《桃花源记》《归去来兮辞》和《五柳先生传》全部入选，占了南北朝的半壁江山，可谓观止了!从文化思想看，中国知识分子“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诸葛亮成了“达”的理想化身，“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的陶渊明成了“穷”的理想化身。陶渊明作为“穷”的理想化身，被传颂赞美，是唐代的文化创造。李白《登金陵冶城西北谢安墩》“功成拂衣去，归入武陵源”，《下途归石门旧居》中“石门流水遍桃花，我亦曾到秦人家”，《寻阳紫极宫感秋作》“陶令归去来，田家酒应熟”。陶渊明《桃花源记》《五柳先生传》在有唐一代，频频吟诵，屡屡入诗，蔚然可观。陶渊明作为“穷”的志士典范，独善其身的自由风范形象，唐代基本确立。宋元明清，继唐余绪，发扬光大，使陶渊明更为深入人心，滋养华夏，高风劲吹。与此同时，作为陶渊明理想寄托的《桃花源记》却众说纷纭，日益模糊，成为学界聚讼不已的专门话题。围绕《桃花源记》的意见分歧，在两个层面展开：其一，陶渊明的《桃花源记》的文本理解；其二，秦岭终南山的桃花源文化。

　　陶渊明《桃花源记》的文本理解，焦点无非是《桃花源记》中的桃花源是纪实还是寓意。我们认同陈寅恪先生《桃花源记旁证》的观点。陈寅恪先生的研究结论是：“《桃花源记》既是寓意之文，也是纪实之作。其纪实部分来自北方弘农、上洛一带的坞堡。”作为陶渊明《桃花源记》的写作原型，“北方弘农、上洛一带”，即秦岭陕西商洛地区。我们仅补充一点：除了历史上秦岭商洛一带历史上的“坞堡”存在以外，商山四皓也是陶渊明《桃花源记》现实原型的重要因素。陶渊明《桃花源诗》写道：“黄绮之商山，伊人亦云逝。”《腊日》写道：“未能明多少，商(章)山有奇歌。”《赠羊长史》写道：“路若经商山，为我少踌躇。”这是陶渊明借友人入秦，而向心中的桃花源致意啊!

　　陈寅恪先生的卓见一出，就有许多犬儒派偏见：西北那么的穷山恶水，怎么会是陶渊明的“桃花源”呢?此等犬儒派关于秦岭不可能是“桃花源”的偏见，只屑举出《诗经·周南·桃夭》，足矣。《桃夭》：“桃之夭夭，灼灼其华。之子于归，宜其室家。”确切地说，是在歌唱东秦岭著名的300亩桃林哪!当然，关于秦岭“桃花源”的雾水，也非近代而起。早在唐朝，已露端倪。乔侃唐诗《人日登高》写道：“登高一游目，始觉柳条新。杜陵犹识汉，桃源不辨秦。”杜陵作为终南山下的一个巨大的自然地理实体，形势楚楚，了了分明，永属长安，所谓“犹识汉”。桃源呢，一来出自人文地理的文本描述，二来描述空灵飘忽，至唐一百年时间就众说纷纭，莫知其场所；其与秦岭的关系变得幽暗不彰，所谓“不辩秦”。“桃源不辩秦”的困惑，在唐朝是带有普遍性的，除其他数首桃源诗外，王维专门作《桃源行》：

　　渔舟逐水爱山春，两岸桃花夹古津。

　　坐看红树不知远，行尽青溪不见人。

　　山口潜行始隈隩，山开旷望旋平陆。

　　遥看一处攒云树，近入千家散花竹。

　　樵客初传汉姓名，居人未改秦衣服。

　　居人共住武陵源，还从物外起田园。

　　月明松下房栊静，日出云中鸡犬喧。

　　惊闻俗客争来集，竞引还家问都邑。

　　平明闾巷扫花开，薄暮渔樵乘水入。

　　初因避地去人间，及至神仙遂不还。

　　峡里谁知有人事，世中遥望空云山。

　　不疑灵境难闻见，尘心未尽思乡县。

　　出洞无论隔山水，辞家终拟长游衍。

　　自谓经过旧不迷，安知峰壑今来变。

　　当时只记入山深，青溪几度到云林。

　　春来遍是桃花水，不辨仙源何处寻。

　　在结尾，王维给出的结论是：“不疑灵境难闻见，尘心未尽思乡县。春来遍是桃花水，不辨仙源何处寻。”“仙源”和“灵境”，直接强调“桃源”作为人文地理概念的主体性维度与本体境界。杜甫也写道：“茅屋还堪赋，桃源自可寻。”“茅屋能赋”亦即孔子所谓“一瓜食，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此即桃源境界，即人文桃源概念之涵义。正由于已经进入了此种主体自由境界，李白便肯定地说：“石门流水遍桃花，我亦曾到秦人家。”

　　如果完全脱离人文主体性维度与境界，如果将“桃源”仅仅作为一个自然的地理范畴，如王维《桃源行》“尘心未尽思乡县”，那么不屑说21世纪的现代人，不屑说数百年前唐代诗人的“桃源不辨秦”，就是陶渊明的官员朋友也未必能找到啊。陶渊明《桃花源记》结尾写道：“及郡下，诣太守说如此。太守即遣人随其往，寻向所志，遂迷不复得路。南阳刘子骥，高尚士也；闻之，欣然规往。未果，寻病终。后遂无问津者。”“及郡下，诣太守”云云，是说在官方性的州县无法找到他的“桃花源”；“刘子骥，高尚士”云云，是说在文人式的苍白审美中，也无法找到他的“桃花源”。陶渊明说过多次，他的“桃花源”是终极灵智世界。让人想起佛偈：“佛在灵山莫远求，灵山只在汝心头。”作为精神得到归宿的“桃源”主人，陶渊明平实中显奇崛，随意中见深慧，说他在通往“桃源”的路上“处处志之”。“处处志之”，外人就是找不见，这不是天大的反讽吗?这正是桃花源的灵智辩证法吧。

　　陶渊明《桃花源记》的现实原型在秦岭商山。唐代有一百多首诗歌是站在秦岭终南山歌吟桃源意境。秦岭与“桃源”有着非此不可的特殊关系。无论陶渊明的“桃花源”最终落户何方，它的主人永远都是“秦人”!秦岭潼关附近，周朝时，遍坡桃林，谓之“桃林塞”，才有《诗经·周南》“桃之夭夭，灼灼其华”的优美歌声。终南山下有《汉书》记载的汉武帝仙桃园，稍东有唐中宗款待大臣的梅桃园。崔护“人面桃花相映红”的美好爱情，是在秦岭终南山。尤其秦岭商山，今天仍有桃坪乡，有贾平凹的《商山·桃中》，有陈寅恪先生的“真实之桃花源在北方之弘农或上洛”。宰相诗人元稹有“今日春风到武关，……小桃花树满商山”。陶渊明《桃花源诗》唱云：“黄绮之商山，伊人亦云逝。”就此而言，如果东秦岭商山申请陶渊明“桃花源”的文化遗产资源，诚最有希望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