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8年2月初，汪锋回到西安，家家户户张灯结彩，欢度新春，好不热闹。门前贴上了红纸新春对联，多数的店铺上了铺板，关门过年。飕飕寒风中行人匆匆，提着礼品走亲戚拜年，披着新款大衣和着装华丽的青年男女，成了大街上的一道风景线，稀疏的鞭炮声迎来又一个春天的伊始。汪锋回到西安，先住进王世英家中，和王世英的弟弟及家人共度新年。春节刚过，汪锋将王世英的弟弟送到八路军驻西安办事处，然后去中共陕西省委机关报到，首先与杨青见面，交了一个叫陈长仲的共产党员组织关系。

　　杨青，其实就是欧阳钦的化名，此时担任中共陕西省委常委，七七事变后，不再兼任西北军工委书记一职，仍在省委负责军事工作。欧阳钦首先代表陕西省委，向汪锋说明要他回省委工作的意图，主要是搞军事工作，欧阳钦则兼任省委军委书记、宣传部长。2月间，汪锋正式担任了省委常委兼军事部长。

　　军事部，类似于白军工作部(白军部)或敌军工作部(敌工部)，其实就是省委统战部的前身，有时也称“军事统战工作部”。

　　军事部的工作任务和范围主要是两个方面，一方面是对抗日前线友军的统战工作，另一方面是对后方国民党党团的统战工作。为此，省委统战部后来成立了两个科，一个叫友军科，一个叫党派科。友军统战工作的对象主要有三个。一是由原杨虎城十七路军改编后的三十八军、九十六军及其整个第四集团军；二是一些国民党中央军、地方保安团队；三是抗日义勇军、抗日游击队等。

　　军事统战工作除了负责掌握省军级以上统战工作对象、管理和派遣省委县级以上干部工作外，主要是通过领导这些武装团体中的中共地下组织，团结、教育、改造其成为真正的抗日武装力量。对友军系统的统战工作，尤以改编后的杨虎城十七路军旧部为主，也就是当时中共中央、八路军、陕西省委等文件、函电中经常提到的“十七路军”或“西北军”。作为军事部或统战部部长的汪锋，当时也被省委人员“戏”称为这支部队中共地下组织的“脑系”、“头头”、“总管”或“大掌柜”。

　　军事部成立之初，只有汪锋和原特务二团团党委成员杨信二人，杨信担任秘书，不久又调进岳文兰，和汪锋扮作假夫妻。省委迁回云阳后，二人正式结婚。

　　这时，省委机关设在泾阳县云阳镇，以八路军一一五师留守处名义作掩护，汪锋名义上为留守处主任。为便于开展工作，省委大部分成员到了西安，分散隐蔽居住在不同的地方，一有风吹草动，便撤回云阳躲避。汪锋在西安一个叫三学巷的地方，找到一个落脚点，建立起军事部临时秘密机关，接着又调进几个人员。1939年后，军事部机构逐渐扩大，改称统战部，分为军事科和党派科，军事科主管军事统战工作，党派科主管地方党团统战工作。

　　开展军事统战工作之初，虽然国民党反共阴谋已初露苗头，但军事部人员身着国民党军服，敌特也不敢轻举妄动，秘密机关也相对比较安全。

　　汪锋领导军事统战工作的第一件重要工作便是负责开办三十八军十七师教导队。

　　十七师原为十七路军主力，十七师五十一旅旅长赵寿山又是积极接近中共的高级将领。西安事变前，五十一旅驻防渭北三原县，他曾向杨虎城提出“抗日建议书”，主张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兵谏”期间，杨虎城任命赵为西安城内军事行动的总指挥，随后兼任西安市公安局局长。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杨又任命赵为渭北警备司令。其间，周恩来前往赵寿山家中，就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问题曾同赵竟夜相谈，进一步坚定了赵抗日的信念和与中国共产党合作的决心。与此同时，赵与驻地中共中央负责人、红军将领任弼时、博古、王稼祥、彭德怀、贺龙、徐向前、左权、杨尚昆、陆定一等多有来往，并与彭德怀进行过三次长谈，赵寿山多受教益。一天，赵寿山宴请任弼时、博古、彭德怀、左权、杨尚昆、陆定一，宴后一起合影，彭德怀开玩笑地对赵寿山说：“这下你把‘通匪’的证据弄下了啊!”赵寿山却操着浓厚的关中腔幽默地说：“我不怕，我还准备上山‘入伙’哩!”①这张照片，现已成了珍贵的革命文物，多少年来，诸多报刊书籍竞相刊载。这段风趣幽默的对话，迄今引为美谈，流传人间。

　　这次宴请合影后，赵寿山决定将自己的儿子赵元介和女儿赵铭锦送往延安。临行前，赵寿山以严肃而又热情的口吻对姐弟二人说：“你们到红军大学去吧!你们要经得起艰苦环境的锻炼和严峻的考验。你们要好好学习革命理论和实践。要抗日，要革命。”②继而，赵寿山又把儿媳、侄儿、侄女等数位亲人送往延安。

　　1937年3月上旬，十七路军缩编为三十八军，赵寿山升任十七师师长，不论是改编前的五十一旅司令部或改编后的十七师司令部，都成了红军的联络站和转运站。赵寿山曾在渭北一带先后筹购上百辆大卡车的粮食运往延安，解决了延安军民的燃眉之急。七七事变爆发后的第二天，正在庐山受训的赵寿山，就向蒋介石写了签呈，请缨率部开赴前线抗日。7月21日，全师官兵在三原县召开出征誓师大会，8月初设防于保定前线。中经漕河、阜河、滹沱河抗日和保定保卫战，娘子关阻击战及太原保卫战，部队英勇杀敌，损失惨重。在周恩来、朱德、彭德怀的指导下，在八路军的帮助下，在中共陕西省委的领导下，经晋西碛口一个多月的整训，部队面貌焕然一新，精神为之一振。整训结束，赵寿山和十七师部队西渡黄河，到达陕北绥德一带补充兵源。1938年1月中旬，赵寿山路过延安，受到毛泽东、陕甘宁边区政府主席林伯渠、八路军总参谋长叶剑英等人热情接待和接见。

　　赵寿山平生第一次聆听了毛泽东关于中国共产党统一战线政策和抗日战争战略与战术的阐述，毛泽东建议赵寿山用新的政治工作和新的战略战术改造部队，培养干部。赵寿山表示完全拥护共产党的主张，愿意跟共产党合作，按照毛泽东的建议改造部队，配合八路军抗战到底，并给中共中央和抗日军政大学捐赠了经费和武器装备。

　　此时，抗战时期中共陕西省委派往十七师的中共支部书记蒙定军和共产党员胡振家也先后到达延安，向中共中央进行了汇报，还向抗日军政大学副校长罗瑞卿和八路军后方政治部统战部部长刘向三进行了汇报。罗瑞卿作了“坚持抗战，保存力量”的指示，刘向三转达了中共中央要求陕西地下党协助十七师大量培养新干部，把十七师改造成为抗日力量的重要指示。胡振家和蒙定军从延安回到泾阳县云阳镇，向中共陕西省委欧阳钦和汪锋作了汇报。此时，时任十七师参议的孔叔东(孔祥祯)、十七师战地服务团团长的崔仲远以及赵寿山秘书姚警尘，都是共产党人，也都建议赵寿山把改造部队、培养人才作为特别重要的工作去做。

　　就在赵寿山延安之行的同时，经过整训，在陕北绥德补充的十七师部队经延川东渡黄河，开赴山西晋城一带。十七师补充了大量新兵，需要大批的下级军官，赵寿山为了防止蒋介石、胡宗南给他派来中央军校学员替换十七师干部，他接受了毛泽东和中共陕西省委的意见，邀请中共地下党帮助他开办教导队，以培养下级军官。

　　在这诸多因素的促成下，十七师教导队正式开办起来，中共陕西省委决定由军事部长汪锋负责协助赵寿山做好教导队的开办工作。

　　教导队地址选择在三原县十七师的后方基地，其骨干人员，从大队长、教育主任到区队队长、教员等，基本上都选用和配备共产党员来担任。这些共产党员，是在不同时间，以不同方式先后进入教导队的。当赵寿山率十七师出关抗战时，将一〇二团三营营长黎之淦留在三原留守，黎是赵寿山的老人手，为人忠厚诚实，且有军事才能，赵寿山任命黎之淦为教导队大队长。教育主任李慕愚，早在杨虎城主陕之初进入十七师，又担任过中共陕南特委军委书记、杨虎城的侍卫副官。区队长、教员中有梁励生、刘侠僧、郝克勇和张继曾。共产党员梁励生西安事变后去延安“抗大”学习，七七事变后毕业，分配工作时，仍要求回十七师工作，回到十七师后被任命为一〇一团副官，因担心引起国民党派进十七师的政训主任怀疑，改名李森。1938年1月，李森去陕南安康接新兵，以补充十七师兵员。2月，他又带新兵回到三原，新兵训练结束，赵寿山将他派往教导队担任区队长。刘侠僧原是十七路军新兵团二营营附、共产党员，在泾阳县训练新兵。西安事变后，新兵以连为单位分配到各个团队。1937年4月初，刘侠僧由孙作宾介绍，前往洛川杨虎城办的黄龙山屯垦大队，大队长便是过去汪锋派去的共产党员陈云樵。进入屯垦大队，刘侠僧负责第九中队。6月，陈云樵前去上海为出国考察的杨虎城将军送行。陈云樵返回洛川，屯垦队解散，刘侠僧回到西安，进入十七师做地下工作，随后调入教导队任职。郝克勇，即后来的范明，当时由设在西安的东北大学入安吴青训班第四期学习。郝克勇父亲郝鹏程和十七路军的创始人井勿幕、井岳秀、李德升、杨虎城、史可轩、蒙浚生、姬汇伯、魏野畴、惠又光等13人一起曾换帖结为兄弟，李德升排序为大，郝鹏程为六，杨虎城称其为六哥。鉴于郝、杨两家的世交关系，中共陕西省委调郝克勇入教导队当教官。郝克勇由李慕愚、梁励生介绍加入共产党。张继曾则是由延安抗大毕业前夕来教导队担任教官。

　　教导队第一期学员有300多名，主要来自两个方面。一方面是从西安、陕南分别动员来的100多名进步青年，他们大多数都是活跃在社会基层和学校中的抗日积极分子、共产党员或共青团员，有一定的文化基础；另一方面主要是来自安吴青训班的100多名学员。安吴青训班，亦称战时青年短期训练班，这批学员文化程度高、素质好，转入十七师教导队后成为教导队最基本的骨干学员。

　　教导队还成立了中共军官支部和学员支部。军官支部由教育主任李慕愚和几位区队长、教员组成，李慕愚任书记；学员支部由朱曼青、刘秋水、李旭东、贺立等组成，朱曼青担任书记。

　　教导队的教育方针、方法和教材，悉仿“抗大”和安吴青训班。课程设置有哲学、政治经济学、社会发展史、群众工作和抗日战略战术，以及正规的军事理论，游击战理论和军事技术操练等。

　　总的来说，教导队的教学方法和内容，管理制度和规定，以及干部、教员与学员之间的新型关系，得到学员们好评，学习热情很高，兴趣很浓，风气甚好。不过，一些一直接受旧军队训练方式训练的十七师部分军官则感到不习惯，对实行政治一律平等的新型官兵关系不理解，对废除打骂制度和自我教育的教学训练方式也持不同意见，加之学员中少数“抗协”分子和国民党特务进行造谣和破坏，国民党政工部门攻击教导队完全“赤化”了。为了改变这一不利局面，汪锋代表中共陕西省委将黎子淦和李慕愚调离教导队，教导队不再设大队长一职，派胡振家任教育主任，并担任所组成的教导队中共总支委员会书记。

　　胡振家1931年初和孙作宾、李慕愚一起成立了十七师中共军事委员会，孙作宾任书记，胡振家和李慕愚任军委委员。1933年10月前后，胡振家被杨虎城任命为孙蔚如十七师补充一团团附，团部驻咸阳地区的乾县，黄照华团长常住西安，团内工作实际由胡振家负责。当时这个团的中共力量比较强，中下级军官中有不少共产党员，胡振家和余海丰、孙作宾又是中共陕西临时省委成员，孙作宾与孙蔚如还是本家，有利于打入上层。于是，便商量决定待时机成熟后，策动补充团哗变。为了便利工作，在补充团成立了中共支部，由胡振家担任支部书记，原负责团内中共组织工作的贺修之和骑兵连连长杨嘉瑞任支部委员，临时省委秘书长崔廷儒和分工宣传工作的昝玉祥曾先后来到补充团视察。第二年3月，补充团奉命调回西安，部队化整为零，分编到其他团队，哗变一事搁浅。胡振家又被杨虎城调往西安绥靖公署任参谋，后又调往孙蔚如十七师，和十七师中共支部书记蒙定军共同负责十七师地下党工作。赵寿山升任十七师师长后，胡振家一直在赵身边。

　　胡振家到教导队上任后，在中共陕西省委和汪锋的领导下，坚定地贯彻执行了抗大和安吴青训班的教学方针，清除了混进学员队伍中的不纯分子。

　　1938年5月的一天，汪锋从安吴青训班带回几份教材，其中有论述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和做好抗日民众运动工作的内容。汪锋以这几份教材为基础，结合陕西情况，在教导队和云阳镇的中共陕西省委党员训练班、青年干部训练班进行了宣讲。

　　6月15日，国民政府免去了孙蔚如的陕西省政府委员兼主席之职，接着又任命孙蔚如为第三十一军团军团长，离陕前往抗日前线指挥作战，军团下辖三十八军和九十六军。赵寿山升任三十八军军长兼十七师师长，下辖四十九旅、五十一旅和独四十六旅。李兴中升任九十六军军长兼一七七师师长，下辖五二九旅、五三〇旅和独四十七旅，全军开赴前线抗日，军部驻太行山横河镇。孙蔚如离陕，蒋介石派蒋鼎文主陕，胡宗南主军，陕西成了蒋、胡的天下，形势骤然恶化起来，特务、军警充斥陕境，反动保安团队到处扰民，保甲乡丁横行乡里，尤其是西安和渭北社会秩序动乱不堪，骚扰、恐吓、迫害、暗杀事件接踵而至，蓬勃开展的民众抗日救亡运动如火临水，国共合作抗日统一战线局面遭到严重破坏。面对困难处境，为了避免反动势力阻挠，使教导队学员在抗日前线战斗环境中得到锻炼和考验，6月28日，教导队由三原东出潼关，由河南渑池北渡黄河，全副武装，急行军，穿过垣区、沁阳之间的敌阵地前沿，越过王屋山，进入太行山区，7月间，与三十八军军部会合，千余里艰苦行军，磨炼了全队学员的斗争意志。

　　与军部会合后的十七师教导队，随之改为第三十八军教导队，然后同三十八军全部由太行山进入晋南中条山平陆县茅津渡一带，据守抗日。

　　教导队离开陕西后，仍然在以汪锋为首的陕西省委军事部的直接领导下，通过三十八军地下党组织，得到孙蔚如、赵寿山的大力支持，以不同的形式和名义坚持开办了下去。

　　11月，三十一军团改称第四集团军，孙蔚如任总司令。赵寿山任三十八军军长，不再兼任第十七师师长，由耿志介出任三十八军副军长兼十七师师长，李兴中任九十六军军长，不再兼一七七师师长，师长一职由陈硕儒担任。战局进入暂时相持阶段，部队有了休整和训练的机会，赵寿山接受中共中央和中共陕西省委的建议，成立了三十八军干部训练班，干训班由赵寿山军长兼任主任，耿志介和独立四十六旅旅长孔从洲任副主任，教员有共产党员和进步人士边重光、孔叔东、程文津、温朋久、陈雨皋等。原教导队教育主任胡振家先后调任十七师参谋处处长和一〇一团副团长，梁励生调任四十九旅九十八团三营营长，教导队编入三十八军干训班，由共产党员刘继隆任队长，郝克勇任政治指导员兼中共总支委员会书记，刘侠僧继续担任区队长，同时担任区队长的还有共产党员陈嘉谋。这时的教导队和干训班授课内容、学习方法、训练方式较前虽稍有区别，但仍然发扬了碛口整训的精神，继承了三原阶段的传统，同时新增加了不少内容，采用了周恩来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副部长和郭沫若任政治部第三厅厅长(主管宣传工作)时颁布的《学习小组讨论会实施简则》、《生活检讨实施简则》，开展军事民主、政治民主和自觉纪律的教育。又以苏联红军政治工作条例和罗瑞卿编写的《抗日政治工作》为蓝本，结合国民党军队训练采取的战斗规范，制定了《战斗中政治工作实际配合法》，使学员既学习抗日政治工作的实际应用，也接受正规的军事训练。

　　在干训班和教导队，实行如同红军、八路军所倡导的“官兵一致，军民一致”的原则，反对克扣军饷，拒绝贪污，反对欺压打骂群众。与此同时，干训班和教导队还实行三项具体措施，而且是边教育边在部队中实行。这三项措施为：一是军队不驻城镇，自己种菜养殖，支援农村生产，救济灾荒；二是军师长带头不带眷属，敌占区逃来眷属，由于生活困难送各师在陕西的后方生产基地安置；三是派出部队轮流到敌占区进行游击战，实习游击战术。连队成立民运组，平时帮助群众生产，宣传抗日，战时帮助群众转移、疏散，密切军民关系。③

　　教导队编入干训班后，其教育、学习、训练水平较高，干训班的学员来自全国各地，文化基础好，赵寿山军长对培训工作极为重视，常常吃住在干训班，亲自参加学员的政治和军事训练，同每个学员都个别谈过话，每周向全体学员作精神讲话，讲述部队的革命历史和光荣战绩，介绍杨虎城将军与共产党长期合作的关系，从而把巩固稳定部队，提高战斗力，培养抗战精神，扩大与中国共产党的合作，向八路军学习结合了起来。

　　由于进一步实行新的训练方针和方法，增加了新的学习内容，干训班和教导队较三原时的前半段，学员在政治理论和军事技术的学习上都有显著提高。就整个一年来教导队的学习训练质量和成果而言，旧式军队的教育训练方式、方法是无法比拟的。曾经在冯玉祥五原干校学习并任教的刘继隆、边重光，黄埔四期毕业的申及智，保定军官学校毕业的耿志介，东北讲武堂毕业的何畏，以及在北京西苑军官测绘学校学习过的赵寿山军长，都评价说：“干训班、教导队胜过旧教育制度的三年教育成绩。”赵寿山军长本人还深有体会地说：由此我进一步认识到：“共产党的统战政策是正确的”，“共产党帮助我的部队提高了战斗力，领导部队抗日的真诚。”④还因为如此，后来他把教导队学员学习结业后的分配任用权，全部交给中共地下党组织。

　　本期教导队就全国整体而言，处于国共合作的抗日高潮时期，中共地下党活动比较公开，教导队学员支部吸收发展的70余名新党员，又成了三十八军中一批新骨干人才。

　　1939年1月，第一期教导队毕业时，按照中共中央和中共陕西省委“重点配备，普遍建立”的方针，教导队中共地下党组织将本期毕业学员，除留下继续办教导队的骨干人员外，其余编成若干小组，以党员任组长，有计划地分配到三十八军军部、十七师、新三十五师等担任下级军官，为部队基层增添新的骨干力量，也使中共地下党力量深入到三十八军的最基层，填补了基层连队的空白点。

　　开办第一期教导队获得显著成果，无疑倾注了汪锋和中共陕西省委其他领导成员的心血。

　　第一期教导队结业后，在以后的四年多时间里，由于敌情时局的不断变化，中共陕西省委机关驻地、省委工作所辖区域范围、名称也有所变更。军事部也改称统战部。但是，汪锋代表陕西省委负责领导或指导的三十八军教导队，还是克服各种阻力，在不同的地方，选择不同的方式和名称继续开办下去。直到1944年2月，赵寿山调离三十八军为止，共办了五期，为三十八军培养干部2000多名，其中共产党员500余人，占四分之一。加上后来起义后入党的600名共产党员，共为三十八军培养输送1100余名共产党员。这一大批共产党员和干部分布于三十八军各级机关和部队中，掌握了兵权，控制了机要、人事、后勤供应等要害部门，为这支部队成为抗战的一支劲旅，以后回归人民军队大家庭奠定了基础，这是包括汪锋在内的中共陕西省委一班人的一大功绩，也是中国共产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的光彩华章。

　　①陕西省户县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赵寿山将军》，中国文史出版社1994年版，第347—348页。

　　②王宇明：《中国共产党的特别党员赵寿山将军》，陕西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35页。

　　③蒙定军、胡振家、范明：《改造三十八军的光辉历程》，《中国共产党在国民党第十七路军中的活动(回忆资料卷1937—1949)》，第59页。

　　④《中国共产党在国民党第十七路军中的活动(回忆资料卷1937—1949)》，第6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