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二团离开重兵布防的渭华地区，来到流峪口内的张家坪，标志着杜衡原先鼓吹的要创建渭华根据地的条件既不具备，也不可能；也标志着红二十六军南下到此已经失败。如何另辟蹊径，寻找生路，是摆在红二团面前的首要任务。

　　来到张家坪的第二天清晨，浓浓大雾弥漫，能见度不足百米，四周的山头林木峭壁一片模糊，失去了平日的真容。村里村外一片寂静，偶尔听到几声犬吠与鸡鸣，哗哗作响的流峪河水，正在陪伴着疲惫不堪的战士们在酣睡的梦乡遨游。

　　汪锋和王世泰、刘志丹醒来得很早，在大雾之下他们东走西巡，观察四周的地形地貌，察看村里村外的道路、岔口、哨位。早饭后，在村中一个比较宽敞的客店里，汪锋主持召开了团党委扩大会议，分析总结前一阶段的行动得失，分析当前的敌情、形势，讨论下一步行动方向和路线，安排人员寻找地方党组织。会议决定部队南下前往柞水、镇安一带，向活动在汉中西乡一带的红二十九军靠拢。殊不知，红二十九军已于4月初失败解体了，留下几支小小的游击队也是势单力薄，基本上停止了活动，由于交通困难，消息闭塞，这一切汪锋他们还全然不知。

　　会议还没有结束，枪声骤起，四山回荡，敌唐嗣桐旅和地方民团趁着浓浓大雾，从张家坪东北方向偷袭而来，先头部队已进了村。听见枪声，与会人员冲出客店，组织部队进行反击。大雾给敌我双方都带来了不便，眼前一片模糊，王世泰团长带领二连100多人迅速抢占了西北方向的一座山坡，以树林为依托，集中火力抗击敌人，掩护部队突围。汪锋带一部分人沿着公路向南，边突围边抵抗。刘志丹看见几十匹骡马来不及撤退，狂奔乱跳，敌人蜂拥争抢马匹和物资。刘志丹下令开枪打马，战士们没有执行命令，实在不忍心与之朝夕相处的无言战友当场牺牲。骑兵连长杨琪的一匹心爱的大白马，只认杨琪，生人难以靠近，一个敌兵去捉大白马，被大白马咬断一只胳膊，结果被敌人开枪打死。

　　汪锋突围后，刘志丹也突围了出去，实施掩护的王世泰却一直在北山坡上撤不下来，战斗一直打到天黑，敌人在张家坪宿营，王世泰他们在山坡上露营。第二天清早，敌人组织兵力向北山坡上发动猛烈的进攻，炮弹在山坡林间爆炸，燃起熊熊大火，硝烟弥漫。王世泰只得率队沿山撤退，从灞龙庙以南穿插至洛南县两岔河一带。汪锋带着几十个人突围后占领了张家坪南面一个山头，不幸右腿负伤，继续坚持抗敌，尽力想和王世泰、刘志丹联系，收拢跑散的人员，一直坚持到黄昏，也无法联系上。

　　刘志丹率部队沿公路突围出去后，掉头先上了南山，到古蓝桥驿一带活动，后又北转，钻入深山密林之中。以后几天，刘志丹天天派人出去联络失散的人员都无结果，索性说服身边的一些人员埋了长枪，携带短枪分散出山，回照金重整旗鼓，继续革命。后来，刘志丹遇到民团偷袭，身边人员有的牺牲，有的跑散，刘志丹孤身一人在山中东躲西藏，一天偶遇失散的少先队副队长蒲永胜，两人便相依为伴，流落山中。

　　王世泰带队突围到两岔河北山后，把部队重新整编，先后十多次派人四处寻找汪锋和刘志丹，都没有消息，心中十分焦急。找不到政委和参谋长，他感到无法向党交代，患难与共的战友之谊也使他于情不忍，他一边活动，一边继续派人四处寻找。山中人烟稀少，找不到粮食，百十号人吃饭、医病成了大问题。面对无情而严酷的现实，与其活活饿死、病死，不如返回照金，再树大旗。王世泰说服了大部分干部战士埋了枪，化装出山，分散行动，走上了返回照金之路，王世泰身边只留下18个人员。四五天之后，王世泰在石头峪山后的地方终于找到了刘志丹。这时的刘志丹身体已相当虚弱，全靠蒲永胜搀扶行走。

　　找到刘志丹，真是不幸中的万幸，两人劫后相逢，悲喜交加，相见无语，只有热泪夺眶而出。王世泰与刘志丹重逢后，都为汪锋的生死而担忧，他俩反复研究、分析，认为汪锋突围行动方向与之相背，他又是本地人，人地皆熟，关系较多，可能已经脱险，如果再派人出去寻找，既无人可派，也无济于事，他俩便决定设法搞到路费，找机会出山，返回照金。随后多日，其余十几个人员也都先后分散出山，王世泰、刘志丹身边只留下四五个人了。他们隐身在秦岭山中，四处奔波，艰苦患难，忽而北行百里出没于华阴庙南山，忽而南行百里潜伏在灞龙庙北山，几十个日日夜夜，忍受着饥饿、劳累、疾病、暴雨、寒冷的折磨，同民团、土匪斗智斗勇，捉着迷藏。

　　天无绝人之路，地能成人之美。一天，王世泰、刘志丹他们终于在一个山沟中截获两个烟土商贩，搞到一些路费。后来又巧遇中共陕西省委和渭南县委派来寻找他们的地下党员。在地下党员的指引下，王世泰、刘志丹等五六个人才走出山区，沿华县高塘、赤水一线，过了渭河，又买了货郎担、拨浪鼓，化装成行商小贩，一路向北，从蒲城兴市镇、白水尧禾镇北上王世泰的家乡洛川，再上刘志丹的家乡保安，转而南下耀县，10月4日晚，安全回到离别三个半月的照金根据地，这天，正好是农历八月十五日。

　　中秋节的夜晚，皓月当空，繁星闪烁，银光泻地，夜幕笼罩下的照金原野寂静如常。月圆人团圆，这是一件多么吉祥庆幸的大喜事。“志丹回来了!”“世泰回来了!”惊喜的呼叫声，一声接着一声，多么激动人心，根据地一下沸腾了。王泰吉、习仲勋、高岗、张秀山这些根据地和红军临时指挥部的领导人，还有游击队的负责人，先前返回的红二团指战员们，争先恐后地跑出来迎接。这一夜，是喜从天降的一夜，兴奋狂欢的一夜，是言犹不尽、热泪盈眶的一夜。

　　汪锋突围负伤后，联系不上王世泰和刘志丹，只好在几个战士的搀扶下，向西转移。他对这一带的地形十分熟悉，先从界牌沟突围出去，一直退到蓝桥驿疙瘩庙时，还没有摆脱敌人的尾追，只好将马匹、驮骡全部丢弃，连夜向西翻山越岭，在北沟、新庙子、鸭峪一带，一面游击行动，一面寻找王世泰和刘志丹，因为刘志丹开始曾向南边进行突围，他估计刘志丹可能还在这一带活动，但始终杳无音信。汪锋他们转移到草坪、葛牌镇附近金银沟一个小山庄，部队吃了顿玉米粥，汪锋住进村民范登贤家中，准备稍事休息一下继续前行，不料遭到当地民团郑效仁袭击，部队冲出山庄，散入山林之中，汪锋和随营学校干部赵启民冲到庄后山上，来回大声呼唤集合部队，几个小时过去了，仅集合了六名战士和几个干部，其余被民团俘虏(后释放)，一部分脱险的出山。民团继续向山上冲来，汪锋带着这不足十人的小部队冲出民团包围圈，向西南行至十几里的甘家坪附近，隐蔽在山上。他们围拢在一起，研究下一步行动去向。汪锋提议要设法找到地方党组织，继续寻找王世泰和刘志丹，营救被俘的战友。为行动方便起见将长枪埋在山上，人员去山外暂时落脚，伺机开展游击活动。随营学校校长高维翰和赵启民以及几个战士都表示同意。遂决定汪锋先隐蔽在甘家坪一带，找关系疗伤，高维翰去西安向省委汇报，赵启民去寻找地方党组织，汪锋还派李自靖(茂堂)等人去西安寻找关系。

　　赵启民是蓝田县人，1930年前后，同汪锋等一起在家乡搞过地下工作，他按照汪锋事先介绍的关系，出山后找到蓝田县地方党组织负责人郗执中和林之屏，由郗、林派人进山分别去找王世泰和刘志丹，找民团团长郑效仁要回被俘人员。郑效仁将被俘人员全部放回，没有加害。郗、林二人还筹凑了衣物和路费，派人到各山口找到一些逃散战士，给逃散和被郑效仁释放的人员换了服装，发了路费，帮助他们返回照金。

　　高维翰和赵启民出山后，一天傍晚，汪锋在甘家坪找到昔日的朋友丁宪斌。汪锋和丁宪斌的弟弟丁宪勋原来是蓝田高级小学的同班同学，丁宪斌是蓝田简易师范的学生。弟弟丁宪勋常和汪锋一起到师范学校去找哥哥，丁宪斌和汪锋也就成了要好的朋友。

　　汪锋找到丁宪斌，看到丁家无外人，就把藏在丁家屋后树林中的三个战士叫了出来，一同来到丁家。丁宪斌十分热情，看到来人衣服破烂不堪，浑身上下沾满泥土，赶紧叫妻子打水洗尘，换了衣服，烧锅做饭。饭后汪锋一行就被安排在丁家阁楼上休息隐蔽。当晚，丁宪斌没有打问汪锋的来历，但早已闻知汪锋可能是共产党，搞地下工作。第二天一早，丁宪斌把饭端上阁楼时，才发现汪锋腿部受了伤。丁家的附近，住有保长家，为防万一，三天之后，其他三人不得不离开丁家，可是没有路费，丁宪斌父亲刚过世，经济也十分拮据，丁宪斌从亲友家给每人借来四块银元当作路费。三人走后，只留下汪锋一人在丁家继续养伤。时隔十来天，汪锋腿伤基本愈合。临别时，丁宪斌给汪锋借来八块银元，新做了一套学生装，送汪锋上路出山。

　　汪锋走后没几天，风声走漏，民团把丁宪斌抓到葛牌乡公所审问。从审讯人员口中，丁宪斌始知汪锋是红军的“大头目”，是被打散后来到自己家的。乡公所把丁宪斌押往滹沱村关押起来，后经家人多方说情，以1200块银元代价保释回家。这些钱，是丁家费了九牛二虎之力东借西凑来的，用后无法偿还，无奈又卖了五石租子才还了账。丁宪斌保释在家，受到严密监视，乡公所时常来人查问：“和共产党再有无来往?”就这样，丁宪斌一家在惊恐与不安中过了十五六年。

　　1985年，汪锋由北京回蓝田，专程前往看望了昔日的救命恩人丁宪斌，这已经是时隔52年之后的事了。在汪锋的关照下，晚年的丁宪斌得到当地政府的尽心关怀和照顾。

　　汪锋离开了丁家，来到蓝田县城西区焦岱镇高家堡小学，蓝田地下党员王力在该校任教，掩护汪锋在校养伤。十多天后，汪锋又来到西区南水磨小学，由共产党员郗德仁老师掩护，养伤数日。7月底前，汪锋回到西安东大街党的秘密联络点振华旅社，准备继续疗伤。

　　汪锋每当回忆起红二团南下和负伤转移时的情景，心情总是显得十分沉重、自责和内疚。他曾多次撰文或在公开场合讲到，自己同意杜衡强令红二团南下渭华决定是错误的；疗伤时给丁宪斌一家带来的精神摧残和经济损失也是难以弥补的。汪锋发自内心深处的表白，体现了一个共产党人坦荡磊落的胸怀和始终不忘穷苦百姓之恩的朴素情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