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康文物介绍
责任者： 徐信印
一 安康文化遗址(一)柳家河遗址
柳家河新石器时代遗址，位于汉水之北、五里月河北岸。遗址总面积达10万平方米，东部多为柳家河村覆压，西部为农耕地，南临月河、地势平坦、土地肥沃，很适宜人类居住。
近年来省地文物工作者经多次考察，基本弄清了遗址范围。虽未大规模发掘，但从断层和地表遗存实物以及堆积层看，不但文化层深厚，且含量丰富。既有彩陶、泥质红陶、灰陶、夹沙粗陶，又有通体磨光的石斧、石铲、石锛，还有造型精致的小刀及谷物残迹等。可辨认的器物有尖底瓶、环底钵、盆、罐、瓮等器皿。
根据初步调查的资料可以推断，远在五六千年前，居住在这里的先民，利用天然的自然条件，使用石制、骨制的生产工具，开垦荒地种植谷物，驱赶和驯养野兽。并修建房屋过上基本定居的生活。他们以从事农业为主，也兼从事一些狩猎、捕渔和采集，还开始烧制陶器用于生产和生活。在极端艰难的条件下，先民依靠集体的力量，不断建设家园，繁衍生育，代复一代地与大自然进行不屈不挠的斗争。
(二)柏树岭遗址
柏树岭遗址位于柳家河新石器遗址西北约2.5公里的土坡上，背依山峦，南望月河，东与中河为邻、西以沟壑为限。这一地区山水相接，北高南低，附近田畴纵横、阡陌交错，自然环境十分优越。
该遗址最早是由陕西省汉水考古队于1959年在安康地区进行文物考察时发现的。1972年陕西考古研究所在此试掘过。近年来省地考古工作者又进行了多次踏勘，基本搞清遗址范围可达5万平方米，文化层厚约2米。遗址中部已为铁路所覆压破坏。在文化层中发现了大量黑彩宽带纹、圆点勾叶纹、卷草纹等彩陶片。还有许多绳纹、篮纹、附加堆纹的夹砂红陶、泥质红陶、灰陶等。可以辨认的器物有尖底瓶、釜形鼎、鬲、钵、罐、盆、瓮、纺轮、锉、环、齿轮状器物。居住在柏树岭一带的先民就是利用这些生活用具，得以维持以原始农业为主、简朴维艰的定居生活。并经常从事采集、渔猎、家畜饲养和陶器制作等生产活动。当时人们使用的生产工具主要是石斧、石铲、石锛、石凿、石刀、石网坠、石磨盘、石磨棒以及骨针、骨铲等。借助这些简单的工具，安康先民齐心协力地与自然搏斗，用勤劳灵巧的双手创造出丰富多彩的物质和精神财富，为秦巴山区悠久历史长河谱写出一部部光辉的乐章。
(三)阮家坝遗址
阮家坝遗址位于汉阴县渭溪乡，遗址总面积与柏树岭遗址相差不大，大约也是5万平方米。遗址北接凤凰山余脉，南傍汉江，东西两侧皆与山地相接。遗址区地势平坦，地表层大部为农耕地，文化层厚约1—2米。出土的器物有细绳纹夹砂白陶和细绳纹内黑外红陶片、细绳纹蛋壳白陶片等。这些陶器陶质松脆，火候稍差、器壁较薄、器形简单，具有明显的李家村文化特征。
遗址中出土的生产工具主要有磨制石斧、石铲、石网坠等。比起其它几处遗址，该处遗址文化层较厚且保存比较完好。近期陕西省考古队准备大面积发掘，此举必将为研究探明汉水流域、秦巴山区新石器时代仰韶文化的前身提供新的依据。
目前安康地区内发现的新石器时代文化遗址，除上述几处外，尚有岚皋萧家坝、旬阳李家那、石泉后柳、紫阳马家营等30余处。说明远在五六千年以前甚至更早，汉水两岸及其主要支流附近，有着为数众多的原始人群在那里生聚繁衍着，他们是安康文明史上最早的开拓者。尽管目前尚未对这些遗址进行大规模发掘考察，许多问题尚属悬念。但完全可以设想，随着科学发展、时代的前进，恢复我区史前文化真实面貌的日子已为期不远。
(四)刘家营遗址
刘家营遗址地处月河南岸，北依峰峦叠嶂的凤凰山脉，面临月河，与安康县五里镇隔河相望。遗址周围地势平缓，山水秀丽，不但土地肥沃，且水源充足、交通便利，很宜于人类居住。
自1981年以来地、县文物工作者进行多次考察，踏勘。断定该遗址总面积约5万平方米，陆续出土的器物有战国双鱼纹釜、柳叶剑、铜弩机、云纹瓦当、绳纹板瓦、长条绳纹砖、陶鬲、陶罐、陶瓮以及铜镞、货币等各类器物，文化层厚约3米。根据出土器物的特征来看，多为战国至秦汉时的遗物。说明战国至秦汉时期刘家营一带人口比较密集，村镇已经颇具规模。这一遗址的发现为研究月河一带当时的经济文化提供了重要史料。
(五)中渡台遗址
中渡台遗址，位于汉水北岸的一级阶地上，背倚起伏不平的山峦，面临滔滔汉水，与今日安康东城隔江相望，东西两侧各有一条小沟。整个遗址地势平坦，总面积约10万平方米。从汉水冲涮的断层观察，文化层堆积厚度约4米。这处遗址早在1959年已被省考古队发现。1970年以后，大面积遗址已被安康铁路分局新建的房屋所叠压破坏，部分又遭洪水袭击而坍陷，致使现存的遗址面积不到原来建筑规模的2／3。
近年来省、地文物部门曾多次进行实地考察，发现了大量云纹瓦当、绳纹板瓦、筒瓦、绳纹长条砖以及各类器物残片。还发现磨制石斧、石铲、铜镞、弩机、剑、扎马钉(蒺藜)和大批秦汉时期钱币，并在该遗址西南部发现陶窑遗址。
在此遗址以西300米处的晏家台也发现同类器物，还发现汉代铁锄、铁锤、铁环、铁剪等生产工具。
根据遗址的范围和出土器物判断，多与文献记载相合，据地方志记载：“西城故城即今金州西北四里，汉水之北、西城山之东。”公元前312年，秦惠王攻取楚汉中600里地，在安康中渡台设立西城县。公元前221年秦始皇统一中国，建立秦朝，分全国为36郡，在安康中渡台设立汉中郡。汉代沿袭秦制，设立汉中郡并设西城县、安阳县、长利县、旬阳县、锡县，直到东汉才将郡治迁到今汉中南郑县。史料中这些记载与遗址所发现的情况十分吻合，说明中渡台一带，早在新石器时代就有人类居住，至战国、秦汉时期城镇已经颇具规模。实地踏勘也说明遗址上部为秦汉文化层，下部为商周以至新石器时代文化层。这足以表明中渡台在五六千年前就有大型村落形成，秦汉以后继续为聚落中心，并曾作为秦汉时西城县治所在地。
二 安康出土文物
(一)安康出土的一件战国虎纽錞于
錞于是我国西南地区古代民族具有代表性的乐器。錞于的铸造始于春秋时期衰于东汉，据载魏孝武帝时，从蜀地得到的錞于，已成为稀世之物。个别民族可能延续时间稍长一些。
这件虎纽錞于，是1974年在安康县土产公司废旧物资中拣选出来的。据了解出土于安康五里月河北部，拣选时下部残缺，今已复原。
錞于面部为椭圆形盘状，肩部突鼓、腹部以下成直筒状，足口平直，周身无纹饰。盘内塑一尊张口吐舌、清瘦昂立的长尾虎，虎头部有几道鱼鳞状斑纹(阴线斑纹)，口径23—27厘米，肩宽30厘米，通高41.5厘米，椭圆形足径18—20厘米。
錞于是我国古代一种青铜乐器，演奏时即在纽上贯一横木，架于两柱之间，使錞于竖悬，演奏时用锤敲击錞于臂部。春秋时著名学者、精通乐礼的孔丘曾说：“乐云乐云，钟鼓云乎哉!”战国时精通文史娱乐的公孙尼子在《乐记》中说过：“故钟、鼓、管、磬、羽龠干戚，乐之器也，屈伸俯仰缀兆舒疾，乐之文也。”就是说“钟鼓管磬”是奏乐所用的乐器；“羽龠干戚”则是舞蹈所用舞具，“羽龠”用于文舞，“干戚”用于武舞；“屈伸俯仰缀兆舒疾，是舞蹈的姿态，所以成乐的文彩。《乐记》又谈到“君子听钟声则思武臣，听磬声则思封疆之臣，听琴瑟之声则思志义之臣，听竽笙箫之声则思畜聚之臣，听鼓鼙之声则思将帅之臣，”但涉及錞于甚少，只有相传左丘明所著的《国语·吴语》“战以錞于，丁宁，儆其民也”。《周礼·地官》“鼓人”“有条”有使用金錞和鼓的记载。据《史记》及《兴安府志》记载，春秋时期楚人与巴人曾联合灭庸。此前江汉流域一直是蛮族的发祥和生聚之地。自周平王迁都洛阳后，周室衰退，侯国相互兼并。打破了诸侯并列、王室独尊的局面。而居住在汉水流域的部族，也就相继被兴起的侯国兼并。可见此乐器无疑为南蛮族所制，后来诸侯豪强只是掠获引进并沿用而已。
从建国以来长江流域川鄂地区出土的錞于来看，大部分为西南地区各民族所使用的乐器。秦巴山区汉水安康盆地出土的錞于当亦不例外。月河乃汉水支流川道，地势平缓，土地肥沃，气候温暖，水源充沛，适宜人类耕种畜牧。杜预曰：“梁州殷周之间为群夷之国”。这些长期居住在汉江两岸的少数族人民，用血汗创造出丰富多彩、具有独特风格的灿烂文化。而且近年来安康月河一带经常出土巴式剑、戈、矛等青铜兵器。由此看来錞于应属于以白虎为图腾的巴族军用乐器。
(二)旬阳汉墓出土的玉璧、沙石璧和封泥
1980年，旬阳县黄坡岭相继出土了一件玉璧、四件沙石璧和四方封泥。玉璧为玉质鸭蛋色，双面刻斜格乳钉纹，乳头并刻有云纹。圆穿轮廓，边缘绕弦纹，穿径4.1厘米、廓径13.5厘米，厚0.4厘米，纹饰细腻、造型精美，保存完整。沙石壁四件，双面遍布谷纹，内穿直径5厘米，廓径17.6厘米，厚0.6厘米，除一件完整无缺外，其余均有残损。与玉璧、沙石璧同期出土的，还有部分铜器、陶器。经过对同时出土的各类器物进行考证分析，这些玉璧和沙石璧应为汉代遗物。
璧为古代的一种礼器。据《周礼·春官·典瑞》载：“琢、圭、璋、琮、缫皆二采一就，以頫聘”。*(左禾右頃)和聘都是外交仪式。以璧而言，只有具有子爵之位者才可以在典仪中使用，其他人不可僭越。旬阳黄坡岭汉墓出土的玉璧和沙石璧，说明墓主人具有显赫的地位和权势。
旬阳黄坡岭还出土四件汉代封泥，其中两件被安康地区文物部门借展，1983年被特大洪水毁坏。旬阳博物馆现藏二方封泥。
1．“西成丞印”泥质土黄色。长2.3厘米，阳文。文曰“西成丞印”西成即西城，据《汉书·地理志》载，为汉初所置之县，治所在今安康城西北四里汉江北岸中渡台一带。西汉时为汉中郡治，东汉初，汉中郡移治南郑，西城县仍存。此封泥应属于西城县所遗，这处汉墓也可能就是西城县丞之墓。据西北大学考古教研室陈直先生在《汉书新证》第208页谈到，西城作“西成”。可知汉时城池的城与成功的成并用。
2．“锡领言事”泥质呈朱红色，长和宽均为2.4厘米，阳文篆书，“锡领言事”四字。据《兴安府志》和《白河县志》载，白河秦设锡县、曹魏太和二年，在县治兼设锡郡，一度曾辖属旬阳。春秋时也称为“锡穴”。《左传》载：“鲁文公十一年楚伐糜至锡穴”即指此址。王莽时更名“锡义”，东汉复称锡县，治所在今湖北郧阳县南、西与旬阳县相连。这方封泥可能是锡姓官吏所遗与锡穴无关。而为锡姓人议事的印戳。
(三)旬阳发现一枚汉代银印
1980年6月，陕西安康地区旬阳县小河北砖厂工人，在烧砖取土时，发现龟纽银印一枚，立即送交文物主管部门。
经测定含纯银90%以上。印面为正方形，边长2.5厘米、厚0.9厘米、纽高1.1厘米。印文为阴文篆书“使掌果池水中黄门赵许私印”十二字清晰可辨。
银印为汉人赵许私印。查阅有关资料，均未见“使掌果池水中黄门”这一职官。据《后汉书·舆服志》注引《东观书》：“小黄门、黄门侍郎、中黄门秩皆比四百石。”四百石佩铜印黄绶。此为私印，得用银无秩。又据《后汉书·百官志》：“中黄门比百石。”本注曰：“宦者无员。后增比三百石，掌给事禁中。”此枚赵许私印亦冠以官衔“使掌果池水”，果为果园，池殆为鸿池，属少府。
(四)旬阳汉墓出土的石砚和象牙算筹
1983年11月中旬，旬阳城关小河北佑圣官后坪，在基建施工中发现一处砖室汉墓。经文物部门清理，发现铜器、陶器、铁器、石器、象牙等各类文物。其中引人关注的是附有研石的石砚和28枚粗细均匀、保存完整的象牙算筹。
在同期出土的器物中，石砚一件，虽中部残断但形制规整，正面磨光，通体为灰黑色。砚体为长方形。研石，状如柱础。质地与砚相同，亦呈黑灰色。下部为正方体，上部为圆柱体。砚、研的形制与近年青海大通县上孙家寨115号西汉晚期墓所出砚、研极为相似。
出土的算筹共28根，象牙质地，呈乳白色(略为泛黄)。每根直径0.4厘米、长13.5厘米。两端规整，粗细匀称，长短一致，是难得的数学史实物资料。
算筹是我国古代特有的一种计算工具。早在2000年前，人们已经运用它来计算数字。在十四、十五世纪珠算广泛运用之前，算筹始终是我国人民生产、生活中不可缺少的计算工具。
旬阳汉墓出土的算筹，同千阳汉墓出土的算筹比较起来，千阳汉墓出土的算筹既粗糙、又是一般的兽骨，仅有21根，且粗细不一。而旬阳汉墓出土的不但造型精美、长短一致、粗细均匀，而且为象牙质地，并与古制完全相同。这件石砚、研石和象牙算筹的发现，为研究我国古代数学史和古代书法提供了重要实物资料。
(五)旬阳出土新莽量器
1984年4月中旬，在旬阳县城关小河北佑圣宫后坪建变电所，施工取土中发现一座砖室古墓。
此墓为长方形拱券砖室墓，由于早年破坏比较严重难以恢复原貌。该墓出土的文物主要有：形制相同、大小不一的两件量器和制作精细的釉陶灶、博山炉、釉陶钟、陶豆、陶鼎以及其它常见铜器、铁器，共100余件，王莽时期的五铢钱150余枚。现将两件铜制量器简单介绍如下：
1．铜龠：体为圆筒形，直口平底，一侧有环手柄。全长13.5厘米，深1.85厘米，口径3.15厘米，容水10毫升。
2．铜撮：形制与铜龠相同，全长10.4厘米，深0.8厘米，口径1.6厘米，容水1毫升。
这两件量器，根据同期出土的五铢钱以及其它随葬品来看，应属于新莽时期的量器。新莽量器——始建国元年铜龠，为王莽改元后颁发的标准量器。
新莽量器，除河南陕县刘家梁出土的铜撮及咸阳市张湾公社布里村出土的铜龠外，这是第三次发现。这两件量器的出土，说明王莽篡权之后，为了排除异己，独揽大权，在政治上复古，托古改制。但为了稳定民心，尽管重新颁布标准量器撮、龠，仍未超出汉初量器之形制。
(六)石泉发现汉代鎏金蚕
1984年12月，石泉县池河区潭家湾农民，在前池河淘金时，在距沙土面约2.5米深处挖出一件鎏金蚕及五铢钱。
这条鎏金蚕通长5.6厘米、腹围1.9厘米，胸高1.8厘米、全身首尾共计九个腹节，胸脚、腹脚、尾脚均完整，体态为仰头眠或吐丝状。制作精致，造型逼真，经专家鉴定，为汉代遗物。
据石泉县志记载，此地古代就是养蚕业兴盛地区之一，当时养蚕之风盛行，加之鎏金工艺的发展，因此，有条件以鎏金蚕作纪念品或陪葬品。
我国的养蚕丝织历史悠久，远在商周时期就开始兴起。到西汉时期不仅范围广泛，且品种繁多、颜色鲜艳、花纹多样，做工极为精细。不仅畅销国内，而且途经西域行销中亚和欧洲，驰名全世界。
虽然有关养蚕、丝织的文献记载屡见不鲜，然而目前在各地博物馆仅收藏部分丝绸织物残片，再就是1980年陕西岐山王家嘴、衙里出土的两件玉雕蚕和部分殷朝墓出土玉雕蚕。似这样以红铜铸造、然后施以鎏金的蚕体。在全国还是首次发现。石泉出土的这条鎏金蚕填补了汉代养蚕业实物资料的空白。
鎏金蚕的发现，为研究我国蚕桑历史及汉代鎏金工艺术的发展状况，以及秦巴山麓汉水流域古代经济文化，均提供了珍贵的实物资料。
(七)旬阳出土的独孤信多面体煤精组印
旬阳县城东坛旧址出土的独孤信印，是一枚用煤精制做的纵横各呈八棱的多面体组印。其中正方形印面16个，三棱形印面8个，共有印面24个。印面边长均为2厘米，通高4.5厘米，宽4.35厘米，重75.7克。因年久侵蚀，印体表层已有多道横向裂纹，印面局部剥落，棱角略有残缺，总的来看基本保持原来面貌。
在16个正方形印面中，有14个印面镌有印文，分别为“臣信上疏”、“臣信上章”、“臣信上表”，“臣信启事”、“大司马印”、“大都督印”、“刺史之印”、“柱国之印”、“独孤信白书”，“信白笺”、“信启事”及“令”、“密”等除三个印面的字体较大，笔划较粗外，其余各个印面的字体和笔划粗细大体一致。印文均系阳文楷书。书法雅健劲拔，含有浓厚的魏意。
据《周书·独孤信传》记载，独孤信为鲜卑族人，祖籍云中(今山西原平县西南)。他生于北魏宣武帝景明四年(503年)，本名“如愿”。史载，独孤如愿“美仪容，善骑射”。二十岁出头的时候，就与贺拔度等同斩卫可孤，由此颇有名气。
西魏初年独孤如愿平定东魏占据的三荆地区之后，被拜为车马大将军、仪同三司。
后来他又被任命为总领陇右10州大都督。在他到任之前，那里吏治十分腐败，地方官吏贪赃枉法，欺下瞒上，民有冤讼常常历年不能决断。独孤如愿在秦州上任后，十分注重体察下情，经常进行调查寻访，对于多年积案能秉公而断；并对民众施以礼教、劝农耕桑，不到几年时间就公私富实，流民愿附者数万家。宇文泰嘉其政绩卓著，特意赐名为信，之后独孤如愿就改名为独孤信。由此可知，这枚全部以“信”为名的多面体组印。最早的制作年代不能超过独孤如愿改名之时。
独孤信制作了这枚组印之后，并没有使用多久。北周建立后，独孤信“迁太保、大宗伯，进封卫国公，邑万户”，身为显赫的“八柱国”之一。本来是恩宠无以复加了，却因与太傅赵贵谋杀独揽朝政、杀君、排挤忠良的晋国公宇文护，于孝闵帝元年(557年)二月被免去官职。三月就被迫自尽家中，终年55岁。
由此可见，独孤信这枚多面体组印的制作，最早不超过大统十四年。印成之后，历用于西魏文帝、废帝、恭帝和北周孝闵帝凡两朝四代，前后10年。北周建立后，独孤信名义上被封为“太保”、“大宗伯”。然而，“大司马”之职已为执掌实权的中山公宇文护所取代，随之被免官赐死。因此，将独孤信的这枚多面体组印归于西魏，比较确切。
独孤信集多印为一印，这种作法在当时是否多见，未敢断言。但从全国出土的文物中。确是首次发现。此印何人何时遗落旬阳，由于资料缺乏，证据不足，有待进一步探讨研究。
(八)汉阴出土“卫国公印”
1982年6月，汉阴县涧池镇东坝村社员在洞河大桥以南200米河中淘金时，发现一颗铜印。
此印为正方形，拱纽，阳文篆书“卫国公印”四字。通高5.5厘米，边长5.5厘米，重250克。一角口沿微残。
查《周书》，北周有卫国公宇文直，乃宇文泰之子，文宣皇后叱奴所生，字罗突。魏恭帝三年封秦郡公，邑1000户。后拜大将军，进爵卫国公，邑万户。保定初为雍州牧，进位柱国，出镇梁州总管。今安康一带即古梁州。而汉阴为梁州辖地，此地物产丰富，土地肥沃，不但是兵家必争的咽喉要地，而且也是商贾往来集居之地。从史书记载看，卫国公宇文直曾几次活动于梁州地区，因此，汉阴出土的“卫国公印”可能是宇文直的遗物。
(九)安康长岭出土南朝车马俑
安康盆地位于陕西南部，是川、鄂、陕的交通要冲。在两汉时期，这里得到大规模的开发，南北朝时期，由于中原地区连年混战，经济文化遭到毁灭性的破坏。为了避乱大量人口迁徙到汉水流域。由于南北文化大融合，经济、文化、生产技术有了进一步发展。在汉江两岸的安康境内分布着许多秦汉和南北朝时期的墓葬。
1982年10月5日，汉水北岸长岭红光七队社员在修建房屋取土中，发现了一座砖室古墓。安康地区文物工作者闻讯奔赴现场收集遗物，并对该墓进行清理。
该墓座北面南，墓室早年坍塌，复经挖掘，尤为混乱。清理时未发现封门砖，也未见墓道痕迹。墓室呈长方形，长3.27米，宽1.91米，墓深1.95米，墓向214°。墓室东侧有一耳室，长1.34米，宽1.05米。墓壁用条砖三卧一立砌起，从高1.5米处改用楔形砖交错顺铺至项部渐收起券。耳室与主室有一门相通，门高1.5米，宽0.8米，有券拱。耳室东壁底部有砖砌的下水道通向墓外。
墓砖长37.5—39厘米，宽18.5—19厘米。表面施绳纹，侧面饰缠枝纹、叶脉、菩提树等纹饰及文武官吏画像。
此墓器物主要分布在主室后部、东部及耳室。器物的位置因早年盗掘扰乱加之农民取土有所移动，已很难恢复原貌。现将出土的各类文物介绍如下：
1、陶牛、陶车、陶马、镇墓兽
(1)牛车一件。牛体雄健有力，牛高26厘米，牛车高44厘米，长66厘米。车厢长25厘米、宽20厘米。瓦形顶、前后各伸出3—4厘米的棚檐。车厢底部有四个圆孔，用以固定车轴。车轮有辐条12根，两轮分别用两个半球轴头固定，轮径26厘米。
(2)陶马1件。体形浑厚雄伟，高38厘米长48厘米。昂首直立，披甲戴鞍，首饰辔头，马尾另制，插于股间圆孔内。
(3)镇墓兽1件。高27厘米。人面兽身，昂首蹲坐，獠牙外露，络腮胡前翘呈尖铲状。身首内空贯通，背有高低不一的齿状饰。
2、陶俑65件。泥质灰陶模制，空心。通体饰彩绘大部分已经剥落。俑身和面部原为朱色，发髻为黑色。(1)仪仗俑15件。高28至31厘米，其中3件无头。均穿开领合衽宽袖衫，腰束宽带，缚裤，足蹬马统靴。共分5式：
Ⅰ式2件。头戴高脊宽沿帽，左臂微屈，握拳于腹部，拳中有小孔，原持物；左臂挟持一圆鼓于腰侧，左脚前伸，作行走击鼓状。
Ⅱ式3件。形状与I式相同，头偏于一侧，双臂持管吹奏状。
Ⅲ式2件。束发扎巾，头前倾并偏于一侧，双臂持管吹奏状。
Ⅳ式3件。昂首侧视，著小冠，冠上有一簪饰，右臂缚袖于肘部，平伸握拳呈腹前，拳中有孔，原持有物；左臂扬举，握拳于肩侧，拳中亦有孔，原持有物。
Ⅴ式2件。头手皆残，双臂下垂。
(2)武士俑8件。高28厘米，可分2式：
Ⅰ式6件。直立平视，身穿铠甲，戴盔蔽颊高盘领短衣、马裤，左臂屈肘扬举，手戴蹄形手套，端部有一凹槽；左臂下垂握拳贴于胯部。腿缀裹布，脚登筒靴。
Ⅱ式2件。服装与Ⅰ式相同。两脚左前右后作行走状。1件左臂前伸，右臂下垂握拳贴于胯部，拳中有小孔，原持有物。另一件双臂向前，肘以下残缺。
(3)徒附俑27件，皆面带笑容，着开领合衽宽袖衫，缚裤，足蹬筒靴，高29厘米。可分5式：
Ⅰ式8件。直立斜视，束发，头裹宽巾，腰束带二匝。左臂持物扛于肩部，右臂持物贴于胯部，双臂衣袖各有三周凹纹。
Ⅱ式14件。6件缺头。直立平视，束发扎巾，巾垂于脑后。左臂下垂，袖上有一孔；左臂微屈，握拳至腹侧，拳中有孔，原持有物。
Ⅲ式3件。直立平视，束发扎巾，双臂持物置于胸前。
Ⅳ式1件。束发扎巾，双臂向前，作捧物行走状。
Ⅴ式1件。直视前方，束发扎巾，双手合抱于腹部，手中有条形凹槽，原持有物。
(4)仆侍俑11件。可分5式：
Ⅰ式4件。其中三件缺头。头挽横髻，细目小口，面容清秀，微含笑意。着开领对衽窄袖落地裙，双鞋外露，腰束宽带，回环二周挽结于胸前。左臂下垂，右臂前屈，手持一瓢。
Ⅱ式3件。一件缺首。挽垂环髻、着开领合衽宽袖衫，缚裤，足蹬筒靴。左臂下垂，右臂前伸，手残缺。
Ⅲ式2件，皆缺头。着开领合衽宽袖衫，长裙落地，双鞋外露。左臂下垂，右手提囊袋悬于右腿外侧。
Ⅵ式2件。头挽双高髻，眉目清秀、面带笑容。
Ⅴ式1件。侧身蹲坐，头往外斜，头挽横髻，饰佩饰，身穿开领合衽宽袖落地裙，双脚微露。左臂屈置膝上，五指并拢，横掌于胸前；右手撑地。
(5)胡俑2件。均高31厘米。浓眉凹眼，高鼻阔口，著瓜皮帽，戴耳护。身穿高盘领宽袖衫，无衽。长袍拂地，马靴外露。右臂屈肘向前，左臂斜垂腹侧。
(6)文吏俑1件。缺首，着开领合衽落地长袍，腰束宽带，足蹬高底朝靴，右臂下垂，左臂屈抱于腹部。
(7)无名俑1件。缺首。身穿开领合衽宽袖衫，长裙落地，裙边有花纹装饰，露马靴。左臂下垂，五指并拢贴于胯部；右臂前伸，手残缺。
3、动物模型共4件。其中陶鸡两件，雌雄各一。雄鸡残，大冠长尾拖地，高7厘米。雌鸡小冠短尾，凝神伏卧，高6厘米。猫1只，残，呈酣睡状。狗1只。屈身平卧，尾藏于胯间，前足交置颔下，闭目酣睡。长15厘米。
4、陶瓷生活用具
(1)青瓷壶1件。白胎，外施青黄釉。盘口，肩部饰6个桥形系。通高26厘米、口径15厘米、腹径17厘米。
(2)小瓷碗2件。皆残。白胎，施青黄釉。
(3)陶灶、陶磨、陶支架、陶臼、小陶碗各一件，陶罐、角形器各二件。其中陶灶为长方形，前高后低。前壁有灶门，灶台上有挡墙；后壁有烟囱，灶台上有两口锅，锅上置釜、甑等。陶磨上下两扇，上扇中部凸起，中间有一凹窝，内有横梁相隔，横梁两侧各穿一孔。沿面有两个小孔，与轮面相同，用以系绳。陶臼制作粗糙，厚壁平底，口大底小、形似碗状、直径7.5厘米。小陶碗敛口折沿圈足。高3厘米、口径9.5厘米。陶罐一件敛口、圆肩、平底。口部饰一周弦纹，肩饰双耳。高5厘米、腹径4.5厘米。另一件敛口折沿圆腹平底。高10.5厘米，腹8厘米。角形器器身呈八棱形，中部穿一喇叭形孔。上端扭转，形似羊角，底呈纺轮形，这两角形器应是牛车上的佩件，用于停车时固定车辕。
安康长岭出土的大批雕塑造型逼真，栩栩如生，具有艳丽多彩、俊俏活泼的风格。从此墓出土的镇墓兽、陶牛车、陶马、陶俑以及砖的纹饰和青瓷器，既有中原北朝文化的特点，又有南方文化的特色，也保留浓厚的地方文化特征。虽然未发现墓志和记年砖，然而与《周书·李迁哲》所载颇多吻合，据载安康郡公、金州总管李迁哲，深得太祖宇文泰赏识，曾赠以紫袍玉带及自己所乘的宝马良驹，“并赐奴婢三十口，加授侍中，骠骑大将军，开府仪同三司，除直州(今石泉)刺史，即本州也。仍给军仪鼓节”，死后赠金州总管。文献记载与该墓出土的文物基本相同，所以我初步认为该墓主人、应为出生在石泉、经历三朝、一生驰骋疆场、屡建奇功，威震邻邦的李迁哲比较合乎情理。入葬时间为北周建德三年(574年)。
(十)旬阳出土的宋代象棋
1986年秋，旬阳县大河南兰滩湾，发现一处南宋窖藏，出土的文物有：战国秦惠王“半两”至金“大定元宝”十余种各类货币，还出土罕见的铜质环状象棋。棋子直径约1.6厘米、阳文楷书，字迹清晰，共32枚。其中将2枚、卒10枚，砲(炮)4枚、马4枚、象4枚(像)、车4枚、士(仕)4枚，并有两枚方形骰子，可能用来决定出棋先后。
这批小巧玲珑的铜质象棋，基本上和今日象棋相同，仅无“帅”。这批象棋的出土无疑对研究古代战争及象棋的历史提供了重要的实物资料。
(十一)安康发现三枚金朝官印
1982年12月，安康城郊农民在西堤外公路总段工程队北墙边挖排水管道时，在距地表约1.5米处，发现三枚铜质官印，第一枚印文为“宣字副统之印”，篆字阳文，背面题记为阳文楷书，右刻“正大四年九月”；左刻“行宫礼部造”上侧刻“宣字副统之印”。印背面有长方形纽，边长6.3厘米，边厚1.4厘米，通高4.2厘米。第二枚印文为篆字阳文“都统之印”。背面题记为阴文楷书，右刻“正大六年十月X日”，左刻“征东部造”边长6厘米，通高3.8厘米。第三枚印文正面为篆刻阳文“都统之印”，形制与前两枚相同，边长6.8厘米，边厚1.5厘米，通高4.3厘米。
据《金史·兵志》载：“凡猛安之上置军帅，军帅之上置万户，万户之上置都统”。又据“宣宗元光时招义军，以三十人为谋克，五谋克为一千户，四千户为一万户，四万户为一副统，两副统为一都统”。由此可知都统或副统都是领兵的武职。
据史书记载，宋金在安康曾经进行过多次激战，安康一度陷入金人之手。金哀宗完颜守绪继位时，蒙古人南侵，金兵在宋、元军马的夹击下，面临着覆灭的命运。就在颁发以上官印的第二年，蒙古人托雷总右军自凤翔过宝鸡，进入宋境沿汉水而下，三路大军合围汴京。这三枚金朝官印，可能是金人从安康仓惶逃跑时所遗。
(十二)汉阴发现南宋货币窖藏
1985年3月30日，在汉阴县城东、月河北滨的月河村发现一处长方形土穴货币窖藏；其长约0.80米，宽0.70米，深0.80米；其藏量约1000公斤。经检选清理，共发现战国、西汉、新莽、东汉、蜀汉、西晋、西燕、南朝陈、北齐、北周、隋、唐、前蜀、后周、南唐、北宋、南宋等17类货币共179式。
其中有战国秦惠王“半两”；西汉“半两”及“五铢”钱；新莽“货泉”、“大泉五十”、“布泉”；东汉“五铢”；蜀汉“直百五铢”；西晋“永安五铢”；南朝陈“鸡眼五铢”；北齐“常平五铢”；北周“五行大布”；隋“五铢”、唐“开元通宝”、剪轮“开元通宝”、磨边、齿轮“开元通宝”和背有地名文字的会昌“开元通宝”；以及篆、隶、楷大小不同的“乾元重宝”，五代后周“周元通宝”；前蜀王健“光天元宝”，“天汉元宝”；南唐“大唐通宝”、“唐国通宝”，“开元通宝”等分别为真篆对钱。
这处南宋货币窖藏，数量上以北宋钱币最多，种类繁多、大小不一。面文分顺读和旋读，而且篆、隶、真、楷、草、行皆备，还有切边钱、圆穿钱、磨边钱、廊有双孔、四孔和字形优美的瘦金体应有尽有，分别为：宋元通宝、太平通宝、淳化元宝、至道元宝、咸平元宝、景德元宝、祥符通宝、天禧通宝、天圣元宝、明道元宝、皇宗通宝、景祐元宝、庆历重宝、至和元宝、至和通宝、嘉祐通宝、嘉祐元宝、治平元宝、治平通宝、元丰通宝、绍圣元宝、元符通宝、重宁重宝、重宁通宝、熙宁重宝、熙宁元宝；大观通宝、政和通宝、宣和通宝。据史料记载，宋徽宗在位二十六年，改年号六次，共铸造有钱币六类、二十三种，从汉阴月河出土的北宋货币，共有25类116式来看，与文献记载是十分吻合的。
除此之外，还发现辽道宗耶律洪基时所铸的清宁通宝，制作粗糙，仅有一枚而且半残，但字迹仍能辨认。
另有“建炎通宝”共分二式：一式直径2.8厘米，另一式直径2.3厘米。文为隶书，此二式货币为南宋高宗赵构(1127年—1130年)所铸。
综上所述，汉阴月河出土的这批货币种类繁多，数量之大，是汉水流域前所未有的重大发现，但窖藏简陋，而且面积不大，上面仅覆盖一块石板，这可能与金人入侵、宋金争战有关。据史书记载绍兴三年正月，金将撤离喝自上津扑向金州，不一日至旬关，统制郭进战死之后，金州失守，王彦退保石泉。可能是镇守在汉阴月河的宋将，闻知旬阳和金州接连失守，金兵来势凶猛难以抵挡，为了不使这批军用货币落入金人之手，所以匆忙埋入地下。
(十三)安康地区近年来发现的三处画像砖
近几年来，我区一些地方，在修建房屋取土中，陆续发现数处画像砖室墓。本文仅将安康五里长岭北周墓出土的文武官吏画像砖、旬阳城关老寺坪出土的天马、狮子和旬阳棕溪出土的人物画像砖介绍如下。
1.安康长岭北周墓画像砖
安康长岭北周墓出土的画像砖，是1982年11月群众在扩建房屋取土中发现的。其中武士画像砖高19厘米、宽5厘米。此画像蔽颊戴盔，盔上并有俯塔式缨须，双目凝神前视，右手紧握兵器，左手扶一带花盾牌，巍然而立。整个画像比例匀称，线条准确有力，刻划刀锋流畅，层次分明，它将雕塑与绘画艺术巧妙结合应用，使画像图案效果更臻完美。
文吏画像砖与武士画像砖大小相同，头戴前平后翘小冠，身穿长袍宽袖衫，脚蹬朝靴，双手置于腰部似握袍状。袍带的中部有一飘带垂于足齐，姿态庄严，神采奕奕，相当传神。
2.旬阳老寺坪出土的宋代画像砖
1984年秋天，旬阳县五金交电公司在老寺坪扩建房屋取土时发现砖室古墓一处。由于群众对文物的重要性认识不足，墓室被推土机破坏，幸存五块保存完整的画像砖。砖长23.5厘米，宽14.5厘米，厚3.5厘米。其中天马画像砖三件。有两件体形浑厚有力，四蹄生风，腾空而起，马鬃竖立，似雷驰电闪飞奔，流云绕身而起。另一件天马画像砖，体形灵活，四蹄狂奔，腾云驾雾，翘尾回首张望，毛发肋骨清晰可辨，足踏云朵，前后各有双环，可能象征着翱翔在天地之间。
驯狮画像砖两块，形制大小与天马画像砖完全相同。狮体雄健丰满，面容温顺和善，为蹲卧状，身系彩带，下有双环，两件造型一致，面向各异，似为一对，可能象征人间的欢乐。
3.棕溪宋墓出土的画像砖
1981年棕溪宋墓出土画像砖三件，均为浮雕式人物画像砖。其中两件较大，一件较小。大者长40.6厘米、宽14.8、厚4厘米。小者长24厘米、宽14.5，厚3.8厘米。两件较大的画像砖，一件为男仆，一件为女侍。男仆着袍，腰间束带，右手提一棋盘，左手携一小笥，面部向南，身微右侧，发髻束于脑后，一发飘于左肩。女侍身穿拖地长裙，腰间束带，双手举于胸前，作托盘状。面容丰满，身微右倾，头上束有二环髻。一件较小的浮雕画像砖为一侍童，长发披肩，头顶束巾，圆领长袍，腰间束带。右臂肘部搭长巾，左手托举茶具，右手扶于茶具底部，双目下视，极为恭敬。
综上所述，长岭北周墓出土的文武官吏画像砖与同期出土的仪仗俑、歌舞俑、武士俑、部曲俑、徒附俑、奴仆俑、战马、牛车等相互衬映，清晰地反映了墓主人生前的显赫的权势和奢侈的生活。而旬阳出土的天马、狮子和人物画像砖，则是受外来佛教的影响，使雕塑、绘画和现实融为一体。这些雕塑细腻、栩栩如生、赏心悦目的画像砖，以现实和神话相结合的形式，表现出高超的艺术手法，说明我区古代雕塑艺术具有悠久的历史和辉煌的成就。
(十四)安康出土的巴楚兵器
地处秦楚之交的安康，近年出土不少巴楚兵器。现将部分制作考究、式样独特、具有代表性的巴、楚兵器简述如下。
1985年6月，安康东部旬阳县小河北佑圣宫战国楚墓出土一件长42.4厘米，中宽4.2厘米的铜铍，柄部为圆形，器体长大厚重，两侧向刃部起弧，锋刃锐利。形成对称的三连弧刃；刀面较宽，有中脊，断面呈菱形。这种三连弧刃铜铍，是一种远距离刺、砍兵器。同期墓中还出土一些鸟纹铜戈、鼻纽铜矛及楚式铜剑。
1986年，紫阳县白马巴蜀墓中出土一批战国时期剑戈，根据清理简报披露，铜剑3件，剑鞘木质和朱色漆片残迹可见，均为喇叭首，基作椭圆形，基上有凸起的圆箍两周，凹形宽格，中脊起棱线，锋刃锐利。同期还出土巴蜀戈5件。除此之外，安康县境内也曾出土虎纹戈、人面纹戈、柳叶剑，为研究安康地区战争史及巴、楚活动的范围，提供了重要实物资料。特别是旬阳出土楚人使用的铜铍和紫阳出土的十字铭文戈、双面虎纹戈，将会引起考古界的关注。
(十五)安康馆藏的武当铜像
这批铜像是1938年，抗日战争时期国民党军队从湖北武当山元和关(太子坡)一带搬运到汉江边，然后用船沿汉江逆流而上运往汉中城固，准备化铜制作炮弹之用的。但在熔炼的过程中炉膛破裂，铜液四射，当场烧死炼铜工人数人。后来武当山道士二人来到城固将剩余未炼的铜像收集装船，委托船工杨兆发沿江东运。行至安康时，得知日军已侵占武汉，安康水上监理所担心这批幸存的铜像落入日军之手，于是将这批铜像扣压，解放后一直由安康文化部门保管。
现存铜像近50尊，主要有祖师、圣父，圣母、六甲，老子骑青牛、三青、灵关、周公、桃花等。最大者高1.80米，重600余斤，最小者不足两尺。大部分像座及身侧部铸有明成化、万历，天启等铸造时间和各地信徒捐资铸像的铭文。其中玄武祖师头披长发，体形丰满，眉目清秀，身穿龙袍，腰系玉带，直膝赤足端坐，一手按膝，一手屈指，呈深思养性之态，他的面前有龟蛇盘卧。祖师和圣父、圣母造型与此雷同，只是装束，表情有所差异。
六甲穿甲带铠，浓眉大眼，外穿战袍，威然而立。灵关或站或坐，姿势不一。面目狰狞，怒目圆睁，身穿铠甲，手持物件，大有临战之势。
三青头前著平后翘小冠，身穿宽衣长衫、腰系袍带，神态庄严，有的为三须，有的为长须飘胸，足蹬朝靴，端然而坐。
老子塑像，头系荷花巾，面容清瘦，眉目清秀，留长须，身穿宽袖衫，盘坐在莲花台上。台下为摇头摆尾回首张望的青牛。老子神态安然自如，好象一位饱经风霜的救民道士。其它铜像有的披长发，面容和善。有的穿甲衣，扭头歪脖，龇牙咧嘴，形态凶狠。有的头戴小冠，有的头上扎巾，手捧物件恭立一旁，女侍像头挽高髻，长发外露，垂于胸前，身穿宽袖长裙，纹饰种类繁多，均铸于明代。
出处：安康史略/徐信印编著.—西安：三秦出版社，1988.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