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家是“地主”成分。我们上小学时，学校经常搞“阶级斗争”，爷爷因为是“国民党反动派”，不论是忆苦思甜，还是学校开展的“革命大批判”，我们兄弟姐妹无一例外地要接受老师的“批评”和同学们顺口溜的嘲弄与谩骂。看着逐渐长大的我们，父亲和叔伯们常常愁云密布，咳声叹气：“这几个长大，谁愿意给媳妇呀？怕得打一辈子光棍。”
1978年12月，十一届三中全会在北京召开。当父亲从大喇叭里听到中央决定给“地主”“ 富农”一律摘掉帽子，不再划分成分，不再唯成分论，“地主”“富农”子女将与所有子女一样具有参军、招工、考学、就业等资格时，老父亲兄弟三个回到家里，喜极而泣，抚摸着我们的头老泪纵横：“孩子，好好念书，你们以后都不怕没有媳妇了，我们终于有出头之日了！”
那时候，村子与我们家族成分一样是“地主”“富农”的成年子女，受家庭祖辈的影响，许多孩子都快30岁了，还娶不到媳妇（那时候，农村孩子24-25岁结婚就算超大龄了）。无奈，家长只好到比岐山更贫穷的甘肃、陕北等偏远山区 “领媳妇”。说是“领”，其实是到那些地方高价往回买“儿媳妇”，个中辛酸，无法言说。
成分论压得父辈在村子里根本抬不起头。但父亲有文化。从小，他就告诫我们，在学校，要听老师话，好好念书。出门要腼腆，不要与别的孩子打架，其他孩子打你，你就躲一下，他们骂你，坚决不要还口，往回走。父亲坚信：国家一定会回到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的正道上来的！
不出所料。1978年放寒假，哥哥、我和妹妹第一次一起站在了青化公社南阳小学年终总结表彰会的主席台上，我们都被评为各自年级的“学习标兵”，拿回了铅笔、本子等奖品和奖状，妹妹还光荣地加入了“少年先锋队”。那年春节，父亲破例为我们购置了最丰盛的年货，鼓励我们：“以后谁考试拿回了奖状，过年就给谁发压岁钱。”
为了让子女好好读书，父亲对我们兄妹要求非常严厉。1980年大年二十九的晚上，我们兄妹感觉没什么事，就都偷偷地跑到队长家看电视。当时，我们全村就这么一台黑白电视机。我记得清清楚楚，那晚陕西电视台放的是眉户现代戏《腊梅》，9点多看完，我们兄妹三个偷偷回到家，结果被父亲美美地收拾了一顿。父亲问我们干什么去了？为什么不打招呼？谁让去的？半夜了，父亲勒令让我们三人到土壕里用架子车去拉土，作为惩罚。土壕又远又深，我们小，不敢去，父亲就勒令我们在屋子地上跪了一个多小时。看到父亲生气了，母亲在旁边不停地替我们开脱，父亲才原谅了我们。对于子女，父亲根本不允许擅自行动，唯恐耽误学习，荒芜学业。
在父亲的督促与鼓励下，我们兄妹一直是学校里的学习标兵，年年能拿回奖状和奖品。
1984年，哥哥以优异成绩考上了宝鸡市工业学校。当时， 孩子考学后，家长要到粮站给缴一次学生公粮。到校后，再拿着粮站的缴售证明，兑换成吃饭的粮票。我记得很清楚，那是一个三伏天的下午，火辣辣的太阳炙烤着大地，老父亲拉着一架子车麦子，我和哥哥在后面掀车子。那时候，农村根本没有柏油路，六里多的土路因为夏雨，坎坷不平。父亲拉着架子车，行走如风，我们感觉劲格外大，一路上要上三面坡，差点还要跟不上的感觉。路过我们大队，穿过青化街道，碰到熟人问：“杨老二（父亲排行老二），你怎么才缴公粮去呀？”父亲总是底气十足，自豪地说：“我娃考上学了，给儿子卖粮去！”欣喜之情溢于言表。1987年，因为文学梦想导致偏科严重，我高考落榜，回家参加农业劳动。1989年，妹妹考取了陕西省财经学校。
父亲是一个坚信知识改变命运的人。为了供给我们兄妹上学，他夜以继日地劳作，但终因农业产出太低，还是拉下了一屁股债务。父亲说，只要有人，就不怕。父亲这里说的 “有人”，指的就是有知识，走上社会后有良好的工作与生存能力。
父亲的观点在我们兄妹后来的人生路上体现无余。哥哥毕业分配到宝鸡水泵厂工作，妹妹分配到西安高科集团陕西金方药业公司工作。上世纪90年代初，国家鼓励下海创业， 哥哥毅然辞去公职，开办起自己的电脑打印部，现在已发展成宝鸡大洋广告设计装饰公司；妹妹后来也辞去公司财务总监的岗位，下海创业。我高中毕业回家后，按照个人爱好，也给自己订立了一个目标，那就是坚决不颓废，不放弃，走新闻与文学创作之路，不出成绩誓不罢休。1996年，我应聘进入新华社宝鸡信息站担任信息采编；1998年，应聘进入陕西省乡镇企业局《乡镇企业报》社担任记者；2000年应聘进入《民情与信访》杂志社；2004年招聘成为《西安晚报》驻宝鸡记者站记者。在此期间，我先后在《人民日报》《陕西日报》《新民晚报》《西安晚报》《读者》《焦点》等报刊发表各类文章1000多篇，出版了4本文学与新闻作品集，先后荣获“中国晚报新闻奖”一等奖、“陕西新闻奖”三等奖等。2010年以后，立足岐山深厚的历史文化资源，我开始了岐山地方历史文化丛书的收集、整理和编辑工作。到2018年，先后编辑出版了《世纪大发现—周王陵之谜》《歌唱岐山》《岐山的文化符号》《历代名人以岐山（上、下）》《周公庙诗文精编》《岐山作家百人作品选》等7部岐山地方历史文化丛书，在社会上引起较大反响，我也光荣地加入了陕西省作家协会，并当选宝鸡市作家协会理事。之后，岐山县政协文史委聘请我为县政协文史研究员，并授予我“十佳文史研究员”称号。2017年元月，我光荣当选岐山县第九届政协委员。
而今，哥哥在宝鸡有房有车有自己的公司，妹妹在西安也是有房有理想的工作。2000年，我在老家400多平米的宅基上盖起了两层半楼房，四合小院，让父母安享晚年。而今， 我和妻子居住在蔡家坡，也拥有了自己的房子和小车，生活也算过得马马虎虎。前几年，父母亲身体尚好，哥哥妹妹给老爸老妈专门报了夕阳红老年旅游团，北京、天津、上海、南京，都去了。这几年，秉承知识改变命运的家训，我的两个儿子和外甥、侄子也陆续大学毕业，分别走上了理想的工作岗位，有了他们中意的工作。每到周末，我们都争取开车回老家看望，陪伴老爸老妈，老爸非常高兴。由上世纪80年代初的缺吃少穿，到如今的西安、宝鸡、岐山、老家处处有房，3辆小车，我家的幸福生活就像芝麻开花。平时，84岁高龄的父亲一个电话，想去哪儿就能去哪儿。逢年过节，儿子、儿媳，女儿、女婿，孙子、外孙回到老家，老父亲一脸的兴奋与满足。
是啊！改革开放四十年，我们一个普通农村家庭的变化，何况不是我们岐山乃至全中国农村翻天覆地新变化的一个缩影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