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后一次走进影院是40年前腊月，我读小学一年级。
那天学校包场看电影，票价5分，放映朝鲜影片《金姬和银姬的命运》。那时候中国电影清一色是八大样板戏和《南征北战》等“革命题材”，但“革命题材”未必不受“批判”，《红日》、《北国江南》、《林家铺子》、《不夜城》、《舞台姐妹》、《青春之歌》、《早春二月》、《柳堡的故事》、《烈火中永生》、《永不消失的电波》等一批极受欢迎的“红色影片”已打入冷宫禁演了。进口片只有阿尔巴尼亚、南斯拉夫等兄弟国家的，欧美电影几乎绝迹，所以能看一场朝鲜电影也算稀罕事。
那天因为拷贝迟迟未到，几百名学生被挡在影院外挨冻，大家哆哆嗦嗦挤成一团，从午后等到傍晚，等到饥寒交迫，怨天尤人。终于，送拷贝的蹬车匆匆赶来，工作人员跳下车直奔放映室，入场口才被打开，由于人流太密，站在前面的我瞬间被挤倒，无数双脚从我身上踩过……
当我醒来，已躺在陌生的病房，剧痛难忍，妈妈、姐姐和老师站满一屋，姐姐还流着瓷C经检查，我的伤是脑震荡和左肩粉碎性破裂，治了足足半年，总算出院了。但从此告别学校：因为大脑受伤，肩胛隐痛，记忆衰退，学业荒废，被迫辍学了。
一场突发灾祸，压得我几乎崩溃。求学路戛然而止，只能在家自学。“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绳”，这噩梦如影随形，从此我对电影院充满恐惧，心底对电影的眷顾却难以割捨。
当时除样板戏和《地道战》、《创业》、《决裂》、《夺印》等“红色影片”外，看不到其他电影。偶尔上映东欧片，影院外便排起长龙，一票难求！我大哥看罢《列宁在十月》、《瓦尔萨保卫莎拉热窝》等影片，便绘声绘色滔滔不绝；姐姐则从鲁迅日记里得知先生爱看电影，在上海10年就看了142部，多是荷里活大片……听得我津津有味。
父母也是电影迷，《大众电影》成了全家的最爱。假日里，我们翻旧画报，谈老电影，这成了全家最开心浪漫的“沙龙”时间。父亲常说：“文革前国产片拍得好啊，有不少堪称经典。”母亲笑道，那时她跟父亲拍拖，电影院成了他俩固定约会点，他们看过的有《武训传》、《关连长》、《女理发师》、《城南旧事》、《梁祝》等。
可惜，这些优秀影片被以“宣扬资产阶级人性论”、“抹杀阶级斗争”、“表现中间人物”和“搂搂抱抱”、“小资情调”或演员“有历史问题”种种理由遭遇批判和封杀，爱读书的姐姐叹气道：“真是颠倒黑白、善恶不分的文化专制啊！”
某年中秋，跑海轮的伯父来家吃饭，他看过不少解放的前电影，什么《渔光曲》、《十字街头》、《马路天使》等等，能背出一大堆。他说：“那些黑白片也很棒！如今统统被毙了，我不理解，历史怎能任意割裂呢？”
父亲说：“是啊，他们全盘否定民国电影，看似左，其实是真右！我们唱的国歌不是旧电影《风云儿女》主题歌吗？那首脍炙人口的《毕业歌》，也出自民国影片《桃李劫》啊！”说罢与伯父一起唱起《毕业歌》。
大伙鼓掌，姐姐朗声道：“是啊，这些影片反映了上世纪三四十年代普罗大众苦不堪言的社会现实，表达了国难当头之际，国人‘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爱国热情，再现了旧时代中国知识分子理想的幻灭与生存的艰难，主题积极，思想进步，演技和拍摄也都上乘，怎么是反动影片呢？”
改革开放后，被“批判”、“封杀”的老影片、老明星纷纷解禁、复出，涌现出《牧马人》、《红高粱》、《天云山传奇》等优秀影片，孙道临自编自导自演了《雷雨》、《非常大总统》，执导的《詹天佑》荣膺“华表奖”最高奖，为《王子复仇记》、《白痴》等数十部译制片的配音好评如潮；秦怡主演的《海外赤子》、《梦非梦》宝刀不老；谢添编导的《茶馆》、《小铃铛》、《甜蜜的事业》屡获殊荣…….可惜电影皇帝赵丹病入膏肓，无缘电影了。
进入新世纪，随着国力激增和中外交流深入，欧美片大举进入，中国电影步入黄金期。每年拍摄六七百部，上亿大制作屡见不鲜。中外合拍、内地港台合拍几成潮流，巩俐、陈冲登上荷里活，王洛勇跻身百老汇，制作愈来愈精美，影院愈来愈豪华，中国大片以独特的视角引领观影热潮，2006年《疯狂的石头》作为一匹票房”黑马”，开启了国产喜剧电影的一种新类型。2009年，《建国大业》刷新了国产电影的首映日、首周票房等多个记录，史无前例地汇集了170多位电影明星，而且都是零片酬出演。2017年，《战狼2》以56亿的票房额占据了中国电影票房榜的宝座，这一纪录至今没被打破……《英雄》、《红海行动》、《建党伟业》、《建军大业》等这些牢记“接地气”、“志存高远”、“功夫在诗外”、“金杯银杯，不如老百姓口碑”，凸显人文气质、过硬功底、澹泊宁静等“软实力”的主流电影，正引领着中国电影气正风清地行走在民族复兴的大道上。
的确，是时候了，改革开放40年的今天是我重返影院一睹新经典之风采的时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