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生形态

您现在的位置:首页 > 原生形态 > 愚公移山精神

[上一记录]  [下一记录]

七大经过长期准备在延安召开

郭必选,杨延虎,任学岭

 
  1927年大革命失败以后,全国处于严重的白色恐怖下的黑暗统治时期。我党为了更好地总结过去革命斗争的经验,系统地研究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失败后的新形势,确定党在新时期的任务,于1928年6月18日至7月11日在莫斯科召开了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从那时起,我党进入了武装反抗帝国主义走狗国民党反动派的反动统治和深入土地革命、建立工农民主政权的新时期。党的工作重心由城市转到农村。在这一时期,由于严重的白色恐怖和激烈的频繁的国内战争,党在长时期内没有条件召开新的代表大会。1937年,中国革命转到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新时期,党和边区在某种程度上取得合法地位,党开始考虑召开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但由于各种原因,1945年4月党的七大才胜利召开。从六大到七大中间经过17年,七大从筹备到召开,大约经过7年的准备工作。
  早在1930年12月,党在六届四中全会的决议案中即提出了要召集党的第七次代表大会,并委托政治局开始必需的准备工作,以总结苏维埃运动的经验和通过党的纲领和其他文件。
  1937年12月,中共中央召开了政治局会议,13日会议通过了《中央政治局关于召集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决议》。决议指出,党的第七次代表大会的中心任务,在于讨论和规定如何在巩固和扩大以国共合作为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总方针下,组织和保障全中国人民取得对日抗战的胜利;同时,党七次大会应当对于自党六次大会以来的革命斗争经验作一个基本的总结。党七次代表大会的主要议程,政治局暂提议为下列各项:(1)十年奋斗的基本总结和今后奋斗的基本方针;(2)如何组织和保障全中国人民对日抗战的胜利;(3)动员工人阶级积极参加对日抗战工作;(4)在新工作条件下的党的建设问题;(5)改选党的中央领导机关。为了有系统地进行一切有关召集七次大会的准备工作,政治局决定成立一个准备召集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委员会,准备委员会由下列同志组成:毛泽东、陈绍禹、朱德、周恩来、项英、张闻天、张国焘、秦邦宪、康生、陈云、王稼祥、彭德怀、任弼时、邓发、刘少奇、何克全、林祖涵、吴玉章、董必武、徐特立、曾山、张鼎丞、陈毅、杨靖宇、高岗,准备委员会共25人,准备委员会之主席为毛泽东同志,书记为陈绍禹同志,为了便利于进行经常工作,决定在准备委员会下设立秘书处,由下列同志组织之:毛泽东、张闻天、赵容(康生)、廖陈云(陈云)陈绍禹(王明)。1938年3月,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又讨论了召开七大的问题。这次会议决定中央应立刻进行下列准备工作:发表为召集中共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告全党同志书、告全国同胞书;给地方党部关于进行党的七大准备工作的指示;成立大会报告的准备委员会,责成政治局及中央同志起草报告、提纲等。但会议没有形成正式文件。
  1938年4月14日,任弼时代表中共中央在向共产国际的报告大纲中说,中共中央决定于最近半年内召集党的第七次代表大会,出席代表为五百人,希望共产国际派代表指导。
  1938年的六届六中全会,继续讨论了召开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准备工作问题。毛泽东在《论新阶段》的政治报告中最后一个问题谈了“召集党的七次代表大会”的问题。他指出,我们党的全国代表大会,自从1928年开过第六次代表大会以来,由于环境的原因,已有十年没有开大会了。去年12月政治局会议决定准备召集七次代表大会,但准备工作尚未完成,因此今年尚难召集。此次全会扩大会应该讨论加紧这个准备工作的问题,并决定在不久时间实行召集大会。这次大会的政治意义是重大的,它将总结过去的经验,主要的是全国抗战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经验,讨论国内国际的政治形势。讨论如何进一步的团结全民族,团结国共两党及其他党派,进一步的巩固与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讨论如何在长期战争与长期合作中争取抗战最后胜利的方针方法与计划。讨论如何动员全国工人阶级及劳动人民更积极的参加抗战。并应该讨论党在新的情况下如何进一步的团结自己,加强自己,巩固自己与国民党、其他党派及全国人民的联系,以便顺利地执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总方针。除了这些政治的与组织的问题之外,七次大会应该选举新的中央委员会,将全党中最有威信的许多领导同志选进中央委员会来,加强对于全党工作的领导。这次大会的意义如此重大,因此,扩大的六中全会闭幕之后,诸位同志回到各地工作,便应在努力发展党与巩固党的基础上,依照民主的方法,适时地进行选举,使那些最优秀的最为党员群众所信托的干部与党员有机会当选为大会的代表,使七次大会能够集全党优秀于一堂,保证大会的成功。
  六中全会对召开七次代表大会的准备工作及其任务,通过了有关决议。批准了十二月会议关于召集七大的决议,并同意准备委员会向全会提出的报告,决定加紧完成准备工作,在较短时间内召集七大。同时决定七大的议事日程为四项:(一)团结全民族一切生动力量,争取全中国人民对日抗战的最后胜利;(二)动员工人阶级积极参加对日抗战工作;(三)在新条件下党的建设问题;(四)改造党的中央领导机关。会议还决定七大代表为三百五十人。并规定:各地参加大会代表的名额,依各地党员的数量、质量和各地在抗日战争中作用的重要性分配之。代表的产生,除了某项环境关系不能进行民主选举的地区外,须尽可能作到用民主方法选举代表。各地代表由各地省的或区的代表大会选出。在特殊情况下,不能召集上述代表会议时,由各地中央局或军队的政治部按照实际情况酌定办法。地方党部的选举方法由各地最高党部决定。六中全会初步分配了各地的代表名额。各地推选的代表先后到延安集中。后来,七次大会“准备委员会”的工作改由党中央进行。1941年至1943年,中央先后通知华中局书记刘少奇、南方局书记周恩来,北方局书记彭德怀等来延安参加召开七次大会的准备工作。准备工作的重要一环,是选出一个路线正确、思想上政治上团结一致的新的中央委员会。为此,七大代表都参加了延安整风运动,有一部分代表还参加了党的高级干部关于党的历史问题的讨论。
  1939年6月14日,中央书记处发出了关于选举七大代表的通知。根据六中全会的规定,决定增加一百名代表,并具体分配了各地区的代表名额。关于代表成分,根据六中全会决定,工人为百分之二十,妇女、青年百分之十;工人中又要照顾大城市、大产业、铁路、海员、矿山等。代表在政治上要绝对可靠,有一年以上的党龄的正式党员,并真正能代表各地组织,反映该地工作。1939年7月21日,中央书记处又发出关于七大代表选举问题的通知,要求“注意选举当地有信仰的党与群众的领袖”;并规定除选举正式代表外,增选候补代表一百五十人,连正式代表共六百人。通知要求各地于1939年9月1日前选举毕待命。1943年8月1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发出《关于“七大”代表赴延出席大会的指示》,指示规定七大在年底举行,并决定彭德怀、罗瑞卿、蔡树藩、薄一波、吕正操、朱瑞、苏振华到延安出席大会,要求他们交代工作后即行动身,近者于9月内,远者于10月内到达延安参加预备会。其他出席大会的代表也须于最近期间启程。并规定在一些边区增加代表一百二十人,连原有者共七百二十人。
  1944年5月至1945月4月,党召开了六届七中全会,这次会议讨论了并通过了党的《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同时也讨论了关于党的七大的准备工作和城市工作问题。六届七中全会共召开了八次全体会议。1944年5月21日,第一次会议,选出了主席团,大会主席团由毛泽东、朱德、刘少奇、任弼时、周恩来5人组成,毛泽东为中央委员会主席和六届七中全会主席团主席。会议决定,在全会期间由主席团处理日常工作,政治局和书记处停止行使职权。听取了毛泽东代表政治局所作的工作报告,通过了党的七大的议事日程和报告负责人,决定除毛泽东的政治报告由主席团和全会讨论外,其他如关于军事报告、修改党章、党的历史问题等,分别成立四个委员会进行起草。另外,由华北华中、西北等几个代表性的地区作工作报告。1945年3月31日会议,讨论通过了准备向党的七大作的政治报告和准备提交党的七大讨论的党章草案。4月20日会议,通过了准备向党的七大作的军事报告,通过了《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通过了党的七大主席团,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候选人名单和会议日程。《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是党的六届七中全会通过的主要文件之一。它由以任弼时为召集人,有刘少奇、周恩来、博古、洛甫等七人参加的专门委员会负责起草和修改,最后经毛泽东精心修改而成的。《决议》原准备提交党的七大讨论通过,后来征得准备参加七大的各代表团同意,改在党的六届七中全会上讨论通过,主要是为了使党的七大能集中精力讨论抗战建国方针问题。《决议》通过,作为整风运动重要内容的党的高级干部关于党的历史问题的学习讨论宣告胜利结束。总之,整风运动的开展和《决议》的通过,为七大的顺利召开,在思想上、组织上作好了充分的准备。
  1945年4月21日,召开了第七次大会的预备会,毛泽东发表讲话,论述了七次大会的工作方针。在《关于“七大”工作方针的报告》中他指出:我们大会的方针是什么呢?应该是:团结一致,争取胜利。简单讲,就是一个团结,一个胜利。胜利是指我们的目标,团结是指我们的阵线,我们的队伍。我们要有一个团结的队伍去打倒我们的敌人,争取胜利;而队伍中间最主要的、起领导作用的,是我们的党。没有我们的党,中国人民要胜利是不可能的。大会的工作方针就是团结和胜利。大会的眼睛向前看,而不是向后看,不然就要影响大会的成功。大会的眼睛要看着四万万人,以组织我们的队伍。毛泽东在谈到《决议》时指出,这个决议,经同志们详细讨论过。同志们提议将这个问题交七中全会处理,不提交大会,使得大会成为团结的大会,胜利的大会。这个意见很好。这是为全党,为全国的人民,为党的将来着想的。决议昨天七中全会基本通过了,交给大会以后的新中央修改发表。历史决议案上的问题,是关系到多数人的问题,还是少数人的问题?我说是关系到多数人的问题,关系到全党和全国人民的问题。所以我们要谦虚谨慎,不要骄傲急躁。这是多数人的问题。也是我们自己的问题。少数人的问题是容易解决的,譬如提名字,提上两个人的名字,那并不难,但多数人的问题并不是那样容易解决的。我们这次写历史决议是很谨慎的。
  我们在其他问题上,也应该这样。我们要英勇奋斗,但又要谦虚谨慎。历史的教训就是要我们谦虚谨慎。过去有的同志很急躁,希望革命明天就胜利。但是可惜没有胜利,一拖拖了十年。有了三十万党员,几十万军队,头大了,急躁起来了,结果只剩下了一个陕北。有人说,陕北这个地方不好,地瘠民贫。但是,我说,没有陕北那就不得下地。我说陕北是两点:一个落脚点,一个出发点。七大在陕北开会,这是陕北人的光荣。陕北已成为我们一切工作的试验区。我们的一切工作在这里先行试验,在这里开七大,在这里解决历史问题。我们现在还没有胜利,力量还小,前面还有困难。我们有九十多万军队,但不是集中的,而是被分割的,打麻雀战;我们根据地有九千多万人口,但也不是一整块,也是被分割的;我们的敌人还很强大,有强大的日本帝国主义,还有国民党,这两个敌人不是一个类型的,一个守着我们的前门,一个守着后门。所以,我们必须谨慎谦虚,不要骄傲急躁。要戒骄戒躁。谦虚就不骄,就可以戒骄。从前讲“大贾深藏若虚”。做生意的人本钱大他就藏起来,如像没有一样。我们也是这样,我们要保持谦虚。在我们的历史上也有这样的教训,就是大不得。小了就舒舒服服,没有事情,一大就胀起来了,脑壳胀得很大,骄傲起来了,心里也躁了,躁得很。急躁和骄傲是连在一起的,骄傲就要加急躁,急躁的人没有不是骄傲的、不谨慎的、粗枝大叶的。我们现在学会了谨慎这一条。搞了一个历史决议案,三番五次,多少对眼睛看,单是中央委员会几十对眼睛看还不行,七看八看看不出许多问题来,而经过大家一看,一研究,就搞出许多问题来了。很多东西在讨论中你们提出来了,这很好,叫做谨慎从事。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经过三翻四覆的研究,现在还是基本通过,选举了新的中央委员会之后,再拿去粗雕细刻。但这样是不是还会有漏洞呢?还可能有。经过十年八年之后,修中共党史的时候可以看出来,如果有漏洞,就是有漏洞,就这“这一条历史过去搞掉了,不对,要重新添上。”这没有什么,譬如积薪,后来居上,我们对前人也是这样。有漏洞就改,原则是坚持真理。修正错误。
  在七大预备会上,任弼时做了七大准备工作的报告,他说:七大早应举行,但因战争关系,交通阻隔,迟延至今才召开。这固然是个缺点,但也有积极意义:(1)准备了和发展了我们的力量。1937年12月会议决定召集七大时,党员只有五六万人,军队不超过十万人,根据地只有陕甘宁、晋察冀。现在党员已有120万人,军队近百万人,根据地人口近一万万。这时召开七大,意义非常重大。(2)党的思想更加成熟、一致。经过整风、路线学习、审查干部,党内思想更加一致,小资产阶级思想的地盘缩小了;组织更加纯洁,又通过了《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全党达到空前的团结。这种思想上的准备经过了三四年,其意义是非常伟大的。七大可以早开三年、五年,但绝不会有今天开得这样好。接着,他说明了七大代表产生及到会情形,指出:最近中央又决定将代表数目加以调整,并作了具体分配,总计正式代表五百七十人,候补代表二百三十九人,共八百零九人。现在实到正式代表五百四十人,候补代表二百二十一人,共七百六十二人。
  会议一致通过了七中全会向大会预备会提出的六项提案:(一)大会主席团名单:毛泽东、朱德、刘少奇、周恩来、林伯渠、彭德怀、康生、陈云、陈毅、贺龙、徐向前、高岗、张闻天、彭真、任弼时。(二)大会正副秘书长名单:秘书长:任弼时。副秘书长:李富春。(三)大会议事日程:1.毛泽东的政治报告。2.朱德的军事报告。3.刘少奇的修改党章的报告。4.选举中央委员会。(四)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名单:彭真、林彪、刘伯承、陈毅、李富春、高岗、林枫、叶剑英、林伯渠、贺龙、罗贵波、周士第、聂荣臻、刘澜涛、薄一波、王从吾、朱瑞、黄春圃、张鼎丞、刘晓、陈铁铮、陈光。主任:彭真。(五)七大会场规则①各代表及指定的旁听同志应按时到会,每次入会场时必须检查代表证及旁听证,按号入座。②各代表不得无故缺席,有必要缺席时必须向主席团请假。③各代表所发文件及一切记录,要注意保存,准备收回;如有遗失,应即报告大会秘书处,以便立即处理。④大会中的一切报告、发言、讨论及各种情况,未经主席团宣布可公开者,无论代表及旁听者应绝对保密,不得向会外人传布。⑤各代表大会发言时,应先向主席团报名,排定先后,按规定时间发言。⑥如遇警报时,应遵守防空条例,服从防空司令的指挥。⑦关于文具用品、招待卫生等事项,有需要或有意见时,由各代表团汇集交大会秘书处解决。⑧大会期间,一切作息娱乐的时间与制度,应遵守执行,以保障秩序的维持与身体的健康。(六)主席团常务委员会名单、毛泽东、朱德、刘少奇、周恩来、任弼时。
  

延安精神探源/郭必选,杨延虎,任学岭著.—北京:红旗出版社,20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