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2年，在西北局高干会议上，延安县委县政府获得了团体奖励。西北局赠延安县委县政府的题词是：“发展经济的模范”。大会宣布了延安县的主要成绩是：(1)五年来(1938年至1942年)共安置难民3.8万人。(2)积极组织开荒，组织劳动力(如扎工、变工、集体工、强迫“二流子”生产等)，五年来开荒34万余亩，超过原有熟地数。(3)领导了南区合作社及其他各区合作社，1942年全县合作社扩大股金数占边区合作社之半。(4)1937年有羊80头，现有羊6005头；1941年首先运盐，1942年8000驮运盐任务亦能较早完成。(5)机关生产办法好，有成绩。延安县县长刘秉温、县委书记王丕年同时获得表彰，毛泽东为两人分别题词奖励。①
　　高干会议期间，在题为《经济问题与财政问题》的报告中，毛泽东还全面介绍了延安县的领导干部在密切联系群众，大力发展经济生产方面的模范事迹，并对他们获得成绩的原因进行了深入的剖析和总结，他指出：延安县同志们的精神完全是布尔什维克的精神。他们的态度是积极的，在他们的思想中、行动中，没有丝毫消极态度，他们完全不怕困难，他们像生龙活虎一般能够征服一切困难。我们看，延安同志们对于工作是怎样充满了负责精神的：“一九四二年农具贷款放迟了一个时期，早一天早开多少荒地!”“抓紧时间，迅速解决各种问题是必要的，迟一天少开多少荒地!”“制定每个农户的生产计划。”“领导上抓得紧，检查严，对于完成任务是有决定作用的。”这种精神，对于那些一遇困难就唉声叹气，就缩手缩脚的人们，对于那些办事不认真，得过且过，敷衍了事的人们，真是一个天上，一个地下!在这种精神下，延安同志们没有一件事不是实事求是的。他们对于他们所领导的延安全县人民群众的情绪、要求及各种具体情况是充分了解的，他们完全和群众打成一片，他们有很好的调查研究工作，因而他们就学会了马克思主义的领导群众的艺术，他们完全没有主观主义、宗派主义与党八股。这种情形，对于那些处理问题不根据群众要求而根据主观想象的主观主义者，对于那些完全不作调查研究，工作三年五载，下情一点不知的官僚主义者，又是怎么样呢?岂不又是一个在天上，一个在地下嘛!我们希望全边区的同志都有延安同志这样的精神，这样的工作态度，这样的和群众打成一片，这样的调查研究工作，因而也学会领导群众克服困难的马克思主义的艺术，使我们的工作无往而不胜利。边区各县同志中像延安同志这样或差不多这样的人是不少的，我们希望这些同志的模范经验，能够很快地推广到一切县区乡里去。②
　　为了有效推动边区经济的良性和持续发展，1940年11月12日，边区中央局作出了《关于开展边区经济建设的决定》，指出：“广泛地开展边区经济建设，是边区当前刻不容缓的迫切任务。”《决定》要求各级党委必须“以开展经济建设当作当前最迫切的实际中心工作之一”。要求各级党委按照边区政府颁布的经济建设计划，配合各地不同的状况，迅速制定细密的经济建设的具体计划，并建立坚强有力的经济建设组织工作。“各级党委应协同政府、军队与群众团体，毫不顾惜的抽调必要得力干部，配备到经济建设和有关部门中去。各级党的书记必须切实参加经济建设委员会的领导工作，各级经济委员会至少要有一个以上最得力的领导人，并配备以适宜于经济事业的干部，以建立各级经济委员会的经常工作。”③皖南事变以后，边区经济建设的重要性再次得到了全党的高度重视。毛泽东指出“发展经济，保障供给，是我们经济工作和财政工作的总方针”，他要求切实执行统一领导、分散经营的原则，所有中央一级，边区一级，专区一级、县署一级，均应建立关于统一一切生产事业的最强有力的领导机关，按系统统一企业经营方针，统一调整各企业相互间的关系，统一检查各企业的经营方法。并且“县区党政工作人员在财政经济问题上，应以百分之九十的精力帮助农民增加生产”④。在领导全县人民发展经济生产的过程中，延安县委县政府取得了突出的成效，也获得了毛泽东的高度认可，并在一定程度上是具有重要推广价值的典型和模范。以下着重从四个方面，通过具体的数据来进一步展示延安县委县政府在坚决贯彻党的方针政策，紧密依靠群众和有创造性的领导经济建设等方面所取得的显著成效。
　　一、难民安置方面
　　随着抗日战争相持阶段的到来，中央领导层敏锐地预见到边区可能会发生财政和经济困难，经过广泛的动员，1939年春季开始，陕甘宁等边区兴起了以“自己动手，丰衣足食”为口号的民生运动，农村经济因此逐渐开始繁荣。在土地缺少的绥、米、横、榆等地区，当地贫苦农民开始向延安、甘泉等荒地较多的县区迁移。这种来自边区内部的人口流动被定义为移民，另外还有大量来自沦陷区和国统区的难民也在这个时候纷纷涌入边区。
　　据统计，1941年至1943年，边区的移民、难民已达21481户，63618人。⑤边区境内，由于土地和劳动力在空间上分布的不平衡，如果不把剩余的土地和剩余的劳动力有效结合起来，势必会在很大程度上制约农业生产的进一步发展。移民和难民人数众多，蕴含着丰富的劳动力，对于边区来说，是一笔非常宝贵的人力资源。为了有效地安置他们，充分发挥其在生产劳动中的积极性，早在1940年3月，边区政府就出台了优待移民、难民的决定。1943年春，又颁布了优待条例，并把移民、难民的安置工作提升到了“发展农业，安定民生，增长抗战力量”的高度⑥。当全边区的这项工作还处在“自流阶段”的时候，“延安县首先注意这一问题，所以在几年的开荒运动中，收到了很大的成绩，全县人口增加一倍，户口增加一倍以上”⑦。
　　(一)基本情况
　　延安县在1937年的户口是7703户，人口是33705人，可是在1942年户口增加到16446户，人口增加到64292人，增加人口中绝大多数是从延安县以外迁移来的。据统计，五年内新增加的8473户中，就有8009户是移、难民，占增加户口的91.60%。五年中新增的31587人中，有29704人是移、难民，占增加人口的94.3%⑧。由此可见，对延安县而言，移、难民是增加人口的主要原因。如何妥善安置这样多的人口从事生产事业，的确是一件非常艰巨的任务。下面是历年移、难民增加统计表，数字呈逐年增加的趋势：
　　(1)历年来延安难民增加统计表(延安市不计在内)
　　在每年移来那样多人口的情况下，县委县政府用了极大的努力与各种办法来解决他们住的窑洞、吃的粮食、生产用的农具、籽种、肥料。一般说来，难民的劳动力是很强的，延安县荒地很多，他们一来就安置在有荒地的地区，从事垦荒耕种。在这种情形下，几乎成了一个规律：就是移、难民来时很穷，什么也没有，第一年打下经济基础，第二年进行生产，就变成富裕的人，第三年第四年变成中农、富裕中农或富农了。所以在绥德榆林一带，民间有这样的话流传：“下南路发财去”，“吃干饭，生活过得美”。
　　(2)五年来延安县人口数量的增加情况统计表：
　　图表中可鲜明反映：户数增一倍以上，人口数增加接近一倍。
　　延安县境内的移、难民，主要分布在川口区、柳林区、金盆区、姚店区，这些地方荒地很多，人口稀少。
　　(3)延安县政府替移民解决生产困难的统计表：⑨
　　(二)难民迁往延安的原因
　　1.延安县委县政府真正解决了难民的困难，特别是1940年解决难民的吃粮，把影响扩大了。单是川口一区，就给难民调剂了三百担粮，这样难民在1941年就来得多了。
　　2.政府的号召力固然大，但是难民本人将他们切身所得实惠告诉自己亲友及其他社会关系后，这样，响应的就越来越多了。延安县政府还发现在迁来的难民中，持有绥德分区难民证的很少，原因是当地的民众怕在那里拿了安家钱、证明书，下来不自由，或变成公家人，所以宁愿自己找关系找钱来。
　　在进一步总结经验的基础上，延安县委县政府还对今后移来的难民提出了更具针对性的意见：
　　1.发动难民利用社会关系去找人来。
　　2.县、区政府认真替难民们解决困难。
　　3.边区政府拨一部分粮款帮助难民，允许秋后归还。
　　4.坚决执行优待难民决定。
　　(三)解决难民生产困难的办法
　　在《经济问题与财政问题》的报告中，毛泽东详细分析和总结了延安县委县政府在解决难民生产困难等工作中的具体办法，他认为：
　　第一，土地是很多的，县委县政府提出公荒谁开归谁；私荒本人不开，让难民开，三年不出租子，以资鼓励。
　　第二，住窑的问题。开始是住旧窑破窑。以后再有人来，因为多是找亲戚朋友、社会关系来的，来时住在亲友窑中，住下就打窑。还有是头一年先来一人，把窑打下，第二年搬家眷来住。
　　第三，吃粮在农民中进行调剂。1943年县委县政府提出春前借一斗，秋后还一斗三升，有三分的利，鼓励老户借粮，政府保证归还。另一办法是：发动老户与难民调分子、安庄稼、揽工，条件由双方自愿订定。让老户主家剥削一些没有什么问题，因为难民初来什么也没有，虽然被剥削，但不会使他们饿肚子。
　　这些户的吃粮，依靠主家解决。但调分子只能解决自己吃粮，安庄稼的、揽工的，则除自己外，还可解决家人吃粮，这样的有650户，一户以3人计，共1950人，加上调分子359人，共2309人，都是依靠主家解决吃粮的。假如要政府救济的话，一人一年5斗，需粮1154.5石，是多大的数目!所以安庄稼、调分子、揽工，条件由主伙双方自由决定，可以解决很大的问题。不但吃粮问题解决，扩大生产增加了粮食，每户以一个劳动力计，共有1009个劳动力，一个劳动力打2石粮，可以增粮2018石之巨。除消费外，尚可余863.5石，到第二年，这些人就可以自己从事生产了。
　　第四，籽种、土地，都是发动农民给难民调剂。籽种秋后归还，土地出租子，政府保证。
　　第五，举办难民农具贷款，解决开荒工具，收效很大。假使各方面问题(吃粮、农具等)配合不好，会耽误开荒。所以抓紧时间，迅速解决各种问题是必要的，迟一天少开多少荒地。
　　第六，对难民的负担问题。坚决执行边府优待难民的决定，三年中没有负担，相反地，政府还给解决各种困难。今年县、区、乡政府干部节省粮十担，用以拨给难民。中区三乡解决难民吃粮，各种动员工作尽可能少负担。⑩
　　(四)安置难民的具体措施
　　1943年2月22日的《解放日报》上，一篇题为《一支生产劳动军在延安——延安县的移难民》的报道，详细介绍了延安县委县政府在安置难民工作中的具体措施和非常富有创造精神的经验。
　　该文认为，在安置移、难民上最主要的困难，就是粮食和农具。在这些移来的民众中，绝大多数是雇农、贫农和揽工者，所以有的来时除了一些破烂不堪的行李，一些锅碗外，什么也没有。好点的带了一两把农具，当然也有很富的，这是个别的事情。因此：
　　第一，是要解决移、难民耕种的土地。延安县划定川口、柳林、金盆三个区，为本县移民区，特在川口区马四川里划一新民乡。这些地区荒地很多，又肥沃，森林野产丰富，只要移、难民有劳动力开荒，所开的荒地，地权归垦荒者所有，政府给以土地所有权证。初来的难民，除垦荒地，还要种些熟地，熟地由政府代为调剂租种。开的私荒地，地权归原有者，但有永租权，政府并规定，初三年不出租，以鼓励移民垦荒种地。至于先来难民除尽自己劳动力开的荒地外，不容许把某一块荒地占为已有，而应让另外的移民开垦。对于私荒，所有者不开，劝其让给移难民开垦。有时政府代为拨给移难民垦荒。但所有权仍归原主。土地问题就这样得到了妥善的解决。
　　第二，是粮食。移来的民众中，90%以上都没有粮吃，这是一个大问题。假如不解决食粮，他们就会沦为游民，不从事生产，给社会治安增加许多困难。延安县为此用了许多办法，解决他们在生产中的食粮，使其安心垦荒。第一个办法是全县从老户中借粮，调剂给难民吃。1940年到1942年三年中，调剂食粮达1623.38石。为了鼓励老户借粮给新户，在1942年提出春前借一斗，秋后还一斗三升，有三分的利，并且政府保障归还。第二个办法是号召老户给移难民安庄稼、调分子、雇揽工，条件由双方决定。让老户剥削一些，没有什么问题，因为难民初来什么也没有，虽然被剥削，但不会饿肚子，同时他们的劳动力用以扩大了生产，增加了粮食。再一个办法是，政府拨一部分救济粮。1942年，县区乡干部节食10石粮食，拨给难民吃。这些办法中，主要的一个原则，就是以群众的力量来解决移难民的食粮。不能单纯地依靠政府来解决，因为政府没有这样多的粮食。政府在其本身也极端困难的条件下，仍每年拨粮帮助难民。
　　第三，是耕种用的农具。边区政府在1940年拨了2.5万元作为移民费来解决农具困难。1941年、1942年，举办农具贷款数十万元，收效很大。一般说，移、难民开荒要镢头(铧还不需要)，只要有了镢头，移、难民开荒的热情就很高，往往天黑还不休息。其次就是发动老户借用。在马市川沟难民中，有这样生动的故事。一个妇女丈夫在外做工去了，她在荒山上等别人开荒累了，休息抽一袋烟时，马上借来农具掏地，人家休息过去了，就立刻还人家镢头，又开始等着。
　　第四，调剂籽种。难民特别需要洋芋籽，因为洋芋早收，产量多，可以当粮食吃，垦区恰恰缺乏洋芋籽。延安县为此在老户中进行调剂，1942年调剂洋芋籽13555斤。
　　第五，是住窑问题。开始是整理破烂庄子的旧窑，住满了，在先来户中，拨给一部分。移、难民有劳动力，自己打窑，窑打下，头年粮食收下，再把家眷搬来住。
　　(五)川口区移、难民安置情况
　　川口区新民三乡安置移、难民的情形最能说明问题。
　　这个乡在1939年，只是马市川沟里的庄子，其范围仅到李家渠，再往后就是荒山和野兽出没之所。自边区政府1939年划该区为移民垦荒区后，4年中，从过去11个庄子发展到1942年的48个。
　　这个乡的经济发展情况，从以下几个列表中可以有所反映。
　　(1)人口统计表
　　(2)移难民的籍贯统计表(11)
　　(3)劳动力统计表
　　(4)1942年的生产情形统计表
　　相比而言，这个乡已经是富裕的乡了。全乡经济发展了，担负了公粮公盐，人民生活已经改善。在1942年春天时，县政府负责同志去解决他们吃粮时，他们有的吃粗糠、吃榆树叶，政府很迅速拨粮食数十石。秋收后再次去该乡了解情况时，家家条囤装满了粮食，招待政府去的干部吃馍吃肉，虽未完全丰衣足食，但也达到了基本的小康之家。经济发展了，人民自发地在安家时组织起了一个消费合作社，集中股金56万元，供给该乡人民火柴、布匹等。在延安市，市场出卖粮食，大都产自该乡。他们卖粮食，买布匹、买食盐……光景是一天天好起来。
　　政府给该乡移、难民解决了些什么问题呢?主要是食粮。在4年中共调剂食粮达500余石，农贷款50余万元。土地很多，只要有力量开，要开多少就有多少。县区级干部来当地帮他们解决问题。
　　总结中，延安县认为他们的工作还存在一定的不足：例如1942年征收救国公粮时，农村干部没有很好地执行优待难民政策，以致有些初来一年的、两年的移、难民都或多或少征收了公粮。县政府发现后，认为违反政策，立派负责干部前去解决，调整减少。有200余户减征或免征，公粮减少37石余。这样一来，移、难民对政府的信任感得到了有效提高。在执行移民政策中，不可避免的有缺点，但延安县力求做到随时注意纠正与克服。
　　几年来，延安县在安置移、难民中，遇到许多困难，但他们都想方设法地克服了。可以说，对安置移、难民工作，在干部和群众中有了认识，有了经验。1943年的生产计划中，他们有把握地安置1万移、难民，从事生产。其计划是：
　　金盆区、柳林区及川口区、姚店区、延河以南半个区，划为该县垦殖区，可吸收移、难民1万人，估计有2000劳动力，每劳动力开荒9亩，共计开荒1.8万亩，可增粮食3600石。
　　移民垦荒办法：
　　第一，解决农具，举办难民农具贷款45万元，以解决垦荒工具，可买镢头2000把，锄头1000把。
　　第二，解决食粮。2000劳动力春耕三个月，一月一劳动力需口粮1.5斗，三个月4.5斗，共需900石，其余8000人吃粮，每人抵半个劳动力，三个月需口粮2.25斗，共需1800石。以上共计2700石，由政府在农民中互相调剂，秋收后归还。政府另拨粮一部分接济之。
　　第三，优待移、难民，保证三年不出公粮。
　　现在根据不完全的材料，新移来的民众依然很多。据金盆区负责同志介绍，1943年来的比1942年来的还多。当然这是县政府所欢迎的，但也要区乡政府立即妥当迅速地解决他们的各种困难。延安县认为他们不怕来的人多，愈多愈好，反而怪历史上给延安县遗留的人口太少了，为发展生产带来了许多困难。假如在两三年后，延安人口可以达到10万人口以上，他们的工作，将是另一番现象了。固然，新移来的民众，给政府、给当地人民增加了一些困难，但终究是有好处的。因为每增加一个劳动力，每年就增加细粮三石。历年增加粮食数如下表：
　　上表列出的每年“劳动力”数，是当年增加与上年增加的劳动力合起来算的。粮食数量增加了38586石是相当可观的。而这仅仅是最低限度的估计，一个劳动力有的可以达到年打10石粮的。假如人口增加，劳动力增加，劳动效能提高，则不仅可以自给，缴纳公粮，在不久的将来，还可以有粮输出。因此，延安县委县政府表示他们一定要这样做，而且一定能做好。
　　二、开垦荒地方面
　　在谈到增产粮食和棉花的问题时，毛泽东曾明确指出：应该实行一些切实有效，而不是空洞夸张的政策，根据过去的经验，减租减息，增开荒地，推广植棉，不违农时，调剂劳动力，增加农贷，提供技术与准备实行累进税——这八项政策是必须执行的，是可以做、必须做并且会切实有效的农业政策。除累进税一项1943年是做准备工作或只在几县试办外，其余七项，应即全部实施。
　　增开荒地，是八项政策中的第二条，毛泽东指出：根据荒地多的地方农民认为深耕不如开荒的要求，应在一切有荒地的县、区、乡组织农民多开荒地，以期增产粮食。开荒除老户抛熟垦新所开者外，主要靠召集移民来开，移民条件现在是有的，各县应做很大的组织工作。各县应根据可能条件分别新户老户，规定具体任务。照延安县的办法，订立每家耕种计划。这种计划，应将开荒地，种熟地一概包括在内。1943年全边区增产粮食数目拟定为细粮8万担，从人民与军队、开荒与改良农作法各方面来完成它。(12)
　　(一)边区开荒取得的成绩
　　1939年，边区群众开荒计919089亩，与原定计划815200亩相比，超过103889亩，完成113%，各县的具体情况如下表：
　　边区地广人稀，除绥德分区外，其余各分区均有大量荒地可资开垦。开荒除组织大量老户进行外，其次就是要组织与吸收移难民来开荒。为了鼓励大家开荒，政府除规定公荒谁开归谁所有外，私荒如地主不开，其他人即可自由开垦，并三年免交地租。因此，开荒自1939年以后，每年都新开了许多荒地；而1943年因移民增多及组织劳动互助的结果使得开荒更成为普遍的运动，原计划不过39万亩，实际上完成了97万余亩。历年开荒数目如下：
　　(二)边区开荒的主要经验
　　1.优待政策——奖励开荒
　　1943年3月1日颁布的《甘宁边区优待移难民垦荒条例》明确规定：
　　凡移、难民从事垦荒者，不论本人以自力耕种或以资本雇人耕种，均得享受下列各项之优待：
　　(1)经移民、难民自力开垦或雇人开垦之公地，其土地所有权归移民或难民，并由县政府发给登记证，此项开垦之公地三年免收公粮；经开垦之私荒，依照地权条例，三年免税地租。三年后依照租佃条例办理，地主不得任意收回土地。
　　(2)移居垦区的移民、难民，如因种菜或种粮需少许熟地，得呈请乡政府视可能情况酌予调剂。
　　(3)移、难民无力打窑洞，或在未打好窑洞之前，得由县政府就当地公私窑洞或房屋予以调剂暂住，待该移、难民自行建有窑洞或房屋后归还之。
　　(4)凡移、难民无力购买耕牛、农具、种子，或缺乏粮食者，得由县政府呈请边区政府优先予以农贷之帮助。如农贷尚不足需要时，得由乡政府帮助向老户借贷，或发动老户互助解决之。
　　(5)移、难民自移入边区居住耕种之日起，对于运输公盐、运输公粮、修公路等义务劳动，第一年全免，第二年第三年分别依家庭经济情况酌减，如第二年第三年仍然生活困难者，得全免。
　　……
　　凡边区人民所享受之民主自由权利以及人权财权之保障等权利，移、难民均与边区之老户同等享受之。
　　移、难民在边区居住从事开垦之三年后，如因生活仍很困难无法负担公粮者，得继续减免。(13)
　　2.加强领导
　　领导高度重视和积极参与，是当时开荒工作取得突出成效的重要保障，陇东分区在《1943年上半年的经济建设工作总结报告》中，尤其强调了这个方面，并认为：主观上在领导方面加强了对开荒工作的领导，是完成与超过任务的主要因素。在这方面，他们做的工作是：
　　(1)统一认识，纠正轻视生产的思想。在2月间，各县都召开区干部联席大会，庆阳县的乡长还参加了县的区长联席会议，将高干会的精神，传达到区乡干部中间去，使干部了解了生产第一的意义。在陇东农业生产占主要地位，而上半年农业生产以开荒增加耕地面积为主要工作，并对一些干部对生产没信心，对春荒不能开，与让群众自流生产的自由主义与尾巴主义作了必要的纠正与批评。如环县二月间的县级干部大会有区长参加，进行了生产大动员，以整风的精神，检讨了对生产的错误思想。各区召开的乡长联席会议，只着重的进行生产思想的反省，对认为“老百姓谁个不会生产多打粮，何必公家多管闲事”的自流思想的干部，作了彻底批评，这样才引起了各乡干部对生产重视，对开荒重视，打破了认为不能开春荒的观点。如合水在四月间西华池召开的县区干部大会，作了一次干部对生产工作认识的测验，并在会议上纠正了一些干部以部分落后群众的意识，作为自己的意识向上级反映的“尾巴主义”思想。其他各县也都作了不少的对干部教育与批评，把干部轻视生产的思想大部分转变过来了。
　　(2)领导深入，干部起模范。从分区级主要负责同志直至县区乡干部，都亲身到农村督促领导开荒，对干部中不正确的倾向，随时加以纠正。环县陈县长亲到县区四乡领导开荒，合水王县长亲到三区组织变工队开荒，庆阳苏县长亲到新堡区领导督促春耕。与此同时，乡干部如镇原三岔何家岔乡文书，合水六区二乡文书陈第让，卅里铺五乡自卫军区长都亲自领导或一个乡或一个行政村的集体开荒。如环县环城区一乡文书黄治海，不仅让荒地20亩给无荒的人开，帮助牛工给董治国开荒三天，而且自己又亲自领导四村十一户农民的牛十一对开荒……举不胜举。这次突击开荒中县区干部大部参加了而且亲自领导检查开荒确实与否。领导上因为有如此的深入与干部起模范作用，才将开荒运动普遍地展开来。
　　(3)普遍动员，抓紧时机。在乡村开村民会，宣传动员。宣传的口号是：“今年公粮只征18万石”、“开荒三年不出租，一年不征公粮”……在群众中普遍的宣传起了很大作用，因而群众参加开荒的很普遍。如华池劳动力牛力3/4参加了，其他各县亦在一半以上，各县开荒不但动员地主、商工、读书人开荒，而且连庙官、瞎子也自动地开荒了(庆阳卅里铺)。各县抓住这一雨后时机进行突击，老三县有两次至三次的，新三县大突击一次，华池县开荒成绩3/4是突击期间得来的。
　　(4)群众调剂与政府帮助相结合。各县在过去都反映说“有荒地的无人开，想开荒的无荒地”。专署为了抓紧时机开荒，便令各县提出“先开荒后认粮，与超界可以开荒”的口号。这一指示到了各县乡村，提高了群众开荒情绪。如镇原群众说，“我们老早就等公家下命令着哩”，便引起群众抢着开荒地。对工作纠纷案件也解决了不少。如合水解决了173件，庆阳解决了70多件；镇原四个区，统计开荒中解决了挡牛纠纷案34件。针对移、难民没耕牛、农具、籽种与口粮等实际问题，政府先后发出农贷240万元，青苗贷款40万元，借出粮1600石，发救济粮380石，发动群众互相调剂借粮77.3石，合水还借出籽种50石，使全分区因之多开荒6116亩，华池就因放农贷多开3186亩，环县多开了2630亩，又如华池因放给移民数万元农贷，在小风川的16户移民中各买了1条牛，铧1页，锄头1把，政府又给了救济粮7石，现已开荒500亩。
　　(5)组织和调剂了劳动力。自合水盘马村创造集体开荒例子后，各县也都纷纷响应，进行集体开荒。如庆阳卅里铺五乡以行政村为单位开荒两次，共动员牲口210条，镢锄头95把，两天开荒270亩。环县共组织集体小组17个，参加人232名，牛110对，开荒426亩。合水组织了38个集体开荒队，参加人共480名，牛585对，开荒1554亩。
　　(6)各县奖励了劳动英雄，特别是开荒劳动英雄，并发动了部分的竞赛(先奖励劳动英雄与发动竞赛的)，对群众起了很大作用。
　　(三)1942年延安县八万亩开荒计划完成的经验
　　1942年，延安县立足实际，紧密依靠群众，克服了多种困难，他们在宣传上、粮食调剂上、窑洞和农具的配发上都做了大量细致并卓有成效的工作，一举完成了八万亩的开荒计划。在年底召开的高干会议上，毛泽东对此给予了高度的肯定，并由此认定，“我们的地方党与地方政府在农业上有许多工作可做与应做，而且，只要扼要、得法，一做就会生效”(14)。认真归纳起来，延安县组织群众圆满完成开荒任务方面的经验，主要体现在以下七个方面。
　　1.依靠移来难民的劳动力来开荒。1940—1942年的难民有25428人。五个人一个劳动力，有5086个劳动力。一个劳动力一年开荒10亩，计50860亩(开10亩是三年来难民开荒的平均数，1942年每个劳动力开的比这还多)。
　　2.依靠老户的劳动力、畜力来开荒，计29399亩。老户的劳动力有10616个，平均一个劳动力开不上三分地就可以完成。
　　3.但组织劳动力是一件大工作。本年采取集体工方式推行集体劳动，如扎工变工，组织妇女、“二流子”参加生产。共组织扎工487个。另外吸收4939个好劳动力参加集体劳动(变工)，几乎占总劳动力的1/3(今春统计全县劳动力15702个)，即三个人中有一个参加集体劳动。扎工就是由农村中好劳动力8个至10个一组，设工头一人，开荒时给人家或自己开荒，锄地时给人家或自己锄地。工头有时参加劳动，就拿两个劳动日的工资；不劳动，拿一个劳动日的工资。参加扎工的有全为本村人，也有外来人或外村人与本村农民共同组织的。组织“二流子”参加生产，农民十分高兴，可以鼓励农民劳动热忱的提高。妇女参加生产，一年比一年多。特别是难民妇女，开荒有她们，锄草的更多。柳林区本年有39人，川口区三乡难民妇女没有镢头，跑到山里等别人累了休息的时候，拿了镢头开荒，人家休息过了把镢头还回，又等着。
　　4.依靠于每个农户的生产计划。1942年延安县着重每一农户生产计划的制订，由本人家中商量好，本人同意订出的。政府印了统一的表格，里面包括开荒锄草等。计划订好，贴在每户的窑里，以后政府检查每户的生产计划时，即按此表进行。农户计划的制订，应按：(1)去年生产情形；(2)今年可能扩大生产的条件；(3)劳动力(人力牛力)多少来订；(4)得本人同意；(5)要有经常的检查督促工作。
　　5.农贷的结果，特别是对难民10万元的农具贷款。难民来时什么也没有，开荒却先要用“梢镢”刨去“梢”，才能用镢头开荒。农具贷款发给后解决了农具，难民开荒的热忱很高，六天可以开一垧。1942年农具贷款放迟了一个时期，早一天早开多少荒地。
　　6.春耕时，动员工作应尽量减少，让农民有时间去开荒，去生产。
　　7.政府对开荒工作抓得紧。开荒时间仅三个月，以100天计，一天要开800亩，需要1600个劳动力，占去全县劳动力1/10。在4月19日前还只开了1.5万亩。距完成任务尚短得多，而时间已去了2/3，所以下雨后从4月20日起突击开荒20天，在20天中完成总任务的50%以上。3月10日到4月19日前，开荒1.5万亩，占总任务的18.7%，突击20天，开荒46442亩，占总任务的58%。
　　在突击中最好的为下列各区：
　　柳林区：突击时与19日前开荒数之比，为1294.4∶100。
　　姚店区：突击时与19日前开荒数之比，为1184.4∶100。
　　川口区：突击时与19日前开荒数之比，为432.1∶100。
　　县政府对于开荒工作，前后开区长会二次检查，发了三次指示信，县政府干部下区乡达三次之多。区对乡工作的检查有的达七八次，至少有三次。乡对村的检查次数也不少。领导上抓得紧，检查严，对于完成任务是有决定作用的。
　　由于移民政策的落实，延安县劳动力增加。再加上“二流子”的改造，调动了全县人民生产劳动的积极性，开荒数量不断增大，所以粮食生产也在逐年增加。仅以征收公粮一项为例，作为全边区经济建设的模范，在上交公粮方面为边区作出示范：1937年起征公粮时，全边区共征收1万石公粮，而延安县承担1000石，占到全边区1/10；1939年全边区共征收5.2万石公粮，延安县承担5500石，占1/10强；1941年全边区共征收公粮20万石，延安县承担2.6万石，占到全边区1/10更强。就在边区特别困难的1941年，延安县当时5万多人口，不仅完成2.6万石公粮，还购公债8万元，运盐5400驮，交公草325万斤，各项工作走在边区前头。(15)这正如1943年2月3日《解放日报》社论《向领导经济建设授奖同志学习》中所说：“以延安县论”，那里的领导同志们数年如一日地提倡了经济建设，而延安群众财富增长的速率站在全边区各县的第一位，财政负担能力也占全边区的第一位。
　　三、改造“二流子”方面
　　在旧社会里，一方面是上层阶级不劳而食，过着寄生生活，他们鄙视劳动，贪污腐化，投机取巧，欺骗谲诈；一方面是广大群众被剥夺了生存条件而流离失所，无衣无食，加之烟酒嫖赌等不良风习的传染，于是社会上便产生一个无所事事、好吃懒做、不务正业的流氓阶层。这些人受了旧统治阶级寄生生活的影响脱离生产，以军阀土劣为首脑和依靠，本身生活是胡嫖乱赌，吸大烟不务正业，对人民拐骗窃盗，欺善助恶，他们大多数是黑暗社会制度下的牺牲品，反转来又成为社会上的蠹虫和祸害。以前延安的民谣说：“延安府，柳根水，十有九个洋烟鬼”，正是说明了革命前流氓之多(其中一部分为恶较小者，可称之为游民)，这些流氓，在当地被俗称为“二流子”。根据延安市的调查，1937年前全市人口不到3000，而“二流子”就将近500，占人口数的16%。延安县的材料则显示该县1937年人口为3万左右，“二流子”数字为1692人，占人口比率的5%。
　　自1937年革命政权巩固以后，边区人民的各种枷锁得以解除，生产发展，人心振奋，原来3万多流氓分子中的极大部分自觉地变成了自食其力的劳动者，所以截至1942年年初的统计，全边区已只有“二流子”9554人，他们中的2/3已变成了好公民，同时这9000余人之中，还有一大部分是多少也从事一些劳动的所谓“半二流子”。
　　边区改造“二流子”工作进行得最早的地区是延安和华池，这两个县在1939年边区党政提倡发展生产以来，即开始进行了改造“二流子”参加生产的工作，以后，以延安、华池两县改造“二流子”的初步经验，边区党政也提出了改造“二流子”参加生产的号召，但还没有发动为全边区改造“二流子”的运动。经过1942年底高干会议以后，为了把边区生产运动提到新的更加发展的阶段，改造“二流子”参加生产的工作，在边区也有了广泛的发展，形成了普遍的群众运动。因此在1942年的时间里，年初统计的9554名“二流子”，到年底已经改造了5587名，即改造了58.8%。(16)
　　(一)改造“二流子”工作的基本经验
　　为了进一步总结经验，巩固并推广边区在改造“二流子”方面取得的突出成绩，中共中央西北局调查研究室在1944年认真梳理了这一方面的工作，并撰写了《边区二流子的改造》，把相关经验概括为以下四个方面：
　　1.深入调查每个“二流子”的具体情况，并且恰当地分清“二流子”、“半二流子”和“非二流子”的界限。在当时，“二流子”的名词在农村中已成为众所厌恶的头衔，所以在判定谁是“二流子”时，一方面不能让真“二流子”漏过；另一方面又不能冤屈好人。个别地区在确定谁是“二流子”时，也曾发生过偏向，如延安市西区侯家沟李秀珍，种六垧地，不做坏事，也无不良嗜好，每年出两三斗公粮，因为原来是延安城里的人，没受苦习惯，种地打不下粮，生活过不了，曾一度将耕牛卖了，侯家沟都是受苦人，大家便“推举”他是“二流子”，这就未免把“二流子”的界限定得太宽了，而且是强凑数。再如赤水一位乡文书把一位靠出租土地并雇人耕作的地主列为“二流子”，也是不适当的。这是犯了单纯以不参加生产来定“二流子”界限的毛病。但特别发生得多的偏向，是把那些积极从事生产，但又染有不良嗜好的，兼作巫神吹手的，或嫖赌浪荡的人列为“二流子”，这又犯了不问其在生产中的地位，而单纯由其行动来定“二流子”界限的毛病。
　　对于每个“二流子”都必须把他们的详细情况调查清楚，一方面可以根据每人的情况帮助他们改正，知道改造时从哪里入手；另一方面也好使“二流子”承认自己的错误。如延安县蟠龙区有一个叫姜五成的“二流子”曾责问乡村干部说：“你有什么理由说我是‘二流子’，我一年还出点公粮，还逢集卖饭。”后经乡村干部仔细问他，又访问附近的亲邻，收集了他平日搬弄是非，作投机买卖，造谣生事，不好好生产等项事实，然后把具体情况和他说清楚，他不但承认自己是“二流子”，而且还主动要求政府帮他改正。又如延市东关女“二流子”向某某，一贯招引闲汉，当政府把她编入“二流子”小组进行改造时，她气极狡辩，并把她丈夫带到区上讲理，经区上干部耐心而又直率地一项项指出她的劣迹以后，她才承认了。这就是说，如果没有把“二流子”的事迹调查清楚，不说服他们认清自己的问题所在，那是无法帮助他们改造的。
　　2.党政的领导教育与群众的监督帮助相结合。各地党政对于改造“二流子”工作是抓得紧的。区乡干部都来劝导“二流子”好好生产，帮助他们订计划，并常常检查帮助，对那些习性较深的也曾实行了强制的办法，但改造“二流子”辉煌成绩的获得，归根到底取决于党政领导与群众监督的结合。对于党政宣传改造“二流子”，群众是极端赞成的。他们被发动起来，并热烈地参加了这一工作。1942年曾有过这样一些事例：富县张村驿一个嗜好很大的“二流子”，他的孙子一见他时就跪在他跟前劝他戒绝嗜好，直到他答应才站起来。延安姚店区“二流子”谢明旺，老婆劝他改正他不听，老婆就回了娘家，要和他离婚。赤水“二流子”何二的老婆，看见他做坏事，就到政府去报告。清涧城区“二流子”王玉凡的七岁儿子哭着不让别人把王玉凡叫“二流子”，也不让戴“二流子”布条，使得王玉凡受了很大的感动。这些妻劝夫、子劝父的事迹足以使人感动。许多乡村在村民公约和生产计划上都订下了改造“二流子”一条。清涧许多乡村的《村民公约》上，更进一步规定对“二流子”实行“经济封锁”，使之无法活动，然后规劝改正。如城区一个“二流子”，偷卖家里的口袋，到处卖不出去，有一次一个人答应买他的口袋，他很高兴，可是买口袋的人，把口袋送还他老婆，要他回家取钱，这样的“经济封锁”就逼得这个“二流子”参加了生产。赤水的小学生见了年长的“二流子”就问：“‘二流子’爷爷，你的生产计划完成了吗?”去年依靠群众力量来改造“二流子”尤为成功之处就是农村有威望人士和劳动英雄们对“二流子”的劝导帮助。由于他们对“二流子”了解很清楚，住得近，容易劝导和监督，他们或是自发的，或是受了政府委托给“二流子”作保人，帮助“二流子”改正。在他们的帮助下，无数“二流子”很快地得到了转变，如像申长林就帮助了两个“二流子”转变了，杨朝臣帮助了六个“二流子”转变。不难想象，如果没有广大群众的积极参加，只是党政干部去作，改造“二流子”工作是不会有这样大成绩的。
　　3.劝说感化与强制处罚相结合。在劝说感化上，一方面是对于个别“二流子”的，这除了个别谈话规劝外，还有的是使他们去受劳动英雄的感化。如像举行边区劳动英雄大会时，延安市政府曾找了五个“二流子”参加旁听，大会上对于这五个“二流子”与劳动英雄一样招待，献旗、请酒、开晚会等，他们都一样地去参加。起先这五个“二流子”以为政府要骗他们去生产，但经过了会议，看到了劳动英雄们的荣耀，受到了劳动英雄们的教育，他们感动了，在劳动英雄们的面前，他们宣布了自己的生产计划。在大会上，他们自动宣布：“如果再不改正，就不算是个活人了”。另一方面，是以反对“二流子”为内容的社会教育的实施。在春耕动员中，各处干部都宣传了改造“二流子”的意义。奖励劳动英雄大会上，戴红花的劳动英雄坐主席台上，挂白条的有名的“二流子”则低头立在劳动英雄身旁，这种显著的对照是最有力的社会教育。在各地的民间小调、童谣和秧歌剧中，都装进了激励“二流子”转变的内容。定边县曾发动“二流子”反省运动。提出“‘二流子’有什么坏处”和“为什么要当‘二流子’”等问题，要“二流子”进行反省。赤水曾发动“二流子”竞赛。延安市曾为“二流子”制定纪律和公约：(1)不染不良嗜好；(2)不串门子；(3)不招闲人；(4)不挑拨是非；(5)要有正当职业；(6)如有违反，罚工。该市各个乡村都将“二流子”名单和这个公约在村民大会上宣布了，并将“二流子”编成小组，以便管理领导和他们互相监督，并指定乡村干部或党员当小组长，也有的由“二流子”自选组长，负责检查转变情形，转变好的给以奖励，不转变的，小组批评，这就使得“二流子”无法再逍遥浪荡。在边区劳动英雄大会期间，延安市又召集了63个没有转变的“二流子”，开了五天大会，党政干部苦口婆心地劝导他们，又请了由“二流子”转变过来的著名劳动英雄刘生海去讲话，五个参加了劳动英雄代表大会的“二流子”也做了报告，如王万春就曾说：“人家是耕二余一丰衣足食，人人尊敬的劳动英雄，咱们是一天吃不上一顿，人人讨厌的‘二流子’。我们是有志气的人，我们要用劳动赎回我们的名誉，不能做到耕二余一也要做到耕三余一。现在我们头上有太阳啦，毛主席替我们想办法，过好日子，这是穷人的福气，共产党把我们扶起来，就不要自己再倒下去。”这样的话正是代表“二流子”受到感动从内心中吐出来的真情话，在这样的五天大会当中，到会的“二流子”都制订了自己转变的计划，从前那些应付政府不想改变的“二流子”，在会上也坦白地讲出了自己的心意，就此后要真正改悔。改造最好的典型是西区的赵银娃。赵银娃原是西区老户赵阁老的后代，已经40岁了，有婆姨和三个小孩，劳动力很强，因为失去土地，没兴趣劳动，就偷糜子盗谷子，搞到钱就吃几天，没钱时孩子饿得哭，他也东转西转不管，是大家公认最难改变的一个。区上老百姓也说：“政府改造‘二流子’，如果能把赵银娃改变过来，那就真有本事。”但他自开会回去就实行他的计划，在会上原说是在腊月砍2000斤柴的，因为他起早贪黑地干，16天工夫，就砍了2000斤，而且还在继续砍，准备超过计划。大家都说无法改变的“二流子”也居然有了变化。此外环县、定边、清涧、新宁、延安等许多县份对转变的“二流子”实行了奖励，在他们之中产生了不少刘生海式的劳动英雄，光新宁县就奖励了25个转变的“二流子”。
　　像以上这些劝导感化的办法，对于激励“二流子”转变，都起了很大的作用。
　　但是有些老“二流子”，习性太深，很难改造，所以劝导之外，也必须实行适当的强制和处罚。延安姚店区五乡“二流子”罗兴银经过三次劝说仍不改正，后来在甘谷驿集市上挂了“二流子”牌就转变了。许多县区将“二流子”编成变、扎工队，如淳耀崔家原9个“二流子”组成一个送粪班子，因为创造了接力送粪办法，他们以8个工就将需要23个工送的20车粪送完了，效率提高了3倍。又如延安县乌阳区集中了18个“二流子”编成扎工队，由刘区长亲任功德主，由好劳动的老村长高福有任队长，在劳动中，“二流子”们转变了，不仅把每人往年荒芜的地都锄了二三遍，而且由于劳动认真，各村群众还争出较高的工资，抢着拉他们去锄草。在两个半多月的劳动之后，就有14个“二流子”表现了真心转变。更多的县区则在举行劳动英雄大会时给那些有名的“二流子”戴白布条、挂木牌。靖边则派“二流子”修坝，清涧罚“二流子”扫街，并把他们编成“二流子”队，有人转变好了，就可以退去。延安叫女“二流子”洗衣服，新正则预先确定“二流子”负担公粮数目逼其生产。所有这些强制和处罚办法，只不过施行于少数最顽劣者，并促使别的“二流子”警惕，其目的仍在教育，并与教育感化兼并施行。不过也有少数地方单纯使用处罚办法而未先进行多方的劝导，或者处罚过多，或者采取了过火的戴高帽子游街，硬给家门上挂“二流子”牌等形式，对不生产而未违法的也个别有加以拘禁的，这些就有点偏了。
　　4.为“二流子”解决生产上的困难。许多“二流子”虽已表示愿意转变，但因为一向生活浪荡，大多早已失去了土地，或者缺乏工具、牛力、籽种等生产条件，家中又无粮食，找职业则没有门路，若不帮他们解决这些困难，转变还是不容易的。延安市南区政府在转变的50个“二流子”中，给13个人找到了泥工，给13个人借资本摆摊做小买卖，给一个人调剂了土地；女“二流子”17人则发给纺车使其纺纱。至于政府发动群众及群众自动给予“二流子”的物质帮助，更是无法胜数。申长林帮助两个“二流子”6斗米，杨朝臣给张月华、张炳仁帮了一整个春天的牛工，这是很大的帮助。
　　深入调查每个“二流子”情况，恰当的分清“二流子”、“半二流子”和“非二流子”的界限；党政领导教育与群众监督帮助相结合；感化教育与强制处罚并施，以及对于决心转变的“二流子”给以物质上的帮助，这就是改造“二流子”工作中的几项主要经验与办法。但不是说我们在工作中没有缺点，譬如说有些地区或者把“二流子”的范围定得太宽了，或者只有干部的监督而缺乏群众的发动，或者强制处罚多而耐心的劝说教育少，或者只帮助“二流子”订了生产计划而缺乏经常的检查和帮助，还有是各县区乡间对于“二流子”逃藏还缺乏互相监督通报的制度……所有这些都是缺点，是今后所应更加改进的。
　　(二)延安县动员“二流子”参加生产的经验
　　在对延安县的“二流子”改造工作进行了认真的调查和研究后，毛泽东也进一步总结了该县动员“二流子”参加生产的一些基本情况和经验结果。
　　1.各区改造事例。
　　(1)盘龙区某巫神，将三山刀打成镢头，向群众说：再不骗人，从此努力下苦。
　　(2)川口区三乡李家渠惠三、高武2人，今春每人分配开荒6亩，完成而且超过2亩。四乡田家圪崂杨应成，分配开荒6亩，完成9亩。
　　(3)柳林区今年纠正7人，参加生产。乌羊区查出12人，斗争后，有9人参加生产。丰富区8人，姚店区甘谷驿8人组成两个组，到张家沟开荒。
　　(4)丰富区三乡南义沟白粉玉，1936年前是神官，1941年有1头牛，雇一人，有羊200只，当村长，出公粮10.2担，公盐200斤，公草500斤，今年增加1头牛，一个调分子，扩大生产，现在光景好了。
　　(5)盘龙区“二流子”，因政府动员他们参加生产，他们说：今年事情不对，公家将咱这批人抓得太紧了。如四乡李家砭李德金，过去吃洋烟，今年开荒6亩，烟也丢掉。全区有27个“二流子”，写保条好好生产，结果有20个很好。
　　(6)牡丹区刘家坪某，政府动员他参加生产后，光景过好了，以后遇见工作人员去，他就好好招待，说：“政府叫咱好好生产是对的”。该区曹玉成，过去是个“二流子”，不种地，也不砍柴，不管冬夏，披着个捉襟见肘的烂棉袄，蜷缩在冷炕上，每天吃上二钱洋烟，婆姨姓在饥寒交迫中啼哭着。革命后，在政府的教育下，现在他是四乡的生产主任，人人称赞他工作有办法，劳动英雄。并且他对“二流子”抓得很紧，逼着他们做生产计划，五天上山检查一次。刘拐、阎凤和在他督促下，今年每人种了8垧多地。
　　2.县委县政府动员的办法。
　　(1)做好宣传教育说服，叫他们好好生产，粮食打下，光景好。
　　(2)由政府给以一定的生产任务，如开荒(上面的例子)，按时检查，并在农村中指定专人监督他们生产。
　　(3)发动群众向他们作斗争，逼得他们参加生产。今年盘龙三乡金盆河与云山寺两庄，发动生产竞赛。在这个情形下，金盆河庄的“二流子”常德功，被全庄人斗争的上山开荒，开了3亩荒地，正准备种地15亩。
　　(4)组织在集体劳动中，将“二流子”集中在区上，组成开荒组，烟戒掉了回去。开的荒、种的地，谁的归谁。
　　(5)政府给“二流子”解决了生产方面的一些困难。
　　3.结果。
　　群众是非常欢迎政府叫“二流子”生产的。因为“二流子”成天不劳动，不出公粮，每逢有动员工作还说怪话，群众死反对。就“二流子”本身来说，在生产有实际成效后，他们知道政府是为了他们好的，上面的例子说明了这一点。个别顽固不改的，也有政府动员时跑走了，又回来，仍然参加一些轻便的生产。延安县没有“二流子”成土匪的事情。
　　四、领导合作社方面
　　我们党所领导的合作社事业，是从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以前就开始了的。而陕甘宁边区合作社经济的产生，则是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的后期。1941年以后，党中央为了有效克服边区在财政经济方面面临的巨大困难，提出了“发展经济，保障供给”的方针，同时强调指出发展经济的重要办法是通过互助合作社运动来发展农业生产和其他方面的经济(17)。1943年，毛泽东曾总结说：“合作社的性质，就是为群众服务，这就是处处要想到群众为群众打算，把群众的利益放在第一位。这是我们与国民党的根本区别，也是共产党员革命的出发点和归宿。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想问题从群众出发而又以群众为归宿，那就什么都能办好。因此，我们每个共产党员都要替人民着想，部队的负责同志要替战士着想，机关学校的负责同志要替大厨房着想，替杂务人员着想。这种群众观点的生产学说打破了过去各种不正确的‘学说’，也只有这种为群众的学说，才能把生产搞得好。”(18)在领导群众发展合作社生产的过程中，延安县不仅在经济方面取得了非常突出的成效(19)，而且，为边区合作社事业的蓬勃发展提供和积累了宝贵的经验(20)。
　　(一)延安南区合作社
　　南区合作社所在地，延安县的南区(即柳林区)是一个经过了土地分配的区域，共辖6个乡，100个自然村，全区东西70里，南北40里。它的行政区划在抗战后曾有过一次变更，1938年以前，它只辖有一、二、四三个乡，1938年冬，一、五、六乡也划归南区了。据1943年的调查，全区共1885户、7348人。全劳动力1846人，耕地31891亩，耕牛642头。畜牧的数目是：牛1379头，驴165头，骡、马106匹，羊3990只。南区是一个毗连延安市的市郊农村区域，它境内又有三条交通道路(咸榆公路、延市至临镇大路、延市至陇东小路)。辖境的西部和南郊有许多荒山和森林，盛产木料、木炭、木柴、药材等。这些条件都利于农业生产特别是农村副业的发展。抗战以后，南区是延安县各区中人民经济发展最快的一个区。但在1937年的时候，全区(三个乡)只有423户，1733人，耕地8000余垧，耕牛222头。牲口的数目是：牛323头，驴125头，羊270只，骡马无。当时全区只有一个挑担的小商人，手工业也极不发达，农户穿衣布料全凭向外购买，全区没有纺车和织机。
　　1.南区合作社的发展历史。
　　南区合作社从创办到1944年，已经经过了11个结算期，大体上它经过了三个发展阶段。
　　自1936年12月开办到1939年2月，第一至第六结算期，南区合作社从一个专营消费业务的合作社逐渐扩大到四个社，九个经营单位，初步形成了一个兼营生产、消费、信用、运输的综合社，这是第一阶段。
　　早在1935年，南区即成立过一个合作社，因战争，群众所入股金全部损失。1936年冬，延安县政府又提出在南区的沟门上成立合作社，半摊派半自愿地在人民中收集了159.9元“苏票”的股金(每股三角)，有社员160人，合作社主人是王金，会计刘建章，采买是李生章。当时市面流通的是法币，合作社收受群众的“苏票”，向贸易局购买货物，故第一期三个月即增长毛利200元，除优待抗属、慰劳前方、捐助学校之外，每股三角即分利一角八分。
　　因为合作社第一期就分了很多红利，卖货又收受“苏票”，所以营业很好。当时主任王天金主张限制每人买货数量，刘建章则主张为了扩大合作社的影响和发展合作社，不必限制。争论的结果是县政府把王天金调换了，改由刘建章担任南区合作社的主任。从此放手卖货及发展股金。第二期结算已经有969元股金了。
　　1937年春，在沟门上以200元资本开了牲口店。为了招揽脚户来住店，给一些长脚户放合作社运输队的旗子，到盐池驮盐，名义上是南区合作社的运输队。到1938年已经有100多个牲口了。这是南区合作社组织运输事业的开端。
　　1937年6月“苏票”收回，合作社的股金全部由“苏票”转成法币，合作社贴钱500余元，股金也扩大到1600元。这时候合作社人员从主任起常常背包袱下乡卖货，调查人民经济情况，宣传入股。刘建章统计本区人民每人每年要买布、盐、农具、洋火、用洋40元。在第三期社员大会上提出每人加入20元股金，合作社就可以供给全区人民全部日用必需品。这个计划因为集中股金困难，货物涨价，未能实现。
　　1938年5月在柳林子设立饭馆，营业部及牲口店。合作社社址移至柳林子。8月，因铧价上涨且群众买铧困难，提出扩股500元，向韩城买铧，结果买来铧2000页，每页售价六角(市价九角)为群众节省600元。
　　1938年底因本区没有油坊、粉坊，乃在沟门上成立了榨油磨粉坊，合作社投了一部分资本，其余是向化学工厂、工合办事处借的。1939年2月光华商店投资1万元成立了一个抓羊绒的“羊场子”。从此，南区合作社开始兼营生产事业。
　　1938年8月，见人民借钱困难，及时提出办理信用合作社。入股的500多人，股金1000余元。后来因资金数目太小，不敷放款周转，提议把这些股金并入消费社，另由消费社提出400元专款，无利借给有紧急需要的社员。这是南区合作社第一次试办信用合作。
　　在此期间，在三十里铺与一挑担小商人合伙成立一个货物分销处。同时因三、五、六乡划归本区，在罗家崖投资700元成立了一个分社。
　　这一时期合作社的经营，已经扩大到四个地方：柳林子，沟门上，三十里铺和罗家崖。一共有九个小单位和联络私人脚户一百多放旗子的牲口。这时候合作社实际上已经兼营生产、消费、运输、信用等业务了。
　　南区合作社的创办，它的股金也是半自愿半摊派从群众中收集来的，有的群众把入股当作了负担，也有的人把合作社叫做“活捉社”。南区合作社在这个时期所要克服的主要困难，是如何取得人民的信任和改变人民的认识。所以它在头几期不提公积金而全把赢利分给了社员，“苏票”转变成法币时合作社又贴洋500多元，合作社减价出卖犁铧货物给群众。经过几年的艰苦工作，群众看到入股可以分到利，而且合作社真正是给他们办事的时候，合作社在人民中的信仰逐渐建立起来了。
　　在这一时期，总社移到柳林子，并组织社员牲口参加运盐(当时也是政府号召驮盐，南区人民大多数都参加这次运盐)，社员在合作社帮助之下，获得了运盐的利益。到1938年9月举行第五次结算时，盈余1105元。这次分红后，合作社又提出建立榨油和粉坊两生产部门，并扩大股金900元，均得到社员的赞成。至1939年3月，900元新股金的任务全部完成。股金到这时已积累了3700余元，社员增至850名，并举行第六期结算，盈余1148元，每股又分红一角。合作社又利用这次分红机会，提出要在分红中扩大股金600元，红利四角五分，便可当五角向合作社入股，取得了社员的赞成，实际上扩大股金800余元。故至9月底举行第七次结算时股金已扩大至4507元，社员增至960名，盈余2400余元，每股分红1角，并建立了油坊、粉坊两个生产部门。在这次结算时，正当边区政府建设厅号召普遍扩大股金，县政府便帮助布置股金5000元，由于县、区、乡政府的帮助，5000元的数目全部完成。在这一时期，又有自动入股的2000元。合作社为了熟悉行情，并便于同延安市机关商店的联络，在延安市成立公益心分社。为了便于群众交换，吸收大量的股金，取得建立集体分社的经验，和做生意上的便利等，在三十里铺，又采取私人合伙的办法，建立兴华集体分社，每100元为一股，每人入股不限制，入股退股完全自由，社员有特殊困难，合作社帮助借钱赊货，盈余不提公积金、公益金。集股共计800元，总社入股200元，作为提倡，负责人由入股者推选，工作人员“作分股”，这个分社很受当地群众欢迎。另外并联络脚户刘永祥等成立12头牲口的运输队。因此总社在业务上活动力量更大些。至1940年6月股金扩大到11640元，但社员数目却由960余名减至853名，名义上虽然是减少了，事实上是增加了，因为原来一户几个名字，现在改成一个名字(家长)。在此期间举行了第八期结算，盈余9354元，除去总社建筑及折旧报销3000元外，每股又分红一角。在这次分红时正式召开了社员代表大会，检讨了政府布置扩大股金的经验与教训，认为能一次扩大股金5000元，原因是县、区、乡政府的帮助和社员生活的改善，以及合作社信誉的提高(社员每股五角有的分红已达7角3分，合作社又举行低利借贷照本卖铧，实际上社员得了利益)；但5000元股金，仅仅是完成了任务(过去都是超过的)，而且五、六乡少数群众还认为是摊派，不免发生怨言，故代表大会认为扩大股金，仍应由群众自愿的加入，不必由政府摊派。从这一期起改半年一期为一年。
　　合作社股金不断地扩大，营业也就更加活跃。到洛阳、关中、三边等地买货，成本便宜，卖货也就便宜些，于是社员有2/3的在合作社买货。营业扩大资金仍不敷周转，故又决定扩大股金4000元，完全采取由社员自动认股。取消每名社员入股最高额的限制(过去规定每名社员不得超过10股)，并仍规定按股分红，提高土产价格，以土产作价入殷，如小米、麦子每斗比市价高2元(20%)，玉米每斗比市价高1元(15%)，干草比市价高2分(2%)；同时又提出铧、洋火、食盐照成本卖给社员等，作为宣传入股的口号，这一号召得到了空前的响应，扩股达到7500元，差不多超过提出任务的一倍。连前共有股金19700元，社员也增至1080名。到1941年5月，经社务会议决定，号召旧社员以政府布置应购建设救国公债的数目向合作社入股，与旧股同样分红，社员应购之公债，即由合作社以其所得红利代购，这一号召又扩大股金2.5万元。合作社在群众中的信用，也因此大大提高了。到八月间举行第九次结算，增长净利4.93万余元，除提公积金、公益金、奖励金外，又按股分红每元分7角。合作社为了奖励社员以红利入股，经社员代表大会同意，红利7角可当现款1元向合作社入股，这一号召又扩大了股金2.3万余元，连之前股金共6.77万余元。在这一期间，遵照二次社员代表大会的决议接受了建立兴华集体分社的经验，在沟门、罗家崖、南庄河等处，利用当地的积极分子，吸收群众入股，由总社直接帮助，各建立集体分社一处，在柳林子为了推广医药卫生，建立药社一处。各分社从八月间开始到年底，共扩大股金12万元。因此社员交换更加便利。由于各分社的建立，总社力量也更加雄厚了。全南区人民所需之铧、犁、洋火、食盐已能全部减价供给(一般低于市价的10%至30%)。不仅如此，沟门等分社还吸收了洛川、甘泉、延安、安塞、定边等地脚户(20多脚户入股2万元)及中财处入股四五万元；此外总社又吸收光华商店入股5.6万元，增加运输队四队，扩大骡子至94头。在这一期间，由于物价不断高涨和布匹来源的稀少，以及响应政府关于生产运动的号召，乃成立织布生产部门，并开始推广妇女纺纱，想在几年以内，达到全南区人民布匹生产自给，并建立皮坊一处，给社员生产羊皮等加工制造，便于自用和出售。同年五月间，正当政府初次布置驮运公盐，当时一部分群众因既无驮盐经验，又正在夏耘的时候，都不大满意，合作社一方面帮助有牲口，有驮盐经验的群众帐篷、口袋等；另一方面以自己运输队替人民包运公盐200驮，领导群众驮盐200驮。这一切设施得到了全南区人民的热烈拥护与欢迎。以后群众又自动入股3万余元。合作社又提出建立织袜生产部门，每人入股20元，保证分袜子一双的口号，又扩大股金3万元。不仅群众踊跃入股，边区政府一级机关工作人员入股也将近1万元。在1942年春天，又为了社员支付教育经费和自卫军哨站费3.4万元。代购储蓄券2万元，包运公盐1050驮。经过这些工作，合作社在人民中的信仰更加提高，虽在八月间遭水灾，损失100余万元，但合作社得到政府的帮助和社员的拥护，仍屹立未动。从八月间提出三年内在南区人民中间扩大股金140万元，将来群众除公粮公草外，一切负担由合作社负责，特别是由于区、乡干部及社员代表的模范作用，这一口号又为群众所欢迎与接受，现又扩大股金42万元，正在收集中，并准备于本年内分乡举行第四次社员代表大会，总结第10期工作。南区总社现有社员1232名，已经收起之股金12万元。
　　南区合作社就是这样发展起来的，现在总、分社及附设之工厂计13个单位，21个部门(四个营业部、一个药房、一个运输队、两个草料店、两个饭馆、一个过载行、十个工厂及作坊)；股金总数已达210万元(各分社每人最多者5000元，最次者50元，5000元左右的占2%，300—500元的占50%，1000—2000元的占30%，50—100元的占18%，内有来往退股重复的约70万元，实际约有142万元)；本年销货1700余万元，纯收益180余万元(连各部门)，总社照本供给社员铧、洋火、食盐等为社员节省12.8万元，为社员推销土产计60万元，帮助社员家属纺纱增加收入近40万元(农闲每月可纺1000斤)。
　　由以上可以看出，第一，南区合作社是从解决困难中求得发展，又从合作社的壮大与发展中，更多的解决了社员的困难(如从便利购买、低价销货照本供给、低利借贷临时救济，以致高价收买土产、救济难民、推广纺纱、代运公盐、代交负担、代付负担，等等)。从解决社员困难中，便利了政府的工作，在便利政府工作中，又获得了政府极大的帮助，所以日趋巩固与扩大。第二，建立集体分社，把生产运输同消费结合起来，是合作社发展壮大与发挥合作社作用的必要条件。第三，从民众切身经验中，引导其自动入股，实行自由出入，代交负担，提高土产价格，提出适当口号，等等(归纳起来，有三种形式；一是储蓄入股随时的自由出入。二是保证分红、代购公债、代交公粮。三是提前分红，7角红利作1元，土产价格提高等)，以及区乡干部及合作社干的模范作用，是扩大股金最有效的办法。第四，按期结算，按期分红，按期召开人民代表大会，总结每月工作，发扬社员民主，是启发人民积极参加合作社的必需条件。
　　2.南区合作社所发挥的作用。
　　(1)在配合农业生产上，从1938年起到1942年春天止，照本供给社员铧6000余页，调剂耕牛200余头，锄640余张，镰刀260余把。此外，今年又在代交负担，代运公盐，包交负担等问题上，便利了群众生产，如今春耕时，代交负担少误工与稳定了群众生产情绪(如今年春耕时，有10户因去年出粮较重，卖牛迁居，合作社为了稳定他的生产情绪，包交公粮，结果他们没迁移)。
　　(2)救济移垦难民300余户(1941年至1942年春，支出救济款860元，代借细粮80石)。
　　(3)在发展手工业上，由总社建立或由分社附代经营的作坊及工厂计10处，推广妇女纺纱800余人。
　　(4)发展运输事业上，现有长脚运输队五队，骡子100余头，并经常帮助群众运盐。
　　(5)在协助抗战运动员工作上，代群众支付教育经费、自卫军放哨费等4.9万元。替群众包运公盐1250驮，今冬又为群众代交部分公粮等。
　　(6)在便利群众交换中，供给日用品洋火、食盐全部，布匹等一部分，生产用品如犁铧、棉花，亦可全部供给。今年一年又为群众推销土产品计60余万元，并举行临时济急的低利借贷或赊货。
　　(7)代政府推销公债3.1万元，代收牲畜税2.8万元，代银行推销蓄券3.4万元，今年冬帮助区乡级干部解决冬衣20套。
　　(8)替难民、交通、纬华三纺织厂组织纺纱。
　　(9)对外贸易上。今年输出盐20万斤，毛毡、绒毡等2000余条，羊绒8000斤，换回布匹、洋火、袜机等大量必需品。
　　(10)优侍抗属先后计现款2000余元，日常买货，一律九五折扣。
　　(11)在发展文化上，去冬及今春建立俱乐部，并资助当地学校2270元，南区各小学在各南区分社所在地，都得到合作社物资上的帮助。
　　南区全作社的业务——作用是便利人民便利政府。因此不仅组织了群众经济，发展了工商业、运输事业，刺激与便利了个体经济的发展，而且同时是个体经济与公营经济联系的纽带。
　　延安南区合作社在四年中，由90人发展成为几千人的群众经济组织，由几千元的股本发展成为人民与机关都愿入股的几百万资本，它经营了消费、生产、运输、供销、借贷、纺织等等各种合作事业。它替农民集体利益服务，并且帮助了政府的工作(代收公粮，代收公盐代金，代收地方税)，成为发动群众，实行政府经济政策的一个桥梁，成为南区农民交换、流通与生产的一个堡垒。在高干会上，毛泽东总结该社的经验时说：南区合作社的经验告诉我们，合作社要办得成功，第一是“便利”两字，要处处替人民打算，在经济生活上真能给人民以便，给人民以利；第二就要适合当地人民的情况与需要，否则不能给他们便利；第三组织形式与工作方式，不要被束于一定的成见，要灵活的适合农民，便利的就干；第四要真正调查边区的经济情况，了解政府经济设施，掌握时期，才能即时发现给人民便利；第五要有好的干部领导(21)。
　　(二)延安元隆寺合作社
　　延安县乌阳区元隆寺合作社，创始于1942年9月间，为该区区长刘子黄所发起。在开始的10个月中，只扩大股金13万元，计社员48人。但以这样有限资力，在10个月中却为群众做了很多的事情，乌阳区妇女本来就会纺纱，在延安县是纺得最好的区域。一年前，买棉花不易价钱又贵，纺纱是不多的。合作社成立后就到处活动，在供销栈、难民工厂及本县生产社先后揽到棉花2400斤，群众纺纱赚棉花1200斤，以当时市价计算价值在百万元以上。全区人民的冬衣大都依靠这些棉花，自己纺纱织布来解决。在领花收纱中，合作社不仅费力麻烦，而且进出都容易短秤，少10多斤都由合作社来补贴。春耕时，在延安买回铧200页，照原价140元卖出，每页至少节省70元，200页可节省1.4万余元。运输队驮回盐，当时集上盐卖价每升60元，合作社只卖40元，后来市上盐涨到80元，合作社只卖50元，老百姓都说太便宜了，劝合作社涨一点，共卖盐9石，为群众节省2.2万余元，在群众方面且少跑路，少误工(因为他们离集市都在25里以外)，如果计算起来，也是一笔可观的数字。三月间，合作社扩大股金时，二乡群众有怨言，曹玉科主任了解其原因：乃是过去旧社会影响不好，以及去年秋收又遭雹灾，很多农户缺少粮食，又怕摊派股金等。合作社闻此，不但停止扩股，且以屯下的粮食放出。先由乡政府调查，计借粮者16户，借出粗粮6石6斗，每1.2斗将来还新麦1斗，这比起卖给商人多赚很多钱。六、七月间，政府动员群众山甘谷驿仓库送25石粮到洛河川，共需毛驴80头，赶脚40人，来回要7天，草料、路费、工资计需洋20万元。为了替群众节省，同时不妨碍群众生产，经过社员刘向福提议，合作社便代办了这件事情，将本地公粮卖掉，派人携20万元到甘泉设法就地购买交付公粮。这次倒粮连价格上的差额及路费“杂踏”(陕北土话，指杂项费用)，合作社损失约6万元，但却为群众节省了很大劳力与资金。此外，如群众因婚丧赊贷贷款10余万元、收集公盐代金可以实物折付以及代放农贷、包收牲畜税等等都大大便利了人民。
　　经过这些工作以后，群众懂得了合作社对他们有很大的方便，政府也更加懂得了合作社是它们完成工作任务的助手，因此麦收刚完，区政府和合作社便召集乡长联席会，讨论扩大合作社的问题。计划扩大麦子50石发展运输，平时驮盐，有事时支差。经过乡长回去召集乡上积极分子会议，讲了扩大合作社的意义后，在五天之内群众便自愿地集中了50石麦子，每斗作价1000元(市价每斗800元)顶入股50万元。全区除难民及未种麦子的农户外，都踊跃地加入。在这次扩股以后，更加提高了合作社的威信，提高了群众的信心。7月间，区长为了取得扩股的经验，又在三乡召集全乡61家老户的家长会议，说明合作社对大家的利益，鼓励大家入股，当时自动入股者计60户，每户至少5000元，最多2.5万元，共集得股金68.7万元。这是为三乡分社扩大的。刘区长获得这一经验后，便又作了一次大的扩股运动，由区乡党政及合作社人员下乡广泛宣传，并帮助选举社员代表，计选出144人，于阳历八月十四日在合作社召开了全区的社员代表大会。除到了144个代表外，还有40多人自愿列席旁听。在会上除了主任详细的报告工作外，每元股金并分得红利两元。模范自卫军、史月详以及64岁的老农刘向福出来号召扩大合作社，刘区长也当场宣布，入股部分征粮时不作副业收入。当时报名入股的达170万元，并决定16日、20日、22日三天为交股日期，实物亦可抵钱。第一日前来交股的亦有百余人，骡、马、牛、羊、柴草、粮食，来来往往形同赶集。是日除粮食、现款外，共收到骡、马、叫驴各1匹，毛驴4头，牛5头，猪5口，羊25只。第二天和第三天集中的结果，扩股总数在300万元左右。发展合作社真正深入了群众，成为群众性的运动。合作社收的叫驴则设立输种站(拉叫驴)；骡、马、毛驴则编成了运输队；牛、猪和山羊则分散给群众放养；包谷、豆类则设立粉坊，喂猪捞粉；小米、麦子则储存调剂。合作社股金扩大后，业务也更随之发展了，其方向是为群众进一步服务，如调剂牲畜(伙养)、建立运输队、储存粮食，等等。
　　为什么元隆寺合作社能够为群众服务呢?最主要的有下列几个原因：第一，是区长刘子英的正确指导，每次与合作社有关工作的进行，他总是先商得合作社的配合，不到一年每元股金就能分红两元，这也是他“向外边赚，向大处赚，向里边赔，向小处赔”(费钱少作用大)的业务方针指导的结果。第二，是有为群众服务精神的支书朱生业、乡长高长福、合作社主任曹玉科，他们的工作精神是深入群众、为群众着想。第三，在作风上实行了一般号召与具体解决问题相结合，领导核心与群众相结合的办法，如扩大股金不仅有一般的号召，而且具体地解决了许多问题(22)。
　　(三)延安县委县政府领导南区合作社的经验
　　第一，合作社的业务，不仅限于消费，同时将生产、信用、运输联系在一起，成为合作社业务的一个整体。本社及公社共有十六社。属于生产的，有纺织工厂一，皮房一，毡房一，油房一，粉房一。属于运输的，有运输队百余头牲口，合作社投资达50万元。因为柳林(南区)合作社将几种经济事业合在一起经营，所以营业范围大，资金多，活动大，发展快，给人民解决的日常必需品也多。本县其他合作社只限于消费的，兼营生产、运输的合作社资金少，活动范围小，发展迟缓。
　　第二，合作社民办政策，是采取柳林(南区)的经验而提出的。该社股金扩大，吸收小商人资本，并吸收他们参加工作。举凡合作社的工作，都由社员来讨论、来决定。人民对合作社是非常关心，并不认为是官办的，而认为是自己的。
　　第三，给群众解决日常必需品，并比市价低，如布匹、食盐、火柴、铧等。单就火柴、食盐两项，每年就给民众节省下8万余元，民众当然是愿意在合作社买东西。该社在布匹、食盐、火柴、铧四样必需品方面，可以供给柳林人民的全部需要。
　　第四，给群众解决紧急的困难。例如有婚丧大事，可以暂时在合作社借款，或拖欠布匹，或抵押东西，约好期限归还，即是带着信用合作社的作用，这样就给人民解决了偌大的困难。因为急事一时钱不凑手，东告西借，无法解决，而合作社给以解决，所以更给人民以信仰，认为合作社真正解决了他们的困难。
　　第五，扩大股金的方式，是各种各样的。
　　1.现金入股。
　　2.实物入股：一只鸡，一双鞋，几张羊皮，几根麻绳头，都可以折价入股。
　　3.吸收小商人资本。
　　4.给群众解决负担，即当入股。政府的负担下来后，合作社即号召入股，负担由合作社出。例如1942年该区人民应缴给政府的公盐代金25万元，由人民作为股金交与合作社，而由合作社运缴公盐给政府，借以周转营利，人民还可分红。用这种方式，如公债、教育经费、哨站经费等，都由合作社一收一缴。这样政府的负担出了，合作社的股金扩大了，营业扩大了，人民得了利，少麻烦，又能以社员资格分红。
　　5.利用人民当时的要求，适时地提出扩大股金的口号。例如要发展纺织就是提出发展纺织股金的口号。该社1941年试办人民出公粮，每担先一年由人民折钱入股，合作社得钱扩大营业，到第二年公粮分配给人民时，由合作社以营利所得代缴。代办40来户，这40来户出了公粮差不多等于未出，他们变成合作社的股东，年年可以分红，他们高兴得很，生产热忱大大提高，粮食打得更多了。
　　6.入股时发给红利。如入股40元发给袜子一双，值20元，这样来鼓励人民入股。
　　第六，合作社地点的条件很好。因为该社在柳林区，是一个靠近延安新市场大商业的地方。柳林区森林多，人民卖木料木炭的多，增加了人民的收入，因而在农村中的流动资金多，可以吸收入股。同时靠近市场，资金的周转也迅速。这是客观条件。
　　第七，合作社的活动范围大。该社在边区银行、光华商店以及延安各机关，都建立了关系，资金有时可以拉借，可以代各机关做许多工作，互相帮助，合作社也得到了发展。
　　第八，干部的少调动与注意调查研究。自从刘建章任合作社主任以来，从未调动工作，能专心一意去想工作，研究工作，想办法。同时，刘主任对于客观情况的调查也很注意，如每个人一年的布匹、食盐、火柴等要消耗多少，经常研究，以便解决人民生活困难。
　　在这里举一个例子，证明该社和人民群众的关系。柳林区驴风坡农民白大，1941年须交救国公粮60元，先行交给合作社入股，由合作社届时向政府代交。以后这60元分得的红利又加在股本60元内变成了200元。他在合作社买铧4页，每页代他节省15元(即比市价低15元)，共节省60元，买火柴5包，每包节省5元，共节省25元。1941年腊月底，他在合作社买货1000元，当时只付500元，还有500元未付，而这些货物按后来市价，涨了550元。连前面买铧、买火柴两项，共替他节省635元。本来是交公粮60元，现在变成股金200元，又加买货节省635元，真正做到了合作社是人民的，便利人民交换，为人民谋利益的地步(23)。
　　时任陕甘宁边区政府建设厅厅长的高自力对南区合作社的发展非常满意，并把它视为边区合作社发展的榜样。在题为《向南区合作社学习》的文章中，高自力指出：我们的方针，不是希望一般地增加社数，而是推广南区合作社的模范，改进现在的工作，扩大合作社的力量，提高合作社的作用，使合用社真正能够帮助农民发展生产，发展妇纺，组织驮盐，扩大营业，更加便利人民交换与抗战动员等。我们已有八年的经验，有南区合作社的模范，以后的工作更加好做，减少了许多摸索过程。只要每个县抓住一个基础好的合作社为对象，切实彻底总结过去的工作，发扬成绩，纠正缺点，向南区合作社学习；并依据当地的具体情况，造就各个县的南区合作社，以影响其他。只要党政重视合作社工作的改进，认真地加以领导和帮助，不久的将来，一定会有更多的南区合作社。(24)
　　★马朝琦
　　①《解放日报》，1943年2月3日。
　　②《毛泽东选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458页。
　　③《中共陕甘宁边区党委文件汇集》(1940—1941年)，甲2，第193—195页。
　　④《毛泽东选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911页。
　　⑤《陕甘宁边区农业》，1945年；《抗日战争时期陕甘宁边区财政经济史料摘编》，第二编，陕西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645页。
　　⑥《陕甘宁边区优待移民难民垦荒条例》，《解放日报》1943年3月20日第一版。
　　⑦《边区的移民工作》，中共中央西北局调查研究室编，1944年；《抗日战争时期陕甘宁边区财政经济史料摘编》，第二编，陕西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635页。
　　⑧《抗日战争时期陕甘宁边区财政经济史料摘编》，第二编，陕西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665页。
　　⑨1942年还给难民调剂洋芋13555斤，调剂牛工273个；农具包括铧、镢、锄三种。
　　⑩参见《毛泽东选集》，东北书店1948年版，第765页。
　　(11)外省是山西、河南、河北、湖南等五省(1942年9月调查)。
　　(12)《毛泽东选集》，东北书店1948年版，第769页。
　　(13)《陕甘宁边区优待移难民垦荒条例》，《解放日报》1943年3月20日。
　　(14)《毛泽东选集》，东北书店1948年版，第759页。
　　(15)《延水东流——王丕年文集》，2005年内部印行。
　　(16)《边区二流子的改造》，中共中央西北局调查研究室编，1944年。
　　(17)《把劳动力组织起来》，《解放日报》1943年1月25日。
　　(18)《毛泽东选集》，东北书店出版社1948年版，第890—891页。
　　(19)1942年，延安县金县合作社扩大股金数占到了边区合作社的一半。
　　(20)1942年1月，陕甘宁边区建设厅根据延安南区合作社的经验，提出了“克服包办代替，实行民办官助”的方针，这一方针在西北局高干会上得到了毛泽东的充分肯定，并为其后边区合作社事业的发展起到了非常重要的推动作用。
　　(21)《整财问题》，陕甘宁边区整财会议文件，1942年。
　　(22)伍铭：《为群众服务的元隆寺合作社》，《解放日报》1943年10月28日。
　　(23)中共延安县委：《柳林区(延安南区)合作社的经验》，载于《抗日战争时期陕甘宁边区财政经济史料摘编》第七编，陕西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362页。
　　(24)《解放日报》1943年2月20日第2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