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陕甘宁边区的大生产运动中，八路军第120师第三五九旅开垦南泥湾，把荒无人烟的烂泥湾变成陕北的“好江南”，他们发展了以自给为目标的农工商业，成为大生产运动的榜样。1942年西北局高干会议上指出三五九旅的成绩：(1)坚决执行了党的农业第一的政策，开垦了2.5万亩土地，辛勤建设了南泥湾，解决了一部分的粮草及各种用品。(2)建设了各种工业如纺织、肥皂等约10种。(3)建立了600多匹运输牲口及47个骡马店。(4)除粮食外，去年全部开支自给67.55%，内中经常费自给96.16%。(5)全旅生产计划、生产制度与供给制是统一的。(6)节约有成绩，有制度。毛泽东给王震旅长的题词：“有创造精神”。西北局给三五九旅的题词：“发展经济的前锋”。①三五九旅大生产运动中表现出来的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奋发图强的革命精神，我们今天称之为“南泥湾精神”。
　　1937年1月13日，毛泽东、张闻天等中央领导和中央机关进驻延安，使延安成为中国人民革命斗争的指挥中心和总后方。1937年2月后，经过国共两党反复商谈，8月25日蒋介石同意陕北的中央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9月11日，改称国民革命军第十八集团军，实际上两种番号并用)，9月6日，根据两党协议，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西北办事处改名为陕甘宁边区，是国民政府行政院的直辖行政区，并成立了边区政府。9月22日，国民党中央通讯社发表了《中共中央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23日蒋介石发表谈话承认共产党的合法地位。10月间，又将在南方13个地区的红军游击队改编为国民革命军新编第四军(简称新四军)，至此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正式形成，第二次国共合作开始。
　　八路军第120师三五九旅是120师主力部队之一，由红六军团和红三十二军、总部特务团一营改编而成，旅长陈伯钧、副旅长王震、参谋长唐子奇，下辖七一七团、七一八团，团长分别为刘转连、文年生。9月2日，120师在陕西富平庄里镇举行出征誓师大会。9月3日，三五九旅奉命留下七一八团(11月改变为八路军留守兵团警备第八团)，由陈伯钧率领在陕甘宁边区担任留守延安任务。其余全部于9月9日由王震率领2137人从富平流曲镇出征东渡黄河，开赴山西抗日前线。1937年10月，八路军恢复政治委员制度和政治部，王震任三五九旅旅长兼政治委员。在抗战初期三五九旅连战连捷取得辉煌的战绩，八路军总部和陕甘宁边区政府对英勇善战的三五九旅分别授予“模范党军”和“百战百胜的铁军”称号。在华北疯狂“扫荡”的日本侵略者，无时无刻不在准备突破黄河防线，向陕甘宁边区发动军事进攻，1939年8月，三五九旅主力奉命离开晋察冀边区，从山西恒山地区回防陕甘宁边区，担负黄河西岸的河防警备和保卫陕甘宁边区的任务，并积极配合留守兵团赶走不断制造摩擦的国民党绥德地区专员何绍南及其顽固势力，使陕甘宁边区和晋绥边区连成一片。
　　一、陕甘宁边区经济出现严重困难
　　陕甘宁边区位于黄土高原的陕西、甘肃、宁夏三省交界处，这里自然条件恶劣，水土流失严重，经常发生水、旱、风、霜、雹、虫等灾害。虽土地辽阔，但人口稀少，地瘠、民贫、生产落后。农业靠天吃饭，耕作粗放，广种薄收，亩产平均在2斗至3斗5升左右，生产不能自给，每年入超很大。财政赤字每年增加，入不敷出，经济基础十分薄弱。
　　国共合作初期，边区政府贯彻执行了“争取外援，休养民力”的方针，财政基本处于无税或轻税状态，每年征公粮仅限1万多石，鼓励人民恢复和发展生产。“全国抗战初期，陕甘宁边区和八路军、新四军的财政开支，相当一部分是国民政府颁发的军饷和华侨、国际友人的捐赠。1938年外援占边区整个经济收入的51.6%。”②
　　1938年底，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后，日本帝国主义为达到灭亡中国的目的，改变其侵华策略，把主要兵力压向我抗日根据地战场。陕甘宁边区作为党中央的所在地，指挥抗战的中枢，更成为日、伪、顽的眼中钉、肉中刺。1938年底日军对我抗日根据地发动了更加频繁、残酷的大规模“扫荡”，实行极其野蛮凶残的烧光、杀光、抢光的“三光”政策，甚至施放毒气，进行细菌战，制造千里无人，妄图从根本上摧毁我抗日军民的生存条件。日本侵略者用重兵进攻我千里河防，1938年11月20日起连续17次派飞机轰炸延安，将延安城炸为一片废墟。
　　与此同时，国民党顽固派与日寇遥相呼应，掀起新的反共高潮。1939年1月，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公然制定了“溶共、防共、限共、反共”的方针，《限制异党活动办法》等诸多的法案也相继出台了。1939年八路军已发展到13万多人，但国民党当局为限制八路军的发展一直按4万多人的编制发给经费，使得边区政府的财政越来越入不敷出，困难重重。
　　从1937年初起，通往延安的小路上，经常能看到历经千辛万苦徒步数百里，奔赴延安的青年知识分子。延安的非生产人员逐步达到五六万人，购粮款大幅度增长，一度占年财政收入的18.86%，解决吃饭问题成为边区政府的大事。“当时边区只有145万人口，又是土瘠地薄的高原山区。在国民党顽固派的封锁下，要担负数万名干部、战士以及全国不断奔赴革命圣地的吃穿用，实在成了一个大问题。”③当时边区广大军民对“外援”的依赖心理依然存在，忽视了发展生产。早在1938年，根据地的经济困难已开始显露，虽然国民党尚未停止提供部分经费，但种种迹象表明，边区将会遇到严重的经济困难。毛泽东对此已有预感，提前向八路军留守兵团的负责同志打招呼：要学习搞生产，把生产、学习和战斗结合起来抓。留守兵团各部为了改善战士们的生活，尝试开展了种菜、养猪、打柴、做鞋等生产。
　　1939年边区经济困难已经日益明显。1939年1月26日，中央书记处再次讨论边区生产问题，决定成立中共中央生产运动委员会，负责领导边区的生产工作。同年2月2日，中共中央召开了生产动员大会。中央财政经济部部长、办公厅主任李寓春代表中央作动员，号召边区军民“加紧生产，坚持抗战”。6月10日，毛泽东在延安高级干部会议上指出，“吃饭是第一个问题”，要求“自力更生，克服困难”。
　　毛泽东同志代表党中央发出了“自己动手”、“自力更生”的号召。面对党、政、军、民各界的700多位代表，毛泽东做了一场深刻而生动的动员报告。他从抗日战争的形势和陕甘宁边区的环境条件，摆在面前的巨大困难，向人们尖锐地提出了“饿死呢?解散呢?还是自己动手呢?”这一严峻课题。
　　毛泽东说：“今天，我们陕甘宁边区的党政军民在经济上遇到严重困难，吃不饱，穿不暖，生活用品奇缺，大家都有切身的感受，喝小米稀饭，盐水泡野菜，都难以维持。”“怎么办呢?”毛泽东诙谐而风趣地说，“现在和大家商量，究竟如何是好。摆在我们面前的有三条道路，应该选择哪一条?第一条是把革命队伍解散，都回家当老百姓。”话音刚落，就引得整个会场哄堂大笑。毛泽东也哈哈大笑：“看来，你们不同意把革命队伍解散。好吧，那么我提出第二条道路，叫做束手待毙，就是坐着不动，等候饿死。”讲到这里，他双臂交叉，向胸前一抱，做出个束手无策的样子。动作十分自然逼真，严肃而幽默，再次逗得大家捧腹大笑。毛泽东继续讲：“看来第二条路大家也不愿意走，你们既不想解散回家，又不想坐着等死，那就只剩下第三条路了，叫做自力更生，自己动手，全边区各行各业一齐行动起来，参加农业生产。人人都有两只手，劳动起来样样有，用我们的劳动，战胜经济困难，不但要完成自己本身的学习和业务工作，还要改善生活。丰衣足食，吃得饱，穿得暖，要满面红光，兵强马壮，只有这样，才能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毛泽东满怀信心地说：“总之，我们是确信我们能够解决困难的，我们对于在这方面的一切问题的回答，就是‘自己动手’四个字。”在党中央、毛泽东的决策和号召下，一场从内容到组织形式与正常生产运动都有所不同的大生产运动迅速兴起并不断取得成绩。
　　从1939年起，边区的部队、机关积极响应党中央、毛主席的号召，在住地周围开荒种菜、种粮，一场旨在拯救自己、拯救革命乃至拯救民族的生产运动，在陕甘宁边区和敌后抗日根据地，逐步开展起来。这一年陕甘宁全边区开荒105.5万多亩，耕地面积由1936年约843万亩增至1000多万亩，粮食由103万石增至137万石，牛驴由几十万头增至28万多头，羊由50万只左右增至117万多只。然而万事开头，一年下来，开荒种菜、种粮虽然改善了伙食，但所得收获对于困难重重的边区经济与财政则是杯水车薪，收效甚微。尤其是当时很多人没有体会到毛泽东提出坚持独立自主原则的深意，因而没有把1939年的生产热潮坚持下去，也没有普遍推广到农村去，到1940年就有些消沉了。
　　1939年12月，国民党顽固派掀起第一次反共高潮，向我抗日根据地发动了三次大的军事进攻：胡宗南等部袭占陕甘宁边区的淳化、栒邑、正宁、宁县、镇原等五县城，并袭击驻合水等地的八路军。山西的阎锡山部队向山西青年抗敌决死队第二纵队和八路军第一一五师晋西独立支队发动进攻。在晋冀鲁豫地区，国民党顽固派朱怀冰、石友三部于1939年11月和1940年1月，先后向冀西和冀南的八路军进攻。各抗日根据地在中共中央指示下，站在自卫立场上，对于来犯之敌予以坚决回击。第一次反共高潮被粉碎。但在人力、物力、财力上仍对我抗日根据地造成了一定的损失。
　　从1940年起，蒋介石明目张胆地对陕甘宁边区实行军事包围、经济封锁，先后调集了50万军队，形成北起府谷、横山，西至宁夏、甘肃，南接泾水，东到黄河绵延干余里的地带，设置了五道封锁线，构筑了9200多个碉堡，把陕甘宁边区像铁桶一样严密封锁起来。他们不仅武力侵占了陕甘宁边区3万多平方公里土地，而且在经济上严禁国统区物资特别是布匹、棉花、药品、电讯器材、粮食等军需品流入边区，叫嚣“不准一斤棉花、一粒粮食、一尺布”进边区，使边区对外贸易几乎断绝。1940年10月，国民党方面又停发八路军每月60万元的抗日军饷，同时对边区实行断邮，致使整个外援全部无法汇兑。国民党妄图用这种办法削弱共产党和八路军的力量，把我抗日根据地的军民困死、饿死。采取各种办法干扰和破坏边区的财政经济。再加上了边区连年遭受旱灾、虫灾的侵害，天灾人祸，祸不单行，延安迎来了八年抗战中最为艰苦的岁月。正如毛泽东所说：“我们曾经弄到了几乎没有衣穿，没有油吃，没有纸，没有菜，战士没有鞋袜，工作人员在冬天没有被盖。国民党用停发经费和经济封锁来对待我们，企图把我们困死，我们的困难真是大极了。”④
　　财源枯竭使得边区政府不得不把税收转移到了当地民众身上。1939年前边区政府每年征收的公粮数额不过1万多石，1939年猛然蹿升到了5万多石，1940年边区政府不得不计划征粮10万石，人均负担已达21斤，即使这样，仍无法渡过难关，1941年公粮收缴达到20万石，短短两三年间翻了近20倍，百姓们叫苦不迭。
　　为了克服困难，渡过难关，全党又掀起开展了轰轰烈烈的大生产运动。
　　二、三五九旅开展南泥湾大生产运动
　　1940年2月，三五九旅在驻地绥德、米脂、佳县、吴堡一线，除担任黄河防守任务外，遵照中央军委发出《关于部队开展生产运动的指示》，就开始实行生产运动。贺龙师长一次来绥德巡视工作时，也亲自作了指示，他说：“劳动是工农大众的固有品质，是八路军的光荣传统。生产不仅可以改善军民关系，使军民更加团结一致抗战，生产还可以锻炼我们的思想意识，使我们从实际中体会到劳动创造世界的真理。”最后他强调指出：“生产任务就是战斗任务，我们不能有任何轻视。”
　　王震旅长第一时间向全旅发出了号令：我们坚决响应党中央和毛主席的号召，保证在不影响战斗、训练任务的情况下，做到全旅生产自给。王震旅长找到旅供给部长何维忠仔细研究了这件事，叫何维忠积极进行准备，拟出生产计划。
　　何维忠和几个科长加班加点很快草拟出生产计划，交旅军政委员会(即旅党委会)审查修正。旅军政委员会决定开展生产自给运动的原则是：统一管理，分散经营，大家动手，各尽所能。在经营方针上，决定以农业第一，工业与运输业次之，商业第三，其他如副业和小型手工业等，只要条件允许也不放弃。全旅生产业务，由旅供给部负责领导。1940年春，三五九旅的将士们立即披甲力田，他们当年抽调部分指战员到百余里以外的清涧县九里山开荒生产，当年开荒种地450亩，建造土房60间，挖窑洞1374孔。但是由于路程远，人力往返耗费太大，加之肥料、种子匮乏，当年收获不抵成本投入。第一年生产收效不大，三五九旅的官兵大多为南方人，把南方的耕作方法搬到陕北，庄稼怎能长好?最主要的还是当地土地有限，不够耕种，因而当年农业收获不大，除了种子以外，仅够添购工具之用。全旅将士们深感英雄无用武之地。
　　1940年9月，三五九旅供给部还在绥德创办大光纺织厂、大光商店、大光肥皂厂等企业。
　　(一)朱德总司令亲自勘察南泥湾
　　国共第二次合作后，朱德任八路军总司令，一直率八路军总部转战太行山区，指导八路军协同友军正面对日作战，领导华北抗日军民开展敌后抗日游击战，并同国民党投降派展开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在晋察冀鲁豫开辟创建了大片抗日根据地。日军原打算迅速占领华北，并从政治、经济上全面控制华北地区，以便从华北掠夺大量的物质资源，使其沦为“第二个东北”，成为日本侵略战争的后方基地。朱总司令率领的八路军彻底粉碎了日寇的美梦。
　　朱总司令早年在读《三国志》时就很赞赏曹操“开芍陂(今安徽省寿县)屯田”的做法，认为“军垦屯田”这是解决军队生活必需品的好办法。在晋察冀鲁豫抗日根据地朱总司令将这一思想赋予实践，号召“部队在不妨碍战斗的情况下，要开荒种麦，非战斗部队尤须注意这一点。”⑤1940年2月10日，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发出《关于开展生产运动的指示》：“斗争已进入更艰苦阶段，财政经济问题的解决，必须提到政治的高度，望军政首长，各级政治机关努力领导今年部队中的生产运动。开辟财源，克服困难，争取战争的胜利”⑥，并要求全军“一面战斗、一面生产、一面学习”。八路军野战政治部也发出《关于生产运动的指示》。
　　1940年5月26日，朱德从前线回到延安，非常关心陕甘宁边区的经济财政工作。为了尽快解决边区最紧迫的吃饭问题，他再次提出，在不妨碍部队作战和训练的前提下，实行军垦屯田。朱总司令指示说：“边区地广人稀，只有100多万老百姓，我们这样多的机关、部队，如果都靠人民负担，那怎么能行呢?部队参加生产后，不仅可以休养民力，增进军民关系，同时还可使我们指战员，在劳动中得到锻炼。要想把生产自给运动开展起来，必须充分作好思想动员和组织准备工作，要鼓起大家的信心，要用我们劳动的双手，建立起革命的家务。”
　　当时陕甘宁边区政府建设厅的农业专家乐天宇在延安东南约45公里处发现一个叫“烂泥洼”的地方，方圆约100平方公里，纵横一二百里，是延安的南大门。它的中心地区由三道河川构成，河川两岸，土地肥沃，水源丰足，很有开垦价值。相传百余年前，“烂泥洼”一带曾是人口稠密的富庶地区，自从清同治年间派兵在此血腥镇压回民起义后，致使这个地方荆棘遍野，莽草丛生，变成了豺狼虎豹的巢穴，土匪强盗出没的场所。逐渐变成了人烟稀少、鸟兽出没的荒凉世界。如果能把“烂泥洼”开垦成良田，种上粮食，边区军民的吃穿就不用发愁了。乐天宇在《陕甘宁边区森林考察报告》里提出了开垦“烂泥洼”，以增产粮食的建议。朱德得知此情后，亲自同乐天宇三上“烂泥洼”考察，并与乐天宇交谈：“这片水草地，泥是烂了一些，要是开田种水稻，会变成田连阡陌的江南水乡。天宇同志，我看可以给它起一个名字。”乐天宇讲：“你的意思是?”朱德一字一顿说：“叫它南泥湾。”总司令白天越山涧、爬山峁，夜宿破窑，吃烤山药蛋，在火光的映照下研究部署开发南泥湾的蓝图。
　　朱德又邀请董必武、徐特立、张鼎丞、王首道等前往延安西川、南泥湾等地考察。了解到边区的北边联结着晋西北根据地，受顽固派军队的威胁较小。可边区的南边，胡宗南的部队总在蠢蠢欲动，必须加强边区南方战线的防御。正好南泥湾与胡宗南的地盘不过一水之隔，“开垦南泥湾”，一个开发南泥湾的总体计划在总司令的胸中形成：把三五九旅这支主力部队部署在南泥湾，既可防备胡宗南军队向边区发动进攻，又可实行军垦屯田，开荒种地发展生产。
　　当三五九旅旅长王震前来向他汇报工作的时候，他首先询问王震对军垦屯田的看法，王震很赞同，但提出，这么多部队到哪里去找开垦的荒地呢?朱德笑笑说，土地倒是有，而且是块“大肥肉”好多人想去啃，都啃不动；你王胡子敢不敢去啃?王震听了非常高兴，当即表示：“总司令，如果有土地，即使有天大的困难，我们也能战胜它。”⑦总司令立即提出准备让三五九旅到南泥湾去屯田，他说：“这个地方从前有些机关、学校去看过，因为困难太多，他们力量有限，所以都放下了，如果你们去搞，倒是一块肥肉，希望你们好好搞。”
　　正当朱总司令加紧准备“军垦屯田”之时，1940年11月，国民党顽军又企图侵犯边区东南的宜川地区。朱总司令和毛主席研究后，亲自下达了三五九旅“军垦屯田”的命令，立即将三五九旅七一七团调往南泥湾以东的临镇一带，团长陈外欧、政委晏福生带领七一七团全体将士一面准备迎击顽军，一面开荒生产，至此拉开了南泥湾大生产的序幕。
　　“皖南事变”后，朱总司令加快了军垦屯田的步伐，亲率中共中央直属财经处处长邓洁、三五九旅七一八团政委左齐以及懂得农业的技术人员，再次到南泥湾进行实地勘察，对南泥湾的开垦做了详细的调查研究，访问当地老农对开垦南泥湾做了详细的调查研究。1941年2月初，又令中央军委直属炮兵团三营九连修筑一条从三十里铺到南泥湾的平坦大道(大约用了半年时间修好，就是通过这条路，南泥湾的粮食、副食品、工业品源源不断地运到了抗日前线。)
　　(二)三五九旅屯垦南泥湾
　　1941年初，毛泽东同王震谈了屯垦南泥湾的重要意义，王震立刻同三五九旅团以上干部研究开发南泥湾的计划。1月4日在绥德师范学校召开军政干部会议，进一步部署防务和生产工作，动员各团进入南泥湾指定地点。
　　迎着依然寒冷的北风，在“一把锄头一支枪，生产自给保卫党中央”的口号声中，王震率三五九旅健儿由绥德开进南泥湾。1941年3月，三五九旅旅直、七一八团、七一九团1营、特务团、4支队浩浩荡荡开赴南泥湾、金盆湾、九龙泉、临镇实行“军垦屯田政策”。一路上，战士们高唱：
　　英雄气概三冬暖，战士哪怕风雪寒，
　　毛主席在延安一声召唤，九旅挺进南泥湾。
　　开荒好比上火线，没有后退永向前，
　　与那深山老林决一战，要让陕北出江南!
　　南泥湾主要有九龙泉、蟠龙和南阳府三道川，中心在阳湾。南泥湾垦区政府设在这里。三五九旅旅部在金盆湾，七一七团在临镇、七一八团在马坊、七一九团在九龙泉、4支队在三台庄、骑兵大队在阳湾分别安营扎寨，打响了向荒山要粮的战斗。战士们用歌声表达了自己的决心：
　　正当黑夜黎明前，
　　干柴烈火南泥湾；
　　革命战士不怕苦，
　　闯过今年和明年!
　　最初官兵们的生存条件是异常艰苦的，为了不误农时，按时播种，官兵们放下背包就立即抓紧时间开荒挖地，没有住的地方，只能露宿狼豹成群的荒山野坡，用砍来的树枝、杂草搭起漏风、漏雨、漏光的“三漏”简易茅屋。晚上冷得睡不着，他们就燃起篝火。旅党委及时提出“建造我们的阵地，建造我们的家园”的口号，一边抓紧开荒，一边抽出一定的力量自己动手打窑洞。
　　没有粮食、油盐，就组织人力冒着风雷严寒，到50公里甚至数百里外以外的延长县等地去背粮、运盐。背粮时布口袋不够用，战士就将自己裤子的两条裤脚扎起来当口袋用。一路上要穿过长满蝎子草、狼牙刺的大树林和行走十分困难的羊肠小道。沿途老乡看到这支背粮部队，都感动地说：“你们八路军真太辛苦了，本来我们应该送的，你们却来背了!”没有烧的就打柴烧木炭。没有菜吃就挖野菜，木耳、蘑菇、地皮菜、金针、苦菜、野蒜、水边的水芹菜等，都成了官兵们常吃的菜食，还可收野鸡蛋，打野猪，下河摸鱼改善生活。
　　古语云：“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面对这样大的开荒任务，最大的困难就是工具不够。王震旅长提出每人一把镢头，一把锄头，每个单位4具犁，8头耕牛的号召，并责成各级供给机关负责筹备。但是经费是有限的，单纯依靠拿钱购买远不能解决问题，仍然得走群众路线，发动大家到各地拾废铁、收毛铁，并组织一些铁匠出身的同志配合旅、团修械所、铁工厂进行加工制造。当时在驻地附近的小山上有一口土埋半截的老破钟，战士们喜出望外，如获至宝，特务连刘连长带领大家将它抬了回来炼铁打成了工具，他们挖地炉、烧木炭、化铁水，在铁锤的一片奏鸣声中，在如雨的汗水和飞溅的火花中，一把把锋利的老镢头诞生了。至于粪筐、扁担、绳子等小用具，全由各连队自行解决。战士们利用柳条、榆条编粪筐，熟练的一天就能编四五个。面对所有困难都始终坚持“自力更生，自己动手”的精神，就这样，吃的、住的和工具问题便逐步解决了。⑧
　　(三)干部以身作则，组织和领导生产劳动
　　三五九旅的英雄们，坚决执行党中央的“屯田”政策，迅速掀起开荒生产热潮，使南泥湾呈现出一派生机勃勃、热火朝天的兴旺景象。他们制订了边生产边训练的计划，全年8个月练兵，3个月生产，1个月机动。农忙时集中生产，农闲时集中练兵，使生产和练兵得到统筹兼顾。三五九旅生产的口号是“全体参加生产，不让一人站到生产战线之外”，“干部以身作则，不是指手画脚，而是动手动脚”。全旅同志，上自旅首长，下至炊事员、饲养员，都毫无例外，一律参加。在开荒生产中，干部都以身作则，和广大战士一起生产劳动，既起到带头作用又密切了官兵关系。
　　开荒是整个生产过程中的头一道关。七一七团政治委员晏福生，在长征途中的一次战斗中失去了右臂，独臂参加南泥湾大生产。他一方面做好全团的思想发动、组织协调工作；一方面积极想办法亲自参加开荒种地。抡不动镐头就采用火攻，天刚蒙蒙亮，大家还在熟睡，他已上山点火烧荒，一只空荡荡的袖筒在晨曦中随风飘舞。他经常利用休息时间给伙房挑水、烧开水，挑起开水桶给山上的同志们送水。禾苗出土后，晏福生寻思着：锄地比挖地要轻松得多，不能握大锄头，何不打一把小锄头?于是，他亲自掌钳，指导打铁的战士锻打了一把小锄头，随身携带，走到哪里干到哪里。同志们都亲切地称这把锄头为“晏氏”锄头。汗水浇出丰硕果，在晏福生政委的带领下，当年七一七团的生产成绩名列全旅、全边区之首，晏福生也被推选为生产英雄。
　　七一八团是三五九旅的主力团，团长陈宗尧打仗是员猛将，在开荒生产中也绝不示弱。他把团部搬到山头上，架上电话，白天与战士同劳动，晚上办公。在冰天雪地里，他亲自带领战士去延长背粮。在回来经过延水时，他毫不犹豫地首先破冰涉水走了过去，使战士们深受感动⑨，都说：“团长都这样，我们更不能叫苦了。”他还担任了团部生产小组组长，组员有参谋长、警卫员、司号员等。他们8个人一天挖地11亩多，每人每天平均挖地1亩3分多，是该团模范小组之一。陈团长还经常利用休息时间扛着镣头从这山到那山，去各连队督促检查。是名副其实的战斗英雄、生产模范。团长陈宗尧和政委左齐因表现突出曾受到毛泽东的表扬。1943年毛泽东在《关于共产国际解散问题》的报告中说：“陈宗尧同志是八路军的团长，他率领全团走几百里路去背米，他不骑马，自己背米，马也驮米，全团指战员为他的精神所感动，人人精神百倍，无一开小差。左齐同志是该团政治委员，他在战争中失去了一只手，开荒时他拿不起锄头，但在营里替战士们做饭，挑上山去给战士们吃，使得战士们感动得不可名状。”⑩在生产中，陈宗尧把团部设在第一线，指导各连的劳动生产，最先组织了百人开荒大竞赛，战士们还给他编了个《生产忙坏了陈团长》的歌。1942年西北局高干会议上，毛泽东为他题写了“模范团长”的题词。毛泽东号召全体党的干部，学习这两位同志的精神，和广大群众打成一片，克服一切脱离群众的官僚主义。他说：“我们共产党人不是要做官，而是要革命，我们人人都要有革命的精神，我们不要有一时一刻脱离群众。只要我们不脱离群众，我们就一定会胜利。”(11)因为干部率先垂范，战士们也不甘落后，天不亮就上山，天黑了也不肯收工，领导为了爱惜战士们的身体，不得不定出“生产时不得早到和迟退”的“强制性”劳动纪律。
　　在各级干部带动下，南泥湾掀起空前高涨的开荒热潮。朱总司令发出指示：要认真发现在开荒生产中的先进人物，广泛开展群众性的劳动竞赛。(12)在劳动竞赛中涌现了许多“劳动英雄组”和劳动英雄，如七一八团有名的劳动英雄赵占奎，在大竞赛中，挖地成绩达到4亩7分4厘。他第一个响应上级“每人种30亩地”的号召，领导全班10个人共开荒地380亩，超额完成了任务，成为全团模范班之一。模范班长李位，在开荒大竞赛中一直处于领先地位。在一次全团组织的175名突击手的开荒竞赛中，他挥舞着一把4斤半重的大板镢，每分钟落地48次，经11个小时的激烈“战斗”，创造了日开荒3亩6分7厘的最高纪录。
　　俗话说得好，“凡事要好，须问三老”。在开荒生产中，王震旅长特别强调要虚心向当地老农学习，南泥湾附近三台庄有个70多岁的老汉朱玉寰，是个种庄稼的好手，王震旅长亲自出马请他来部队指导生产，特委任他为本旅的农业生产副官，并发给他一个执照，上面写着：“南泥湾劳动英雄朱老汉，现年71岁，参加我军，兹委任他为本旅农业生产副官，指导本旅各部农业生产。他到各部巡视时，望各部官兵向他请教，虚心地接受他的指导和批评，并应很好的招待。”朱老汉很热心地执行他的职务，经常为部队看地、撒种子，殷勤指教，看到同志们耕作中有不到的地方，立即就跑来纠正，对部队生产起了很大作用(13)。
　　(四)朱德总司令亲自指导
　　朱总司令曾多次亲自指导南泥湾大生产。1941年5月，朱总司令在王震旅长陪同下，来到南泥湾，广泛听取干部、战士对建设南泥湾的意见。在接见团以上干部时，勉励大家一定要做群众的模范，一定要把生产运动搞起来。他说：“敌人来了，就去打仗；敌人不来，就搞生产，用我们的双手，做到生产自给，丰衣足食。”(14)6月20日，他致函七一八团团长陈宗尧、代政委熊晃并转七一七团团长陈外欧、政委晏福生：“你们两团的生产成绩，有了基础，望你们每天都向前推进，建立起模范的生产运动。你们要知道此一工作的重要性，它不但解决了目前自给自足的生活，并且也为边区建立了新民主主义的经济，将来既是国家一部分优良的产业。”(15)要求他们在开荒结束时，抓紧时机，大力发展畜牧业、运输业和手工业，做好商业工作；时刻不要忘记人民的利益，以共产主义精神来发展生产事业(16)。
　　1941年7月，朱总司令再次来到南泥湾。他在接见部队时讲了屯田政策的重大意义。他说：“蒋介石把胡宗南的兵力部署在陕甘宁边区周围，枪口对着我们。不仅不发给我们经费，还对我们实行经济封锁，企图把我们困死、饿死在边区。我们红军、八路军从来没有向困难低头。去年我们一面防守，一面生产。今年更要大开荒，大规模搞农业生产。”(17)然后他又来到七一八团，看了部队神的谷子、玉米和蔬菜，又看了他们喂的猪、鸡和新挖的窑洞。他高兴地说：“几个月时间你们就把南泥湾改变样子了。”在吃饭时，他吃着战士们种的新鲜蔬菜，连声说好。他说：“屯田政策初见成效，你们也有了经验，部队生活也有了改善，我最喜欢的是你们干部能带头劳动，无论开荒锄草、背粮、施肥，干部以身作则，艰苦奋斗，这是好作风啊!希望你们各级干部都要再接再厉，和打仗一样，干部冲在前面，不怕流血牺牲，就能取得胜利。”
　　正是凭着上下同心、艰苦奋斗的一股劲，南泥湾这块试验田终于在三五九旅屯垦官兵手中焕发出勃勃生机。1941年初战大捷，全旅开荒种地1.12万亩，收获粮食1200石(每石270市斤)，收获蔬菜164.8万斤，平均每5人养1头猪，当年经费自给(包括衣服、油盐、津贴、杂支等费用)达78.5%；开挖窑洞1000余孔，建房600余间。
　　冬季，三五九旅利用农闲，开展冬季练兵活动，训练四大作战技术(射击、投弹、刺杀、近迫)。1942年1月，陕甘宁晋绥联防军司令贺龙来到南泥湾观看三五九旅的练兵表演。贺龙说：“你们要坚持农忙生产，农闲练兵，敌人来了，拿起机枪战斗，敌人没来，拿起锄头种地。”王震强调：“我们要以劳务结合的精神，贯彻‘农忙时小训练，农闲时大训练，突击生产时不训练’的原则，做到生产、训练两大丰收。”(18)当即动员战士们争当“贺龙投弹手”。随后，在每次练兵活动中，都开展“朱德射击手”、“贺龙投弹手”、“高岗刺杀手”的竞赛活动。
　　1942年2月(农历正月)朱总司令又来到南泥湾七一八团。他说：“这次来，一是慰问大家，给大家拜年；二是要了解你们新年后的生产打算。”当总司令听到该团开荒种地面积比去年多一倍时，非常高兴。因当时正是农历春节，七一八团在驻地召开春节军民联欢会。总司令看了演出后高兴地说：“我们的部队不仅生产成绩好，文化生活也活跃起来了。大家要继续努力，争取更大丰收；还要进一步搞好拥政爱民活动，感谢地方政府和群众的大力支持。”他还要求部队在农闲时间开展大练兵活动，生产不忘打仗，以适应形势发展的需要。
　　同年4月，正是春暖花开的季节，朱总司令、贺龙师长在王震旅长陪同下再次来到南泥湾视察。他们检阅了七一七团，并给干部作了报告。7月10日，抗日战争5周年之际。朱总司令特邀徐特立、谢觉哉、吴玉章、续范亭四位老人同游南泥湾，并作《游南泥湾》诗一首：
　　纪念七七了，诸老各相邀。
　　战局虽紧张，休养不可少。
　　轻车出延安，共载有五老。
　　行行卅里铺，炎热颇烦躁。
　　远望树森森，清风生林表。
　　白浪满青山，绿叶栖黄鸟。
　　登临万花岭，一览群山小。
　　丛林蔽天日，人云多虎豹。
　　去年初到此，遍地皆荒草。
　　夜无宿营地，破窑亦难找。
　　今辟新市场，洞房满山腰。
　　平川种嘉禾，水田栽新稻。
　　屯田仅告成，战士粗温饱。
　　农场牛羊肥，马兰造纸俏。
　　小憩桃宝峪，青流在怀抱。
　　诸老各尽欢，养生亦养脑。
　　熏风拂面来，有似江南好。
　　散步咏晚凉，明月挂树梢。(19)
　　到1942年底，南泥湾已面貌一新，开出良田2.68万亩，水田近千亩，收细粮5451石，养猪1810多头，蔬菜全部自给，粮食部分自给，肉食、油以及鞋袜全部自给，经费自给率达到90.3%。(20)1942年旅首长提出了“一人一羊、二人一猪、十人一牛”的口号，百人以上单位，还要喂三至四头母猪，以繁殖小猪。至于鸡、鸭、鹅、兔等，能饲养多少就饲养多少，每人每月平均吃到2斤肉，每天5钱油，官兵们不仅能吃饱还要吃好，吃饭问题彻底得到解决。
　　官兵们的生活居住环境也得到了极大的改善。在半山坡上，开凿着一排排整齐的窑洞，窑壁粉刷着白灰，嵌着花格门帘，窑与窑之间都凸出半圆的土柱。特别是七一九团的驻地九龙泉一带，窑洞挖得最好。他们先把山坡削直，然后在上面挖上几层窑洞。晚上各窑洞一点灯，远看真像城市里的一排排大楼。七一九团的2、3营在团长张仲翰、政委曾涤的带领下一直在北线执行河防任务，1942年8月也奉命开进九龙泉与1营汇合，全团上下拧成一股绳，掀起新一轮开荒生产的新高潮，大有后来居上的趋势。
　　(五)开展多种经营
　　为了全面解决部队的供应问题，旅供给部在何维忠部长的带下组织人力开展多种经营，大力发展工业、运输业和商业。在工业方面，兴建了大光纺织厂、大光缝纫厂、大光肥皂厂、制鞋厂、造纸厂、榨油厂、瓷器厂、酒厂，挖煤，烧炭，熬盐，只要是部队需要的就千方百计自己动手生产，产品除自给外，还将一部分投入市场。(21)到1942年春，纺织厂已有很大的发展，平均每月出宽面布千匹左右，毛巾约500打，毛毯约1500条。1942年冬，同志们穿的棉衣面，就是用自己织的毛呢布做的，穿起来不但很暖和，而且很好看。战士们兴奋地说：“将来打起仗来，只要穿上这衣服满身都是劲，到火线上打几个冲锋，就可以使敌人崩溃。”
　　随着工厂的迅速扩建和生产率的不断提高，需要大批的棉纱和毛线。为此又在全旅掀起了纺纱热潮。“男耕女织”是中华民族古老的家庭分工方式，家属们自然成为了纺纱热潮的主力军。七一七团政委谭文邦的妻子陈敏，虽然是已有两个孩子的母亲，但不愿吃闲饭，利用纺纱达到了自给。王震旅长把这个典型推广到全旅，并给毛泽东作了汇报。陈敏被树为边区的劳动模范，毛泽东为其题词：“模范家属”，并颁发了奖状。(22)为了把“妇纺运动”推向各机关，王震旅长集中全旅木工一星期造出千辆纺车送给各机关使用。一个纺线高潮迅速掀起。后来陈敏又办起了鞋厂，实行自负盈亏，既保证了全旅鞋子的供给，又获得了盈利。
　　三五九旅政治部主任李信的妻子柳惠明，被评为“特等模范家属”。还有一段佳话：补充团供给处吴成恩七岁的女儿吴萍，利用寒假学会了纺纱，每天可纺一两头等纱。有人问她：“小鬼，干吗那么费劲?”她噘着小嘴说：“干什么?我也要自给自足哩!”
　　特别是大光肥皂厂的厂长刘光武，他原本是一名优秀的军事干部，只懂带兵打仗，对生产肥皂、管理工厂一窍不通。但他不畏困难、苦心钻研，虚心向专业人才学习，在工作中边摸索、边改进，很快提高了肥皂的质量，“大光牌”肥皂受到边区军民喜爱。刘光武也成长为懂生产，会经营的管理干部，受到了领导的表扬。
　　生产的布匹、肥皂不仅满足了本旅的需要，还卖给榆林、三边等边区老百姓，甚至于远销到山西省沿黄河一带。在运输业上，旅供给部组建了骡马运输大队，1942年已有600匹驮骡，常年往返于边区的延安、延川、绥德、米脂等地，年运盐量达100万斤左右。此外，在绥德、三边(定边、安边、靖边)、延安之间，沿途设立骡马店。还冲破了国民党的层层封锁，将边区土特产品运往国民党统治区的口岸临镇、马头关等地，换回药品、工业品和日用品。骡马运输大队保证了陕北高原的运输和贸易，受到边区军民的普遍欢迎。
　　在手工业方面，开展捻毛线(制作军衣)、纺棉纱、编筐篮、制草帽、挖树根(造涂颜料)、打柴、烧炭等多种经营生产活动。
　　在商业方面，王震旅长具体指导，何维忠带领供给部相关人员将“军人合作社”(1941年改名为大光商店)改成股份制经营模式，这在当时是具有开创性的。全旅军人拿出两个月津贴入股，工人们拿工资、奖金入股，股金既可是现金也可是实物，节省下来的衣服，自己制造生产的各种用品，都可照价折钱入股。所有股金、利润，皆以小米价格折算，以保证社员股金不致因物价涨跌而受影响。商店的私人股金占全部股金63.3%。(23)大光商店下设10个分店，一方面大量销售部队自己生产的工业和副业产品；另一方面收购部队需要的军需物资，仅1942年9个月就获利600多万元。
　　三、三五九旅成为大生产运动的旗帜
　　1942年三五九旅开荒地2.67万亩，粮食自给96.3%，旅总生产值为6000万元，经费、物资自给率达到90.2%。为以后几年的屯垦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三五九旅成为大生产运动的一面旗帜。旅长兼政委王震是当之无愧的旗手，旅供给部全体同志则是排头兵。
　　王震是个顶天立地的勇者，一生胆识过人、刚正坚韧。从未在强敌和困难面前低过头，他带的部队在红军和八路军中一直是能征善战的主力部队。王震也是智者，勤于学习，勇于创新。向陕北老农学习在干旱的土地上取得农业丰收。向书本和专业人才学习，指导供给部开办“军人合作社”(大光商店)，开创性地实行了股份制经营模式，正是这位智勇双全的“旗手”带领全旅官兵扛起了大生产运动这面旗帜。
　　旅供给部的本职工作就是保障全旅的一切物质供应，解决好官兵的吃、穿、用。所以在大生产运动中，供给部的全体同志日夜战斗在各条生产战线的最前哨。全体工作人员克己奉公，没占公家一分钱、一寸布和一滴油。供给部筹办了一批被子，尽管自己的铺盖破旧不堪，分配时仍坚持“先连队，后机关；先战士，后干部；先群众，后党员”的原则，被官兵们誉为模范供给部。
　　供给部部长何维忠，在大生产运动中始终站在第一线参与具体领导工作，拟定生产计划，开荒屯田，兴办工厂，组建运输队，创建股份制的“军人合作社”……事无巨细都亲力亲为。他以坚韧不拔的毅力克服了无数困难，以创造性的聪明才智完成了各项任务。以清正廉洁的品格为官兵树立了榜样。在1941年1月至3月，何维忠每天都到“大光纺织厂”亲自抓职工的教育和生产制度的建设，很快建成了一整套半军事化管理的“兵工制度”，使工厂的生产迅速走上了正轨。在纺线运动中还有一段趣事。何维忠按照湖南平江老家特有的纺车，改进了延安低效率的土制纺车，王震旅长亲自参加试验，从各方面对这架纺车的性能作了考察，从晚上8点一直试验到第二天早晨5点。最后，王震旅长高兴地说：“马上集中工人仿造，制好后先送一架给毛主席。”并起名叫“平江式纺车”。毛泽东主席就是用这架“平江式”纺车超额完成了自己的纺纱任务。
　　1942年边区经济逐步复苏，即将走上良性发展的道路。为了总结经验以利再战，1942年10月19日，中共中央及时召开了西北局高干会议。毛泽东主席在会上做了《经济问题和财政问题》的报告，指出“三五九旅回防边区以来，三年中所执行的自力更生、自给自足的经济政策，是我们建军史上的新创造”。报告全面总结几年来大生产的经验、成绩，进一步明确了边区工作的中心是发展经济，加强干部教育。经济工作和财经工作的总方针是：“发展经济，保障供给。”财政与经济的关系是经济决定财政，在公私关系上，要实行“公私兼顾”，“军民兼顾”的原则，发展生产上要坚持“组织起来”和“统一领导，分散经营”的方针。(24)要坚持以农业为第一位，工业、手工业、运输业与畜牧业为第二位，商业则放在第三位的方针。
　　1942年12月12日，延安《解放日报》发表社论：“三五九旅是执行朱总司令‘屯田政策’的模范。在旅长兼政委王震同志与副旅长苏进同志的领导下，全旅的生产热湖达到了空前的高度，上至首长，下至勤务员、伙夫都编入生产小组，积极参加劳动，并开展生产竞赛。某团政治委员所领导的一个小组，在竞赛中创造了每天每人平均开荒6分(地)的全团最高纪录。在各部队中涌现了无数的劳动英雄，这些名字都会在部队中普遍传送。他们胼手胝足、辛勤劳作，建筑了千余个平整光洁、舒适宽敞的窑洞，开垦了11000亩的荒地，种植了粮食、蔬菜和棉麻，供给了自己的需要，节省了公家的费用。今年该旅的收获是惊人的。全旅收细粮5451石、蔬菜10万公斤、瓜5万个，养猪1810头，鸡743只，鸭107只。并且还在秋收过后，准备了冬季用的木炭和柴，预计每连生产木炭1万斤。这些生产成绩，使部队生活一天天地好起来了，他们节省了公家的粮食。在伙食方面，每人每月吃两斤肉，每人每天5钱油、5钱盐、1斤半蔬菜，会餐时还常吃鸡鸭大米。战士们穿着自己劳动果实换来的新棉衣，盖着新棉被、羊毛毯子、棉鞋、手套齐全……今天的南泥湾成了陕北江南。”
　　在1943年1月14日高干会议闭幕式上，表彰了三五九旅、延安县和延安南区供销社三个先进集体，并授予三五九旅一面“发展经济的先锋”的锦旗。王震等22名干部因在领导生产时做出显著成绩，受到边区政府嘉奖，毛泽东主席亲笔为他们题词，其中：三五九旅旅长兼政委王震“有创造精神”；三五九旅供给部部长何维忠“切实朴素，大公无私”；三五九旅七一七团政委晏福生“坚决执行屯田政策”；三五九旅供给部政委罗章“以身作则”；陈宗尧三五九旅七一八团团长“模范团长”；陈敏(三五九旅特务团政委谭文邦的家属)“模范家属”。(25)西北局高干会议的成功召开，总结了经验，明确了方针，树立了榜样，边区大生产运动的前景必定辉煌。
　　1943年2月17日，林伯渠率边区拥军慰劳团赴南泥湾垦区慰问驻军。期间，参加了阅兵式，观看了军事表演，在5000多军民参加的拥政爱民大会上发表讲话，高度赞扬了他们的卓著业绩，给每人奖励了一条印有林伯渠题字的毛巾。号召全体官兵“更加团结一致，努力生产，加紧学习”。2月21日，林伯渠对《解放日报》记者发表谈话，赞扬南泥湾垦区部队说：“像这样忠于保卫边区而又竭力设法减轻人民负担的军队，乃真正是我们边区人民自己的军队。”(26)
　　四、大生产运动的全面胜利
　　1943年至1945年，陕甘宁边区生产稳步增长，财政逐渐好转，边区军民过上了丰衣足食的生活。1943年秋，毛泽东在任弼时、彭德怀等中央领导同志陪同下，到南泥湾视察，先后视察了驻守在南泥湾、金盆湾、九龙泉、马坊的七一八团、七一九团，看望了战士和附近群众，听取了部队生产、布防和训练情况的汇报，并对三五九旅的工作作了许多重要指导，他说：“困难并不是不可征服的怪物，大家动手征服它，它就低头了。”“敌人封锁我们，我们的回答就是自己动手，用我们的双手做到生产自给，丰衣足食。”(27)在视察时，毛泽东看到满山满川的谷子、玉米、豆子长得绿油油的，牛羊成群猪满圈，高兴地对陪同的王震旅长说，你们今年又是大丰收。王震向毛泽东汇报，部队已经做到了完全自给，不拿公家一粒米、一寸布、一分钱。
　　1943年至1944年，三五九旅将士们再接再厉，掀起更大规模的生产浪潮。从临镇到九龙泉，长50余公里，宽10多公里的地区，漫山遍野都是开荒种地的人群。1943年，全旅种植面积达10万余亩，收获细粮1.2万石，洋芋、南瓜等折合粮食(3斤折粮1斤)3000石；蔬菜收获590多万斤，粮食蔬菜完全做到自给。全旅共养猪4200多头，羊7800余只，牛820余头，达到王震旅长提出的“2人1猪、1人1羊、10人1牛”的指标。1944年，全旅开荒种地26万亩，产粮3.5万石，收棉花5000斤，实现了年初下达的生产任务，每人收获粮食6.1石，1人1只羊，2人1头猪，10人1头牛的生产计划。全旅不但吃穿用完全自给自足，不要政府一分钱、一粒粮、一寸布，反而每年向政府缴纳公粮1万石。(28)
　　经过了两三年的辛勤劳动，全旅各部在南泥湾、金盆湾、九龙泉、马坊、临镇等荒芜的土地上，开垦了荒地27万亩左右，使南泥湾一带的面貌，发生了巨大的变化。登高一望，只见每架山上都开垦出一块块肥沃的土地，到处长着谷子、苞谷、山药蛋、烟草、麻、豆子等作物；在宽阔的平川里，明镜似的水田长着整齐的一望无际的稻子。山坡上一排排整齐的雪白的窑洞就像城市中的高楼大厦。南泥湾呈现出动人的景象：翠绿的青山，雪白的窑洞，滚滚的麦浪，绿油油的菜田，田间肥美，猪羊成群，通过“自己动手”，达到“丰衣足食”，使昔日荒芜的烂泥湾，变成了“到处是庄稼，遍地是牛羊”的陕北好江南。
　　那么，南泥湾是怎样建设和开发出来的呢?
　　为了建设和开发南泥湾，先后成立了中央军委南泥湾管理处和陕甘宁边区政府南泥湾垦区政府。当年担任南泥湾管理处主任李世俊在《怎样领导与执行南泥湾政策》一文中说：“在自然资源良好的条件下，尤其是投放大量有组织的人力来开发一个新的地区，而且是在革命根据地创造有历史意义建设的时候是值得很注意的一个问题。为要使全部建设工作顺利进行，就必须作长期的坚持与奋斗，第一步工作就是将全部土地作合理的规划与配列。在一般情况下，农地、林地、牧地各应占全部土地面积的比例数，我们这样规定：农地占全部土地面积的50%；林地占20%；牧地占30%，而且林地牧地均应分配在山上，川地除了必须保留培植的树木(道路两旁之行道树，河流两岸护河与护堤塘的树，以及庭院风景林，果林、苗圃等等)外，一般不应浪费土地来作为林地。”(29)当时除了八路军三五九旅之外，在南泥湾垦荒种地、开办农场的还有八路军总部炮兵学校、中央党校农场等19个单位。三五九旅几年来在南泥湾的垦荒屯田，发展多种经营已经成为发展经济的前锋。但他们之所以能把荒无人烟的“烂泥湾”变成陕北的好江南，就是严格按照管理处和垦区政府的要求，遵守上述规划来实施的。这就纠正了长期以来人们误传的南泥湾大生产是毁林开荒，造成水土流失的谬论。
　　在屯垦过程中，三五九旅始终认真贯彻执行朱德总司令提出的“一面战斗、一面生产、一面学习”的原则，农忙生产，农闲练兵。平时在地里劳动，枪就架在地头，一有情况就拿起武器迅速投入战斗。部队每年冬季都要进行四个月的大练兵。各团在驻地附近都修建了大小不同的操场，战士们自己动手制作了单双杠、木马、天桥、平台等军事训练器械，力争要把每个战士训练成英勇顽强、技术熟练的神枪手、投弹手。
　　1943年6、7月间国民党顽固派发动了第三次反共高潮，胡宗南又调集大军向陕甘宁边区进攻，三五九旅旅部及七一八团、七一九团立即奉命开往固临、甘泉、郎县一带布防，积极备战，严阵以待。由于共产党和全国人民的声讨，以及国际舆论的谴责，胡宗南被迫停止了军事行动。此时正值秋收季节，指战员们立即放下枪杆，拿起镰刀，投入紧张的收割劳动，战斗、生产双丰收。三五九旅胜利完成了朱总司令“军垦屯田”的重任，一手拿枪，保卫边区人民的安宁，捍卫边区领土的完整；一手拿锄，保证军民过上了丰衣足食的生活，促进了边区经济的大发展。
　　英雄的三五九旅，在南泥湾短暂的几年中，创造了辉煌的业绩，成为陕甘宁边区大生产中的一面旗帜，被誉为“发展经济的前锋”。1943年10月19日，三五九旅首届生产展览会在南泥湾隆重开幕了。展览会的大门上面，是用黄澄澄的玉米棒子组成的“首届展览”四个金色大字。门两边，是用高粱穗和谷穗缀成的“自己动手”、“丰衣足食”八个红字对联，异常雄伟庄严，充分显示了八路军指战员在中共中央和毛主席的领导下，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粉碎国民党反动派经济封锁的英雄气概和宏伟成就。
　　参观者络绎不绝，战士、干部、农民；男的、女的、老的、少的，有秩序地来到第一展室。刚一进门，就看到正面墙上挂着毛主席和朱总司令的画像，两边插着鲜艳的红旗。左侧墙上，挂满了上级机关和群众赠送的锦旗，及各种统计表，使人一目了然地看到三五九旅屯垦南泥湾以来的成绩：从1941年到1943年，全旅开荒播种面积，由11200百亩上升到10万亩，增加了几倍；粮食总产由1200石上升到12000石，增长了10倍；部队粮食自给率，由7.6%达到自给有余，经费也能全部自给，做到了“不要政府一粒米、一寸布、一分钱”。这些成绩，赢得了参观者的交口称赞。
　　右侧墙上，几十张劳动英雄的照片，吸引了所有观众。第一位是八团的李位，一天开荒3亩6分7厘，与他并列的是七团李黑旦，他在前方作战是英雄，后方生产是模范，在反摩擦斗争中壮烈牺牲；接着是特务团的刘顺清，每天开荒4亩1分1厘；再下来是旅直的尹光普，外号“大洋马”，他一天开荒4亩2分8厘，投弹72米，是全旅有名的劳动英雄和练兵模范；最后是白银雪、武生贵、赵占奎、王福寿。特别是关于模范团长陈宗尧同志的九幅连环画更加动人，画中表现了陈团长带领八团同志背米过冰河，替群众擂粪，带头开荒，关心群众生活的模范事迹。
　　实物展览更是丰富多彩，有一株玉米秆上结着4个玉米棒子，每个棒子籽粒饱满，又长又粗；还有单独像棒槌一样的玉米棒子，结着900多颗玉米粒；再就是1个1尺9寸5长的谷穗，粗得像狼尾巴一样；有个洋芋像老碗口那样大，重2斤5两；有个大萝卜2尺长，7斤半重；一棵大白菜比3岁半的女孩还高半头；一个大南瓜重35斤，像个小磨盘。左边墙下，有两株棉花挂满了银桃，是特务团试制成功的。9团一块3亩面积的水田收下10石稻谷，平均每亩收1000斤。
　　从第一展室到第二展室的路上，摆设着指战员们自制的各种生产工具：镢、耧、锄、镰、连枷、木杈、木锨、担筐、筛子、风车，样样齐全，还有两部水车，又轻巧又实用，博得观众的交口称赞。
　　在第二展室，首先是手工业品，有战士自制的草鞋(麻鞋等)、炕席、桦皮草帽、桦皮饭盒、葫芦碗、木筷、羊角烟斗；有两种颜色的线，五种类型布鞋，七种不同质量的布；标有“大光牌”的毛巾、袜子、毯子、肥皂……旁边的图表上标示着各厂的年产量：不仅做到了全旅自给自足，还畅销边区内外。最显著的是墙上挂的毛呢军装，从羊毛、毛线、织布到衣服的制作，各个工序的原料和产品等均出自该旅之手。接着是畜牧业和运输业，畜牧业从喂猪、牧羊、养牛、孵鸡，建筑猪舍、羊圈、牛屋、鸡窝，到战士吃猪肉，喝牛奶，丰盛的会餐；运输业从骡马的集中、编队，制造大车，建筑骡马店，到大批运输队伍驮盐归来。图表上用红绿线标着畜牧业和运输业发展的数字：全旅1943年底生猪存栏8400多头，牛600多头，羊1.19万多只，鸡2.6万多只，鸭2700多只；运输业有马、骡、驴800匹，骆驼100多头，400多个运输人员，43个骡马大店。
　　再接着展出的是窑洞、房屋规划的模型，下面放有指战员们自制的桦树皮笔记本，烧制的墨水，弹壳做的水笔，学习用的石板、沙盘；还有自制的娱乐用品，蛇皮做的胡琴、三弦等，桦树皮剪画的扑克，柏木做的象棋，羊皮做的腰鼓，牛皮做的大鼓，木头削的刀枪。最后展出的是丰衣足食的繁荣景象，照片和画卷，展示出广大指战员收割、背谷、打场，以及练兵中的刺杀、射击、投弹、过天桥等壮观场面。(30)
　　1943年11月底，展品送到延安，参加了陕甘宁边区生产展览会，与边区劳动英雄代表大会同时开幕。毛泽东在百忙中前来接见代表，并仔细参观了生产展览会。毛泽东说：“我们的军队既不要国民党政府发饷，也不要边区政府发饷，也不要老百姓发饷，完全由军队自己供给；这一个创造，对于我们的民族解放事业，该有多么重大的意义啊!”(31)不久，毛泽东又说：“我们的军队克服了生活资料的困难，改善了生活，个个身强力壮，足以减轻同在困难中的人民的赋税负担，因而取得人民的拥护，足以支持长期战争，并足以扩大军队，因而也就能够扩大解放区，缩小沦陷区，达到最后的消灭侵略者、解放全中国的目的。这种历史意义，难道还不伟大吗?”(32)
　　这个生产展览，延安各界人士纷纷前去参观。对于部队生产展览的详情，延安《解放日报》1945年1月8日、11日，连续刊登了继昌同志撰写的《三五九旅的生产创造》和《练兵中两种典型》，很有说服力，并实事求是地告诉观众，任何成绩的取得都是来之不易的。
　　1943年11月26日，陕甘宁边区政府在延安召开劳动英雄代表大会，同时举行边区生产展览会。12月16日，朱总司令在劳动英雄代表大会闭幕式上的讲话中指出：军队是武装的工农，可是很久以来，这些工农参加军队后就不从事生产了。“我们八路军打破了这个传统。八路军是工农自己的军队，他们过去是工农，到军队后还是工农，他们指挥员和战士一样参加生产，这是惊人的创造。”(33)
　　1944年6月，中外记者西北参观团进入陕甘宁边区访问。中共中央委托周恩来亲自领导这次记者团来访的接待工作。在具体安排记者团访问日程时，周恩来提出首先访问南泥湾，由王震出面接待。中外记者西北参观团于6月6日到达南泥湾，在叶剑英总参谋长和王震旅长的陪同下参观了七一八团(团长陈宗尧、政委左齐)、七一九团(团长张仲翰、政委曾涤)，并观看了两团的对抗军事演习。演习完毕，七一九团团长张仲翰、政委曾涤在驻地设宴招待了全体记者，丰盛的菜肴全部来自战士们的劳动成果。宴会席间，记者们热烈交谈来到南泥湾后的感想。尽管他们说法不一，但有一点却是共同的：都在热情赞颂南泥湾，都说中国的希望在这里。爱泼斯坦、福尔曼和斯坦因等人在后来撰写的通讯和书中，都用了相当多的篇幅，记述了王震的事迹和在南泥湾的所见所闻，大大扩展了南泥湾、八路军在国外的影响。
　　仅短短的几年，陕甘宁边区的生产获得了空前的发展。整个边区1942年开荒21万多亩，1943年增加到77万亩，1944年又猛增到120多万亩。粮食产量1943年为184万石，除去总消耗量162万石外，还余22万石。到1945年，边区军民大部分做到了“耕三余一”(即耕种三年地，打的粮食够四年吃)；部分还做到了“耕一余一”。
　　在发展农业生产的同时，边区人民还白手起家大办工业。先后创办了纺织厂、兵工厂、石油厂、化学厂、造纸厂、火柴厂、肥皂厂等许多小型工厂。抗战之前，全边区仅有一个公营修械所，有职工40多人，加上被服、印刷等厂，职工总效还不到300人。而到了1944年，公营工厂达到了130多家，边区职工总数上升到1.2万多人。生产的产品不但部分或全部地满足了边区军民和工作人员生产生活方面的需要，而且还远销外地，换回布匹，药品等必要的物资。据统计，从1939年到1945年，边区共生产肥皂211万多条，其中输出65万多条，1944年输出的食盐有24万多驮(每驮150斤)。在重点发展轻工业的同时，直接为抗战和民生服务的重工业也有了一定发展。军工局领导下的军工一、二、三厂，不仅能够生产枪支弹药，还可以制造军工厂需要的器械。延长油矿从1939年到1945年共产汽油1.1万多桶(每桶5加仑)，煤油近66万多桶，柴油、机油3万多桶，除满足电台，工厂的需要外，还输出一部分。至1944年边区各铁厂年产量共约700吨，占生铁需要量的40%。
　　工农业的发展促进了商业的繁荣，抗战前延安有各种商店123家，到1943年增加到473家。到日本投降时，边区财政的积蓄足够用一年，实现了“自己动手，丰衣足食”，达到了“生产节约，长期打算，积蓄物资，准备反攻”的战略目标。为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胜利奠定了物质基础。大生产运动不仅收获了物质财富，还收获了精神财富，毛泽东曾多次说过这么一句话：一切空话都是无用的，必须给人民以看得见的物质福利。
　　据统计，1943年边区生产自给达38亿，自给收入超过当年财政收入的一半；1944年自给收入占当年财政收入62.8%。由于生产自给能力提高，相应减轻了人民负担。1943年征收救国公粮18.4万石，1944年征收16万石，1945年征收12.4万石，按150万人计算，每人平均只负担9升3合，取之于民的粮食大大减少，从而密切了政府与百姓的关系，军队与人民关系。军队进行生产，建立了自己的家务，保持了劳动人民本色。同时，部队物质生活提高了，埋怨政府的事也少了。在大生产运动中，人人都以普通劳动者的身份出现，首长和士兵、领导和群众，一起干活，一起流汗，大家情同手足，亲如兄弟。
　　生产实现自给后，陕甘宁边区政府相继出台了一系列的惠民政策。凡是进入陕甘宁边区境内的有一定劳动能力的人，第一年，政府免费提供住宿和最基本的口粮。所开的荒地归自己所有，头三年免交租税。一般来讲第三年、第四年的时候，这种务工者就可以穿着一身的新衣服回到自己的老家，娶一个媳妇过来。“三亩地，一头牛，老婆孩子热炕头。”几千年来中国农民梦寐以求的好日子终于实现了。在这样的情况下，百姓们怎么可能不说共产党好，陕甘宁边区政府的威信得到了迅速提高，获得了民众的极大拥护。
　　到1944年，日益壮大的红色延安顺利渡过了困难时期，居住人口增长到8000万人，军队发展到47万人，民兵227万人，已经成为中国社会政治生活中不容忽视的力量，吸引了无数对新生活满怀期待的百姓。许多热血青年不远千里来投奔，包括丁玲、萧军等人在内的大批作家、知识分子、文化青年、记者和国际战士。摄影家吴印咸回忆道：“深厚坚实的黄土，傍城东流的延河，嘉陵山上高耸入云的古宝塔，以及那一层层，一排排错落有序的窑洞，这一切都使我感到新鲜。特别是这里的人们个个显得十分愉快，质朴，人们之间的关系又是那么融洽。……我被深深地感动了。我觉得我已经到了另一个世界，这正是我梦寐以求的理想所在。”(34)
　　边区的文化生活和文艺创作也得到长促的发展。八路军总政治部电影团的钱筱璋、吴印成等同志克服了胶片和技术设备奇缺的困难，摄制了大型纪录片《南泥湾》，真实地再现了三五九旅屯垦南泥湾的战斗历程。1943年初电影即将拍完，摄影队长吴印咸请求毛泽东为电影题词，毛泽东欣然同意，他在两张白色的凸版纸上分别题写了“自己动手”、“丰衣足食”八个大字，并签上自己的名字。当时毛泽东边写，吴印成边拍摄，在纪录片《南泥湾》中再现了整个题词过程。影片在1943年春节放映立刻轰动延安，受到群众热烈欢迎。同年3月，延安文艺界劳军团和鲁艺秧歌队80多人赴南泥湾劳军，萧三、艾青、田方等致慰问词。贺敬之作词，马可谱曲的歌舞《挑花篮》唱道：“陕北的好江南，鲜花开满山，开满(呀)山；学习那南泥湾，处处是江南，又战斗来又生产，三五九旅是模范。”从此，脍炙人口的民歌《南泥湾》诞生，后经著名歌唱家郭兰英一唱，唱遍了大江南北，唱得家喻户晓，都知道陕北还有个好江南——南泥湾。
　　大生产运动，培养造就了大批懂生产、善经营、会理财的经济工作人才，为新中国成立后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积累了经验；更重要的是，大生产运动，培育出了闻名于世的“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延安精神，这一精神成为我党、我军、我国人民克服一切艰难险阻的巨大精神力量和传家宝。
　　总而言之，三五九旅在南泥湾所取得的成绩是辉煌的，他们在陕甘宁边区部队生产中样样工作都走在前头，为其他部队树立了劳武结合的典范，真正成为西北局题词所说的那样，成为“发展经济的前锋”。
　　★王健
　　参考文献：
　　[1]《毛泽东选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
　　[2]《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一卷(下册)，中共党史出版社2011年版。
　　[3]金冲及：《朱德传》，中央文献出版社2000年版。
　　[4]中央档案馆：《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十二册(1939—1940)，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
　　[5]《陕甘宁边区抗日民主根据地·回忆录卷》，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90年版。
　　[6]何维忠：《南泥湾屯垦记》，天津人民出版社1959年版。
　　[7]中央文献研究室：《朱德年谱》，中央文献出版社1986年版。
　　[8]中共湖南省委宣传部、南泥湾精神研究会：《南泥湾》，湖南出版社1995年版。
　　[9]农一师史志编纂委员会：《农一师简史》，新疆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
　　①《西北局奖励二十二位生产英雄》，《解放日报》1943年2月3日第一版。
　　②《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一卷(下册)，中共党史出版社2011年版，第597页。
　　③《陕甘宁边区抗日民主根据地·回忆录卷》，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90年版，第203页。
　　④《毛泽东选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892页。
　　⑤金冲及：《朱德传》，中央文献出版社2000年版，第643页。
　　⑥中央档案馆：《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十二册(1939—1940)，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第289页。
　　⑦何维忠：《南泥湾屯垦记》，天津人民出版社1959年版，第7页。
　　⑧中共湖南省委宣传部、南泥湾精神研究会：《南泥湾》，湖南出版社1995年版，第38页。
　　⑨何维忠：《南泥湾屯垦记》，天津人民出版社1959年版，第10—11页。
　　⑩《毛泽东文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22页。
　　(11)《毛泽东文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23页。
　　(12)《朱总司令等电令驻军响应生产大竞赛》，《解放日报》1943年3月2日第二版。
　　(13)何维忠：《南泥湾屯垦记》，天津人民出版社1959年版，第24—25页。
　　(14)中央文献研究室：《朱德年谱》中央文献出版社1986年版，第238页。
　　(15)金冲及：《朱德传》，中央文献出版社2000年版，第648页。
　　(16)中央文献研究室：《朱德年谱》中央文献出版社1986年版，第239页。
　　(17)中央文献研究室：《朱德年谱》中央文献出版社1986年版，第240—241页。
　　(18)何维忠：《南泥湾屯垦记》，天津人民出版社1959年版，第55页。
　　(19)金冲及：《朱德传》，中央文献出版社2000年版，第654—656页。
　　(20)农一师史志编纂委员会：《农一师简史》，新疆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33页。
　　(21)农一师史志编纂委员会：《农一师简史》，新疆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30—31页。
　　(22)农一师史志编纂委员会：《农一师简史》，新疆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35页。
　　(23)何维忠：《南泥湾屯垦记》，天津人民出版社1959年版，第53页。
　　(24)《毛泽东选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894—895页。
　　(25)《西北局奖励二十二位生产英雄》，《解放日报》1943年2月3日第一版。
　　(26)《慰问团抵南泥湾》，《解放日报》1943年2月21日第二版。
　　(27)《毛泽东年谱》中卷，人民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477—478页。
　　(28)中共湖南省委宣传部、南泥湾精神研究会：《南泥湾》，湖南出版社1995年版，第85页。
　　(29)《解放日版》1943年4月24日第四版。
　　(30)参考《南泥湾的故事》，陕西人民出版社1978年版。
　　(31)《毛泽东选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929页。
　　(32)《毛泽东选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106—1107页。
　　(33)中央文献研究室：《朱德年谱》，中央文献出版社1986年版，第261页。
　　(34)吴印咸：《延安影艺生活录》，载《延安文艺回忆录》，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267、26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