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
　　八路军留守兵团的成立与发展(1937年—1945年)
　　陕甘宁边区八路军后方留守兵团是八路军主力部队在奔赴抗日前线时，为了保卫陕甘宁边区和党中央的安全而留下来的部分兵力合编而成。从1937年12月成立至1945年番号取消历经八年艰苦历程，留守部队在保卫边区安全和参加生产自给运动中，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在洛川会议上，毛泽东提出主力部队开赴前线后，要留下一支部队巩固边区，使陕甘宁边区成为全国人民军队抗日的大本营。会上，有少数人提出，陕北地瘠民贫，不宜做抗日大本营，担心主力走后，根据地守不住，主张中共中央随着主力走。毛泽东不同意这个观点，他认为陕甘宁边区这样一块根据地是十分宝贵的，它的存在意义重大。后边有“家”，开出去的部队就有回旋余地。中共中央扎根于陕甘宁边区，使它成为抗日人民军队的大后方，有利于指导敌后抗日根据地的建设。会上，多数人赞同毛泽东的意见，认为要完成保卫陕甘宁边区、保卫党中央的任务，很有必要留下一支部队。
　　1937年8月下旬，中央军委决定在延安成立八路军后方总留守处，萧劲光为留守处主任，留守部队9000余人受留守处主任统一指挥。将留守边区的八路军部队编为警备1～8团，连同保安司令部所属各部共计15514人，长短枪8971支，轻重机关枪455挺，迫击炮两门。随着抗战的进行，到1940年底，八路军留守部队发展到3个旅，5个团，总兵力为31609人，长短枪15153支，轻重机枪7077挺，迫击炮17门。
　　留守处成立后，所担负的任务很繁重。东面隔黄河相对的是以华北沿平绥线进攻的日本侵略者，要随时准备抗击日寇入侵，固守千里河防。南、西、北三面，有国民党二十几个师包围。当时边区又处在国共两个政权并存的局面，虽然建立了统一战线，但摩擦与反摩擦的斗争时有发生。同时，边区内部尚有大小40多股土匪经常四处袭扰，严重威胁着边区的正常生活秩序。于是，1937年10月，中央军委给留守部队下达了“保卫边区，肃清土匪，安定人民生活，保卫河防，保卫党中央，巩固与扩大留守部队”的指示。12月，为了加强领导和指挥，军委决定将八路军后方留守处对内改称留守兵团，萧劲光任司令员，曹里怀任参谋长，莫文骅任政治部主任。
　　1937年12月，留守兵团在延安召开了第一次兵团首长会议。这次会议，颁布命令，取消过去各单位杂乱的番号，实行新的编制序列。将留守兵团编为：警备一团，团长贺晋年，政委钟汉华；警备二团，团长周球保，政委甘渭汉；警备三团，团长阎红彦，政委杜平；警备四团，团长陈先瑞，政委刘国桢；警备五团，团长白志文，政委李宗贵；警备六团，团长王兆相，政委张达志；警备七团，团长尹国赤，政委刘随春；警备八团，团长文年生，政委帅荣；七七〇团，团长张才千，政委萧元礼；还有富县独立营和一个骑兵营，营长张令甫，教导员刘永源。另外，1938年上半年，绥德警备司令部归属留守兵团，警备区司令员陈奇涵，参谋长毕占云，全部兵力1.5万余人。兵团成立参谋处、政治部、供给处、机要处等直属工作机关。同年，3月13日，日寇进攻我河防阵地，发生“神府战斗”。留守兵团根据中共陕甘宁边区委员会指示下达抗战总动员及备战命令，成立两延(延川、延长)河防司令部及神府河防司令部，动员边区人民及自卫军进行保卫河防的战斗。同年4月，保安司令部亦归其指挥。1939年10月，八路军第一二〇师第三五九旅返回边区，纳入留守兵团序列。1942年6月8日，陕甘宁晋绥联防军在延安成立。同年10月，留守兵团合并到联防军，对外保留留守兵团名义，贺龙任司令员、关向应任政治委员(关因病休养，由高岗代理)，徐向前、萧劲光任副司令员。
　　1943年5月，国民党军队计划闪击陕甘宁边区。为了保卫党中央，保卫陕甘宁边区，八路军第一二〇师第三五八旅和独立第一旅先后由华北调入边区。1944年春，又从华北调入三支部队：一支是杨得志率领的冀鲁豫军区6个团组成的西进支队，8月改编为陕甘宁晋绥联防军教导第一旅；一支是黄永胜、邓华率领的晋察冀军区6个团组成的机动旅，同年秋改编为联防军教导第二旅；一支是由王近山、徐立清率领的第一二九师3个团组成的新编第四旅。此时，陕甘宁晋绥联防军下辖有晋绥军区及其所属军分区、骑兵旅、独立第一旅、教导一旅、教导二旅、新四旅、第三五八旅、绥德警备区司令部、警备第一旅兼关中警备司令部、警备第三旅兼三边分区、第三五八旅兼陇东军分区，第三五九旅兼延属军分区。
　　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对留守兵团的工作非常重视。1938年5月15日，毛泽东起草的《陕甘宁边区政府、八路军后方留守处布告》正式发布。《布告》明确规定：边区境内已经分配的土地、房屋和已经废除的债务，不准擅自变更；保护边区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组织及其他民众团体的活动，并促进其发展，制止一切阴谋破坏活动；凡未经同意并取得证明文件而进入边区活动的人，一律禁止；凡在边区进行阴谋破坏，或肆意捣乱，或勾引惑众，或暗探军情的分子，准许人民告发，证据确实者，准许就地逮捕，一经讯实，一律严惩不贷。这个布告揭露了国民党顽固分子破坏陕甘宁边区人民利益、破坏统一战线的阴谋活动，纠正了当时党内一部分同志对这种破坏活动采取的软弱退让态度。
　　1939年1月1日，为确保陕甘宁边区安全和巩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边区政府、八路军后方留守处联合发布布告，规定：(一)凡非边区所属之保安部队及其他地方武装，经备有正式公文，并得到八路军后方留守处及边区保安司令部允许，假道经过边区或因事暂住边区境内者，应统归边区保安司令部节制；在作战必要时，需服从边区保安司令部指挥与调遣。如敢违反者，得解除其武装。(二)如发现有公开或暗地编组保甲，企图推翻民主政权，图谋破坏抗日人民团体者，决于严厉制裁。(三)收买流氓，组织非法团体、造谣惑众，危害团结抗战，破坏政府、军队与人民之情感者，决以汉奸惩办之。(四)在边区境内擅立捐税，破坏财政，扰乱税收，勒讨已废除之租债，企图敲诈剥削人民，破坏民族团结者，均以违法惩处。(五)强占民房，聚众赌博，包庇或贩卖鸦片者，均得以法令惩处。(六)擅捕边区人民，抢夺人民牲畜财产，假借名义检查行旅肆意敲诈者，概以匪徒论罪。(七)假借各种名义在人民中进行破坏民主政权和军队之宣传者，以汉奸论罪。
　　八路军留守兵团在中央军委和毛泽东的直接领导下，清匪患，抗日寇，反摩擦，大生产，立下了卓著的功绩，胜利地完成了保卫边区、保卫大西北、保卫党中央的光荣历史使命，并向全国各抗日战场输送了数千余名干部，成为一支政治素质好、战斗力强的劲旅。在清匪中，留守兵团集中力量，采取战术上“猛打穷追、堵截合击”与政治上争取瓦解相结合，军事进剿与发动群众相结合的方法，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经过几十次大小战斗，基本上肃清了薛芝茂、李钦武、赵老五等43股土匪。毛泽东为此曾亲笔起草电报，通报全国各抗日根据地，表彰了留守兵团。在保卫河防战斗中，1938年3月至1940年间，日本侵略军向我边区河防阵地发起数十次进攻，留守兵团以及增援的三五九旅，与边区人民紧密团结，共同修筑了上千里的坚固河防工事，并在晋西北主力部队的有力支持下，采取积极的侧后出击，给敌以沉重打击，终于粉碎了日寇的进攻，使边区河防日趋巩固。在反摩擦斗争中，从1938年底至1944年春，国民党顽固派对边区发动武装进攻275次，抢劫骚扰457次，暗杀、诱逃、拘捕人员295次，制造了“陇东事件”和“旬邑事件”等。留守兵团在毛泽东亲自指挥下，运用强大的舆论力量，对顽固派进行无情揭露和控诉，终于打退了一次又一次的反共高潮。在大生产运动中，留守兵团的生产成绩显著。到1943年开荒21万亩，收细粮3万石；开办毛纺厂11处，还有被服厂、皮革厂、木工厂、大车厂、煤窑、炭窑、砖瓦窑、瓷器窑和各种作坊等共52处，织布1.3万匹，还从事畜牧业、运输业、商业等生产。在从事工农业生产的各条战线上，兵团涌现了赵占魁、武生华等许多先进模范人物。经过大生产运动，逐步解决了部队的供给问题，基本做到了自给自足。1945年，毛泽东在一次与留守兵团司令员萧劲光的谈话中说：“留守兵团是一支好部队，是坚决执行了党中央的正确路线，完成了党交给的任务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