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建章(1897—1958)，陕西佳县乌龙镇刘家渠人，中国共产党党员。
　　1942年西北局高干会上，刘建章获赠毛泽东亲笔题词：“合作社的模范”；1943年，陕甘宁边区劳模大会上，他当选为边区模范经济工作者；1944年，在边区合作社代表大会上又被选为特等劳动英雄。历任南区合作社主任、延安县联社主任、分社联社主任、陕北合作局周长，多次荣获毛泽东和边区政府的接见和嘉奖。解放后，任宁夏供销社主任、甘肃省供销社主任以及省人民代表、甘肃省政协委员等职。
　　刘建章的父亲是雇农，一辈子给地主打长工，母亲在家纺织，兄长是木匠，家庭生活困难。因家境贫寒，刘建章只读了三年书就辍学了，为了偿还家中的债务，而被迫在地主开设的店铺里当学徒，经常挨打受骂，吃不饱，穿不暖。兵荒马乱的时节，东家元宝不见了，诬赖是他偷去了，要拿办他，刘建章不得已，只好逃亡到山西，从此背井离乡。最初，他利用亲戚借给他的一点本钱，赶上驴子做起了小本买卖。山西的临县，塞外的盐池以及包头乃至关中的韩城等地，都是他经常来往的地方。他省吃俭用，辛辛苦苦地积攒，当手中刚刚有了一点余钱的时候，却被盗匪抢光了。1928年，陕西大旱，他没有办法，只得随着逃荒讨饭的群众一路乞讨来到延安南区居住。在延安南区，终年劳苦，仍然不得温饱，而当时农村的20多种苛捐杂税还要压在他的身上。有一次，他向高利贷者借了10块钱交纳“维持费”，这10块钱当时能够买10石细粮。就因为这10块钱的缘故，本上加利，利上滚利的结果，刘建章倾家荡产，无立锥之地，开始做“脚户”，跑运输。延安开始“闹红”，受够了兵痞欺负、高利贷商人欺诈的刘建章毅然参加革命，1935年光荣加入中国共产党。南区合作社使得刘建章找到了一展自己抱负与才华的舞台。从1937年开始，刘建章就再也没有离开过合作社的事业，也逐渐从一个普通的农民，成长为共产党所领导的真正为民的合作事业的杰出代表。
　　一、南区合作社重建期，开始登上合作运动的舞台
　　延安县南区合作社重建之后，面临的第一个难题就是群众不信任、不接受、不参与。群众冷冰冰的态度不是没有缘由的，因为在此之前，南区合作社试办过一次，那是在1935年，南区被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军队解放，南区人民开展了土地革命，农民分到了土地，在这种情况下，南区试办合作社。但是，这时的延安城还被国民党军队控制，并且时时出城，试图重新控制南区，南区的局势动荡不安，勉强试办的合作社无法维持下去，以失败告终，群众凑集的股份全打了水漂。
　　南区的条件本来就很落后，本来指望南区群众给予支持，偏偏群众又不信任共产党所办的这家毫无家底的合作社，南区合作社所遇到的困难，的确是难以想象的。面对着困难，像刘建章这样的共产党人，不是埋怨群众没有觉悟、没有水平，反而打定主意要用更周到、更有针对性的工作来赢得群众的信任。
　　1936年底，刘建章在重建的南区合作社担任会计。他毫无畏难情绪，从货郎担子做起，从针头线脑的小生意做起，耐心细致，一步一个脚印地把合作社坚持下来。当时西安事变刚刚和平解决，东北军撤防、中央军入陕，出现了短暂的政治上的真空。刘建章利用私人关系，借了一点钱做本钱，和同事一起，冒险犯难去国民党统治的地方，买进少量的食盐、火柴、针头线脑之类的生活必需品。回来后，刘建章和采买李生章两个人，一人一个包袱，走街串巷，挨家挨户，上门卖给老百姓这些日用品，同时，借机给老百姓宣传参加合作社的好处，刘建章特别强调乡亲们可以拿共产党发行的苏维埃银行票子(俗称“苏票”)来入股。刘建章替群众算细账，每户人家只要入股1块钱，可以买4两食盐、2盒火柴、5包针、2支线、1尺鞋面布。刘建章给乡亲们许诺，凡是愿意参加合作社的乡亲，可以比那些不加入合作社的邻家，优先购买刘建章手里的食盐、火柴等日用品。
　　前前后后努力3个月，刘建章和李生章两个货郎担子一起，销售了600多元的货物，不仅净赚红利20多块钱，而且还让群众看到了实实在在的好处，南区的乡亲们在刘建章一遍遍地上门劝说下，开始陆陆续续地拿出“苏票”入股合作社了，南区合作社凑出了159块钱(苏票)的股本，除了还债外，股金实存120多元，每一分钱都来之不易。
　　恰好这个时候，中国共产党和国民党进行两党谈判。为了合作大局，当时共产党开始通过贸易局，向社会公开销售货物，用这个办法来回购前期发行、流通社会上的“苏票”。刘建章特别注意社会上的买卖信息，他得知这个消息后，赶紧拿着这些股金，到延安城里面的贸易局买货。为了把饭钱省下，在货物不多不重的情况下，刘建章宁肯自己饿着肚子扛着这些货物回南区沟门，如果采购的货物重且多时，他就借百姓进城卖柴火的毛驴跑销售，如此精打细算，竟然能把南区合作社当时仅有的一个小门市维持下来，3个月业务结算，每股竟然还能够分红，让社员刮目相看，南区合作社算是站稳了脚跟。
　　二、南区合作社突遭大灾，成为合作社复兴的主心骨
　　南区合作社在初创期，靠着白手起家，刘建章把“草台班子”办了下来。但是刘建章没有喘气的机会，因为受到边区经济建设大气候风风雨雨的影响，南区合作社在发展期的各个阶段，无不步履维艰。在边区，甚至一次突发的自然灾害，就可能击垮一些本小利薄的合作社。
　　南区合作社发展过程中，也遭遇过残酷的天灾对南区合作社的打击。在1942年8月24日，正在蓬勃发展的南区合作社，突遇特大洪水袭击。当晚，南区合作社总社只有营业部李生海、张爱兰夫妇，骡马店只有王步银、赵德章，其他干部职工有的回家，有的因公外出，都不在社里。李生海夫妇发觉山洪来袭，急忙起床，没有多想，抢先把合作社的账目和一些银元用单子包起来，扛在肩上，跳窗逃生。骡马店值夜的王步银、赵德章两人，同样顾不上洪水咆哮，拼命抢出骡马店的往来账目与两支驳壳枪。万幸，留守人员没有伤亡事故，但是总社门市部、骡马店和集成栈被洪水冲得一干二净，南区合作社的房屋损毁58间，办公器具损失30万元，仓储货物损失40万元，按照当时物价计算，几项损失合计就达130余万元，可谓损失惨重，几年辛苦打拼积累下的那点家底，几乎被大水扫荡一空。
　　第二天一早，得知消息后的刘建章急忙赶到南区社。大水过后，垮塌的窑洞，散落的货物，淹死的牲口，南区合作社总社一片狼藉。一草一木都是刘建章和大家心血所系。探勘灾情后，他也是心情沉重。但是刘建章非常清楚，自己是南区社的领导者，决不能在灾害面前低头，决不能让社员干部和广大社员群众在自己身上看到一星半点悲观失望、灰心丧气的情绪。现在需要的是战胜灾害的信心、勇气，迅速地拿出办法。
　　刘建章先采取措施，迅速稳定社员干部群众的情绪。刘建章与合作社的干部、社员群众代表一一谈话，问灾情，查损失，出主意，找对策。谈话中，南区合作社的“灭顶之灾”让一些合作社干部唉声叹气，有的人甚至禁不住失声痛哭。刘建章鼓励大家，只要人在，一切都可以想办法，损失大不要紧，一切可以从头来过。
　　分头谈话结束后，刘建章与合作社其他领导在达成共识的基础上，在柳林召开分社主任和理事会议，讨论抗灾救灾措施。随着社员交流的增多，会议一开始的压抑气氛很快烟消云散，只不过在如何救灾上有不同想法，有些社员代表希望由分社提供支援，帮助总社渡过难关，有个别社员代表希望政府给南区社一些救济，大家看法有差异。刘建章没有简单地肯定或者否定代表们的发言，在综合各方面意见后，刘建章定下决心，发扬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精神，南区社自己动手，再次创业，精打细算，重建家园。
　　确定总方针以后，刘建章采取的重建南区社的具体策略，用今天的语言概括，就是“三路出击，各显神通”：第一路由刘建章亲自带队，外出购货，尽量恢复自我盈利能力；第二路由张和堂带领下乡，给群众如实地汇报灾情，继续宣传动员群众入股，从群众中补募股金；第三路由王耀明负责搞重建，精打细算，一砖一瓦地重建总社。这样，就形成了“三路分兵”、“三路出击”，各抓一块。在南区社分社主任与理事会议召开之后，刘建章又下了两手快棋。一手棋，立即筹措资金，从延安县政府和边区政府处获得50万元拨款，作为总的启动资金。另一手棋，召开社员代表大会，听取社员代表的意见，凝聚共识，刘建章向社员代表们汇报了3天前的分社主任与理事会议上的“三路分兵”、“三路出击”的自救策略，获得了社员代表的一致支持，对广大社员群众来说，南区社是社员自己的合作社，是他们养家糊口的命根子，大家自然愿意尽自己的一切力量，战胜灾害，不仅要把总社恢复起来，而且要办得更好。
　　在社员代表大会批准了南区社的自救政策后，为了尽快购买到货物，恢复营业，刘建章即刻动身出发，带着王步银，赶着牲口，一行两人先后两次赶赴定边采购货物，返回延安销售。到定边后得到了定边公私商户的热情欢迎，由于刘建章在边区各地都有很好的名誉，虽然刘建章、王步银没有带钱，但公私商户大力支持刘建章，成功地购办了所需的货物。当李生海在边区银行拿到了贷款，合作社才派专人把钱如数送给商户。第二次去定边采货的时候，刘建章、王步银还遭遇了当地土匪武装，刘建章、王步银毫无畏惧，边还击、边快马加鞭地突围，成功地摆脱了土匪的骚扰。第三次原计划远赴山西采购货物，结果刘建章一行在山西临县并家沟遭遇临县日寇的扫荡，被迫撤回黄河，在佳县大会坪遭遇日寇飞机轰炸，差点被航空炸弹扬起的沙尘“活埋”，刘建章一只耳朵被日寇飞机炸弹震聋。从炸弹坑里面被同事扒出来的刘建章，转而带队再赴定边。虽然经历了不少坎坷与挫折，但刘建章总算为南区社购办了大批布匹、袜子、棉鞋、夹鞋和二毛筒子皮大衣等货物，保证了李生海的临时营业部正常营业，保证了群众的日常需要，并得红利30多万元。
　　在刘建章等人冒着生命危险为合作社采购货物的同时，其他“两路”也成功地完成了预定任务，由张和堂带领的另一部分职工走遍南区的大村小庄，动员群众，短时期内就为总社重新扩大股金40万元，四面八方的群众支援木料(比如四根大梁，就是沟门村、肖家园子、孔家沟群众支援的)，盖房用的小木料是全体职工自己上山动手砍的，延安的军队支持了大量的畜力，王耀明也完成了总社的土木重建工程，二层五间的小洋楼拔地而起，6间平房、48孔石窑同样引起南来北往旅人的注意，崭新的、洋气的、整洁的南区合作社总社屹立在延安的南大门。
　　1942年，南区合作社虽然受特大洪灾损失严重，但这一年所取得的成绩却比建社以来任何一年都要大。在遭遇重大灾难面前，南区合作社的骨头没有软，刘建章带领全体社员咬牙坚持，拼命干事，全年供给了社员群众生活必需品1000余万元，又为社员推销了农产品60多万元，全年驮了1250驮食盐，占延安全县驮盐总数的40%。各分社在这一年内扩大股金170多万元，又新建立了一个运合过载栈，一个俱乐部，在张家畔和定边城与当地群众合伙新开了两个骡马店，等等。总之，天灾大难没有压垮刘建章及他的同事们，南区合作社组织规模和营业范围都比以前更大了。
　　三、党和群众最需要的时候，挑选最重的担子
　　创业有成有败，不能单纯地以成败论英雄。比如，早在1938年8月，南区合作社试办信用合作社，但是资金数目太小，不敷周转，最后只能紧急打住。创业有失败是正常的，刘建章从来不会在困难面前屈服，他带领南区合作社一次次冲破难关，始终保有迎难而上的精气神。
　　相对而言，学者对南区合作社包运食盐的政策研究比较多了，南区合作社经营合作社运输性业务，确实堪称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合作事业中，创造性地、模范地执行“公私兼顾”政策的经典案例。但无论细节性的史料发掘有多少，今天的人都很难想象1943年南区合作社包运食盐所面临的挑战何等艰巨。
　　往大处说，运输食盐，是一桩事关边区“生死存亡”的难事。一方面是边区政府财政上的极度困难，无奈之下只有靠带有强制性、半强制性的运输食盐，靠销售食盐来获得并不丰厚的资金。而另外一方面，是祖祖辈辈面朝黄土背朝天的、讲究男耕女织的、信奉不远游的传统农民，那些没有运输能力、畏惧恐慌的群众如何能够完成千里奔波，如何能够挨过那些风险难测的旅程。往小处说，群众真的能够改变祖祖辈辈的生活方式来适应“脚户”的生活，边区党和政府靠着这样的群众能够完成这样艰巨而复杂的任务吗?这些问题，其实不需要太复杂的思考就能够给出答案。
　　答案很简单，不行。群众，姑且不论其觉悟如何，实在没有消化吸收如此繁重运输任务的能力。如果真的把运输食盐的任务，不加区分地压到群众身上，被压垮的首先是群众，随之而来的是政府财政收入的绝境。
　　在延安县的范围内，刘建章明白，当时唯一有经验与畜力条件的南区合作社，其实已经是延安县政府与延安县普通群众最后的希望了。刘建章毅然主动表示，南区合作社一家承担延安县1.8万驮的运盐任务。他当然知道这一承诺意味着什么。刘建章的家人后来回忆，当时刘建章面临极大压力，夜不能寐，寝食不安，他承受的压力之大，可想而知。
　　如果能够体认这种形势的复杂与艰巨，那么，也许后人能够体认到刘建章在选择包运食盐时候的痛苦。也许，我们不应该回避这种抉择背后的痛苦，正是通过这种痛苦，我们才有可能捕捉到痛苦背后那个时期那些普普通通的共产党人的坚毅、牺牲与忠诚。刘建章可以选择回避、甚至于他可以选择降低一些南区合作社的任务额，也许这样作选择，压在他与南区合作社的肩上的担子会轻一些。但是，南区合作社“卸下”每一个包袱，都会转移到群众身上，都会转移到政府身上。
　　作为一个真正农家子弟出身，知道群众疾苦的共产党人，刘建章毫无退路了。事实上，刘建章也没有退缩与闪躲，因为他是共产党人，共产党人不能挑选轻巧的担子，而看着群众背负着沉重的包袱。因此，刘建章带领南区合作社的同事们，几乎是把所有能够吸引的资源全部利用起来，把所有能够利用的政策全部都利用起来，周转腾挪，艰难过关，并且在带领南区合作社在闯过这一危机的同时，成功地利用政府的支持、群众的信任与各方的支持，奇迹般地完成了1.8万驮的任务，群众没有流离失所，政府的财政没有山穷水尽，南区合作社完成了几乎不可能实现的任务。
　　不管代价有多大，凭着这份担当，凭着1.8万驮食盐的苦斗，刘建章带领的南区合作社从一个区级合作社，一跃发展成为各界公认的延安县的中心社。
　　四、顺境的时候不骄不躁，甘做社员群众的好“长工”
　　党的信任、群众的信任给了刘建章大展才华的舞台，他也表现出了延安时期共产党人那种认认真真、精益求精与实事求是的精神。刘建章与南区合作社同事，就是靠着这种踏踏实实地奋斗，从消费业务办起，逐步把业务拓展开来，发展生产事业、发展金融事业，创办各种经济文化公益事业，不怕失败，失败了就重来，解决了南区人民的穿衣吃饭及各方面的需要，使整个南区呈现出丰衣足食、蒸蒸日上的气象。
　　刘建章身上有一股子认认真真的工作作风。刘建章经常说，种田要早起，办合作社要多算计，为了更好地算计，就必须了解各方面的情况，所以他特别重视调查研究，摸清情况。刘建章在挑担游乡的过程中，他总是一边卖货收购农副产品，一边通过“谈家常”的方式了解每家人的生活、生产和消费情况，有时也进行正面的调查。因此，南区1700多户，7000多口人，除了个别新来的移民以外，刘建章熟悉每一户的财产和每个人的性格，那一户多少人，多少劳动力，种多少庄稼，副业收入多少，以至家中饲养的鸡犬猪马牛羊，刘建章都有专门的记录，都记得清清楚楚。刘建章的心中有本整个南区合作社的细账。对于社会上的游资和小商小贩，刘建章都有自己的认识。南区合作社开办之初，南区就有私商小贩，对于他们的情况，刘建章也是了如指掌。1938年后，南区合作社要拓展业务，刘建章没有忽视这部分力量，主动要求与私商小贩联系合作事宜，那些私商小贩在1938年的特殊情况下，更愿意参加到有官方支持的合作社事业中。刘建章的合作社和他们联系后，私商小贩的资本被吸引到了合作社的管道中，成为合作资本的有力补充而不再是社会上的游资，私商小贩本人也参加合作社的工作，充分利用他们自身的经营经验、顾客资源，有的私商小贩后来还成为合作社的重要干部。
　　刘建章的工作方法，是实事求是的。他并不大吹大擂，也没有一点架子，他开展工作，拓展新的业务时候，往往是从调查研究开始，从找典型、搞试点着手。刘建章常说，事业的成功要从逐渐试验中得来。经营与领导一个合作社同样要讲究科学，尊重规律，来不得半点弄虚作假和粗心大意，比如，刘建章试办包交公粮、运输食盐，都是先从早期小规模的范围内入手先实验，后来刘建章推行妇纺，同样是从一个村乃至一个村妇入手打开工作局面，及时总结经验教训，这些当时扎扎实实的工作为其后大规模开展各项业务提供了坚实基础。再比如，刘建章发展合作社运输队，合作社没有干部，没有骨干，他就去找刘永祥、封世英。封世英当时有些困难没有办法解决，刘建章登门去帮助他，刘永祥是运输老手，在脚户中间享有很高的威望，刘建章就从他们俩入手，先动员他们参加进来，通过刘、封两人在脚户的人脉网络打开局面。但是，人不可能不犯错误，稍有疏忽大意都会带来惨痛的教训。1943年，赫赫有名的南区合作社运输队全年奔波，最终落了一个实际上亏本赔累的结局，年度结算时个别脚户心灰意冷，打算退出合作社运输队，刘建章不得不将合作社运输队剩余的牲口重新作价，勉强把运输队账目做到了“浮赢”，究其原因，就是因为没有处理好运输队上下行捎带货物的问题。
　　南区合作社开办生产性事业，如新合织布厂，同样是全新的带有挑战性的。刘建章会办消费合作社，但包括他在内，哪个合作社干部知道如何办工厂?最初的时候，新合织布厂实际上就是合作社所经营的企业。刘建章按照工资制支付工人报酬，连续实行两年的工资制后，工厂利润不高，不堪赔累，1943年才下决心改为工厂、工人两个方面合作分红的办法，工人按股份由工厂预支实物，工厂经营盈利则双方按照股份分红，新合织布厂由此变成了合作性质的经济组织，织布厂与工人紧密联系在一起。职工改变了以前生产中只重数量不重质量，只重产出不顾成本的现象得到了根本性扭转，当年新合织布厂盈利，技术职工12人按技术分4等按股分红，每股得红利4元。
　　事实证明，只有认真克服骄傲情绪、时刻提防麻痹大意，认认真真，实事求是，不虚、不夸，注意点滴的经验积累，注意讲求管理的科学，讲求方法，才能把合作社经营好，才能为老百姓谋福利。
　　合作社要服务的是千差万别的群众，要应对的是变幻莫测的市场。因此，在没有或缺乏经验的情况下，失败或者犯错误都不可怕，只要能在失败或者错误中找到教训，在成功中找出经验，只要保持着迎难而上、不屈不挠、再接再厉的奋斗精神去做，最后是一定会成功的。
　　1944年1月13日，在南区合作社第4次社员代表大会上，刘建章对以自己为代表的合作社干部与广大社员之间的关系有一个生动的比喻，他说，社员“都是合作社的‘东家’，又是群众选出来的代表，我们办合作社的干部，即是你们的‘伙计’”。干部是“伙计”而广大社员才是“东家”，这个不是简单的比喻，而是刘建章自始至终恪守的信念。
　　五、牢记群众感情、群众利益、群众路线，做善于为群众服务的模范
　　刘建章始终保持着艰苦朴素的生活作风，认真遵守工作纪律。他是南区合作社的开办元老。做合作社工作，从来没有不安心工作，对个人的利益，丝毫没有打算。合作社离他家虽然很近，但他总是不愿意回去，有人劝他照顾照顾家庭，他却说“不管它，合作社工作这样忙，那里顾得上家呢”。
　　因为能力突出，威信高，南区合作社经营的红红火火，刘建章完全有追求个人进步的资格，组织上也曾经考虑过提拔任命他离开合作社，担任县长或者别的什么职务，但是刘建章宁肯踏踏实实地继续做自己最喜欢的合作社工作，丝毫不在意耽误了自己所谓的“前程”。
　　刘建章有着深厚的群众感情，他见不得群众受苦，见不得群众吃亏。只要是为了群众好，别人想不到的、甚至不敢想的，他都会去想，不仅能想，还会想，因为他经常深入群众，善于总结群众鲜活、朴素的经验，所以别人想不出办法，他能够找到解决问题的办法。敢想就敢做，不怕犯错，刘建章很多想法，有的领导觉得是异想天开。但是刘建章不管对个人有多大的政治风险，只要是为了群众，他敢于去试，去闯。刘建章创造出的“先后入股，平均分红”的办法，为了积极吸引各种社会资金注入合作社，解决合作社流动资金不足的困难，打破一切规章教条，在特定时期内提出了不论当年入社先后，一样能够按照结算期平等分红。事实证明，这一办法激励了相当一部分群众、团体把资金注入合作社，纾解了业务拓展资金不足的窘况，合作社资金充盈了。因为增量的资金注入，合作社的业务不仅能够维持下去，还能扩充，最终先入股的合作社社员也不吃亏。
　　1944年，刘建章看到当时的南区群众为了购置梳模、文具、火柴、盐、碱、调料、染料、布匹、镜子、顶针、纽扣等生活日常用品，不得不拿出一定数量的粮食贩卖才能去换回来，在卖粮食和买日用品时两次吃工农业产品价格剪刀差的亏。因此，刘建章决心从妇女缝衣针入手做试验，探索合作社满足群众日用消费品的新途径，后来就在这个试验的基础上，发展出了“卖针入股”的办法：
　　需要用针的妇女，头一年到合作社买1包针(25根缝衣针，足够使用1年)，妇女们购买的价格和小商人的市场价格是一样，第二年再来买l包针，价格只出市价的一半，第三年再来买一包只出市价的1/3，三年过后，她就永远不再出钱，由合作社每年供给她1包针，一直供给到老。按照当时的价格，三年内妇女买针的2300元也算股金，不过和一般的股金不同，第一不分红利，第二不能退股(因为都是卖货，不是收的现金股)。南区的妇女看到，买三年便宜针后就永远不再买针，每年有一包针用，因此差不多全区妇女都买了针。截至1944年12月15日，买针钱入股一共有250万元，南区平均每户买了一包针以上。这笔款子在南区合作社中得到充分的流转，三年时间内，仅缝衣针一项，为群众节省392万元边币，存款770万元边币，真正做到了社员与合作社两方得利，两方受益。“卖针入股”看起来是一项业务，实际上反映出的是刘建章时刻想着群众的真挚感情。
　　刘建章坚持为群众利益而算大账。在农具与日用品的销售方面，南区合作社销售的犁铧，往往比市价低25%—50%，盐价更是能够便宜三成，火柴低两成，这些生产生活上的必需品，宁肯赔本出售。为了满足群众春耕秋收对犁铧的需求，南区合作社年年到国统区去采购，回到南区平价甚至低价销售，一度合作社赔钱50余万，虽然明知吃亏，但因为对群众有利，刘建章带领合作社义无反顾地坚持下去。同时，为了推广妇纺工作，刘建章领导的南区合作社宁肯暂时贴钱，也要把农村妇女参加纺织的积极性调动起来，一开始合作社贴补了3万多元。办教育职业学校(即教育合作社)，解决社员群众子弟入学的问题，解决社员群众因子女教育负担加重的问题，合作社家长每年拿小米1石作为教育股金外，不再有其他的支出，学生在校期间的一切食宿等费用，全由沟门信用社负责，不足之数由公益金弥补，1944年开学时学生14名，年底发展到24人，1945年发展到40人，有家长不远百里将子女送到沟门教育合作社，家长们负担减轻了，3年只需要拿20万元股金，连油盐钱都不止这个数目。1946年新合工厂更与学校合并，改为“南区合作职业学校”，学生学文化、学技能融为一体，在校是学生，在家是小先生，在工厂是技工，在民间是妇纺运动的“教练员”，家长喜欢，学生高兴，群众更加拥护，其办学模式与效果之好，超平想象。
　　刘建章重视尊重群众的心理与习惯。他最善于了解群众的感情、情绪和需求，最怕合作社的各项业务不符合群众的要求，不能给群众带来实惠与便利反而给群众带来困扰。比如，边区合作社的开创期，股金都是搞摊派，不许自由退股，谁要是退股金，要开理事会，经理事会批准才行，对此，群众非常反感。刘建章力排众议，改规定，入股退股自由，方便群众，稳定老百姓的信心，而合作社并没有因此项规定而出现群众纷纷退股的情况，合作社反而发展更快了。
　　比如，妇纺推广时，刘建章只字不提“组织”的口号，因为他知道妇女最怕被组织，妇女最怕被调往工厂学习，所以他绝不干征调妇女离家学习纺织技术的“蠢事情”。妇女们经济上不能独立、比较注意眼前的实际利益，他就多多奖励，尽量想办法，出台政策，激励参加妇纺工作的婆姨们，让妇女的家人看到妇纺的好处。长期的小生产情况下，妇女们习惯于精打细算，因此，他所领导的合作社，在领取棉花与交回棉纱等环节中，不死板教条而暂时放宽条件，让妇女感受到合作社对她们实实在在的好处。
　　再比如，刘建章妥善处理了群众赊货的问题。他开办合作社的时候，群众要求赊货，因为当时的私商小贩走街串巷，还允许群众赊货，刘建章就同意这个要求，刘建章告诉身边困惑不解的工作人员，如果在营业初期，合作社就固执地按照章程不赊货，老百姓就会觉得，合作社还不如小商小贩来得方便，因为赊货是长期形成的消费习惯，如果合作社非要立即与群众这种消费习惯“斗争”，合作社与群众之间的关系就会有隔膜。合作社初期赊货，群众彼此口口相传，合作社真好，没有钱，还能买来东西。但刘建章并非一味地迎合群众的消费习惯，他懂得把握时机用实际教育来引导、教育和提高群众。还是以合作社赊货为例，合作社赊货毕竟会影响合作社的资金流转，在通货膨胀严重的情况下，这有可能导致合作社资金周转困难甚至于塌台，所以，刘建章等到群众对合作社有兴趣了，入股了，就通过实践告诉社员群众，如果长期、大范围地采取赊货的经营办法，合作社万一因此折本、甚至于塌台，社员群众、老百姓最后还是免不了要吃亏的。群众最讲实际，很容易从实际生活中接受道理，就是在刘建章这个思路下，南区合作社把群众赊货的商业旧习惯慢慢改过来。
　　刘建章擅长做群众工作来打开合作社的局面。他认为，特别要争取那些不了解合作社好处的群众，合作社主动关注、主动接近他们，和他们建立起频繁往来的关系，一旦那些不信任合作社的群众遇到困难，不仅切记不打击，绝不要挖苦讽刺，反而是着力去争取，给他临时借款，或者采取相关办法帮助他解决其困难，慢慢地使他从反对合作社站到不反对合作社的立场上，再由不反对合作社转移到支持拥护合作社的立场上。甚至于对个别已经参加合作社却仍有各种批评与意见的群众，刘建章同样采取这种态度。刘建章明白，一旦这些群众被合作社争取过来，对合作社的威信提高会发生较大影响，他们本身就会成为宣传合作社好处的活教材，他们这些人的亲身经验会吸引更多的群众，而群众对于这些人的转变是比较注意的，他们的言行就是合作社最有力的宣传。最典型的是南区二乡社员孙生荣的事情。1944年11月，南区合作社举行第5次社员代表大会的时候，在小组漫谈会上，二乡南庄河的代表孙生荣，对合作社提出了批评。孙生荣说他向合作社入了股而合作社却没有给他股票，因此孙生荣责备合作社不负责任。南区合作社核查后，孙生荣是1936年的老社员，最初入股4元，到1943年l1月13日，他的股金(连公债入股42元，有奖储蓄券入股20元)一共是117元。在1943年11月13日，孙生荣新入了6000元股金，同时又赊欠了合作社4斗小米，600斤干草，按当时物价共值1.18万元，1944年春，孙生荣又赊了合作社2万元的货，这些赊账到开这次代表大会的时候还没还。有些社员认为，孙生荣欠合作社的钱比入的股还多，实际上等于没有入股，不应给他分红利，有人还提出孙生荣利用合作社社员资格低价买货，却倒手加价卖给非社员群众，从中取利，因此主张要处分他。
　　刘建章非常冷静，告诉社员代表，孙生荣赊的是小米、干草等实物，并没有亏蚀或者不交股金，因此，分红与追债应该分成两部分，不能混为一谈，但是由于存在利用社员资格低价买货加价卖给非社员群众，确实存在违反纪律的情形。刘建章的发言合情合理，最后，代表大会在充分讨论的基础上一致通过，把孙生荣的股金本利算清，付给他22万多元，要他将欠账还给合作社，并开除了他的社员资格。同时大会宣布，等他认识了错误，改正了错误，允许他重新参加合作社。
　　1944年社员代表大会上的这场风波，充分展示了刘建章群众工作艺术。孙生荣被批评、被处分的事件，使社员认识到合作社是社员自己的组织，而他们就是合作社的主人，合作社不能损害社员的利益，社员也不能亏合作社，从而更加密切了合作社和社员、集体和个人的关系。就孙生荣个人来说，合作社仍然给他分了红，他自己在经济上并没有受到损失，便是对他的处理，也是一次很大的教育，提高了他的认识，促进他改正了错误。孙生荣后来认识到自己的错误，再次申请加入合作社，在后来表现得非常好，成为模范社员。
　　刘建章鼓励、欢迎群众对他监督、批评，从来不摆当官的架子。比如在1945年，当时一部分社员、包括合作社干部要求把更多的资金、精力放在经营大业务上，刘建章迁就了这部分社员与干部的意见与情绪，结果导致合作社在不同程度上偏离了为民办社的方向，刘建章认识到了这种错误，在1945年延属分区合作社干部会上，带头检讨，深刻地检讨自己“犯了事务主义”，并主动承担责任，“对商人及营业干部过分迁就，结果使得有些干部自高自大，各自为大”。对共产党的干部而言，个人的面子荣辱、职位升迁之类与群众的利益相比，孰轻孰重，不难立判。
　　显而易见，刘建章从一个贫苦农家子弟，经营南区合作社，投入为群众服务的事业中去，逐渐成为优秀的党的经济干部。他富有胆识，冲破各种框框条条，创造出几十种入股方法，勤于思索，开办了20多种业务，闯出了一条变群众负担为群众红利的道路；他足智多谋和富有创造精神，做事老练，耐心仔细，有担当，肯负责任，为人勤谨朴实，公道正派，是一个德才兼优的合作社领导者，是南区合作社社员群众的“仆人”，是一个真正的共产党人。
　　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边区高干会议以后，广大群众热烈响应毛主席的号召，掀起了向南区社学习、走南区社道路的热潮，开展了轰轰烈烈的合作运动。各县、区、乡的合作社，如雨后春笋一样建立起来，发展起来。仅一年半的时间，边区的合作社就发展到425个，经营单位近千个，社员人数发展到25万多人，均比西北局高干会议时增加了一倍，不完全统计，股金资产高达21亿元。
　　对于刘建章与南区合作社的功绩，1944年1月8日曹力如在《劳动英雄代表大会之后各县应做的工作》一文中给予很高的评价。他说：“在合作社上我们已经有了南区合作社，要向刘主任看齐”，他倡导：“发展民办合作社，学习南区合作社为人民服务的精神。”
　　在南区合作社的带动下，边区先后出现了许多模范合作社，如绥德县沙滩合作社、石峁区合作社，延安市大众合作社，延安县乌阳区合作社，富县城关区合作社，吴旗县金汤区合作社，新正县三区合作社，盐池县元华合作工厂，等等。所有这些合作社，都向南区合作社学习，坚持南区合作社的方向，贯彻民办公助，依靠群众谋发展，组织人民搞生产，一心一意为群众谋利益，成为边区经济建设的引路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