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林(1908—1980)，陕西安定县(今延安市子长县)马家砭镇赵家崖堤村人。1927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30年4月20日加入中国共产党。早年跟随谢子长投身兵运工作，组织参与并成功发动了“西华池兵变”，后任赤源县苏维埃政府副主席、主席，横山县苏维埃政府主席，陕西省委军事部供给部部长、陕甘宁边区保安司令部供给部部长、陕甘宁晋绥联防军警备第三旅供给部政委、陕甘宁边区盐务局周长等职。1943年2月，在中共中央西北局高干会上，作为陕甘宁边区经济建设过程中作出突出贡献的22位同志之一受到表彰，毛泽东为其亲笔题词“坚决执行党的政策”。解放战争时期，历任西北野战军后勤司令部供给部政委、第一野战军后勤部副政委兼供给部政委。新中国成立后，任西北军政委员会建筑工程总管理处筹备处主任、建筑工程部西北工程管理总局第二书记，1957年被错定为右派，期间担任陕西省建筑科学研究院副院长，陕西省建筑工程局党委书记，1979年平反，后任陕西省建委党组副书记、副主任兼陕西省建筑工程局党委书记，同年当选为政协陕西省第四届委员会副主席。1980年3月病逝。
　　一、积极投身陕北革命根据地建设
　　1924年，杨林在瓦窑堡第二高级小学读书时认识谢子长并受其影响，开始走上革命道路并加入了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30年3月，杨林响应陕北特委动员，与李仲英、贺晋年、路文昌、薛应昌等一大批安定县的党团员和进步青年来到宁夏平罗县，他们与其他县来的张秀山、李树林等先后被谢子长安排在由共产党员张东皎任队长的学兵队(教导队)中。学兵队秘密建立了中共地下特别支部。杨林与李仲英、高鹏飞、曹盛荣等经培养发展为了中国共产党党员。
　　杨林作为教导队第一期毕业学员被分配到甘肃警备第三旅下属的驻海原县的一个营作军需，这支部队里党员很多，党专门设立了团委和营委，杨林担任营委书记。为了独立掌握武装力量，党决定组织靖远兵变，杨林与王兆卿、高昆山等组织海原兵暴，以配合靖远的行动，但靖远兵变由于各种原因最终失败。
　　靖远兵变失败后，杨林、高昆山等经固原、平凉等地，翻越六盘山，在隆德县城遇到谢子长，受谢子长委派，杨林、苏杰儒等到庆阳国民党第十一旅开展兵运工作。在与第十一旅特务营第一连连长高鹏飞同志对接实际情况后，决定在第十一旅特务营的驻地合水县西华池镇举行兵暴。1932年7月9日，高鹏飞等率领第一、第二连170多人宣布起义，7月10日晚起义部队转战到宁县盘克原附近，与前来迎接的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游击队骑兵大队胜利会合，7月11日，抵达正宁县湫头原，起义部队被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游击支队改编为第三大队，高鹏飞任队长，阎润平为政委，杨林任第三大队的第三中队队长。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游击支队的最高领导组织是支队党委会，高鹏飞和杨林在宁县南柴桥子支队党委会议上被吸收为支队党委委员。西华池兵变是中国共产党人早期在敌方军队内部举行暴动唯一成功的一次，兵变的成功壮大了革命武装力量，扩大了革命影响。
　　在之后的一段时期里，杨林与王兆卿接受谢子长、刘志丹的委派到陕北特委联系组织民团暴动，并跟随谢子长、刘志丹转战陕北，为建立陕北革命根据地作出了巨大贡献。
　　二、认真开展赤源、横山苏维埃政府工作
　　1934年，陕北根据地初具规模，中共陕北特委决定成立各级革命委员会。1934年8月25日，安定县革命委员会成立，11月下旬，改为赤源县，成立了赤源县苏维埃政府，薛兰斌任主席，杨林任副主席。1934年底，赤源县划分为赤源、秀延、重远三县①。1935年2月，薛兰斌任秀延县苏维埃政府主席，杨林任赤源县苏维埃政府主席。1936年1月，中共陕北省委和陕北省苏维埃政府决定：撤销赤源县，成立横山县。原赤源县的工作机构改为横山县工作机构，原赤源县的l、2、3区划归安定，其余8个区归横山县。横山县苏维埃政府于李家岔成立，高腾霞为党的县委书记，杨林为县苏维埃政府主席。②
　　杨林担任赤源、横山苏维埃政府主席期间，在陕北省苏维埃政府的领导下，继续分配土地，颁发土地证，组织工作队宣传党的政策，发动群众参军参战，发展秘密群众团体和半军事化组织；进行肃清反革命，巩固苏区，镇压反革命分子的破坏活动，组织土地工作团，分配土地和地主浮财，发展群众劳动生产，解决生活困难。此外，为了冲破封锁，解决群众、部队生活方面的问题，号召和动员群众联络一些进步脚户及小商贩，深入到国民党占领的包头、榆林等地，用粮食和土特产品，同国民党官兵换购一些子弹、布匹、衣服、鞋袜等物资来苏区出售。不仅丰富了当地群众的生产生活，而且充分保障了部队的粮食、衣服等后勤供养。③
　　三、组织参与边区部队的供给事业
　　1936年11月，杨林调陕北省委军事部任供给部部长。抗战爆发后，历任抗大一大队后勤部部长、陕甘宁边区保安司令部供给部部长、陕甘宁晋绥联防军警备第三旅供给部政委、陕甘宁边区盐务局局长等职。曾为边区部队筹粮40万石而受到毛主席等中央领导的表扬。1943年2月，毛泽东题写“坚决执行党的政策”奖状一幅，给予杨林同志高度评价。④
　　杨林同志来到陕甘宁边区保安司令部后，当时机关组织刚刚健全，司令部、政治部、卫生部、供给部等都初具规模。作为供给部主任(后改称部长)，他必须要熟悉边区保安部队的建制、人员和驻地。驻守在陕甘宁边区的军事力量，有八路军留守兵团、边区保安部队和边区自卫军，形成三位一体的军事体制来保卫边区。原陕甘宁边区的各游击队、警卫营等地方武装，除一部分编入八路军留守兵团外，其余部分则编成10个保安大队和若干个县保安队，这就是边区保安司令部的规模。
　　此外，随着边区地方武装的逐步扩大和抗日战争形势发展的需要，边区保安司令部所辖的武装部队又经过若干次的调整和改编，编成5个保安团。到1942年成立陕甘宁晋绥联防军司令部时，整个边区保安队发展到5299人，轻机枪72挺，重机枪3挺，迫击炮1门。⑤经过逐步地调整、巩固和发展，边区地方武装的战斗力量大大加强，在中央军委和八路军留守兵团的统一指挥下，与八路军留守部队和边区人民密切配合，协同作战，为肃清匪患，守卫河防，反对摩擦，保卫和建设边区发挥了重要作用。
　　在边区保安部队发展壮大的过程中，杨林同志协助王世泰司令员，坚决执行党的各项政策，做了许多卓有成效的工作。比如，边区保安司令部政治处在《边区保安部队下半年的军政工作中心》中，要求健全军事生活，加强军事教育，提高军事技术与理论，并具体列出8条制度：第一条，早晚要点名，点名时集合要快；第二条，建立军纪风纪，见上级要敬礼，同级互相敬礼，衣服、鞋、帽、领、扣子整齐，坏的补好；第三条，讲究清洁卫生，消灭疾病；第四条，内务要整齐，寝室内不要把东西乱放；第五条，武器要保管好，不遗失零件弹药；第六条，反对游击主义，无组织的散漫现象；第七条，建立管理制度，反对打骂教育；第八条，建立供给制度，经济要有预算、决算。⑥杨林同志对上述规定坚决拥护，特别是在建立供给制度和预算、决算方面，他都提出了一系列可行的条文规定，保证了部队的供给工作顺利进行。再比如，1941年12月，边区保安司令部为了执行边区政府的精兵政策，决定将边区保安部队分期分区进行整训。以3个月为一期。绥德与富甘西警区之保安部队率先开始整训，其他各区各保安团也在准备之中，以便遵照边区保安司令部指定的时间按期整训。与此同时，边保司令部为了整训工作顺利完成，又决定出台3项补充办法：第一是全部统筹统支；第二是抽调500人适当时转入生产战线；第三是抽调百余名军政干部来延学习。⑦对于杨林同志来说，不管是上级或同级党组织发出的命令、指示，他都坚决认真去贯彻执行。特别是为搞好1942年部队整训，3项办法的落实是完成整训的先决条件。杨林作为后勤管理方面的负责人，责无旁贷地要先完成后勤保障，必须遵照上级指示精神，进行财政上的统筹统支，并抽调部队官兵参加生产，解决供给上的不足，保证了这次部队整训工作的顺利完成。
　　1942年2月，《边保司令部制定本年工作纲要》指出，为提高保安部队的质量，担负起配合留守兵团保卫边区的任务，边保司令部在工作纲要中要求：“根据精兵简政原则，调整各部组织机构，并加强管理领导和严格军事生活，养成军人‘任务重于生命’和‘服从组织第一’的美德，严整群众纪律，保证不侵犯群众丝毫利益，严格实行奖惩制度。”⑧在文化教育方面，规定每天2小时的文化学习，此外又加强时事问题、政府法令和调查研究等政治教育，杨林都按照纲要规定精神认真做到。在供给与生产方面，规定要健全供给制度，消灭游击主义习气，确立正规的预决算和会计制度；保证财政经济之公开，为完成本年度生产计划起见，又具体分配了各部的生产任务。杨林先后制定与出台了一系列的供给方面制度，彻底克服了游击主义习气。
　　四、带领部队积极开展大生产运动
　　1940年后，尤其是“皖南事变”后，由于国民党政府对边区实行全面经济封锁和军事包围，停发抗战经费和服装，加之边区地广人稀，经济基础薄弱，给陕甘宁边区保安部队带来了物质供应上的空前困难，穿衣、吃饭、办公已成为极严重的问题。为了克服生活上的困难，巩固边保部队，建设边区，更好地落实党中央、毛主席关于开展大生产运动的一系列指示和要求，边区保安司令部由上而下专门建立了司令部领导下的生产组织——经济建设处，所属各分区、团则建立了生产股，从组织和领导上保证了大生产任务的完成。经济建设处就设在供给部，时任陕甘宁边区保安司令部供给部部长的杨林，按照中央和边区保安司令部的要求，在大生产运动中，坚决执行党的政策，领导部下进行农业、副业、手工业的生产，切实管理好运输业、工厂、商业等工作，做到了机关经费大部自给，服装自给一部分，粮食自给小部分。
　　1.积极进行农业、副业及手工业生产。边保部队广大官兵，大都是本地人，多为农民出身，熟悉当地的地形、地貌，掌握当地的农时及耕种特点，而且和当地政府、群众关系密切，征用土地，联系工作均十分方便，生产驾轻就熟。边保部队驻防分散、且驻地偏僻、地广人稀、耕地面大、矿产资源丰富的特点，种植谷物、蔬菜(主要是洋芋、白菜、萝卜、南瓜等)，发展林业、狩猎、畜牧、药材以及盐和煤炭的生产，进行织布纺线、皮毛加工。在农业方面，据1939年至1941年统计，1939年，边保部队参加生产人数2947人；开荒种地9043亩，收获粮食2374.12石；种菜281亩，收获337150斤，共计金额121130元。1940年，边保部队参加生产人数3693人；种粮食9580亩，收获粮食743石；种菜241亩，共计金额296800元。1941年，边保部队参加生产人数4800人；种粮食4060亩，收获12400石；种菜920亩，共计金额464970元。3年来总计共开荒22683亩、收粮15517.12石。⑨
　　2.扩大多种经营，开展经济自救。供给部创办了商店(延安、甘泉各一个)、纺织厂(新华工厂)、运盐运输队、被服厂、鞋袜厂、修械厂等。边保部队的服装，几乎全部都是这个被服厂生产的。战士穿的鞋，由鞋袜厂将布和麻发给边区的农村妇女，做得既结实又美观，做好后再收上来，发给部队。还成立了一生产大队，约千余人，在本市南关成立一骡马总店，在各交通线设立骡马分店及开设木厂，建立农场，除加紧开秋荒外，并进行各种畜牧事业及狩猎生产。此外，学习用品，如铅笔、粉笔、办公用的纸张等，都是自己做的。仅商业方面，据1939年至1941年统计，成绩显著。1939年边保部队有资本11524元，盈余36409元，用来解决部队经费(包括装备费、服装费)36409元；1940年有资本20400元，盈余283190元，用来解决部队经费(同上)283190元；1941年有资本34060元，盈余1556692元，用来解决部队经费103997元。此外，边保部队共有商店17个，库存财物余额计286万元。其中陇东分区35万元；保安第二团商店4个，财物金额计20万元；保安骑兵团商店2个，财物金额计1万元；独立营商店1个，财物金额计10万元；保安第四团财物金额计20万元；司令部供给部有商店10个，财物金额计200万元。⑩
　　1938年至1939年，拨给边保部队的经费虽然不能按时下发，但基本上还能满足。1940年后，边区政府财政困难，部队所需经费只能依靠生产解决了。从供给部财务科的一组数据可以如实反映边保部队几年来开展大生产和为边区经济建设所作出的成绩。
　　1943年2月，在中央中共西北局高干会议的闭幕式上，毛泽东为杨林亲笔题词“坚决执行党的政策”，表彰他在陕甘宁边区经济建设过程中作出的突出贡献，同时也是对他多年来在西北革命根据地、陕甘宁边区建设与发展中工作作风的高度肯定。
　　五、参与和平解决伊盟事变
　　1943年3月26日，内蒙古伊克昭盟札萨克旗保安队与人民群众因为不满国民党反动派的残酷统治，举行了起义。起义群众包围了国民党统治的机关，扣押了国民党的党政人员，杀死了一批国民党特务。伊盟盟长沙克都尔劄布(沙王)为首的部分上层王公喇嘛同情和赞助起义。国民党当局采取了“军事为主、政治为辅”的方针，并向蒙古族的王府开火，沙王逃离王府，40天颠沛流离到达乌审旗，后受共产党的邀请来到靖边县长城区掌高图落脚，受到警备第三旅供给部部长王国瑞、政委杨林的认真接待。王国瑞、杨林等共产党人从坚持团结、坚持抗日的大局出发，劝说沙王和平解决伊盟事变，杨林等为和平解决伊盟事变作出了巨大贡献。
　　1945年10月，国民党驻安边部队新11旅在牛化东、王子庄等领导下举行起义。起义后即改编为八路军新11旅，杨林调任副政委。(11)之后，杨林任西北野战军后勤司令部供给部政委，1949年2月1日，西北野战军改为第一野战军，3月26日，后勤司令部改称后勤部，杨林任第一野战军后勤部副政委兼供给部政委。
　　六、努力服务地方建设
　　新中国成立后，在三年经济恢复和“一五”时期，陕西是国家建设的重点，又是西北地区的主要省份，西北军政委员会和中央非常重视陕西的建设事业。1952年5月，西北军政委员会财经委员会在促成当时西安地区的“西北”、“人民”、“新华”、“中国”、“五一”五个公营建筑公司合并组成国营西北建筑工程公司的基础上，于6月1日宣布成立西北军政委员会建筑工程总管理处筹备处(驻西安)，杨林任主任。1953年4月总管理处(筹)正式改称西北行政委员会建筑工程局，1954年6月，全国各大行政区撤销，西北行政委员会建筑工程局及所属施工力量调归建工部，并组成建工部属西安工程管理局，杨林任第二书记。1955年4月1日，易名为建工部西北工程管理总局，辖区扩大到西北五省区范围，杨林任第二书记，1957年被错划为右派，1958年6月后任陕西省建筑科学研究院副院长，他积极领导和参与陕西的地方经济和工程建设，为陕西的基础设施建设作出了巨大贡献。
　　★张鹏飞
　　①任德存：《中共榆林历史》(1919—1949)，陕西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145页。
　　②任德存：《中共榆林历史》(1919—1949)，陕西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183页。
　　③任德存：《中共榆林历史》(1919—1949)，陕西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173页。
　　④张昕宏：《瓦窑堡儿女》子长文史资料(第十四辑)，内部资料，第33页。
　　⑤《王世泰回忆录》，中央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第236页。
　　⑥参见陕西省档案馆馆藏文件，抄件现存陕西省社科院李忠全同志处。
　　⑦《边区保安部队分期分区整训》，《解放日报》1941年12月30日第4版。
　　⑧《边保司令部制定本年工作纲要》，《解放日报》1942年2月20日第4版。
　　⑨中共甘肃省顾问委员会史料调查撰写组：甘肃：《党史资料通讯》(总第61期)，1986年8月24日。
　　⑩中共甘肃省顾问委员会史料调查撰写组：甘肃《党史资料通讯》(总第61期)，1986年8月24日。
　　(11)郭林：《国民党新编陆军第11旅安边起义概述》，《纪念杭日战争胜利暨安边起义六十周年学术研讨会论文集》，2005年会议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