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求恩1939年11月11日下午给聂荣臻司令员写的那封信，实际上成了他的遗书。信中的内容再一次展示了他无私奉献的品质，他写到：
　　亲爱的聂司令员：
　　我感觉非常不好——也许我会和你永别了!请你给蒂姆、布克(加拿大共产党书记——引者注)写一封信……
　　用同样的内容给国际援华委员会和加拿大和平民主同盟会。
　　告诉他们我在这里十分快乐，我唯一的希望就是能多有贡献。
　　……
　　将我永不变更的友爱送给蒂姆、布克以及所有我的加拿大和美国的同志们!
　　两个行军床，你和聂夫人留下吧，两双英国皮鞋也给你穿了。
　　骑马的马靴和马裤给冀中区的吕司令员。
　　贺龙将军也要给他一些纪念品。
　　……
　　给叶部长两个箱子，游副部长八种手术器械，林医生可以拿十五种，卫生学校的江校长让他任意选挑两种物品作纪念吧!
　　……
　　一箱子食品送给董(越千)同志，算作我对他和他的夫人、孩子们的姊妹们的新年赠礼!文学的书籍也全给他。
　　……
　　每年要买二百五十磅奎宁和三百磅铁剂，专为治疗患疟疾病者和极大数目的贫血病者。千万不要再往保定、天津一带去购买药品。因为那边的价钱要比沪港贵两倍。
　　告诉加拿大和美国，我十分的快乐，我唯一的希望是能够多有贡献。
　　……
　　最近两年是我生平最愉快、最有意义的时日，感觉遗憾的就是稍嫌孤闷一点，同时，这里的同志，对我的谈话还嫌不够。
　　……
　　我不能再写下去了!
　　让我把千百倍的谢忱送给你，和其余千百万亲爱的同志
　　……
　　诺尔曼·白求恩
　　当白求恩交待完这一切时，仍然有许许多多未尽的心愿：他多么盼望亲手创办的战地医疗队拯救更多的生命，多么希望计划中的卫生学校建立起来，多想亲眼看看法西斯灭亡的那一刻。但他最终未能战胜无情的病毒，在49岁之际走到了生命的尽头。
　　他的逝世，是晋察冀人民的损失，全中国人民的损失，加拿大人民的损失，全世界爱好和平的所有人的损失，全中国的眼泪不够哀悼他，全世界的眼泪不够哀悼他!
　　1939年11月17日，晋察冀边区党政军领导机关和驻地群众为白求恩举行了隆重的葬礼。聂荣臻司令员亲自赶赴河北省曲阳县于家寨向白求恩遗体告别。
　　11月21日，晋察冀边区举行追悼大会，中央委员会致电大会表示哀悼。
　　11月23日，中央委员会致电白求恩家属，对他的不幸逝世表示深切哀悼和亲切慰问。同日，朱德和彭德怀以国民党革命军第十八集团军总司令和副总司令名义，致电白求恩家属，表示哀悼和慰问。其电文是：
　　加美援华委员会转
　　白求恩大夫家属：
　　加拿大共产党之优秀代表白求恩大夫，为维护正义和平，为援助中国人民之解放事业，不辞艰辛远道来华，曾在敝军服务两年于兹功绩卓著，深得全军爱慕，乃不幸于治疗伤员施行手术时，割伤指部，以致中毒，于本年十一月十二日于晋察冀边区逝世。敝军将士，闻此噩耗，莫不深为哀痛!盖此不仅我国抗战之一大损失，亦世界人类解放事业之大损失也。除通令全军举行壮烈的哀悼外，谨电驰陈，借申慰问。
　　国民革命军第十八集团军总副司令
　　朱德 彭德怀叩
　　中华民国二十八年十一月二十三日
　　12月1日，延安各界在中央大礼堂举行追悼会。吴玉章、王稼祥、陈云、滕代远、马海德等各界代表出席了大会。毛泽东在挽联上写着：“学习白求恩同志的国际精神，学习他的牺牲精神，责任心与工作热忱。”大会还向白求恩的家属发了慰问电。
　　12月21日，毛泽东写了《纪念白求恩》一文，号召全国人民向白求恩学习。
　　1940年4月，晋察冀边区军民在河北省唐县军城南关修建的白求恩同志墓落成。同时，军区决定：将军区卫生学校和附属医院，命名为白求恩卫生学校(即现在的白求恩医科大学的前身)和白求恩国际和平医院。
　　白求恩墓建成后，每年都有大批国内团体和群众，以及国外来宾前往参观学习。
　　1942年11月13日，朱德总司令在延安《解放日报》上发表《纪念白求恩同志》一文，再次号召全党向白求恩学习。
　　1974年白求恩纪念馆在石家庄市建成。
　　1979年11月12日，即白求恩逝世40周年之际，北京庄严肃穆的人民大会堂里，首都各界三千多人举行隆重集会，再次纪念这位伟大的国际主义战士、中国人民的亲密战友。
　　这是一次重要的纪念活动。会议期间，来自中加两国的白求恩生前好友、同事、战友、作家、党政要员以及其他著名人士，在缅怀他的同时，从各个方面对他的一生作了深刻的总结和高度的评价。人民出版社就此出版了大型文集——《纪念白求恩》。书中收集了白求恩生前的讲演、医务论述、文艺作品、工作报告、日记、书信，和大量国内外有关人士的纪念回忆文章，以及许多革命家的题词，以翔实、准确和生动的文献材料，展示了白求恩伟大的一生。
　　纵观白求恩一生的奉献和身后人们对他所作的评价，他留给人类最重要和最大的财富就是时刻体现在他身上的革命精神和科学态度。
　　《手术刀就是武器》的作者泰德·阿兰在《忆白求恩，思念种种》一文中说：“白求恩是我生平所认识的、最使我感奋的人物。……白求恩最喜欢为人富于个性，敏于机智，最讨厌那班只顾掇拾权威词语、从不独立思考之辈。更有一种好为长官的人物，他总要嘲弄一番，引以为乐。他的业绩俱在：肺结核外科手术；西班牙的输血工作；在中国的医道；自我牺牲的模范作用；他诲人之勤，爱人之切，自不待言。但我们也应该看到他自有其不小的缺点，这就是工作时劳逸失调，因此休息睡眠总是不足，经常操劳过度，终于戕害了健康。”
　　《此人是无所畏惧的》的作者罗德里克·斯图尔特——曾写成出版过《白求恩传》和《诺尔曼·白求恩思想》，对泰德·阿兰的评价给予了证实：“要想用几行字描写一个人的性格，如不是太不自量，也是很困难的事。何况对于白求恩这样一个具有多方面性格的人，更是不可能的了!然而，他身上有几个特点却可以作为了解他的某种依据。最突出的是，他是一个自立的人，按照自己的信念，毫不畏惧地行动，不管反对他的人势力有多大。一次，他劝他的妻子说：‘你要我行我素，别老是想取悦于人。’这就是他在短促、艰险而成绩斐然的一生中所严格遵守的哲理。和这个主要倾向相通的还有几点：热爱生活，帮助弱者和被压迫者的深挚的责任感，以及一种近乎固执的非改变这周遭世界不可的强烈愿望。当然，他也有缺点。他遇事往往不耐烦，性子急，有时结论下得太快，但是他对这些人类情绪上的通病是引以为憾的，一直想改。谁个是全好或者全坏的呢?人人都应该通观其一生，盖棺论定而后已。就白求恩来说，他的辉煌的业绩远远超过了小节方面的缺点。”
　　上文曾提到的那位温德尔·麦克劳德先生对白求恩的“多方面性格”与事业上的成就之间的关系，作了一个辩证的分析：“我常爱把诺尔曼·白求恩的生平比作一株历劫偶存的树苗，在移植到了一个崭新的环境之后，终于成为花果纷披的参天大树，简直就像一曲神话。……他有时要闹点小脾气。他是一个生气勃勃，富有进取心和自发的创新精神的人，经常有新颖的见解，但在意图、愿望和行动之间有时产生矛盾，有时态度不免失之粗鲁……。他不受‘人皆为已’的私欲所支配；他摆脱了那种曲解个性自由，对家庭、邻人、社会一概都不想尽义务的浅陋哲学的影响。……在通常情况下，他总是对人体贴入微、慷慨大方，易于相处；特别在孩子们身上，他无不倾注满腔的热忱慈爱。……追溯往事，我们可以认为，白求恩一生中几起明显地带有悲剧色彩的遭遇，实际上有助于他之达到伟大的境界。”
　　以上这些关于他个性分析的证词，似乎是累赘和多余的，其实，正是从这里我们才可以窥视那个作为活生生的人的白求恩。正是从他“富于个性”、“敏于机智”、“富有进取心和自发的创新精神”和嘲弄“好为长官的人物”、“热爱生活，帮助弱者”、“对人体贴入微、慷慨大方”这两方性格和品质上，我们才能发现他所具备的那种科学态度和革命精神产生的最初动因。正是从他的性格弱点和缺陷上，我们才越发感到他所取得的业绩之伟大，因为他是通过一直在改他引以为憾的人类情绪上的那些通病，才达到这一境界。在晋察冀医疗队中，他对自己粗鲁、急躁的坏脾气的偶而发作，作过多次自我批评。作为一个完整的人，白求恩必须具有“多方面性格”，对此作一个基本了解，是对他作出全面评价必不可少的前提。
　　白求恩精神中包含的两个重要内容——科学态度和革命精神，是人们所公认的。
　　邓小平于1979年曾题词：“做白求恩式的革命者，做白求恩式的科学家。”
　　同年，聂荣臻的题词是：“学习白求恩同志的革命精神，学习白求恩同志的科学态度。”并撰文《“要拿我当一挺机关枪使用”——怀念白求恩同志》对此作为说明。文中写到：“他是一位杰出的外科医生。他毫不因循守旧，而是用革命的创新精神来不断改革外科手术和外科器械。他是一个伟大的共产主义战士。他从作为医生的社会实践中，来解剖资本主义社会。……他看到了人民的疾病不能得到医治的社会根源……他从帝国主义这个最凶恶的敌人那里，更清楚地认识到共产主义者对人类解放事业应尽的责任。他不空谈政治，而是把政治凝聚在他的手术刀里，用革命的人道主义，救死扶伤。他用外科手术刀作武器，向敌人进行英勇的、忘我的战斗。……他所以成为一个伟大的共产主义战士，绝不是偶然的。他对自己的工作采取了严肃的态度。他是一个医学科学家，不仅用科学态度行医治学，并且通过自己的社会实践，去解剖社会，追求科学真理。正因为这样，当他找到了革命道路以后，就成为一个百折不挠的忠诚的革命战士。我从来不相信一个以自己的工作作为追求名利的敲门砖的人，能够成为一个真正的革命者，尽管这样的人可以欺骗人们于一时，假如说，一个人有一分热放一分光，那么，白求恩同志所迸发出的耀眼的光芒，则是用比铀更贵重的元素——共产主义精神作为燃料的，特别是他一生在西班牙和中国度过的最后几年里。”
　　可以说他作为医生所具有的科学态度，和作为共产主义战士所具有的革命精神，共同使他成为一个高尚的人，纯粹的人，伟大的人。二者缺一不可。加拿大麦吉尔大学教授、亚洲问题研究中心主任林达光，在他的纪念文章《白求恩和今天的中国》中，对此作了精辟的阐述：“诺尔曼·白求恩在延安时代的中国之所以推为伟大，不仅因为他的革命热情，还在于他的科学威力。他留给中国人民的影响不仅在于他博大的心灵，还在于他精严的双手。究其根本，白求恩是以医生为天职的；但他是一个最擅于以精湛严格的技术向人类自由、尊严、公正之敌作斗争，向人类生命之敌作斗争的医生。今天，当中国踏上现代化征途之际，那白求恩精神——科学之真谛与革命之真谛相结合的精神——其将永远昭示于后来者。革命和科学不断推动人类进步，但先进工业社会的历史告诉我们，如果没有一种服务于人的理想，科学和技术往往流为沦俗，乃至鄙为社会的公害。革命之风鼎盛的新社会的历史则告诉我们：如果没有科学和技术，解放人类的宏念有时不免转化为其对立物，走向反面。人们的崇高思想一经煽动，是可以歪曲丑化，堕为愚民政治的空洞口号的，更可怕的是，甚至足以掩护一帮庸官恶吏和权欲熏心的野心家，一任此辈胡作非为，竞将历史前进的车轮颠倒了过来。白求恩在世之日，曾从三十年代中国革命者学习了他们无私的献身精神；他们当时不顾极端缺乏技术，奋然而起，一心为他们自己，也为子孙后代，争得在健全的社会制度和高明的技术条件下创造美好的物质和精神生活的权利。在我们时代的历史流光中，白求恩的形象今天显得格外辉煌夺目。他的生平，他的工作，无不说明一个真理：只有那些身心一致要将革命与科学真正熔于一炉的人，才能赢得民心，才能使人民得以既迅速而又稳妥地向他们的解放事业前进。事情不正是这样吗?”
　　到这里为止，对白求恩精神和思想品质的概括和总结，应该说够全面和深刻的了。但是，人们还是会清楚地记得1939年12月21日毛泽东在白求恩逝世不久写的那篇有名的颂文——《纪念白求恩》。聂荣臻称该文对白求恩的“光辉形象和高贵品质，作了最概括最本质的论述。”这个评价是恰如其分的。我们不妨重温一下其中的论断：
　　白求恩同志是加拿大共产党员，五十多岁了，为了帮助中国的抗日战争，受加拿大共产党和美国共产党的派遣，不远万里，来到中国。去年春上到延安，后来到五台山工作，不幸以身殉职。一个外国人，毫无利己的动机，把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当作他自己的事业，这是什么精神?这是国际主义的精神，这是共产主义的精神，每一个中国共产党员都要学习这种精神。
　　……
　　白求恩同志毫不利已专门利人的精神，表现在他对工作的极端的负责任，对同志对人民的极端的热忱。每个共产党员都要学习他。不少的人对工作不负责任，拈轻怕重，把重担子推给人家，自己挑轻的。一事当前，先替自己打算，然后再替别人打算。出了一点力就觉得了不起，喜欢自吹、生怕人家不知道。对同志对人民不是满腔热忱，而是冷冷清清。漠不关心，麻木不仁。这种人其实不是共产党员，至少不能算一个纯粹的共产党员。从前线回来的人说到白求恩，没有一个不佩服，没有一个不为他的精神所感动。晋察冀边区的军民，凡亲身受过白求恩医生的治疗和亲眼看过白求恩医生的工作的，无不为之感动。每一个共产党员，一定要学习白求恩同志的这种真正共产主义者的精神。
　　白求恩同志是个医生，他以医疗为职业，对技术精益求精；在整个八路军医务系统中，他的医术是很高明的。这对于一班见异思迁的人，对于一班鄙薄技术工作以为不足道、以为无出路的人，也是一个极好的教训。
　　我和白求恩同志只见过一面。后来他给我来过许多信。可是因为忙，仅回过他一封信，还不知他收到没有。对于他的死，我是很悲痛的。现在大家纪念他，可见他的精神感人之深。我们大家要学习他毫无自私自利之心的精神。从这点出发，就可以变为大有利于人民的人。一个人能力有大小，但只要有这点精神，就是一个高尚的人，一个纯粹的人，一个有道德的人，一个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一个有益于人民的人。
　　显然，在这里毛泽东认为白求恩“毫无自私自利之心”因之，是“一个高尚的人，一个纯粹的人”。这是对白求恩精神——“科学之真谛与革命之真谛相结合的精神”，从哲学高度所给予的最高评价。他身上所散发出来的国际主义精神，共产主义精神，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的精神和对技术精益求精的态度，对同志对人民极端热忱的品质，所有这一切，是毛泽东所说的“高尚的人、纯粹的人”才具备的。正因为这样，人们才佩服他，为他的精神所感动。也正因为这样，毛泽东才号召全党同志向他学习。毛泽东的确象白求恩所说的那样“是我们世界上最伟大的人物之一”，他不仅对中国社会发展趋势、抗日战争的结局作出了英明的判断，而且对他所认识的人所作的评价是那样深刻、透彻和准确。
　　白求恩正是从“一个高尚的人、一个纯粹的人”的意义，才跨越国界和时空，受到世界各国人民的崇敬。半个多世纪过去了，白求恩的名字仍深深地铭刻在世界人民的心中。
　　在中国，白求恩的名字几乎是家喻户晓的。生于美国纽约州的马海德说过这样的事：“我和我们的医疗队每到一地，人们往往认为我是白求恩的同国人，他们问候我在加拿大的家属，并且要我代表他们向‘加拿大人民致意’。我一再说明我不是加拿大人，但总是徒费唇舌。一个为中国人民服务的西方医生怎么可能不是加拿大人呢?我只好不胜感激地接受了加在我身上的这一殊荣。”这就是足以表明白求恩在中国人民心目中的地位了。
　　在白求恩的祖国加拿大，诚如加拿大民主书报俱乐部的古柏先生给朱德的信中所说：“加拿大的人民，因为有如此伟大光荣的子孙而感觉骄傲。”人们用各种形式，表示了对他的敬仰和怀念。1971年8月1日，格雷文赫斯特市政府的一条南起多伦多、北接诺斯见的干线命名“白求恩路”；白求恩童年时代的旧居——位于约翰街的一座木造双层小楼，在1976年辟为白求恩纪念馆，接待了络绎不绝来自世界各地的参观者。在加拿大多伦多，有名的约克大学内的一所以白求恩的名字命名的医学院，正在培养和造就着成千上万名医务工作者。一尊白求恩大夫的铜像屹立在这个学院之中，供人瞻仰和凭吊。蒙特利尔的皇家维多利亚医院一直保留着他工作过的手术室。麦吉尔大学的奥斯勒医学图书馆，至今珍藏着他发明的“白求恩肋剪”。蒙特利尔市政府为了表彰他的丰功伟绩，于1977年通过决议，把市区一座街心公园命名为白求恩广场。广场上矗立着中国对外友协赠送的白求恩大夫的巨型汉白玉雕像。设在蒙特利尔的白求恩基金会经常举办关于白求恩的各种专题讲座。
　　宋庆龄曾说过：白求恩是一位时代英雄，“白求恩精神光耀千秋!”毫无疑问，我们的时代是不会忘记这样一位英雄的，它虽然产生于过去时代，但其精神将永葆青春。
　　参考文献：
　　《手术刀就是武器》[加拿大]泰德·阿兰、塞德奈、戈登著，巫宁坤译，三联书店1979年版。
　　《改变中国》[美国]乔纳森·斯潘塞著，曹德骏等译，三联书店1990年版。
　　《白求恩在中国》白求恩国际和平医院编，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
　　《白求恩》周文斌著，贵州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
　　《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
　　本文史料主要来自人民出版社1979年出版的大型文集《纪念白求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