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俄国十月革命不同，中国革命实际上是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为指导思想的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现代农民革命，革命的主要阵地在农村而不在中心城市，要想取得革命的胜利，就必须发动占全国人口90%的农民。受经济、教育水平的制约，中国农民整体的文化素质较差，不识字率在90%以上。因此，要在农民中广泛宣传党的方针、政策，就必须采用他们所喜闻乐见的形式。同样，要坚持走这条革命道路，必须反对教条主义，反对其宣传形式——党八股。这两个特点决定了党的基层干部，尤其是宣传干部不仅要废除党八股的文风，而且要善于向农民大众学习，丰富自己的语言，培养新鲜活泼、为百姓所喜闻乐见的文风，以促使广大干部群众思想观念的改变。
　　要废除党八股的文风，必须对其来源、表现及危害有清醒的认识。
　　所谓党八股的文风，“就是不看实际情形，死守着呆板的旧公式、旧习惯”。毛泽东对党八股的表现形式和特点进行了概括，即有“空话连篇，言之无物”；“装腔作势，借以吓人”；“无的放矢，不看对象”；“语言无味，像个瘪三”；“甲乙丙丁，开中药铺”等八条⑩。
　　面对知识程度较低的民众，要想宣传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宣传文章应具有充实的内容，适当的长度，浅显的程度，才能够适应对广大文化知识不高的民众进行宣传的需要。但在当时的延安，却存在着相反的情况。一些文章写得很长，教条主义的味道极浓，动不动就引经据典，对于中国革命的实践反而没有提出具体措施，当然不能引起广大党员、工农大众的兴趣。长此以往，就会严重影响到对中国革命道路的宣传，影响对广大农民群众的动员力度与广度。因此毛泽东将“空话连篇，言之无物”列为党八股的第一罪状。
　　“装腔作势，借以吓人”是党内的主观主义者和教条主义者在文风上的主要表现。由于其进行宣传的那一套，多半脱离了中国实际，得不到干部、民众的回应，而他们又想得到支持，才能有生存空间，所以就在文风上大做文章。这些人大多读过马克思、列宁的一些著作，于是就出现了引经据典的长篇大论，指责这个不懂马列主义，那个是狭隘的经验论，这个违背了列宁的教导，那个不听共产国际的指示等等，以扩大自己对中共政策的影响力。
　　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宣传对象，本来就是广大群众，尤其是农民，可是有些宣传工作者却不加考虑。做宣传之前既不调查宣传对象，也不研究宣传方法，“无的放矢，不看对象”。这种宣传很难被广大群众理解和接受，自然收不到良好效果。毛泽东举例说，有人在写“工人”两个字时，将“工”的第二笔转两个弯，把“人”的右边一笔加上三撇。这在写法上虽然没有错，但却使本来就不识几个字的老百姓更加看不懂，也就无法理解党的宣传了。
　　党要在群众中进行宣传，必须熟悉群众的语言，向群众学习。但一些受教条主义影响较深的人，盲目照搬十月革命经验，要求中国革命走以城市为中心的道路，这就使得他们在宣传上重城市而轻农村。不熟悉中国农村及农民的现状与要求，就只能在语言上满足于照抄、照搬马克思、列宁的原句，不知道如何使用民众喜闻乐见的丰富、生动的语言，更不知道吸收外国语言中的合理成分。于是，就形成了“一篇文章，一个演说，颠来倒去，总是那几个名词，一套‘学生腔’，没有一点生动活泼的语言，这岂不是语言无味，面目可憎，像个瘪三吗?”(11)
　　“甲乙丙丁，开中药铺”，也是毛泽东列举的党八股在文风上存在着的严重的形式主义。虽然文章、演说、报告的内容空洞无物，语言干瘪乏味，但在形式上却是方方面面，无所不备。“写文章，做演说，著书，写报告，第一是大壹贰叁肆，第二是小一二三四，第三是甲乙丙丁，第四是子丑寅卯，还有大ABCD，小abcd,还有阿拉伯数字，多得很!”(12)
　　党内的主观主义者和教条主义者，既然一味地相信俄国十月革命的经验，看不到中国革命的现实条件，也就不愿意进行实际调查研究，也就提不出具体问题和解决问题的措施。他们只能罗列一大堆现象，满足于形式主义的分析方法。这样的做法，根本谈不上进行革命宣传和发动民众。这些党八股的表现形式，不仅出现在文章、演说、报告和决议中，而且在党的政治、组织、教育、文学艺术以及其他各个部门的工作中均有表现，其实质则是主观主义与教条主义。
　　如果允许这种文风在党内流行，就会使党的宣传日渐脱离实际，使党不能够得到广大民众尤其是农民的支持和拥护，最终结果必然是“妨害革命”。
　　从对党八股的来源、表现形式及危害的分析中，我们不难发现，它确实是主观主义和宗派主义在宣传中的表现形式，如果不将其彻底清除，就不能用正确的态度对待马克思列宁主义，就不能使真正的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得到广泛的传播和发展，广大干部群众就不可能获得真正的思想解放，培养出生动活泼的革命精神，就不可能取得革命的最后胜利。
　　既然党八股有这么大的危害，那么就必须反对这种文风，树立马克思主义的新文风。
　　新文风究竟有什么样的要求呢?中国共产党的著名宣传工作者胡乔木对此做了很好的回答。他认为新文风有以下几个特征：第一，新文风应当打破一切固定的格式，既要借鉴别人文章的形式，又要根据自己文章的内容来确定它的样式；第二，内容要有新东西。要善于从生活中获得新材料，不能重复和抄袭；第三，要写得具体细致，对写作内容有仔细的研究和周密的考察，还要把题目范围定得小一些。这三个特征归纳起来就是要用丰富的话言来写那些从群众生活中获得的新材料(13)。所谓的新文风，就是能够贴近群众生活，为群众喜闻乐见，新鲜活泼的文风；就是能够帮助广大党员干部转变观念，深人群众，更好地宣传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文风。
　　要树立这种新的文风，就要转变观念，深入群众的生活，运用通俗易懂的语言，采用灵活多变的形式。毛泽东正是共产党人中树立这种新文风的典范之一。他不仅深刻地分析了党八股的来源、表现形式及危害，为大家提供了反对党八股的正确方法，而且还身体力行地采用通俗易懂的语言写文章、做演说、讲课；亲自参与延安《解放日报》的改版工作，领导了党内的整顿文风运动；亲自参加了延安文艺工作者座谈会并发表重要讲话，指导文艺界反对党八股的文风；为纠正党内的教条主义影响做出了贡献。
　　毛泽东在《反对党八股》一文中，提出了反对党八股文风的几种方法：其一，在写文章和传单前，要深入工农中进行调查，了解他们的要求，听取他们的意见。其二，写作时，不是照搬书本上的公式化语言，而是使用大众语言。只有这些大众语言，才能最准确地反映千百万民众的思想和情绪，也只有这样，才能使他们领会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其三，写文章要遵循鲁迅提出的几项规则，即“留心各样的事情，多看看，不看到一点就写”。“写不出的时候不硬写”。“写完后至少看两遍，竭力将可有可无的字、句、段删去，毫不可惜。宁可将可作小说的材料缩成速写，决不可将速写材料拉成小说”。“不生造除自己之外，谁也不懂的形容词之类”(14)。
　　在积极倡导马克思主义新文风的同时，毛泽东在写作和讲课中带头使用通俗易懂的语言和讲话方式。
　　为从哲学理论的高度展开对党内教条主义的批判，毛泽东写成了《实践论》和《矛盾论》两部哲学著作，但八路军团级以上干部，绝大多数出身工农，文化水平较低，且连年征战，很少受到系统的理论教育。营连级以下干部的水平更低，不少人根本不识字。要让这样文化水平的干部理解《矛盾论》和《实践论》的精髓，不使用通俗易懂的语言和形象化的方式，是不可能做到的。
　　为此，毛泽东不仅亲自给这些干部讲课，而且在讲课中常常列举许多浅显的例子，来说明抽象的哲学道理。
　　在讲感性认识到理性认识的飞跃时，毛泽东说，延安西北菜馆里有个老师傅，五十多岁了，炒菜炒了三十四年，人家总愿意到他那里去吃，因为他炒的菜非常香。他炒的菜为什么受人欢迎呢?他开始时也是没有经验，盐放多了菜咸，放少了就淡，于是大家就给他提意见。可他通过在长期的实践中慢慢摸索，不断总结经验，今天如果大家叫他来讲，他能讲出一大套道理，这就是由感性提高到理性，就是人们对客观事物的认识过程。
　　在讲“矛盾”这个词时，毛泽东举例说，矛盾就是打架。世界上的一切事物都在打架。你要战胜我，我要战胜你。正在这时，有个泥瓦匠恰巧在修理房顶，敲得丁丁当当一阵乱响，于是毛泽东就说，我们和泥瓦匠也在“打架”。我们上课需要安静的环境，他却要工作，这样就发生了矛盾。
　　讲实践论时，毛泽东结合亲身经历说，我在师范上学，当教员出身，从未想过去搞军事，去打仗。后来自己带起队伍打起仗来，上了井冈山。在那里先打了一个小胜仗，接着又打了两个大败仗。于是我们总结经验教训，才产生了打游击的十六字口诀(15)。
　　毛泽东的文章，也尽量使用形象化的语言。如《反对党八股》一文，为说明党八股的危害，拿洗脸来打比方：“一个人偶然一天两天不洗脸，固然也不好，洗后脸上还留着一个两个黑点，固然也不雅观，但倒并没有什么大危险。写文章做演说就不同了，这是专为影响人的，我们的同志反而随随便便，这就叫做轻重倒置。许多人写文章，做演说，可以不要预先研究，不要预先准备；文章写好之后，也不多看几遍，像洗脸之后再照照镜子一样，就马马虎虎地发表出去。其结果，往往是‘下笔千言，离题万里’，仿佛像个才子，实则到处害人。”(16)
　　由于毛泽东坚持在讲演与写作中使用通俗易懂的语言，因此这种方式使他的思想和理论能为文化水平不高的各级干部、党员及民众所接受，从而有利于扩大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在群众中的传播和影响。
　　延安整风时期，中共党内反对党八股文风的一个典型事件，就是对党的机关报——《解放日报》的改版。
　　抗战初期，中共中央虽已创办了《新中华报》、《解放》周刊及《中国文化》、《中国工人》、《共产党人》等十余种报刊，但1940年后由于形势发展而不能满足读者日增的需求了。如四开版中型三日刊的中央机关报《新中华报》，内容不够，周期过长，分量不足。中央机关刊物《解放》属于周刊，有时两周合刊，长文章多，短文章少，也不能适应形势。其他报刊也有类似情况。1941年后，各抗日根据地进入困难时期，纸张经费困难，发行渠道堵塞，必须进行改革。
　　基于上述原因，毛泽东向中共中央建议，停办延安的《新中华报》和《今日新闻》，集中力量办一份中共中央机关报《解放日报》，以适应形势的需要。
　　《解放日报》在其创刊后的十余个月中，在宣传党的路线、方针、政策，报道八路军、新四军和各根据地军民英勇抗战的事迹，揭露敌伪的暴行和国民党的反共阴谋等几个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其副刊《文艺》也成为活跃边区文艺创作的重要阵地。
　　然而，《解放日报》在编排上也存在着严重缺点。
　　首先，编排形式固定化。机械地搬用某些大报的具体做法，追求形式上的“程式化”和“正规化”。该报版面编排，一版为国际，二版为国内，三版为边区，四版为本市(延安市)。国际报道占了绝对优势，有关边区军民活动的有价值新闻和涉及边区群众生活的重大决策，却受固定版面编排的限制，上不了一版头条。这样就在一定程度上脱离了群众。据统计，该报创刊后的7个半月里，共发表了217篇社论，其中关于国际方面的就占到64.1%，而关于解放区的仅占16.6%(17)。
　　其次，对党的路线、政策宣传不力。《解放日报》创刊时，正值延安整风运动的准备阶段。该报未对毛泽东《改造我们的学习》这一纲领性文件进行突出报道，没有重视整风运动对中共党人思想解放的重要意义，仅对作为整风运动标志的毛泽东的《整顿党的作风》演讲，发表了一个简讯。
　　第三，文风上染上了党八股。如该报每天必有一篇社论，国际新闻、战况报道、会议新闻、气象新闻等，都分别有固定的模式。
　　《解放日报》染上八股文风的原因，主要有两个方面：其一，党内还没有从思想上肃清以王明为代表的教条主义。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和党八股，也就不可避免地表现在报纸宣传上；其二，多数编辑人员是抗战开始后参加革命工作的青年知识分子，很少注意研究在延安办报纸与在国内外大城市办报纸的区别。
　　在延安《解放日报》改版问题座谈会上，作家萧军等人对《解放日报》的八股文风进行了批评。他认为该报作为全边区的唯一大报，应考虑读者的需要，要群众化，党的消息可占三分之一，群众性消息可占三分之二。不应该总是板着面孔说话，表现方式应有弹性，可以增加一点社会新闻。社论不必每天有，有多少话就写多少，没有话干脆不要写。文字要开门见山，不要拐弯抹角。
　　朱德则强调报纸要反映战争，反映敌后残酷的扫荡和反扫荡斗争，并帮助解决军民关系中的问题。毛泽东在发言中认为：要高度重视党报的作用，要利用报纸推动全党整顿三风的工作，要充分反映群众生活，宣达他们的意愿和呼声。文字应该通俗易懂，简洁明了，为广大群众所喜闻乐见。党报要有适当的、正确的批评，以增强党性(18)。
　　1942年4月1日，改版后的《解放日报》以新的姿态出现。整个版面作了重大调整，一版是以根据地消息为主的要闻版；二版是陕甘宁边区和国内消息版；三版为国际消息版；四版是综合副刊版。其后，版面进一步调整为，一版：要闻、战况、社论；二版：生产、政治、战斗通讯；三版：思想、艺术文化、科学知识；四版：国际。
　　《解放日报》的改版，是反对党八股以整顿文风运动的重大成果。诚如有的学者指出的那样：“这个转变，从‘言必称希腊’转到让人民群众上头版，大大扩充了报道根据地和陕甘宁边区的篇幅。”(19)作为一个风向标，它清楚地表明，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找到农村包围城市的革命道路后，党的宣传工作重点也同样转向了以农民为主的广大群众。反对八股文风，正是对这种理论思维方式转变的有力配合。
　　除文风之外，《解放日报》改版的另一个重要原因，是该报曾先后发表了一些思想和立场与党的路线、方针、政策不尽一致的文章，特别是一些文艺作品，在读者中产生了一些负面影响。毛泽东由此认识到，要正确地宣传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光靠改版《解放日报》是远远不够的，还要改变延安文化界人士的思想观念。为此，他先后主持和参加了三次延安文艺工作者座谈会，并发表了著名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
　　在讲话中，毛泽东指出，革命文艺要有正确的发展，要更好地协助其他的革命工作，“借以打倒我们民族的敌人，完成民族解放的任务”。他分析了文艺工作者的立场、态度、工作对象、工作和学习等一系列问题，强调了革命文艺的中心问题是为群众的问题和如何为群众的问题，即文艺要为工农兵大众服务和怎样为工农兵大众服务的问题。在此基础之上，他还特别强调了共产党的文艺工作的位置和方向，“因此，党的文艺工作，在党的整个革命工作中的位置，是确定了的，是摆好了的；是服从党在一定革命时期内所规定的革命任务的”(20)。
　　毛泽东的这些讲话清楚地表明，在确定了正确的革命道路后，党的工作重心开始由中心城市转向农村，当前任务变为建立敌后抗日根据地，党所依靠的主要力量就是广大农民。要想争取更多的农民投入到这场为争取民族解放和革命胜利的斗争中来，就要使文艺创作配合党的宣传工作，向广大工农兵群体宣传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
　　毛泽东这一讲话发表后，引起了延安文艺工作者的热烈讨论。在学习及讨论中，绝大多数文艺界人士开始有意识地转变观念，尝试着从民族解放的要求与适应人民文化水平的目的出发，力求做到文学作品写人民大众的生活、斗争、要求、愿望及情感，做到思想内容大众化，同时尝试在文学作品中采用大众喜闻乐见的艺术构思、情节组织、篇章结构及叙述语言，做到艺术表现形式的大众化，一场文艺革命由延安向各根据地推广开来。
　　各根据地戏剧艺术表现形式的大众化，是从秧歌剧的改革开始的，它是在对民间流行的旧秧歌形式进行大胆革新与创造的基础上，由秧歌发展而来的。秧歌剧不仅有歌有舞，而且有说白，有多种表现形式，有化装、服饰与道具，融戏剧、音乐、舞蹈、美术、文学于一体的综合性艺术形式。抗战时期的代表作有《兄妹开荒》、《白毛女》等。秧歌剧这一艺术表现形式的创造成功，为抗日民主根据地戏剧创作拓开了一条通向大众化的道路。
　　拥有广大读者的小说创作，这一时期也开始表现出大众化的趋向。从1943年5月起，小说家赵树理连续推出了《小二黑结婚》、《李有才板话》、《李家庄的变迁》等一系列小说，在推进小说大众化的发展上独领风骚。其小说的大众化，主要体现在既吸收了传统章回体小说讲究故事连贯性与完整性的特点，又抛弃了章回体小说的基本框架，情节首尾连贯，大故事套小故事，一环扣一环，形成了自己的新的艺术构思模式，即先介绍人物，然后描述不同时空里发生的与人物相关的故事，涵盖着广阔的生活画面、社会矛盾斗争、人物性格及其精神风貌，最后交代人物命运及结局。
　　文艺大众化的另一个表现，是诗歌创作的大众化，其代表作有李季的《王贵与李香香》、阮章竞的《漳河水》、张志民的《王九诉苦》、田间的《赶车传》等。
　　这一时期，延安及各根据地文艺创作上所表现出来的大众化的趋向，极大地改变了文艺脱离民众、脱离现实生活的现象，吸引了大批中下级文化水平的干部群众，在阅读与理解中，战时形势，中国革命的特点，党的路线、方针、政策，民族英雄的形象得到了迅速的传播，其所针砭的价值观念，也在民众中得到了传播。
　　从毛泽东深刻分析党八股的来源、表现和危害，到“反对党八股以整顿文风”的运动，从《解放日报》改版到延安文艺座谈会的召开，延安整风运动有层次、有节奏地展开，而所有这一切，都是为了通过历史与现实的比较，通过理论学习，特别是通过文风、学风的改造，将实事求是的思维方式灌输给广大的党员干部，使他们在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发生重大变化的情况下，彻底改变原有观念，摆脱教条主义思潮的影响，适应新的形势，坚定毛泽东所开创的新的中国革命道路的信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