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探索中国革命道路的进程中，早期中国共产党人所以犯了很多“左”倾和右倾错误，走了不少的弯路，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党在长时间内没有能够真正把马克思列宁主义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结合起来，没有形成能够统一全党的指导思想，没有产生一位有威望、能阐明中国革命理论、为全党公认的领袖，党的组织纪律不太严明，党内长期存在着严重的宗派主义作风，从而妨碍党的统一，危害革命事业。因此，要想真正成为中国革命事业的领导核心，就必须反对宗派主义作风，用正确的思想武装全党，保持其在政治、思想上的团结统一，树立起新的党风。
　　所谓党风，就是指一个政党及其党员、干部在政治、思想、组织、工作和生活等方面的作风。党风反映着党的思想原则、工作态度、生活作风及道德行为，体现着一个政党的性质和宗旨，是党的性质和世界观的外在表现。
　　中国共产党在性质上不同于资产阶级政党，有着显著的作风特征。由于种种原因，虽然党的早期领导人在党风建设上做了不少努力，使宗派主义在中共党内并没有能占据支配地位，但宗派主义的残余却是长期存在着的，严重影响了党的团结、统一和在革命中发挥更大的作用。
　　作为主观主义在组织关系上的表现之一，宗派主义的特点是思想狭隘，只顾小集团利益，好闹独立性和做无原则的派系斗争。有宗派主义思想的人“只看见局部利益，不看见全体利益，他们总是不适当地特别强调他们自己所管的局部工作，总希望使全体服从他们的局部利益”(21)。
　　宗派主义在中共党内长期存在的原因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其一，个人主义思想的影响。受此影响的党员，只知道替自己打算，而不顾及别人和全党的利益。在党内闹名誉、闹地位、闹出风头。其二，旧有观念的影响。由于中国长期是一个宗法社会，人们在社会生活中逐渐形成了乡土、地域观念，形成了亲戚、裙带关系等。其表现就是，利用同学、同乡、上下级等各种关系，结成宗派主义的小团体，排挤和打击与其意见不同的同志。其三，中共党成立后，一直是在共产国际指示下开展工作的。党虽然确认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但却没能使之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真正结合起来，从而没能形成统一全党的指导思想。其四，一段时间内，中央主要领导大多是由共产国际推荐并在其支持下主持党内工作的，没有从实践中产生一位能够真正得到全党承认和拥护的领袖。
　　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前，党内主要有以王明、张国焘为首的两大宗派主义。
　　以王明为首的宗派主义，是指王明在共产国际及其代表米夫的支持下取得中共中央领导权后，指派博古为中央总书记，组成以留苏人员为主的中央领导机构。这些人在推行“左”倾教条主义路线的同时，排斥和打击与其意见不一的同志，尤其是极力排挤毛泽东、刘伯承等长期在国内进行革命斗争的同志，在长征开始前甚至一度把毛泽东等反对其错误路线的人排除在长征人员名单之外。在多数同志极力反对下，他们才勉强同意毛泽东等人参加长征。
　　王明“左”倾宗派主义所推行的路线，不仅给中国革命和红军造成了空前损失，而且严重影响到中国共产党的内部团结。遵义会议虽然结束了“左”倾教条主义在中央的统治，但是却没能彻底消除宗派主义的影响。宗派主义在党内依然存在。
　　中国共产党内另一个宗派主义的著名代表人物是张国焘。张国焘参加过党的一大并担任过领导职务，是党的创始人之一。在党创建农村革命根据地时期，他是鄂豫皖根据地和红四方面军主要领导人，推行“左”倾教条主义路线和宗派主义政策，打击与其意见不和的干部，先后杀害许继慎等红军著名将领，迫害曾中生等原鄂豫皖根据地主要领导人。长征途中，红四方面军与毛泽东等人率领的红一方面军会师后，当红四方面军比红一方面军人多马壮时，张国焘的野心开始膨胀起来。先是借口红四军人多而在军委委员中的名额少，向中央要求增加名额。后来又提出更多的要求，当了红军总政委后仍不满足。在中央做出北上决定后，他先是表面同意，后来又认为南下正确。在其意见被中央否定后，他竟然妄图以武力解决问题。毛泽东和部分中央领导人得知消息先期北上，张国焘竟然不顾朱德等人的强烈反对，另立中央，走上了分裂党和红军的道路。南下遭到重大失败后，他虽然被迫北上并取消第二中央，但是内心却拒不承认错误，最终背叛了中国共产党。
　　除以王明和张国焘为代表的宗派主义外，在党内，本地干部和外来干部间，军队干部和地方干部间，老干部和新干部间，也部分地存在着宗派主义的思想。
　　宗派主义的存在及其危害表明，要想取得革命的胜利，必须在党内反对形形色色的宗派主义，加强自身团结。要做到这一点，就不能以教条主义的学风对待马克思主义，照搬别国经验，而是要将其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找到能够真正统一全党的指导思想，产生能够得到全党公认的领袖。
　　在经过长期探索后，中国共产党终于找到了能够指导全党的思想——毛泽东思想，产生了为广大党员所公认的领袖毛泽东。
　　早在大革命时期，毛泽东积极领导两湖的农民运动并撰写了《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和《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等著作，指出了农民阶级对中国革命的重要性。当时中国共产党还处在幼年时期，革命工作大都是在共产国际指导下进行，工作重心主要在城市。毛泽东的主张并未受到重视，也没有产生实际的影响。
　　在井冈山开展武装斗争时期，毛泽东不断地总结经验。他先后撰写了《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井冈山的斗争》、《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等著作。从理论上初步探讨了中国革命的特点，提出了工农武装割据的思想。毛泽东的这一理论创造，虽然并没有完全突破城市中心论的局限，但是初步指出了中国革命应该走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毛泽东思想初步形成。
　　在毛泽东思想初步形成并指导中央苏区武装斗争的过程中，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内和中国工农红军中的地位也逐渐上升。1931年11月，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成立时，他成为政府主席。然而，由于党内教条主义的存在，初步形成的毛泽东思想，并没有得到全党和共产国际的支持，毛泽东个人在党和军队中的地位也是不巩固的。特别是王明等人取得党中央的领导权后，毛泽东逐渐失去了党内地位，并被剥夺了对军队的指挥权。
　　在中央红军长征过程中，“左”倾教条主义者的错误，逐渐被广大干部和党员所认识，毛泽东提出挺进敌人力量薄弱的贵州的正确主张被接受。占领遵义后，中共中央召开了政治局扩大会议，结束了“左”倾教条主义在党中央的统治，重新确立了毛泽东在党和红军中的领导地位。这次会议不仅在党的历史上具有转折意义，而且在毛泽东思想发展的过程中也具有非常重要的地位。毛泽东领导地位的重新确立，为毛泽东思想走向成熟提供了必要的前提。
　　中共中央到达陕北特别是进驻延安后，相对稳定的环境，为毛泽东进行深刻的理论思考提供了条件，抗日战争的丰富实践，也为毛泽东思想的成熟提供了基础。在众多因素的影响下，毛泽东先后写了《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实践论》、《矛盾论》、《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论持久战》、《〈共产党人〉发刊词》、《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新民主主义论》等多部重要的著作，系统地总结了中国革命胜利的经验和失败的教训，科学地回答了中国革命的道路、领导力量、动力、同盟军等重大问题，阐明了党的建设等重要理论，创造性地提出了统一战线、新民主主义革命总路线等重大政策。
　　然而，毛泽东的这些重要思想，与俄国十月革命的成功经验格格不入，一时也难以为广大党员干部所接受。要想使这种全新的思想深入人心，不仅要反对教条主义的学风，破除党八股的文风，而且要整顿党的作风，树立党的思想旗帜，产生党的领袖，以实现思想认识上的统一。这一重要任务经过延安整风运动终于得以最后完成。
　　如前所述，中国共产党自成立后，党内长期存在着各种各样的宗派主义。到了延安时期，虽然张国焘和王明两大宗派主义先后被清除，党内已经“没有占统治地位的宗派主义了，但是宗派主义的残余还是存在的，有对党内的宗派主义残余，也有对党外的宗派主义残余”(22)。这一时期的宗派主义，主要不是干部路线上的严重排斥异己，任人唯亲，而是表现在组织上把个人利益、局部利益置于全党利益之上，向党闹独立性。尤其是当时各抗日根据地仍然处于各自为政、分散独立的游击战争状态，党内小生产者及知识分子占据很大的比重，因此很容易产生某些“个人主义”、“英雄主义”、“无组织的状态”、“独立主义”和“反集中的分散主义”倾向。此外，在长期坚持农村武装斗争的环境下，在新老干部、军队干部与地方干部、外来干部与本地干部、知识分子干部和工农干部之间，也难免产生宗派主义的倾向。
　　是继续教条主义的路线，还是继续清理“左”倾错误，确立在实践中日益成熟起来的毛泽东思想为指导思想，维护和巩固毛泽东的领袖地位，成为与走什么样的革命道路相并行的，中国共产党不得不面对和解决的重大问题。
　　基于上述原因，延安整风运动在进行了4个月的学风学习之后，便开始进入到整顿党风阶段。
　　整顿党风阶段，以毛泽东提出的反对宗派主义为主要任务，以中共中央《关于增强党性的决定》，毛泽东《整顿党的作风》中的党风部分、《在陕甘宁边区参议会的演说》、《反对自由主义》、《关于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刘少奇《论共产党员的修养》、《论党内斗争》，陈云《怎样做一个共产党员》等文件为主要学习内容，以解决宗派主义问题，个人和党的关系、干部和群众关系、干部间关系问题，民主和纪律问题，克服本位主义、闹独立性、极端民主化、自由主义、绝对平均主义和官僚主义的倾向为主要目的。
　　在学习文件同时，中共中央采取了一系列措施，保证了整风的顺利进行，巩固了整风成果。
　　1941年7月，中共中央在《关于增强党性的决定》中明确提出：“今天巩固党的主要工作是要求全党党员，尤其是干部党员更加增强自己党性的锻炼，把个人利益服从于全党的利益，把个别党的组成部分的利益服从于全党的利益，使全党能够团结得像一个人一样。”(23)
　　《决定》指出，党内存在的违反党性的错误倾向，即在政治上自由行动，不请示中央或上级意见，不尊重中央及上级的决定，随便发言，标新立异，以感情代替政策，独断独行，或借故推脱，两面态度，阳奉阴违，对党隐瞒；在组织上自成系统，自成局面，强调独立，反对集中领导，本位主义，调不动人，目无组织，只有个人，实行家长统制，只要下面服从纪律，而自己可以不遵守，反抗中央，轻视上级，打击别人，抬高自己，在干部政策上毫无原则，随便打击，感情拉拢，互相包庇，秘密勾搭，派别活动；在思想意识上个人主义倾向严重，一切从个人出发，一切表现个人，个人利益高于一切，自高自大，自命不凡，个人突出，抬高自己，喜欢奉承，风头主义等等。
　　因此，《决定》要求在党内开展反对“分散主义”、“独立主义”、“个人主义”的斗争，坚决肃清阳奉阴违的现象，爱护并帮助干部在政治上取得进步，加强全党的纪律性，严格遵守个人服从组织，少数服从多数，下级服从上级，全党服从中央的基本原则；要勇于批评和自我批评。
　　作为整顿党风的重要文件之一，《关于增强党性的决定》无疑对统一全党思想，加强全党的团结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1941年八九月间，中共中央决定编印《六大以来》一书。该书汇集了1928年6月中共六大到1941年11月间党的历史文献519篇，包括党的会议纪要、决议、通告、声明、电报、指示以及党报社论、主要领导人文章、信件等，共280多万字。
　　这本资料书出版后，成为整风学习的重要文献，在党内引起了很大反响。人们对党内两条路线的主要内容、特点有了明确认识，思想逐步趋于统一。毛泽东很看重这本书的影响，他在1943年10月中央政治局整风会议上说：“六月后编了党书，党书一出，许多同志解除武装，才可能召开1941年9月会议，大家才承认十年内战后期中央领导的错误是路线错误。”(24)
　　1941年9月10日到10月22日，中央政治局召开扩大会议，讨论党的历史上，特别是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的路线问题，批判主观主义和宗派主义，毛泽东提出了克服历史和现实中的主观主义和宗派主义不正之风的16条办法(25)。张闻天、博古等人先后进行了检讨。
　　9月会议的与会者，对1932年至1935年间中央路线的认识趋于一致，承认路线是错误的，但在涉及对中共六届四中全会的评价时，中央领导层的认识差距则比较大。除王明肯定四中全会路线正确之外，还有一些同志也认为四中全会决议基本正确。不少人虽然对四中全会持批评意见，但也并未持全面否定的态度。
　　尽管遇到了王明的干扰，但9月会议还是初步统一了中央领导层的思想。中共中央政治局通过了《关于统一抗日根据地党的领导及调整各组织间关系的决定》，这是中央为加强党组织统一领导所做出的重大决策。对于加强党对根据地的统一领导，整顿三风，特别是对于克服宗派主义和山头主义，进一步加强全党团结，发挥了重大作用。
　　反对宗派主义以整顿党风活动，具有重大的历史意义。它不仅清算了中共党内长期存在的“左”倾教条主义错误，统一了全党认识，而且在组织上确立了毛泽东的领袖地位，从而为中共七大把毛泽东思想确立为全党的指导思想，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首先，整顿党风肃清了党内长期存在的教条主义思想，统一了全党的认识。
　　因条件所限，1935年1月召开的遵义会议，只解决了当时较为迫切的军事指挥权和组织问题，并没有从思想上对教条主义进行彻底清理。不仅王明等人继续坚持其错误，即使曾经执行了“左”倾路线的张闻天、博古等人，也未能从思想上摆脱教条主义的影响。
　　张闻天在遵义会议上支持毛泽东的正确主张，并在会后担任了中共中央总书记，是犯“左”倾错误的领导人中转变较早的一个，但其真正摆脱教条主义思想的影响，却是在延安整风过程中。
　　在整风运动中，张闻天曾在一次座谈会上说：只啃书本而未经过革命实际斗争锻炼和考验的人，其思想方法往往是简单化、单纯、直观，或者是刻板划一而不辩证，即只知其一，不知其二；或者是客观形势早已发生变化，而他还是坚持老一套，至死不变；或者只强调反对本位主义、地方主义、民族主义，却不知道或不能理解一个地区、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革命问题得到正确的解决，取得胜利，本身就是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做出了有力的帮助和支援(26)。
　　在著名的《出发归来记》中，张闻天写道：“这次出发使我深切的感受到，我知道中国的事情实在太少了。到处看到的东西，在我都是新鲜的、生疏的、不熟悉的。”“冲破了教条的囚笼，到广阔的、生动的、充满了阳光与热的、自由的天地中去翱翔——这就是我出发归来后所抱着的愉快的心情。”“不再空谈‘理论与实际的联系’，首先要自己联系起来试试看；不再空谈‘以马列主义的立场与方法来研究中国的实际’，首先要自己做一点这类‘研究’的小榜样试试看。”(27)
　　这些发自内心的谈话和感想，表明张闻天已经摆脱了教条主义思想的束缚。
　　在整风运动中，另一位“左”倾教条主义者博古的思想认识也发生了重大变化。
　　博古是中国共产党犯第三次“左”倾错误时的总书记。在遵义会议上，他并没有完全认识和承认自己的错误。进驻延安之后，博古担任《解放日报》主要负责人，该报创立初期染上的八股文风和一些脱离实际的宣传，显然与他未能摆脱教条主义思想的影响有关。但在毛泽东责令《解放日报》改版的过程中，博古不仅认真听取了大家的意见，而且做了深刻的自我批评，承认在办报的过程中存在教条主义倾向。之后，博古也逐渐从思想上摆脱了教条主义的影响。
　　曾是“左”倾教条主义者的张闻天和博古在思想认识上的转变，对于统一全党认识，加强全党团结具有重要意义。
　　其次，整顿党风在事实上和组织上确立了毛泽东的领袖地位，为把毛泽东思想作为中国共产党的指导思想奠定了基础。
　　毛泽东在党中央的领导地位，是在长征之中党中央与共产国际失去联系的情况下重新确立起来的。由于没有共产国际的认可，毛泽东在中共党内的地位并不稳固。1937年12月，从苏联回国的王明，以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的身份在统一战线问题上提出了系统的右倾观点，由于王明的特殊身份和在党内的重要影响，特别是他打着传达共产国际七大关于中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指示的旗号，其主张影响了不少干部群众，在党内引起了极大的思想混乱，并使随后召开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上，一度使毛泽东成为少数派(28)。
　　数月之后的1938年9月，在中共六届六中全会上，形势却出现了很大的变化。由于接替王明担任中共驻共产国际的王稼祥，详细向共产国际介绍了中国革命的情况，尤其是毛泽东对中国革命的贡献，共产国际对毛泽东有了新的认识，并认可毛泽东在中共党内的领袖地位。王稼祥回国参加了这次大会，并向与会人员公开了共产国际对毛泽东领袖地位的认可。
　　王稼祥的发言，使毛泽东在党内的领袖地位得以认可。当时党和军队的重要领导人张闻天、彭德怀、刘少奇、陈云、李富春、谢觉哉等都在大会上发言，在肯定遵义会议之后毛泽东为首的中共中央所取得的巨大成就同时，表示认可毛泽东的领袖地位(29)，从而使毛泽东的领袖地位在事实上得到了确立。
　　随着整风运动的开展，特别是1941年9月会议对苏维埃运动后期路线的错误进行揭发和批判以后，对这条错误路线负有较大责任的张闻天很难在中央书记处继续工作，他主动要求到农村去作调查研究，并于1942年初离开延安，不再参加书记处和政治局的会议。博古早已不负主要责任，分工主管《解放日报》。王明在1941年9月会议后一直称病，不再干任何工作，不出席任何会议。周恩来则常驻重庆，中央的全盘工作很难参与。于是，对中央领导机构的调整问题就被提上了日程。
　　1943年3月，中央政治局会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中央机构调整及精简的决定》，规定了政治局的有关责权，选举毛泽东为政治局主席和中央书记处主席。这次会议，对中央机构调整、精简具有重要意义，它不仅从组织上确立了毛泽东在全党的领袖地位，而且为把毛泽东思想作为党的指导思想写入中共“七大”党章奠定了组织基础。
　　1945年4月召开的中共六届七中全会，通过了《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决议在对党的重大历史问题做出结论并着重分析了王明“左”倾错误的实质及其根源的同时，高度评价了毛泽东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和方法解决中国革命问题的杰出贡献。《决议》指出：“二十四年来中国革命的实践证明了，并且还在证明着，毛泽东同志所代表的我们党和全国广大人民的奋斗方向是完全正确的。”“到了今天，全党已经空前一致地认识了毛泽东同志的路线的正确性，空前自觉地团结在毛泽东的旗帜下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思想更普遍地更深入地掌握干部、党员和人民群众的结果，必将给党和中国革命带来伟大的进步和不可战胜的力量。”(30)
　　中共六届七中全会后不久，具有历史意义的中共七大于1945年4月23日在延安召开了。这次会议最重要的成果，就是把毛泽东思想作为党的指导思想写进党章，并选举毛泽东为党中央主席。
　　中共七大的召开表明，在经历了二十四年的长期实践，特别是经过遵义会议、六届六中全会、七中全会后，中国共产党人在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的过程中，终于产生了自己的指导思想——毛泽东思想和为全党所公认的领袖毛泽东同志。实现了全党在政治上、思想上、组织上的空前的大统一，为夺取中国革命的最后胜利奠定了基础。
　　历史已经雄辩地说明，要想找到符合中国实际的革命道路，必须坚持理论联系实际的学风，要想转变观念，必须改变文风，要想取得革命胜利，必须有优良的党风，必须有切合实际的指导思想。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正是坚持理论联系实际的学风，才找到了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正是坚决反对党八股的文风，树立马克思主义的新文风，才使这条正确的革命道路深入人心；正是不断地整顿党的作风，才最终确立了毛泽东思想的指导地位；而这些都是经过延安整风运动才完成的。因此，以“反对主观主义以整顿文风，反对党八股以整顿学风，反对宗派主义以整顿党风”为主要任务的延安整风运动，实际上是中国共产党人一次伟大的思想解放运动。
　　同样，这次伟大的思想解放运动，也是延安精神的形成过程中极为重要的一环。正是通过延安整风运动，广大党员群众才坚定了对有中国特色的革命道路和毛泽东思想的信仰。也正是靠着这种坚定的信仰和不断的奋斗，党才能领导和团结全国人民取得了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延安精神才得以最后形成。
　　由于延安精神是伴随着延安整风运动而形成的，延安整风运动解放了广大干部群众的思想，坚定了毛泽东思想作为全党的信仰，可见，坚定信仰是延安精神的实质。
　　在新的历史时期，要继承和发扬延安精神，要坚定信仰，就要坚持以理论联系实际的优良学风，对待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在建设小康社会的伟大实践中运用和发展这种思想，就要树立马克思主义新鲜活泼的新文风，改变自己的观念，做到与时俱进。就要不断改进党的作风，维护党的团结，才能保证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持续而良好地发展。注释：
　　①②《整顿党的作风》(1942年2月1日)，《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2版，第813页。
　　③[美]埃德加.斯诺著：《西行漫记》，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出版社1979年版，第334页。
　　④《新民主主义论》(1940年1月)，(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2版，第665页。
　　⑤师哲回忆、李海文整理：《在历史巨人身边——师哲回忆录》，中央文献出版社1991年12月版，第234页。
　　⑥《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1938年10日14日)，《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2版，第534页。
　　⑦《改造我们的学习》(1941年5月19日)，《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第2版，第802页。
　　⑧《整顿党的作风》(1942年2月1日)，《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第2版，第817页。
　　⑨莫文骅：《谈谈延安精神》，中国延安精神研究委员会宣传委员会：《延安颂歌——继承和发扬延安精神》，新华出版社1992年版，第27页。
　　⑩《反对党八股》(1942年2月8日)，《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第2版，第833～841页。
　　(11)《反对党八股》(1942年2月8日)，《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第2版，第837页。
　　(12)《反对党八股》(1942年2月8日)，《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第2版，第838页。
　　(13)《报纸和新的文风》，《胡乔木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81～83页。
　　(14)《反对党八股》(1942年2月8日)，《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第2版，第843～844页。
　　(15)张志清、孙立、白均堂著：《延安整风前后》，江苏文艺出版社1994年版，第42～43页。
　　(16)《反对党八股》(1942年2月8日)，《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第2版，第840页。
　　(17)王敬主编：《延安〈解放日报〉史》，新华出版社1998年版，第22页。
　　(18)张志清、孙立、白均堂著：《延安整风前后》，江苏文艺出版社1994年版，第128～129页。
　　(19)张志清、孙立、白均堂著：《延安整风前后》，江苏文艺出版社1994年版，第130页。
　　(20)《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1942年5月)，《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第2版，第866页。
　　(21)《整顿党的作风》(1942年2月1日)，《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第2版，第821页。
　　(22)《整顿党的作风》(1942年2月1日)，《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第2版，第821页。
　　(23)《关于增强党性的决定》(1942年7月)，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1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6年版，第698页。
　　(24)高新民、张树军著：《延安整风实录》，浙江人民出版社2000年7月版，第72页。
　　(25)高新民、张树军著：《延安整风实录》，浙江人民出版社2000年7月版，第74页。
　　(26)师哲回忆、李海文整理：《在历史巨人身边——师哲回忆录》，中央文献出版社1991年12月版，第180页。
　　(27)《出发归来记》，《张闻天选集》，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317～318页。
　　(28)高新民、张树军著：《延安整风实录》，浙江人民出版社2000年7月版，第42页。
　　(29)高新民、张树军著；《延安整风实录》，浙江人民出版社2000年7月版，第54页。
　　(30)《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1945年4月20日)，《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第2版，第998～99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