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文图书

[上一记录][下一记录]

自己动手:倡导独立自主

郭德宏

 
  早在苏维埃时代,中国共产党人就在自己的政治实践中逐渐形成了艰苦朴素的风气,但当时主要原因在于艰苦的战争环境所致,且没有时间进行理论总结并上升为中国共产党的一种精神特征。
  红军北上长征进入陕甘宁边区后,暂时脱离了战争不断的生存环境。然而,国民党对于中共力量必置于死地而后快,几十万大军将中共力量团团包围。在此情况下,苏联的援助根本难以得到,中共唯有独立自主地开展活动以求生存。此后,面对日本咄咄逼人的步伐,中共多次要求国民党以国家利益为重,团结抗日。1936年12月12日爆发的西安事变,使国共两党有了为民族生存再次合作的初步基础。抗战爆发后,第二次国共合作建立,红军被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和新四军,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开始供给八路军部分军饷,双方在战场上的合作进行得较为顺利。
  1939年后,限于兵力及供应的短缺,日军在中国战场的进攻终于被迫停顿了。此时,国共关系开始发生微妙变化。国民党统治集团的抗战总方针是保存实力,积极防御,等待胜利。它认为,只要依赖美英盟军作战,国民党军队不必作多少努力,就可以坐享抗日的成功。从此在正面战场极少采取主动的军事行动。它竭力争取同盟国的经济军事援助,不是用来准备对日反攻,而是用来扩充自己的实力。它利用偏安西南的时机,加强了对各阶层人民的政治控制和经济掠夺。他们集中更多的力量用来限制、削弱共产党和它领导的人民抗日力量。国民党政府不仅停发八路军的薪饷、弹药、被服等物资,而且用几十万军队对陕甘宁边区和其他抗日根据地实行军事包围和经济封锁,扬言“不让一粒粮、一尺布进入边区”,断绝对边区的一切外来援助。投降日本的国民党军成为伪军后,同日本侵略军相配合,包围和进攻敌后抗日根据地。有些敌后地区形成日军、伪军、国民党军三方夹击人民军队的严峻局面。在国民党统治区,国民党特务机关多方面展开侦察、搜捕和杀害共产党人,破坏共产党组织的活动,使共产党在大后方的组织巩固和工作发展都遇到许多新的困难。
  1941年爆发的苏德战争和太平洋战争,使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形势发生了深刻变化,也对中国抗日战争的发展产生了重大影响。苏美英等同盟国需要中国坚持抗战,以确保整个反法西斯战争的最后胜利。中国也需要苏美英等同盟国的配合支援,以彻底打败日本侵略者。同盟国给予国民政府以大量的人力、物力上的帮助。国际形势这种新发展,对中国人民争取抗日战争的胜利,显然是十分有利的。
  此时,为了保证资源的充分供应,日军将华北地区视为其能源及兵源的供给地,将大量兵力投入华北地区,中共领导的敌后根据地因此承受了日军的巨大军事压力。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美军宣布对日作战。这一时期,日本侵略军对中国的政策,基本上依据它1941年1月制定的《对华长期作战指导纲要》,以确保占领地区为主,使这些地区成为支持它扩大侵略战争的兵站基地。同时通过政治诱降和有限的军事进攻,力图迫使重庆国民党政权屈服,尽快结束中日战争,以摆脱多面作战、战略极为被动的局面。日本侵略军用很大的力量在华北、华中等占领区进行所谓“治安建设”,将共产党和抗日根据地的人民武装作为主要的进攻对象,企图在一定时期内通过反复组织军事“扫荡”加以消灭。虽然这一时期,日本的战争指导重心逐渐转向太平洋方面,但是中国仍然是它所谓“大东亚战争”的一个重要战场。它用于中国战场的兵力一直保持在60万(不包括关东军)人以上;而用于敌后战场的兵力占其总兵力的半数左右。所以,这一时期中共领导的敌后根据地的军民承担着巨大的军事压力。
  到1941年,敌后战场本身的形势也发生了变化。在华北、华中一些日本占领区,经过侵略者的几年经营,伪政权、伪军警及各种汉奸特务组织普遍建立了起来,敌伪的政治统治较为稳定;修筑了许多交通线、封锁线和军事据点,使侵略者在军事上的地位有所增强。这时的敌后形势,“已进入敌我双方依托相当巩固的阵地,进行持久争夺战的局面”①。日本侵略者还吸取过去几年的经验教训,强调在巩固和扩大占领区的斗争中,要把单纯的军事占领扩大为军事、政治、经济、思想、文化等全面的殖民统治。为此,他们在华北、华中大规模地推行“治安强化运动”和“清乡运动”。
  日本侵略者将华北划分为“治安区”(即敌占区)、“准治安区”(即游击区)和“非治安区”(即抗日根据地)。对三种地区分别采取不同的侵略手段。对敌占区,普遍加强汉奸组织的力量,强化基层的保甲制度,扩大警察特务组织,对一切抗日活动严加镇压;大肆掠夺、控制和禁运经济物资,掳掠和压榨,加紧对人民的征敛搜刮;广泛进行思想文化上的宣传欺骗等等。对游击区,着重采取一种较为缓慢的“蚕食”手段,通过大量修筑公路网、碉堡群、封锁沟墙,制造无人区,隔断游击区和根据地的联系,并随着军事力量的扩展将伪组织的统治逐步从边沿向腹地推进,将上述在敌占区一套做法逐步在这些地区实施。对抗日根据地,则以军事“扫荡”为主,实行毁灭性的打击政策。在军事“扫荡”的战术上,日本侵略军接受几年失利的教训,作了许多改变。由以往短促突击式的进攻转为长期的“清剿”、“驻剿”,由分散的小股兵力的“扫荡”转为集中优势兵力的“扫荡”,由长驱直入的进攻转为步步为营的纵深“扫荡”。从1941年至1942年,日军在华北连续推行了五次“治安强化运动”。对华北抗日根据地的“扫荡”,一次使用兵力在千人以上至万人的,达132次之多;万人以上至7万人的达27次,有时反复“扫荡”一个地区达三四个月之久。日军实行烧光、杀光、抢光的“三光”政策,疯狂地抢夺老百姓的粮食、牲畜,烧毁房屋,制造无人区,使根据地人畜不留,庐舍为墟。如1941年1月下旬,日军“扫荡”冀东丰润县的潘家峪,将全村男女老幼驱赶到一个大院内,以机枪扫射屠杀群众1300余人,烧毁房屋千余间,制造了骇人听闻的潘家峪惨案。1942年5月,日军对冀中区的大“扫荡”中,残杀伤害和抓走的群众就有5万多人。在冀中定县北疃村,日军甚至灭绝人性地施放毒气,毒死地道里的抗日军民800多人。与此同时,日本侵略军在华中进行了同样的分时期、分地区的反复“清剿”,名之为“清乡运动”。日军与汪精卫的伪军相配合,从军事清乡、政治清乡到经济、文化清乡,企图将长江下游敌占区的一些点、线占领扩展为面的占领,摧毁这里的共产党和新四军等抗日力量,实现完全的殖民地化。无论是华北或华中,日本侵略者组织“扫荡”使用的兵力之多、次数之频繁、手段之残暴,在中国近代历史上都是罕见的。
  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民主根据地,在经济与社会各个方面均出现了严重的困难局面。主要表现在:军事上战斗频繁,伤亡重,部队减员多,干部牺牲很大。到1942年,八路军、新四军由50万人减为约40万人。华北平原地区(产粮区)相继失掉,变成游击区。一些抗日民主政权被摧毁。抗日根据地面积大大缩小,总人口由1亿减少到5000万以下。生产遭到严重破坏,财政经济情况极端困难。有些地方军民几乎没有衣穿,没有油吃,没有纸,没有菜,战士没有鞋袜,工作人员在冬天没有被盖,当时真是极度困难。
  面临抗战的困难局面,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并没有被吓倒。抗日根据地聚集着的是一支困不死、打不散、压不垮的中华民族的中坚力量。中共中央具体地分析了存在着的困难方面和有利方面,强调在新的残酷的斗争中,要坚持独立自主,自力更生,充分依靠民族革命战争的广泛的社会基础,正确处理各抗日阶级阶层之间的关系,调动最广大群众的积极性,以战胜困难,争取胜利。毛泽东在1939年9月16日回答中央社、扫荡报、新民报记者时说:我们主要靠自力更生,艰苦奋斗②。为了坚持统一战线,党提出了依靠人民群众的全面抗战路线,坚持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原则;为了克服物质上的困难,毛泽东发出了“自己动手,丰衣足食”的号召,开展了大生产运动。“我们不能学国民党那样,自己不动手专靠外国人,连棉布这样的日用品也要依赖外国。我们是主张自力更生的。我们希望有外援,但是我们不能依赖它,我们依靠自己的努力,依靠全体军民的创造力”③。
  1939年2月2日,中共中央在延安召开生产动员大会。毛泽东在会上发出了“自己动手”的号召。1941年,针对当时面临的经济严重困难,中共中央再次强调走生产自救的道路。各抗日根据地的党政军学人员和人民群众响应号召,掀起了大规模的生产运动。大生产运动首先在陕甘宁边区展开。边区政府成立生产委员会,采取有效措施,鼓励生产,要求在原有基础上扩大耕地面积,提高粮食产量,并号召种植经济作物,特别是纺织原料。是年初,中共中央下令八路军三五九旅开赴荒无人烟但土质肥沃、适于开垦的南泥湾。这支部队在缺乏资金、工具的极端困难的情况下,发扬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精神,一面动手开挖窑洞解决住宿问题,一面勘察开辟地区,学习耕作技术,制作生产工具。从旅长王震到公勤员、随军家属,人人动手,开荒种地。经过不长时间就使南泥湾变成了“陕北的好江南”。与此同时,在延安的党政军学各方面数万人,都投入大生产高潮中。部队、机关、学校根据不同情况,担负不同的生产任务。毛泽东、朱德、周恩来等党政军负责人,带头参加生产劳动,亲手开荒、种菜,经常利用休息时间去劳动。周恩来、任弼时还参加过中共中央直属机关纺线比赛,被评为“纺线能手”。
  中共中央还十分重视总结根据地财政经济工作的经验。毛泽东在1942年12月的陕甘宁边区高级干部会议上做了《抗日时期的经济问题和财政问题》的报告,后来又为中共中央起草了《开展根据地的减租、生产和拥政爱民运动》的党内指示,并做了《组织起来》、《必须学会做经济工作》等讲话。他在总结经验的基础上对根据地的经济建设和开展大生产运动的基本方针做了系统阐述。
  根据地的经济建设和大生产运动,由于坚决贯彻了中共中央制定的总方针和各项具体方针,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农业生产和工商业都得到迅速发展,人民生活得到明显改善。部队、机关、学校的生产也取得显著成绩。经过几年奋战,八路军三五九旅把荒芜的南泥湾改变了面貌,成为全军大生产运动的一面旗帜。许多部队实现了粮食、被服和其他日用品的全部自给或部分自给。由于军民努力生产,收入增加,人民的负担大大减轻了。抗日根据地的经济自救,为巩固根据地革命政权,渡过严重困难,支持敌后长期战争,争取抗日战争的胜利奠定了物质基础,也发扬了党的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光荣传统。
  “黄河之滨,集合着一群中华民族优秀的子孙。人类解放,救国的责任,全靠我们自己承担……”这首延安抗大的歌,是抗日时期经常高唱的歌曲。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焕发了全体军民的巨大创造力和无穷的精神力量。靠这种精神,装备落后的抗日军民打败了装备精良的日本侵略者;靠这种精神,克服了物质上的困难,革命力量得到了大发展;靠这种精神,使穷乡僻壤的延安成为红色首都,成为全国人民向往的地方,从而使中国共产党终于从延安走向全国。
  

永恒的延安精神/郭德宏主编.—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2004.11

您是第 位访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