延安时期的伟大斗争实践，赋予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精神以鲜明的时代特色。那就是：在政治上保持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思想上科学求实；工作方针上把立足点放在自己力量的基点上；作风上顽强拼搏，奋发图强，锐意进取；生活上克勤克俭，艰苦朴素。
　　保持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是延安时期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精神区别于传统的艰苦奋斗精神的根本点。坚定的政治信念和强烈的思想追求，从根本上制约和规定着人们的言行。毛泽东1939年在延安庆祝五一劳动节大会上的讲话中说：“共产党历来提倡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这种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是与艰苦奋斗的工作作风不能脱离的，没有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就不能激发艰苦奋斗的工作作风，没有艰苦奋斗的作风，也就不能执行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大而言之，是党的奋斗目标，共产主义理想。具体说来，是党在不同时期的路线、方针、政策。抗日战争时期，党的一切政策，都是为着战胜日本侵略者。这是全国各族人民的根本利益所在，它规定了艰苦奋斗的政治方向，离开了这个方向，艰苦奋斗只能是盲目行为。陕甘宁边区军民的一切工作都围绕和服务于抗战这个中心，“一切为了前线，一切为了抗战”，为了这神圣的事业，吃苦、牺牲是光荣的。他们把平凡的工作同这一政治目标联系起来。“开荒、开荒，前方的战士要军粮。织布、织布，前方的战士要衣服”④。“加紧生产，加紧生产，努力苦干，努力苦干，年老的，年少的在后方，多打些粮食也是抗战”⑤。“大囤小囤都装满，丰衣足食支援前线”⑥。这些产生在大生产运动中的歌曲，形象生动地反映了广大军民对艰苦奋斗政治含义的深刻理解和革命激情。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给艰苦奋斗注入了强大的动力，给了延安军民战胜困苦的力量、智慧和勇气。一位老延安回忆说：“延安时期那么淳朴，那么美好的生活气氛，就是由于大家抱着一个崇高的理想，要创造一个新的美妙生活，新的中国与世界。生活虽苦，但苦在体肤，乐在心中。”
　　思想上的科学求实，是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必然要求。科学求实的态度，要求党重视极端恶劣的环境和内外部客观条件，从陕甘宁边区的实际出发，把远大目标和当前任务结合起来，树立依靠人民群众，依靠自己力量的观念。不去自己动手，企图坐享其成，幻想奇迹由天而降；或者凭主观意志，盲目蛮干；或者华而不实，唯书唯上，这些不正确的观念，与自力更生、艰苦奋斗是格格不入的。实事求是地在黄土地上创建基业，老老实实，一步一个脚印地走自己的路，才是延安人的风格。
　　把立足点放在自己力量的基点上，是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精神的一个显著特色。延安时期的革命斗争是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和国共合作抗日的大背景下进行的。中国的抗战是世界性的抗战，得到世界各国人民的同情和支持，这种形势固然可以使我们获得一定的外援，但是，“世界上没有一个地方的群众摆脱压迫和专横的真正解放，不是这些群众自己进行独立、英勇、自觉斗争的结果”⑦。国际歌唱得好：“从来就没有什么救世主，也不靠神仙皇帝，要创造人类的幸福，全靠我们自己。”毛泽东有过一段精彩的论述：“我们的方针要放在什么基点上?放在自己力量的基点上，叫做自力更生。我们并不孤立，全世界一切反对帝国主义的国家和人民都是我们的朋友。但是我们强调自力更生，我们能够依靠自己组织的力量，打败一切中外反动派。”⑧坚持自力更生的方针，是共产党人革命英雄主义精神的反映，又是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生动体现。自力更生的力量源泉在群众之中，它的实质是用党的路线、政策和方法去组织群众，调动群众艰苦创业的积极性。延安时期，不论是抗日战争的胜利，还是解放战争的胜利，都充分体现了这一方针的威力，大生产运动就是贯彻这一方针的典范。当时，解放区的财政极为困难，但在党的“自力更生，丰衣足食”的号召下，千军万马齐动员，正如林伯渠所说的：“大学教授研究种菜养猪，干部赶牲口驮盐，县长领导变工队，专员动手打盐，旅长亲自领导改善部队伙食，团长亲自动手领导开荒……”⑨自己动手，一切巨大的困难都显得微不足道了。
　　顽强拼搏，奋发图强，锐意进取，是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核心所在。就艰苦奋斗而言，它有两层含义：一是艰苦，二是奋斗。共产党人的艰苦奋斗，不是小农经济的简单再生产，不是苦行僧的清心寡欲，也不是无可奈何、无所作为地被动适应环境，消极地忍受苦难，它是为崇高理想的实现而自强不息的奋斗精神，是奋发图强的拼搏精神，是锐意进取的创造精神，是勇于探索的开拓精神。安娜·路易斯·斯特朗在访问延安后写道：“党的负责干部住在寒冷的窑洞里，吃着简单的饭食，凭借微弱的灯光，长时间的工作。那里没有讲究的陈设，很少物质享受，但是住着头脑敏锐，思想深刻和具有世界眼光的人。”共产党人以特有的敏锐的头脑，深邃的世界眼光，在中国西北一角，建立政权，实行民主；创办学校，培养干部；从事建设，发展经济……一切都富于创造。
　　生活上克勤克俭，艰苦朴素，是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基本要求。当年的延安，不是冒险家的乐园，也不是投机者的藏身之所。聚集在宝塔山下的人们，必须面对住窑洞、穿草鞋、吃小米的现实，必须经受艰苦生活的考验和磨炼。毛泽东说过“嚼得草根，百事可做”。当时，党的领袖同普通群众住一样的窑洞，穿一样的粗布，吃一样的小米黑豆饭。那些离开繁华的城市，离开温暖的家庭，放弃优裕的生活条件奔走延安的有志青年，也是从开荒种地、纺线线、住窑洞、穿粗布衣迈出其革命生涯的第一步的。
　　延安时期，党的领袖们以身作则，留下了脍炙人口的佳话。
　　在艰苦卓绝的13年里，毛泽东不仅日理万机处理党的日常工作，还不知疲倦地伏案疾书，总结革命经验，进行理论创作。这一时期所写的文章在《毛泽东选集》第1—4卷中就有112篇，占总篇数159篇的70%多。至于他起草了多少份文件，发出了多少份电报、信函，撰写了多少篇文章，至今没有人能用准确的数字做出统计。1938年后，国民党的“亡国论”、“速胜论”给人们思想以极大影响，严重干扰了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如何认识抗日战争发展规律，争取抗日战争胜利?在延安凤凰山麓的窑洞里，毛泽东双眼布满血丝，废寝忘食地撰写着《论持久战》。他已经两天两夜没有合眼，警卫员们怕累坏了他的身体，个个心急如焚。他们绞尽脑汁，想方设法让毛泽东休息。点蜡时故意放慢动作以转移毛泽东的注意力，可是他的目光丝毫不动；一顿饭往往需要反复热几次，就是吃饭时毛泽东也在专心思索，以至于只顾吃饭而忘记吃菜!一天晚上，毛泽东因为专心写作，鞋被火烤着了还不知道。一周过去了，案卷的稿件越积越厚，毛泽东终因劳累过度病倒了。医生强迫他休息，他躺了一天又挣扎起来继续写作……在毛泽东持久“作战”下，一部指导抗日战争的伟大著作终于诞生了!
　　周恩来当时任国民政府军政部副部长，每月能领到几百元薪金，但他只留5元津贴，其余都交党费。他长期工作在大后方，在物价持续涨的重庆，过着十分艰苦的生活，并反对任何特殊照顾。有一次从重庆返回延安途中，在洛川吃饭，警卫员看到周副主席一路劳累，日渐消瘦，便买了一份带肉的炒菜，以“改善”伙食。周恩来发现后，当即把荤菜退回，要了一份素菜，并严肃地说：“延安生活还很苦呀!有盘素菜就很不错了!”在繁忙之中，他还组织南方局和八路军办事处同志种菜、养猪。他常说，艰苦奋斗是我们党的本色。
　　1942年底，患有严重胃病的刘少奇从中原局回到延安，吃小米对他极不适应，常常胃病得浑身冒汗，夜不成寐。秘书、警卫员见他面容憔悴，一致要报告供给部要求分配些大米白面，他执意不许，并说：“延安的条件就这样艰苦，同志们都能挺住。我作为党的领导同志更应以身作则，怎么能要组织的特殊照顾呢?如果我带了这个头，会给群众造成什么样的影响，你们想过吗?”刘少奇的《论共产党员的修养》在《解放日报》发表后，报社给他送去2000元稿费，他硬是退了回去。
　　被称为“人民的骆驼”的任弼时，由于长期的辛勤工作和两次牢狱的残酷折磨，身体十分虚弱，动脉血管硬化严重，并患有糖尿病等疾病，党中央让他休养，他却不“安分”地带病工作。一次，工作到深夜三点钟，突然血压急剧增高，心律不齐，脉搏加快，医生和警卫员要他立即休息，他却说：“没有关系，我们都是共产党员，能坚持一百步，就不走九十九步……全国胜利就在眼前，我们不仅要夺取全国胜利，还要建立一个新中国。有多少事情急需要办啊!我们的工作，只许往前赶，不许往后拖呀!”
　　当年旨在克服物质困难，渡过抗战难关的大生产运动，就体现了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创业精神。正如一首歌谣唱的那样：“毛主席的号召呼呼啦啦传，自力更生闯难关，自己动手干，有吃又有穿。”
　　人心齐，泰山移，“困难有天大，我比天还大”。这绝不仅仅是一句豪言壮语，而是轰轰烈烈的大生产运动的真实写照。边区部队打仗是英雄，生产是尖兵。1941年3月至翌年3月，奉朱德总司令命令，八路军第一二〇师三五九旅万余名官兵，在旅长王震率领下，开赴延安东南的南泥湾，“在深山密林安家，向荒山野岭要粮”。茫茫荒草，沟沟梢林，吓不倒革命战士。缺少工具自己造；没有房子搭窝棚、挖窑洞或野外露宿；粮食不够吃挖野菜、采野果、打野猪；衣着困难，长裤磨破改短裤，短裤磨坏改裤衩，裤衩磨破撕成布条打草鞋；没有换洗的衣服，只好蹲在河里或躺在被窝里等洗了的衣服晒干了再穿；被褥单薄冬天难以御寒，就在篝火旁唱歌跳舞取暖；夜晚没有灯就点着松树枝照明；没有擦枪油就采集野杏仁榨油替代。革命战士一手握钢枪，一手握镢头，杀敌保国是英雄，战天斗地当模范。在生产中，上至旅长，下至马夫、伙夫，一律参加。旅长王震身先士卒开荒。团长陈宗尧晚上办公，白天与战士同劳动。政委左齐失去左臂不能开荒，就主动帮助炊事员送饭送水。干部率先垂范，战士不甘落后，天不亮就上山，天黑还不肯收工，领导不得不定出“生产时不得早到和迟退”的“强制性”劳动纪律。著名劳动英雄郝树才创造了日开荒4．28亩的最高记录，被群众誉为“气死牛”。边区军民靠着血和汗，坚持抗战，建设边区，举世称道。在创造这一奇迹中，劳动英雄和模范工作者起了带头作用，他们的模范事迹感人肺腑，鼓舞着边区军民的劳动热情和创造精神。著名劳动英雄越占魁，是农具工厂熔炉看火工，在2000℃高温的炉前不分冬夏，身穿棉衣(代石棉衣)、皮围裙坚持操作。关中炼铁厂的温贤良，在一无设备、二无技术工人的情况下，带领几名工人，自己动手打窑洞、盖厂房、修炼铁炉。没有耐火砖，就用陕北的白坩瓷土代用，没有焦炭，用木炭烧，经过七十多天的努力，终于炼出了第一炉铁。模范工程师沈鸿白手起家，创建了边区的机器工业；劳动模范钱志道创建了边区的化学工业。党中央提出的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号召，通过英雄模范者的示范和推动，在抗日根据地军民中成为创业的巨大动力。
　　大生产运动，不仅使抗日根据地军民克服了严重的物质困难，而且实现了丰衣足食。到1944年，延安中直机关(包括军委机关)的各项经济收入可解决1．4万多人的供给问题(含家属子女)，占财政供给的63．5%，边区政府发给的仅占34．4%。1944年，三五九旅生产细粮2万石，除自给自足外，还向边区政府上缴公粮1万石。在近4年时间里，他们在南泥湾耕种土地35．4万亩，收获粮食3．7万多石；挖窑洞1048孔，建平房602间，建大小礼堂3座，打井47眼；制桌凳3922件，制造农具1万多件；还开办了纺织、造纸、木工、铁厂、修理、被服、军鞋、油坊、豆腐坊、盐井、煤窑等小工厂小作坊小矿井，运输业和商业也有很大发展。他们实现了全旅每人养1只羊，两人养1头猪，十人养1头牛的计划。全旅生活自给有余，不要政府一文钱、一寸布、一粒粮，每人每月平均吃肉2～3斤，每天1斤粮、1斤半菜、5钱盐、6钱油，会餐时还能吃到鸡鸭大米，每人3年发2套棉衣，2年发3套单衣。1943年每人还发了一身自造的黄呢军装。生产间隙，战士们刻苦学文化，加强军事训练，实现了生产、学习、练兵三丰收。全旅个个精神焕发，兵强马壮。1944年，陕甘宁边区组织起来的农业劳动人口就达45%，安塞县苗店子还办起了我国第一个社会主义性质的农业合作社。这一年，全边区开荒达120多万亩，机关、学校绝大部分实现了自给。翌年，边区农民大部分还做到了“耕三余一”(即耕种3年地，打的粮食够4年吃)，部分农民还做到了“耕一余一”。抗战之前，全边区仅有一个修械所和被服、印刷等小厂，职工总数不到300人；到1945年，公营工厂130多家，职工总数达1．2万余人。生产的产品不仅部分或全部地满足了边区军民和工作人员生产生活的需要，而且还远销外地，换回布、药品等物资。工农业的发展还促进了商业、运输业的繁荣，抗战前延安有各种商店123家，到1945年便增加到473家。大生产运动为夺取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胜利，奠定了坚实的物质基础。
　　被誉为“革命熔炉”的抗日军政大学，是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又一面旗帜。“抗大”初创时期，既无校舍，又无桌椅，白手起家。在困难面前，“抗大”教职员工豪迈地说：“雪山草地腊子口，穿着草鞋照样走，这点困难还能挡住我们?”没有校舍，他们自己动手在凤凰山开挖窑洞；没有教学设备，就用小石块做凳子，大石块做讲台，石壁当黑板，膝盖当课桌；没有纸张，就把废线装书或敌人撒的传单翻过来订成本子做笔记本，在书本的空白处做讲堂录，有人还用桦树皮订成“小本子”；没有笔就用树枝当笔，大地为“纸”，练习写字做题，若能得到一个蘸水笔尖，插进弹壳里，就是一支上乘的“自来水笔”；在日用品奇缺的情况下，党员用旧墨水瓶做油灯，用草木灰过滤碱水代肥皂洗衣服，用猪鬃制成牙刷，用食盐代牙膏……毛泽东在“抗大”诙谐地说：“你们是过着石器时代生活，学习当代最先进的科学——马克思列宁主义。”正是艰苦的学习生活环境，磨炼了党员的革命意志，培养了抗大艰苦朴素的作风，高质量地为中国革命培养了数万干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