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2年春开始，中国共产党在延安开展了整风运动。这是全党范围内的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教育运动。整风运动对于全党同志，尤其是高级干部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原则，具有十分深远的意义。延安整风运动，不仅为抗日战争的胜利以及新民主主义革命在全国的胜利，奠定了重要的思想政治基础，而且对于加强无产阶级政党的思想理论建设、增强党的战斗力，也具有迫切的现实意义。
　　70年过去了，中国共产党面临的任务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党中央提出了建设马克思主义学习型政党的伟大目标，把全党学习马克思主义同党的奋斗目标、执政使命和面临的重大考验联系起来，指引全党把学习马克思主义推向一个新的境界。站在这样一个新的历史起点上，回顾延安整风留下来的宝贵经验，我们倍感亲切。
　　延安整风最重要的经验就是：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并运用它来研究和解决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实际问题。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就是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日益结合的历史。正如毛泽东指出的：“灾难深重的中华民族，一百年来，其优秀人物奋斗牺牲，前仆后继，摸索救国救民的真理，是可歌可泣的。但是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和俄国十月革命之后，才找到马克思列宁主义这个最好的真理，作为解放我们民族的最好武器，而中国共产党则是拿起这个武器的倡导者、宣传者和组织者。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一经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就使中国革命的面目为之一新。”①
　　马克思主义是我们党的灵魂。用马克思主义武装全党，指导我们一切工作，这是我们党取得一个又一个胜利的根本保证。这是历史一再证明了的。当前，我国正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革开放的国际国内环境十分复杂，更需要全党认真学习马克思主义，把握社会发展规律，明确前进方向，引导我国人民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然而不能不看到，这些年来，一些党员(包括一些领导干部)，学习马克思主义的自觉性淡薄了。他们认为，在改革开放的条件下，马克思主义不灵了、不管用了(或者部分不灵了、不管用了)，已经不能解决当前我国面临的问题。有人提出，要把新自由主义、民主社会主义等当作改革的指导思想，甚至主张“只有民主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在一些领域，马克思主义被边缘化，批判马克思主义的一些基本原理成为时髦现象。一时间，不读马列、不懂马列，却使批判马列的风气弥漫。出现这种现象并不是偶然的，而是由国际国内的政治气候决定的。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苏联东欧国家政局发生剧变，社会制度由社会主义演变成为资本主义，一大片社会主义阵地垮掉了，世界社会主义事业跌入低谷，这种局面直接影响到我国。国内有的人患上了“革命低潮综合征”，怀疑社会主义还有没有前途，怀疑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还灵不灵，甚至提出“中国的社会主义红旗还能打多久”的问题。加上我国改革开放以后，国门打开了，各种西方资产阶级理论、学说(像新自由主义、民主社会主义、“普世价值”等等)涌了进来，冲击着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一些人不相信马克思主义了，却迷信西方的资产阶级理论、学说。在这种环境下，马克思主义的理想、信念就越来越淡薄了。这是值得重视的一种倾向。
　　一、我国正处在、而且在一个相当长的历史时期里仍将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我们党几代领导集体经过艰苦探索，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具体实际相结合，创立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走出了一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所有制结构方面，是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也就是说，不仅有占主体地位的公有制，还有处于补充地位的私有制，包括资本主义性质的私营经济、外资经济。与此相适应，在分配领域，不仅有由公有制决定的按劳分配，而且有由私有制决定的按生产要素分配，在资本主义性质的经济成分里，还存在剥削和两极分化。由于经济成分的多元化，政治上不可避免地出现不同的政治诉求，思想领域不可避免地出现意识形态的多样性。因此，我们在所有制结构方面，强调以公有制为主体；在分配领域，强调按劳分配为主；在政治领域，强调工人阶级政党——共产党的领导；在思想领域，强调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从而保证我国沿着社会主义方向发展。这是我们党根据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尤其是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相互关系的原理，分析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实际情况得出来的结论，其中一些原则也是在经济文化落后国家里建设社会主义时带有的规律性现象。
　　然而，这种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特殊现象却引起了一些理论上的疑惑。经常有人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同马克思主义对立起来，不是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实际相结合来加以说明，而是用否定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来论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正确性。一段时间里，打着“理论创新”的旗号，说马克思这个原理错了，那个原理过时了，这几乎成为一种时尚。仿佛只有挑马克思的错，才是发展马克思主义似的。
　　我们仅就经济理论方面说吧。有人提出，按照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社会主义原理，社会主义是要消灭私有制、消灭剥削的，而在我国社会主义社会里，资本主义私有制、剥削不仅没有被消灭，反而得到一定程度的发展，看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践同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是有矛盾的。为了解决这个所谓的“理论与实践的矛盾”，有人就主张否定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修正马克思主义的一些基本观点。例如，有人看到我国私有经济的存在和发展，就反对生产资料公有制是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这一原理，主张社会主义不一定要建立公有制，只要调整分配政策、能够实现公平就可以了；他们看到目前私营经济对国民经济发展还有积极作用，就反对社会主义要消灭私有制的原理，提出私营经济代表了先进生产力，私有制是社会经济发展所不可缺少的，主张“私有制万岁”；他们看到我国剥削现象的存在和发展，就反对消灭剥削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这一原理，主张“模糊”剥削这个概念，或者干脆不承认存在剥削，甚至宣称剩余价值学说“并不具有真理性”，它使得社会主义陷入“迷误”，说什么剩余价值学说使得人们把注意力放在消灭并不存在的剥削上，而忽视了发展生产力、提高效率；他们看到资本收入是合法的，而且得到鼓励，就否定劳动价值论，宣扬“要素价值论”，主张资本也创造价值，资本收入是资本本身带来的，提出什么“社会主义劳动价值论”、“建设的劳动价值论”等否定劳动是价值的唯一来源的各种“理论”。诸如此类的否定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所谓“创新”观点，屡见报刊，形成一股不可忽视的思潮。给人们一种印象，好像只有批判、纠正马克思主义“过时的理论”，才能形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这是一种十分危险的想法。
　　对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出现的一些新问题、新现象，本来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结合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具体国情是完全可以解释清楚的，然而有人却采取一种“模糊哲学”，或者“鸵鸟政策”，回避尖锐的现实问题，甚至做出错误的解释。他们不敢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而是自己发明一些“新概念”，或者搬用西方社会学的一些概念，把事情的本质掩盖起来，搞得理论观点模棱两可、模糊不清。把本来十分清楚的事情模糊化，这也是一种本事，但这样做背后的目的是什么，实在令人费解。然而玩弄一些所谓的“新概念”，除了把人们的思想搞乱外，什么问题也解决不了。
　　我们不来一一反驳这些错误观点，只想指出一点：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是自然界、人类社会和思维发展的一般规律的反映，因而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普遍真理。我们必须、也只能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才能够解释、解决现实问题。任何国家的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进行革命和建设都必须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指导下才能取得胜利，这是早就被历史证明了的。我国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都是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指导下一步一步取得胜利的。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作为一个完整的理论体系，作为一种科学的世界观、方法论，决不像某些人说的那样会随着时代的变化而过时，或者会由于国情不同而有的部分适用、有的部分不适用。我国在改革开放过程中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这也就是邓小平说的“老祖宗不能丢”的含义。这是改革开放取得成就的根本保证。
　　作为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的马克思主义，并不是各种僵化的教条、“公式”的堆积，而是一种随着形势的变化而不断发展的科学。要正确理解发展马克思主义这一命题，决不能把发展马克思主义理解为否定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有人认为，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就是僵化的教条主义，只有否定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才能发展马克思主义。这种理解是完全错误的，因为否定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那就不是马克思主义了，变成了别的什么主义，这就说不上发展马克思主义，而是反对马克思主义了。还有人提出，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有对有错，只有批判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中的“错误的部分”，才能发展马克思主义。这种看法也是错误的，因为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是一个完整的理论体系，各种基本观点密切联系在一起，形成一个有机的系统，否定了其中一个基本观点，就会相应地否定其他基本观点。举一个例子来说。有人不赞成劳动价值论，认为各种生产要素都创造价值，然而如果否定了劳动价值论，主张资本也能够创造价值，那么，必然要否定剩余价值学说；而否定了剩余价值学说，必然从根本上否定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因为剩余价值学说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基石，它也是科学社会主义的理论基础。这样，整个马克思主义就被否定了。这种危险是客观存在的，而且在现实生活中某些“理论家”身上也一再出现过：看来好像只是否定马克思主义某一个基本原理，但按照理论的逻辑推论下去，却否定了整个马克思主义。对此，做理论工作的同志应该慎之又慎，不要轻易地、想当然地下结论，防止一不小心，主观上想发展马克思主义，却不自觉地陷入反马克思主义泥坑的尴尬境地。
　　发展马克思主义指的是，每一个国家都应该根据本国的具体国情以及时代的特征，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分析新的环境，提出新的问题，得出新的结论，指导实践，使马克思主义本国化、时代化，从而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就是在当前中国具体历史条件下，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理论成果，它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新的理论飞跃。我国改革开放的进程，从理论形态上说，就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进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为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宝库增添了新的内容。可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根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它是马克思主义这个树根上生长出来的繁枝茂叶。毛泽东在七届二中全会上作总结时说，我们还是把毛泽东思想看作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分店好”，因为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的统一”②；同样，我们也应该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看作是“马克思主义在当代中国的分店”，离开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就不可能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
　　有人提出，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毛泽东这些经典作家也会犯错误，也不是“句句是真理”，而且随着时代的变化，他们说的东西也会过时，难道不能批评他们的不正确的或过时的观点?当然可以，我们对任何人(包括革命领袖)的思想都要实事求是，不能搞“两个凡是”。但是，这里要坚持一个方法论原则，即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运用这些基本原理分析当时具体情况得出的具体结论区分开来。经典作家的著作中阐述的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必须坚持，这一点，不能有丝毫动摇；至于他们运用这些基本原理分析当时形势作出的具体判断、得出的具体结论、提出的具体政策，那是需要根据形势的变化随时进行调整的。马克思、恩格斯自己就作了这样的区分。1872年，他们为《共产党宣言》的德文版写了一个序言，指出：“不管最近25年来的情况发生了多大的变化，这个《宣言》中所阐述的一般原理整个来说直到现在还是完全正确的。”“这些原理的实际运用，正如《宣言》中所说的，随时随地都要以当时的历史条件为转移。”“由于最近25年来大工业有了巨大发展而工人阶级的政党组织也跟着发展起来，由于首先有了二月革命的实际经验而后来尤其是有了无产阶级第一次掌握政权达两月之久的巴黎公社的实际经验，所以这个纲领现在有些地方已经过时了。”③
　　过时的、需要改变的，不是“一般原理”，而是这些原理的“实际运用”。
　　我们必须在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前提下发展马克思主义，警惕有人打着发展马克思主义的旗号来否定、反对马克思主义。这种情况，自马克思主义在工人运动中占据主导地位以后，尤其是在我国这样的宣布马克思主义是党和国家的指导思想的社会主义国家里，屡见不鲜。这就像列宁说的那样：“马克思主义在理论上的胜利，逼得它的敌人装扮成马克思主义者，历史的辩证法就是如此。”④
　　二、当前，在坚持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问题上，存在一些模糊认识，需要澄清
　　(一)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与意识形态的多元化
　　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由于经济上存在多种经济成分，加上旧社会思想的影响和国外思想的影响，我国思想领域客观上存在多种意识形态，既有无产阶级思想，又有资产阶级思想、小资产阶级思想，甚至还有封建思想的残余。这是不可避免的。这就是说，意识形态多元化是一种客观的存在。我们应该正视这种现象，采取正确的政策，区别对待。对敌对势力的理论、主张，我们必须坚决批判和斗争；对人民内部的错误的、不正确的思想，则要用批评的方法、说服教育的方法，分清是非，达到团结的目的。但是，意识形态的多元化并不等于指导思想应该是多元的，恰恰相反，正因为意识形态是多元的，更需要坚持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由一元化的指导思想，来引领各种社会思潮，保证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革开放沿着正确的方向健康地发展。
　　任何一个社会，都是反映统治阶级根本利益的思想在意识形态领域占据指导地位；任何一个政党，都把反映它所代表的那个阶级的根本利益的理论、观点作为自己的指导思想。这就是说，任何一个社会、任何一个政党，指导思想总是一元的。我们是工人阶级领导的社会主义国家，我们的党是工人阶级先锋队，理所当然地要把反映工人阶级根本利益的马克思主义作为自己的指导思想。
　　但是，当前在我国社会上甚至党内出现了一种错误思想，即在“民主”的旗号下，主张指导思想多元化。他们把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斥之为“思想垄断”，要求各种思想平等竞争，各种观点“自由发表”、“自由争论”。这些人故意把指导思想的一元化与意见、观点的多样性对立起来，借口应该允许不同意见的批评和争论来否定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作用。他们把马克思主义看作不同学派中平等的一派，要求允许资产阶级世界观、方法论在党内合法存在，并同马克思主义“自由竞争”。据说，只有指导思想多元化，才是真正的“民主”、“自由”。
　　这种看法是错误的。应该看到，任何一个国家的统治阶级，为了巩固其政治统治，都要竭力维护和发展自己的、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这就是说，任何社会都不会允许、也不可能存在指导思想的多元化。西方国家就从来不允许马克思主义在他们的意识形态中居于指导地位，甚至当宣传某些马克思主义观点危及资产阶级政治统治时，西方国家不惜使用暴力进行镇压。例如，美国共产党仅仅因为党纲中有“无产阶级专政”的字样，便横遭迫害，其领导人身陷囹圄。西方国家都有一套系统的方法和手段，来对他们的官员、学生、群众、军队灌输资本主义的思想、价值观和政治信条。在这个问题上，他们也是抓得很紧的。在社会主义国家里，掌握国家政权和生产资料的工人阶级及其政党——共产党，为了维护本阶级的根本利益，理应旗帜鲜明地宣布马克思主义是我们的指导思想，坚决捍卫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
　　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社会上非无产阶级思想的存在是不可避免的，但它们不能同马克思主义并列，形成多元的指导思想。相反，在我们党内决不允许非无产阶级思想合法存在，更不允许它们自由泛滥；即使在党外，我们也要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引领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通过民主的、自由的讨论，澄清是非，决不能放任自流、听之任之。
　　放弃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后果极其严重。在阶级社会里，每一个阶级都有自己的理论体系，有多少阶级就有多少主义。这些主义不是并行不悖、互不相干的，而是处于尖锐的矛盾和激烈的斗争中。在当今社会里，正如列宁所说的：“问题只能是这样：或者是资产阶级的思想体系，或者是社会主义的思想体系。这里中间的东西是没有的(因为人类没有创造过任何‘第三种’思想体系，而且在为阶级矛盾所分裂的社会中，任何时候也不可能有非阶级或超阶级的思想体系)。”⑤
　　由于社会意识对社会存在有着强烈的反作用，因此各个阶级都十分重视抓意识形态，都力图按照自己的面貌改造世界，思想斗争、理论斗争就成为阶级斗争的重要形式之一。不同阶级的意识形态在斗争中此消彼长，而不是和平共处。因此，“对社会主义思想体系的任何轻视和任何脱离，都意味着资产阶级思想体系的加强。”⑥
　　工人阶级阶级意识的最高形态是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离不开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如果放弃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在指导思想上搞多元化，客观上就是支持和放纵资产阶级思想的蔓延，势必导致人心大乱，天下大乱，给党和国家带来灾难。这是绝对不允许的。殷鉴不远苏联的演变提供了很好的反面教材。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之所以会解体，具有光荣斗争历史的苏联共产党之所以会失去政权并顷刻瓦解，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很重要的一条，就是理论上政治上出了问题。他们的思想早就变了，在社会底层涌动着一股暗流。从赫鲁晓夫丢掉斯大林这把刀子，到戈尔巴乔夫公开背叛马克思列宁主义，前后经过30多年，指导思想上的多元化导致党内思想混乱，思想政治上彻底解除武装。苏联共产党从思想涣散走到组织瓦解，教训是很深刻的。
　　(二)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与解放思想、破除迷信
　　有人经常把解放思想同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对立起来，仿佛坚持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就不可能解放思想，甚至提出“要把思想从马克思主义的束缚下解放出来”的口号。这里，从理论上讲，有一个正确理解“解放思想”的问题。
　　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是我们党的思想路线。解放思想是指使我们的思想从不符合客观实际的错误观点束缚下解放出来，目的是做到主观符合客观、思想符合实际。所以，解放思想与实事求是是一致的，只有解放思想才能做到实事求是，同时，也只有实事求是才是真正地解放思想。这样理解“解放思想”，我们就可以看到，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与解放思想是统一的。邓小平指出：“我们讲解放思想，是指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打破习惯势力和主观偏见的束缚，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⑦
　　只有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我们的思想才能符合客观实际，才能真正做到解放思想。这是因为，马克思主义是全世界无产阶级的最正确最革命的科学思想的结晶，它从根本上揭示了整个人类社会发展的规律。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是我们观察一切现象、处理一切问题的武器。如果我们不掌握马克思的理论武器，就不可能科学地认识和把握社会现象，不可能正确地分析和处理改革开放和经济建设中所遇到的问题，就容易受各种错误思想的影响和束缚，主观思想就不可能符合客观实际。所以，邓小平在谈到解放思想时，总是强调要学习马克思主义，努力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来观察和处理问题。
　　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必须破除各种各样的迷信。当前，在意识形态领域要注意反对两种迷信、两种教条主义。一种是空谈坚持马克思主义，把经典作家针对当时的具体情况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进行分析得出的具体结论，当作固定不变的教条，搬到条件已经发生了变化的今天来，不懂得随着时代的发展，应当根据新的实践进行理论创新，以新的经验、新的结论发展马克思主义。持这种教条主义态度的人，不是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际出发，而是以经典作家某个本本为依据来判断是非对错。他们不是将马克思主义理论作为实践的指南，而是错误地认为马克思主义是可以为各项具体工作提供现成答案的百科辞典或日用大全。其实，早在19世纪末列宁就曾指出：“从一般真理的单纯逻辑发展中去寻找具体问题的答案，这是把马克思主义庸俗化，并且完全是对辩证唯物主义的嘲笑。”⑧
　　在我们党的历史上，这种教条主义曾经给中国人民的革命事业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带来重大损失，毛泽东和邓小平同这种教条主义进行了坚决的斗争，保证了我们的革命、建设和改革大业沿着马克思主义的正确方向发展。
　　另一种教条主义是迷信西方发达国家反映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思想理论，把西方某些资产阶级学派的理论甚至把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政策主张奉为圭臬。拿经济学领域来说，这种迷信突出地表现在新自由主义的泛滥上。例如，在研究中国的经济问题，尤其是经济改革问题时，最为流行的方法是，把新自由主义各种流派诸如新制度主义、货币学派、供给学派、公共选择学派等等，当作分析的前提和逻辑框架以及判断对错的准绳，言必称科斯、弗里德曼、布坎南筹等，仿佛他们的学说就是真理，就是解决中国问题的万灵药丹。在某些刊物上已看不到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观点了，连马克思主义的概念、词句也不见了，通篇充斥的是新自由主义的观点。这种倾向在意识形态领域及经济改革的实际工作中的影响一度相当严重。毫无疑问，在经济全球化日益发展的今天，各种文明成果相互借鉴，有利于人类的共同进步。我们党历来主张学习借鉴一切有利于中国发展进步的经验和知识，邓小平甚至把这一点作为社会主义赢得相对于资本主义的优势的必要条件。但这决不意味着在思想政治上要改弦易辙，放弃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否定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陷入对西方理论的迷信，用西方资产阶级理论取代马克思主义，或者把马克思主义边缘化，势必滑进西方敌对势力西化、分化我国的陷阱，使我国陷入动乱、停滞和倒退，重新沦为西方的附庸。
　　这两种教条主义、两种迷信有一个共同特点，那就是理论脱离实际。它们都是从本本出发，脱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际，背离人民的根本利益。经过多年的斗争，尤其是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邓小平反复进行艰苦的思想工作，第一种教条主义在理论战线和经济改革实践中的影响已经日渐式微，这是解放思想的巨大成果，也是党和人民创新精神的伟大胜利。对于第二种教条主义，“理论工作者中早有质疑，党的领导人也有所告诫，但是至今未引起思想理论界应有的反响。”⑨
　　对于西方的理论和学说，我国哲学社会科学界还缺乏认真的鉴别，往往把反映资产阶级利益和要求的理论观点，甚至一些已经被西方抛弃了的过时的政策主张，当作理论创新的成果，向各个学科渗透。不得不承认的是，这种洋教条主义、洋迷信在理论界、特别是在经济改革实践中的影响还有上升的趋势。假如我们忽视这种教条主义、这种迷信的危害，我国改革的方向就会发生变化，全盘西化的威胁就会向我们逼近，劳动人民的利益就会受到损害。如果出现这种情景，我们就犯下了历史性的错误。苏联、东欧原先的社会主义国家陷入这种洋迷信，照搬西方资本主义模式，不仅毁灭了社会主义事业，而且出现了经济倒退、政局动荡、社会不稳、人民生活下降的困境，这一沉痛教训，值得我们认真吸取。
　　(三)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与“双百方针”
　　我们强调指导思想必须一元化，只能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坚决反对指导思想的多元化，决不是说在意识形态领域中只允许一个学派、一种观点存在，只能用一种声音说话。相反，我们党在20世纪50年代中期就提出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当时，毛泽东针对苏联思想领域形而上学盛行、压制不同意见的做法，明确指出，“双百方针”是促进艺术发展和科学进步的方针，是促进社会主义文化繁荣的方针。他主张艺术上不同的形式和风格可以自由发展，科学上不同的学派和观点可以自由讨论。艺术和科学中的是非问题，应该通过自由讨论、通过实践去解决，真理越辩越明，而不应当采取简单的方法、靠行政手段去解决。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历史表明，凡是“双百”方针贯彻得好的时期，我国科学文化就呈现出欣欣向荣的局面；相反，忽视甚至破坏“双百”方针，就出现万马齐喑的萧瑟景象。“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是繁荣和发展科学文化的必由之路。
　　指导思想的一元化与学派、意见、风格的多样性是统一的。坚持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是指我们的科学文化工作必须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的指导下开展，是指一切科学文化工作都必须站在无产阶级立场上，把为社会主义服务、为最广大人民服务作为自己的出发点，并采用符合客观事物发展规律的正确方法，在基本原则问题上有统一的认识。指导思想的一元化并不妨碍意见的多样性，也不妨碍不同意见的自由讨论。我们强调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同时不仅允许而且鼓励不同意见的相互批评和争论，反对“一言堂”，反对专横独断，主张通过自由讨论发展正确意见，克服错误观点，引领社会思潮，推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建设。这两者并不矛盾，而是一致的。正如列宁指出：“多样性不但不会破坏在主要的、根本的、本质的问题上的统一，反而会保证这种统一。”⑩
　　正确处理“一元”与“多样”的关系，在指导思想一元化的前提下实现多样性，多样性则承认并表现根本问题上的一元化，把坚持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与坚持“双百”方针统一起来，这是繁荣和发展科学文化的根本保证。
　　在社会主义建设中，还必须正确对待舆论的一律与不一律的关系。我们的舆论应该是既一律又不一律。在建党立国的基本原则问题上，舆论宣传应该是一律的，不应该出现杂音。党有《党章》，这是对建党基本原则的规定，每一个党员都应该遵守；国有《宪法》，这是对立国基本原则的规定，每一个公民都应该遵守。一切违反《党章》、《宪法》的言行，都是不允许的。如果在这方面没有统一的认识和严格的要求，我们的党、我们的国家就没有精神支柱，就会成为一盘散沙，就谈不上凝聚力、战斗力、创造力，党的领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就没有根基。敌对势力是看清了这一点的，所以，他们集中攻击的就是建党立国的基本原则，力图以此为突破口达到拔掉社会主义中国这个“眼中钉”的目的。然而我们有的舆论工具对此缺乏清醒的认识，往往出现违反《党章》、《宪法》的言论，该“一律”的地方“不一律”。例如，有的人公开主张“全盘西化”，在政治上宣扬取消、削弱共产党的领导，攻击人民民主专政，主张西方式的多党制和议会民主；在经济上宣扬私有化，主张取消公有制的主体地位和按劳分配为主的原则；在思想文化上诋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主张指导思想多元化，公然为资产阶级自由化分子鸣冤叫屈，等等。这些违反《党章》、《宪法》的言论，屡屡见诸报刊，甚至出现这样的怪事：境外著名的新自由主义者张五常，公开攻击“马克思为祸最深”、“马克思由头错到尾”，吹嘘他“三招两式”就把马克思的剩余价值理论打得“片甲不留”，叫嚷要“在马克思的棺材上再打上一颗钉子”，断言“中国大陆的共产经验一败涂地”、“共产制度迟早会瓦解”，这样一个赤裸裸的反共反马克思主义的人，却被我国某个中央国家机关请来，并在中央党校和几十所著名高校发表讲演，为他的反马克思主义、反社会主义言论提供讲坛，真是咄咄怪事。
　　我们强调在建党立国的根本原则(具体说来就是四项基本原则)问题上舆论必须一律的同时，主张在人民内部，在具体的学术问题上，舆论应该是不一律的。每一个人的成长环境、生活经历不一样，对各种问题的看法显然是不一样的，强求一律是做不到的。利用我们的报刊、讲坛自由地发表自己的意见，并相互展开争论，这既是人民的民主权利，又是繁荣科学文化的必不可少的途径。社会是充满矛盾的，任何时候都有正确与错误的斗争，这种斗争只能通过民主的、说服教育的方法去解决，靠行政命令、压制的办法是无济于事的。更何况有许多问题，例如艺术风格问题本身并没有对错之分，更应该允许相互共存和竞争。只有民主、平等地讨论，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和宽松自由的学术环境，才能使科学文化出现百花争艳的繁荣景象。只准发出一种声音，用政治高压手段封杀其他观点，搞得各种舆论工具千人一面，毫无生气，不仅扼杀了科学文化的发展，而且这种局面也是维持不久的，因为它必然引起人民群众的不满。我国“文化大革命”十年的情景就是一个例证。
　　(四)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与“兼容并蓄”
　　有人经常把坚持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同我们主张文化领域兼容并蓄对立起来，用后者来否定前者。这也是一种常见的误解。
　　社会主义文化建设必须注意继承和发扬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优秀遗产，借鉴和吸收西方国家先进文化中的优秀成果，也就是说必须注意“兼容并蓄”。人类文明是有继承性的，只有继承和吸收前人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人类社会才能发展。任何一个新的社会都不是凭空产生的，都是在旧社会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我们说，新社会是建立在旧社会废墟上的，这一方面是指新社会对旧社会的否定和扬弃，另一方面也包含有继承旧社会制度下创造的一切有用的东西这一层意思。这一点，社会主义制度也不例外。列宁曾经严厉批评那种认为“不向资产阶级学习也可以建成社会主义”的想法，是“中非洲居民的心理”，指出：“我们不能设想，除了以庞大的资本主义文化所获得一切经验为基础的社会主义以外，还有别的什么社会主义”(11)。“只有确切地了解人类全部发展过程所创造的文化，只有对这种文化加以改造，才能建设无产阶级的文化，没有这样的认识，我们就不能完成这项任务”(12)。
　　“百川归海，有容乃大”。只有对不同学派、不同理论观点、不同风格采取宽容的态度，允许它们自由讨论，在争论中辩明是非，才能有科学、文化的繁荣昌盛。
　　但是，当我们讲“兼容并蓄”的时候，并不意味着把我们的意识形态搞成一个什么都有的“大杂烩”，而没有一个“主心骨”。在民国初期，封建主义思想还占着统治地位，这时蔡元培先生提出“兼容并蓄”，要求吸收西方资本主义文化，甚至要求引进马克思主义，允许它们在北京大学讲坛上有一席之地，这显然是有进步意义的。今天，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的历史时期，我们要建设社会主义文化，这时谈论“兼容并蓄”，必然要提出两个问题：第一，谁来继承和吸收传统文化和西方文化中的好的东西?“主体”是什么?这里有一个“体”与“用”的问题。清末洋务派提出“中学为体，西学为用”，这个“中学”是指封建主义的思想。这是巩固封建统治的方针。当然，由于当时封建主义已是强弩之末，面临崩溃之势，“中学为体”是无从实现的。正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我国人民，必须明确以马克思主义为“体”，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坚持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来分析传统文化和西方文化，批判地加以继承和吸收，为我所“用”。第二，继承和吸收传统文化和西方文化中对我们有用的东西的目的是什么?我们应该立足现代来继承传统文化中的优秀遗产，而不是复古；立足中国来吸收西方国家先进文化的优秀成果，而不是照搬。“古为今用”，“洋为中用”，一切都服务于巩固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事业，服务于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服务于工人阶级和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离开这一点，抽象地谈论“兼容并蓄”是毫无意义的。因此，我们必须在坚持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前提下，来谈论兼容并蓄，把两者统一起来。
　　(作者系中国人民大学研究生院原院长、教授)
　　① 《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796页。
　　② 《毛泽东文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259、261页。
　　③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48、249页。
　　④ 《列宁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07页。
　　⑤ 《列宁全集》第6卷，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38页。
　　⑥ 《列宁全集》第6卷，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38页。
　　⑦ 《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279页。
　　⑧ 《列宁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12页。
　　⑨ 陈奎元：《繁荣发展中国特色的哲学社会科学》，载《人民日报》2004年4月20日。
　　⑩ 《列宁全集》第33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209页。
　　(11) 《列宁全集》第34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252页。
　　(12) 《列宁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8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