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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马克思主义学习型党组织是党的优良传统

梁柱


  倡导学习,自觉学习,是我们党在长期斗争中形成的一个优良传统。当前,全党致力于建设学习型党组织的活动,正是对这一优良传统的弘扬并使之成为制度化的组织建设,具有长远的战略性意义。建设学习型组织,需要我们学习的方面很多,但对于广大共产党员,特别是党的领导干部来说,最重要、最基本的要求,是要学习马克思主义,提高自己的理论素质。这不仅关系到共产党人的政治品格和政治方向,而且也关系到自己为人民服务的工作能力的培育和工作水平的提高。我们要充分认识在全党倡导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极端重要性。
  一、学习和掌握马克思主义理论是党的性质和历史使命的内在要求
  毛泽东1938年就向全党提出这样的要求:“在担负主要领导责任的观点上说,如果我们党有一百个至二百个系统地而不是零碎地、实际地而不是空洞地学会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同志,就会大大地提高我们党的战斗力量,并加速我们战胜日本帝国主义的工作。”①在这里,把真正弄懂马克思主义同增强党的战斗力、实现党所担负的历史任务联系在一起,深刻说明了学习科学理论的重要意义。毛泽东当年提出的这一要求,在今天也仍然有着现实而紧迫的意义。
  中国共产党是按照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则建立起来的工人阶级的政党。工人阶级政党的先进性和生命力在于指导思想的正确性。恩格斯说过:“我们党有个很大的优点,就是有一个新的科学的观点作为理论的基础。”②这一新的科学的观点,就是由《共产党宣言》所奠定的共产主义的世界观,马克思主义就是它的完整的理论形态。不同于以往的思想理论,马克思主义是很朴素的真理,它所创立的新世界观的原理,是从人们赖以生存的物质条件出发,是从客观世界中,特别是从革命运动的历史和现实的经验中概括出来的反映普遍真理的科学体系;它用唯物史观阐明了社会发展规律,揭示了物质生产在历史进程中的决定性作用,指明了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相互关系以及阶级斗争在阶级社会发展中的重要作用。
  正是从唯物史观出发,马克思、恩格斯得出了资产阶级的灭亡和无产阶级的胜利是同样不可避免的结论。这种理论的彻底性,使它真正代表了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的利益,成为摧毁旧制度、创造新社会的行动指南。这是历史上任何思想体系所无法比拟的科学理论。同时,马克思主义理论源于实践又善于在革命实践中不断丰富和发展,是开放的、不断发展的体系。列宁说过,马克思主义与其他一切社会主义理论不同,它精妙地结合着两种特点:一方面是完全用科学冷静的态度来分析客观情势与客观进化行程,另一方面是坚决地承认群众所表现的革命毅力、革命创造性和革命首创精神的意义。这使得这新世界观具有无限的创造活力。
  在近代历经苦难的中国人民,正是在科学理论和社会价值目标内在统一的层面上接受马克思主义的,并把它作为新的世界观加以运用。中国人民在近代百年苦难、百年奋斗中,由于缺乏科学理论的指导,经历了无数艰难曲折,吃尽了种种苦头。只有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之后,才改变了这种局面。李大钊作为在中国传播马克思主义的第一人,一开始他就努力运用这一理论来观察中国社会和中国革命的实际问题,就比较正确地总结中国革命的历史经验,初步指明中国革命是世界革命的一部分、帝国主义是中国人民的最主要敌人、无产阶级是民主革命的先锋、农民是最伟大的革命力量,以及知识分子要同工农相结合这样一些带根本性的问题,充分显示了马克思主义理论所表现出来的巨大威力,回答了百年革命斗争不能加以科学回答的问题。正因为这样,在当时众说纷纭的救国方案和众多的社会主义思潮中,科学社会主义以自己特有的魅力脱颖而出,很快为中国人民所认识和接受。所以,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历史证明,只有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指导,党才能始终体现时代性,把握规律性,富于创造性;党才有可能在革命和建设中判明局势,了解周围事变的内在联系,预察事变的进程,不仅洞察事变在目前怎样发展和向何处发展,而且洞察事变在将来怎样发展和向何处发展。从我们党的战斗历程来看,正是随着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的不断提高,使它逐步地走向成熟,使自己有能力排除“左”的和右的错误倾向的干扰,在一个情况特殊而复杂的东方大国里,能够正确处理党的最高纲领和最低纲领的辩证统一关系,既立足于完成现实的任务,又为将来向更高的阶段发展准备条件,从而带领群众从胜利走向胜利。
  很显然,如果没有正确理论的武装,就会像列宁警告的那样,党会“失去生存的权利,而且不可避免地迟早注定要在政治上遭到破产。”③正是基于这种对理论重要性的认识和自觉,我们党成立以来就把学习、运用和发展马克思主义作为自己的第一生命,并在曲折的发展中,形成了重视学习、善于学习的优良学风。这是我们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必须加以发扬光大的革命传统。
  今天,历史赋予我们党通过社会主义道路实现国家富强、人民共同富裕的光荣使命。这使我们党面临着长期执政的考验,因而提高党的领导水平、执政能力和抵御各种风险的能力就成为一个重要的问题。这就要求我们要更加自觉地学习马克思主义,提高全党的马克思主义水平。毛泽东十分赞赏斯大林“没有预见就没有领导”的提法,他甚至强调“没有预见就没有一切”。他说:“坐在指挥台上,如果什么也看不见,就不能叫领导。坐在指挥台上,只看见地平线上已经出现的大量的普遍的东西,那是平平常常的,也不能算领导。只有当着还没有出现大量的明显的东西的时候,当桅杆顶刚刚露出的时候,就能看出这是要发展成为大量的普遍的东西,并能掌握住它,这才叫领导”④。他不止一次地引用楚国宋玉《风赋》中的一句话:“夫风生于地,起于青萍之末,侵淫溪谷,盛怒于土囊之口”。说明风有小风、中风、大风之分,而“‘起于青萍之末’的时候最不容易识别,我们这些人在一个时候也很难免”。教育干部要“有识别风向的能力”。这是党的领导干部应当具备的能够统领全局、把握正确方向、预见发展前程的能力,是我们党的事业所要求的领导水平。而要做到这一点,只靠个人的才学是不够的,要借助马克思主义这一望远镜和显微镜。
  毛泽东说:“在很长的历史时期内,大家对于社会的历史只能限于片面的了解,这一方面是由于剥削阶级的偏见经常歪曲社会的历史,另方面,则由于生产规模的狭小,限制了人们的眼界。人们能够对于社会历史的发展作全面的历史的了解,把对于社会的认识变成了科学,这只是到了伴随巨大生产力——大工业而出现近代无产阶级的时候,这就是马克思主义的科学。”⑤有了科学理论的武装,就能够站得高,看得远,就能够把握现在,预见未来。所以,邓小平在新的历史时期同样强调:只有学习、熟悉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才能有助于“加强我们工作中的原则性、系统性、预见性和创造性。只有这样,我们党才能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建设和发展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一直达到我们的最后目的,实现共产主义”⑥。
  共产党人的坚定信念,是奠定在科学理论基础上的理想信念,是一种对真理的信仰、科学的信仰。共同的理想信念是党内团结的基础,是党具有强大战斗力的力量源泉。毛泽东十分强调党内要有共同语言,有了共同语言才会有团结的基础。他说,要学马克思主义,才有方法,才有共同语言。这是千真万确的真理,对于我们今天面临着复杂多变的世情和国情来说尤为重要。事实证明,理论的坚定是政治坚定的基础,只有正确掌握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方法论,才能把握历史的主动,坚定不移地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才能在各种社会思潮中明辨是非,坚定党的立场;才能在改革开放和市场经济的考验中,有力地抵制各种诱惑,拒腐防变,永远保持共产党人的本色。值得注意的是,在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取得重大胜利的今天,党内外却出现了相当严重的理想失落的现象。
  其中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就国内来说,由于我国还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经济文化和科学技术相对落后,在对外开放和建立社会主义市场体制的过程中,一些错误的思潮的泛起和思想政治工作的薄弱,使许多人的人生观、价值观和历史观被严重扭曲,社会上弥漫着腐臭的金钱至上的不健康的氛围。加上苏东剧变后国际上出现的西强东弱的总体态势,也使得社会主义“失败论”、马克思主义“过时论”、共产主义“渺茫论”还有很大的市场,会影响到我们党内来。在这种历史背景下,一些共产党员背离了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热衷于追逐“官帽”,不择手段地窃取国家资财。腐败不但使一些人的党的观念丧失殆尽,甚至连国家和民族的基本观念也化为乌有。这种腐败现象出现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但也毋庸讳言,这同我们党多年来对理论建设重视不够、理想教育缺失是相关联的。邓小平曾指出:“不注意学习,忙于事务,思想就容易庸俗化。如果说要变质,那末思想的庸俗化就是一个危险的起点。”⑦
  总之,面对执政考验、改革开放考验、市场经济考验、外部环境考验,我们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需要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发扬我们党的这个重要的政治优势。
  二、学习和掌握马克思主义是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前提
  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我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这就是我们党必须遵循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党正是坚持了这样的思想原则,克服了教条主义的错误倾向,形成了毛泽东思想,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适时地在中国确立了社会主义制度,并取得社会主义建设的巨大成就。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们党坚持和发展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实行改革开放,创立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在世界社会主义运动跌入低谷的大环境下,我国出现了令世人瞩目的经济繁荣、欣欣向荣的局面。这充分显示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巨大生命力。
  在延安整风运动中,毛泽东就指出:“我们反对主观主义,是为着提高理论,不是降低马克思主义。我们要使中国革命丰富的实际马克思主义化”,要“宣传创造性的马克思主义”⑧。这表明,毛泽东是始终重视理论的,只是反对那种空洞的理论,脱离实际的理论。这正如他在1930年《反对本本主义》一文中所指出的:“马克思主义的‘本本’是要学习的,但是必须同我国的实际情况相结合。我们需要‘本本’,但是一定要纠正脱离实际情况的本本主义。”⑨他这时就把这种理论联系实际的学风,称为“从斗争中创造新局面的思想路线”。由此可见,把理论与实际、坚持与发展、学习与创新有机地结合起来,是毛泽东正确对待马克思主义的一贯的态度。在1938年10月召开的中共六届六中全会上,毛泽东提出了“普遍地深入地研究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的任务”⑩,要求把学习理论同研究历史、研究现状结合起来,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11)。他指出:这个任务,“对于我们,是一个亟待解决并须着重地致力才能解决的大问题”(12)。
  党的历史给了我们这样的启迪:坚持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方向,是党的生命线,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中国实际的统一。因而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立场、观点和方法,是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前提;如果离开了这个基点,所谓的中国化就会走入歧途。毛泽东从我们党的状况出发,指出:“我们比较缺乏的是马、恩、列、斯的理论,我们党的理论水平低,虽然也翻译了很多书,可是实际上没有对马、恩、列、斯著作做很好的宣传。”他说:“我们请他们来不是做陪客的,而是做先生的,我们做学生。对科学的东西不能调皮。”(13)毛泽东不仅自己坚持不懈地学习马列著作,而且积极推动全党学习理论,他先后为党内学习理论开列过5本、12本和30本马列著作的阅读书目。20世纪40年代,毛泽东倡导12本干部必读书时曾说:“现在积二十多年之经验,深知要读这十二本书,规定在三年之内看一遍到两遍。对宣传马克思主义,提高我们的马克思主义水平,应当有共同的认识,而我们许多高级干部在这个问题上至今还没有共同的认识。如果在今后三年之内,有三万人读完这十二本书,有三千人读通这十二本书,那就很好。”(14)可谓语意恳切感人,殷切期望跃然纸上。毛泽东深知,如果不读马、列,不倡导读马、列,那对党来说是十分危险的。1970年在庐山召开的党的九届二中全会上出现林彪、陈伯达“称天才”的语录闹剧,欺骗了不少同志。毛泽东曾对此痛心地指出:“现在不读马、列的书了”,“没有读过,就上这些黑秀才的当”。“我党多年来不读马、列,不突出马、列,竟让一些骗子骗了多年”。他特别提出:“这个教训非常严重,这几年应当特别注意宣传马、列。”(15)
  永远记取这样的历史教训,切实加强理论学习,对我们来说是十分重要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表明,只有认真学习、真正弄懂马克思主义理论,才能发挥它作为指导思想的作用,也才能在实践中发展它。我们党的基本纲领、基本路线和基本方针,都体现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同中国实际的统一,党的十七大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就作了这样科学的定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既坚持了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又根据我国实际和时代特征赋予其鲜明的中国特色;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既坚持了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又使之在中国在当代的运用中得到创新发展,成为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这些都体现了上述两个方面的统一。因此,我们既要立足中国的实际,又要掌握好马克思主义理论,这样才能全面理解和贯彻党的基本路线和基本方针,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向前发展。
  以上表明,我们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路线,首先就要弄懂马克思主义,特别是要掌握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重要的是把自己思想方法搞对头。毛泽东十分重视党内的思想方法问题,这是因为中国社会和我们党的特点,使得小资产阶级以主观性、片面性为特征的思想方法在党内有很大的市场,党经历过的教条主义错误就是这种思想方法的突出表现。我们知道,党担负着领导中国革命的历史使命,而实现这种领导作用的关键,是要有一条正确的政治路线,因而用什么样的方法去观察和判断客观事物是关系到路线能否正确的一个根本性问题。那种用主观的、片面的思想方法观察形势,决定政策,其结果必然是主观与客观相分离,理论与实际相脱节,这就成为党内发生“左”的和右的错误的认识根源。
  所以,是从中国的实际出发还是用教条主义的态度对待马克思主义,就成为解决我们党的思想路线的一个关键问题。陈云是我们党内一位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他学习理论锲而不舍,始终如一。他回忆说:“在延安,我当中央组织部长的时候,毛主席先后三次当面同我谈过,要学哲学,还派教员来帮助我们学习。”(16)“我曾以为自己过去犯错误是由于经验少。毛主席对我说,你不是经验少,是思想方法不对头。他要我学点哲学。过了一段时间,毛主席还是对我说犯错误是思想方法问题,他以张国焘的经验并不少为例加以说明。第三次毛主席同我谈这个问题,他仍然说犯错误是思想方法问题。”这使他认识到,要把思想方法搞对头的重要性。从此以后,他无论是在革命、建设还是改革的不同时期,都积极在党内倡导学习马列,强调要把思想方法搞对头。他指出:“领导同志要学点哲学。不要怕人家说马克思主义哲学过时了,没有过时,永远也不会过时。无论工作如何忙,也要抽点时间学习。”(17)
  他还以自己学了哲学终身受益的感受强调:“在党内,在干部中,在青年中,提倡学哲学,有根本的意义。现在我们的干部中很多人不懂哲学,很需要从思想方法、工作方法上提高一步。只有掌握马克思主义哲学,思想上、工作上才能真正提高”(18)。“要把我们的党和国家领导好,最要紧的,是要使领导干部的思想方法搞对头,这就要学习马克思主义哲学”。陈云殷切希望党的高级干部都来学哲学,并且把这个学习看成是工作的一部分,也是自己的一项责任。他说:“在新的形势下,全党仍然面临着学会运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立场、观点、方法分析和解决问题这项最迫切的任务”(19)。这对于我们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坚持以科学的理论武装自己,建设马克思主义学习型的政党,是富有启迪意义的。
  三、学习马克思主义重在坚持和自觉
  学习,是每一个共产党员的责任。特别是党的中高级领导干部,不但要成为本部门的行家里手,而且还首先应该是一个政治家,只有这样才能深刻理解党的事业和自己所担负的历史使命,才能承担起一个方面的领导责任;而没有深厚的理论修养的政治家,是不可想象的。开国上将张爱萍晚年回忆自己的战斗历程时,讲述了生平唯一的一次“走麦城”:1936年,他率骑兵团在陕北青阳岔遭敌伏击,战马损失三分之一,受到撤职处分,随后毛泽东送他到红军大学学习。
  他回顾这段经历时说:“在上红军大学之前,我最多只是个战术家,但从那以后,我应该是个战略家了。这不是自夸,毛泽东说,红军将领都要成为战略家,就是一个小小游击队长也是一个战略家。因为游击队是在一个独立的地区作战和发展的。作为一个游击队指挥员,胸中要有全局。正是红军大学,使我系统地接受了毛泽东思想,对中国革命的道路、前途、战略有了更深刻的理解。在以后的战争中我再也没有失败过,条件再艰难我都有信心战胜。就是在瓦窑堡,就是从毛泽东那里,我懂得了这个道理”。这生动地说明了只有用先进的理论武装才能发挥先进战士的作用,是富有启迪意义的经验之谈。
  学习和掌握马列,建设马克思主义学习型党组织,是党的一种常态,是自觉的并使之制度化的党的建设的一个核心内容。它不是搞一阵子,更不能搞花架子,而是要扎扎实实、持之以恒地作为一项系统工程进行下去。学习马克思主义可以有多种途径,但最重要、最基本的是要倡导读书,特别是读原著。1938年毛泽东就号召“来一个全党学习竞赛”。他不但自己带头学,而且带动周围同志一起学。在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陈云等都有组织读书组一起学习的传统和经验。在战争年代,对于当时干部战士中普遍存在的工作忙、看不懂的问题,毛泽东号召大家:在工作和生产的百忙中也要学会“挤”时间学习,看不懂就用“钻”的方法求得问题的了解和深化。他特别强调学习要不畏难,他曾形象地说,可以把推荐的五本书装在干粮口袋里,打完仗后,就读它一遍或者看它一两句,没有味道就放起来,有味道就多看几句,七看八看就看出味道来了。一年看不通看两年,如果两年看一遍,十年就可以看五遍,每看一遍在后面记上日子。这个方法可以在各个地方介绍一下。他还指出:“学习一定要学到底,学习的最大敌人是不到‘底’。自己懂了一点,就以为满足了,不要再学习了,这满足就是我们学习运动的最大顽敌。”“我们相信,我们采取学到底的方针,一定可以克服自满的坏现象。”(20)
  他把这样无止境的学习制度称作“无期大学”,无论什么地方,无论什么人,只要活着就可以进入这所大学,“要把全党变成一个大学校”。当然,今天也存在忙的问题,但各方面的条件比战争年代要好上千百倍,读书的时间是不会少的,问题在于要有自觉。我们党的学习经验表明,只要领导带头,积极倡导,形成制度,培养典型,积累经验,就一定能够蔚然成风,收到实效。如果在一个期间内,能够有计划地通读一遍新近出版的《马克思恩格斯文集》10卷本、《列宁专题文集》5卷本,下工夫弄通其中重要的篇章,就会大大提高自己的理论修养,也会更深刻地理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
  学习马克思主义,还要贯彻理论联系实际的方针。毛泽东指出:“学习马克思主义,不但要从书本上学,主要地还要通过阶级斗争、工作实践和接近工农群众,才能真正学到。”(21)他特别强调:“对于在职干部的教育和干部学校的教育,应确立以研究中国革命实际问题为中心,以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则为指导的方针,废除静止地孤立地研究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方法。”(22)应当说,联系实际是多方面的,但就客观实际来说,要特别重视以下两个重要途径:
  一是调查研究。坚持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方向,就必须把调查研究作为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同中国的实际相结合的中间环节和桥梁。实事求是即理论联系实际的原则,也就是要从中国社会实际和中国革命与建设实际出发,创造性地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而调查研究则是达到实事求是的根本方法。毛泽东认为,“共产党的正确而不动摇的斗争策略,绝不是少数人坐在房子里能够产生的,它是要在群众的斗争过程中才能产生的,它是要在实践经验中才能产生的。因此,我们需要时时了解社会情况,时时进行实际调查”(23)他指出:“现在我们很多同志,还保存着一种粗枝大叶、不求甚解的作风,甚至全然不了解下情,却在那里担负指导工作,这是异常危险的现象。对于中国各个社会阶级的实际情况,没有真正具体的了解,真正好的领导是不会有的。”(24)
  他提出了“没有调查研究就没有发言权”(25)这一振聋发聩的警示。毛泽东不仅把调查研究看作是党必须遵循的工作路线和工作方法中不可或缺的一个重要方面,而且把调查研究提到洗刷唯心精神,防止一切机会主义、盲动主义错误的哲学高度来认识。他强调要“使同志们知道离开了实际情况的调查,就要堕入空想和盲动的深坑”(26)。他严肃指出:“许多同志都成天地闭着眼睛在那里瞎说,这是共产党员的耻辱,岂有共产党员可以闭着眼睛瞎说一顿的吗?”(27)
  正因为这样,在延安整风运动中,毛泽东把调查研究作为转变党的作风的基础一环来加以提倡。应该说,从中国革命的实际出发,在调查研究中求得真知,是毛泽东领导方法的一大特色,是我们共产党的优良传统。毫无疑义,调查研究的过程,也是我们学习和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的过程;而深入实际的过程,也必然会加深我们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理解和掌握。
  二是善于总结经验。如果说调查研究是党制定正确的方针政策的必不可少的前提,那么在政策实行过程中,不断总结实践中的经验,就是保证党的行动的正确必不可少的环节。党的正确领导不是与生俱来的,而是在客观实践中不断锻炼和提高自己,自觉地克服自身的错误,在正反两方面的经验中使自己不断成熟起来。毛泽东说:“善于总结经验,就是领导者的任务。”(28)
  他指出,我们有两种经验,错误的经验和正确的经验。正确的经验鼓励了我们,错误的经验教训了我们。他特别反对党内那种固步自封、骄傲自满的情绪,希望每一个共产党人必须具备对于成绩与缺点、真理与错误这个两分法的马克思主义辩证思想。毛泽东特别重视反面经验的作用,他说:“我们有了经验,才能写出一些文章。比如我的那些文章,不经过北伐战争、土地革命战争和抗日战争,是不可能写出来的,因为没有经验。所以,那些失败,那些挫折,给了我们很大的教育,没有那些挫折,我们党是不会被教育过来的。”(29)邓小平在新的历史时期也一再强调要“注意经常总结经验”,“重要的是走一段就要总结经验”。在他看来,改革本身是一个试验和探索,“这中间一定还会犯错误,还会出问题。关键是要善于总结经验,哪一步走得不妥当,就赶快改”(30)。应当说,通过总结经验并把实践中的经验升华为理论,既有助于我们学习和运用马克思主义,也是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发展马克思主义的进程。
  同时,学习马克思主义还要善于联系自己的思想实际,加强共产党员的自我修养。中国共产党是一个没有私利的党,因而能够做到坚持真理,修正错误,而批评和自我批评就是达到这个目的的最好武器。在全国胜利前夕,毛泽东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说:“我们有批评和自我批评这个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武器。我们能够去掉不良作风,保持优良作风。”(31)
  这对于当时即将面临全国执政地位的党来说,尤其具有特殊重要的意义,是我们接受胜利的考验,继续保持“两个务必”的重要保证。事实证明,没有自我批评,党员特别是党的领导干部的自律就会成为无本之木;没有批评,监督就会成为无源之水,成为一句空话。这样党就会失去群众的信任,就会失掉自己的生命力。共产党员一定要出于公心,勇敢地开展积极的、正确的批评和自我批评,随时扫除自己身上的灰尘,自觉接受党的组织和人民群众的监督,并敢于向各种不良现象作斗争。毛泽东说过:“因为我们是为人民服务的,所以,我们如果有缺点,就不怕别人批评指出。不管是什么人,谁向我们指出都行。只要你说得对,我们就改正。你说的办法对人民有好处,我们就照你的办。”(32)
  他还说:“自我批评是马列主义政党的不可缺少的武器,是马列主义方法论中最革命的最有生气的组成部分,是马列主义政党进行两条战线斗争的最适用的方法,而且在目前则是反对错误思想建立正确作风的最好方法。”(33)我们党正是有自我批评这样的传统和机制,自觉接受来自各方面的监督和意见,所以能够克服自身的错误,具有自我调整、自我完善的能力。只要我们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把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培育的批评和自我批评的优良传统恢复起来并加以发扬光大,我们党的肌体就一定能够充满生机活力,就能够割掉一切附在党的肌体上的毒瘤,使我们的党更加纯洁,更加团结,更加富有战斗力。
  (作者系北京大学原副校长、教授,中国延安精神研究会副会长)
  ① 《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533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9—40页。
  ③ 《列宁全集》第6卷,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367页。
  ④ 《毛泽东著作专题摘辑》(上),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第341页。
  ⑤ 《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283-284页。
  ⑥ 《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47页。
  ⑦ 《邓小平文选》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16页。
  ⑧ 《毛泽东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74页。
  ⑨ 《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11—112页。
  ⑩ 《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533页。
  (11) 《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534页。
  (12) 《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533页。
  (13) 《毛泽东文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260页。
  (14) 《毛泽东文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261页。
  (15) 《毛泽东传(1949—1976)》(下),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第1580-1581、1589页。
  (16) 《陈云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60页。
  (17) 《陈云年谱》下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00年版,第412页。
  (18) 《陈云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85页。
  (19) 《陈云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60、362页。
  (20) 《毛泽东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84、185页。
  (21) 《毛泽东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273页。
  (22) 《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802页。
  (23) 《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15页。
  (24) 《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789页。
  (25) 《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09页。
  (26) 《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09页。
  (27) 《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09页。
  (28) 《毛泽东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69页。
  (29) 《毛泽东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101页。
  (30) 《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13页。
  (31) 《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439页。
  (32) 《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004页。
  (33) 《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中卷,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434页。
  

延安整风与新时期党的建设/蔡国英,有林主编.—北京:华艺出版社,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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