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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前缘 一、毛泽东说:遵义会议以后的路线和以前的路线,是马列主义和非马列主义的区别

高新民,张树军著

 
  山,重峦叠嶂,林木莽莽。
  山,险峰傲立,刺破青天。
  云贵川交界地区,到处可见这样的山。在这千山万壑之中,坐落着著名的黔北重镇——遵义。
  1935年1月,一群几经浴血奋战、衣衫褴褛的红军战士汇集到了这里。红军入城时,群众的欢呼声、锣鼓声,还有此起彼伏的鞭炮声,震撼着红军战士的心,震撼着红军将领和随军行动的中央领导人的心。这声音,这场景曾是那么熟悉!仅在数月前,在中央苏区,这标语,这口号几乎可以天天见到天天听到!
  然而,曾几何时,有过的一切几乎都丧失了。
  自从1934年10月中央红军撤离苏区后,红军所到之处,都面临着国民党军队的围追堵截,都经历着硝烟战火。红军苦战数月,损失惨重。特别是在湘江岸畔,那是敌人的第四道封锁线,天上几十架飞机轮番轰炸,炮声轰鸣,炸弹落入江中,掀起巨大的水柱。数万红军拥挤在湘江渡口,掩护着中央纵队和军委纵队在狭长的通道上缓慢前进。笨重的机器、行李、辎重随处可见。惨烈的战斗持续了一周之久,红军战士的鲜血染红了湘江水。仅此一战,红军损失减员即达3.05万余人。载渡红军过湘江的舟桥,是用生命之躯铸成的。
  此时,红军已从长征出发时的8.6万余人,剩下3万多人了。
  据说,党的最高领导人博古在湘江渡口拿着手枪对着自己痛苦地比划着。聂荣臻劝他冷静点,防止手枪走火。
  红军何去何从?中国革命前途如何?革命的危机如何扭转?
  遵义城是那些数月来风餐露宿、疲惫不堪的红军战士的喘息之地。
  遵义城是那些以改造中国与世界为己任的共产党人创造历史之地。
  1935年1月15日至1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在遵义老城枇杷桥杨柳街子尹路80号召开。那地方有一座精致的小洋楼,是国民党军队一个师长的公馆。二楼的东厢房里,正中的墙上挂着马克思的像,屋内燃着一个火盆,在寒冷的天气中带来些许温暖。20位在中国革命的漩涡中叱咤风云、影响中国命运的中央领导人和红军高级将领,围坐在一张板栗色的香木方桌四周。他们是:
  政治局委员:博古、周恩来、张闻天、毛泽东、朱德、陈云。
  政治局候补委员:王稼祥、邓发、刘少奇、凯丰。
  红军总部和各军团负责人:刘伯承、李富春、林彪、聂荣臻、彭德怀、杨尚昆、李卓然。
  中央秘书长:邓小平。
  共产国际军事顾问李德及翻译伍修权列席会议。
  会议由博古主持。他作了题为《关于反对敌人五次“围剿”的总结》的报告。他首先提出国民党蒋介石对我们的第五次进攻,我们没有粉碎,作为党中央的主要负责人,他是有责任的。然后他分析说反“围剿”失败的主要原因是由于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力量的强大。国民党布置了100万大军,其中50万是专门进攻中央苏区的,另外还派了外国军事顾问,形成了对红军的绝对优势。在白区,党对人民群众的工作没有做好,游击战争开展不利,瓦解士兵的工作很薄弱,各根据地之间配合不好,根据地后方物资供应太差等等。他突出地强调了第五次反“围剿”失利的客观原因,而对第五次反“围剿”过程中军事指挥上的失误则讲得很少。他还反复说明六届四中全会以来在政治上的战略部署都是正确的。
  博古讲了一个多钟头。他讲话条理分明,文字清晰。
  接着是周恩来的副报告。他侧重于分析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的军事指挥上的主观原因。他认为这次战争我们没有取胜,客观上有各种原因,但军事上我们犯了错误。他主动承担了责任,作了自我批评。
  两个报告过后,会场上出现了暂时的沉默。与会者大多对博古的报告深感不满。
  是的,第五次反“围剿”的确是在敌强我弱、力量对比悬殊的条件下失利的。但是,在整个中国革命历史中,敌强我弱是一种长期的态势。第三次反“围剿”时,敌军是30万,我军是3万,双方比例是10:1。第五次反“围剿”敌军是50万,我军是4万多(未计地方武装),双方比例也是10:1。但两次反“围剿”的结果却迥然不同。第三次反“围剿”战争红军取得了胜利,形成了以瑞金为中心的中央革命根据地,其范围扩展到28个县境,拥有21座县城,总面积5万多平方公里,人口达250多万。而第五次反“围剿”的结果却是中央苏区的丧失和红军有生力量的巨大损失。有着这样的现实对比,绝大多数人对过分强调客观因素的报告是无法接受的。
  历史是人创造的,但是人的创造必须尊重客观现实和发展规律。不尊重实际、违背客观规律必然会受到惩罚。第五次反“围剿”的失利,便是这样一种惩罚。
  这段历史的源头,似乎得从同样影响革命历史命运的一次会议说起。只是那一次的影响几乎是灾难性的。
  1931年1月7日,根据共产国际的电令,中共中央扩大的六届四中全会在上海武定路修德房6号(现武定路930弄4号)秘密召开。参加会议的中央委员和候补中央委员、全总党团、海总党团、铁总党团、共青团中央、江苏省委、白区党的基层组织的代表,共37人。其中王明等15人不是中央委员,占到会人数的45%。
  此次会议之前,党的六届三中全会及其后的中央,已经基本上纠正了李立三的“左”倾冒险主义错误。但王明宗派集团却打着“拥护国际路线”、反对“立三路线”、反对“调和主义”的旗帜,起来反对三中全会后的中央。王明自恃有共产国际的支持,违反党的纪律,拒绝党所分配的工作,错误地结合一部分和他观点相同的人,进行反中央的宗派活动。共产国际代表米夫来华后,明确支持王明。
  六届四中全会是由米夫一手操纵的。会前他起草了《中共四中全会决议案》,并以共产国际远东局、中共中央政治局的名义,拟定了中央委员、候补中央委员、政治局委员名单,拟定了参加会议人员名单。他采取组织手段来控制会议,甚至违反组织原则,让15位列席代表享有与中央委员同等的权利,不但有发言权,而且有表决权、选举权和被选举权。而对于不同意他们观点的某些候补中央委员,则设法阻挠他们参加会议。
  四中全会以批判三中全会的所谓对于“立三路线”的“调和主义”为宗旨,强调反对“党内目前主要危险”的“右倾”,决定“改造和充实各级领导机关”。瞿秋白、周恩来在会上受到严厉指责。根据米夫的提议,王明等9人被补选为中央委员和候补中央委员。缺乏实际斗争经验、年仅26岁的王明成为政治局委员。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主席虽仍由向忠发担任,但实际上中央的领导大权却由王明为代表的少数“左”倾教条主义者所操纵。自此开始了长达四年之久的以教条主义为特征的“左”倾错误在中央的统治。
  王明能够上台,原因是复杂的。自大革命失败后,党内一直存在着浓厚的“左”的情绪,始终没有从指导思想上得到认真的清理。党的很多干部对革命充满热情,但理论和实践经验的准备都不足。当王明等人搬出许多马克思主义词句来吓唬人,并得到共产国际代表的全力支持时,许多人便失去了清醒识别和坚决抵制的能力。而共产国际对王明的上台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本来,共产国际在中共六大上早已宣布不再派全权代表驻中国,但为支持王明上台,却又派米夫来华,直接插手干预中国共产党的内部事务。这种由一个国际中心直接控制别国党和直接指挥各国革命运动的做法,不可避免地会带来严重后果。
  王明等人对中国革命的长期性和艰巨性认识不足,认为“立三路线”的错误不是“左”,而是“右倾”。王明在代表了他的观点的纲领性的小册子《两条路线》(后经过增订,改名为《为中共更加布尔塞维克化而斗争》)中写到:“目前我们还没有全中国的直接革命形势,但在全国革命运动新高潮日益生长和不平衡发展的条件之下,直接革命形势,最近可以首先包括一个或者几个主要的省分”,因而主张在湘鄂赣各省“真正实现一省或几省的首先胜利,进而推进与争取全国范围内的胜利”。①他们要求继续打击中间营垒,强调“进攻路线”。这些主张比李立三的“左”倾错误更坚决,气焰更盛,理论装饰更多,危害更大。
  任何一种政治主张的推行,都离不开组织手段的保障,这是政治生活中的一条规律,古今中外概莫能外。在党内缺少威信、缺少实际经验的王明等人,为着将自己的政治路线推行下去,也走了一条排斥异己的组织路线。
  四中全会后不久,共产国际代表米夫在上海召集四中全会上曾不同意王明等人当选的一些人开会。会上,米夫说王明是中国党内马列主义水平很高的真正的布尔什维克,是百分之百能够执行国际路线的。四中全会是国际领导的,你们信任他,就是信任共产国际。国际指示是绝对正确的,四中全会就是体现国际路线的。米夫宣布,反四中全会便是反国际,你们都应该受处分。
  米夫曾是王明的老师。在老师的教诲下,在排斥异己、培植亲信方面,学生青出于蓝而胜于蓝。王明利用他兼任江苏省委书记的职权,首先对上海开刀(当时江苏省委机关设在上海)。当时在江苏省委工作的刘晓回忆说:
  王明直接向中央要了一批干部由省委使用。事先,陈昌浩、李竹声在王明家里和王明密商人选,后来向中央点名要这些干部。这些人到省委后,王明就将上海各区的区委书记作了一番调整,不听话的撤职、调动,由这些人接任,如陈昌浩到沪东区委,朱阿根到沪西区委,殷鉴到沪中区委,焦明之到闸北区委,夏采曦到法南区委。原来的区委书记或调动或担任区委委员。凡是不同意他的意见的同志,他就一律加以无情打击,从批评直到撤职,有的还不发给生活费。我曾奉命到沪西区委去谈判,要区委的同志不要去反对省委,否则就不发给生活费。这些同志当时没有公开职业,没有任何生活收入,为生活所迫,他们不得不服从省委,从而使王明控制了上海的党组织。②
  对于像瞿秋白、何孟雄、邓中夏等党的重要干部,王明同样使用残酷斗争、无情打击的手段。甚至在何孟雄牺牲后,还要进行彻底清算,打击与分化支持何孟雄的人。对党的早期重要领导人之一的瞿秋白,不仅进行政治打击和组织处理,还在经济上减发生活费,每月象征性地发给16或17元钱(当时上海工人的最高工资是每月50到90元,中等工资是20到30元,最低工资是8到15元)。这对当时身患重病的瞿秋白来说,仅仅能够维持最低生活需要。
  排斥异己仅仅是有系统地改造党的一部分,随之而来的是“钦差大臣满天飞”。
  四中全会后不久,中央就通过了《关于军阀进攻苏维埃区域的决议案》,指出要最高限度地集中并巩固我们在苏维埃区域斗争的领导,为此必须增加并巩固苏维埃区域的中央成分,必须即刻改正在经济的、土地的、组织的政策上所犯的错误。不久便派出中央代表前往各地,如夏曦被派往湘鄂西,任中央分局书记;任弼时、王稼祥、顾作霖被派往中央苏区;张国焘、陈昌浩等被派往鄂豫皖苏区,张国焘任鄂豫皖中央分局书记。
  中央授予被派往各地的中央代表以极大的权力,规定“中央局或中央分局是代表中央的,他有权可以改正和停止当地最高党部的决议与解散当地党委”。还规定“中央局或中央分局只能由中央派遣或指定,而当地最高党部委员会在公开的领导政权的党中一般的都是由当地的代表大会产生的”。这种权力几乎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
  与此同时,中央还专门设立了巡视员制度。1931年5月1日,中央颁布了《中央巡视条例》,规定巡视员的身份是中央对各地党部考察和指导工作的全权代表,对中央负绝对的责任。巡视员具有很大的权力:遇到新的事变时,可以有“先斩后奏”的权力,解决之后再报告中央处理事变的详情;可以检查、教育和提拔干部,改造地方党部;其行使权力的范围并不只限于党组织,而是包括党领导的一切群众组织。
  建立这种领导体制,是为了政治的需要,“保证国际和中央的路线百分之百的执行”。
  中央派往各地的中央代表、巡视员,并非全部都是宗派主义者,但在这种体制之下,必然要为推行错误的政治路线服务。有相当一部分人给所在地区的工作带来严重影响。
  张国焘作为中央代表于1931年4月到达鄂豫皖根据地,5月正式成立了以张国焘为书记的中共中央鄂豫皖分局。他一到鄂豫皖,就大力传达贯彻四中全会精神,对党组织、苏维埃以及各项工作进行全面“改造”。他全面否定了鄂豫皖苏区在以曾中生为书记的鄂豫皖特委领导下取得的成绩,指责过去的领导“执行富农路线”,存在着严重的“右倾机会主义”。不同意张国焘意见的曾中生等人都被扣上了“右派小组织分子”、“反对工人斗争”等帽子,受到严厉批评,有的甚至被开除党籍。后来,张国焘借故撤销了曾中生担任的红四军政委职务,由陈昌浩担任。张国焘还下令逮捕了红十二师师长许继慎,严刑逼供,编造了一个莫须有的制定“全盘反革命计划”的“反革命中心组织”。红四军中有不少师级、旅级、团级干部和党的骨干分子,被当作改组派、第三党、AB团分子而惨遭杀害。仅到1931年11月,被杀害的红四军干部战士即达2600多人。在地方各县也有大批干部被杀。
  同样作为中央代表的夏曦,在湘鄂西根据地也大力推行“左”的错误政策。他对党组织的“改造”是极为“彻底”的。红三军过去每个连队都有党支部,但由于大批党员被无辜打成改组派分子、反革命分子,最后,部队的党团组织和政治机关都被取消了,全军只剩下四名党员,即贺龙、关向应、卢冬生和夏曦本人。在极左路线下强行发动的“肃反”,更是伤害了大批有经验、有能力的干部和骨干分子。就连根据地创始人之一的段德昌,也遭杀害。贺龙曾在《回忆红二方面军》中说:洪湖的县区干部在“肃反”中是杀完了。红三军中,有的连队前后被杀了十多个连长。夏曦在洪湖杀了几个月,只在这次“肃反”中就杀了1万多人。现在活着的几个女同志,是因为杀人先杀男的,后杀女的,敌人来了,来不及杀才活下来了。洪湖失败后,夏曦与红三军在大洪山会合,在那里打围子时,他仍然是白天捉人,夜间杀人。捉人杀人都没有材料根据,都是指名问供。比如捉樊哲祥、谭友林等,理由是他们曾在段德昌领导的机关里刻过油印。③
  如此行为,严重削弱了党和红军的战斗力。
  1931年4月,任弼时、王稼祥、顾作霖组成的中央代表团到达中央苏区。4月17日即召开了会议,作出《接受国际来信及四中全会决议的决议》,批评苏区中央局是在三中全会的“调和路线”之下成立的,其路线“当然是对立三路线的调和路线”;断言“中央局对目前形势的估计是错误的,根本没有指出反革命进攻革命,尤其是进攻红军与苏区,是中国目前政治生活的中心问题”。会议还决定对地主家属等在原则上不分配土地,只允许租借土地给他们耕种。“左”的土地政策开始在中央苏区推行。
  这种领导体制、宗派主义的干部政策和作风,是和当时党中央各类决议中普遍存在的夸夸其谈的作风相匹配的。
  1931年6月,党的总书记向忠发被捕叛变,被国民党处死。王明成为党的负责人。9月,王明赴共产国际任职,行前他根据共产国际的旨意对中央领导机构进行改组,由博古、张闻天、卢福坦、李竹声、康生、陈云等六人组成中共临时中央政治局。博古、张闻天、卢福坦三人组成常委会,由博古负总责。在王明的精心安排下,除卢福坦和陈云外,六人临时中央政治局中竟有四位不是中央委员。这在党的历史上是空前绝后的。如此动作,只是为了能够保证对“进攻路线”的贯彻无误,保证对共产国际和王明忠心耿耿。
  1931年,震惊中外的九一八事变引起了国人的极大愤慨,深刻的民族危机导致了国内阶级关系的变动。党的策略本应随之有所变化,但是共产国际却认为,日本侵占东北是“向反苏战争又进了一步”。临时中央不以中国的现实变化为分析事物的依据,却根据共产国际的指示提出了“武装保卫苏联”的口号。这种口号与其说是调动群众的积极性,倒不如说是伤害群众的感情。对于国内阶级的变动,他们看不到中间派因要求抗日而产生的积极变化,看不到国民党内部发生的分化和破裂。相反,认为中间势力“是帮助国民党来维持他的统治,来使群众不去反对与推翻国民党统治”的,“因而这些派别是最危险的敌人,应该以主要的力量来打击这些妥协的反革命派”。④
  抗日救亡运动的兴起,以及中央苏区在毛泽东、朱德等领导下取得第三次反“围剿”的胜利,被临时中央视为两个阶级之间决死斗争的到来。他们在那个后来被当作“左”倾错误路线经典之作的《由于工农红军冲破敌人第三次“围剿”及革命形势成熟而产生的党的紧急任务》中说:“国民党统治的崩溃,正在加速进行着”,“目前中国政治形势的中心的中心,是反革命与革命的决死斗争”。⑤
  伴随着这样的形势判断,必然是冒险的行动策略。如要求上海等处尽量用全力来准备各个企业的总罢工,提出“工农武装起来,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应该是党目前的中心的鼓动口号,拒绝采用合法形式组织工人斗争。要求山西、河南、河北等地的党组织,通过发动兵变和工农运动,立刻创造出出北方的苏维埃。
  在作出这样武断的规定之后,临时中央又十分自信地写道:“中央坚决地相信:各级党部必定能在最短的时间之内,百分之百的把这些紧急任务完成起来。”⑥
  豪迈的语言与夸夸其谈的分界只在于是否符合事物发展的规律。当这种来自最高领导层的指示违背了实际情况而变为夸夸其淡之后,在国民党统治区域中理所当然地受到了一些有实际工作经验的重要干部,如中共中央职工部长兼中华全国总工会党团书记刘少奇和北平反帝同盟党团书记、河北省委宣传部长李铁夫等的抵制。刘少奇主张在群众工作中尽可能利用公开合法手段,以便党的秘密组织能在群众工作中长期地积聚和发展力量。他在中共中央机关报《红旗周报》上发表文章,批评“退出黄色工会”的策略。刘少奇等人的意见被视为“机会主义路线错误”,他们的职务也被撤销。
  在中央苏区,“左”的错误也逐渐占据了主导地位。1931年11月1日至5日,在中央代表团的主持下,在瑞金召开了苏区党的第一次代表大会,即赣南会议。毛泽东针对红军中存在的本本主义倾向而提出的“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的论断,在这个会议上被中央代表团的同志认为是不重视理论,忽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础理论教育,被称之为“狭隘经验论”和“事务主义”。当时的中央代表团成员任弼时在延安整风中回忆说:
  在苏党大会中,提出了狭隘经验论(似乎还有红军中的游击习气)。我对于中央的指示和狭隘经验论是完全同意的,这也就成为大会的指导思想。⑦
  听说他反对本本主义,所以(我)对反经验主义很合胃口,党大会政治报告都是稼祥写的,组织报告是我写的,搬了很多教条。⑧
  毛泽东根据在长期的农村革命实践中所积累的经验,在土地分配中制定了许多行之有效的政策,如“抽多补少”,“抽肥补瘦”等,却被指责为“是模糊土地革命中的阶级斗争”,“犯了富农路线错误”。①会议把红军迫于敌强我弱的局面而无固定作战线的情况称之为“游击主义”,毛泽东在长期反“围剿”战争中形成的一系列作战原则,被说成是农民落后思想的产物。那些在过去实践中被证明是正确的主张成了“极严重的一贯右倾机会主义”。总之,“要基于国际的四中全会的精神,来坚决执行全都工作的彻底转变”,“要尽量揭破一切口头上承认国际路线正确,实际不执行的阳奉阴违的两面派”。⑨尽管这些指责并未点名,但明显地是针对毛泽东以及同他意见一致的中央根据地领导人的。
  即使如此,临时中央政治局仍不满意,认为派去的中央代表没有完全彻底地贯彻中央的路线。临时中央的机关报《斗争》曾发表洛甫(即张闻天)执笔的《在争取中国革命在一省与数省的首先胜利中中国共产党内机会主义的动摇》一文。该文洋洋洒洒两万余字,对苏区中央局的指责即达七八处之多。文章给苏区的工作扣上了一系列大帽子,如指责把巩固根据地“当作符咒一样的去念”,把消灭“土围子”当作“巩固革命根据地的中心工作”,有“浓厚的等待主义”,助长了“农民意识的发展”;指责在反帝运动和土地革命中“放弃绝对领导权”等等。总而言之一句话:是“十足的机会主义”,只有最坚决、无情地加以反对,才能实现党的任务。相隔十几天之后,临时中央又给中央局发出指示电,再次提出了严厉的批评。
  苏区中央局在压力之下,于1932年五六月间连续作出两个决议,一方面对“左”得还不够彻底作出自我批评,如对“狭隘经验论和事务主义的倾向”上纲上线不够,应指出这种倾向是“反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反国际的,并且代替了反机会主义的全部斗争,掩盖了两条战线上的斗争”等;一方面继续批评毛泽东,并进一步否定了毛泽东提出的红军三大任务(打仗、筹款、做群众工作)和向赣东北发展的主张。
  这两个决议形成时,毛泽东并未闻其事。他后来说:6月回到中央局,见了这个皇皇大文,茅塞为之顿开。知道采取的是缺席审判的办法,一审终结,不许上诉。对于这些“站在上海临时中央立场上”的决议,毛泽东虽对此不满,但心领神会地说:这是事所必至,理有固然的。(11)
  其时,恰是蒋介石开始发动第四次“围剿”之际。对于如何打破敌人的“围剿”,中央局在后方的成员与前方的成员发生了分歧。为着解决意见分歧,统一思想,10月上旬,后方的中央局成员任弼时、项英、顾作霖、邓发等人赶到宁都前线,与在前方的中央局成员周恩来、毛泽东、朱德、王稼祥一起召开了苏区中央局会议。会议由周恩来主持,中心议题是贯彻临时中央的“进攻路线”,制定军事行动计划。会议接受了临时中央《关于帝国主义国民党四次“围剿”与我们的任务的决议》和行动方针的指示电,在会议过程中“开展了中央局从未有过的反倾向的斗争”。后方的同志批评前方的同志“表现对革命胜利与红军力量估计不足”,“有以准备为中心的观念,泽东表现最多”。会议集中火力,对毛泽东进行了错误的批判和指责,把他反对攻打赣州等中心城市,在赣州战役失利后主张红军向敌人统治较弱、党和群众力量较强的赣东北发展的意见,指责为“对夺取中心城市”方针的“消极怠工”,是“纯粹防御路线”;并把他在历次反“围剿”中克敌制胜的“诱敌深入”的方针,指责为“专去等待敌人进攻的右倾主要危险”。会议要求红军在国民党军合围未成之前,选择敌人弱点各个击破,以粉碎敌人的大举进攻。后方成员还提出要毛泽东回后方,负中央政府的工作责任,前方由周恩来负战争领导总责。周恩来在发言中指出,后方有同志对毛泽东的批评过分,他认为“泽东积年的经验多偏于作战,他的兴趣亦在主持战争”,“如在前方则可吸引他贡献不少意见,对战争有帮助”,坚持主张毛泽东留在前方,并提出供选择的两种办法:“一种是由我负责主持战争全责,泽东仍留前方助理;另一种是泽东负指挥战争全责,我负监督行动方针的执行。”朱德、王稼祥也不同意毛泽东离开红军领导岗位。但多数与会者认为毛泽东“承认与了解错误不够,如他主持战争,在政治与行动方针上容易发生错误”。(12)加之1932年9月24日周恩来曾给中央局写信,说过去前方关于战略原则与发展方针时常引起争论,“有时争论则不胜其争论”。“军事行动须当机立断”,但“前方组织既不是集中权于个人负责制,各人能力又均有长短”,“因有许多不同意见且均系负责者的意见,自然要加以考虑”,这种情况“令人无所适从”。这些错综复杂的情况汇集在一起,大多数人同意周恩来提出的第一种方案。毛泽东因不能取得中央的全权信任,也坚决不同意第二种方案。会议批准毛泽东暂时回后方养病,必要时到前方。此后,毛泽东担任的红一方面军总政委的职务被撤销,由周恩来兼任。
  事后,周恩来在给临时中央的报告里说:会议集中火力反对等待观念是对的,“我承认在会议中我对泽东的批评是采取了温和态度,对他的组织观念批评得不足;另外却指正了后方同志对他的过分批评。会后顾、项等同志认为未将这次斗争全面展开是调和,是模糊了斗争战线,我不能同意”。(13)
  任弼时、项英、顾作霖、邓发则于1932年11月12日联名向临时中央报告说:周恩来虽然“指出前方同志以准备为中心的错误,以及我们对(敌)大举进攻认识不足的错误,但他自己并没有站在坚定立场集中火力反对前一种错误。对泽东的批评,当时项英的发言中有过分的地方,但他在结论中不给泽东错误以明确的批评,反而有些地方替他解释掩护,这不能说只是态度温和的问题”。
  至此,毛泽东的党权军权都失去和被剥夺了。
  但是,这只是第一步。
  1933年初,由于“左”的错误使党在白区的工作受到严重损害,以博古为总负责人的临时中央不得已从上海迁到中央苏区。
  由于临时中央所推行的政策与实际情况不符,遭到了一部分以事实际工作的同志的抵制。为了排除障碍,“左”倾路线的执行者们以宗派主义手段打击、排斥持不同意见的同志,对他们开展“残酷斗争”、“无情打击”。反“罗明路线”是当时这一斗争的“代表作”之一。
  罗明曾在1933年间任闽粤赣代理省委书记,他对当时中央不顾苏区的具体情况,限期要江西、福建完成扩军任务提了一些意见,并给省委写信陈述自己的意见。这些意见的精神实质是说根据地的巩固地区和边缘地区情况不同,党的政策也应当有所不同。在一封给省委的信中,罗明说:“要在岩、永、杭敌占区或接近敌区扩大主力红军,莫说我们无办法,就是我们的领袖毛主席来此也是无办法的,甚至请斯大林同志来此也同样无办法。”(14)
  省委将罗明的意见转给临时中央,以博古为首的中央认定罗明出言不逊,是右倾机会主义者,是对革命的悲观失望的、消极主义的逃跑退却路线。1933年2月15日,临时中央作出了《中央局关于闽粤赣省委的决定》,指出“在省委内一小部分同志中,显然形成了以罗明同志为首的机会主义路线”。而省委大多数同志对罗明为首的机会主义路线的严重性没有深刻的认识,没有坚决地站在党中央和中央局的进攻路线上斗争到底,大多数同志在这一斗争中表现了机会主义的动摇与不坚定。《决定》号召“在党内立刻开展对以罗明为代表的机会主义路线的斗争”,“立刻撤销罗明同志省委代理书记及省委驻杭永岩全权代表工作”。随后,博古、张闻天等或作报告,或写文章,批判“罗明路线”。张闻天同罗明谈话,进行批评。罗明不服,再次陈述自己的意见,说自己是主动要求到最艰苦的地方去参加游击战争的。他认为在敌强我弱的情况下,只有在边缘区县发动群众坚持游击战争,才能打破敌人的“围剿”;而扩军的问题更不能硬性统一要求,应区分具体情况,在边缘区县只有分批扩大红军才对。他认为这些都是在实际斗争中,从血的教训中总结出来的。他引用了列宁的话:“群众本身的政治经验,这是一切大革命的基本规律。”
  本来,动不动就引用马列的词句来给人戴大帽子,是王明等“左”倾教条主义者们的“专利”,此时罗明用列宁的话来论证自己的观点,不免引起了对方的强烈不满。博古得知张闻天与罗明谈话的内容后十分恼怒。他当面批评罗明说:你不承认有路线错误,还引用列宁的话来反驳。你们山沟里有什么马列主义?你说边缘区和中心区不能一样扩大主力红军,要采取逐步扩大的办法,是不是说我们不了解边缘区的实际情况,要我们去调查研究?这是你们狭隘的经验主义。如果你不承认路线错误就要开除你的党籍,撤销你的党内外一切职务。最后博古还说,还有比你更高级别的领导干部,犯了同样的错误。他要罗明回到福建在省代会上作检查。(15)
  在反“罗明路线”斗争中,相当一批干部受到打击。张鼎丞回忆说:
  总之,当时“罗明路线”的帽子满天飞,凡在前方不能坚决执行王明的“进攻路线”的,就被调回来,名之曰:“罗明路线”。凡由后方调到前方,不能完成扩军任务的,也称之为“罗明路线”。斗来斗去,一直斗到红军长征了,才不得不停了下来。
  由于反“罗明路线”的结果,闽西的干部遭到严重摧残,被斗得一塌糊涂,在“肃反”之后剩下的数量已经不多的一些老干部,都被打击或排挤。因此造成了党内的恐惧心理和社会的不安现象,造成了党群之间、上下之间、红军与人民之间严重脱节的现象。由此可见,反“罗明路线”的后果是严重的,它带给党和人民的损失是重大的。(16)
  在江西,则开展了反对邓(小平)、毛(泽覃)、谢(唯俊)、古(柏)的斗争。邓、毛、谢、古四人是江西苏区党内支持毛泽东的主张的代表人物,因而被说成是在敌人面前张皇失措,退却逃跑,是“罗明路线在江西的创造者”,并撤销了他们的职务,将他们调往基层担任巡视员和突击队的工作,并将这一斗争扩展到全省。
  后来,任弼时在延安整风时说:这个斗争“是用以抬高中央之威风,同时也是继续发展反毛斗争,打击拥毛干部”。(17)张闻天也说,反“罗明路线”是反毛及老干部,“打毛排弼”(因此时任弼时对单纯军事进攻和命令主义提出了批评)。(18)
  事实上,主观主义的指导思想,必然导致主观片面地对待干部问题,导致组织上的宗派主义。这种宗派主义随着主观主义的发展而发展,又反过来维护主观主义领导的统治,助长主观主义的发展。二者是互为条件、同时并存的。
  1933年下半年,蒋介石经过半年准备,自任总司令,发动了对中央苏区的第五次大规模的“围剿”。他吸取了前几次失败的教训,强调实行所谓“三分军事,七分政治”的方针,对中央苏区在经济上严密封锁,在军事上采取“堡垒主义”的新策略,步步推进。他先后调集100万军队向各地红军进攻,而以50万军队向中央苏区进攻。
  此时,对红军反“围剿”负有实际上的最高指挥权的,是共产国际派来的军事顾问李德。
  临时中央负责人博古,由于不懂军事问题,便求助于共产国际,于是李德就来帮助博古主持军事工作。顾问本应只有建议权,无决定权和指挥权。但李德是共产国际派来的,而对共产国际是应当绝对服从的,因而博古放手让李德充分行使军事指挥权。当时的工作程序是,前方来的电报,都要先送到李德的住处,查证地理方位,绘成简图,再送给李德,经过李德批阅提出相应的意见后,再由翻译将李德的批语译成中文连同电报送给军委副主席周恩来,周恩来再根据来电的重要程度作相应的处理。后来遵义会议所通过的决议对这一问题作过这样的评论:
  政治局扩大会议认为××同志特别是华夫(即李德)同志的领导方式是极端的恶劣,军委的一切工作为华夫同志个人所包办,把军委的集体领导完全取消,惩办主义有了极大的发展,自我批评丝毫没有,对军事上一切不同意见不但完全忽视,而且采取各种压制的方法,下层指挥员的机断专行与创造性是被抹煞了。在转变战略战术的名义之下,把过去革命战斗中宝贵的经验与教训完全抛弃,并目之为“游击主义”,虽是军委内部大多数同志曾经不止一次提出了正确的意见,而且曾经发生过许多剧烈的争论,然而这对于华夫同志与××同志是徒然的。一切这些,造成了军委内部极不正常的现象。(19)
  李德权力甚大,但他只有第一次世界大战中那种正规的阵地战的经验,并不懂得中国革命战争的具体特点,这使他在行使权力时有很大的盲目性。这种盲目性加上中国党内的主观主义和教条主义,所带来的危害也就更大。他和博古等放弃过去几次反“围剿”战争中行之有效的积极防御方针,提出“中国两条道路的决战”和“不放弃根据地一寸土地”等错误口号,主张“御敌于国门之外”,结果使红军辗转于敌军主力和堡垒之间,陷于被动地位。在进攻遭受挫折之后,又采取消极防御方针,主张分兵防御、“短促突击”,企图用阵地战代替游击战和运动战,同装备优良的国民党军队拼消耗。战争的发展对红军日益不利。
  战争进行中,曾出现过对红军粉碎“围剿”有利的机会。当时国民党第十九路军的将领于1933年11月在福建成立中华共和国人民革命政府,公开宣布抗日反蒋,并派代表与红军谈判,双方草签了抗日反蒋的初步协定。红军本可利用这个时机打开一个突破口,但博古等人继续把中间派看成是最危险的敌人,拒不接受毛泽东、周恩来、张闻天、彭德怀等人的建议,认为第十九路军的行动是欺骗群众,不肯在军事上同第十九路军进行配合,致使坐失良机。蒋介石得以在打败福建人民政府后完成对中央苏区的四面包围。
  1934年1月,临时中央在江西瑞金召开六届五中全会。这次会议后来被认为是把“左”倾冒险主义错误推向了顶点的会议。会议继续认定第五次反“围剿”斗争是争取苏维埃中国完全胜利的斗争,将决定中国“苏维埃道路与殖民地道路之间谁战胜谁的问题”,并在“反对右倾机会主义”的口号下,继续发展宗派主义的过火斗争,进一步推行“地主不分田,富农分坏田”的政策,结果是扩大了打击面,造成社会混乱。如此发展的恶果,只能是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
  1934年4月,国民党集中优势兵力进攻中央苏区的北大门广昌。博古、李德不顾敌强我弱的实际情况,调集红军主力,修筑工事死守广昌,并亲赴前线指挥。经过18天血战,部队伤亡惨重,广昌失守。
  此战之前,彭德怀曾当面指责李德是图上作业的战术家,说从一开始第五次反“围剿”的作战指挥就是错误的。广昌一役失利,更多的人对军事路线表示怀疑,一些“左”倾思想严重的领导人也开始不满。张闻天在一次军事会议上公开说,广昌之战同敌人死打硬拼,只能使红军白白遭受损失,这种蛮干不能再继续下去了。
  博古立即回答说:洛甫同志的意见,重演了一起历史往事,一段国际共运中的内部斗争。那就是1905年俄国工人起义失败后,机会主义者的普列汉诺夫,对布尔什维克的指导方针横加指责,说什么起义是“不合时宜的”,“失败是不难预料的”,是“本来就用不着拿起武器”等等。……我相信,历史也会证明,在当前的斗争中,正确的将是李德同志和我们坚决贯彻的共产国际路线,而不是你洛甫同志。
  战争的失利,使中央领导层内部的分歧公开化了。当然,博古同样希望战争胜利。作为党的最高负责人,他更清楚如果失败自己将承担什么样的责任。但他在如此紧要关头仍忘不了引经据典,仍抱着对共产国际甚至对李德的迷信,其教条主义态度可见一斑。这正像毛泽东数年后所评论的那样,犯思想病最顽固的,是高级干部中的人。
  1934年10月,国民党军队推进到中央苏区腹地,中央红军被迫撤离中央苏区,踏上向西突围的征途,开始了长征。
  这一段前缘往事,是参加遵义会议的每一个人所亲历过的。第五次反“围剿”何以会失败?长征以来何以会损失那么惨重?大家心里都明白。博古的报告理所当然地引起大家的不满。
  短暂的沉默之后,毛泽东第一个发言。他表示不同意博古的报告。张闻天也表示不同意,并从口袋里掏出早已准备好的提纲。这提纲的内容是他和毛泽东、王稼祥在长征途中谈过多次的,基本上是毛泽东的思想。他批评了错误的军事指导思想,主要表现在对待蒋介石的堡垒设防,采用堡垒对堡垒的错误战术;在反“围剿”战斗中,不应当与敌人主力进行抗击,而且分散兵力;不能够利用第十九路军起义的有利时机,打击蒋介石,粉碎敌人的“围剿”战略;在部队突围的时候,张皇失措,犯了逃跑主义的错误;转移中明知敌人已经设好罗网,还坚持继续与红二、六军团会合的主张等等。张闻天的发言后来被称之为“反报告”。
  张闻天与博古共事多年,是当时的中央政治局常委之一。在推行“左”的路线、方针和政策方面,张闻天可以说为临时中央立下了汗马功劳。但在残酷无情的事实面前,他终于摈弃了过去一贯的主张,改为支持毛泽东的正确主张。他的发言是出乎博古意料之外的。博古宣布上午休会,下午继续进行。
  下午开会后,毛泽东第一个发言。他指出,博古的总结报告不是实事求是的,是在替自己辩护。他认为,“三人团”(由博古、李德和周恩来组成)在指挥红军对付敌人的第五次进攻时,不客气地说,犯了军事路线上的错误。这个错误在整个战争中,归纳起来,表现为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进攻中的冒险主义,第二个阶段是防御中的保守主义,第三个阶段则为退却中的逃跑主义。毛泽东的发言时间很长,大约用了一个小时,但并未留下记录。后来毛泽东所写的《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一文反映了当时发言的基本观点。
  紧接着发言的是王稼祥。他旗帜鲜明地支持毛泽东的发言和张闻天的“反报告”,提出应由毛泽东来指挥红军。王稼祥与博古是莫斯科时期的同学,他们曾观点一致地反对李立三,并为此受过处分。但当他被派到苏区之后,与毛泽东的接触逐渐增多,深感毛泽东在许多方面是正确的,在宁都会议上他站在毛泽东一边,反对撤销毛泽东所担任的红一方面军总政委的职务。在这一关键时刻,他再次投了支持毛泽东的一票。后来毛泽东多次提及此事。
  朱德一向谦逊稳重,现在却声色俱厉地追究临时中央领导的错误,批评他们排斥毛泽东,依靠外国人李德丢掉根据地,牺牲了多少人命。他说,如果继续这样的领导,我们就不能再跟着走下去。
  在三天的会议期间,参加会议的各军团领导人都作了发言。李富春、聂荣臻、彭德怀等对错误的军事指挥,都作了严厉的甚至是言辞激烈的批评。
  周恩来再次发言,表示支持毛泽东、张闻天、王稼祥的发言。当时他是指挥红军的“三人团”成员之一,又是中央政治局常委、中革军委副主席、红一方面军总政委,因而他的发言举足轻重。他赞同对“左”倾军事错误的批判,全力推举毛泽东。他指出,只有改变错误的领导,红军才有希望,革命才能成功。会后陈云在传达遵义会议精神的提纲中说:
  扩大会中恩来同志及其他同志完全同意洛甫及毛、王的提纲和意见,博古同志没有完全彻底的承认自己的错误,凯丰同志不同意毛、张、王的意见,A同志(指李德,又称华夫)完全坚决的不同意对于他的批评。(20)
  凯丰不同意毛泽东的观点,在会前他曾几次找聂荣臻谈话,要其在会上支持博古。当他听到毛泽东提出要检讨军事路线时,说毛泽东“你懂得什么马列主义,你顶多是看了些《孙子兵法》!”
  毛泽东后来多次谈到此事。1962年,他对日本朋友说:
  遵义会议时,凯丰说我打仗的方法不高明,是照着两本书去打的,一本是《三国演义》,一本是《孙子兵法》。其实,打仗的事,怎么照书本去打?那时,这两本书,我只看过一本——《三国演义》。另一本《孙子兵法》,当时我并没看过。那个同志硬说我看过。我问他《孙子兵法》有几篇?第一篇的题目叫什么?他答不上来。其实他也没看过。从那以后,倒是逼着我翻了翻《孙子兵法》。(21)
  经过三天的讨论,政治局最后作出决议,认为没有能够粉碎敌人第五次“围剿”的主要原因是在军事指挥上和战略战术上的错误,而军事上的领导错误应由李德、博古和周恩来三人负责,其中李德和博古应当负主要责任。
  会议作出如下决定:
  (一)毛泽东当选为常委。
  (二)指定洛甫同志起草决议,委托常委审查后,发到支部中去讨论。
  (三)常委中再进行适当的分工。
  (四)取消“三人团”,仍由最高军事首长朱、周为军事指挥者,而恩来同志是党内委托的对于指挥军事上下最后决心的负责者。
  博古虽然在会上处于被批判的地位,但他没有压制不同意见,而是让大家把意见充分表达出来。他虽然在思想上没有完全彻底地想通,但服从了会议的决议。
  会后不久,中央常委进行分工,由张闻天代替博古负总责,毛泽东协助周恩来指挥军事。象征着中央最高负责人权力的两只铁皮公文箱,从博古那里移到了张闻天处。
  毛泽东在1943年11月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曾说:遵义会议以后的路线和遵义会议以前的路线,是马列主义和非马列主义的区别。遵义会议前被诬为机会主义者的,今天已变为主要领导者。
  遵义会议是一个分水岭。
  这个分水岭是希望改造中国与世界的人们用血的代价塑成的。
  1945年4月20日,党的扩大的六届七中全会通过的《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高度评价了遵义会议:
  遵义会议集中全力纠正了当时具有决定意义的军事上和组织上的错误,是完全正确的。这次会议开始了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中央的新的领导,是中国党内最有历史意义的转变。也正是由于这一转变,我们党才能够胜利地结束了长征,在长征的极端艰险的条件下保存了并锻炼了党和红军的基干,胜利地克服了坚持退却逃跑并实行成立第二党的张国焘路线,挽救了“左”倾路线所造成的陕北革命根据地的危机,正确地领导了1935年的“一二九”救亡运动,正确地解决了1936年的西安事变,组织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推动了神圣的抗日战争的爆发。(22)
  历史将记住这个会议。
  ①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7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第611、616页。
  ② 《中共党史资料》第14辑,中共党史出版社1985年版,第102页。
  ③ 参见《近代史研究》,1981年第1期。
  ④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8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第41页。
  ⑤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7册,第406页。
  ⑥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7册,第415页。
  ⑦ 任弼时在延安整风会议上的发言,1943年11月。
  ⑧ 任弼时在六届七中全会上的发言记录,1945年4月20日。
  ⑨ 《政治决议案》,1931年11月,《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7册,第448页。
  ⑩ 《党的建设问题决议案》,1931年11月,《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7册,第470、483页。
  (11) 毛泽东:《驳第三次“左”倾路线》,1941年。
  (12) 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上卷,人民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389—390页。
  (13) 《周恩来向临时中央报告宁都会议之简情》,1932年11月12日。
  (14) 张鼎丞:《中国共产党创建闽西革命根据地》,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65页。
  (15) 罗明:《关于罗明路线的回顾》,《中共党史资料》1982年第2辑。
  (16) 张鼎丞:《中国共产党创建闽西革命根据地》,第68页。
  (17) 任弼时延安整风笔记,1943年11月。
  (18) 张闻天在延安整风时的发言,1943年11月21日。
  (19) 《遵义会议文献》,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21页。
  (20) 《遵义会议文献》,第42页。
  (21) 毛泽东会见日本社会党由顾问铃木茂三郎率领的访华代表团的谈话,1962年2月。
  (22) 见《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969—970页。
  

延安整风实录/高新民,张树军著.—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0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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