陕北的山，与峻峭挺拔、林木葱葱的南方的山迥然不同。
　　这里的山，山顶是平的，不像是平地上挺起的山脉，倒像原本是平地，只是历经沧桑，风风雨雨把它冲刷出千沟万壑，平地反倒成了山脉。当地人把这些山叫做“峁”。
　　在这些峁之间，有一座历史名城——延安。
　　1937年11月29日，一架飞机在延安的简易机场降落。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共产国际执委、主席团委员王明偕同康生等人缓步走下飞机。中共中央领导人张闻天、毛泽东、朱德等人在机场热烈欢迎。毛泽东以“饮水思源”为题致欢迎词说：欢迎从昆仑山上下来的“神仙”，欢迎我们敬爱的国际朋友，欢迎从苏联回来的同志们。你们回到延安是一件大喜事，这就叫做“喜从天降”。
　　据张国焘回忆说，当时彼此握手拥抱，一堂所叙，都是高兴的事。
　　毛泽东对王明的归来，并不持有排斥的心理。他相信，对于遵义会议以来的路线，即使是共产国际，也应当予以肯定。
　　这种自信，是建立在两年多来对“左”的错误的清理批判，以及中央的新策略在实践中有了重大发展的基础之上的。
　　遵义会议时，由于军情紧迫，只是纠正了当时对党和红军的生死存亡具有决定意义的军事指挥上的错误，改组了中央领导机构。党中央在陕北落脚之后，毛泽东开始逐一清理在军事上、政治上、思想上“左”的错误。毛泽东后来说，改变我们的学风、党风、文风，要搞彻底，来一个彻底的转变。这个转变已经准备很久了，从遵义会议以来就在准备。
　　这个准备，是先从政治路线开始的。
　　1935年12月17日至25日，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在瓦窑堡召开，讨论军事问题、全国的政治形势和党的策略问题。毛泽东指出：战略方针应是坚决的民族革命战争，首先把国内战争与民族战争相联系，一切战争都在民族战争的口号下进行；还说民族资产阶级有两重性，是可以争取的。会议通过了张闻天起草的《关于目前政治形势与党的任务的决议》，指出目前政治形势已经起了基本的变化，党的策略路线是发动、团结与组织全中国全民族一切革命力量去反对当前主要敌人。会议批判了党内那种认为中国民族资产阶级不可能和工人、农民联合抗日的观点，决定了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
　　12月27日，毛泽东根据会议的决议，在党的活动分子会议上作了《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的报告。报告指出，目前形势的基本特点，就是日本帝国主义要变中国为它的殖民地。他概括了总的阶级关系特征，指出：“把这个阶级关系问题总起来说，就是：在日本帝国主义打进中国本部来了这一个基本的变化上面，变化了中国各阶级之间的相互关系，扩大了民族革命营垒的势力，减弱了民族反革命营垒的势力。”因此，党的基本策略任务就是建立广泛的民族革命统一战线。
　　毛泽东在这个报告中，批判了党内长期存在的狭隘的关门主义和革命急性病——这是党和红军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遭受严重挫折的基本原因——指出其根源在于没有认识到中国革命的长期性问题。
　　对革命的力量是要纯粹又纯粹，革命的道路是要笔直又笔直；圣经上载了的才是对的；民族资产阶级是全部永世反革命了；对于富农，是一步也退让不得；对于黄色工会，只有同它拼命；如果同蔡廷锴握手的话，那必须在握手的瞬间骂他一句反革命；哪有猫儿不吃油，哪有军阀不是反革命；知识分子只有三天的革命性，招收他们是危险的等等这些“左”的政治路线的主要错误观点，毛泽东进行了全面批驳。他指出：
　　日本帝国主义决定要变全中国为它的殖民地，和中国革命的现时力量还有严重的弱点，这两个基本事实就是党的新策略即广泛的统一战线的出发点。组织千千万万的民众，调动浩浩荡荡的革命军，是今天的革命向反革命进攻的需要。只有这样的力量，才能把日本帝国主义和汉奸卖国贼打垮，这是有目共见的真理。因此，只有统一战线的策略才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策略。关门主义的策略则是孤家寡人的策略。关门主义“为渊驱鱼，为丛驱雀”，把“千千万万”和“浩浩荡荡”都赶到敌人那一边去，只博得敌人的喝彩。关门主义在实际上是日本帝国主义和汉奸卖国贼的忠顺的奴仆。关门主义的所谓“纯粹”和“笔直”，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向之掌嘴，而日本帝国主义则向之嘉奖的东西。我们一定不要关门主义，我们要的是制日本帝国主义和汉奸卖国贼的死命的民族革命统一战线。①
　　毛泽东在这篇报告中用大约4500多字阐述了中国各阶级关系的变动状况，又用了将近3000字概述了广泛的统一战线策略，批驳了关门主义策略。这是自遵义会议以来毛泽东对“左”的错误政治路线所作的最全面的清算。
　　值得注意的是，在这个会议上，毛泽东情绪激动地提出，对于当年用来打击苏区领导人的所谓“罗明路线”的问题，至今都还没有给予平反，这是说不过去的。罗明的问题只是工作的问题，不是路线的问题。相反，过去中央整个干部政策都是错误的，完全是立三路线宗派主义的残余，是要不得的。博古同志来到苏区后，对中央苏区原来的领导人统统加以拒绝，被排斥在外的竟有24人之多，这完全是一种宗派主义的行为。遵义会议只纠正了博古的其他错误，没有指出其宗派主义、冒险主义的问题是路线错误，这是不够的。
　　这次政治局会议是以讨论当前政治形势和统一战线问题为主题的，因此，当博古部分地承认了错误，张闻天又主动出来承担责任后，毛泽东没有把这个话题继续下去。何时再谈，只待合适的时机。
　　1937年5月3日，毛泽东在延安召开的党的全国代表会议上作了题为《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时期的任务》，再次对政治策略问题作了阐述。他进一步强调了党在统一战线中的领导权问题，并就民族矛盾和国内矛盾，党的政治纲领与孙中山三民主义的异同，民主共和国的性质和前途，党的斗争方式、组织方式和工作方式等问题作了说明。而要执行党的这一切策略，必须一方面同“左”的关门主义作斗争，一方面同尾巴主义作斗争。他说：
　　我们党在民众运动中，有严重的关门主义、高慢的宗派主义和冒险主义的传统倾向，这是一个妨碍党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和争取多数群众的恶劣的倾向。在每一个具体的工作中肃清这个倾向是完全必要的。我们的要求是依靠多数和照顾全局。陈独秀尾巴主义的复活是不能容许的，这是资产阶级改良主义在无产阶级队伍中的反映。降低党的立场，模糊党的面目，牺牲工农利益去适合资产阶级改良主义的要求，将必然引导革命趋于失败。我们的要求是实行坚决的革命政策，争取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彻底胜利。为了达到克服上述这些不良倾向的目的，在全党中提高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水平是完全必要的，因为只有这种理论，才是引导中国革命走向胜利的指南针。②
　　应该说，毛泽东这个报告不仅深化了对党的历史上“左”的错误的批判，而且提出了提高全党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水平用以克服在政治路线问题上“左”和右两种倾向的要求。这是要求全党学习理论的先声。
　　对于军事路线上的争论，战争的实践已经证明了孰是孰非，遵义会议也肯定了毛泽东的正确意见。但对于这场争论还需要有一个理论总结，以便真正统一全党思想。1936年12月，毛泽东写下了《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从探索中国革命战争规律的高度出发，全面阐述了中国革命战争的正确原则，批驳了照搬外国经验的做法。在列举了一系列正确的作战原则后，毛泽东说，从1932年1月开始，在党的“三次‘围剿’被粉碎后争取一省数省首先胜利”那个包含着严重原则错误的决议发布之后，“左”倾机会主义者就向着正确的原则作斗争，最后是撤销了一套正确原则，成立了另一整套和这相反的所谓“新原则”，或“正规原则”。从此以后，从前的东西不能叫做正规的了，那是应该否定的“游击主义”。反“游击主义”的空气，统治了整整的三个年头。
　　毛泽东以辛辣嘲讽的语气说：
　　起劲地反对“游击主义”的同志们说：诱敌深入是不对的，放弃了许多地方。过去虽然打过胜仗，然而现在不是已经和过去不同了吗?并且不放弃土地又能打胜敌人不是更好些吗?在敌区或在我区敌区交界地方去打胜敌人不是更好些吗?过去的东西没有任何的正规性，只是游击队使用的办法。现在我们的国家已成立了，我们的红军已正规化了。我们和蒋介石作战是国家和国家作战，大军和大军作战。历史不应重复，“游击主义”的东西是应该全部抛弃的了。新的原则是“完全马克思主义”的，过去的东西是游击队在山里产生的，而山里是没有马克思主义的。新原则和这相反：“以一当十，以十当百，勇猛果敢，乘胜直追”，“全线出击”，“夺取中心城市”，“两个拳头打人”。敌人进攻时，对付的办法是“御敌于国门之外”，“先发制人”，“不打烂坛坛罐罐”，“不丧失寸土”，“六路分兵”；是“革命道路和殖民地道路的决战”；是短促突击，是堡垒战，是消耗战，是“持久战”；是大后方主义，是绝对的集中指挥；最后，则是大规模搬家。并且谁不承认这些，就给以惩办，加之以机会主义的头衔，如此等等。
　　无疑地，这全部的理论和实际都是错了的。这是主观主义。这是环境顺利时小资产阶级的革命狂热和革命急性病的表现；环境困难时，则依照情况的变化以次变为拼命主义、保守主义和逃跑主义。这是鲁莽家和门外汉的理论和实际，是丝毫也没有马克思主义气味的东西，是反马克思主义的东西。③
　　毛泽东把两种不同的军事路线的基本点全部列了出来，加以对比，如同对政治路线问题的分析一样，最后也归结为理论与实际相脱离的错误，归结为主观主义。
　　既然政治路线和军事路线的错误都与主观主义有关，那么，清理思想认识上的主观主义就是势所必然的。为达此目的，1937年七八月间，毛泽东在延安抗日军事政治大学连续作了题为《实践论》《矛盾论》的讲演，其矛头所向，主要指向披着马克思主义外衣的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特别是教条主义。
　　毛泽东针对党内曾长期存在的只知道生吞活剥马克思主义书籍中的只言片语，用来吓唬人们的现象，突出地强调实践对于人的认识的重要性。他说：“理论的基础是实践，又转过来为实践服务。判定认识或理论之是否真理，不是依主观上觉得如何而定，而是依客观上社会实践的结果如何而定。真理的标准只能是社会的实践。实践的观点是辩证唯物论的认识论之第一的和基本的观点。”④他又强调真理是发展的，指出，任何过程，不论是属于自然界的和属于社会的，由于内部的矛盾和斗争，都是向前推移和向前发展的，人们的认识运动也应跟着推移和发展。他认为，真正的革命指导者，不但在于当自己的思想、理论、计划、方案有错误时须得善于改正，而且在于当某一客观过程已经从某一发展阶段向另一发展阶段推移转变的时候，须得善于使自己和参加革命的一切人员在主观认识上也跟着推移转变，适合于新的情况的变化。他把人的认识对于实践的关系概述为“通过实践而发现真理，又通过实践而证实真理和发展真理。从感性认识而能动地发展到理性认识，又从理性认识而能动地指导革命实践，改造主观世界和客观世界。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这种形式，循环往复以至无穷，而实践和认识之每一循环的内容，都比较地进到了高一级的程度。这就是辩证唯物论的全部认识论，这就是辩证唯物论的知行统一观”。⑤
　　据此，毛泽东提出，唯心论和机械唯物论，机会主义和冒险主义，都是以主观和客观相分裂，以认识和实践相脱离为特征的。他指出右倾机会主义的实质是思想落后于实际，而“左”翼空谈主义的实质是思想超过客观过程的一定发展阶段。这是对党内出现“左”右两种错误倾向的思想认识根源的深刻分析。
　　为了真正树立起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路线，毛泽东强调指出：我们现在的哲学研究工作，应当以扫除教条主义思想为主要的目标。他说有两个认识过程：一个是由特殊到一般，一个是由一般到特殊。教条主义者在这个问题上的错误，就是一方面，不懂得必须研究矛盾的特殊性，认识各别事物的特殊的本质，才有可能充分地认识矛盾的普遍性，充分认识诸种事物的共同的本质；另一方面，不懂得在我们认识了事物的共同的本质以后，还必须继续研究那些尚未深入研究过的或者新冒出来的具体的事物。我们的教条主义者是懒汉，他们拒绝对于具体事物做任何艰苦的研究工作，他们把一般真理看成是凭空出现的东西，把它变成人们所不能捉摸的纯粹抽象的公式，完全否认了并且颠倒了这个人类认识真理的正常秩序。他们也不懂得人类认识的两个过程的相互联结——由特殊到一般，又由一般到特殊，他们完全不懂得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
　　他还说：“用不同的方法去解决不同的矛盾，这是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必须严格地遵守的一个原则。教条主义者不遵守这个原则，他们不了解诸种革命情况的区别，因而也不了解应当用不同的方法去解决不同的矛盾，而只是千篇一律地使用一种自以为不可改变的公式到处硬套，这就只能使革命遭受挫折，或者将本来做得好的事情弄得很坏。”⑥
　　这是对教条主义一针见血的批评，其锋芒所向，切中要害。其论述的影响，已经超越单纯地清算王明“左”倾错误本身，具有深远的意义。
　　应当承认，这些对“左”的错误的批判，有些如军事上的错误和某些政治策略方面的错误，由于其效果是直观的表象的甚至是立竿见影的，因此易于为大家所认同，也易于纠正。而思想上的根源，由于属表象之后的深层次的问题，而全党的理论水平又不平衡，因而不易为大家所察觉，所认同，纠正这种问题所需时日也是长期的。在数年之后进行的延安整风，乃是对这种“左”的错误清理的延续。
　　这种思想上的清理，奠定了在抗日战争新时期党的事业发展的基础。1937年七七事变后，国共两党第二次合作，党倡导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正式形成，中国国内出现了前所未有的抗日高潮。
　　但是，国共两党在如何抗日的问题上，一开始就存在严重的分歧，形成两条截然不同的对抗日战争的指导路线。国民党从中国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利益出发，力图使抗战的进行不致损害他们的统治地位，并且在打败日本侵略者后继续他们的统治，因而实行片面抗战路线，即坚持国民党一党专政，只实行单纯政府和军队的抗战，不给人民以抗日所必须的民主自由权利，不改善工农大众的生活，防止人民力量在抗战中发展。共产党则提出全面抗战的路线，指出中国是有力量进行抗战并取得最后胜利的，这种力量最深厚的根源存在于广大人民之中，只有动员和组织人民，才能抵御强敌。因而必须在全国进行必要的政治经济改革，废除国民党的一党专政，给人民以充分的抗日民主权利，适当地改善工农大众的生活，充分动员、组织和武装民众抗战，使抗日战争成为真正的人民战争。
　　这两条路线表明，国共合作不可能是一帆风顺的，国共之间的合作必将是有斗争的和曲折的。共产党以其弱小的经济和军事力量要推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发展，必须保持自己政治上的独立自主。但恰在这时，在与国民党联合问题上，出现了与土地革命战争后期相反的右的倾向。
　　1937年8月下旬，红军改编为八路军后，一度取消了政治委员制度，并把政治部改为政训处，党的集体领导削弱了，出现了军阀主义等不良倾向。有的共产党员主张参加国民政府，以接受国民党委任为荣耀。在救亡工作中，有些人同意章乃器提出的“少号召，多建议”的意见。9月，湘赣边区有的负责人在谈判游击队改编时，接受国民党提出的由武汉行营派遣副司令、军需主任等条件(中央发现后制止)。10月，西安地方党组织受国民党市党部欺骗，将西北救国会组织无原则解散。同月，华北军分会发出了一个指示，过低地估计了日军的进攻力量，过高地估计了国民党军队的力量及其进步性，否认敌后游击战争的战略地位，主张运动游击战，放松了以共产党为主，自力更生，发动群众，组织游击战争和进行长期艰苦战争的精神准备。
　　为了教育全党同志克服右倾情绪的滋长，1937年11月12日，毛泽东代表中央在延安党的活动分子会议上作了《上海太原失陷以后抗日战争的形势和任务》的报告，强调党要坚持全面抗战路线，反对片面抗战路线，指出实现共产党领导抗战，当前的具体任务就是把国民党提高到共产党所主张的抗日救国十大纲领和全面抗战路线上来，决不能把共产党降低到国民党的地主资产阶级专政和片面抗战的路线上去。毛泽东突出地强调了保持党的独立自主的重要性，指出：“必须尖锐地提出谁领导谁的问题，必须坚决地反对投降主义。”⑦毛泽东批评了党内出现的这种阶级对阶级的投降主义倾向。他措辞严厉地说：“阶级投降主义实际上是民族投降主义的后备军，是援助右翼营垒而使战争失败的最恶劣的倾向。为了争取中华民族和劳动群众的解放，为了使反对民族投降主义的斗争坚决有力，必须反对共产党内部和无产阶级内部的阶级的投降倾向，要使这一斗争开展于各方面的工作中。”⑧
　　从毛泽东发表这个讲话时起，党内有右倾倾向的人一直反对这个报告。
　　王明回国，正处于这个关键的时刻。
　　向来以“左”著称的王明，却以另一番形象出现在大家面前。
　　1937年3月，王明在莫斯科写的题为《救中国人民的关键》一文，提出红军改编不仅仅是改变红军的名称，而且要相当地改变红军的性质。9月1日，他在《日寇侵略的新阶段与中国人民斗争的新时期》中又说，必须要建立包括有全中国各种武装力量，而同时有统一指挥统一纪律统一供给和武装，以及对敌作战有统一军事计划的全中国统一的国家军队。很明显，王明已经一反常态，从“左”的一端跳到了另一个极端。这种姿态，是许多人始料不及的。
　　王明回国不久，中共中央于1937年12月9日至14日，在延安召开政治局会议。毛泽东、张闻天、王明、周恩来、陈云、博古、林伯渠、彭德怀、凯丰、刘少奇、项英、康生、张国焘等政治局委员和陕甘宁边区负责人共13人参加会议。
　　作为刚从共产国际回来、掌握了共产国际新精神的代表，颇有钦差大臣风格的王明在会上作了题为《如何继续全国抗战和争取抗战胜利呢?》的报告和会议结论。无疑，王明对于应当坚持抗战、坚持国共合作这个大前提与党中央并无二致。问题的争论恰如他的报告题目所说：如何进行抗战，如何巩固和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王明在会上所讲的主要不同意见是：第一，否认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存在不同阶级集团，极力夸大蒋介石集团在抗战中的进步性。他说，国民党在抗战中是有进步的，南京政府开始走向统一的政府，开始实行国防的任务，中国政治制度已经走上了民主自由，救国运动已在各地发展。对于CC系与复兴社，过去是叫法西斯，现在应当公开纠正过来，法西斯是侵略殖民地的，复兴社是民族独立与社会进步化的。第二，否认无产阶级在抗战中的领导权，抬高蒋介石在抗战中的领导作用。他说，在统一战线中，两党谁是主要力量?在全国政权与军事力量上，我们不能够提要把国民党提高到共产党的地位，空喊领导，只有吓走同盟军。第三，提出与中央精神相背的方针政策。他说，今天的中心问题，是一切为了抗日，一切经过统一战线，一切服从抗日，今天不是组织群众狭小的团体，而是利用现在合法的团体，要利用合法，取得合法。现在我们不是反对党，而是政府党。过去提国民党片面抗战，使他们害怕，现在要提政府抗战很好，要动员武装广大人民来帮助政府和军队抗战。在抗战的条件下，不怕国民党的限制，我们一定要取得合法，到国民党中去立案。我们对政权问题，不要提出改造旧政权，而是要统一的国防政府，共产党员及一切反日派别中有威望有能力的代表，加入国民政府。我们反对地方不服从中央，八路军也要接受蒋介石的指挥，建立真正统一指挥、统一纪律、统一武装、统一供给和统一作战计划的军队。目前中国战争胜利的根本因素之一是全国军队的统一指挥，没有统一的国防军与统一的正规军是不能战胜日本帝国主义的，游击战争不能战胜日本。第四，说中央在洛川会议到十二月会议期间在统一战线工作中犯了错误，并把这个错误归结为七条：对抗战后的国民党基本估计不足；把民主民生与抗日问题并列起来；没有抓住国共合作为重心；没有强调发动群众也须经过统一战线这个主要环节；没有提出共同领导、共同负责、共同发展，对国民党态度有错误；强调独立自主，妨害了统一战线；宣传工作中还有党八股，如独立自主的游击战的宣传。
　　王明的这些主张，是比较系统的右倾观点，他所极力反对的，是洛川会议以来中央所制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特别是毛泽东在《上海太原失陷以后抗日战争的形势和任务》中提出的基本观点。
　　同王明一起回国的康生，在会议上极力支持王明的主张，说现在要内部团结，须提出下列口号：拥护蒋委员长继续领导全国抗日，拥护中央政府继续抗日，共产党要帮助国民党改造军队，帮助国民党购买军火，帮助蒋介石创设军事工业。关于片面抗战与全面抗战的提法，今后最好不用，现在最好都用反日民族自卫战争的提法，不用反日民族革命战争的提法。
　　王明的右倾主张固然是错误的，但更使人奇怪的是，王明这样一个以“左”著称的人怎么会从“左”一下子转变到右倾的呢?这与共产国际的态度有很大关系。1935年7月25日至8月20日，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制定了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政策，支持中国共产党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但共产国际对当时的形势却估计为日军向中国进攻是为了进行反苏战争，故尔要求各国党服从武装保卫苏联的政策。斯大林认为，中国共产党和工人阶级，作为反侵略斗争中的领导者还是弱的，中国共产党要把群众争取到自己方面来还需要时间，究竟需要多少时间还很难说。因此他们把中国的抗战寄托于国民党和蒋介石的军队，要中国共产党服从国民党的领导，把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武装力量改编为蒋介石的军队，去打阵地战，以便牢牢捆住日本侵略者的手脚。
　　王明回国前夕，共产国际书记处于1937年8月10日召开专门会议，讨论中国抗战形势和中国共产党的任务。季米特洛夫认为，中国红军是一支农民军队，党的队伍中工人比例很小。他担心中国共产党能否适应新的环境和任务，亦即认为中国共产党难于做抗日战争的领导者。他还要求中国共产党运用法国共产党“一切服从人民战线”、“一切经过人民战线”的经验，把中共领导的武装力量改编为国民党军队，做到共同领导，进行阵地战。
　　王明对中国的实际情况并无切身体会，但他唯书、唯上的思维方式使他毫不犹豫地贯彻共产国际的“新政策”。而当时党内尚未克服的右的倾向恰恰给他提供了一个基础。
　　毛泽东对王明的意见是无法赞同的。他于12月11日、12日在会上作了两次发言，重申坚持洛川会议确定的方针政策。他说：统一战线的总方针要适合于团结御侮。在统一战线中，“和”与“争”是对立的统一。八路军与游击队是全国军队的一部分，但是要在政治工作上、官兵团结上、纪律上、战场上起模范作用。过去我们反对国民党派大官来是必要的，因为西安事变后国民党要派大批人来侮辱和破坏红军，应该拒绝。国民党与共产党谁吸引谁这个问题是存在的，不是说要将国民党吸引到共产党，而是要国民党接受共产党的政治影响。如果没有共产党的独立性，便会使共产党走到国民党方面去。我们所谓独立自主是对日本作战的独立自主，战役战术是独立自主的。抗日战争总的战略方针是持久战。红军的战略方针是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在有利条件下打运动战，集中优势兵力消灭敌人一部分。独立自主，对敌军来说我是主动而不是被动的，对友军来说我是相对的集中指挥，对自己来说是给下级以机动。总的一句话：相对集中指挥的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洛川会议决定的战略方针是对的。毛泽东的意见与王明的意见在本质上是对立的。
　　由于毛泽东等人的抵制，王明的意见最终没有形成会议决议。但是，参加会议的部分同志出于对共产国际的盲目信任，支持王明的主张，把“一切经过统一战线”的口号写进了会议传达大纲——《中央政治局十二月会议的总结与精神》，并向下面传达。这样，在1937年的十二月会议上，毛泽东不可避免地成了少数派。毛泽东后来在延安整风时说：
　　一九三七年十二月政治局会议，由于王明的回国，进攻中央路线，结果中断了遵义会议以后的中央路线。十二月会议我是孤立的，我只对持久战、游击战为主，统一战线中独立自主原则是坚持到底的。⑨
　　这样一个结局，毛泽东在欢迎王明回国时是难以预料的。
　　十二月会议决定，成立中国共产党第七次代表大会筹备委员会，毛泽东任主席；增补王明、陈云、康生为中央书记处书记；由周恩来、王明、博古、叶剑英组成中共代表团，负责与国民党谈判；由项英、周恩来、博古、董必武组成中共中央长江局，领导南方各省的工作。不久，王明去武汉。12月23日，中央代表团与长江局召开了第一次联席会议，为工作便利起见，决定中共代表团与长江局合为一个组织，对外为中共代表团，对内为中央长江局。长江局由周恩来、项英、博古、叶剑英、王明、董必武、林伯渠七人组成。周恩来将书记一职让给了王明。王明成为长江局书记兼党报委员会主席。后来周恩来曾说：长江局书记，本来是我，我错误地推给你。
　　王明在长江局工作期间继续推行自己的主张。1937年12月25日，他以中共中央的名义发表《对目前时局的宣言》，27日，又发表了《挽救时局的关键》，公开宣扬国民党在抗战中的领导地位，并提出了他自己拟订的关于抗战的六条纲领。1938年2月27日至3月1日，中共中央在延安召开政治局会议，王明在这个会议上进一步阐发了他的右倾投降主张。由于王明的干扰，致使某些地方党组织没有集中力量在敌后建立抗日民主根据地，乡村工作也很薄弱。在城市工作中，王明也只注意上层统战工作，并要地下党公开活动，结果暴露了党组织，使党的工作处于被动状态。
　　王明的错误，在于从根本上抹煞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存在着不同的阶级，信任国民党超过信任人民群众，否认统一战线中的无产阶级的独立自主原则；提出“一切经过统一战线”，“一切服从统一战线”，企图通过单纯的让步来发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否认持久战，把抗日战争的希望完全寄托在国民党军队的正规战上，不重视中共领导的人民敌后武装斗争。归根结底，是把无产阶级的领导权拱手让给国民党。
　　毛泽东在1938年3月政治局会议上建议：王明同志在今天的形势下，不能再到武汉去。但是，到会过半数的同志仍然同意让他去。
　　毛泽东的提议没有获得通过，这不能不让人深思。问题的关键不仅仅在于王明提出了右倾投降的方针政策，而且还在于为什么会有那么多人支持他的意见。“左”的错误被批判了，如果再提出如同土地革命战争后期那种“左”的政策，无疑会遭到大家的反对，但在新的形势下，在右的主张面前又何以使人看不清事情的本质呢?回溯党的历史，大革命时期在统一战线问题上出现过陈独秀的只要联合不要斗争的错误；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在这一问题上又出现了否认联合只要斗争的错误；而抗战初期又出现了如同大革命时期类似的错误。为什么会一而再、再而三地出现“左”与右的错误?说到底，“左”与右两个看似极端的东西，在一定条件下是相通的，这个条件就是对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国革命的实际情况缺乏统一的理解，就是思想上的主观性、片面性。
　　中国共产党在遵义会议上未能解决的思想路线问题，尖锐地摆在了人们的面前。
　　此时，中国共产党已不是遵义会议前的党了，党的领导集体能够独立自主地解决一切问题了。
　　但是，解决思想路线问题，不同于解决军事路线、组织路线问题，它需要一种新的形式。由此，一个伟大的创举开始酝酿了。
　　① 《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55页。
　　② 《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264页。
　　③ 《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205—206页。
　　④ 《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284页。
　　⑤ 《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296—297页。
　　⑥ 《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311页。
　　⑦ 《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392页。
　　⑧ 《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396页。
　　⑨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中卷，人民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48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