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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切入主题 一、六中全会号召学习理论,毛泽东告诫:洋八股必须废止,空洞的调头必须少唱,教条主义必须休息

高新民,张树军著


  9月的延安,绿色尚未褪去,凉爽的秋风已然拂面而过。中共中央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在这凉爽宜人的季节召开了。
  与1937年十二月会议和1938年的三月政治局会议迥然不同,毛泽东在六届六中全会上充满了自信。这与王稼祥带回了共产国际的新精神不无关系。他后来在1943年11月政治局会议上回忆说:六中全会很好的条件是王稼祥带回了共产国际的指示。
  鉴于在三月政治局会议上党内意见的分歧,鉴于中国共产党和共产国际之间虽然在坚持抗战、巩固国共合作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问题上是一致的,但在如何坚持政治上、组织上的独立自主方面存在着分歧,因此,1938年三月政治局会议决定,派任弼时立即起程去莫斯科,向共产国际说明中国的抗战情况和国共两党的关系,以加强相互了解。
  王明回国后,由王稼祥任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任弼时到莫斯科后,向王稼祥介绍了国内的情况以及王明提出的一些主张。
  1938年4月14日,在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会议上,任弼时代表中共中央作了《中国抗日战争的形势与中国共产党的工作和任务》的书面报告。这个报告介绍了中国抗日战争的形势,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现状,八路军在抗日战争中的作用和最近的情况,中国共产党的状况与群众工作,中国共产党目前最重要的任务等五个问题。5月17日,任弼时又对上述书面报告大纲作了口头说明和补充,指出:中国抗战是长期的、持久的,蒋介石和南京政府对待持久战的方针是动摇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的困难和障碍来自国民党的“自大主义”和对共产党的“仇视观念与成见”;从国内战争中锻炼成长起来的八路军,具有丰富的游击战与运动战的经验,尽管武器比较陈旧而不整齐,但是凭借指战员的政治觉悟和热情,战术上的灵活机动,同人民群众的密切联系,能够克敌制胜;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战争中的地位大大提高了,今后将要取得更加重大的领导和推动作用。
  讨论这个报告时,王稼祥作了发言。他着重补充说明了中国共产党倡导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是中国革命的第二次统一战线,并指出它与第一次统一战线的不同特点,即是同国民党第一次合作破裂后的第二次合作,而且国共两党现在都有武装。
  6月11日,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经过认真充分的讨论后,通过了两个文件。一个是《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关于中共代表团报告的决议案》,一个是《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的决定》。这两个文件充分肯定、完全同意中国共产党的政治路线,明确支持和声援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
  如果说,共产国际过去对中国的具体情况不了解,对中共能否正确实行统一战线有所怀疑,对中共的独立自主原则缺乏认识的话,那么,任弼时的报告对于扭转共产国际的认识起了很大的作用。如果说,中共派任弼时去共产国际汇报情况只是为了取得相互之间的沟通的话,那么,由此而带来的另一个结果则更出乎人们的意料之外。
  这年的7月,王稼祥回国前夕,季米特洛夫约请王稼祥和任弼时谈话。王稼祥回忆说:在我要走的那一次,他向我和任弼时同志说了一番语重心长的话。他说:应该告诉大家,应该支持毛泽东同志为中共领导人,他是在实际斗争中锻炼出来的。其他人如王明,不要再去竞争当领导人了。
  这结果的确是事先没有想到的。王明以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身份在共产国际多年,而共产国际却明确表态支持毛泽东,这在王明自己也是难以想象的。
  但是,这一切又在情理之中。中国共产党遵义会议以来的全部实践,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和发展,都说明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新的领导集体制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是适合中国的实际情况的。毛泽东是当之无愧的领导人。
  毛泽东说的带回了很好的条件,当是指中共在政治上、路线上、组织上都获得了共产国际的支持。
  王稼祥回国时,中共中央正在筹备召开六届六中全会。为了开好这次会议,中央于9月14日至27日先期举行了政治局会议。
  9月14日,王稼祥传达了共产国际和季米特洛夫的意见。他的讲话共分五个部分:(一)国际对中共党的路线的估计;(二)关于国共合作与统一战线的问题;(三)关于国际援华运动;(四)关于中共七次大会问题;(五)关于党内团结问题。
  王稼祥说:“根据国际讨论时季米特洛夫的发言,认为中共一年来建立了抗日统一战线,尤其是朱、毛等领导了八路军执行了党的新政策,国际认为中共的政治路线是正确的,中共在复杂的环境及困难的条件下真正运用了马列主义。”
  这是对中国共产党在特殊的历史条件下创造性地运用马列主义给予的崇高评价。
  在传达了共产国际对中共在统一战线问题的肯定及援华、七大等问题的指示后,王稼祥又说明:
  在季米特洛夫与我的谈话中有下列各点:
  (1)今天中共在全国取得公开存在,在群众中有很大的威信,党在公开活动中是可能影响国民党的。
  (2)今天日寇特别要很巧妙的挑拨破坏党内的团结,如制造什么周恩来与毛泽东的冲突等。
  (3)今天的环境中,中共主要负责人很难在一块,因此更容易发生问题。
  在领导机关中要在毛泽东为首的领导下解决,领导机关中要有亲密团结的空气。
  在我临走时他特别嘱咐,要中共团结才能建立信仰。在中国,抗日统一战线是中国人民抗日的关键,而中共的团结又是统一战线的关键。统一战线的胜利是靠党的一致与领导者间的团结。这是季米特洛夫临别时的赠言。①
  王稼祥的传达,在中央政治局成员中引起了很大震动。中共作为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对于共产国际的指示是必须重视的。因此,共产国际的指示为开好这次政治局会议以及六届六中全会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毛泽东在9月24日的会上作了发言,指出共产国际的指示是这次政治局会议成功的保证,同时又是六届六中全会和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的指导原则,指示的最主要点是强调党内团结。
  9月26日,周恩来在会议上发言说,我完全同意国际的指示和毛泽东同志的报告。朱德在发言中说,党内团结要实行正确的自我批评,党员要维持对领袖的信仰,因此领导同志要有接受批评的精神,领袖要听人家说自己的好话,同时还要听说自己不好的话。刘少奇在发言中批评王明鼓吹的“一切经过统一战线”的主张。张闻天在发言中说,国际批准党的政治路线,更能增进我们的自信心。
  9月27日,毛泽东在最后一天的会议上再次发言,指出这次政治局会议取得了伟大的成功,从而可以保证六届六中全会的成功。
  这次会议确定了六届六中全会的议程是:(一)张闻天主持开幕式;(二)王稼祥传达共产国际指示;(三)毛泽东作政治报告。
  1938年9月29日至11月6日,中国共产党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在抗日战争进行了15个月后正式召开。
  出席六届六中全会的正式人员有:中央政治局委员毛泽东、朱德、周恩来、王明、张闻天、项英、博古、康生、王稼祥、彭德怀、刘少奇、陈云等12人;中央委员关向应、张浩、杨尚昆、李富春、罗迈(即李维汉)等5人;各方面负责人贺龙、邓小平、罗荣桓、彭真、潘汉年、徐特立等36人,共计53人。
  张闻天在开幕式上致开幕词。他说:五中全会至现在,是中共为中华民族的解放事业而奋斗的五年。这次全会的任务,是如何克服困难,坚持抗战,争取胜利。为此,要讨论:(一)一年三个月抗战的经验教训;(二)目前抗战的形势;(三)如何使共产党成为抗战的核心与领导者;(四)七大的准备。接着,王稼祥在会上作《国际指示报告》,又一次传达了共产国际和季米特洛夫的指示。
  在随后的几天里,项英作了《新四军工作报告》,周恩来作了《中央代表团关于统一战线工作报告》,朱德作了《八路军工作报告》,陈云作了《青年工作报告》,贺龙、罗荣桓、杨尚昆、邓小平、彭真分别作了有关地方的工作报告。康生作了关于七大准备工作的报告。
  10月12日至14日,毛泽东代表中央政治局作了《论新阶段——抗日战争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发展的新阶段》的政治报告。报告共分八个部分:(一)五中全会到六中全会;(二)抗战15个月的总结;(三)抗日民族战争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发展的新阶段;(四)全民族的当前紧急任务;(五)长期抗战与长期合作;(六)中国反侵略战争与世界反法西斯运动;(七)中国共产党在民族解放战争中的地位;(八)党的七次全国代表大会。
  毛泽东在政治报告中充满喜悦和信心地宣布说:“这种由两党十年战争转到两党重新合作,并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之下执行了这个转变,奠定了两党长期合作的始基是经过了许多艰难曲折才完成的。然而由于中央与全党的努力,总算是完成了,共产国际完全同意我们党的这个新的政治路线(共产国际决议,9月8日《新华日报》)。并为了中华民族的胜利,号召全世界各国共产党与无产阶级援助中国的抗日战争。”
  11月5日至6日,毛泽东作全会的总结,就会议的成功,武汉、广州失陷后的形势,民族统一战线的长期性,战争与战略问题及其他问题作了讲话。毛泽东在讲到干部问题时还特地强调:“过去干部政策上所作的错误,我同意予以平反。”
  毛泽东的报告和总结,系统总结了抗战以来的经验,深刻分析了当前局势,阐明了中国共产党领导抗日战争的重大历史责任,阐述了既统一又独立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方针,提出了正确处理民族斗争与阶级斗争关系的基本政策,重申了游击战争的战略地位,批评了“一切经过统一战线”和“一切服从统一战线”的错误方针,提出扩大党内民主和加强纪律。
  尤需注意的是,毛泽东在大敌当前,抗日战争转入相持阶段的重要时刻,以很大的篇幅大谈学习的重要性。他说:
  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的理论,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理论。不应当把他们的理论当作教条看待,而应当看作行动的指南。不应当只是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词句,而应当把它当成革命的科学来学习。不但应当了解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他们研究广泛的真实生活和革命经验所得出的关于一般规律的结论,而且应当学习他们观察问题和解决问题的立场和方法。我们党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修养,现在已较过去有了一些进步,但是还很不普遍,很不深入。我们的任务,是领导一个几万万人口的大民族,进行空前的伟大的斗争。所以,普遍地深入地研究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的任务,对于我们,是一个亟待解决并须着重地致力才能解决的大问题。我希望从我们这次中央全会之后,来一个全党的学习竞赛,看谁真正地学到了一点东西,看谁学的更多一点,更好一点。在担负主要领导责任的观点上说,如果我们党有一百个至二百个系统地而不是零碎地、实际地而不是空洞地学会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同志,就会大大地提高我们党的战斗力量,并加速我们战胜日本帝国主义的工作。②
  毛泽东再三地强调把马克思列宁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重要性:
  共产党员是国际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者,但是马克思主义必须和我国的具体特点相结合并通过一定的民族形式才能实现。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伟大力量,就在于它是和各个国家具体的革命实践相联系的。对于中国共产党说来,就是要学会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应用于中国的具体的环境。成为伟大中华民族的一部分而和这个民族血肉相联的共产党员,离开中国特点来谈马克思主义,只是抽象的空洞的马克思主义。因此,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使之在其每一表现中带着必须有的中国的特性,即是说,按照中国的特点去应用它,成为全党亟待了解并亟须解决的问题。洋八股必须废止,空洞抽象的调头必须少唱,教条主义必须休息,而代之以新鲜活泼的、为中国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把国际主义的内容和民族形式分离起来,是一点也不懂国际主义的人们的做法,我们则要把二者紧密地结合起来。在这个问题上,我们队伍中存在着的一些严重的错误,是应该认真地克服的。③
  毛泽东的讲话,既是对中国革命基本经验的根本性的总结,又是有很强的针对性的;既是对遵义会议以来清理“左”的错误的总结,又是准备在全党开展一场前所未有的思想教育运动的起点,其意义是深远的。
  清算“左”的错误的历史的发展,到此转入整风的准备阶段。
  在全会上,张闻天在作讨论抗日统一战线与党的组织工作问题的结论时,也论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问题。他说:我们党的十七年,最大的进步是学会了运用马列主义,从抽象的教条的了解,到更具体更深刻更生动的了解马列主义,这是十七年革命实践所得的结果。在哪些地方学会运用马列主义呢?他指出:(1)懂得了马列主义不是教条,而是行动的指南。我们应该根据这些原则分析当时当地的情况,对马列主义边学边用。使马列主义民族化、中国化,就是把马列主义方法运用在中国具体情况中间,并以之来研究中国文化、历史等。(2)我们了解中国社会发展客观规律,把握阶级斗争规律,依靠这些来规定我们的政治方向和工作方针。过去,我们在工作中公式主义太厉害,吃过许多亏,由此不知流了多少血,牺牲了多少生命。现在我们不要怕抛弃马列主义中某些不适合中国情况的原则。(3)我们党今天更能够根据具体情况的分析来决定我们的方针、战略、策略口号。(4)客观情况,一次是认识不清的,不能一次就完全认识,我们必须在斗争实践中不断补充我们的认识。因此,在决定了方针策略后,应在实践中考验与审查其是否正确,在实践中补充与发展,错的改正,蛮干不能建立党的威信。马列主义指导实践,而实践又会发展马列主义。
  徐特立在发言中也说:我们研究马克思主义要中国化,我们的理论要从具体实际情形得来,我们的决策,就是科学的马克思主义的。
  错误和挫折教训了人们,人们终于从实践中得出了结论:必须抛弃教条主义的态度,必须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
  季米特洛夫对毛泽东的支持在全会上也得到了人们的认同。
  张闻天在会上说:能否成为党的领袖,决定于他的聪明能力、对党的忠实及其实际工作,在最困难的时期最能坚持党的正确路线。有了这些条件,则不但党内承认,民众也承认为革命领袖。
  彭德怀说:党有了群众信仰的领袖,在我所知道的十年中,毛泽东同志基本上是正确的。领袖的培养,是在坚决斗争中锻炼出来的,是由正确的领导而取得的。领袖不能委任,领袖也不是抢来的,领袖是在长期斗争中产生的。我们党要经常把握正确的方向,党的领袖很重要。
  刘少奇说:领袖不是自称的、委任的,而要拥护。要使委任的领袖而为真正群众所拥护的领袖。
  陈云说:我感到中央自1935年遵义会议以后到现在,无什么大的错误,这主要是中央有远见,起了把舵的作用。党的团结,首先应要思想上的一致,要党的高级领导机关看问题方法差不多,研究思想方法的一致。
  李富春说:党的成功有:(一)党的统一与团结;(二)保存广泛干部;(三)党的组织路线之正确。……最主要是中央路线的正确,以毛泽东为首的领导。
  谢觉哉说:我党朱、毛领袖,都是了解中国古今实际情况,是能中国化的。
  毛泽东的事实上的领袖地位的确立,对于在全党进一步一确立正确的思想路线是一个重要的必要条件。没有这个条件,不可能有整风形式的运动。
  对于中国共产党的历史来说,中共中央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的意义不仅在于它肯定了党的政治路线,批评了王明的右倾错误,提出了新阶段的方针政策,更重要的是这次会议提出了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思想。这说明,中国共产党对于中国社会、中国革命的认识,已经出现了一个飞跃,从认识的必然王国开始向自由王国转变,是中国共产党成熟的一个标志。这对于中国历史的影响是难以估量的。
  时隔七年后,毛泽东在党的七大作关于选举问题的讲话时说:中国党的历史上有两个关键性的会议,一次是1935年1月的遵义会议,一次是1938年的六中全会。
  毛泽东说的是实情。
  这也许是中国社会的一大特点,那些影响历史进程的转折点,往往出现在党的会议上。
  远离中国政治生活的人们也许不会理解,在处于敌人四面包围的环境中,在战争是决定中国共产党生死存亡的主要因素的情况下,何以还要大张旗鼓地开展一个学习运动。
  但是,深谙中国共产党历史的人都明白,六届六中全会后掀起的学习运动,是直接为整风运动做准备的,是直接关系到树立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关系到能否在政治上、军事上实现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正确领导的“有头等重要的意义”的工作。
  毛泽东以他惯有的不达目的誓不罢休的劲头开始发动普遍的学习运动。
  但是,毛泽东所说的学习,绝非指单纯的学习书本,他要求的是以实事求是的态度、以发展的态度学习马克思主义。1938年8月5日,他在对抗大第四期学员作关于出去后怎样工作的讲话时就说:一切客观存在的东西,不管是人是物,都是先生。马克思主义也是没有完的,马克思主义是空前而不是绝后,要学习一辈子。“空前而不绝后”几个字,对于土地革命战争后期那种教条主义的态度来说,不啻于一声惊雷。实事求是,在实践中学习马克思主义,发展马克思主义,这就是毛泽东提倡的学习理论的基本态度。
  六中全会号召的学习竞赛在全党有组织地开展起来了。
  1938年11月30日,毛泽东出席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他在会上提议,关于抗大、陕公、党校等各学校的教育工作应进行一次专门讨论,规定教育行政、教材、教员、经费各方面的统一;对延安各机关各部门工作进行一次彻底的检查和整理。会议对他的建议作出决定,下一次书记处会议讨论学校教育工作;由书记处发一检查工作的通知,召集干部会议进行检查工作的动员。
  12月13日,中央组织部召开延安党政军机关及群众团体检查工作的干部会议,毛泽东在会议上指出,加紧学习,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革命运动及中国的历史,从中央委员会机关干部研究较深的理论起,一直到各机关事务人员学习文化止。
  12月25日,延安《新中华报》发表社论《一刻也不要放松了学习》,指出,六届六中全会号召全党来一个学习竞赛,毛泽东最近在各种会议上号召边区的各级干部和群众努力学习文化。社论还说,今天我们是处在一个伟大的时代,是中国历史的转变的关键。要在这个空前的历史战争中,求得自己的生存,我们必须努力学习。领导干部要学习高深的革命理论,以便指导革命运动。在各种具体的环境下,能决定自己的工作方针,正确地观察问题解决问题。一般干部和群众必须学习文化,提高文化水准,以建立学习理论的必要基础。
  1939年2月8日,毛泽东在中央书记处会议上提议设立干部教育部,管理各学校的教育方针、教学工作、招生工作等。张闻天为部长,李维汉为副部长。同月,干部教育部正式成立,领导全党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学习,包括干部学校和在职干部教育,而最主要的是在职干部教育。
  在忙于战争和日常工作的环境中坚持学习,并非一件容易的事,再加上部分干部文化水平较低,学习马列理论也有实际困难。针对这种情况,5月20日,中央在陕北公学大礼堂召开延安在职干部教育动员大会,毛泽东到会作了讲演。他说:我们党根据历来的经验和目前的环境,在最近发起了两个运动,一个是生产运动,一个是学习运动,这两个运动都有普遍的和永久的意义。他说,我们要建设一个大党,一个独立的有战斗力的党,就要有大批的有学问的干部作骨干,就非学习不可。现在中央设了干部教育部,建立起学习制度,要在全国共产党力所能及的地方造成一个热烈的学习高潮。他还说,共产党要领导几千万几万万人的革命,假使没有学问,是不成的。学习的方法是“挤”和“钻”,工作忙就要挤时间,看不懂就要钻进去。中国本来把读书就叫攻书,读不懂的东西要当仇人一样攻之。在延安已经组织有哲学小组、读书小组等,已经见了功效。我们这个干部教育制度很好,是一个新的发明的大学制度,是一所无期大学。自古以来真正有学问的人,都不是从学堂里来的。进学校只是进一个门,要求得更进一步的学问,一定要在学校外边学习,要长期研究。学习的最大敌人是不学到底,懂一点就满足了,满足是学习的最大顽敌。大家要学习到底,把全党办成一个大学校。
  张闻天、李维汉在会上都讲了话。他们指出,在职干部的教育方针,就是理论与实际联系起来的原则。对这个原则的具体了解,就是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他们强调在职干部学习必须有持久性和恒心。
  毛泽东的报告使大家深受鼓舞,学习运动轰轰烈烈地展开了。党中央对学习的内容也作了精心安排。1939年3月,干部教育部发布了《延安在职干部教育暂行计划》。《计划》把学习的干部分为甲、乙、丙三类。甲类主要为担任负责工作的老干部,他们以联共(布)党史为必修课;乙类为文化水平较高而党龄较短的新干部,他们以党的建设为必修课;丙类为政治、文化水平较低的干部,他们同时学习文化课与党的建设。1940年1月3日,中央发出《关于干部学习的指示》,规定“全党干部都应当学习和研究马列主义的理论及其在中国的具体运用”。课程的设置,依据由浅入深、由中国到外国的原则,分为初级、中级、高级三类课程。初级课程为党的建设、中国问题(包括现代革命史、中国革命基本问题、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和三民主义)、游击战争(包括军事常识)和社会科学常识(主要是社会发展史)。中级课程为近代世界革命史、联共(布)党史与马列主义以及军队政治工作。高级课程为政治经济学、辩证唯物论与历史唯物论、共产国际纲领和军事理论。规定指出,以上课程,干部学校可依次分期举行,在职干部可参照学习研究其中一种,最多两种。同时,提出建立在职干部平均每日学习两小时的制度。为了推动在职干部学习运动,又决定5月5日马克思生日为学习节。
  在1940年这一年内,中央关于干部教育先后发出了七个指示性文件,初步建立了一套干部理论学习的制度和方法。
  在党中央的号召下,延安参加在职干部学习的达到4000多人。其中甲类837人,乙类2255人,丙类968人。中央组织部、中央宣传部都带头成立了学习小组。陈云领导的组织部学哲学小组坚持了五年,影响很大。
  当时,在职干部学习主要靠自学,同时给以适当的辅导。辅导的办法,一是为各单位配备一定的指导员或教员帮助干部学习。为了提高指导员或教员的水平,又组织了马列主义、中国问题、党的建设、政治经济学、哲学、时事问题等各类研究会,各单位教员一律参加。二是聘请老同志和专家指导,解答疑难问题。三是请党中央领导和各地负责同志作报告。这些报告的特点是理论联系实际,很受欢迎。毛泽东多次为延安的干部作报告。1939年9月14日在延安干部大会上作的《第二次帝国主义战争》的演讲就是其中之一。刘少奇1939年7月8日和12日在马列学院作的《论共产党员的修养》,也是干部教育部组织的。这个报告受到毛泽东的赞扬,他专门给《解放》杂志编辑部写信,说刘少奇同志这部著作,提倡正气,反对邪气,写得很好,很重要,应当赶快发表。类似的报告,从1939年5月的动员大会之后,到1940年6月为止的一年间,举行了八次。
  经过一年的学习,各类干部基本上学了一门课。据1940年6月6日对在职干部教育的检查总结,学习的成效是相当大的。许多同志的理论水平和政治水平都比以前提高了一步。许多同志对于党和党的工作的观点比以前不同了,自觉性提高了,不安心工作的现象和无原则的现象大大减少了。有些同志自觉寻找自己的弱点和错误,并力求克服它们。许多同志工作积极性提高了,因而工作效率提高了。
  在职干部教育运动开展起来后,从1940年下半年开始,干部学校也由短期轮训转到正规化,延长学制,一般为一年、两年甚至三年,确立了比较正规的学习制度,比较系统的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
  在全党整风开展起来后,毛泽东曾经这样谈到学习问题:这次学习搞得好不好,对目前,对将来,对领导整个革命关系很大。这是对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意义的中肯估计。
  ① 《王稼祥选集》,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141—142页。
  ② 《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533页。
  ③ 《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534页。
  

延安整风实录/高新民,张树军著.—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0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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