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有许多手稿没有公开发表，几乎所有从事中共党史研究、中国现代思想史研究、毛泽东思想发展史研究及一切中国政治问题研究的人，对这些手稿都十分感兴趣。
　　在这些手稿中，有两个在延安整风中草成的、十分重要的而又在很长时间内没有发表的手稿，一是后来更名为《驳第三次“左”倾路线》的文章，一是《关于四中全会以来中央领导路线问题结论草案》。后一篇文章的主要思想被吸收进《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而前一篇文章始终没有全文发表过，从而使人们始终有一种“隔着纱窗看晓雾”的感觉，也因此对这篇文章的来龙去脉持有一种强烈的好奇欲望。
　　毛泽东在编辑《六大以来》的过程中，对第三次“左”倾错误的代表性文件就有了深刻的认识。1941年9月政治局扩大会议对过去错误的揭发批判，使毛泽东加深了对历史上重大问题的反思。在此前后，毛泽东写下了一篇长达5万多字的批判体现王明“左”倾机会主义路线的九个文件①的文章。这九个文件包含当时中央的七个决议和指示，当时一位中央负责同志的指导性文章，以及当时苏区中央局的一个决议。这些文件、文章发表的时间，是从1931年9月至1932年5月。这些文件集中反映了当时在路线和策略问题上的错误，反映了王明等人的指导思想和主要政策的内容。
　　毛泽东这篇批判文章写于1941年九月会议以后。但他本人对这篇文章的具体写作年代记不太清了。《胡乔木回忆毛泽东》一书说，1964年胡乔木从档案馆找到这几篇文章给毛泽东看，毛泽东记起确曾写过此文。1965年1月2日他写信给一中央领导人，请他们传看此文并提出修改意见，信中说：可能是在1941年春季写的，因为文内没有提到欧洲战争。5月12日在修改此文时又写到：此文究竟是何年写的，记不起来，大概是1940年，或1941年的上半年吧，因为文中没有提到希特勒发动世界大战。但是，胡乔木考证说，应完成于1941年九月会议以后，因为文中有几处提到九月会议上最早披露的一些情况，而这些情况在1940年或1941年上半年毛泽东是不可能知道的。
　　应该说，胡乔木的考证是有道理的。毛泽东自己回忆说写于1940年或1941年上半年，尽管并不确切，但说明在选编《六大以来》过程中，在审核那些中央文件、指示、文章的过程中，毛泽东实际上就已经开始着手准备这篇文章了。而经过九月会议，又了解了更多的情况，那么完成于九月会议以后便是更可信的了。
　　毛泽东对此文倾注了很大心血。胡乔木回忆说，初稿完成后他请人帮助誊写一份。在这份誊写稿上，他前后作了好几次修改，仅标题就改了三次。初始稿题目是“关于和博古路线有关的主要文件”，后来先后改为“关于和‘左’倾机会主义路线有关的一些主要文件”、“关于一九三一年九月至一九三五年一月期间中央路线的批判”。内容也作了一些较大的修改。胡乔木说，毛泽东原打算连同尚在起草的《草案》一并发给在延安的中央委员讨论，但事实上，在延安时，这篇批判文章只送给了刘少奇、任弼时两位同志看过。1965年5月毛泽东又看过这篇文章，作了一些修改，并写了一个批语，其中说到：“这篇文章是在延安写的，曾经送给刘少奇、任弼时两同志看过，没有发表。送出去后也就忘记了。1964年有人从档案馆里找出这篇文章的原稿，送给我看，方才记起确有这回事。在延安之所以没有发表，甚至没有在中央委员内部传阅，只给两位政治局委员看了一下，就再不提起了，大概是因为这篇文章写得太尖锐了，不利于团结犯错误的同志们吧。”②1965年5月的修改比较重要，带有“定稿”性质。毛泽东将标题改为《驳第三次“左”倾路线(关于一九三一年九月至一九三五年一月期间中央路线的批判)》，原标题成了副标题，在内容上也增加了一些文字。他还把改好的稿子送给当时中央几位领导同志传阅过，但后来既没有公开发表，也没有在内部发表。1974年6月，毛泽东又找出此文仔细看了一遍，并将其中有关称赞刘少奇的内容全部删掉，打算印发中央委员，但后来只发给部分政治局委员看过。直到逝世前的一个月，即1976年8月，毛泽东还请人读给他听过一遍。应该说，毛泽东对这篇文章是极其珍爱的。
　　《胡乔木回忆毛泽东》一书说：
　　“九篇文章”(因毛泽东所写的批判文章分九个部分，胡乔木为叙述方便将此文简称为“九篇文章”)的确写得很尖锐。它不仅点了几位政治局委员的名，而且用词辛辣、尖刻，甚至还带有某些挖苦。它是毛主席编辑《六大以来》时的激愤之作，也是过去长期被压抑的郁闷情绪的大宣泄，刺人的过头话不少，后来虽几经修改，然而整篇文章的语气仍然显得咄咄逼人、锋芒毕露。这与1942年初开始的普遍整风运动中他所提倡的“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很不协调。它难以为犯错误的同志所接受，也是可以预计的。
　　1964年春天，找出“九篇文章”的原稿送毛主席确认时，毛主席最初并没有发表的打算。他在1965年1月征求修改意见的信中写道：“此文过去没有发表，将来(几十年后)是否发表，由将来的同志们去作决定。”在听取其他同志意见后，在5月修改此文时才有了重新发表此文的念头。他认为，由于年深月久，那个不利于团结的因素——写得太尖锐，不存在了，人们不会因为看了这篇文章怒发冲冠，不许犯错误的同志改正错误，从而破坏党的“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政策了。③
　　至此，这篇文章为何不发表的原因，我们大致可以知道了。
　　毛泽东在这篇文章中，从思想、政治、组织和策略等方面，批判了王明“左”的主观主义、冒险主义、宗派主义和关门主义。他的批判文章根据九个文件分为九个部分，各部分既相互联为一个整体，又可独自成篇。
　　从目前披露的材料来看，这篇文章的重要观点大致如下：
　　首先，毛泽东在批判“左”的错误中进一步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哲学，指出：认识世界是为了改造世界，人类历史是人类自己造出的。但不认识世界就不能改造世界。“没有革命的理论，就没有革命的运动”，这一方面，我们的老爷是茫然了。必然王国之变为自由王国，是必须经过认识与改造两个过程的。欧洲的旧哲学家，已经懂得“自由是必然的认识”这个真理。马克思的贡献，不是否认这个真理，而是在承认这个真理之后补充了它的不足，加上了根据对必然的认识而“改造世界”这个真理。“自由是必然的认识”——这是旧哲学家的命题。“自由是必然的认识和世界的改造”——这是马克思主义的命题。一个马克思主义者如果不懂得从改造世界中去认识世界，又从认识世界中去改造世界，就不是一个好的马克思主义者。一个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如果不懂得从改造中国中去认识中国，又从认识中国中去改造中国，就不是一个好的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马克思说人比蜜蜂不同的地方，就是人在建筑房屋之前早在思想中有了房屋的图样。我们要建筑中国革命这个房屋，也须先有中国革命的图样。不但须有一个大图样，总图样，还须有许多小图样，分图样。而这些图样不是别的，就是我们在中国革命实践中所得来的关于客观实际情况的能动反映。最后，毛泽东指责说：
　　我们的老爷之所以是主观主义者，就是因为他们的一切革命图样，不论是大的和小的，总的和分的，都不根据于客观实际和不符合于客观实际。他们只有一个改造世界或改造中国或改造华北或改造城市的主观愿望，而没有一个像样的图样，他们的图样不是科学的，而是主观随意的，是一塌胡涂的。老爷们既然完全不认识这个世界，又妄欲改造这个世界，结果不但碰破了自己的脑壳，并引导一群人也碰破了脑壳。老爷们对于中国革命这个必然性既然是瞎子，却妄欲充当人们的向导，真是所谓“盲人骑瞎马，夜半临深池”了。①
　　毛泽东所表述的是最基本的、与主观主义对立的辩证唯物论的观点，在表述中又反驳了犯“左”倾错误的同志当年对正确观点的批判，使人更加深刻地认识到“左”倾错误的思想根源。
　　其次，关于革命策略问题，毛泽东同样以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来分析中国革命的具体情况，在批判错误的革命斗争策略中表述了正确的斗争策略。他指出，在民族革命与国内革命同时进行的条件下，中国共产党指导中国革命的正确的策略原则是武装斗争与和平斗争的统一；在武装斗争方面，是红军斗争与义勇军斗争的统一；在和平斗争方面，是公开斗争与秘密斗争的统一。要正确运用这一策略原则，必须首先了解九一八事件后，中国革命的一个显著特点是同时存在着两种不同性质的区域，一种是红军与义勇军统治的区域，一种是日本人与国民党统治的区域，然后根据客观情况明确划分这两种同时存在的不同性质的区域，分别采用上述各种不同性质的斗争形式。
　　1931年至1935年1月间的“左”倾中央忽视公开工作与秘密工作的区别，致使白区工作受到惨重损失，毛泽东痛感于此，指出：公开工作之外，还要有秘密工作与之相配合。这就是党的秘密工作，群众的秘密组织工作(作为群众公开组织的核心)，党派的秘密联合行动，秘密的情报工作，公开组织与公开斗争的事先秘密准备等。没有这一方面的工作，是不能存在于敌人统治区域的，公开工作也失了灵魂。“临时中央则不但不愿意进行公开合法工作，也不愿意认真进行秘密工作，凡事爱暴露，爱显劲，爱称英雄，爱在明天早上胜利，结果在三年多的时间内，在敌人统治区域把党闹个精光，一点群众力量也闹个精光。”毛泽东由此得出结论：
　　由此看来，临时中央的所谓“各种形式”，只是一句空话，其实他们只有一种形式，就是打、闹、叫，此外一点也没有。他们完全不知道中国的特点是武装斗争与和平斗争的统一，在和平斗争方面，又是公开斗争与秘密斗争的统一。这是极复杂的政治科学的一整套，中国共产党人如不学会这一整套政治科学，是无法胜利的。照临时中央的单纯的片面的冒险的干法，怎么能够“使工人阶级成为反日运动的骨干”，“使无产阶级成为中国民族的领导者与组织者”呢?不，是使工人阶级成为无用的长物，使无产阶级成为中国民族解放的空唤者与束手无策者。为什么有些同志连民族二字都不敢提呢?老爷们既然提倡打倒一切，采取极端狭隘的关门主义与极端冒险的盲动主义，还吹什么民族呢?提了民族二字又有什么用处呢?⑤
　　胡乔木所说的“辛辣”、“尖刻”、“挖苦”，在这里已经可以体会到了。
　　第三，在土地革命的路线上，毛泽东当年备受指责，他在革命斗争实践中制订并逐步完善起来的分配土地的政策被视为“机会主义”、“富农路线”。在这篇批判文章中，毛泽东以反问的形式，强烈地表达出对临时中央从书斋里发掘出来的“左”倾政策的蔑视。他说：
　　请问老爷们：为什么分配一切土地给一切人，就叫做“十足机会主义的观点”，叫做“完全忽视无产阶级领导权”呢?咳，我倒要叫老爷们听训了!你们一点什么都不懂，根本脱离农民群众，硬把所谓“地主不分田、富农分坏田”的错误路线强迫推行于苏区，自封为“明确的阶级路线”，而把南方如像江西等地的农民群众所赞成所拥护的“抽多补少、抽肥补瘦”的土地分配法，名之曰“富农路线”，“十足机会主义”，强迫取消，是何道理呢?你们也知道吗?地主不分田者，肉体上消灭地主之谓也，这是出于哪一条马列主义的?们在理论上，既不主张破坏地主们的消化器，就得让他们吃饭。听说十月革命后，列宁曾把一些地主送到西伯利亚搬木头，给他们以劳动与吃饭的机会，这是真正的列宁主义。我们的“列宁主义者”则不然，既无木头叫地主搬，又不给地主一份土地去耕种，其结果，便是迫着他们去当绿色游击队，手执武器向苏维埃拼命，这有什么好处呢?富农分坏田，把富农降到赤贫，让这一部分农民也反对我们。在民主革命时期，在民主革命还未胜利时期，在强大敌人进攻、革命谁胜谁负还未决定时期，就要用不分田、分坏田的政策对待地主富农，这是属于哪一条列宁主义的呢?你们的这一套，就可以叫做领导权吗?否!这是毁灭权，这是毁灭无产阶级领导作用的办法，这是毁灭革命的办法啊!⑥
　　毛泽东指出，六大所制定的“平分土地”的政策是正确的，因为它适合中国这一类人多地少的情况。但六大认为这一政策是直接动摇私有制制度的，这是不正确的，因为“平分土地”的结果并没有动摇全部私有制，只动摇了封建主义的私有制，使之变为农民的私有制，而且在农村中仍然摆着走资本主义道路或走社会主义道路两个前途，更不要说没有动摇城市中民族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私有制了。毛泽东最后说：临时中央违反六次大会，发明一条“地主不分田、富农分坏田”的“左”倾机会主义路线，连同政治、军事、组织路线的错误，结果闹出一场革命的失败，其亦可谓“完全正确”也已矣。
　　第四，对中国革命不平衡性的表现、产生原因作了比较全面的符合马克思主义的解释。毛泽东指出，中国革命的不平衡性是中国革命的一大特点，其表现形式是多样的：有时间发展的不平衡，即这一时期与那一时期的革命运动发展不平衡；有区域发展的不平衡，即这一地方与那一地方革命运动发展的不平衡；有阶层间发展的不平衡，即工人与农民间革命运动发展的不平衡。在中国，工人较之于农民是先进的与领导的阶级，它通过其先锋队——中国共产党为农民发布了纲领、口号，并且还派遣了自己的先锋队战士领导了苏维埃运动与红军。但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先进并不等于中国革命发展的平衡，不能因此否认工人运动落后于农民运动的事实。我们说工人先进于农民，是就其在社会生产中的地位说的，是就工人经过共产党从政治上与组织上领导农民斗争说的。我们说工人运动落后于农民运动，是就现实的政治斗争状况说的，是就工人还不能在城市中用自己的工会组织与大规模的公开的工人运动(如像1927年那样)去领导农民说的。毛泽东还分析了中国革命不平衡的原因，指出，这首先在于中国政治经济发展的不平衡，具体地说是因为中国的封建割据状态，是因为帝国主义列强对于中国各地的势力和特权，是因为微弱的资本主义经济和严重的半封建经济同时存在，是因为近代式的若干工商业都市和停滞着的广大农村同时存在，是因为几百万产业工人和几万万旧制度统治下的农民与手工业工人同时存在等等。其次也在于主观努力的不够，或是说没有正确和充分利用有利的客观条件发展革命运动。要改变革命发展的不平衡状态，必须首先认清不平衡产生的主客观原因，然后按照现实的主客观条件并适当地运用这些条件去解决。不顾时间、地点、条件，只有一个主观愿望，或是消极等待客观条件的变化，忽视主观努力，都不能取得预想的结果，只能到处碰壁。
　　第五，批判了主观主义的两条战线斗争产生的原因、方法，阐明了马克思主义的两条战线斗争的观点，发展了关于正确开展党内斗争的理论。毛泽东首先说明为什么说“左”倾机会主义路线的领导者们的所谓两条战线斗争是主观主义的，指出，这首先是因为他们拿了衡量一切的他们自己的路线，是不根据于客观实际而仅仅根据于主观愿望，胡乱制造出来的。以机会主义的思想去衡量别人的思想，于是到处发现“机会主义”，正如有鬼论者到处见鬼一样。其次，因为他们看事物的方法是主观主义的，既用这种方法造出了他们自己的主观主义政治路线，又用这种方法造出了他们自己的宗派主义组织路线，于是对于凡不合他们胃口的一切人都看做是“机会主义者”。他们对于事既不用唯物的辩证的方法，对于人自然也不用这种方法。而要作两条战线的斗争，如果离开了唯物的辩证的方法，就会只是胡闹一顿，决无好结果可言。再次，他们连什么叫做“两条战线斗争”也是一点不懂得。他们不知道两条战线斗争，在马克思主义者看来，就是对于在时间与空间中运动着的一定事物的过去与现在的发展状态加以分析与综合，因而可以肯定它的暂时安定性(即该事物的本质及其属性)的一种方法。毛泽东以中国革命为例，说明怎样才能正确分析两条战线的斗争。他说：例如要认识中国现存社会的性质是什么，就必须对中国社会的过去状况与现在状况加以科学的具体的分析，懂得它既不同于独立的封建社会(第一条战线上的斗争)，也不同于独立的资本主义社会(第二条战线上的斗争)，然后才可以作出综合的结论，说它是一个半殖民地(半独立的)半封建的社会。又例如要认识现在中国革命的性质是什么，就必须从中国社会是特殊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这一点出发，加以科学的分析，懂得它既不同于没有民族压迫只有封建压迫而无产阶级又未觉悟的国家，如像200年前的法兰西那样，是由资产阶级领导推翻地主阶级专政，建立资产阶级专政的革命(第一条战线上的斗争）；也不同由于无产阶级觉悟而在推翻地主阶级之后的社会条件与政治条件下允许实行社会主义制度，如像十月革命时的俄国那样，是由无产阶级领导推翻资产阶级专政、建立无产阶级专政的革命(第二条战线上的斗争)；然后才可以作出综合的结论，说现时的中国革命是无产阶级领导的反帝反封建的建立各个革命阶级联合专政的新民主主义的革命。对于每一件具体的事，每一个具体的人，如果要认识它的性质，就必须使用这种两条战线斗争的方法，加以具体的分析与综合的调查研究，才能作出正确的结论。稍一离开这种方法，稍一不合该事该人的实际，就没有法子作出正确的结论，就不能正确地进行两条战线斗争。最后，毛泽东将“左”倾机会主义路线领导者们的主观主义的两条战线斗争的方法，称之为“乱斗法”，说这种乱斗法，没有可能将对付敌人和对付犯错误的同志加以区别，而把用于对付敌人的方法来对付同志，在党内造成了一种乱斗的习惯，不分青红皂白，大事小事，一律都是“最坚决无情的斗争”，到处都是“仇恨”与“斗争的积极性”，造成党内离心离德、惶惶不可终日的局面。这种反科学的小资产阶级的乱斗法，如果不肃清，党要达到真正的团结是不可能的。必须正确区分和使用对待敌人和对待犯错误的同志的不同方法。
　　需要注意的是，毛泽东过去并没有特别指出王明是“左”的路线的创始人，但在这篇文章中明确地提出了这个问题。杨奎松在《延安整风的台前幕后》一文中引用了毛泽东的一大段话，很能说明这一点：
　　这个决议(指《由于工农红军冲破第三次“围剿”及革命危机成熟而产生的党的紧急任务》)是中国共产党第六届全党代表大会第四次中央全会以后王明同志(即陈绍禹)为首的中央发出的，“左”倾路线从此形成，并由博古(即秦邦宪)、洛甫(即张闻天)继续发展，到后来成了一条比较立三路线还更完备的极端反马列主义的路线。对于这条路线，王明是创始者与支持者，博、洛等人则是发展者与执行者。
　　当时的四中全会是以批判三中全会的所谓对于立三路线的“调和主义”为目标的。这种批判是错误的，因为在三中全会上已经基本将立三路线批判过了，……王明等人重新挑起这个问题来批判，是别有用心的，其证据就是在其后出现的王明路线比立三路线更左，比立三时期的结果更坏。……因此四中全会是完全错了，从此种了以后的恶果。⑦
　　毛泽东对那些当年曾嘲笑“山沟里没有马列主义”的人反过来嘲讽说：
　　王明诸人不但没有起码的马克思主义知识，就连一个普通老百姓的知识也都没有，所以他们写起文章来，就特别显得幼稚可笑。可是世上偏有这一类人。真是天地之大，无奇不有，连共产党内也不能免。……如果他们掌了政权就会要做出许多坏事来。这一点应当引起一切革命者的警戒。……
　　我常常觉得，马克思主义这种东西，是少了不行，多了也不行的。中国自从有那么一批专门贩卖马克思的先生们出现以来，把个共产党闹得乌烟瘴气，白区的共产党为之闹光，苏区与红军为之闹掉百分之九十以上……，全都是吃了马克思主义太多的亏。这批人自封为“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家里有成堆的马克思主义出卖，装潢美丽，自卖自夸，只此一家，并无分店，如有假冒，概不承认……。直到被人戳穿西洋镜，才发现其宝号里面尽是些假马克思，或死马克思，臭马克思，连半个真马克思，活马克思，香马克思也没有，可是受骗的人已不知有几千几万，其亦可谓惨也已矣!⑧
　　毛泽东在此处从反面说明了理论必须与实际相结合，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必须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的道理。所谓“吃了马克思主义太多的亏”，无非就是批判照搬照抄马列词句的教条主义。
　　毛泽东还把这个问题同党内存在的宗派主义的组织路线联系起来说：
　　我们老爷是一条最可怜的小虫，任何世事一窍不通，只知牛头不对马嘴地搬运马克思、列宁、斯大林，搬运共产国际，欺负我党与中国人民马克思主义的认识水平与对于中国革命实践的认识水平的暂时落后而加以剥削，而对于许多聪明勇敢的同志，例如所有白区、苏区、红军的主要负责人，则加以流氓式的武断与威胁，把他们放在托洛茨基及陈独秀取消派的范畴内，这真是不知人间有羞耻事!……
　　“左”倾机会主义路线的中央与地方的领导者们，当他们实行篡党、篡军、篡政之时，照例都是有这一手的。为了建设他们的威信就一定要把原有的领导者们的威信下死劲地给以破坏，而且破坏得异常彻底，使用的手段是异常毒辣的。任何地方都有这一手，不独中央苏区为然。我党在这一时期领导方面所犯的错误，以事业说，党、政、军、民、学，以地域说，东、西、南、北、中，无往而不被其荼毒，实属我党的空前大劫，全党均应引为鉴戒，再不要重复此类错误。⑨
　　从中，读者可以再次领略到毛泽东的激愤之情。
　　这篇文章有着相当高的理论价值。毛泽东的理论观点，蕴含在犀利的、否定式的批判词汇中间。如果我们抛开那些情绪化的色彩，平心静气地品味这篇文章，就会发现，毛泽东在这篇文章中突出地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对于人与外部世界的认识与实践的观点。马克思主义作为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不仅要研究外部世界的本原和规律，而且还要研究人作为主体怎样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毛泽东恰当地把握了马克思主义这一原理的精髓，把中国革命实践看成是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统一，而连接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两个环节的“中介”就是调查研究，通过调查研究获得对于客观事物的内部联系的认识，并把这种认识转化为党的路线、方针、政策，来指导革命实践，从而达到改造世界之目的。毛泽东无论是对中国革命的斗争策略问题、土地革命问题的分析，还是对阶级关系、党内斗争等问题的分析，无不渗透着这一精神。毛泽东的这些思想在以前也有论述，但不如此文阐述得那样深入、透彻。这说明毛泽东本人的思想也是在不断发展的。
　　这篇文章虽未公开发表，但它仍有相当大的历史意义。其一，通过这篇文章可以使我们清晰地看到延安整风对于清算历史上错误的思想、路线的作用，表明当时的高级干部的整风已经触及到问题的实质。与此相关的是，它使我们清楚地看到毛泽东对第三次“左”倾错误的认识发展到一个新的阶段。如前所述，毛泽东已经几次提到苏维埃运动后期的错误是路线错误问题，而经过九月会议，毛泽东不仅指出当时的错误是路线错误，而且进一步指出这条路线的实质是反马克思主义的主观主义和宗派主义；从对政治层面的揭发批判，到思想方法论的学习，再发展到二者有机地结合在一起批判与研究具体的历史问题，并指出“左”倾错误“其理论的理论，脱离群众四字尽之矣”；⑩从对“左”的路线主要推行者的批评，发展到对这条路线的“创始者与支持者”的批判。而唯有这种认识上的不断深化，才能把整风所要解决的实质性的问题揭示出来，才能搞好整风。其二，毛泽东在文中的批判固然是针对王明的，所谈的具体错误也都是那个时期所特有的，但对其犯错误的根源的分析，对主观主义、教条主义的分析，却是在到目前为止的任何时期都起作用的，都是有借鉴意义的。它对后人起到一种警示的作用。
　　有人把毛泽东为1941年9月政治局会议起草的《关于四中全会以来中央领导路线问题结论草案》(毛泽东在这个文件的封皮上题写了“历史草案”四字)，称之为《驳第三次“左”倾路线》的姊妹篇。这篇文章同样没有公开发表，但命运有些许不同。1945年六届七中全会讨论通过的《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是以《草案》为蓝本起草的，《草案》的主要思想已经被吸收到那个历史性的文件里。即使《草案》没有公开发表，它也已经达到了它被起草时的目的。这种“命运”的不同主要是由于写作的动机、方式等不同造成的。《驳第三次“左”倾路线》在一定程度上是毛泽东的个人笔记，是对个人思路的梳理，用胡乔木的话来说是他长期被压抑的郁闷心情的大宣泄，其动机最初只是为了给自己及极少数人看。因此写作用词比较尖锐、随意，也无需考虑他人心理是否能承受得了。而《草案》从一开始就是为了给大多数人看，是把个人的认识成果转化为党内共同认识成果，必须适合大多数人认识水平和心理承受能力，因此不能不考虑他人是否能够接受自己的认识，是否能通过这个《草案》。这就使毛泽东在写作上比较慎重，遣词造句上抹去了那种犀利、嘲讽的味道，从而也就使这个手稿的精神实质能够在党的决议中体现出来。
　　延安时期，胡乔木作为毛泽东的秘书，对《草案》有详细的了解。他回忆说，这个手稿共有16个问题，近2万字，从现存档案看是由江青抄清，用16开纸横写，有36页，毛泽东编号时多算了一页误写为37页。上面还有胡乔木在正文旁边十多处批注的意见，毛泽东改稿时还将几处的意见划去了。
　　胡乔木对《草案》的内容作了详尽的介绍。(11)
　　毛泽东论列了四中全会有五条错误：(一)没有揭发立三路线的思想根源是与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论水火不相容的主观主义与形式主义，埋伏了后来“左”倾路线的思想根源。(二)没有对于当时的国际关系与国内阶级关系作出任何具体的马克思主义的分析，没有具体指出中国革命特点的极大的不平衡性和长期性，因而没有具体规定当时苏区和白区的策略任务。他们只是抽象地了解立三路线、而不能反对其具体的错误策略，并认为白区的工人运动和群众斗争应当继续“举行集会，游行示威”一类的盲动策略，这就埋伏了后来“左”倾路线的政治根源。(三)在组织路线方面犯了类似立三路线“压迫政策”的错误，打击了太多的人，如瞿秋白、关向应，还有何孟雄、林育南等，这些同志在本质上都是好的，这就埋伏了后来的“左”倾路线采取宗派立场的根源。在组织政策上的宗派立场还表现为，不相信苏区党与红军的原有领导，派遣自己相信的人去取而代之。所谓“钦差大臣”制度自此始。(四)认为“右倾是目前党内的主要危险”，这对反罗章龙来说是对的，但对全党来说是错的。当时党内情绪以反映小资产阶级的革命急躁性为多，四中全会没有指出党内“左”倾危险的严重性，并强调反对所谓“实际工作中的机会主义”，这就埋伏了后来“左”倾路线在全党大反“右倾机会主义”的根源。(五)四中全会“全靠共产国际”，只克服了当做政治形态(其主要部分)的立三路线，不能克服当做思想形态的立三路线，这是后来形成新的立三路线的最主要原因。他们强迫推行共产国际东方部制定的极左的土地政策，大反其所谓“富农路线”，造成了在经济上消灭富农，在肉体上消灭地主，影响中农利益的严重局面。
　　《草案》分析了九一八事变至遵义会议前这一时期的路线错误。毛泽东列举了反映这一时期路线错误的三十多个中央文件和中央负责人的文章、讲话，包括前述他所专门批判过的那九个文件。关于这条路线的主要负责人原来只写了博古，后来修改时加上了王明的名字，改为“王明同志与博古同志”。他认为，“王明同志与博古同志领导的这条路线是在思想上，政治上、军事上、组织上各方面都犯了严重原则错误的，集各方面错误之大成，它是形态最完备的一条错误路线”。这些都发挥了他在九月会议上的讲话和《驳第三次“左”倾路线》长文中的观点。在作了这个总的评论之后，毛泽东便逐一地对这条错误路线的具体内容、表现特点和形成根源进行了阐述。
　　(一)在思想形态方面，毛泽东认为第三次“左”倾路线犯了主观主义与形式主义的错误，按其性质来说，它在认识论上是主观主义的，在方法论上是形式主义的。
　　毛泽东指出，王明、博古路线把反唯物论的主观主义与反辩证法的形式主义相结合，不是客观地全面地看问题，而是主观地片面地看问题，根本反对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法唯物论，这就是他们思想领导的全部。当然，说他们反对辩证唯物论，不是说在字面上、口头上，而是说在实质上、工作上，他们是和辩证唯物论的观点背道而驰的。毛泽东说：“他们的唯一本领是引证马、恩、列、斯，作得出夸夸其谈的长篇大论，写得出成堆的决议指示；其实连半点马、恩、列、斯也没有嗅到。”这种主观主义与形式主义的思想形态，是比较陈独秀、李立三两个错误时期还要更加发展的，其流毒也最广泛，甚至现在在党内也没有肃清。
　　(二)在政治形态方面，从九一八事变至遵义会议这一时期的中央领导犯了“左”倾机会主义错误。这表现在对形势的估计上，否认日本军队的入侵对于中国社会各阶级政治态度会产生影响，继续强调一切地主资本阶层及其各党派“一概是反革命的”，同时又夸大“工人与农民已经革命化”，不满10万的红军比较一切帝国主义在华武装力量及200万以上的国民党军队民团的总数还“占优势”等等；主张在上海进行中国的十月革命与建立上海苏维埃，否认公开工作与秘密工作的配合，打倒一切小资产阶级与民族资产阶级的政治派别，强调红军与帝国主义国民党的“决战”；在对中国的许多根本问题的解决上，混同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与社会主义革命，否认中国革命的不平衡性与长期性，以及对于革命转变问题和革命战争与革命根据地的错误了解等等。所有这些，不但是立三路线的复活，而且发展了它。
　　(三)在军事形态方面，王明、博古路线否认红军的游击性，不适当地提倡所谓“红军的正规化”，在1931年至1933年是打大城市的军事冒险主义，到1934年第五次反“围剿”转到军事保守主义，实行“短促突击”的军事防御路线和拼命主义，在1934年冬以后的长征中则转到完全的逃跑主义。
　　(四)在组织形态方面，“左”倾路线表现了极端恶劣的宗派主义。这首先表现在1931年5月间由未经任何法定机关选举，而仅依两个政治局委员指派临时中央的领导人，在临时中央人选的委任上，发生了“故意地压抑刘少奇同志(他是很好的与很老的群众领袖，又是政治局委员)，而提拔了两个新党员：博古、洛甫”，“来掌握全党最高实权的怪事”。在1933年2月临时中央迁往苏区后，打击了在白区和苏区的差不多一切的上层、中层老干部，以及多少提出了不同意见的其他干部，彻底执行了“钦差大臣”制度；实行肃反中的逼供信政策，把苏区的党与非党的许多好同志诬陷为反革命，或逮捕或杀害；在长征前夜，故意与恶意地拒绝与丢弃瞿秋白、何叔衡、毛泽覃等同志；至于把中央领导变为三人团，变为外国顾问一人专政，剥夺政治局委员的权利，甚至根本停止政治局的工作，“则是宗派主义在最高领导机关中发展到了极点的时候”。达到这样恶劣的组织政策与干部政策，是任何过去犯路线错误的时期所没有见过的。
　　《草案》指出，这条路线的第一个特点是形态完备，“在思想形态上，在政治形态上，在军事形态上，在组织形态上，色色具备，无奇不有，超过陈独秀与李立三”；第二个特点是时间长久，“延长了三年四个月之久(而陈独秀与李立三犯路线错误的时间则各只有半年)”；第三个特点是后果严重，白区党的组织力量除了北方与文化界还保存一点极小的力量外，差不多损失了十分之十，在苏区与红军方面则损失了十分之九的力量，仅剩下陕北一个苏区和到达陕北的3万多红军及南方几个据点的几百名游击队员。据此，毛泽东指出：“所以我们说，‘左’倾路线是比之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路线与李立三‘左’倾机会主义路线形态更完备，时间更长久，结果更严重的一条机会主义的路线。”
　　毛泽东对王明、博古路线尽管进行了严厉的批判，但没有绝对化，仍然指出：说“左”倾路线是错误的，“也不是说在这条路线的整个时期，全党没有做一件好事”。并以中央苏区为例，指出如在打赣州一役失败后，随即纠正错误，执行正确方针；在第四次反“围剿”时，实际指挥红军行动的同志接受了正确的意见，取得粉碎这次“围剿”的胜利；在第五次反“围剿”的个别的战役作战中，改变了上面的死板的命令，也取得了一些胜利，以及在形式上发布停战抗日宣言和与十九路军订立同盟等。此外，在推翻国民党、建立苏维埃、实现土地革命的奋斗目标上，在要同进攻苏区的敌人进行作战上，以及在没收地主的土地分配给无地和少地的农民这一点上，等等，都和正确路线的主张“并无什么不同”，因此，也就可能作出一部分成绩。
　　毛泽东还论述了同王明、博古错误路线开展的斗争和遵义会议后中央领导路线的性质。毛泽东指出，在三年四个月的长时期中，王明、博古路线的发展不是直线的，而是曲线的。党的正确路线与错误路线进行了激烈的斗争，因而才能在错误路线统治的长时期内，仍能坚持同国民党作英勇的残酷的斗争，并在红军长征到达遵义以后，通过事实的教育，使中央政治局的大多数和红军中的所有将领在遵义会议上反对了错误的博古路线，恢复了原来正确路线的领导。遵义会议的决议，虽然在形式上只反对了错误的军事路线、领导方式与干部政策诸方面，还承认过去的政治路线是不错的，但由于这些方面是最主要的东西，又搬掉了博古的领导，因而“遵义会议实质上完成了由一个路线到另一个路线的转变”，“实际上克服了当作路线的‘左’倾机会主义，克服了它在思想形态上、在政治形态上、在军事形态上、在组织形态上一切主要的与重要的东西”。
　　对于遵义会议以后的中央领导路线，毛泽东没有展开详细论述，只是概括地列举几项主要的工作。这就是：(一)在惊涛骇浪之中，完成了中央与红军的长征，保存了干部，奠定了党的复兴的基础；(二)克服了张国焘的路线，汇合了红军三个方面军，坚持与扩大了陕甘宁根据地，使得党的阵地更加巩固起来；(三)建立与坚持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实现了国共合作与全民族的合作，支持了四年多的伟大的民族抗战，扩大与巩固了党的组织力量、八路军和新四军，建立与坚持了敌后各抗日根据地；(四)打退了国内两次反共高潮，训练了干部，克服了统一战线中党内在各个不同时期发生的右倾与“左”倾的错误。毛泽东强调说，由于遵义会议的路线转变和领导机关的革新，由于执行了正确的政策，做了上述工作，使得我党在国内与国际的地位大大地提高了。
　　从胡乔木转述的《草案》的内容来看，其主要内容的确在后来的《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得到了体现，甚至在“左”的错误的表现形态方面，在罗列顺序上也是有相同之处的。
　　胡乔木还把毛泽东的两篇文章作了比较，说前一篇尖锐、泼辣，毛泽东个人的喜、怒、嘲、骂跃然纸上，情绪化色彩甚浓。这个《草案》则是理性的升华。毛泽东控制住了自己的感情，对“九篇文章”的内容进行了梳理和提炼，比较全面、系统、深刻地总结了党的历史经验教训，为科学地评价六届四中全会以后的中央领导路线提供了一个很好的文件基础。胡乔木还介绍说，本来这个“历史草案”是准备拿到11月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上讨论和通过的。后来，毛泽东取消了这个想法，划掉了原先写在题目下面的“1941年11月×日中央政治局会议通过”这行字。
　　毛泽东所以改变想法，主要是因为他的观点在当时还不可能成为全党的共识。1941年9月政治局会议上，虽然政治局的绝大部分同志都拥护毛泽东对主观主义和宗派主义的批判，对1931年9月以后的中央领导路线的认识也趋于统一，但对于六届四中全会本身的评价还不一致。党的中央领导层尚且如此，全党的认识就更难以一致。胡乔木评论说：“在这种情况下，在政治局着手讨论和通过这样带有历史决议性质的文件，对党史上的路线是非作出正式结论，显然时机还没有完全成熟。此外，几个比较重要的政治局委员不在延安。对这样事关重大的问题，毛主席采取了慎重态度。1942年2月21日，他致周恩来的电报，可作为一个佐证。该电说；‘政治局在去年十月间曾详尽检讨了过去路线问题，一致认为四中全会至九一八中央路线基本上是正确的，但有好几个严重原则错误。九一八至遵义会议(共三年又四个月)中央路线是错误的，遵义会议以后中央路线是正确的。结论已写好，尚待七大前周及少奇、德怀回来方能讨论通过决定，交七大通过在内部发表(对外不发表)。’”(12)
　　《草案》被搁置起来了，但全党整风随即开展起来了。
　　① 九个文件是：1.《由于工农红军冲破第三次“围剿”及革命危机逐渐成熟而产生的党的紧急任务》(1931年9月20日)；2.《中央关于日本帝国主义强占满洲事变的决议》(1931年9月22日)；3.《中央委员会为目前时局告同志书》(1931年12月11日)；4.《中国共产党关于争取革命在一省与数省首先胜利的决议》(1932年1月9日)；5.《中央关于一二八事变的决议》(1932年2月26日)；6.《中央致各级党部的一封信》(1932年3月30日)；7.《中央为反对帝国主义进攻苏联瓜分中国给各苏区党部的信)(1932年4月14日)；8.《在争取中国革命在一省几省首先胜利中中国共产党内机会主义的动摇》(1932年4月14日)；9.《苏区中央局关于领导和参加反对帝国主义进攻苏联瓜分中国与扩大民族革命战争运动周的决议》(1932年5月11日)。
　　②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中卷)，第351页。
　　③ 《胡乔木回忆毛泽东》，第214页。
　　④ 《毛泽东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44页。
　　⑤ 《毛泽东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41页。
　　⑥ 《毛泽东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42页。
　　⑦ 《炎黄春秋》1978年第7期，第21页。
　　⑧ 《炎黄春秋》1978年第7期，第21页。
　　⑨ 《炎黄春秋》1978年第7期，第21页。
　　⑩ 《胡乔木回忆毛泽东》，第216页。
　　(11) 以下《关于四中全会以来中央领导路线问题结论草案》的引文均出自《胡乔木回忆毛泽东》一书。
　　(12) 《胡乔木回忆毛泽东》，第225—23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