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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三九年

艾克恩


  毛泽东同志发表《青年运动的方向》,号召青年投身到群众火热的斗争中去。
  中共中央发表《为抗战两周年纪念对时局宣言》,提出“坚持抗战,反对投降;坚持团结,反对分裂;坚持进步,反对倒退”三大政治口号。
  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延安分会成立,艾思奇任主任,丁玲、柯仲平任副主任。分会会刊《文艺战线》,由周扬主编。
  冼星海、光未然写的《黄河大合唱》,轰动延安,传遍全国。周恩来听后亲笔题词:“为抗战发出怒吼,为大众谱出呼声!”
  1月2日
  中共中央书记处在机关合作社宴请延安文艺界人士,共十二桌,约百人左右。毛主席在会上讲了话。
  1月6日
  抗日军政大学文工团演出话剧《延安三部曲》,袁牧之编导。参加演出者还有陈波儿、马海德、吕班、郑律成等。
  1月14日
  中国青年新闻记者学会延安分会举行成立大会。《新中华报》社社长向仲华报告筹备经过。潘汉年讲话说,延安分会在此抗战紧张形势下成立,有它特殊重大的意义。我们的抗日斗争从城市转入乡村去,记者的任务也是这样。大会推选徐冰、向仲华、汪仑、肖英、沙凡、方树民、田野、方缓、周游、刘人寿、马寒冰等十三人为理事。
  1月15日
  边区参议会开幕。边区政府主席是林伯渠,副主席是高自立,高等法院院长是雷经天。冼星海带领歌咏队第一次在延安陕北公学大礼堂演唱《军民进行曲》两首主题歌,并在晚上给代表们演出歌剧。
  歌剧《军民进行曲》:编剧王震之。作词天蓝、安波、韩塞、王震之。作曲冼星海。集体创作者向隅、徐一新、安波、韩塞、天蓝、王震之。导演团为张庚、向隅、王震之、冼星海、徐一新。执行导演张庚,舞台装置钟敬之,乐队指导冼星海、向隅。歌曲指导杜矢甲、唐荣牧,乐队指挥冼星海。演员杜矢甲、里诃、张颖、李群、刘谟、陈锦清、徐一新、张平、高鲁、干学伟。
  八路军《军政杂志》创刊。共出四卷。于1942年3月25日终刊。主编肖向荣。毛泽东同志在1月2日写的发刊词中说:八路军的成绩从何而来?“由于上级领导的正确,由于指战员的英勇,由于人民的拥护,由于友军的协助。这四者是八路军所以获得成绩的原因”。他指出:“从前人说:读诸葛亮出师表而不流泪者,其人必不忠;读李密陈情表而不流泪者,其人必不孝。今天我们应该说:凡看见或听见中国军队不记旧怨,而互相援助,亲密团结而不感动者,其人必不爱国。在这里那些‘发国难财,吃磨擦饭’的人物,应该引起一点反省罢!”
  1月16日
  丁玲在《文艺阵地》第2卷第7期发表速写《冀村之夜》。
  前线记者团第一组雷烨在《抗敌报》撰文《谈延安文化工作的发展和现状》。说延安文艺组织有:战歌社——1938年新年诞生,是延安最初是诗歌组织。包括抗大、陕公、机关、团体里的诗歌爱好者,建立了八个社,有研究部、编委会、总务部。对柯仲平的长诗《边区自卫军》作了长时间的研究。实际领导者是柯仲平、林山。工厂文艺小组——延安解放社印刷厂在柯仲平指导下建成的文艺小组。文艺突击社——发起者是抗大青年奚定怀、郑西野及刘白羽、柯仲平、雷烨等。组织编委会,办小型刊物《文艺突击》。路社——鲁艺文学系和院内文学青年组成。抗大文艺社——与山脉文学社、民歌社组成总社,以大队为单位组成分社。有名的诗歌有《抗大进行曲》、《保卫大武汉》、《保卫边区》,《游击队》等。战地社——由丁玲领导的西北战地服务团团员田间、史轮等组成,有油印刊物《战地》。文艺工作团——成立于1938年春,第一组有刘白羽、柳青、天蓝等,到晋西北、豫鲁战地活动。第二组在军区,第三组在晋东南。延安有名的集体创作是《五月的延安》,反映了延安的学校生活、机关生活、团体生活、部队生活。该书出版的稿费捐与文艺突击社作出版经费。
  1月17日
  毛泽东同志致何干之(陕北公学教授、中国问题教研室主任)一信。信中说:“我们同志中有研究中国史的兴趣及决心的还不多”,“盼望你切实地做去。我则有志未逮,我想搜集中国战争史的材料,亦至今没有着手。我的工具不够,今年还只能作工具的研究,即研究哲学,经济学,列宁主义,而以哲学为主,将来拟研究近代史,盼你多多指教。”“如能在你的书中证明民族抵抗与民族投降两条路线的谁对谁错,而把南北朝,南宋,明末,清末一班民族投降主义者痛斥一番,把那些民族抵抗主义者赞扬一番,对于当前抗日战争是有帮助的。只有一点,对于那些‘兼弱攻昧’‘好大喜功’的侵略政策(这在中国历史上是有过的)应采取不赞同态度,不使和积极抵抗政策混同起来。为抵抗而进攻,不在侵略范围之内,如东汉班超的事业等。”
  重庆《新华日报》在“战时文化工作”的标题下,报道郭沫若在百余人听众面前详谈第二期抗战中文化人应努力的方向。他指出文化人应当以内地的都市移动乡村去,更要紧的是到敌人后方去,参加建立游击区工作,以实现“游击战重于正规战”的伟大指示。
  1月20日
  抗战剧团第一队,一行四十余人,由该团主任杨醉乡率领到达赤水县进行宣传。动员群众踊跃上前线,捐募毛袜手套,缴纳救国公粮,慰劳前方将士。他们表演救亡话剧及歌舞活报等,深得各界欢迎。
  朱光潜写信给延安的陕甘宁边区教育厅厅长周扬。说:“你的12月29日的信到本月15日才由成都转到这里。假如它早到一个月,此刻我也许不在嘉定而到了延安和你们在一块了。”“延安回来的朋友我见过几位,关于叙述延安事业的书籍也见过几种,觉得那里还有一线生机。从去年秋天起,我就起了到延安的念头,所以写信给之琳、其芳说明这个意思。我预料11月底可以得到回信,不料等一天又是一天,渺无音息。我以为之琳和其芳也许觉得我去那里无用,所以离开川大后又应武大之约到嘉定教书。你的信到了,你可想象到我的兴奋,但是也可想到我的懊丧。既然答应朋友们在这里帮忙,半途自然不好丢开走。同时,你知道我已是年过四十的人,暮气,已往那一套教育和习惯经验,以及家庭和朋友的关系都象一层又一层的重累压到肩上来,压得叫人不很容易翻身。你如果也已经过了中年,一定会了解我这种苦闷。我的朋友中间有这种苦闷而要挣扎翻身的人还不少。这是目前智识阶级中一个颇严重的问题。无论如何,我总要找一个机会到延安来看看,希望今年暑假中可以成行,行前当再奉闻。谢谢你招邀的厚意。我对于你们的工作十分同情。你大概能明了。将来有晤见的机会,再详谈一切。”
  1月22日
  毛泽东同志致周扬(陕甘宁边区教育厅厅长)一信:“此稿(指《陕甘宁边区实录》一书初稿)李六如(毛泽东办公室秘书长)、和培元(毛泽东办公室秘书)各写一半,我全未看。因关系边区对外宣传甚大,不应轻率出版,必须内容形式都弄妥当方能出版。现请你全权负责修正此书,如你觉须全盘改造,则全盘改造之。虽甚劳你,意义是大的。最好二月十五日前完稿,二月底能出书。备有稿费(每千字一元五角),当分致你与李、和三同志,借表酬劳之意。”
  《陕甘宁边区实录》——齐礼总编,1939年12月延安解放社出版。毛泽东同志为《边区实录》题写书名,并题字:“边区是民主的抗日根据地,是实施三民主义最彻底的地方。”“序言”说,陕甘宁边区久为全国甚至全世界人士所瞩目,许多中外人士不远千里来边区参观考查,各地青年潮水似的涌到这里来。许多新闻界朋友,曾博访周咨,写成印象记、访问记,作过一些介绍。也有少数人颠倒黑白,攻击边区为“封建割据”、“破坏统一”。边区究竟是怎样一个地方?向全国人民作一忠实全面介绍,十分必要。本书原计划组织五人至七人的编委会,分头编纂。后因过忙而由一二人负其总责。本书实际是1937——1938两年度的实录。全书共分八章:一、陕甘宁边区是怎样一个地方?二、陕甘宁边区的政制和组织;三、边区政府做了些什么?四、陕甘宁边区的统一战线;五、陕甘宁边区的抗战动员;六、陕甘宁边区的群众团体:民众抗敌后援会、边区总工会、边区青年救国联合会、边区妇联、边区文化界救亡协会、民众抗敌互济会。七、陕甘宁边区的学校:中国人民抗日军政大学、陕北公学、鲁迅艺术学院、鲁迅师范、边区中学及附小、八路军抗日军人家属学校。八、八路军后方留守兵团的政治工作。(本书藏于中国革命博物馆)
  1月25日
  戈宝权在《新华日报》撰文《写在孩子剧团公演之前》。说在争取民族生存与民族解放的斗争中,孩子们是一支英勇的生力军。在十几个月的英勇抗战中,孩子剧团正如茅盾所说:“是抗战的血泊中产生出的一朵奇花。”
  重庆《新华日报》刊登也平的通讯:《从甘谷驿到葭县》。写西北战地服务团上前线时,路经清涧、绥德、米脂、乌龙堡到了葭县的活动情况。每到一地必开晚会,甚至演出两次.在甘谷驿和清涧,白天行军数十里,晚上照常开军民联欢会。第二天继续行军,清涧还慰劳四十双鞋子。在绥德也演出两次。同志们练歌、排剧、写通讯、写剧本、看书、作日记、开小组会。几次晚会,史轮朗诵田间的诗《这一代》,得到好评。服务团几个写诗的如田间、史轮、曼晴都献出新诗,发挥了很好的作用。在行军中还作了几个“活报”,受到群众欢迎。美术组的劫夫、吴坚是走在大队前面写标语的。有时,劫夫坐在土坡上弹琴,农民唱着民间小调,一个小小的音乐会便开始了,劫夫称他们是乡村音乐家。
  1月28日
  周恩来同志为“国际反侵略运动大会中国分会”题词:“为民族解放而战,为世界和平而战!”
  2月1日
  鲁艺戏剧系演出姚时晓编导的独幕剧《今天》和崔嵬编导的《被蹂躏的女性》。
  《文艺突击》第1卷第4期出版。有柳青的报告《空袭延安的二日》,何其芳的报告《日本人的悲剧》,刘白羽的小说《突击运动》,周而复的小说《灾难里》,卞之琳的速写《进城·出城》,鲁藜的论文《目前的文艺工作者》。
  2月5日
  《新中华报》将于2月7日改组为中共中央机关报。今日下午三时邀请延安新闻界学术界同志及党政负责人开座谈会讨论改进办法。到会有洛甫、艾思奇、周扬、潘汉年等八十余人,对该报改组表示热烈赞助。
  《新中华报》2月7日社论《新中华报改革的意义》:“新中华报过去是陕甘宁边区政府的机关报,从今天——民国二十八年二月七日起,新中华报改组为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机关报之一。同时,它也是陕甘宁边区政府的喉舌。”
  毛泽东同志为《新华日报》题词:“把新中华报造成抗战的一支生力军。”
  洛甫题词:“中国无产阶级在中华民族中的核心作用——新中华报嘱题。”
  李延禄题词:“庆祝新中华报改版,——抗日先锋。”
  王稼祥题词:“新中华报是争取抗战最后胜利的有力武器。”
  陈云题词:“为中国人民彻底解放而斗争。”
  李富春题词:“民族的社会的解放灯塔。”
  《新中华报》于2月16日发表该报2月5日召集延安文化界座谈会记录。主席徐冰。发言者何思敬、吕班、向仲华、沃渣、刘白羽、崔嵬、张琴秋、王若飞、潘汉年、艾思奇、徐海东、徐一新、林山、洛甫、曹力如。
  2月7日
  中共中央召开生产动员大会。毛泽东同志发表讲话,提出“自己动手,克服困难”的口号。
  柯仲平在《新华日报》“新生”专栏第一期上发表《谈〈中国气派〉》一文,提出:“每一个民族,都有自己的气派。这是由那民族的特殊经济、地理、人种、文化传统造成的。”“最浓厚的中国气派,正被保留、发展在中国多数的老百姓中。”“带特殊性的优秀的民族文化,可以帮助世界文化的发展。”
  鲁艺美术系、木刻研究班及延安各机关美术工作者,召开美协成立大会。到会三十余人。通过简章,选举沃渣、江丰、王曼硕、丁里、张振先五人为常务委员。
  2月10日
  延安举行盛大群众大会,纪念“二·七”铁路工人大罢工十六周年。毛泽东同志出席大会并发表讲演:第一,中国工人阶级在民族解放事业上的伟大功绩;第二,中国工人阶级今天的伟大任务——抗日救国;第三,工人阶级有光明的前途——社会主义社会。
  中华全国戏剧界抗敌协会陕甘宁边区分会,在陕北公学大礼堂举行成立大会。到会有民众剧团、烽火剧团、抗大文工团、陕北公学剧团、民众娱乐促进会、鲁艺戏剧系、鲁艺实验剧团等。主席柯仲平报告大会意义,王震之报告分会筹备经过。洛甫、杨松、李初梨、徐冰、沙可夫相继讲话。大会主席团为王震之、柯仲平、缪正心、钟敬之、高博、张庚、田蔚等七人,一致通过三项提议:一、通电全国总会报告本会成立经过,请求备案。二、发宣言致全国各戏剧团体请其与本会建立经常通讯关系,交换工作经验及剧本。三、刊登启事,邀请边区各戏剧团体及戏剧工作者加入本会。当场通过理事会名单:康生、潘汉年、沙可夫、艾思奇、徐冰、朱光、李伯钊、赵品三、柯仲平、徐一新、张庚、王震之、周扬、缪正心、叶石、丁玲、塞克、汪曼锋、江青、吕班、左明、崔嵬、姚时晓、荒煤、荣千祥、周巍峙、钟敬之、高博、马健翎、丁里、杨醉乡、田方、纪坚博、颜一烟、朱奇平。理事长潘汉年,副理事长沙可夫。大会游艺节目,有鲁艺的大鼓,抗大文工团演出的吕班编导的话剧《保卫马德里》,实验剧团演出的王地子编导的京剧活报《学不够》,烽火剧团的《小放牛》。
  3月16 日,中华全国戏剧界抗敌协会陕甘宁边区分会主持延安戏剧界联合公演,参加演出的有鲁迅艺术学院实验剧团、鲁迅艺术学院戏剧系、烽火剧团、抗大文工团等,并特邀演剧队第三队参加。演出节目有话剧、旧形式新内容的杂技、歌咏等。
  2月13日
  民众剧团首次从延安出发,带着马健翎写的《一条路》(刘克礼、史雷、王志义、王岚、党奎等主演)、《查路条》(李刚、王志义、党奎、史雷、贺原野等主演)、《好男儿》(张云、贺原野、马健翎、党奎、王志义等主演)、快板剧《有办法》(王晓明、马健翎、李刚、刘克礼、史雷、魏郎芳、刘亚平等主演)和张季纯的《回关东》(张云、王志义、李刚等主演)等秦腔现代戏巡回陕北各县演出。群众称“剧团是小长征”。
  边区文协领导的民众剧团,经四个月外地活动,于6月16日归来。该团负责人柯仲平谈此行经过。他们出发时30人,归来时以扩充到41人。路经延安、延川、定边、盐池、志丹等地,步行两千五百里,历时四个月零三天。各地群众对他们的演出颇为欢迎。有人说:“你们演戏一天,胜于我们工作一月。”在瓦窑堡曾展开过反顽固分子的斗争。通过这次“小长征”,他们胜利地完成了边区政府教育厅的任务。柯仲平讲,该团将扩充到三个团,经一两个月的训练再出发到外地工作。
  柯仲平2月5日在《团结》杂志第12、13期上撰文《民众剧团出发》。说:“我们很快乐,象一只羽毛未长全的鸟,第一次飞出巢去。什么鸟?民众鸟。飞到哪里去?飞到广大的民众里面去。”“我们的戏,内容是抗战的故事,有头有尾;唱的是秦腔,老百姓完全熟悉,这当然也是我们受到热烈欢迎的一个主要原因。”“我们将走遍边区的山川,和老百姓打成一片,用切切实实的工作来回答我们的领导者。”“我们从下种一直到开花,没有一时不在艰苦中生长起来。”诗:“我们过了山来又下川,过了川来又上山,不管到哪里,和老百姓打成一片。教育老百姓,又向老百姓学习;动员老百姓,又动员我们自己。”
  鲁藜在3月19日《新中华报》上撰文介绍民众剧团下乡情况,题为《我们在窑店子》。
  2月16日
  周扬主编的《文艺战线》杂志创刊。它是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延安分会的机关刊物之一。编委会有丁玲、成仿吾、艾思奇、沙可夫、沙汀、李伯钊、何其芳、周扬、柯仲平、荒煤、刘白羽、夏衍、陈学昭、卞之琳、周文、冯乃超。发行人夏衍。共出六期,1940年2月16日停刊。
  《文艺战线》第一期刊登周扬的发刊词《我们的态度》,荒煤的小说《只是一个人》,刘白羽的小说《五台山下》;何其芳的报告《我歌唱延安》,卞之琳的报告《石门阵》,严文井的报告《圣经》;陈学昭的诗《呵!我有仇恨》,田间的诗《这一代》,柯仲平的诗《平汉路工人破坏大队的产生》(长诗),艾思奇的文论《抗战文艺的动向》,成仿吾的文论《一个紧要的任务——国际宣传》。还有沙汀的人物特写《贺龙将军印象记》。
  艾思奇在《抗战文艺的动向》中说,抗战文艺的成果是:文艺界团结了,成立了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创办协会机关刊物《抗战文艺》;创作与出版活跃了,如能够出版《鲁迅全集》;群众文艺活动开展了,特别是朗诵诗、街头诗、说书等。延安还组织了几种集体创作:《二万五千里》、《五月在延安》、《我怎样来陕北》、《牢狱三千六百日》。同时还有工厂文艺小组、抗战文艺工作团赴华北各地。武汉、广州等地出版了《文艺阵地》、《七月》、《战地》、《星火》等刊物。今后抗战文艺应当是民族的,具有现实主义基础的。
  戈茅(徐光霄)在《新华日报》4月27日撰文《介绍〈文艺战线〉》。说《文艺战线》是在日寇法西斯企图绞杀中国文化的情况下产生的。它的意义在于:“它是一个战线,是整个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一部分,民族自卫战争在意识形态上一个战斗的分野。”它要去掉中国传统的“文人相轻”的习气。它以现实为依据,发扬中国的积极精神。它的作者大都是忠实的文艺工作者,参加了延安的生产、工作,有真实的生活,所以能写出真实的作品来。
  2月17日
  延安文艺界举行作曲家张曙追悼会。参加者有鲁艺、抗大、陕公、军委政治部抗敌演剧队第三队歌咏代表。会议主席吕骥报告开会意义,冼星海介绍张曙生平,塞克报告张曙的作风特点,抗敌演剧队第三队代表讲话。全体唱张曙的《洪波曲》、《保卫祖国》,田冲唱张曙生前喜欢唱的《茫茫的西伯利亚》。
  2月18日
  鲁迅艺术学院举行盛大联欢晚会,欢迎军委政治部抗敌演剧队第三队,王震之和第三队队长徐世津分别讲了话。
  2月25日,军委政治部演剧队第三队举行茶会答谢各界。队长徐世津报告开会意义,王负图报告演剧队工作、斗争经过,蓝光女士报告第三队的历史及组织概况。演剧三队为答谢延安各界将在大礼堂演出八天。
  2月28日,鲁迅艺术学院为欢迎军委政治部抗敌演剧队第三队举行盛大联欢晚会,王震之、徐一新、潘汉年分别讲了话。徐世津队长讲述了第三队的工作经过和到这里的希望。高波将烽火剧团的宝贵经验作了介绍。徐一新以晚会的名义向第三队的领导者光未然(张光年)致以慰问。光未然在突破敌人围攻中折伤了左臂,当时在边区医院治疗。在边区戏剧运动开始统一时,来了这支生力军,使每个与会者感到格外兴奋。
  军委政治部演剧第三队主办的美术展览会于4月12日在延安鼓楼举行街头展览,观者颇多。挂出展品有彩画《保卫国土》、《给你枪当自卫军去》、《参加游击队》、《救护伤员》等和木刻十余幅。有描写抗日县政府的成立、训练自卫军、游击队破坏电线公路、老百姓加紧生产、开荒开矿等。内容简明生动。
  4月13日,边区音乐界救亡协会和抗敌演剧第三队主办的音乐会在陕公大礼堂举行。吕骥代表音协致开幕词。光未然代表第三队向延安各界致告别词。他追述了第三队在短短的七个月中艰苦奋斗的成绩,表示对延安这个“青年的洪炉,抗战的洪炉,革命的洪炉”的无限留恋之情。并说这次上前线去,将于一年半载之后,再回延安。观众对这三十位青年表示了欢送和致意。音乐会上鲁艺演出《生产大合唱》、抗大文艺工作团和三大队演出《延水谣》,《新山歌》、《在太行山上》等合唱。而第一次公演的《黄河大合唱》颇为精彩,博得热烈欢迎。据星海日记载:“今天晚上是空前的音乐会,也就是全国从没有的音乐晚会。因内容非常新鲜,而且都是带着最新的创作形式。《生产大合唱》博得全场的欢迎!《黄河》因第三队女声独唱走音,给观众不好印象。整个曲子,他们觉得很雄伟!文艺工作团最差,人数只有八人。鲁艺动员50人的合唱,可谓空前。”
  抗敌演剧队第三队,来延后工作紧张努力,颇受各界欢迎。子17日离延东去。到宜川第×战区司令部,协助办理民歌艺术学院。如经阎锡山司令长官允许,将转赴晋东南及冀中工作,以便在敌后方成立文化堡垒,联络各地戏剧工作者,成立华北剧协。
  2月25日
  鲁迅艺术学院为响应中共中央生产运动的号召,召开动员大会,徐一新报告生产运动的意义和总生产委员会给予的任务。成立生产委员会,徐一新为主任,钟光为副主任。下设宣传教育部、粮食管理部、牲畜农具部、肥料部、合作社部。并通过生产计划。全校担负生产细粮一百三十石,菜蔬达到自给,年约七万三千斤。
  在这期间,鲁艺全校师生上山开荒,沙可夫、冼星海等体弱同志亦都参加。据统计,鲁艺1939年参加开荒140人,开地433亩,平均每人开荒三亩一分。1940年参加开荒134人,开地616亩,平均每人开荒四亩六分。
  3月10日报载:“鲁艺”生产委员会成立后,积极进行筹备工作,耕地八百余亩,并开辟实验区。出版《生产》半月刊,以推动生产运动。
  田家在《新中华报》4月16日撰文《鲁艺开荒速写》。
  《新中华报》3月31日发表力永的特写《生产战线上巡礼》。报道如火如荼的生产运动正在延安展开。在北门外鲁艺的山脚下到杨家岭的山头上,从中央领导同志到普通士兵,都亲切地弯下腰来和土地接近,锄下翻起深黄的土块,泥土的香气在空中散播着,荒芜的陕北大地在微笑了。
  2月28日
  柳青在《新中华报》上连载长篇通迅《拾粪运动——柳青寄自延安川口》。
  周而复在《新中华报》上发表速写《生产·劳动·创作——文协生产会议速写》。
  刘白羽在《新中华报》撰写评论《关于旧形式的二三意见》。提出如果你曾经思考了文艺的发展与它在目前的任务,在现下,我们首先是该赞成而且要实践的去运用“旧形式”。在抗战中,文艺的作用是朝着千百万大众的。在这空前的锻冶当中,需要检讨出优点与弱点,让整个新文艺更健壮起来。
  莎寨发表《利用旧形式》的文章。提出“谈形式不能脱离内容。内容是来决定形式的。”“我们利用旧形式,并不是利用表象上的形式,而是旧形式中吸取本质的精华,而重新创造的。这个所谓利用旧形式的形式,既不是旧的也不是凭空捏造的,而是从‘旧’里发展来的‘新’的东西。”“利用旧形式,就是创造新形式”。
  3月初
  丁玲写的西北战地服务团丛书之九《一年》,由生活书店出版。作者在“写在前边”中说,“这集子里都是一年的零碎,本来是替《西线生活》写几篇的,后来一看,还有几篇也可放在一道,另出一册。”“不敢说是作品,只不过是替服务团记录一下罢了。所以仍只能作生活实录读。”全书共分四部分:《出发前后》含有“成立之前”、“第一次大会”、“政治上的准备”、“工作的准备”、“我们的生活纪律”、“民先与文研”、“河西途中”。《在山西之点滴》含有“临汾”、“冀村之夜”、“孩子们”、“第一次的欢送会”、“杨伍城”、“忆天山”、“马辉”、“关于自卫队感言”。《西安杂写》含有“序《呈在大风沙里奔走的岗卫们》”、“《河内一郎》后记”、“关于本团抵陕后的公演”、“写在第三次公演前面”、“适合群众与取媚群众”、“反与正”、“说欢迎”、“勇气”、“说到‘印象’”、“讽刺”、“西安杂谈”。《附录》含有“压碎的心”、“七月的延安”、“略谈改良平剧”。
  3月1日
  冼星海开始写《生产运动大合唱》,塞克作词。
  3月3日
  抗战剧团第一队由该团主任杨醉乡率领到关中分区新正县,演出歌舞和话剧,鼓励壮丁上前线,慰劳抗属。3月13日报载:抗战剧团第一队响应毛泽东同志的两大号召,在生产运动中,编写了为民众易于接受的歌曲和短剧,到乡村共演出六十一次,宣传六十五次,组织了八个儿童剧团。该队到新宁县协同县党委县政府作扩大的生产运动宣传,于3月16日至18日演出三天,到会者三千多人,对第一队演出的话剧、活报剧极为欢迎。4月19日报载:抗战剧团第一队在关中圆满完成任务后,在返延途中仍继续工作。他们受各界人士及八路军驻地办事处再三挽留,决定昼夜继续公演。每次演出,观众极为踊跃,当地机关合捐法币五十元及食品若干,以示慰劳。6月13日消息:抗战剧团第一二两队,去年奉命到关中分区及直属各县帮助紧急动员工作半年,现已完毕归来。上级为了充实与巩固扩大该团,由杨醉乡负责,将所有干部及小同志分送鲁艺专修科及普通科学习。大家情绪高涨,订出互助及竞赛条约。
  3月4日
  鲁艺旧剧研究班演出新编京剧《夜袭阳明堡》,陶德康编导。
  3月5日
  中国民间音乐研究会在延安鲁艺成立。会员19人。选出树连(李禄永)、罗椰波为正副主席,李焕之、王莘、铁铭分任研究、采集、出版工作。同年5月,改选铁铭为主席,天风、鹰航、王莘、梁玉衡分任研究、出版、演唱、采集工作。该会采集民歌,出版《陕北民歌集》、《绥远民歌集》,成立研究小组,请吕骥、向隅、冼星海作报告。
  3月8日
  延安举行“三八”妇女节纪念大会。出席大会的有毛泽东、王稼祥、陈云、李富春、谢觉哉、李廷禄等负责同志;有中共中央妇委会代表张琴秋、孟庆树、吴兆祥;有边区妇联代表赵锋,边区女参议员路志亮,马列学院代表陈光宇,女作家丁玲,中央党校代表李柏贞,鲁艺女代表林岚,女音乐家唐荣枚,女艺术家钱韵玲,抗大女代表董速,女记者陈学昭,女文化人张曼均等。毛泽东同志讲话说:“这是妇女大众团结起来向压迫者示威的一天。在中国抗日战争中,没有妇女积极参加,最后胜利是不可能的。只有二万万二千五百万的妇女,加上二万万二千五百万的男子,一致动员起来,组织起来,才能打败日本帝国主义。我们应该动员全国广大的妇女,在这方面边区起了模范的作用。我们要学习克鲁卜斯卡雅,要学习大革命时代牺牲了的模范妇女领袖共产党员向警予,她为妇女解放为劳动大众解放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了一生。我们要培养几千几百的女英雄,几千几百妇女运动的职业家和‘博士’!”李富春讲了他的三点希望:“第一,大家都要注意妇女工作;第二,妇女更要注意妇女工作;第三,不仅女子要做大时代的贤妻良母孝女,而且男子要做新时代的贤夫良父孝子。”
  鲁艺为纪念“三八”节演出独幕剧《游击队的母亲》,王震之编导。
  3月11日
  鲁迅艺术文学院所属实验剧团和新近组织的“鲁艺文艺工作团”开赴前方工作。晨五时全院举行授旗仪式。出发前一天在中央大礼堂举行欢送大会。
  实验剧团重新配备人员:主任王震之,秘书肖逸,剧务科仉平(张平),组织科程安波,宣传科龚伟(兼队长),总务科徐一枝。团员张鲁、地子、刘漠、张潮、齐瑞棠、周云琛、朱明哲、翟其春、田民、徐玉峰、苏玲、阎闾、苗敏、方华、江雪、聂眉初、洪任舆、王韦。
  鲁艺文艺工作团主任陈荒煤。团员黄钢、杨明、梅行、乔秋远、葛陵。(见鲁艺通告8号、9号、10号)
  3月12日
  延安各界在陕北公学大礼堂举行盛大晚会,纪念马克思、孙中山两位伟大的革命导师。毛泽东同志出席大会并发表演说。他申述了纪念大会的意义,从总理遗嘱上说明孙中山先生唤起民众共同奋斗的重要思想。“总理遗嘱上说,致力革命凡四十年,四十年的经验有两条:一、唤起民众;二、联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中山先生深知唤起民众的重要,没有民众是打不倒帝国主义的……现在马克思主义与三民主义联系起来,在唤起民众和联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以求达到中国之自由平等上基本是相同的,国共应该很好的团结,长期合作。”出席大会的还有李富春、高自立、莫文骅、罗瑞卿等。鲁艺音乐系和军委政治部演剧队第三队的唱歌,烽火剧团的快板和《王家村》;实验剧团的《夜袭飞机场》,都受到了欢迎。
  3月13日
  边区文化界救亡协会工作人员,为了扩大边区生产运动的影响,于日前组织了“创作生产委员会”,拟用各种文艺形式,如报告、特写、小说、诗歌等,具体的把边区生产运动情形反映出来。并决定编选生产运动的集体创作
  3月16日
  《文艺战线》杂志第1卷第2号出版。有沙汀的小说《联保主任的消遣》,严文井的小说《儿子与父亲》,何其芳的报告《日本人的悲剧》,刘白羽的《记范筑先将军》,卞之琳的诗《慰劳信》,柯仲平的长诗《平汉路工人破坏大队的产生》(下),周扬的论文《从民族解放运动中来看新文学的发展》。
  周扬在《从民族解放运动中来看新文学的发展》一文中,谈到新文学二十多年的发展过程经历了三个阶段,即三次具有划时代意义的运动:第一次是文学革命运动,反对文言,宣告“古文”为死文学,提倡白话,鼓吹国民的写实文学。从“五四”到“五卅”近十年期间。第二次是革命文学运动。成仿吾的《从文学革命到革命文学》就传报了新文学运动转换的正式消息。第三次是华北事变以后文学上的统一战线运动。华北事变后,文学上开始了一个新的局面。首先是反帝的主题集中于反日的主题。其次是反帝作品的特征是爱国主义与国际主义的结合,作品中的人物发出“生为中国人,死为中国鬼”的誓言。再次反日的文学是工农大众的阶级立场与民族立场的一致。
  鲁艺旧剧研究班演出新编昆曲《天快亮了》,罗合如编导。
  3月18日
  毛泽东、王稼祥、谭政、肖劲光发给八路军、新四军各政治机关的电报《收集和宣传八路军、新四军民族英雄事迹》:“在抗战中,从我们八路军、新四军的干部与战士中涌现出许多民族英雄,表扬这些英雄及其英勇行为,对外宣传与对内教育均有重大意义,各政治机关应注意收集这些英雄的事迹,除在各部队报纸上发表外,择其最重要者电告此间及广播。军政杂志今后专设八路军、新四军抗战英雄一栏,望各级政治部供给材料。”
  延安举行晚会,纪念“三·一八”。出席晚会的有毛泽东、洛甫、王稼祥、陈云、李富春、滕代远、高自立、潘汉年、李延禄、周兴、陈刚、沙可夫等。毛泽东同志在讲话中说:“我们要消灭敌人,就要有两种战争:一种是公开的战争,一种是隐蔽的战争。隐蔽的战争,有战略的进攻,打入敌人内心;也有战略的防御,保卫自己。要打败敌人,须内外夹攻,所以两者都有同样重要的意义。”鲁迅艺术学院实验剧团和抗大文艺工作团演出了除奸内容的文艺节目。
  胡乔木创作《战工团团歌》,并随歌词附冼星海一信。歌词是:怀着满腔热血,走遍祖国河山,我们是中华儿女,誓为着自由而战(“誓”或改“齐”,请裁夺)。不怕那千辛万苦,不怕那枪林弹雨,前线是亲爱的家乡。努力向工作学习,努力向群众学习,我们在斗争中生长。附信说:“星海兄:小歌一首,请代谱曲。因星期一即有人带去华北,故恳于星期日谱好,不知可能否?又闻写了一篇关于音乐理论的文章,我们甚需要,可否惠下?顺祝韵玲女士母女安康!弟乔木。三月十八日。”
  3月21日
  延安文化界举行座谈会,欢迎第二战区文协筹备会代表刘巍先生。到会者光未然、艾思奇、张庚、洪流、张振亚、沃渣、向隅、王曼硕、芮丁等三十余人。光未然主持会议,刘巍先生报告了第二战区文化工作开展的情况。
  鲁艺在陕北公学预演冼星海作曲、塞克作词的《生产大合唱》。冼星海夫人钱韵玲也参加了演唱。星海日记写道:“演出效果很好,成绩可观,尤其音乐是受到人们的欢迎!打破延安音乐界纪录!开展中国新音乐的前途。《生产大合唱》是出现着一种新形式和新生活,比过去的音乐完全不同,而且带有民族意义。”从此,“二月里来呀好风光,家家户户种田忙,指望着今年的收成好,多打些五谷充军粮”的歌声,很快流传开来。
  艾思奇3月25日写信给冼星海,谈《生产大合唱》的音乐创作:“昨晚看了鲁艺的预演,许多人都认为音乐很好,都佩服你的创作精力。希望能够再在融化中国民族音乐方面作百尺竿头更进一步的努力……”
  边区文协和音协于5月9日在鲁艺共同召开座谈会,讨论冼星海的《生产大合唱》。参加者艾思奇、肖三、塞克、冼星海、吕骥、向隅、林山、李丽莲、卜一、李清宇等。冼星海说,大合唱能收到一点效果,第一是塞克创作歌词的功劳。现在作曲家有三种不同的姿态:一是死硬地模仿西洋音乐;二是顽强地固执着中国音乐作法;三是尽力想使中国音乐与西洋音乐适当的结合。我非常赞成后一种。我提出三个口号,音乐应当大众化、民族化、艺术化。艾思奇说,歌曲成功的地方,第一基本上反映现实;第二作者热心地追求民族形式。
  3月22日
  成荫给《新中华报》写信,对延安的晚会提出意见:一、严格掌握时间。入场券写着七点,而实际开幕则在八、九点,平均每人浪费两小时。二、晚会全部时间以不超过三小时半为好。三、节目要少而精,宁缺勿滥。四、中间必须给观众休息时间,十分到一刻。五、不开无准备的晚会。六、入场券注明节目,以免重看。
  3月26日
  边区文化界救亡协会,为了与边区各文化团体取得更进一步的联系,使边区文化工作更好地开展起见,下午在该会救亡室,召开各文化团体联席会议。到会团体有青记学会、文联、音协、美协、剧协、诗歌总会、之路社和山脉文学社等。首先由艾思奇报告开会意义,各团体报告该团体过去工作情况和今后工作计划。最后对各文化团体的团结与联系,对边区文化工作的总方针两个中心问题,作了详细的讨论与具体的决定。
  冼星海开始写《黄河大合唱》。光未然作词。据光未然回忆:1939年春天,我在晋西游击区坠马受伤,到延安诊治,抗战演剧第三队的同志们伴送我到延安。三队需要新的演出节目,星海也提议再来一次合作,催之不已。我便把两次渡黄河及在黄河边上行军时的赶兴,本来要写的一首诗,改写成大合唱的歌词。躺在病床上,口授友人笔录。五天写成后,当晚请来星海,开了个小小的朗诵会,并把写作动机和意图谈给他们参考。他听后站起来说:“我有把握把它写好!”后来我们每天早上派田冲去探问晚上的成果,每次带回一支新曲,并授权我们:“可以随便地改。”象《黄河颂》、《黄河怨》,我们挑剔较多,他全部推翻重写。
  3月31日,冼星海完成了《黄河大合唱》的写作。全曲共分八部分。费时六天。它是一部杰出的、影响很大的合唱,也是整个抗日战争时期最优秀的一部大合唱。
  冼星海4月8日在《我怎样写〈黄河〉》一文中说:“《黄河》歌曲的创作虽然在一个物质条件很缺乏的延安产生,但已经是创立了现阶段救亡歌曲的新型歌曲了。”“《黄河》的歌词虽文雅一点,但不会伤害它的作风。它有伟大的气魄,有技巧,有热情和真实,尤其是有光明的前途。而且它直接配合现阶段的环境,提出‘保卫黄河’的重要意义。他还充满美,充满写实、愤恨、悲壮的情绪。使一般没有渡过黄河的人和到过黄河的人都有一种同感。这歌词本身已尽量描写出数千年来的伟大黄河的历史了。”
  3月间
  中国民间音乐研究会在延安成立。不久在晋察冀边区又成立分会,展开有组织、有计划的民歌收集、介绍和研究工作。经过专业音乐工作者加工、改编,产生了不少优秀民歌改编曲,如《边区十唱》(张寒晖编曲)、《有吃有穿》(张鲁编曲)、《翻身道情》(鲁艺文工团改编)等。
  鲁艺组成几个工作团分赴前线:文学系由陈荒煤率领,黄钢、梅行,葛陵等参加的“鲁艺文艺工作团”;美术系由胡一川率领,彦涵、罗工柳、邹雅等参加的“鲁艺木刻工作团”;实验剧团由王震之率领,肖逸、安波、张平、龚伟、张鲁、王地子、方华、江雪、聂眉初、王韦等参加的“鲁艺实验剧团前方工作团”等。他们愉快地唱着《毕业上前方》等歌曲走上抗日岗位。
  《新华日报》(华北版)4月9日报道,延安鲁迅艺术学院实验剧团26人和该院文艺工作团由荒煤领队,从延安来到山西阳城,在阳城举行公演。
  4月6日
  民族扫墓节。在陕西中部县举行公祭黄帝陵典礼。国民党特派大员张继主祭,国民政府派陕西省副主席蒋鼎文及边区政府主席林伯渠为陪祭。边区的祭文录下:
  维中华民国二十八年四月六日,陕甘宁边区政府主席林祖涵、陕甘宁边区参议会议长高岗,谨率民众代表莫文骅、白振邦、艾思奇、毛齐华、何思敬、张琴秋等,致祭于我祖轩辕黄帝之灵曰:
  巍巍我祖,肇启中华,荡涤瑕秽,东亚为家。历数千年,乃开民国,中山先生,实宏祖德。国共合作,革命宏谟,中更摧拆,十载蹉跎。强敌侵凌,乃寝内战;唯一方针,统一战线,国共两党,重新合作;三民主义,厥为公约。民族主义,抗战到底,妥协中途,实所不取。民权主义,政治自由,唤起民众,必由之途。民生主义,经济平等,既富且教,经国之本。凡此方针,贵在实行,说而不做,实贼乎人。寇患愈深,日蹙百里,何以止之,全民奋起,再接再厉,不屈不挠,四万万众,修我戈矛,打倒日寇,建新中国,上绍千秋,下开百业,今朝致祭,无限悃忱,清浆为奠,秀草为薰,非日告饩,警我精神。山河日月,鉴此忠诚。尚飨。
  4月8日
  中央党校演出小歌剧《夜之歌》。
  4月9日
  延安文学晚会在陕北公学大礼堂首次举行,爱好文艺的青年们欢聚一堂。晚会由军委会政治部演剧队第三队与边区诗歌总会共同主办。舞台上大书“文艺界团结起来,为建立新中国文艺而奋斗”的标语。表演节目有合唱、朗诵诗歌等。演出者抗大文艺工作团、鲁艺之路社等。
  为纪念全国“文协”成立一周年,《新华日报》发表《用笔来发动民众捍卫祖国》的社论,号召“广大的作家群到敌人后方去”、“加强‘文章入伍’的工作”。“实现‘文章下乡’的口号”、揭露日寇的暴行。《新华日报》还以第四版整版的篇幅,刊登了一组文章,其中有欧阳山的《抗战必胜,新文艺运动必成——祝我们文协成立一周年纪念》,方殷的诗《更坚决地前去吧!——为纪念文协成立周年而作》。
  全国“文协”在渝陕西街举行一周年纪念大会,150余人出席。邵力子致开幕词,胡风代表大会宣读《致全世界反法西斯侵略战争的作家电》,老舍报告会务。大会通过提案:电请政府缉拿汪贼(汪精卫),并动员作家口诛笔伐。大会还规定每年3月27日(“文协”成立之日)为中华文艺节。4月14日,“文协”第二届理事会改选了理事,选出本埠30名,外埠15名。选出邵力子、郭沫若、张道藩、老舍、胡风、华林、阳翰笙等15人为常务委员,并推定各部正副主任。
  4月10日
  中央干部教育部副部长罗迈(李维汉)在鲁艺成立一周年纪念会上作报告《鲁艺的教育方针与怎样实施教育方针》。谈五个问题:一、鲁艺的一年。二、什么是鲁艺的新的教育方针?“以马列主义的理论与立场,在中国新文艺运动的历史基础上,建设中华民族新时代的文艺理论与实际,训练适合今天抗战需要的大批艺术干部,团结与培养新时代的艺术人材,使鲁艺成为实现中共文艺政策的堡垒与核心。”三、政治教育在鲁艺的重要性。有两种不正确的见解:一种是“左”的偏见,把政治运动机械地运用到艺术运动上,要艺术直接服从于政治,还原于政治;另一种是右的偏见,以为艺术可以漠视政治,“两耳不闻窗外事”,轻视革命的人格和品质的修养。艺术家必须懂得政治,学习政治。马列主义是思想武器,要学会使用这个武器。四、怎样建立优良的校风?五、一些具体问题上的具体建议。鲁艺新任副院长赵毅敏也讲了话。
  冼星海为鲁艺一周年而写《鲁艺与中国新兴音乐》。说鲁艺音乐系创作了三部新型歌剧:《农村曲》(向隅主编)、《军民进行曲》(冼星海作曲)、《异国之秋》(李焕之作曲)。写了两个新型大合唱《生产运动大合唱》(冼星海作曲)、《黄河大合唱》(冼星海作曲)。这些作品比较接近大众,显示了中国新兴音乐的力量。要创造怎样的新兴音乐呢?以“大众化”为首要任务。我们既不要抄袭或摹仿欧洲的音乐,也不要趋向封建的形式和内容,或颓废的作风。
  4月13日
  青联建议“五四”为青年节。青联是中国青年救亡团体联合办事处的简称,由西北青年救国联合会二次代表会参加的全国各地青年团体共同决议组织。第一届执委会选举冯文彬作主席,李昌为副主席兼组织部长。胡乔木为宣传部长。与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西北青年救国联合会合办《中国青年》半月刊,并向全国青年建议,定“五四”为中国青年节。闻此项建议已获得各地青年团体的同意和赞助。
  4月16日
  边区音协改选。冼星海、向隅、吕骥等七人为临时执委。该会主办的星期歌会,每星期日下午在鲁艺练习唱歌。
  延安音乐界救亡协会,于8月8日进行了整顿,推冼星海继续为该会负责人。为促使音运工作普遍开展,拟与文化协会和抗战剧团、烽火剧团、民众剧团取得密切联系,定每月开音乐会一两次,并出版刊物,讨论音乐理论、提高艺术水平等问题。
  《文艺战线》第1卷第3号出版。小说有刘白羽的《总的破坏》,粱彦的《战士的家》,白晓光的《动员》。报告文学有卞之琳的《晋东南麦色青青》,柳青的《王老婆山上的英雄》。论文有艾思奇的《旧形式运用的基本原则》,张振亚的书评《读〈边区自卫军〉》。还有王式廓和沃渣的插图《开荒》、《边区生产运动》。
  4月19日
  毛泽东同志为抗大第四期毕业生题词:“知识分子成为革命的或不革命的或反革命的分界,看其是否愿意并且实行结合工农民众,他们的分界仅仅在这一点。”
  《新中华报》社论《为扫除三万文盲而斗争》。说“陕甘宁边区政府,为着提高人民的政治觉悟,广泛的开展民众的文化教育工作,有扫除文盲三万个的决定,这不仅在边区是一个创举,而亦为全国的先声”。
  毛泽东同志手书:“为消灭文盲而斗争”。
  艾思奇发表论文《使三万双眼睛睁开》。阐述扫除文盲与抗战的关系。
  《新中华报》发表王良的漫画《破坏团结是间接帮助敌人》。
  4月28日
  《新中华报》刊出“五一、五四纪念特辑”。内容有:
  乔 木:《纪念中国青年节与国民精神总动员》
  艾思奇:《五四文化运动在今日的意义》
  张 浩:《持久战中工运的新任务》
  冯文彬作词、吕骥作曲:《“五四”青年节歌》
  马达的木刻:《纪念五一》
  4月29日
  延安美协第一届会务委员在鲁艺救亡室进行改选。到会者除全体会员外,并有近由苏联回国的美术史家王洪,由沪来延的漫画家蔡若虹及由河南来延的木刻家刘岘诸同志参加,对苏联美术界近况及沦陷后的上海各地美术运动均有详尽的报告。经改选,第二届会务委员为西野、王洪、蔡若虹、张启仁、马达、陈钧、辛莽等七同志。决定七月七日举行美展。
  抗大文工团演出话剧《火》、《弟兄们》。
  肖三于4月6日随同邓发等十二人乘飞机离开新疆乌鲁木齐,后随一二九师政委邓小平乘卡车离开西安奔往延安,三天后到达。同车还有王胜荣及爱人赵明珍、蔡若虹及爱人夏雷。刚从组织部大礼堂开会出来的毛主席见到肖三说:“啊,十多年不见了!”毛主席请小平、邓发、肖三到杨家岭他的住处去吃晚饭。肖三要吃辣椒,毛主席开玩笑说:“现在可以开个辣椒同乡会。”又说:“凡是革命的都吃辣椒。季米特洛夫是保加利亚人,吃辣椒。斯大林是格鲁吉亚人,当然也吃辣椒。可见吃辣椒的都革命。”毛主席敬了肖三一杯红葡萄酒,谈起二十年前他们两人一起在渤海大沽口的冰上走路的情景,说:“那个时候我还相信旧小说里所写的蓬莱仙岛是可能的……我八岁的时候最信神,我父亲不信神,我还认为他不对哩!”肖三同毛主席年少同窗,彼此了解,谁都不是从小全能全知的圣人。临别时,毛主席从书架底下取出香烟,吹了吹上面的灰尘,塞在肖三的大衣口袋里。那个年月的延安,纸烟是极为珍贵的礼物啊!走出窑洞,满天星斗,毛主席重复了学生时代的规矩,双手并放膝前,一鞠躬而别。
  毛主席5月5日到鲁艺看望肖三。套用旧话说:“特来专诚拜谒。”肖三说:“真不敢当。”谈到小说《聊斋志异》时,毛主席说:“《聊斋》是封建主义的一种温情主义。作者蒲松龄反对强迫婚姻,反对贪官污吏,但是不反对一夫数妻(妾),赞美女人的小脚。主张自由恋爱,在封建社会不能明讲,即借鬼狐说教。作者写恋爱又都是很艺术的,鬼狐都会作诗……”又说:“《聊斋》其实是一部社会小说。鲁迅把它归入‘怪异小说’,是他在没有接受马克思主义以前的说法,是搞错了。”“蒲松龄很注意调查研究。他泡一大壶茶,坐在集市上人群中间,请人们给他讲自己知道的流行的鬼、狐故事,然后回去加工。不然,他哪能写出四百几十个鬼与狐狸精来呢?”肖三谈到自己说:“我在国外搞文学是‘卖独行市’(湖南土话,即单干),写过几首诗,人们就称我为诗人,其实很惭愧……”毛主席插话说:“你是诗人。”肖三又说:“我写东西很迟缓,难成,不能‘下笔千言’。”毛主席又插话说:“下笔千言的,有时离题万里。”
  5月12日,肖三到杨家岭去看毛主席,毛主席正在读《宋史演义》,肖三把自己诗作的手抄本拿给毛主席看。毛主席略看了几首,比较喜欢旧体诗,说《梅花》那首写得好。放下,说慢慢再看,又开起玩笑说:“姓肖的古来文学家很少,你要争气。”
  5月1日
  延安各界在延安南门外公共体育场举行盛大的“五一”节纪念大会。到会三万人。大会推选毛泽东、洛甫、王稼祥、陈云、邓发、刘少奇、李富春、张浩、李延禄、高自立、滕代远、肖劲光、罗瑞卿、谢觉哉、王学文、王首道、沙可夫、齐华等为主席团。谢觉哉恭读总理遗嘱,毛泽东同志报告《国民精神总动员的政治方向》,指出:为了争取最后胜利,“就要改造全国国民的精神,把一切不好的东西,错误的东西统统去掉。自私自利,贪生怕死,贪污腐化,萎靡不振……这些东西好不好呢?(台下高呼:不好!)这些东西要统统去掉。我们历来提倡艰苦奋斗的工作作风,就是这个意思。我们民族历来有一种艰苦奋斗的作风,我们要把它发扬起来,要把埋在许多人中间流行的那种自私自利,贪生怕死,贪污腐化,萎靡不振的风气,根本改变过来。共产党历来更提倡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在抗战中间,就是要纠正一切不利于抗战的错误思想。”“这种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是与艰苦奋斗的工作作风不能脱离的,没有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就不能激发艰苦奋斗的工作作风;没有艰苦奋斗的工作作风,也就不能执行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八路军政治部主任王稼祥演讲,罗瑞卿带领宣誓。
  乔木在延安《解放》周刊七〇期上撰文《青年要发扬五四爱国精神》。
  中国电影制片厂在重庆《新华日报》登出新片预告:何非光编导的《保家乡》,司徒慧敏编导的《游击进行曲》,史东山编导的《好丈夫》,宋之的编剧、应云卫导演的《三勇夫》,蔡楚生编导的《南海风云》和《孤岛天堂》,王为一改编、史东山导演的《中国万岁》,阳翰笙编剧、史东山导演的《幼年中国》,孙师毅编剧,袁丛美导演的《娘子军》。
  5月4日
  延安纪念“五四”二十周年暨首届中国青年节庆祝大会,到会有中央党校、马列学院、抗大、鲁艺、工人学校、组训班及延安市少先队、儿童团共约万余人。选出冯文彬、艾思奇、胡耀邦、齐华、李昌、胡乔木、高朗山、刘光等四十三人为主席团。李昌致开幕词。毛泽东同志作《青年运动的方向》的讲演。指出“五四”以来,中国青年们起了某种先锋队的作用,这就是带头作用,就是站在革命队伍的前头。延安的青年运动是全国青年运动的模范。延安的青年运动的方向,就是全国的青年运动的方向。后举行焰火晚会。游艺项目有中央党校、马列学院、印刷厂的秧歌舞和生产舞,鲁艺冼星海指挥的《生产大合唱》,抗大的国术表演。
  5月6日
  鲁艺戏剧系演出独幕剧《红灯》,王震之编剧,张庚导演。
  5月10日
  鲁迅艺术学院周年纪念日,本应4月10日举行,因突击开荒改期为5月10日。下午在陕北公学大礼堂开幕。到会五百余人。毛主席、朱总司令、张闻天、刘少奇、陈云、李富春等亲临参加,并为鲁艺题词。毛主席题词:“抗日的现实主义,革命的浪漫主义。”刘少奇题词:“为大众文艺的创作而努力。”陈云题词:“抗战建国中一支大的力量。”李富春题词:“发扬鲁迅的精神,创造中国大众的新艺术。”毛主席在讲话中说:“我只说一点而已,那就是大家要深入研究,研究马克思主义理论之外,要研究实际,不是马上观花,而要下马观花。”毛主席说,鲁迅给法捷耶夫的《毁灭》作跋说:作者写莱奋生上马、扶鞍等等,是懂得马鞍的。要写伟大的作品就必须懂得实际,要有长期的准备功夫。又说:“我们的文艺创作要有抗日的现实主义和革命的浪漫主义。”刘少奇说,在争论“国防文学”口号时,鲁迅提出“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的口号是对的,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为检阅一年来的成绩举行了大型展览会。引人注目的是,展出毛主席亲笔手书《七律·长征》和《清平乐·六盘山》。展览分十室:教务、鲁艺生活、一期学员成绩、二期学员成绩、专修科作品、普通科作品、教职员作品(有沃渣、马达、胡考、刘岘的木刻,钟敬之的舞台模型)、苏联革命名画、边区生活照片。同时在陕北公学大礼堂举行晚会,有副院长沙可夫、训育长徐一新唱的苏联歌,粤乐队及国乐队的合奏,鲁迅歌咏队的《黄河大合唱》,旧剧研究班的《赵家岭》。
  《新中华报》刊出“鲁迅艺术学院周年纪念特辑”。文章有沙可夫的《鲁迅艺术学院成立一周年》,赵毅敏的《鲁迅艺术学院的展望》,小山(肖三)的《 “鲁艺”在国外》,徐一新的《艺术新园地是怎样开辟的》。徐一新谈到鲁艺成立的经过时说:1938年春初,延安为了纪念“一·二八”上海抗战六周年,决定召开一次隆重的纪念晚会。为此,从抗大、陕公等机关集中了六七十个生气勃勃的青年艺术家,只有两星期就排演出四幕话剧《血祭上海》,公演二十天,观众一万人。这次公演推动了延安艺术阵容的建立,也是鲁艺成立的先声。后来在一次《血祭上海》座谈会上,有人建议创办艺术学院,一阵热烈掌声表示拥护。会上,毛泽东同志声言愿意用最大力量来帮助艺术学院的创立,并宣告筹备委员会正式成立。一个星期后,毛泽东、周恩来、林伯渠、徐特立、成仿吾、周扬、艾思奇等起草的创立缘起公布了。为纪念已故文豪,定名为鲁迅艺术学院。缘起指出:“艺术——戏剧、音乐、美术、文学,是宣传鼓动与组织群众最有力的武器;艺术工作者——这是对于目前抗战不可缺少的力量。因此培养抗战的艺术工作干部在目前是不容稍缓的工作。”鲁艺建在延安北门外。一年来,搞出三十多个抗战剧本:《大丹河》、《流寇队长》、《团圆》为话剧;《农村曲》、《军民进行曲》为歌剧;《松花江》、《松林恨》、《夜袭》为旧戏改编;《还我的孩子》、《矿山》、《一心堂》、《油布》、《八·一三的晚上》、《今天》、《两代》为独幕剧;《希特勒之梦》、《国际玩具店》、《学不够》为活报剧。写出一百多首抗战歌曲,还有宣传画、木刻等。
  张颖在10月3日《新华日报》撰文《改编后的鲁艺》。说鲁艺从前只有一百人,现已增到四百人;由四个系改编为三个部。改编后的两个连,一个留守老家,一个到晋东南,他们高唱着《到敌人后方去》的歌曲离开了延水。学校虽然走了一半的同志,但组织机构还是一样的:院务会议,下分政治、院务、教务、编译四处。分四系:文、剧、音、美。除系主任外,有生活及学习干事、各科代表。必修课有社会科学、哲学、艺术论、艺术讲座等。专修课有中国文艺运动、世界文学、名著研究、写作等。戏剧系有戏剧概论、戏剧运动、导演、表演、化妆、舞台管理等。音乐系有音乐概论、音乐史、音乐欣赏、和声学、作曲法、视唱、指挥、乐器等。美术系除美术理论外,还分木刻、雕塑、漫画三班。除四系外还有研究部。
  鲁艺公布负责人名单:副院长赵毅敏、沙可夫。秘书陈山。各处处长:教务处吕骥,政治处李华,编译处肖三,院务处龚亦群。各部部长:专修部沙可夫(兼),普通部张庚。各系主任:文学系沙可夫(兼),戏剧系张庚(兼),音乐系冼星海,美术系王曼硕,研究部主任赵毅敏(兼)。(见鲁艺5月15日通告13号)。
  5月11日
  鲁艺举行周年纪念第一次音乐会,正式公演《黄河大合唱》。合唱团一百余人,伴有乐队,演得相当成功。冼星海日记载:“今晚的大合唱可真是中国空前的音乐晚会。里面有几首非常感动人的曲:(一)、《黄河船夫曲》;(二)、《保卫黄河》;(三)、《怒吼吧!黄河》及(四)、《黄水谣》。当我们唱完时,毛主席都跳起来,很感动地说了几声‘好’。我永不忘记今天晚上的情形。我是很严格地、热情地去指挥歌唱队。”肖三记述当晚的情形说:“尤以光未然作词、冼星海作曲的《黄河大合唱》为最出色。这是一部巨大的作品,分八部,很有气魄。”“在延安——边区和在大后方以及全国各地的人听着这部大合唱的时候,都为中国有这样的音乐而自豪!冼星海同志不愧为人民的音乐家。”
  周恩来同志由重庆返回延安,在听了《黄河大合唱》之后,于7月8日亲笔题词:“为抗战发出怒吼,为大众谱出呼声!”
  后来,全国文艺界人士纷纷撰文盛赞《黄河大合唱》:
  郭沫若说:“星海兄去延安,大后方的一切的声音差不多都沉没了。而《黄河大合唱》却和黄河之水天上来的一样,从北方吼唱了起来。这是人民的声音,使得好些人民的叛徒们听见了发生了战栗。” (《吊星海》、《新华日报》 1946.1.5)又说:“《黄河大合唱》是抗战中所产生的最成功的一个新型歌曲。音节的雄壮而多变化,使原有富于情感的辞句,就象风暴中的浪涛一样,震撼人的心魄。作词的光未然兄,我们今后还可以多多领受他的创作,但作曲的冼星海兄可惜在前年已经在莫斯科病死了。这对于我们是一个很大的损失。”(序《黄河大合唱》,《沫若文集》13卷469页)
  茅盾说:“我所听到的《黄河大合唱》,据说是小规模的,然而参加合唱人数已有三百左右;朋友告诉我,曾经有过五百人以上的。”“这开了我的眼界,这使我感动,老觉得有什么东西在心里抓,痒痒的又舒服又难受。”“它那伟大的气魄自然而然使人卑吝全消,发出崇高的情感,光是这一点也就叫你听过一次就象灵魂洗过澡似的。”(《忆冼星海》,《茅盾文集》第10卷113页)
  肖三说,听《黄河大合唱》,台上“一时作船夫的挣扎,一时作河东父老的哀鸣,最后作黄河的怒吼。歌声时而呜咽,如泣如诉,时而悠悠然,如读幽闲的田园诗,最后真感到黄河之水天上来,滚滚白浪滔天,波浪万丈汹涌,到了这里我对作曲者的星海同志真欲五体投地了!他的气魄是如何地大呀!他的才能是如何地高呀!他的创力是如何地丰富呀!”(《哀悼人民音乐家冼星海同志》)
  何其芳说:“我听了冼星海同志的《黄河大合唱》,那是一个惊心动魄的有力的作品。虽说对于音乐我几乎近似聋子,连听音乐的训练我都缺乏,这个大合唱却震慑住了我。”
  周巍峙说:“在一九四〇和四一两年间,《保卫黄河》成了群众大会(工人的、农民的、士兵的)每次必唱的歌曲;它的轮唱部分特别使群众喜爱,他们把它的主调唱成三部、四部的轮唱,而且由此影响到许多乡村剧团和连队,以后竟把许多齐唱曲按照《保卫黄河》的格式改编成轮唱曲。”(《解放区人民热爱冼星海同志》,《解放日报》1945、11、15)
  5月14日,鲁艺戏剧系同学为纪念鲁艺成立一周年,演出多幕话剧《冀东起义》。王震之编剧,张庚导演,钟敬之舞台设计。
  5月15日,鲁艺周年纪念晚会,演出歌剧《异国之秋》,张庚编导,李焕之作曲。独幕剧《买卖》。胡苏编剧。
  5月14日
  由周扬等发起的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延安分会,在文化协会召开成立大会。到会有周扬、丁玲、沙可夫、李公朴、卞之琳、塞克、白澄、林山、张振亚以及最近从苏联归国的肖三等三十余人。周扬报告筹备经过及成立分会的意义,卞之琳代表文协抗战文艺工作团第三组报告前线工作情形及所获的经验与教训,肖三报告苏联文抗动态。选举成仿吾、周扬、肖三、沙可夫、丁玲、艾思奇、柯仲平、张振亚、严文井、陈学昭、赵毅敏为理事,张庚、骆方为候补理事。艾思奇任文协主任,丁玲、柯仲平任副主任,雷加任秘书长。对分会工作、《文艺战线》编辑计划以及扩大鲁艺文学系的提案也有讨论。翌年四月创刊机关刊物《大众文艺》。
  5月17日
  中央书记处发出《中央关于宣传教育工作的指示》。指出:“估计到中国文化运动(文艺运动在内)在革命中的重要性,各级宣传部必须经常注意对于文化运动的领导,积极参加各方面的文化运动,争取对于各种文化工作团体机关的影响,特别对于各种文化工作团。在必要时,可吸收一部分文化工作的同志,在区党委、省委以上的宣传部下组织文化工作委员会。”还指出:“应注意宣传鼓动工作的通俗化、大众化、民族化,力求各种宣传品的生动与活泼,特别注意戏剧歌咏等等的活动。”
  鲁艺招待苏联有名的青年电影摄影师罗曼·卡尔门。沙可夫、吕骥、冼星海、张庚等同志与他相见。这是一次友好的聚会。卡尔门拍摄了鲁艺展览会的情景、校旁的古墓林,文庙以及鲁艺师生上山开荒生产的情形。卡尔门1938年10月到中国,满怀热情要拍摄中国抗战的影片,从武汉到长沙、衡阳和桂林,备受国民党阻挠。
  毛泽东同志5月25日晚9时在杨家岭接见苏联电影摄影师卡尔门,一直谈到午夜12时。肖三作翻译。毛主席问卡尔门到中国几个月了。卡答:八个月。主席说:要留八年。又说:苏联应该派二十个青年作家到中国来,参加八路军,学中国话,住中国房子,吃中国饭,穿中国衣,留住四十年……
  5月19日
  鲁艺召开各部部务会议。沙可夫宣布新教育计划。设立各系主任、指导员、班长、科代表。全院共分四个系:戏剧系(张庚)、文学系(沙可夫)、音乐系(冼星海)、美术系(王曼硕)。各系报告教育计划。
  5月20日
  党中央干部教育部在组织部大礼堂召开延安在职干部教育动员大会,到会数百人。参加学习的党员二千三百多人,分三组,学《联共(布)党史》、《共产主义与共产党》。毛主席讲话说:“我们发起的生产运动和学习运动都是永久性的。生产是为的要吃饭,吃饭是我们自己和子子孙孙都需要的,所以生产运动是永久的。韩愈说:‘人不通今古,马牛而裾衿’,所以只要是人而不愿作牛马就要学习。”“但是学习的时候,死守书本也不行。有人到现在还用过去中央苏区编的《政治常识》,不求提高,大有‘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政治常’之慨(笑)……我们的党要由小到大,才能领导这样大的中国革命,要有大批有学问的干部。……中国共产党素来号召学习,在过去中央苏区是如此,来延安三年了,也是如此。现在比较有组织,中央特别设干部教育部主持此事。”“中国人一向说‘攻书’,要进攻,不能只保守。老把一本书摆在面前,不加深研究,叫做‘守书’。古人说校对为‘校仇’,就是说,要把错字当作仇人看待。”“当马克思作阎王的时候,会要考试共产党人的政治经济学的。‘人到五十五,方是出山虎’……我们要办一个‘无期大学’,人们都是出了学校才学到一些东西的。”
  5月25日
  边区文协主编的《文艺突击》新1卷1期(总第五期)出版。毛泽东同志为该刊题字。小说有严文井的《春天》,师田手的《劳动日记》,雷加的《炮位周围》。诗歌有乔木的《青年颂》,肖三的《天山》,高士其的《不能走路人的呐喊》。美术作品有沃渣的《开荒突击队》,王式廓的《开荒》,丁里的《抬伤员》,马达的《纪念五四》。还有塞克的《生产大合唱》和《生产大合唱》座谈会记录。
  5月
  边区文化界救亡协会于1938年5月发起的集体创作《五月的延安》,时隔一年后出版。本书编委会由文协聘请艾思奇、林山,柯仲平、柳青、徐懋庸、徐雉、张季纯、高敏夫诸同志组成。该书由350篇积稿中精选出55篇而成,约15万言。“前记”中指出该书的特点是:一、入选的五十多位作者都是“无名”的,但作品并不逊色。二、55篇中最优秀的要算几位工人同志写的几篇。三、书中几篇集体创作特别值得注意。集体创作具有个人创作所不能有的许多优点。四、鲁迅小学的小同志们的投稿,是最使人感到快慰的事情。该书编辑者为《五月的延安》编委会,发行者为边区文协“抗战文艺”工作团,代售处为读书生活出版社。书中分为九部分:一、五月的纪念日;二、五月的中国抗日军政大学;三、五月的陕北公学;四、五月的鲁迅艺术学院;五、五月的鲁迅小组;六、五月的工人;七、五月的女自卫军;八、五月的人物素描;九、五月的一般动态。作者有华山、余修、莫耶、姚子璐、翟定一、刘亚洛、赵锋、洪荒、张季纯等。
  5月26日
  毛泽东同志为中国人民抗日军政大学成立三周年作《被敌人反对的是好事而不是坏事》。指出:抗大“是最革命、最进步的,最能为民族解放和社会解放而斗争”。“抗大的教育方针是: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艰苦朴素的工作作风,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这三者是造成一个抗日的革命的军人所不可缺的。”他说:“共产党领导的抗大,是不怕困难和一定能够克服困难的。在共产党面前无困难,就是因为他能够克服困难。”
  5月30日
  《新中华报》刊出“抗大三周年纪念特辑”。文章有毛泽东的《抗大三周年纪念》,罗瑞卿的《纪念抗大三周年的应有认识》,许光达的《“抗大”在国防教育上的贡献》。
  6月1日
  抗大举行成立三周年纪念大会。毛泽东同志讲话说:“今天是你们三周年纪念日。抗大办了三年了,我们的抗战快两年了。抗大是抗日的,抗大的目的是要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彻底解放中华民族。抗大三年来创造了许多的坚强的抗日干部,到前线去,到敌人后方去,打击敌人,消灭敌人……今天,我们国内还有很多汪派敌人——投降主义者,投降派;他们不赞成抗战到底,他们主张与日本帝国主义讲和,主张妥协投降。……‘反对投降,抗战到底’,我们抗大一致的拥护。我们抗大的人,不能有一人不抗战到底,不能有一人不反对投降,不能有一人赞成和平妥协的;如果有一个,就不是抗大的学生,是抗大的败类,是中华民族的败类。全国各党派也是一样,不许有一个人讲和,要全体一致的抗战到底!这就是抗大的根本主张。”陈云说:“抗大办了三年了,三年这个时期非常短,一个人三岁还不过只是一个小娃娃。希望我们抗大三年、四年、十年、二十年的办下去,为了使中华民族有一光明的前途,我们的抗大要办下去。抗大的同志很多是青年,中国革命是长期的,我们要准备为中华民族的彻底解放而奋斗到底!”洛甫、王稼祥、邓发、刘少奇、高自立讲话后,校友方面由胡耀邦代表致词。
  毛泽东同志在《中国妇女》创刊号上“题《中国妇女》之出版”:妇女解放,突起异军,两万万众,奋发为雄。男女并驾,如日方东,以此制敌,何敌不倾?到之之法,艰苦斗争,世无难事,有志竟成。有妇人焉,如旱望云,此编之作,伫看风行。
  《中国青年》杂志第1卷第3期发表肖三的诗《给儿子阿郎》,陈学昭的诗《西班牙,甜蜜的果园》,卞之琳的小说《游击队请客》,古元的木刻《播种》。
  6月6日
  毛泽东同志在模范青年授奖大会上讲话,说:“青年应该把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放在第一位,模范青年是代表中国老百姓,要一生代表他们。”“自己代表还不够,而且还要教训儿子,中国革命没有成功,要长期斗争,永远奋斗。”
  6月7日
  边区文协成立文艺顾问委员会,聘请丁玲等著名作家为委员。经讨论,任务定为:凡边区各文艺团体及爱好文艺者,如有文艺上一般问题向该会询问时,该会负责解答;倘有文艺作品寄去,该会除请人阅读外,并可代为介绍发表;若有文艺集会或个人创作需人帮助者,亦可请该会派人参加,相互商讨。该会拟半月请人作一次关于文艺上一般问题及创作经验等方面的报告。
  边区文协文艺创作顾问委员会,于6月25日在该会俱乐部请丁玲报告《关于创作上的一般问题》。
  边区文协文艺创作顾问委员会,于7月23日在野园茶社请最近从前方回延的作家沙汀、何其芳报告前方情形及战地文化工作的经验与教训,听众数百人。
  6月14日
  鲁艺党支部开会,吸收冼星海加入中国共产党。由赵毅敏、徐一新介绍入党手续和入党条件。冼星海发了言。党员一致通过。星海日记写道:“今天就算我入党的第一天,可以说生命上最光荣的一天。我希望能改变我的思想和人生观,去为无产阶级的音乐来奋斗!”
  冼星海5月15日在给鲁艺党支部赵毅敏写的《自传》中说:“我对于中国共产党的奋斗刻苦精神是时刻不能忘记。”“这个政党是代表群众意志,有组织地、广泛地去领导全中国向着一条光明伟大的前途迈进。”“在巴黎七年,亲自感受劳动的生活,并参加过国际的工党会议后,思想突变,坚决地同情共产党,回国后参加救亡运动,提倡大众化歌咏,鼓吹民族解放的伟大战争,使歌咏能配合现在的抗日、反侵略、反汉奸的政治趋向,来完成民族解放,打倒日本帝国主义的任务。到延安后,直接感到中共中央的关心和爱,因此更决心加入共产党的组织,共同努力,实现抗日和建立新中国的目的。”“我希望能接受党的指示,学习马列主义应用在中国新音乐的建设上。以补昔日我没有加入组织的遗憾”。“我诚恳地愿加入党,加入组织,并学习。把自己贡献给党”!
  6月16日
  中华全国“文协”组织“作家战地访问团”从重庆出发。团长王礼锡,副团长宋之的,团员有白朗、袁勃、葛一虹、罗烽、以群、张周、方殷、李辉英、陈晓南、杨朔等13人。它是“文协”第一次派出的“笔部队”。周恩来、郭沫若参加了出发仪式。
  6月17日
  毛泽东同志给肖三(鲁迅艺术学院编译部主任)一封信:“(一)大作(指肖三写的一本诗稿,大多选进《肖三选集》)看了,感觉在战斗,现在需要战斗的作品,现在的生活也全部是战斗,盼望你更多作些。(二)高尔基晚会如无故障当来参加,惟这几天较忙一些。(三)马,待查问一下看,这事倒不很容易。如你在边区范围内行动,那我可以拿我的马给你用一下;如往外边,就得另想法了。”
  6月18日
  世界革命文豪高尔基逝世三周年纪念会在中央大礼堂举行。参加者延安市各文化团体及青年学生约千余人。台上正中悬挂高尔基遗像,会场四周遍置纪念标语及高尔基语录。艾思奇报告纪念意义,肖三报告高尔基生平,鲁艺歌咏团演唱了《囚徒之歌》,柯仲平朗诵了《海燕》。最后鲁艺演出话剧《绿包袱》——《母亲》中的一幕。
  重庆《群众》周刊登出“高尔基逝世三周年纪念特辑”,载有瞿秋白译的高尔基的《海燕》和《高尔基自传》,戈宝权的《纪念伟大的无产阶级作家高尔基》,于鸣的重庆文化界纪念高尔基逝世三周年大会特写《向着光明的高傲的呼号》,郭沫若题诗。
  6月20日
  肖三在《新中华报》撰文《高尔基逝世三周年纪念》。说:“高尔基从开始他的文学的社会的活动的第一天起,便加入了革命的无产阶级的行列,加入了无产阶级之马克思主义者的先锋队伍,至死不改其宗。”文章阐述了高尔基与伟大导师列宁、斯大林的友情,以及高尔基去世给全人类带来的不可弥补的损失,号召全国人民昂头挺胸和日本帝国主义作死里求生的斗争。
  刘岘木刻《高尔基》。
  6月24日
  鲁艺开始军事演习,将全院人员编为一个纵队。政治处主任徐一新为纵队司令,副院长赵毅敏为政治委员,李伟为纵队长,李华为政治部长,龚亦群为组织部长,沙可夫、吕骥、肖三为顾问。纵队司令部下辖三个连,每日进行操练。(参见鲁艺6月10日通告第14号)
  为粉碎国民党第一次反共高潮,鲁艺于7月11日奉命组织大部分学生由副院长沙可夫率领,与抗大、陕北公学、青训班、工人学校等组成“八路军第五纵队”。这天早晨,鲁艺全体师生召开欢送大会,沙可夫和徐一新讲话。大家边走边唱:“到敌人后方去,把鬼子赶出境……”又唱校歌:“我们是艺术工作者,我们是抗日的战士,踏着鲁迅开辟的道路……”登上了征程。随队出发到前方的有吕骥、沃渣、崔嵬、丁里、汪洋、康濯、岳慎、胡苏、牧虹、卢肃、辛莽、钟惦棐、秦兆阳、王莘、石丁、张铮、吴劳、羊路由等八、九十人。
  6月25日
  《文艺突击》第1卷第2期(总第六期)出版。在“民族形式问题”讨论专栏里有杨松的《论新文化运动中的两条路线》,艾思奇的《旧形式,新问题》,肖三的《论诗歌的民族形式》,柯仲平的《介绍〈查路条〉并论创造新的民族歌剧》。小说有雷加的《三个人的阵地》,周而复的《被炸毁的街市》。诗有林山的《战斗与劳动》,骆方的《野火》。木刻有古元的《游击队》,马达的《高尔基》。
  6月28日
  延安举行“欢迎周恩来、秦邦宪同志回延晚会”,鲁艺演唱《黄河大合唱》。7月8日,周恩来同志特地为冼星海题词:“为抗战发出怒吼,为大众谱出呼声!”
  6月29日
  后方留守处政治部烽火剧团离延安后,经过三月余的长途跋涉和艰苦工作,已胜利归来。在这第四次远征中,获得了丰富的经验和美满的成绩。他们以戏剧工作为主,同时不放弃部队和地方工作。他们检查并帮助各留守兵团的文化娱乐活动,在敌人猛烈炮火中,深入到工事里,鼓舞士气。有些工农干部,经过锻炼,也能够写出很好的剧本。近几日来,他们参加了好几次晚会的演出,博得好评。
  7月7日
  中共中央为抗战两周年纪念对时局发出宣言。提出“坚持抗战、反对投降,坚持团结、反对分裂,坚持进步、反对倒退”三大政治口号。
  延安各界举行“七·七”纪念大会。边区政府秘书长曹力如宣布开会程序。邓小平讲话说:“我代表八路军说几句话。……八路军两年战斗不下数千次,千万个民族战士,为祖国流尽了最后一滴血。八路军在华北牵制住九个师团,连伙伕都深明抗战大义,所以八路军是坚决抗战的。虽然有顽固分子造谣中伤,说八路军‘游而不击’,或‘不游不击’,已完全为事实所揭穿。八路军抗战两年以来,收复了广大失地,死伤达十万以上。假如不游不击,为什么会死伤这么多人呢?投降派反共分子的毁伤,并不能丝毫有损于八路军,只显得他们的无稽而已。八路军一定要把日寇驱逐至鸭绿江边,建设独立自由幸福的新中国!”
  《新中华报》刊出“抗战两周年纪念特辑”。文章有:毛泽东的《当前时局的最大危机》,周恩来的《抗战两年》,刘少奇的《巩固团结粉碎敌人的阴谋》以及王稼祥、洛甫、博古等的文章。
  重庆《新华日报》连续发表“七·七”抗战两周年纪念文章:叶剑英的《在敌后的两年》,邓小平的《八路军坚持华北抗战》,董必武的《我国抗战二年来的民众运动》,吴玉章的《纪念七七抗战两周年对于抗战的检讨》,博古的《抗战二周年纪念献词》,王稼祥的《目前抗战的战略与战略的中心问题》,邓颖超的《坚持抗战到底》。
  鲁艺为纪念“七·七”于11日演出独幕剧《棋局未终》,姚时晓编剧,张庚导演。王一达、干学伟、姚时晓、田野等演出。
  7日(月)8日
  周恩来、博古同志邀请文艺界座谈,讨论民族形式问题。大家发言后,秦博古和周恩来先后各说了颇长的话。谈到:“抗战使我们的民族成为歌咏的民族”;“抗战以来我国文艺各部门都大飞跃,日本文艺则毫无成绩”;“梁实秋曾在《中央日报》上征求与抗战无关的作品,致受全体文艺界舆论之斥责而销声匿迹”;“提倡民族形式须防反动复古派贩卖私货”等等。
  中央局于8月3日邀集文化界开座谈会,讨论民族形式问题。艾思奇主持会议。据冼星海日记载:“争论非常激烈。尤以周扬、沙汀、何其芳及柯仲平、赵毅敏等。晚十点半始散会。回到新的窑洞已经一时半了。”
  7月16日
  艾思奇在《群众》杂志第三卷八、九期上发表文艺评述《两年来延安的文艺运动》。
  7月20日
  延安中国女子大学举行开学典礼。全体在延的政治局委员出席了会议。毛泽东同志在讲话中说:“女大的成立,在政治上有着非常重大的意义。它不仅是培养大批有理论武装的妇女干部,而且要培养大批做实际工作的妇女运动的干部,准备到前线去,到农村工厂中去,组织二万万二千五百万妇女,来参加抗战。假如中国没有占半数的妇女的觉醒,中国抗战是不会胜利的。妇女在抗战中是有非常重大的作用:教育子女,鼓励丈夫,教育群众,均需要通过妇女。只有妇女都动员起来,全中国人民也必然会动员起来,这是没有问题的。”“还需要与轻视妇女运动的观念作斗争,因为他们看不出妇女的作用,忽视妇女在革命中的伟大力量。只有克服这些阻碍,才能使现在的‘女大’发展起来。”“全国妇女起来之日,就是中国革命胜利之时。”右手带伤的周恩来同志接着讲演。他说,中国过去妇女当中的杰出人物,如卓文君、蔡文姬、木兰、武则天、李清照、岳母、梁红玉、秦良玉、秋瑾、何香凝、向警予等人,是中国妇女的模范。“自从九一八以来。广大妇女参加了救亡运动,直到如今,抗战的巨流,更是冲破了封建的男女关系的壁垒。今天的中国妇女,在抗战中已经表示了积极的作用。如妇女界领袖宋庆龄、何香凝等女士的热心救亡工作;宋美龄,李德全等女士的对于抢救难童、保育工作,均有极大的贡献。又如中国妇女热烈参加前线工作,如胡兰畦、丁玲等所组织的战地服务队,在前线艰苦奋斗,获得全国人民称颂。更如浙江的妇女营,直接参加战斗,袭击敌人,有了光荣的战绩。这些都是在抗战洪流中锻炼出来的新女性,因此,妇女地位也大大提高。这个提高,是由于妇女努力参加革命而造成的。当着全国妇女起来,风起云涌之际,希望女大赶快培养造就大批的女干部,到全国各地去领导广大的妇女运动。”青年们向毛泽东(代表中共中央)、邓小平(代表八路军)、张鼎丞(代表新四军)献旗。游艺节目二十多个,有生产舞、海军舞、单人舞、瑶人舞,有合唱、独唱、口技、大鼓、秦腔、京戏、安徽调、广东戏等。
  8月3日
  后方留守处政治部为加强部队宣传工作,将直属的烽火剧团改为烽火剧社总社,各部队原有宣传部分别改为烽火剧社支社或分社。于今日正式成立.选举李兆炳、高波等九人为总社工作委员会,领导三支社及十余分社的工作。
  9月5日报载:烽火剧团自扩编改称烽火剧社以来,对于各分社的工作与学习甚为注意。该社通知各分社选派代表前来总社共赴鲁艺学习。鲁艺由该校艺术指导科派专人教授音乐乐理、舞台工作、歌咏、指挥、乐器、排戏、剧本创作、导演术、化妆等课目。
  鲁艺校址由延安北门外迁至东郊桥儿沟天主教堂。
  8月12日
  边区文协在桃林野园召集延安文艺工作者举行扩大座谈会,讨论“抗战文艺动向”问题。
  8月13日
  陕甘宁边区学生救国联合会召开第一次代表大会。抗大、鲁艺、卫生学校、交通学校、女子大学、马列学院、党校、敌工训练队、组训班、边区师范等代表先后莅场。毛泽东同志登台讲话说:“我们很高兴,因为同志们非常热烈的在这里开会。在我们中国开会有两种:一种就是防止中国自由独立的会,是汉奸他们开的,顽固分子开的。另一种是要求中国独立自由的会,共产党的会也好,抗日分子开的也好,都是要求中国的自由独立。没有民主要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得到最后胜利是不能够的。亡国好还是不亡国好,我们说不要亡国好,但是要民主,没有民主一定要亡国。民主是什么东西呢?民主就是走路的自由权,有了这一条就够了,有了这一条我们可以随便走到什么地方,可以去反对法西斯、反对汉奸托派,所以这两个字一定要。孙中山有一个主义叫民权主义,现在有些人不记得了,他们偏偏说是孙中山忠实的信徒,信徒还不够,还是忠实的信徒。”边区青年学生向毛主席献旗:“让我们永远跟着你前进!”周扬代表边区政府林伯渠主席受旗,旗上写“青年的保姆”。最后由青年剧团、鲁艺、抗大等演出精彩节目。
  8月25日
  中共中央政治局作出《关于巩固党的决定》。
  8月26日
  毛泽东同志致毛岸英、毛岸青二儿子一信。说:“我还好,也看了一点书,但不多,心里觉得很不满足,不如你们是专门学习的时候。为你们及所有小同志,托林伯渠(中共驻西安代表)老同志买了一批书,寄给你们,不知收到否?来信告我。下次再写。祝你们发展,向上,愉快!”
  9月9日
  全国慰劳总会北路慰劳团过延,延市热烈欢迎并开晚会,慰问团总团长是张继,团长是贺衷寒,“文协”总会代表是老舍。到公路两旁欢迎的有毛泽东,中央统战部副部长柯敬史,八路军政治部副主任谭政,边区政府副主席高自立,八路军后方留守处主任肖劲光,延安卫戍司令滕代远,边区保安处处长周兴,八路军政治部宣传部长肖向荣,边区政府秘书长曹力如,建设厅长刘景范,教育厅长周扬,银行行长曹菊如,延安市长高朗亭,公安局长王卓超,抗大三分校校长许光达,鲁艺学院院长赵毅敏,女大代表林纳,边区文协代表艾思奇,西北青救联合会代表黄华,《新中华报》记者李初梨,新华社社长向仲华等六十余人。鲁艺、烽火剧团、抗战剧团、民众剧团也赶来参加。毛泽东同志致欢迎词,强调加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要做亲者所快仇者所痛的事,而为亲者所痛仇者所快的事一件也不做”。要“坚持抗战,反对投降;坚持团结,反对分裂;坚持进步,反对倒退”。文学家老舍先生也被请登台讲话,他特别提到文化人在团结抗战中所起的伟大作用和他们在“文章下乡”这个口号下所获得的成绩。幽默的语调,真挚的感情,时而博得观众的欢笑与掌声。晚会演出有鲁艺的《黄河大合唱》,民众剧团的《查路条》。
  第二天,毛主席接见了慰问团。晚上,中央统战部举行欢迎宴会,席间,毛主席向老舍祝酒,老舍说:“毛主席是五湖四海的酒量,我不能比;我一个人,毛主席身边是亿万人民群众啊!”后来,老舍在他的长诗《剑北篇》第24章《宜川——清涧》中,赞颂延安的新貌:“听,抗战的歌声依然未断,在新开的窑洞,在山田溪水之间。壮烈的歌声,声声是抗战,一直,一直延伸到大河南岸!”作者还以延安人的口吻唱道:“唱着,我们开山;唱着,我们开田;唱着,我们耕田;唱着,我们抗战,抗战,抗战!”
  9月16日中华全国文协总会老舍在陕北榆林写信给周扬,说“在延安见到先生与艾思奇、李初梨、肖三诸同志,实在给我莫大的欣慰!可惜,因为急于北去,未能见到丁玲、何其芳、沙汀三先生和其他的文艺工作同志们,深感歉歉!”关于文协的工作,他说:我们团结了,我们团结得好!因为总会团结得好,分会才在精神上有所归依,感到努力工作是为全国的文艺界友人们争取光荣。这就是总会最大的成功。今后总会应以实际工作去感召,去启示;分会也必须就地推展工作,培养文艺界的新军。总会与分会应在工作上竞争,目的在于尽力于抗战,互相策励,取得抗战中应得到的光荣。他具体提出:(一)前方后方的作品应多多交换。(二)总会和分会应互相赠送书籍和刊物。(三)每月至少通信两次,互通消息和讨论问题。(四)加强抗战文艺在国际上的宣传。(五)对抗战文艺作品,不仅要求“质”高,而且“量”广,多翻印,多散发。他谈到:总会出版部共办四个刊物《抗战文艺》、《前线增刊》、《英文会刊》、《抗战诗歌》。前三个刊物因条件有困难不能多印,后一个刊物干脆流产。总会经费每月一千元左右,维持几个刊物就花七八百元。总会研究部有四个经常性座谈会,分类讨论文艺专题,讨论结果编印成册,如《抗战小说》、《抗战诗歌》、《抗战戏剧》、《抗战报告文学》。组织部已在香港、成都、桂林、延安,襄樊设立分会,长沙、内江、宜昌等处设有通信处。老舍最后表示:“我们团结,我们彼此关切,真挚的友谊能使我们永远携手前进啊!”
  周扬在10月19日给老舍回信说:“读到你九月十六日的信,我非常的高兴。可惜你第二次路过延安,适我因事不在,致失去了与你再度晤谈的机会,很觉怅然!”“一年半来,文协做出了不少成绩,在团结全国文艺家上,在推进战时文艺,尤其是通俗文艺的运动上,在扩大国际宣传上。说起来很惭愧,文协分会在这里成立还不过半年光景,和总会一直没有建立起很好的联系。”但可告慰你的,这里文艺界的朋友都很热心,做了一些工作,如组织战地文艺工作团,组织各学校文艺团体,工厂文艺小组,刊行文艺刊物,创作旧形式等等。这里政治上的优良条件是:文艺家最低限度的生活和创作上思想上的自由是完全被保证着的。谈到对总会的希望时,周扬说:文协在团结作家一点上有很大功劳,今后应如何扩大它、巩固它。在抗日目标下,文艺界人士应真诚合作,培植民主作风。要为民主政治斗争,要为文艺界的民主斗争。真理会愈辩愈明,只要争辩不逾越民族最高利益的界限。要使文艺的影响能更深入到大众中间。其次,要使文艺和战争结合,把作家引导到战争的方向,使作家到前线去形成一种运动。总会组织的由王礼锡所领导的作家战地访问团和延安组织的战地文艺工作团,都有很大意义,收到相当的成果。《文艺战线》上的不少作品,是由他们提供的。要在战争中发现新作家,培育新作家,延安成立的文学顾问会,就是为培养文艺新军设立的。延安具有才能的青年作者有野蕻、天蓝、孔厥、梁彦、魏伯、黄钢、康濯等。作家的生活困难如何解决,周扬建议筹划一笔互济金,争取政府和社会人士多援助,并靠文艺家本身团结一致与利害相共的精神。
  全国慰劳总会北路慰问团,赴榆林各地慰劳后于9月22日返延。
  边区文化界及各青年团体各报刊,假机关合作社举行座谈。到会有南北慰劳团总团长张继、北路副团长王右瑜、国际友人斯诺等;边区文化界名流何思敬、艾思奇、赵毅敏、肖三、李初梨、曹若茗、张庚、柯仲平、马达等七十余人。艾思奇为主席,何思敬致欢迎词,张继讲话,何思敬,赵毅敏分别对国内的团结和文化的发展作了申述,老舍对文艺界情形亦作详细报告。会场情绪异常热烈。贺衷寒先生和毛泽东同志讲话后,共进晚餐。
  老舍在延安停留两天,观看了新的文艺节目。他在《剑北行》长诗第26章《榆林——西安》中这样赞道:“到延安,又在山沟窑洞里备受欢迎;男女青年,谐音歌咏,中西乐器,合奏联声,自制的歌,自制的谱,由民族的心灵,唱出抗战的热情。为了抗战宣传,话剧旧剧兼重,利用民歌与秦腔,把战斗的知识教给大众。”
  9月15日
  为纪念“九·一八”八周年,鲁艺连日赶排节目,有塞克新编的《“九·一八”》六幕剧,冼星海的《“九·一八”大合唱》以及《秋收》、《打到鸭绿江边》、《青年颂》等。在中央大礼堂连演六天。这是该院迁移文化区新址后,戏剧系与音乐系师生共同努力的成果。
  鲁艺为纪念“九·一八”演出新编京剧《钱守常》,阿甲编导。19日演出独幕剧《闲话江南》,姚时晓编导。
  9月16日
  《文艺战线》第1卷第4号出版。小说有丁玲的《泪眼模糊中之信念》,孔厥的《调查》;黄钢的人物特写《开麦拉之前的汪精卫》;报告文学有卞之琳的《晋东南麦色青青》(连载),康濯的《上扬武夜袭》;木刻有沃渣的《突击》,秦兆阳的《陕北秧歌舞》。
  《新华日报》1940年1月5日就丁玲的短篇小说发表文章《评〈泪眼模糊中之信念〉》。说载于《文艺战线》1卷4期的丁玲小说,“是一篇成熟的作品,它概括了农村妇女之初期的新英雄的光荣典型”。它特别成功的三个特点是:一、把故事情节的大部分放在家庭生活的范围中,又关照着家庭外的生活,再推到广泛的救亡工作范围中,写出农村妇女走向新生活的必由之路。二、充分运用了新现实主义和革命浪漫主义方法。三、小说不仅创造了个人的新典型,而且创造了家庭的新典型。
  9月22日
  八路军留守兵团政治部的烽火剧团演出多幕剧《“九·一八”前后》(流民三千万),塞克编导,钟敬之舞台设计。演员有翟强、颜一烟、侣朋、陈明等。
  9月28日
  延安各界召开盛大晚会,招待中外朋友。来宾有陆军骑兵×军军长何柱国将军,参谋长田泽民,三年前曾第一次踏进边区的美国名记者斯诺,来延安很久的印度援华医疗队安德华队长和巴思华、柯棣华等。毛泽东同志致欢迎词,说今天开这样盛大的晚会,欢迎中国的外国的很多朋友和来宾,首先是二年来在前线英勇抗战劳苦功高的何柱国将军,欢迎第二战区司令长官部的高级参谋魏先生和蔡先生。“我们还欢迎外国的来宾,这里有三部分朋友,一是大家久已闻名的美国记者斯诺先生,民国廿五年斯诺先生第一个首先到陕北苏区来。这次重来边区,我们热烈欢迎他。美国是一大民族,人民大众是反对帝国主义,同情被压迫民族解放的,斯诺先生是站在人民大众方面的,他是共产党的好朋友。希望经过斯诺先生,使中美两大民族亲密携手,帮助中国人民打倒日本帝国主义。”“今天晚会有印度医疗队的同志参加。印度是一个有三万万二千万人口的大民族”。“一切帮助我们的各大民族,美国的人民,印度的被压迫民众和苏联团结起来。国内的团结,再加上国际的团结,日本帝国主义一定会打倒的”。斯诺先生讲话说:“中国现在的进步情况,今天晚会就是一个铁证。三年前何柱国将军的部队尚与红军作战于陕北这个地区,而今天却能欢聚在一堂,为了打日本,大家亲密的团结起来了。”“中国必须自己相信自己,依靠民族的努力,在欧洲新的局势之下,中国胜利的曙光已经在前面,中国的自由解放已经不远了。”晚会演出鲁艺的《黄河大合唱》和新编的《九·一八大合唱》。
  10月4日
  毛泽东同志为党内刊物《共产党人》写发刊词,指出:“统一战线、武装斗争、党的建设是我党战胜敌人的三个主要法宝。”
  10月11日
  鲁艺为戏剧节演出独幕剧《良民》,刘因编剧。
  10月19日
  重庆文化界在一园戏院举行鲁迅逝世三周年纪念大会。会场上挂着冯玉祥写的对联:“学博思深群尊儒林巨擘,笔枪墨剑实开抗倭先河。”主席团有邵力子、潘公展、陈绍禹、张西曼、罗果夫等人。邵力子为主席。参加者有董必武、叶剑英、秦博古、吴玉章、叶挺等千余人。邵力子说:“鲁迅先生的死,是我们的莫大损失。鲁迅先生的精神将永远埋在我们的深心。我们虽然哀悼鲁迅先生,但我们却继承了鲁迅先生的遗志:中国已经团结起来了!”胡风说:“鲁迅先生曾有过这样的预言,他说:有一天,只要是抗日都成了罪行,中国的断头台上都闪耀着日本太阳徽的光芒时,中国人民还是不投降的!中国人民的忍让到了最大的限度时,将会起来决死抵抗,而这些预言今天都已实验了。”塔斯社罗果夫谈了鲁迅在国际上的巨大影响,他说:“鲁迅先生的死,不仅是中国人民的损失,而且是全世界先进人类的损失!鲁迅先生的作品,是和全世界最有名的作家,高尔基、罗曼·罗兰、巴比塞等一样地被人重视!”陈绍禹作了长篇发言,王平陵、潘公展等人也讲了话。《新华日报》为此发表社论《纪念伟大的民族战士鲁迅先生》,号召学习鲁迅精神,“坚持我们的民族抗战”。同时还连续发表纪念文章:欧阳山的《怎样纪念我们底巨人》,潘梓年的《纪念为自由而奋斗的战士》,戈宝权的《鲁迅先生与苏联》,草明的《不妥协的人》,汉夫的《鲁迅先生的伟大思想》等。《文艺阵地》出了《鲁迅先生逝世三周年纪念特辑》,发表了欧阳凡海、景宋、无名、穆木天、肖红、关露等人的文章。
  10月20日
  肖三在《新中华报》上撰文《鲁迅逝世三周年纪念》。
  鲁艺美术系同学发起成立漫画研究会,以研究有关漫画上的理论与技术问题。抗战剧团、烽火剧团等爱好漫画的同志亦参加。现有委员四十余人,由华君武领导。
  10月21日
  边区剧协组织的“工余剧人协会”成立。它的任务在于集中多数艺人的才力,集体创造反映这伟大时代的剧作,同时介绍世界戏剧名著,进行试验性演出,培养艺术干部和提高延安戏剧艺术水平。协会召集戏剧家及各机关各学校代表三十余人,商讨内部组织及工作问题。经讨论选出艾思奇(列席指导)、张庚、钟敬之、徐一新、田方、陈明、夏革非、抗大代表等九人为常委。定于1940年元旦演出奥斯特洛夫斯基的《大雷雨》。导演团为张庚、钟敬之、姚时晓、王滨,执行导演张庚。这次公演,本想演出中国的现实剧作,但经多次商讨,总不能选出适合目前需要的,所以选了这出以反封建为主题的《大雷雨》。一方面使戏剧家从这个写实主义作品中学习写作技巧,同时开扩延安观众的视野,提高他们的鉴赏水平。介绍外国名著,在延安还是初次尝试,需要各方面的指导、批评、鼓励与赞助,而他们自己也将从不断的检讨与改革中求得进步。
  据12月6日报载:经毛泽东同志的倡议和支持,延安剧协“工余剧人协会”加紧排练曹禺名剧《日出》。据当时负责这一工作的张庚回忆:毛主席亲自把他们找去,说延安也应当上演一点国统区名作家的作品,《日出》就可以演。还说这个戏应当集中一些延安的好演员来演,为了把戏演好,应该组织一个临时党支部,参加的党员都在这个支部过组织生活,以保证把戏演好。《日出》由王滨导演,钟敬之舞台设计。李丽莲饰陈白露,张成中饰方达生,王一达饰潘月亭,干学伟饰乔治,韩冰饰翠喜,林白饰小东西,田方饰黑三,颜一烟饰顾八奶奶,范景宇饰胡四。还有方琛、石天,刘镇等。
  于敏在12月16日《新中华报》上为“工余”剧协演出曹禺的话剧《日出》撰写文章《介绍“工余”的〈日出〉公演》。分三部分:一、《日出》的故事和人物;二、《日出》的中心意思;三、为什么演《日出》。文章说,“工余”要选演一个“大”戏,一个“写得好”的戏,一个“难演”的戏,来锻炼自己。这个选择便落在《日出》身上。理由很简单,因为曹禺是一位写得比较好的作家,而《日出》则是他的创作中比较好的一部戏。《日出》公演也有它一定意义,将使延安观众揭开更宽广的视角境界,使延安戏剧活动接触多方面的题材,不使广大群众局限在狭小的天地。
  11月7日
  陕甘宁边区留守兵团政治部宣传大队(烽火剧社)演出歌舞活报《庆祝十月革命节》。由侣朋编导,冼星海配曲。宣传大队长是陈明。毛主席看了演出,并从留守兵团司令员肖劲光那里得知,演出花钱很少,布景从鲁艺借用。毛主席便找了陈明、侣朋谈话,并留下吃饭。临走时还开了一张二百元的支票,以资奖励。
  11月12日
  边区文化协会成立两年,拟于十二月内召开第一次代表大会。为此,召集第一次筹备会。到会有中国青年社、中国妇女社、青协、抗大、马列学院及《新中华报》等代表。艾思奇报告文协成立以来的工作经过,推定文协、青救、总政、边区政府、鲁艺、女子大学及《新中华报》组织筹委会。大会举行时将有文化展览会和晚会。
  11月13日
  在边区工作两年成绩优异的加美医疗队的白求恩大夫,不幸因施手术不慎,割破手指染毒殒命。白大夫年五十余岁,加拿大共产党员,医术卓超,为美国三大名医之一。芦沟桥事变后,跋涉万里来华助我,创火线医疗之先例。贺师长的中毒负伤,他亲手医疗。接到白大夫死讯后,延安各界以滕代远、饶正锡、马海德等八人组成追悼白大夫筹备会。中共中央唁电说,白求恩的牺牲精神,工作热忱,责任心,均称模范。
  《新中华报》11月29日发表马海德的回忆文章《纪念诺尔曼·白求恩博士》。郁文的文章《一颗救星的殒落》。
  延安各界于12月1日举行白求恩博士追悼大会。主席滕代远报告开会意义。当讲到白求恩大夫曾从自己身上抽出二百CC血灌注到伤员身上时,台下群众感动异常。久别延安的吴玉章代表党中央致悼词。王稼祥、陈云也先后讲话,提出要培养几百个、几千个、几万个、几百万的白求恩来。大会通过给白求恩家属的慰问电。
  白求恩给聂荣臻司令员的信,《新中华报》全文发表。
  毛泽东同志于12月21日撰文《纪念白求恩》。指出:“一个外国人,毫无利己的动机,把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当作他自己的事业,这是什么精神?这是国际主义的精神,这是共产主义的精神,每一个中国共产党员都要学习这种精神。”
  11月15日
  丁玲在《中国妇女》第一卷第五、六期合刊发表特写《秋收的一天》。文中赞美边区大生产运动的丰收景象:“糜子全身浴着露水,打湿了行人的衣裳,那里刚刚成熟的穗饱满地、含羞似地弯着腰,垂下脸儿。太阳已经照在上面了,黄色的,荡漾的海水似地一直涌到山尽头。”
  在生产运动中,丁玲给楼适夷的信中这样记述当时的情景:“因为生产运动,全校已经突击两星期了。适夷,这真伟大,每天队伍出去,站在荒凉的山上,可是回来时,就多成为被开垦的处女地。踏着那些被翻开了的泥土,真是说不出的(愉快)呀。两个星期开了一千多亩地,而我们还不停止工作和学习呢。”
  11月16日
  《文艺战线》杂志第1卷第5期出版。在“艺术创作者论民族形式”专栏里,发表冼星海的《论中国音乐上的民族形式》,肖三的《论诗歌的民族形式》,柯仲平的《论文艺上的中国民族形式》,何其芳的《论文学上的民族形式》,沙汀的《民族形式问题》。小说有荒煤的《支那傻子》,力群的《野姑娘的故事》,李清泉的《一颗石头》,雷加的《一支三八式》。报告文学有沙汀的《到华北前线去》,何其芳的《一个太原的小学生》。还有贾芝的诗《小播谷及其他》和夏风、古元的木刻。
  11月28日
  鲁艺正式宣布:新任院长吴玉章,副院长周扬。宋侃夫任政治处处长兼党总支书记。从此,鲁艺日常工作一直由周扬负责主持。原副院长赵毅敏调任其他工作。
  11月间
  洛甫、周扬电告在桂林编《救亡日报》的周立波去延安。周立波到延后,被分配在鲁艺任编译处处长兼文学系教员,教“名著选读”。1940年1月,他参加陕甘宁边区文化界救亡协会第一次代表大会,当选为执委,后被增选为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延安分会理事。1941年1月15日,出席延安“鲁迅研究会”成立会,写出论文《谈阿Q》。1941年春,与鲁艺毕业生葛洛、古元等到农村参加实际工作,写出短篇小说《牛》。1941年冬和何其芳、严文井、陈荒煤等组织文学社团“草叶社”,出版《草叶》双月刊,在创刊号上发表短篇小说《麻雀》。1942年夏,与林蓝结婚。后参加延安文艺座谈会。1944年调《解放日报》任副刊部副部长。1944年11月10日,随南下大队司令员王震、政委王首道离延出发。
  12月1日
  中共中央发出毛泽东同志起草的《大量吸收知识分子》的决定。其中指出:“共产党必须善于吸收知识分子,才能组织伟大的抗日力量,组织千百万农民群众,发展革命的文化运动和发展革命的统一战线。没有知识分子的参加,革命的胜利是不可能的。”“对于知识分子的正确的政策,是革命胜利的重要条件之一。”
  延安“山脉文学”社开会,决定召开该社留延社员会议,招收大批新社员,定期召集会员大会。选出汪琦、海棱、师田手、河清、朱小奇、庄涛、惊秋等七人负责该社工作,并派庄涛、惊秋、安适等五人出席文协代表大会。
  12月13日
  中共中央职工委员会章建生,从外边带回无声电影机一架,磨电机一个,影片二十盒。将电影机捐赠抗战剧团,并到该团传授放映和修理技术。该同志此种慷慨精神,对普及民众教育将起很大作用。《新中华报》登报表扬。
  《新中华报》发表李又然的短诗《有手有足》,共八句:没有工作么?有手就有工作;手指是工作的秧苗,手汗是作品的记号。没有路么?有足就有路;足尖是路的开端,足印是铺路的石块。
  12月16日
  毛泽东同志《纪念“一二·九”讲演词》,《新中华报》发表。毛泽东同志说:“‘一二·九’是抗战动员的运动,是准备思想和干部的运动,是动员全民族的运动。”“从‘五四运动’起,共产党就与知识分子结合在一起,‘一二·九’运动中,共产党起了骨干的作用。这些说明知识分子要与共产党结合,要与八路军新四军结合。共产党非常欢迎知识分子,反对的是那少数坏知识分子。”“知识分子一定要与军队结合起来,笔与枪结合起来,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抗战胜利,建立一个民主共和国出来!”
  为纪念“一二·九”四周年,延安青联及边区学联等团体,于13日至16日在中央大礼堂公演五幕话剧《先锋》,观众甚多。该剧以“一二·九”运动为背景,描写当时北平救亡情形,取材实际,使观众明了当时学运的真象,驳斥顽固分子对“一二·九”学生救亡运动的诬蔑。该剧为集体创作,颜一烟、刘茵、史行执笔,翟强导演。青救、烽火等剧团及抗大、女大等校参加演出。
  12月20日
  为庆祝斯大林六十寿辰,《新中华报》集中发表文章和作品:毛泽东:《斯大林是中国人民的朋友》;朱德:《中国军人心目中的斯大林》;吴玉章:《斯大林传》;肖三的诗:《慕斯大林》;马达的木刻:《正在建筑的苏维埃宫》。
  12月21日
  延安举行盛大庆祝会,祝贺斯大林六十寿辰。中央组织部副部长李富春致开幕词。毛泽东同志讲话说:“一个外国人,相隔万余里,大家庆祝他的生日,这还是破天荒第一回呢。这就是因为他领导着伟大的苏联,因为他领导着伟大的共产国际,因为他领导着全人类的解放运动,因为他帮助中国打日本。”“在全人类中间,出了这位斯大林,这是一件大事,有了他,事情就好办了。”“我们要学习他的两方面,一个是道理方面,一个是事业方面。”“现在有些人,他们自称是我们的朋友,但他们只能是属于唐朝李林甫一类的人物,因为这位李林甫先生,是个‘口蜜腹剑’的人。”洛甫、王稼祥、陈云、邓发、吴玉章讲话后,大会通过了中苏文化协会延安分会发起人,其中文化界有:肖三、乔木、李卓然、周扬、何思敬、李初梨、王学文、艾思奇、赵毅敏、柯敬史、冼星海、杜矢甲、丁玲等。国际诗人肖三被请登台朗诵他的新诗《斯大林颂》。鲁艺及新从战地归来的×旅奋斗剧团表演歌咏和舞蹈。
  12月27日
  中华青年救国团体联合办事处冯文彬、李昌、胡乔木、刘光、黄华、高朗山、刘玉堂,写信祝贺朱总司令五五寿辰。信中说:“你的事业,是一部活的中国历史,是我们青年一代的最好的榜样。我们因为有此榜样而充满希望与信心,我们因为有此榜样而感到无限的幸福。”
  《新中华报》发表钟灵绘、梅生刻的漫画《顽固分子制造反共磨擦,实际帮助敌寇汉奸汪派!》
  12月
  毛泽东同志在《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一书中指出:“在中华民族的开化史上,有素称发达的农业和手工业,有许多伟大的思想家、科学家、发明家、政治家、军事家、文学家和艺术家,有丰富的文化典籍。在很早的时候,中国就有了指南针的发明。还在一千八百年前,已经发明了造纸法。在一千三百年前,已经发明了刻版印刷。在八百年前,更发明了活字印刷。火药的应用,也在欧洲人之前。所以,中国是世界文明发达最早的国家之一,中国已有了将近四千年的有文字可考的历史。”
  

延安文艺运动纪盛: 1937年1月—1948年3月/艾克恩编纂.—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19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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