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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后感言

艾克恩


  此书定名为《延安文艺运动纪盛》,是有过考虑的。这里所以用“纪盛”二字,是因为党中央从1937年1月进驻延安到1948年3月离开陕北的十一年间,延安不仅成为全国民族抗日、民主力量的中心,而且成为新民主主义文化活动的中心。我想通过这部史料集,较为详尽地真实地记述当年延安文艺运动的盛况。
  这确是“盛况”。党中央到延安不久,伟大的抗日战争便全面展开。大批热血青年从全国各地奔赴延安,他们满腔热忱、历尽艰辛,甚至冒着生命危险到革命圣地去寻找真理,献身革命,投笔从戎,跃马上阵,用血和火谱写出无愧于中国现代文艺史上最光辉的一页。
  “现在需要战斗的作品,现在的生活也全部是战斗。”毛泽东同志给诗人肖三的信,最能概括延安时期党的文艺事业的时代特点。战斗的生活产生战斗的文艺,战斗的文艺又鼓舞着战斗的生活。
  特别是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明确解决了文艺为人民大众服务,首先为工农兵服务的方向和文艺工作者走与工农兵结合的道路之后,延安乃至整个解放区的文艺面貌大变,精神大振,多少“战斗的作品”激励着正在战斗的人们。
  延安时期的文艺工作,搞得生气勃勃,热火朝天,令人欣喜,耐人回味。在当时,它起了巨大作用;对后来,它产生了深远影响。邓小平同志早在1980年12月党的中央工作会议上指出:要宣传、恢复和发扬延安精神。他说,从延安到新中国,除了靠正确的政治方向以外,就是靠宝贵的革命精神。延安时期的革命文艺传统,是延安精神的一个重要方面,理所当然地应该很好的宣传、继承和发扬。中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贺敬之同志曾倡议搞“延安文艺学”,此举迅速得到全国文艺界的热烈赞同。有的省市已建立了延安文艺学会,有的省办起了大型《延安文艺研究》季刊,湖南人民出版社还陆续出版了十六卷、约七百万字的《延安文艺丛书》。继续挖掘、整理、研究和出版延安文艺的成果,是迫在眉睫的要务。在此情况下,我们想把《延安文艺运动纪盛》奉献于读者,希望能有助于这方面的研究工作,并为继承和发扬延安文艺传统做出一点微薄贡献。
  本书所辑录整理的资料,以编年体例形式,力求翔实地记载整个抗日战争时期直至解放战争转入战略反攻阶段这一重要历史时期中以延安为中心的文艺活动。由于党中央的文艺方针,以及党中央所在地——延安的文艺实践,不仅直接指导着各抗日根据地(尔后的解放区)的文艺活动,而且,其巨大影响波及全国;因之,本书资料辑录力求把延安这一文艺中心舞台,置于较为广阔的背景上,对解放区、“国统区”,的重要文艺活动均有旁及。我们以为,这将有助于读者全面了解由延安发端的划时代新文艺对中国文艺发展所产生的巨大影响及其重要的历史地位。
  这既是资料集,就得忠实地记录当时文艺活动的史实,保持原有历史面貌,不作任何掩饰、夸大和删改,使其具有真正的科学性、准确性和史料价值。尽管历史已成为过去,但回顾历史和研究历史,总归是为了今天,即“以史为鉴”、“以史育人”。而只有忠实地反映历史,方能具有进行研究的可靠基础,具有判断是非的确凿依据,从而才能真正发挥其作用;而失去真实性,也就失去了史料价值,从而也就失去该书存在的意义,这就是我们编辑这本史料集所遵循的原则。
  在忠于史实的基础上,编者在记史陈事中,还试图通过对占有资料的摘录、提炼、剪裁,力求再现曾在延安这个文艺大舞台上活跃的人们,使他们的声容笑貌、英姿丰采和活动场景历历在目,使当时的火热的斗争生活和朝气蓬勃的进取、奋飞精神能呈现在读者面前。
  延安文艺历时甚久,活动很多,材料散见各地,收集、摘录、整理、编辑的工作量和难度都是比较大的,历时两年多来才编纂成稿。在整个编辑整理的过程中,得到丁玲、艾青、贺敬之、林默涵、肖军、苏一平、钟敬之等延安时期文艺界前辈的热情鼓励,得到艺术研究院领导的积极支持,还有许多图书馆、博物馆、纪念馆、艺术馆同志们的大力协助,以及院内外很多同志热心帮助,本书才得以顺利编成。尤其需要感谢的是,八十高龄的老作家丁玲同志热心为本书撰写序言,贺敬之同志题写书名。从这个意义上讲,这本书也是在老前辈的关怀鼓励下集体劳作的成果。
  为尽可能求得资料可靠,在编辑过程中,主要录用了当年有文字记载的资料。由于那时纸张、印刷和校对条件很差,字迹模糊,空字、墨点不少,虽经再三辨认和斟酌,也难免有误。书中还录用了许多回忆材料,它的可靠性比报刊资料又要差一些,同经一事,两人忆及各不相同。加之编者只参加过延安时期后期的一些具体文艺活动,由于个人阅历和水平所限,错讹之处,在所难免。希望能得到读者指正,特别是当年在延安工作过的老同志和有志于研究延安文艺的同志,能够帮助匡正事实,提供资料,丰富内容,指出不足,使之更臻准确完善。
  1984年12月1日于北京恭王府天香庭院
  

延安文艺运动纪盛: 1937年1月—1948年3月/艾克恩编纂.—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19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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