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国著名作家罗曼·罗兰曾说：高尔基是从黑土里生长起来的，而他自己则是从外面扎进去的。以此说明那个时代的作家走向人民，走向文学的两种不同道路。在我国，跨越新、旧社会两个不同时期的作家中，欧阳山的生活和创作道路也是富有典型意义的。他在“黑土里生长”，随着童年时代流浪生活的结束，开始接受五四新文学运动、欧洲文学以及当时多种文学思潮影响，走向文学道路。在光怪陆离的社会现实中，经过一段复杂的创作和思考，他最后终于奔赴革命圣地——延安。作者在延安时期创作的优秀长篇小说《高干大》，就是他文学创作道路上一块重要的里程碑。欧阳山本人和许多研究者都认为，延安生活在他的文学生涯中有着极为重要的意义。然而，至今为止，对于他的具有里程碑意义的长篇小说《高干大》的评价，仍有着重新认识的很大必要和余地。关于这部作品的思想与艺术特色的分析和探讨，也有必要引起研究者的重视，且应继续深入一步。
　　一
　　艺术构思从本质上讲，是一种认识活动，是艺术家头脑反映、再现客观现实的感受、认识过程。作为观念形态的文学艺术作品，其深度，首先取决于作者对当时的现实生活中带根本性质的矛盾冲突概括得是否准确、是否深刻。
　　抗日战争时期，全中国大部分地区还处于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社会，陕甘宁边区及其他抗日民主根据地却已经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基本确立了新民主主义的社会政治经济制度。合作社经济作为一种新生事物，在边区得到迅速而广泛的发展。它既是沟通政府与民众经济联系的桥梁，又是边区人民群众由穷变富的必由之路。毛泽东同志曾把它称为边区经济发展中的“一个革命”。
　　但是，应该看到，由于多种原因，当时在社会经济的发展问题上，还存在着一些思想混乱：有脱离实际的空洞的扩大建设的主张；有不设法增加群众收入，反而一味加重群众负担的“竭泽而渔”的错误思想；有只希望“打出去”，而不打算建立“家业”、坚持长期斗争的糊涂认识；也有只重视商业，轻视农、工业生产的片面倾向。而当时的合作社，在初创时期，有许多都带有“官办”性质。经营机关化，干部官商化，群众说他们是“照庙的和尚”。甚至把给合作社入股看成是一种“负担”。这就不可避免地出现了许多矛盾。表现在领导的办社思想上，则着重是坚持从实际出发、为人民谋利益的正确思想同“左”倾教条主义、不关心群众痛痒的官僚主义、强迫命令和包办代替等错误思想的斗争。当时，“左”倾教条主义的表现是比较普遍的。“如谈合作社历史，就必定要从伦敦或苏联讲起；一起草条例、草案或编印讲义，就是从苏维埃时代的条例、文献或‘工会’的条例、章则中东拉西扯凑合一起，仿佛这样就能推进合作社运动了。因之，谁也没想到要下去好好调查研究。”①而且，不适当地强调合作社必须起到“抵制资本主义”的作用。为了在边区“争取非资本主义前途”，便从书本的概念出发，制定了许多不符合实际情况的条条框框，如“禁止自由退股”，“每人入股以10股为限”，“盈利应有20%留作公积金、10%留作公益金，其余转为股金”，还规定合作社不得同小商合作等等。
　　从30年代末到40年代初，合作社经济已在全边区普遍建立之后，上述“左”倾教条主义和官僚主义还有所发展。一些地方的合作社经济甚至濒临崩溃的边缘。而要挽救合作社经济，使它重新振兴，非得进行一场经济方面的变革不可。《高干大》这部作品，就是描绘了边区的全部工作重心已经从土地革命转入抗日统一战线以后，为了调动社会各阶层发展经济建设的积级性，繁荣农村经济，增强抗战实力，打破国民党顽固势力的围困，改善人民生活，把政府承包的合作供销事业变为群众自愿入股、朋伙的合作经营中的一场斗争。这是触及到全边区社会生活各方面的重大改革。作者的笔触，紧紧地深入到这一社会生活的钥匙口，围绕着“变革”这个关系到边区亿万农民群众的命运和前途的重大问题，揭示了不同阶级、不同阶层、不同身分、不同思想活动的人们在这一复杂斗争面前的内心活动、行为表现和矛盾纠葛，展示了在新的经济改革过程中，陕甘宁边区基层干部和群众中具有新的性质和特点的一种矛盾冲突。事实上，作品中所反映的任常有领导的合作社。正像群众说的：“像你们老任那个样子，那就一满不叫‘做事’。你想，叫人入股不能超过20块，入了股又不许退股，入了股又不给入分红；他拿上那么几个钱，小的事看不上，大的事做不了，一年到底赔了赚了也没个清白；他那个合作社，鬼也不上门，货色又缺又贵，今天卖二块，明天卖五块，卖了钱就吃，赶货卖完了，也吃完了。像这样子，说不上什么生意，实地上就是大家每年捐几个钱，养活合作社那几个干部。”高生亮设法要解决这个问题，按经济发展的规律办事，摆脱当时那种困境，把合作社经济搞活。高生亮与任常有之间的矛盾，是现实生活中矛盾斗争的艺术再现。他们的思想冲突的实质，就是搞活经济与搞死经济的矛盾斗争，同我党领导的革命斗争在这块土地上胜利还是失败的严峻问题密切相关。
　　如果说，当时的一些优秀小说的作者大都把自己的注意力集中在表现反对封建意识的斗争，歌颂抗日前线军民的丰功伟绩，赞扬边区和各抗日根据地的新人新事新风尚等，欧阳山却独辟蹊径，着重表现我党在经济领域内变革与反变革的斗争，立志为人民谋利益的共产党员与其身边的背弃人民利益，也就是从根本上背离革命利益的“左”倾教条主义、主观主义、官僚主义者的严肃斗争。而这一点，在很大程度上，对革命成败、战争胜负起着本质上的决定作用。因为新民主主义制度能否在陕甘宁边区确立，党能否使边区成为抗日战争的领导中心和模范区，一个重要问题就是能否促进生产力的发展，以达到保证生存的必要的自给条件，从而显示其制度的优越性。而当时在发展生产、活跃经济这个问题上，坚持“左”倾教条主义、官僚主义等错误思想，正是与革命的总目标、总利益背道而驰的。《高干大》通过艺术的概括让人们看到，即使在当时革命尚未在全国范围内取得胜利的情况下，我们队伍内部也存在着严重的“左”的思想的危害。通过具体的艺术形象揭示了这种“左”的倾向对于革命利益的腐蚀作用。并且，表现了我们的党和人民战胜这种“左”倾危害的决心和力量；展示了我们党和人民在与“左”倾教条主义思想斗争中的胜利前途和希望。它还让人们看到，合作社经济在战胜“左”倾教条主义的思想束缚后，如何迅猛发展，受到人民群众的衷心拥护和爱戴，真正成为他们乐于为之奋斗的事业。这不但在当时有着极其深刻的教育作用，就是在现在“四化”建设的征途上，也有着十分重要的认识价值。因此，我们有理由认为：在我国现代文学史上，反映解放区生活的小说创作中，《高干大》在揭示当时革命斗争生活发生和发展的必然性，表现生活内部矛盾的深刻性方面，有着突出的、独到的成就。
　　二
　　文学艺术创作的难点和关键，最终要看作品是否塑造了具有典型意义的艺术形象，艺术形象是社会生活在作家头脑中反映的产物。艺术形象的诞生，必然反映和渗透着作家对人物所赖以存在的生活的认识和评价。这样的评价越具有科学性和正确性，作品形象也就越能达到艺术的真实性。艺术的真实性，是艺术作品的生命。所以鲁迅曾说过这样的话：虚假的人物“不过是一个傀儡，她的降生也就是死亡”②。长篇小说《高干大》的艺术生命其所以如此长久，不仅是因为小说本身所提供的思想内容对今天仍有重要的认识价值，还由于它真实地塑造了高生亮这样一个在抗日战争时期我党领导的陕甘宁边区革命根据地的新型土地上成长起来的英雄。
　　《高干大》是以任家沟合作社副主任兼推销员高生亮和主任任常有在办社问题上观点对立、思想分歧、工作作风不同、个人品质相异所产生的矛盾冲突为主要情节线而展开的。高生亮和任常有，两人都是红军时期参加革命的农民干部，后来党派他们到任家沟办合作社。任常有对合作社的事务因循苟且，墨守成规，不关心群众，脱离实际，支前任务无法完成。他只懂得说：“咱们是有组织，有领导的”，“上级给咱的政治任务，不必讨论”；只满足于向群众摊派股金。他无视共产党人考虑问题的出发点中最根本的一条：自己的工作是否给了人民真正的利益。在他的领导下，合作社办成了“活捉社——把人民都捉定了!”没有给群众带来好处，反而成了群众的严重负担，一天天面临着崩溃的危险。在贫困和死亡对群众，特别是对妇女、儿童的威胁面前，在群众对合作社的一片怨声中，任常有却无动于衷，安然想着：“合作社不是你要办，也不是我要办的，你怪我有什么用?”不但磨磨蹭蹭，推卸责任，还反对别人走群众路线，调查研究，出主意，想办法，活跃业务，拯救合作社。最后，从一味服从上级到责怪上级。作品生动而尖锐地揭示出那些教条、无能、脱离群众、不实事求是的基层领导者思想发展的轨迹。
　　与任常有相反，小说以深刻感人的笔触，塑造了高生亮这样一个有着鲜明时代特征的农村党员干部典型。高生亮不仅具有中国农民一般的传统美德和优良品格，而且，在党的长期培养下，他还善于在实际中领会党的政策与人民群众利益之间的血肉联系。高生亮这个人物形象之所以能使读者感到可爱、可敬，就在于他与任何损害群众利益的思想行为势不两立。“抓住了共产党人的这一个品质和‘灵魂’来作为故事的源泉与中心，描写了高干大——这是这部小说最成功的地方。”③作品中的高生亮没有辜负群众的希望，决心像斗地主、打垮反动派一样革掉贫困落后的命。坚决从实际出发，打破旧框框，冲破不合理的规定，办起了医药社、纺织工厂和驮盐运输队等，包下了救国公债和公粮负担。真正起到了推动生产发展，减轻人民负担的作用。使合作社成为繁荣经济，保证供给，为人民群众谋利益的一块阵地。人民群众打心眼里拥护合作社，拥护高生亮，赞扬政府发展合作社事业的好政策。
　　小说在描写高生亮和任常有两种不同思想作风之间矛盾斗争的同时，还揭示了他和区长程浩明的斗争。程浩明支持任常有，嘴上常挂着“调查研究”，实际上不调查、不研究。他“凭过去经验”，认定高生亮在共产党中央所在地传播资本主义的经济思想。高生亮在区委书记赵士杰的支持下，团结广大群众，以自己锲而不舍、埋头苦干的精神和行动，抵制了这种错误的领导作风，以合作社的成功和胜利，宣告了程浩明主观主义、官僚主义领导作风的失败。这里也集中地体现了共产党员高生亮极其宝贵的改革精神和为了群众利益而奋斗不息的献身精神。
　　作者艺术地为我们磨制出了一副历史的多面镜。利用多回合地组织故事、发展情节的方法，真实地多侧面地揭示出高生亮这位在当时历史条件下致力于改革的促进派、新生活领域的开拓者的精神世界。他依靠群众，时刻想着人民的利益；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勇于冲破陈规，摸索经济规律，扩大合作社经济。这种开创发展经济新局面的精神是多么光彩照人哪!这不但在当时的干部和群众中有着现实的教育意义，就是在现在和将来，对照革命和建设事业中的各类干部的思想和工作作风，都有深刻的认识作用。这里，我们可以从比较中看出一个事实：同时期作品中的英雄人物，大都是仅仅写他们坚决执行了党的既定政策，而《高干大》的作者却独具慧眼，塑造了一个为党的新经济政策的制定和执行不惜一切地摸索、苦干的共产党员的英雄形象。这样的形象，无论是在当时的文学创作中，还是在整个现代文学史上，都是具有崭新意义的。
　　三
　　有人说，40年代的解放区文艺创作是重视写人的，而《高干大》的人物描写在艺术上更有其独到之处。特别是在对高生亮英雄性格的揭示上，有许多章节的人物描写艺术，很值得称道。
　　当时的不少作品，在刻画人物上也颇下功夫，但由于多采取单线条、单方面的描写手法，人物形象往往显得单薄。而高生亮这一英雄性格，却是在纷纭复杂的斗争中，在经受着来自各方面的考验中成长起来的。作品多线条、多角度的描写，增强了这一人物形象的立体感。
　　“日子过得真快，一转眼就过了三个月”。当白格生生的雪花把大地整个都盖住了的时候，也正是高生亮用新的经济手段“试办”合作社初见成效的时候。医药社和纺织工厂都组织起来了，合作社的业务繁忙而活跃，高生亮便又开始日夜奔波，为组织包交公债和公盐而苦干。然而一波未平，一波又起。以巫神郝四儿为首，密谋策划，制造谣言，到处散布。任常有一气之下，又把自己的女儿与高生亮儿子的婚约解除了，为高生亮在工作上制造麻烦。同时他还四处活动，寻求领导，煽动群众，叫合作社不得安生。在领导内部再一次引起了程浩明与赵士杰的争论。这里的细节描写，既显示了斗争的纷纭复杂，又妙趣横生地揭示了人物各自的内心活动，还以群众的情绪、态度和反映表现出新的合作社在人们心目中的地位。而所有这些都为高生亮的性格发展作了很好的烘托、反衬和铺垫。
　　任常有见合作社闹红火了，钱也有了，新房也盖了，老百姓川流不息地出出进进，感到很懊丧，就到处串，到处骂：“那是拿发财来欺骗人，那叫做什么屁本事!要是高生亮能够按原则把合作社办得这么好，我就佩服他!看吧，总会有一天上面知道他这种行为，好好地把他清算一番的!”在这里，作品通过任常有的浑话，活灵活现地揭露了生活中另外的在其他作品中很少描写的一面——就是在当时的一些干部中也有着对革命目的的错误认识。好像在这相对稳定的边区搞经济建设也不算本事，不是革命工作；群众再受穷也不屑一顾，而那些束缚经济繁荣的“原则”，却是始终不可动摇的金科玉律。穷，可以不受批评和责备，而“发财”就得遭到“清算”。然而群众是最现实的。当着任常有的面，就有人不客气地说：“算了吧，老任哥。你还谈什么原则不原则?谁解下你那个好原则。从前你办合作社，大家都骂你；现在人家办合作社，只有你一个人骂人家。你那个好原则有什么用?”任常有无理漫骂，群众据理反驳。作者以着墨不多的几笔，给了作品以丰富深刻的生活内容，表明高生亮创造性地试办合作社的做法多么符合人心!
　　其实，任常有的那些想法和做法，并不是从娘肚子里带来的。作品进一步从程浩明气势汹汹地和赵士杰争论的描写，说明他是任常有这位“高徒”的“名师”。程浩明是一个十足的狭隘农民意识浓厚的领导干部，他喜欢“合作社卖一盒洋火”都去问问他的那样一种家长式统治，怎么能容得下下级干部创造性地发挥组织经济生活的积极性?当赵士杰规劝他说“咱们也要对老百姓负责。十分行不通的事情，咱们不能闭着眼睛去执行”这话的时候，当赵士杰开导他说：“高生亮的办法”“是一种大胆的创造”，“咱们不能拿红军时代的眼光来看它”的时候，他长着许多红点的脸更红了，两只小小的、浅黄色的、兔子一般的眼睛直瞪着，不服气地说：“咱们骑上毛驴儿看书，走着瞧。”读者自然会注意到：当任常有奉他的命休息了几个月，内心深处感到若有所失，重去找他的时候，程浩明并不回避自己与赵士杰的争论，反倒热情地招呼任常有坐下。争论作罢，他便很快地换了一副和气的面孔对任常有做了一番对待孩子似的安慰。在这里，小说对任常有的语言描写和复杂的内心世界的刻画真是入木三分。区长说：“老任怎样么?是不是要回合作社去工作?”任常有不知该怎么回答，愣了好半天，才吞吞吐吐地说：“我的好区长咧，你说得老撇脱。人家股金从一万发展到几十万。人家房子从5间烂脏房子增加到7间大房子，3间灶房，一共15间……比过去最大的地主家里还阔气……就是干部——人家从四五个公家穷干部发展到20几个漂亮小伙计。人家还认识我这个老顽固?人家打了天下叫我去坐朝廷?”尽管这样说，但他心里想，区长一定会劝他将就一些马上回合作社。这样，他也只好回去受高生亮的气。不然，他害怕合作社的干部和全区老百姓都会忘记了他。可他这时绝没有想到，程浩明却变了主意，说：“不回合作社也好。你再休息半年，等上面作了结论再说。”他听了那两三句话，觉得又是胜利，又是失败，迷迷糊糊地走出了区政府，心里还琢磨着：在半年之内，回合作社的希望一点也没有了。至此，以程浩明为“帅”，任常有在与高生亮鏖战的前面大半局中，完全败下阵来了。我们看到，为一般人所不注意的那些错误的领导和下级之间的微妙关系，作者却注意到了。而正是这种微妙关系，这些想法和做法，给高生亮造成了更大的阻力!读着这些体察精微、笔力深刻的描写，我们不能不赞叹作者那文笔隽永、耐人寻味的现实主义写作功力。这些描写，在作品中又与对高生亮的正面刻画水乳交融，从极其深刻的角度上反衬出高生亮这一英雄形象在艰苦环境中成长的历史。
　　就是在刻画高生亮的时候，作者也不忘他与纵的、横的方面的内在的比较和联系。为了合作社，高生亮丝毫顾不上关心独生子高栓儿的婚姻大事。高栓儿失掉了未婚妻，悲痛万分，一再找他，两个月都见不了面。后来，迫不得已给约了个时间，他见了高栓儿，叫等一个小时。结果等了两天，还是顾不上和儿子谈谈。气得高栓儿直抱怨：我有这么个老人，对我帮不上一点儿忙，还不胜没有的好!仅此一点，不要说当时的基层干部，我们现在的基层干部有多少人能够做到呢?作者从处理家庭问题的角度，对这一朴实的群众英雄的高尚情操的揭示，真是感人至深!这里，人们不难联想到：任常有为了在办社问题上与高生亮争斗，竟把女儿任桂花当作自己天平上的一个砝码，他不惜毁掉女儿终身，把她与高栓儿的婚约解除，重新续给巫神郝四儿，以此与高生亮较量。文艺创作运用对比手法本不足为奇，但作者在小说中一环套一环，真实地描写高生亮和任常有的作为，深刻地揭示他们的不同性格和精神气质，收到了如此自然、如此鲜明的艺术对比的效果，并且使这种对比手法的运用成为巧妙的艺术构思的中心环节，几乎贯穿于他们两人思想斗争的全过程，可以说是达到了出神入化的地步。
　　作为在群众生活的摸、爬、滚、打中成长起来的英雄，小说中的高生亮一刻也不脱离群众。他日夜不停地为合作社而奔波，时时事事都要操心。经过几个月的筹备，驮盐运输队终于组织起来了。在一个晴朗的早晨，二三十个运输队员、40多条牲口就要出发了。在任家沟群众眼里，这是多么轰轰烈烈的事业。作品大篇幅地浓墨渲染了当时的繁忙、热闹、皆大欢喜的场面。按说在这一事业中起着顶天立地作用的高生亮，应该像许多作品中所描写的头面人物一样，有着与众不同的“特写镜头”。但是，小说中没有那样做。有趣的是，作品果真让他在摄影师的镜头面前出现了：“有谁叫一声：‘照相啦!’大家就飞跑着围拢去。这时候，那个子很高，弓着腰，样子很老的高干大才歪着头，微笑着，咳嗽着，叫别人推着撞着，从人们里面浮了出来。”而且，由于太阳照着他的脸，他还举起一只手挡住眼睛。只是等照相师命令他把手放下，他才伶俐地放下手来，还难为情地拧回头四下望望。他是多么的朴实，甚至朴实得让人觉得好笑。然而，正是在这副朴实的外表中，却珍藏着一颗比金子还要宝贵的心!小说就是这样异趣横生、十分感人地描写了高生亮这样一个原来是十足的农民，经过群众斗争的锻炼，逐渐成长起来的共产党员，一个没有忘记在土地革命斗争年月立下了誓言：“咱们把政权拿到老百姓手里之后，咱们就得好好地跟老百姓作几件事，叫老百姓过一过舒服快活日子”的共产党员!
　　的确，高生亮也并不是“高、大、全”式的人物；作者没有使他沾上一丝“不食人间烟火的神灵”的味道。他在那谣言四起、困难重重的日子里，也曾产生过对领导的埋怨。他埋怨领导不为他追查谣言；他甚至相信郝四儿说的“黑虎大灵官”要勾掉他的魂。但他说：“我就是三魂七魄都失落了，我也得把合作社干到底!”这是画龙点睛的一笔，极其传神的一笔!它异常生动地说明高生亮虽对某些领导埋怨，而对事业绝不动摇；虽在思想上有迷信观念，还背着某些因袭的重担，但在行动上却勇于献身!他就是这样一个真实的，令人信服的，扎根于现实土壤之中的英雄，一个实实在在的英雄!
　　这样的英雄，他有着常人一样的情感，还有着高于常人的行动和理想。他忙得顾不上过问儿子的婚事，却还是捎话让儿子来谈谈。在见到儿子的一霎那，他轻轻地捏着儿子的手，像抚爱六七岁的猴娃娃一样说：“你难活了?穿了棉衣，手还是冷冰冰的!”当运输队要出发时，他忙得在人群、牲口、驮子当中风车一般地打转，又是一天一夜没有睡觉。送走了运输队，他回到房子，为自己给大家办成了几件事而感到骄傲和自豪，怀着一个普通农民经过劳动获得好收成时那种得意的心情，准备在墙上写上“辛巳腊月十九”，把这一天记下来。按照平常的习惯，他是要写简笔“腊”字的。可这天，他特意打算写那个笔划多的“腊”字，并且，想写得端端正正。可到写出来之后，却大而不当，歪歪扭扭。写完之后，简直就像再也没有什么事情可做了那样舒坦。这些心理刻画和细节描写，对于揭示这个农民英雄的性格和生动的内心世界，简直是到了活灵活现、栩栩如生的地步。他完全抓住了人物特点，一针见血地写出了一个忠厚的老农喜悦到了极点时的特有心情。可能有人会说，这像个英雄吗?其实，这正是当时当地一个最为真实可信的英雄。作品在描写上述细节的同时，还生动地揭示出英雄人物心灵深处闪烁着的光辉耀眼的火花：高生亮目送着运输队长长的队伍，直到看不见了。他望望那条高高低低的大路，上首伸进山峁子里，下首伸进河滩里，跟河滩上的乱石混淆。他望望对面那一架山，山上的积雪溶化了，只剩下背阴的壕沟里，还有一缕一缕的白雪在冷冷地闪着光。两三只寒鸦还在山头上，在明亮的天空中斜飞着——与这节令的变化相仿佛，高生亮所领导的合作社事业，也正处于乍暖还寒的时节。他触景生情，联想到自己的苦难身世和走过的道路；联想到合作社发展的艰难历程；联想到革命才六七年就给任家沟带来的重大变迁；也知道今后在办社道路上还将面临更为艰苦卓绝的斗争。但他仍然憧憬着：要是再过十年这样的民主生活，任家沟会发展成什么样儿呢?可见，高生亮把自己的工作自觉地和革命事业、革命理想紧紧地联系在一起了。这是作品在人物描写上浑然天成的创造，使高生亮英雄性格得到了符合逻辑的发展和升华，而没有丝毫人工斧凿、人为拔高的痕迹。小说在这些方面远远跳出了当时一般作品的窠臼，它没有使英雄人物性格简单化，而始终赋予活生生的丰富的生活内涵，因而长期保持着强烈的艺术感染力，使人觉得高生亮实在是可敬而又可爱的。
　　托尔斯泰曾经说过：区分真正的艺术与虚假的艺术的肯定无疑的标志是艺术的感染性。而艺术家的真挚的程度对艺术感染力的影响比什么都大。高生亮这一群众英雄的形象，作为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群星灿烂的人物形象中光彩夺目的一个，作者从孕育到写成，始终赋予他以深深的爱的感情。直到1960年作者还写道：“我仍然非常爱我描写过的那个主要人物高干大”。“他是一个真实的人，一个可爱可敬的人，一个从贫瘠的土壤生长起来的英雄人物。他的关心群众、联系群众、处处为群众打算的思想性格是永远不会过时，永远不会成为历史的陈迹的。”④
　　①陕甘宁边区政府建设厅1944年文件《边区合作事业的发展》。
　　②转引自《文学报》1982年12月16日。
　　③冯雪峰《欧阳山的<高干大>》，见《小说》1950年1月，3卷4期。
　　④见《高干大》1960《再版前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