柳青作为我国现代著名小说家，当然是由于他以生动而富于激情的笔触，描绘了50年代初中期我国农村惊天动地的重大变革和当时农民充满斗争和艰辛的历史命运。一部《创业史》，载誉中外文坛。然而，《创业史》的诞生绝非一日之功。它首先是作者对中国农村和中国农民生活命运深入了解和研究的结果。从这个意义上说，大约从30年代中期开始，柳青就已经在为自己不同凡响的创作打基础了。而长篇小说的创作历程，即从《种谷记》到《铜墙铁壁》再到《创业史》，正好构成了他写作生涯上的“三级跳”!《种谷记》这一级的跳跃，是发端，是开始。它的力度，它的能量的积存、暴发和释放，在一定程度上，决定着作者最后跨跃的成绩。
　　那么，作者是怎样开始了他长篇小说创作上的“三级跳”的呢?
　　柳青1916年生于陕西省吴堡县一个小山村——寺沟。原名刘成福，又名刘蕴华，字东园。上小学时就爱好文艺。1931年在陕西省榆林县省立六中读书时，阅读了许多进步书刊和中外文学名著。1934年入陕西省西安高中学习，开始练习写作短篇小说，并翻译介绍外国文学作品。1935年，“一二·九”运动前后，积极投入抗日救亡工作，担任学生刊物《救亡线》的编辑。1936年“西安事变”前后，任陕西省学生联合会刊物《学生呼声》的主编。后又曾参加陕西省委临时宣传委员会和西安文协工作，担任《西北文化日报》副刊《战鼓》编辑。1938年到延安，在陕甘宁边区文化协会工作，次年到晋西太行地区部队，打仗、做教育干事、做新闻报道工作。1940年回延安，到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延安分会工作。1942年，柳青参加了延安的整风运动，学习了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提高了思想，明确了方向。1943年，在“文化下乡”运动中，他作为“延安文艺界抗敌协会”成员，头一个被中央组织部抽调下乡。带着“长期在农村做实际工作”的介绍信，到米脂县民丰区三乡乡政府当文书。并不是像有些文章中讲的，柳青是第一个报名志愿到农村去的。柳青在组织上服从下乡的决定，但思想上并未想通。原因是他出身农民，成分好；党龄较长，历史纯洁；作品都是歌颂革命的，没有什么问题。为什么要让他先下乡呢?到乡下后，他还想去学校教英文，原因是课轻，好完成计划中要写的东西。但在农村实际工作中，使他经受了锻炼和考验，立场和世界观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建国初期，柳青在回忆他这段经历时，把它叫做“转弯路上”。此后，他曾到东北大连书店任主编。1947年又赶回陕北，参加解放战争，到沙家店等地采访。全国解放后，曾任《中国青年报》编委，副刊主编。1952年以后，又回陕西省，到长安县皇甫村安家落户。
　　柳青的创作活动开始于1934年，即他18岁的时候。学生时代的创作保存很少，仅存的如散文《待车》，1936年发表于《中学生文艺季刊》。到达陕甘宁边区后，发表的短篇小说有《误会》、《牺牲者》、《地雷》、《一天的伙伴》、《被污辱了的女人》、《废物》、《在故乡》、《喜事》、《土地的儿子》等，大都收入短篇小说集《地雷》。另外，还有一些散文和通讯报道，如《一个女英雄》、《三垧地的买主》等，散见于延安时期的报刊。他的上述短篇小说，描写了陕甘宁边区农民群众和八路军战士的生活，表现了陕甘宁边区军民在民族解放战争期间的精神风貌。作品生活气息较浓，在解放区和国统区的读者中产生过一定影响。尤其是写八路军战士生活的《牺牲者》和敌后民兵游击战争生活的《地雷》，在茅盾主办的《文艺阵地》发表后，读者反映很好。《地雷》一书中收集的作品，除《喜事》和《土地的儿子》外，大部分是延安文艺座谈会以前的作品。据作者自己说，由于他当时的思想，还属于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对现实生活缺乏深刻的体验，思想感情还没有完全跟自己的描写对象溶成一片，艺术描写中表面化的东西也较多，作品在一定程度上还是缺乏足够的艺术力量的。
　　1942年延安文艺座谈会是柳青创作生活中“转弯路上”的新起点。“1943年2月，组织上决定党的文艺工作者必须到工农兵的实际工作中去，从此结束那种打算长期住在文艺团体，出去跑一趟，搜集一些做客所得的印象，回来加以‘想象’，就准备写成作品的计划。”他到米脂县民丰区三乡，一去就是三年。作者曾经这样回忆到：“要说为人民服务，到这里是够具体了。写介绍信，割路条，吵嘴打架，种棉花的方法，甚至于娃娃头上长了一个疮有无治疗方法都应该找你。”“这里提出了两个问题，一个是群众关系，一个是干部关系——要和群众打成一片，还要和干部打成一片，认真地做好工作。”①在这段实际斗争生活中，作者经受了艰苦生活的考验和磨炼，系统地阅读了一些马列主义著作，认真深入地研究了当时党在农村的各项方针政策，进一步了解了农村和农民，思想感情发生了很大变化。对作者后来的思想发展和文学创作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正是这三年来的扎扎实实的切身生活经历和感受，促使他写出了他的第一部优秀长篇《种谷记》。”同时，这也“标志着柳青生活和创作长途中一个新阶段的开始。这个新阶段的主要特点是：一、从此，作家柳青同中国农民结下了不解之缘；二、以《种谷记》为里程碑，柳青在创作上奠定了坚定的革命现实主义的基础。”②
　　其实，柳青想写一个长篇的打算，在1942年就开始了。这年7月，他到米脂县印斗区参加乡选和减租减息，搜集创作素材。听到一些地主千方百计撤佃以报复减租，农民如何进行保佃斗争，感情冲动，就想立即写部长篇小说。1943年到米脂县民丰区三乡任文书，住在乡政府所在地五儿坬。秋天，这个乡首先发动了减租减息斗争。春天，乡政府搬到麻家渠，柳青开始更深入地进行农村调查。春耕开始了，变工互助运动开展起来。可该村的行政主任思想落后，不愿意让别人使用他家的驴，不乐意参加变工队。柳青感到，这在当时农村是比较典型的事件，引起了他的注意。不久，他便以这个村行政主任为模特儿，写了一个短篇。但觉得正面力量不足，便下决心写个长篇。到了这年冬天的反奸斗争中，柳青深入到两个村庄，开始了极其深入细致地体验生活的工作，他了解到许多人的历史和现实表现。为《种谷记》的写作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到了1945年5月，作者担任这个乡刘家峁村村长期间，他的第一部长篇小说《种谷记》的写作便正式开始了。
　　《种谷记》以陕北王家沟组织集体种谷的事件为线索，展示了陕甘宁边区农村生活的生动画面。为了提高劳动生产率，解决劳力不足，王家沟根据县里的指示，准备在变工队的基础上实行集体种谷。召开了全村动员大会，村干部进行了宣传动员。这虽然还是我党在农村实行合作化、集体化的最初形式，但终归是一种社会主义因素。因此，不可避免地遇到各方面的阻挠，碰到种种困难。其中，有村行政主任、富裕中农王克俭为代表的自私思想和保守势力的动摇和阻挠，有地主、富农王相仙、王国雄的破坏和捣乱，还有其他一些人的犹豫带来的困难。以农会主任、共产党员王加扶，劳动模范王存起为代表的农村基本群众，相信党的领导，相信变工互助、集体种谷的好处。尽管反动富农王国雄借着伊盟事件，向王克俭进行反动宣传，使他动摇，带头私自下种，致使其他八户农民也跟着单独点了籽。但是，群众起来和他的错误行为进行严肃的斗争。撤销了他的行政主任职务。另行选举王存起为行政主任。在王加扶和王存起的带领下，王家沟的集体种谷得到胜利开展，他们终于走出了农业集体化的第一步。
　　当时的柳青，已经表现出对农村阶级关系有着相当透彻的观察力。他的小说，就是通过许多人物在互助变工的具体事件中所表现的喜怒哀乐的复杂感情，所采取的积极、消极或者破坏捣乱的态度和行动的活生生的描写，展开农村生活的画面，表现了陕甘宁边区在社会前进过程中农村阶级关系的变化。尤其是通过以王加扶为代表的一批新型农村人物，如新行政主任王存起、学校教员赵德铭、敲钟六老汉、福子、维宝等的描写，表现了战争年代，在党的领导下边区农村社会主义因素的成长；表现了广大穷苦农民坚决响应党的号召，执行党的政策，一心一意改变农村落后面貌的革命积极性。而这些，在王加扶身上更有着集中而具体的反映。他是一个新型的农民典型。出身于一个“穷根”“很深”的贫农家庭。现在仍然不富裕。五垧地，一条驴，两孔窑，一个窄小的院子。除过老人和小孩等繁重的生活负担外，还有一个平时老唠唠叨叨，说他不顾家，“开罢会还满村摇摇摆摆串门子”的这样一个拖后腿的婆姨。尽管如此，他仍一心扑在工作上。他对王家沟非常熟悉，能够既掌握原则，又脚踏实地，分别情况对待和处理各种人和事。对王克俭，他谒力争取他；而在王国雄面前又不失“作为一个农会主任的应有的严肃。”他在工作上估计没有很大把握时，总不愿图一时痛快而在会上出风头；他所坚持的是答应五分而完成十分的那种作风；只要他认定是正确的事，他会动员大家全力去做，而如果出了差错，却总是把责任往自己身上揽；他以全力调动全村群众走集体道路的积极性，而对于乡亲们的切身利益问题，如青年人的婚姻恋爱等，都异常敏感而关心。更为可贵的是，作为一个文化程度并不高的农村干部，当时，他对新农村的社会主义前景，就充满了执著的理想和孜孜不倦的追求。这样的典型，直到现在还仍然放射着他应有的光辉。
　　柳青是一位热爱农民，熟悉农民的作家。这从他的《种谷记》中已经可以略见端倪。在这部作品里所表现的革命根据地农民，向新的生活道路探索前进的思想情感的变化过程，饱含着作者在民主革命时期对农民问题的关心。而作者后来所创作的史诗式的历史画卷《创业史》，则表现了社会主义革命在中国农村引起的深刻变化。这正是作者对于他在《种谷记》中所反映的农民问题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新的揭示与回答。
　　可以说，不论从横的方面，把《种谷记》与同时期反映农村生活的作品相联系而看待；还是从纵的方面，把这部作品纳入新文学史中农村题材作品创作的历史过程相比较，它都能显示出其比较独特的思想艺术价值。
　　从20年代到40年代的小说创作中，反映农民和农村生活题材的作品的确不少。其中，当然不乏优秀之作。但是，由于时代、历史、环境和认识条件的限制，作品中对于农民作为历史主人地位的揭示，是不太充分的。而产生于40年代中后期，描写陕甘宁边区农村生活的《种谷记》，对于它的描写对象——农民，却有了新的认识、新的把握和新的发现。柳青把他作品的主人公们，已经推举到历史前进的动力，新的社会生活的创造者的位置，加以描写和表现。而且，作品刻画的那些“新的人物”，描绘的那种“新的世界”，是严格地遵循现实主义创作原则，是那样的真实、准确和生动。人物的情感世界，是那样的活灵活现而富于变化。我们说《种谷记》是《创业史》诞生前，最初一级的跳跃，其道理正在于此。
　　柳青曾说：“初学写作的人，一定要培养独创精神。从一开始就培养这种精神。”这样的结果，“由粗糙可以变得细致，由水平低，可以变得水平高，到最后终于走出了自己的一条路来。”③如果我们单独考查《种谷记》这部作品，当然也有一些不足之处，如情节组织繁冗，使人读起来略感沉闷等。但如果综合看待作者的创作发展道路，尤其是注意作者善于在复杂的阶级关系中刻画农民形象这一特色，便不难得出结论：《种谷记》乃是作者早期创作中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作品。
　　正如前边我们提到的《高干大》这一作品，对于成名较早的欧阳山在创作道路上具有其显著的重要性一样，《种谷记》在当时才成名的柳青的创作道路上，也是极为重要的作品。这两部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以后四五年以内，差不多同时出现的长篇小说，堪称陕甘宁边区文艺运动后期的丰硕成果，是当之无愧的。
　　①摘自柳青《转弯路上》，见第一次文代会文集。
　　②胡采《<论柳青的艺术观>序》。
　　③见《延河》1978年5期《生活是创作的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