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在中国左翼作家联盟成立初期，左联的作家们就极力提倡“经过种种煽动宣传的工作，创造我们的报告文学吧!这样，我们的文学才能从少数特权者的手中解放出来，真正成为大众的所有。这样，才能够使文学运动密切的和革命斗争一道的发展，也只有这样，我们作家的生活才有切实的改变；我们的作品内容才能够充满了无产阶级斗争意识。”报告文学兼备文学性与新闻性，战斗性与群众性相结合的性质和特点，在陕甘宁边区新型的社会条件下，便为它的茁壮成长和蓬勃发展提供了良好的土壤。特别是延安文艺座谈会之后，广大文艺工作者响应毛泽东同志的号召，深入工人、农民和战士之中，在陕甘宁边区经济形势不断好转，抗日战争逐步走向全面反攻的大好形势下，报告文学的创作又出现了一个群众性的广泛的繁荣局面。据不完全统计，这一时期在延安的出版书籍和《解放日报》、《群众日报》、《群众文艺》等报刊上发表过报告文学和长篇通讯等的专业和业余作者、记者、通讯员、干部、教师和工人、农民、战士、学生等达500多人。从发表作品的数量上看，工农兵群众、业余作者和业余通讯员占绝大多数。这种群众性报告文学创作局面的出现，其中一个直接的原因，便是与党对这方面工作的引导和重视分不开的。1943年11月7日，中共中央宣传部《关于执行党的文艺政策的决定》中指出：“在目前时期，由于根据地的战争环境与农村环境，文艺工作各部门中以戏剧工作与新闻通讯工作为最有发展的必要与可能，其他部门的工作虽不能放弃或忽视，但一般地应以这两项工作为中心。”“报纸是今天根据地干部与群众最主要最普遍最经常的读物，报纸上迅速反映现实斗争的长短通讯，在紧张的战争中是作者对读者的最好贡献，同时对作者自己的学习与创作的准备也有大的益处。那种轻视新闻工作，或对这一工作敷衍从事，满足于浮光掠影的宣传而不求深入实际，深入群众的态度，应该纠正。”“新闻通讯工作者及一般文学工作者的主要精力，即应放在培养工农通讯员，帮助鼓励工农与工农干部练习写作，使其成为一种运动。在这一方面，专门化的文艺工作者必须深刻觉悟到过去对这个任务的不认识或认识不足，是已经造成了严重的损失，今后应以十分的热情与恒心来开始这个工作，在陕甘宁边区工农(首先是工农干部，八路军与工厂工人)的学习条件较好，更应以大力有系统地进行之。”
　　在党中央的提倡和鼓励之下，活跃于边区文坛、抗日前线的小说作家、诗人如丁玲、周而复、艾青、周立波、陈荒煤、曾克、孔厥和师田手等，都投入了报告文学的写作；散文作家刘白羽、吴伯萧、杨朔、华山等，也都发表了不少优秀的报告文学新篇章。在专业作者和业余写作者的共同努力下，使延安的散文创作，以报告文学为主体，形成了一个较长时间的兴盛期，取得了较为丰富的收获。
　　丁玲在这一时期写了许多表现边区和抗日根据地战斗生活和英雄人物的报告文学作品。如《十八个》、《二十把板斧》、《田保霖》、《记砖窑湾骡马大会》、《民间艺人李卜》、《袁广发》、《三日杂记》、《阎日合流种种》、《介绍俘虏学习队》以及《一二九师与晋冀鲁豫边区》等。后来大部分都收入了《陕北风光》一书。作者曾说：“《陕北风光》这本书很单薄，但却是我走向新的开端的标志。”“不管这里面文章写的好或坏，这个开端对于我个人是有意义的!”这显然是谦虚之词。不管是从思想内容或者艺术表现手法上讲，这些报告文学作品，在当时的延安，还是相当令人注目的。《田保霖》是写靖边一个为改善当地人民群众生活而勤奋工作的劳动英雄的。作品较好地反映了劳动英雄为人民服务的事迹和崇高的精神境界，从而受到赞扬。文章在《解放日报》发表后，毛泽东同志便写信鼓励她。作者曾在《陕北风光·校后记所感》中写道：“我从党校到了文协，参加了陕甘宁边区的合作社会议，写了《田保霖》。这篇文章我一点也不觉得好，一点也不满意，可是却得到了最大的鼓励。当天晚上毛主席写了一封信给我和欧阳山同志(因为欧阳山也参加了会议，也写了一篇文章)，毛主席说《田保霖》是我写工农兵的开始，他为我新的文学道路而庆祝，并且约我们去吃饭。”后来，作者又写了《民间艺人李卜》和《袁广发》，都以朴素的文字，深厚的感情，赞扬了边区新人的挚朴而崇高的精神风貌。比较起来，《三日杂记》是更为优秀的篇章。它表现的是边区人民蓬勃生活的崭新图景。作者用热情洋溢的语言描写这些摆脱了封建枷锁束缚的老百姓，如何领略着日渐繁荣的陕北风光，并为建设它，巩固它而辛勤劳动和工作。作者的笔力在于，她所描写的一切都是带着一种不容置疑的现实力量而呈现在读者面前的。
　　周而复执笔，由刘白羽、吴伯箫、金肇野、周而复集体创作的《海上的遭遇》，写了抗日战争中可歌可泣的一页。描写一支非战斗的干部队伍从苏北去延安途中，在黄海上同敌军遭遇，在人力和武器都极端悬殊的情况下，浴血奋战，做出了重大的牺牲，终于冲破敌围，安全转移。作品写得异常紧张激烈，表现了共产党人的崇高品质和凛然正气。此后，周而复又写了《诺尔曼·白求恩断片》等许多篇报告文学。在著名的《诺尔曼·白求恩断片》中，作者栩栩如生地描绘了这位国际共产主义战士的优秀的工作作风和崇高的革命精神。作品真实地刻画出了能够表现其性格和内心活动的白求恩大夫的生动的肖像，成为中国人民对于这位国际主义战士的最好纪念。
　　周立波在《解放日报》上发表的《王震将军记》和他的特写集《南下集》都写于抗日战争胜利以后。这是王震将军奉命援助南方抗日，作者跟随其部在南下行军途中的见闻。它真实而生动地记录了王震、李先念等同志指挥部队渡过黄河与长江，越过高山和平原，“曾经冲过一百多条封锁线，打了一百多次仗，走了一万五千里。一支孤军在日伪匪军兵力多，碉堡林立的地区来来去去，如入无人之境的壮举。”《王震将军记》一文，特别对将军革命作风作了十分生动而感人的记叙。
　　艾青的《养羊英雄刘占海》、《金炉不断千年火》、曾克的《女神枪手段凤英》、《杜忠才养猪》、《郭维德创造调解模范村》、《织布老行家赵隆兴》和她后来收在《光荣的人们》特写集中的一些作品，荒煤的《模范党员申长林同志》，陈学昭的《生命是为人民的》、《为党工作》，孔厥的《新的英雄》、《九旅突围记》(与袁静合写)以及师田手的一些报告文学作品，都从不同角度表现了陕甘宁边区人民和前方将士为建设新生活和抗击侵略者而英勇奋斗的献身精神。这些作品大都质朴、清新，通过《解放日报》等报刊与广大读者见面，受到陕甘宁边区和其它抗日根据地军民的普遍欢迎。其中个别篇章虽略显单薄，但都不失有一种朝气蓬勃的时代力量。
　　早在抗战初期就撰写报告文学的刘白羽，这一时期的工作虽不在延安，但他在《解放日报》和《群众日报》等报刊上发表了许多报告文学和散文。如《爆炸的土地》、《人民在战斗着》、《平原上的死难者》、《落雪的晚上》、《记沈阳》、《周保中将军》以及《人民的战士》等。他于1944年写成的报告文学集《延安生活》，赞扬和歌颂了民主圣地——延安这一领导和指引抗日战争的灯塔。作品描写陕甘宁边区的老百姓在党和人民政府的领导下，在生活内容和精神世界方面发生的深刻变化。人们生活在解放区的土地上，从旧社会的奴隶变成了新社会的主人。在他们的脚下，养育他们的泥土也散发着香气；人们的心里充满了说不尽的甜蜜。这里没有“高高在上的官”，而只有人民的勤务员；这里没有胡作非为的军队，而只有人民的子弟兵；领导和群众，士兵和百姓，都是一家人。作者在写出这些普通的事实时，充满了深厚、浓烈的感情。在作者的笔下所展开的，犹如一幅幅洋溢着明朗气氛，跳动着时代脉搏的画面。
　　当代著名的散文作家吴伯箫，当时也写下了十多篇特写和散文，大多发表在《解放日报》上。后来这些作品大都收录在散文通讯集《黑红点》中。作品的思想内容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歌颂陕甘宁边区人民在中国共产党和民主政府领导下，在大生产运动中，建设繁荣幸福新家园的蓬勃景象；表现抗日根据地军民，在抗击侵略者，保卫和建设革命政权中所建立的光辉业迹。在描写边区新生活的篇章里，《丰饶的战斗的南泥湾》、《“火焰山”上种树》和《徐义凯新村》等一篇篇生动的特写，就好像一幅幅表现边区新生活、新人物的水墨画。作品既描绘了八路军三五九旅开发南泥湾，给这块荒芜之地带来的一派蓬勃兴隆的生机，又表现了边区人民决心给光秃秃的沙原、荒凉凉的山坡披上绿装，“使家家有树，处处成林”的雄心壮志；还叙述了国统区难民，来到边区新天地，通过辛勤劳动，建立新生活的幸福情景。读着这些作品，“沙漠里有绿洲”的新天地，“男女老幼各得其所”，“活得美，有文化”，有“来头”的新生活，“走向崭新的幸福的社会”的光明道路，仿佛一齐展现在人们的眼前。和这些篇章在内容上形成互相对照和补充的，是描写抗日前线、敌战区军民可歌可泣，曲折动人的悲壮斗争事迹的。如《黑红点》、《化装》，表现了敌占区人民对敌伪汉奸、日本强盗的坚决而巧妙的斗争。情节生动而曲折，把敌人的狡猾和愚蠢，人民的勇敢和机智，充分地表现出来了。《一坛血》则记述了山东博平沙区阚庄人民和当地汉奸齐子修斗争的悲壮事迹。村子虽然遭到一场血洗，但在人民心中却深深地埋下了仇恨的种子。“一坛血”便是敌伪杀人的罪证，也是人民要坚决杀敌复仇所即将燃起的一团火。“老百姓最终是要胜利的!”文章在深沉悲壮的叙述中，使读者心里燃起一股股复仇的烈焰!这些文章都不长，但选材精当、结构严谨，而且显得质朴、浑厚和深沉。有一种能够深深地打动人心的力量。这些作品不仅比他早期那些充满遐想和飘逸的风格的篇章，显得朴实而动人；就是比他初到延安时的作品，也显得流畅而开阔。事实上，吴伯箫早期的散文，是多追求丽词佳句的。抒发个人感慨，表达理想情怀。不少作品都充满着一种清婉、明丽和幽远的气氛，似乎总想告诉读者一些美好的情思，让读者也随着自己去遐想。参加革命后，他的笔调、风格逐渐变化。尤其是1942年以后，作品风格趋向于朴实无华，通达朗畅。这显然与他的思想感情的变化是密切相关的。表面上看来，他的文章一清如水，没有多少奇特之处，实际上这种平实、自然的文风正出自作者对生活的认识能力和表现能力的增强。吴伯箫在《回忆延安文艺座谈会》一文中说，他在参加这次座谈会期间，“往往忘记路途的远近，时间的早晚(散会多是夜深)。精神总是兴奋着，情感总是炽热着，仿佛真理在自己周身燃烧，闪烁的火花不断把自己的眼界扩大，认识提高。”这在他的散文创作中，得到了明显的反映。
　　杨朔和华山，也是这时候报告文学和散文方面比较多产的作家。扬朔在《解放日报》等报刊上发表了《铁骑兵》、《狮子头》、《文武双状元》、《英雄爱马》、《张德胜》、《七勇士》等许多报告文学、散文和速写等。其中《铁骑兵》一篇可作为他的作品的代表。这篇仅一千多字的文章，在具有传奇色彩的叙述中，充分展示了八路军某部一个班骑兵战士的鲜明的性格特征。他们在雁门关一次战斗中与大部队失却联系。“星群脱离轨道，一定坠落，八路军掉队了，却能自动地打游击”。战士在单独行军，寻找部队。一天夜晚，走到一条河边，由于水深流急，无法渡过，只好沿河朝上游走去。到了一座山头，却望见山下有一座灯光点点的城市。他们朝那城市放了一排枪弹，敌人竟慌乱起来，急忙用大炮回击。第二天，一问老乡，才知那城市竟是包头，那河流原是黄河。大家不禁惊讶起来，随之畅怀大笑。而夜间的枪声，也被人们传为八路军大部队攻城的佳话。杨朔在他的报告文学和散文中，不论写战斗英雄，还是写劳动模范，总是善于在缤纷的色彩中，塑造出动人的性格。并且使文章富于诗情画意。这在当时就已经显示出他的特色。
　　华山在抗战后期到解放战争中，以新华社随军记者的身分写了好多报告文学作品。发表在《解放日报》上的报告文学，除《没有课堂的学校》、《不识字的贫农宣传家》等少数几篇抒写农村生活的以外，都是写战斗生活的。《窑洞阵地战》、《碉堡线上》等是当时为人熟知的篇章。《窑洞阵地战》作为一篇太行特写，以简洁的文字，记叙了武乡地区广大民兵开展窑洞阵地战，打击日本侵略者的英雄事迹。作者善于倾诉许多娓娓动听的故事，表现英雄人物的行动和灵魂；也善于通过严峻而艰苦的战斗场面的描写，抓住富有乐观主义精神的情节，加以渲染，给人以胜利的鼓舞和前进的力量。
　　哈华和董速都分别是在西安和延安开始他们的文学创作生涯的。哈华于1938年秋在八路军驻西安办事处工作时，开始发表中篇小说。1944年返回延安，为《解放日报》撰写了许多报告文学，如《青年勇士》、《人的屠场》、《新闻工作者在冀南》，表现了抗日前线和敌后人民的英勇斗争。女作者董速的报告文学《辉明、纺车和孩子们》、《贺老婆献旗》等，描写了延安大生产运动中模范人物的先进事迹和拥军爱民运动中的热烈场面。他们的作品都引起了读者的重视。
　　在延安和各地方、各部队的专业和业余新闻通讯工作者，如倉夷、江横、穆青、张铁夫、周民英、李方立、莫艾、普金、莫耶、侯亢、田方、陈玉珂、齐鸣、纪叶、侠静波、毛兰、启侗、张潮以及少数民族作者伍延秀、云照光等，都结合各自的业务特长，撰写出许多报告文学、特写和散文作品。使这时候散文领域的创作，呈现出更加五彩缤纷的繁荣景象。他们的作品及时地表现了边区生产、建设和文化生活中的新人新事新气象；表现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民主圣地的发展面貌；迅速地反映了抗日前线和后方广大军民，为抗击侵略者争取民族解放的英勇斗争事迹及其在这一神圣斗争中所表现出的献身精神。他们的作品，有一些当然属于急就章，线条较粗，但内容丰富扎实，语言淳朴通俗，情感强烈而显明，受到读者的欢迎。例如仓夷的《连长回来了》，穆青的《雁翎队》，田方的《劳动人民的旗帜》，江横的《山头英雄们》，侯亢的《第四次通过平汉铁路》，张潮的《模范大灶》等，都是在当时产生过一定影响的作品。
　　延安文艺座谈会以后的散文创作中，随着报告文学创作热潮的到来，回忆录、访问记等描写领导人和部队首长的文章也盛行起来。并且还出现了一些较全面记述革命前辈和领导同志的传记文学作品以及长征等革命事迹回忆录。
　　陈祖武的日记体报告《八面山中》，是其中较为感人的篇章。作者以自己的切身体验，描写了跟随王震同志率领的一支军队南下湖南，在桂东县内八面山中行军战斗的情景。歌颂了革命战士克服国民党反动派军队和自然环境造成的种种艰难险阻，所表现的顽强的革命意志和战斗精神。特别是生动而真切地抒写了王震同志英勇果敢，坚定沉着，身先士卒，热爱群众，带头克服困难的革命作风。《解放日报》在发表文章时所写的“编者的话”中说：“在这篇短文中，我们可以看到毛主席的好学生是个什么样子：充满了爱与坚韧。有不少人将这次南下比之为历史上有名的长征，仅从这篇文章中就够使我们看出这的确是一种惊心动魄的人间的奇迹。”
　　医务工作者，女作家黄既的《关向应同志在病中》是一篇写得十分感人的作品。它从共产党人与病魔作斗争这一角度，表现了党的领导干部可贵的革命品质和崇高的精神境界。关向应同志常说：“能够为人民劳动，便是最大的幸福。”病魔折磨着他的身躯，却摧残不了他的革命精神。他在病床上仍热情关心党的工作，关怀战友和同志。在病情极端恶化的情况下，他毫不颓丧，仍继续抓紧时间，为革命早日成功贡献自己的力量。他了解祖国医学，热爱文学艺术，并且乐于谈出许多精辟见解。整篇文字质朴亲切，怀着深深的敬意和思念。当时的这类作品，还有孔厥的《人民英雄刘志丹》，柏桦的《永远活在人民的心里——忘不了英雄刘志丹》，工柳的《和人民在一起——纪念左权参谋长》等，作品都紧紧抓住了领导干部也是人民的勤务员这一思想主题，从不同角度，各个侧面表现他们一心一意为革命事业，完全彻底为人民服务的优秀品质。读着这些作品，就像见到了这些人民英雄。他们的形象感人至深，是不言而喻的。
　　还应特别提出的是：朱德的散文《母亲的回忆》，刊登于《解放日报》1944年4月5日。这是一篇精炼、朴实、充满真挚感情的文章。作者通过对母亲艰苦朴素，勤劳持家，宽怀大度，支持革命等优秀品质和平凡而可贵的一生的回忆，表达了他决心献身中华民族和人民的解放事业的革命胸怀。文章具有强烈的感染力，对革命的人民，特别是对革命青年，是爱国主义、革命理想教育的好教材。
　　与这类纪念文章交相出现的，还有一批传记文学和回忆录。如：肖三的《毛泽东同志的初期革命活动》，董均伦的《刘志丹的故事》，张仲实的《一个优秀的中国人——邹韬奋先生的生平、思想及事业》以及李立、蔡前、田继舫、黄玉山、冷冰、刘振江等回忆长征的文章。
　　这些散文，是可以当作历史实录来看的。它对我们了解革命的领导者和先辈们所走过的革命道路，重温当年那种动人心魄的艰苦斗争，是很有意义的。特别是对于生长在新中国的青年一代，有着极大的启示和教育作用。
　　这一时期陕甘宁边区的杂文创作，过去很少有人提到。其实不论就数量或是质量而言，都是相当可观的。焕南(谢觉哉)、艾思奇、默涵、冯牧、陈涌以及田家英、庄栋、闻捷等，都曾先后发表过不少杂文。
　　谢觉哉作为革命老同志，他的杂文曾长时间连续在《解放日报》登载。在陕甘宁边区和其它抗日根据地广大干部和群众，尤其是革命青年中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他的文章，有谈思想修养的；有谈工作方法、学习方法的；有的是读书笔记；有的是随感录；也有日记、观感和对于文物胜迹的介绍等。这些杂文，一般都见解精辟而文字通俗；内容深刻而文风朴实。读着他的文章，无不使人感到这位革命老人对人民、对祖国、对党、对革命事业的深深的爱。他那虚怀若谷，甘当群众小学生的精神是永藏笔端的。在《支部与群众》一文中，他谈到支部、党员和群众的关系时写道：“如果有这样的支部和党员，把党是群众的，应该和广大群众保持亲密的联系的话，背得烂熟，但自己却看不见他身旁的群众有什么痛苦和要求，或看见了也漠不关心；‘上级还没有命令来，莫急做吧!’‘人家的事，少管些吧!’口讲联系群众，实则脱离群众。‘用官僚主义的灰尘掩盖了自己’，其危险将不可言。”在《拂拭与蒸煮》一文中，谈到思想改造，他说：“改造自己，把自己完全变个样，好比生肉煮成熟肉，不是件易事。要工夫深，火侯到。‘五个月’学习，是紧火煮；‘长时期的思想上与行动上实践’是慢火蒸。煮的时候要受煮，不要像孙猴子入丹炉，捏着‘避火诀’，躲在风箱口，你这里烈火红红，他那里清风习习。这是‘躲风’；离开阵地是‘躲’，在阵地里也可以‘躲’。煮过了，并不就算‘熟’，还得长时期的熬炼，一直到要‘而今而后，吾知免夫!’”所有这些语重心长的论述，直到今天，对我们的干部和青年一代，都是极为有益的教诲。
　　默涵从1942年开始为《解放日报》等报刊撰写杂文，发表了许多篇章。他的杂文极富于哲理性和政论性。例如在《打倒贫困》一文中，他否定了那种“贫穷不是罪恶”的偏见。他说：“我们反对那些虚伪的赞美贫穷的说教，他们慷慨地预约给你来世的幸福，目的是要你做一个现世的训羊，一任他们剪毛剥皮，死而无怨；我们也反对那种像妥斯退也夫斯基所宣扬的以贫穷受苦为崇高的观点，我们不要那种阿Q式的叫化子的骄矜，我们的理想，是要使全世界的人们都脱离穷苦的暗沟，而跑到富裕生活的阳光中来。”他认为只有丰衣足食，生活才更快乐，工作才更积极，战斗才更勇敢。这种实事求是，反对空洞的唯意志论，反对虚假的愚昧说教，对当时和以后的读者，是多么深刻的启发!
　　艾思奇、冯牧、陈涌及其他一些作者的杂文，有的偏重于政论，有的偏重于国际评论，有的则偏重于文艺、时事杂谈。这里不再一一赘述。总之，这时期的杂文创作，在整个报告文学和散文创作热潮中，数量虽不算多，与其它文艺品种比较，也显得不怎么繁茂。但仍然不失为当时文艺园地中一种引人注目的鲜花!
　　①见《王震将军记》，《解放日报》1946年9月17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