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日战争胜利后，陕甘宁边区的大批文艺工作者都奔赴东北、华北等解放区。留下的一部分文艺工作者，在伟大的中国人民解放战争即将到来的时刻，也纷纷参军参战。在人民军队中，他们是文艺工作者，也是战士。他们拿起了笔，用通讯报导这一文艺形式为战争服务。成为解放战争中战地通讯的主要撰写者。同时，在陕甘宁边区经受了教育和锻炼的一批青年写作者也迅速成长起来，成为报导西北解放战争战况的生力军。所有这些因素，便促成了陕甘宁边区通讯写作，在解放战争时期又形成了一次新的繁荣。
　　解放战争中的战地通讯的繁荣，与中国人民解放军各级领导对这方面工作的重视是分不开的。傅钟在中华全国第一届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上《关于部队的文艺工作》讲话中说：“部队文艺工作的有领导、有组织，可以举报纸通讯工作为例(显然当时把通讯写作也归入文学创作领域的)。1944年陕甘宁边区留政兵团政治部发布指示号召‘全军办报’，警三旅各团的同志，他们因为打通了思想，认识了‘办报通讯是推动工作，指导工作的利器’，认识了‘写通讯是每个共产党员和革命者的责任’。首先就从团长、政委、主任起，亲自担任通讯组长，动手写稿，并且负责、组织督促写稿，一些连队的干部也是这样。结果3个月的稿件数目，就赶上了过去9个月的。最好的连队从过去一个人写稿发展到85个人写稿。开展工作的办法，是领导干部负责，利用行政会议，群众会议，实行思想动员，组织动员，使大家思想一致，把写通讯当成大家的事情，并且由领导者设法改稿，代笔，代替勤务，来解决不会写，写不好，没有时间等困难。工作中又经常检查，表扬模范，培养骨干分子，又把办墙报以及读报连为一气，好处更多。由此便发展成连队中很活跃很生动的文艺生活。”事实正是这样，部队通讯报道的撰稿人，除一些通讯干事外，都是在部队担负一定工作的人，甚至有一些领导干部。这些战地通讯，许多都是在战斗间隙，利用晚间休息时间，在豆粒大的灯光下完成的。因此，这些战地通讯都具有真实性、战斗性以及时间上迅速及时的特点。读起来亲切感人，鼓舞作用强烈。
　　1946年夏天，国民党反动派挑起全面内战后，全国规模的人民解放战争就开始了。在西北，保卫延安成为全国人民关注的大事。长期生活和战斗在党中央身边的陕甘宁边区军民，更是以坚强的决心，旺盛的斗志，准备迎接这一神圣的斗争。1946年12月15日发表在《解放日报》上的报道《延安的期待》，是记者林间所写的综合报道，记述了延安军民为迎击敢于进犯边区的胡宗南匪帮所进行的战斗准备；表达了延安和陕甘宁边区军民为保卫党中央，保卫革命圣地的战斗决心。延安，“这个新中国和新东方的灯塔，它对于我们，对于全解放区的战士们，是多么亲切，多么有感召力啊!亲爱的战士们，我将我对于延安的访问寄给你们。这是延安的期待；这也是千百万人民的期待，用渴望的眼睛对于胜利的光辉的憧憬和爱。一听到你们开赴前线的消息，我们每个人全都骄傲地说：‘我们的军队来了!’”接着，作者从多方面报道了延安各界努力生产，加强备战，积极参军，奋勇支前的紧张场面。读着它，人们不禁觉得，如同跟随记者采访的踪迹，来到了紧张耕作的田野，热火朝天的工房，看到了妇女们做的堆积如山的军鞋，观察到文艺工作者排演《无敌民兵》时，内心所充满的愤怒的力量。这是反映解放战争西北战场上保卫延安战斗的较早的通讯之一。它向全国人民，特别是各解放区军民报道了延安军民的战备行动；及时地反映了人们所急待关心的问题，起到了良好的新闻效果。
　　刘漠冰是在抗日战争中从银行工作转而搞新闻工作的。当时就已写下了许多通讯和报告文学。在保卫延安的战斗中，在人民解放军挺进大西北的日子里，他一直担负战地采访任务。总是在前沿阵地随军采访，经常带病工作。此后终因疾病恶化，在西安刚刚解放不久就去世了。他的《奔袭兴武营的英雄们》是一篇写得非常出色的战地报道。文章一开头便写道：“兴武营是神圣的民主边区的土地。”“1943年，警三旅执行朱总司令的屯田政策，在这一带挖了甘草30万斤。加上种地、打盐、纺线三项生产，自给了全部经费。边墙内外，到处牧放着自由的马群。”然而，在胡宗南进犯边区以后，这儿却被马鸿逵匪帮的骑兵部队侵占和践踏了。“我驻防部队发出神圣的誓言：‘坚决夺回被抢占的土地!’”作者紧紧地抓住了这支理直气壮的正义之师的几个战斗场面，通过绘声绘色地描述，连长刘生华、副连长呼占山以及高增华等一批战斗英雄敢打敢拚，有勇有谋的动人形象，跃然纸上。使读者如身临其境，为我们顽强、机智、勇敢的英雄战士而骄傲，而鼓舞。下面是对一个战斗场面的描述：
　　刘生华带了一个短枪，并且挑选了三支步枪给通讯员背着。他利用炸弹的威力掩护进了大门以后，一人就使用着四枝枪轮流向敌人射击。他指挥后面的弟兄爬倒，吼叫里面的敌人缴械。敌人不愿缴枪，他着气了，于是发命令要机枪射击，投了一颗手榴弹，冲入里房，这就把敌士兵三名和医兵四名俘虏了。
　　从前院进后院，当中有一过道，这是雄、定二部夹击敌人必须通过的地方，但被一个顽强的敌人火力射击所阻隔了。过道中为一道栅门所阻隔，他和敌人隔着栅门拚刺刀。他虚张声势地向敌人面部刺去，于是敌人躲避，腿在栅门空隙露出，他就使劲的一刺，敌人叫了一声，屈下身子，他迎着势隔门就是一枪，这才把敌人结果，打通了这条道路。
　　在紧接着几个战斗场面的描写中，也都叙述得异常紧张、激烈，战士的英雄形象栩栩如生。在战斗临近结束时，敌人的马队乱作一团，仓皇逃命。连增援的敌军也只能在我机枪火力的阻击下，丧命于沙梁之上。刘漠冰的战地通讯，善于状写激烈的战斗场面，是与他扎实认真的战地采访和丰富的战地生活经验分不开的。这同他在抗日战争时期撰写的关于生产、文教及英雄模范人物的许多翔实的报告和通讯，是一脉相承的。
　　在转战陕北和进军大西北的激烈战斗中，与战士们一起行军参战，在豆粒大的灯光下写了大量战地通讯的还有《群众日报》记者汤洛。他的《割电线》、《毛主席万岁》、《田启元和他的游击队》、《鸡毛信》、《英雄胖娃娃》、《万九》、《坚守制高点，阻击十小时》、《愈打愈硬的王培仁》、《一百个钟头》、《八勇士华山建奇功》(与紫绿合写)等，都生动地报道了我西北人民解放军勇敢无畏的英雄战迹和艰苦卓绝的战地生活。他的有些通讯篇章，写得简洁生动，读起来如同战斗故事一般。例如，《毛主席万岁》和《鸡毛信》两篇。前者表现了延安保卫战期间，活跃在边区的抗敌游击队机智巧妙地与敌人斗争的情况。后者记述了我边区游击队员，16岁的小青年团员双虎英勇无畏、机智灵活地为游击队转送信件的故事。在不长的文字中，把游击队员的英雄事迹都如实地、生动地描写出来了。在《田启元和他的游击队》中，还用朴素的语言，简洁的笔调，诚挚的情感，刻画出了这位26岁的游击队队长的谦虚、诚实、多谋的优秀品质和勇敢顽强的英雄性格。文中有一段是述写田启元打汽车的：
　　胡匪大“清剿”时，田启元在胡匪内脏动脉上，作了一次杰出的战斗——小北泉打汽车。田启元着胡匪黄衣，戴着他现在常在风雪地戴的那副墨黑眼镜，衔支香烟，坐在延安至高桥的公路旁，手榴弹揭去了盖，埋在身边土内。数着开过去的汽车：“一辆、二辆、三辆……”中间一辆车上的一个胡匪问田启元：“看见副旅长过去没有?”他佯瞅不睬地说：“没见。”数到三十多辆时，后边的一辆停下来。车上站起一个人，用望远镜向左右山上望了望(田启元的队伍就埋伏在山头上)，车又前进了。田启元心里想：这个车和别的车不一样，里头敢有大货哩!汽车开近面前了，田启元猛地将手榴弹甩上去，车上人直叫：“自己人，自己人!”“老子认得你这自己人!”田启元骂着，那群黄色匪徒们像群惊弓之鸟乱窜……这次缴获有：敌第一师师长罗列的信件、电报密码、一个月的口令、过端午节的礼物等。这正是大胆、沉着、机动、灵活的杰作。
　　《八勇士华山建奇功》是报道著名的人民解放军某部参谋刘吉尧和他的侦察班智取华山的英雄业迹的长篇通讯。它翔实地叙述了智取华山的经过，为解放战争中这一著名的战斗提供了完整的历史记载，也为后来撰写这一奇功伟迹的文艺作品提供了很好的实际资料。成为解放战争中战地通讯的珍篇。
　　汤洛的战地通讯曾经在保卫延安和西北解放战争中引起强烈的反响和好评。《群众日报》曾以《新闻工作者的好作风》为题，对他的工作加以报道。报道中说，在保卫延安的战斗中，他同游击队一起战斗、行军、钻梢林、受冻挨饿，和战士一起读书、看报、讲故事，学习上级的指示和文件，帮战士背枪、捆电线。在一次战斗中，“他为了采访战斗英雄的事迹，随着突击队冲到敌军碉堡下边，高喊：‘冲呀，上呀，缴枪不杀!’子弹在他前边开花，弹片和尘土落在他的身上，一个战士受了伤，他冒着枪林弹雨把伤员迅速背下来。在频繁的游击战中，他的写作往往是在数十里甚至百余里长途行军后完成的。晚上，游击队员们都甜蜜地睡着了，他还在昏暗的麻油灯下写稿子。当他写某一战斗新闻时，总要先和参加战斗的指战员一起研究，写好后，先念给他们听。这样，不但使报道真实，而且大大鼓舞了战士们的作战情绪。这就是解放战争中战地通讯写作情况的一斑。从这里，我们也可以看出那些五彩缤纷的通讯报道在中国现代新闻史和文艺运动史上的价值和作用了。
　　专业和业余新闻通讯工作者乔迁、程堃、雪凡、也辛、北原、兰钰等，都写了许多解放战争通讯特写。如乔迁的《延安人民的爱与憎》、《一幕荒唐骗人的把戏》。前者通过延安刚收复后的采访，表现延安人民对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政府的热爱和对胡宗南匪帮的憎恨；后者揭露胡宗南匪帮在占领延安期间所搞的一系列欺骗宣传，表现了他们腐朽、没落、空虚和自我欺骗的阶级本性。程堃的《一个人民战士的成长》，描写了一个被抓丁的青年，从小伪军到解放战士，再到战斗英雄的成长过程。兰钰的《“我的仇还没有报呢!”》则描写了特等英雄郝志明老当益壮的先进战斗事迹。也辛的《烧火战斗》、《战士的母亲》，北原的《解放军到了新区》、《王大妈的“儿子”》，都分别表现了军民关系和军民配合战斗等主题。
　　当代作家王玉胡，在解放战争时期曾经参加了陕甘宁边区保卫战和解放大西北的各大战役。这期间，他除创作一些散文、小说和剧本外，主要撰写战地通讯报告。如《胡匪二十九军军部的毁灭》、《卫生员房森栋》、《“打将”刘魁义》、《九股山上逞英豪》、《打到蒋管区去!》和《洛川城郊的喊话》等。这些作品大部分收入报告文学集《九股山上逞英豪》。其中《九股山上逞英豪》一篇撰写的是保卫延安战役中有名的九股山阻击战中前沿阵地一个班的英雄事迹。英雄们从深夜潜入漫无人烟的深山埋伏，到连续打垮敌人三四个团兵力的进攻。经历一天两夜的顽强战斗，终于在拂晓前巧妙地伪装突围。在条件异常恶劣，战斗异常激烈的情况下，依靠坚强果断的指挥，亲如兄弟般的团结友爱，机智灵活的战术，消灭敌人，保存自己，胜利完成任务。这不是一场普遍的战斗，这是我光荣的革命战士为保卫党中央，保卫革命圣地所经历的一场精神战、意志战。在敌我兵力异常悬殊的情况下，“敌人从四面八方涌上来，摇旗呐喊：‘老乡，缴枪吧，投降吧!’班长听了这些话，像是受了莫大的侮辱，眼睛都气红了。喊道：‘同志们，我们死要死在工事外边!上刺刀!冲出去!’喊罢，一脚跳出工事。大眼、老梁、喜娃也冲了出来，一个个赛过猛虎出山，雪亮的刺刀闪着光芒，机关枪喷吐着愤怒的火舌。敌人吓呆了，本能地后退着。可是当敌人看清只有几个人时，又呐喊着冲上来。这时班长机智地向那已经空无一人的工事挥挥手，大声喊道：“全连上刺刀，准备冲锋!”这一下又把敌人吓坏了，像一墙倒塌的墙壁，稀哩哗啦地滚了下去。”与这种紧张激烈的场面描写相比较，《洛川城郊的喊话》，却写得舒坦、冷静而且妙趣横生。它是描写我军如何细致、耐心、巧妙地对蒋军官兵进行宣传教育，劝其放下武器，投降人民的。在对话过程中，我军战士见机行事，甚至拉胡琴，唱戏，唱歌，以此启发他们觉悟。显示了我军强大的政治攻势。这些通讯文学连在一起读，就像一幅幅反映我人民解放军战士战地生活的连环画。从不同角度表现了人民军队在解放战争中的丰功伟绩。
　　建国以后，写下了长篇小说《保卫延安》的著名作家杜鹏程，也是这一时期战地通讯的积极撰写者。他于1938年奔赴延安，一直在农村、工厂做基层工作。1944年在工厂工作时，开始进行写作练习。曾给他所在工厂的老干部、老战士几乎每人写一份小传。并为报刊写稿。如发表在《解放日报》上的描写工厂劳动竞赛的《追赶运动》等。1947年3月，在延安保卫战刚刚开始的时候，杜鹏程以随军记者的身分参加了西北野战军。在部队首长的关怀下，到王震将军所领导的部队二纵队独立四旅十团二营六连“落户”。他“跟随部队参加了许多次战斗，走遍了西北大部分地方。穿过沙漠、草原、戈壁，越过数不清的高山峻岭和大小河川，直到1949年来进军至帕米尔高原。”①随军期间，他写了大量新闻报道、报告文学，还创作出版了剧本《宿营》。他写的战地报告文学和新闻报道以及战地生活素材达百万字以上。在他的战地通讯报告中，描写了许多英雄战士和干部的形象。如《炸开钢筋水泥的碉堡》中的“甲等人民功臣”霍维春，《连长温广生》中的“智勇双全的指挥员”温广生，《英雄老范》中的模范炊事员范绍通，以及《警戒线上》中的团长和政委等等。作为部队记者，杜鹏程不仅善于深入基层，进行细致地体验和观察，而且能够认真按照党的指示，从理论和实际的结合上，分析和研究战争中的新特点新问题，敏感地加以总结和报道。在《跳出老一套的圈子》一篇文章中，他曾这样写道：“我曾经想，一个革命战士，什么力量使他在危险时更加沉着，困难时更加乐观，疲倦时更加焕发?不用说这是基于我们事业必胜的信心。但他经常以什么哺育自己的信心呢?”接着，他用一次纵队领导的谈话，对这些问题作了回答：“群众中有很多创造，像文件上指出的一样，我们领导者往往把它绞杀了……战士们为了研究封锁敌人的枪眼，在太阳下满头大汗的反复实验；瞄准瞄不好，不吃饭，不睡觉，甚至有些人因恨自己进步慢而哭起来。看了这些，我们就想起彭副总司令所说的要向群众学习无限的正义感……”1948年8月，激烈的壶梯山战斗结束后，他立即以记者身分写了一篇总结性的情况反映，寄给彭德怀副总司令。得到彭德怀同志的肯定和赞扬，并立即批转新华社西北总分社前线分社给予广播。
　　杜鹏程的大量的战地通讯报道，是与他深入实际的战地生活经验紧密联系在一起的。这些通讯报道的写作，在陕甘宁边区文艺运动中，例如在促进战地宣传，繁荣部队文艺活动中，起了一定的作用。而且为他后来创作《保卫延安》提供了充分的准备。
　　在解放战争中参加了解放大西北，并撰写了许多战地通讯的当代诗人、作者还有闻捷以及魏钢焰、王汶石等。他们分别发表有《英雄惜英雄》、《一条子弹带的诞生》、《拿枪的医生》、《少年英雄》等。其中闻捷在解放战争以前，在《解放日报》就已发表了许多报告文学、通讯和杂文。从他们的作品和战地活动中，我们也可以看出陕甘宁边区和西北解放战争的战斗生活，对于我国解放后的一些著名的文艺工作者以及他们的创作道路，是多么可贵而重要。
　　①杜鹏程《<保卫延安>重印后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