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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千首”之后的歌唱——李季《王贵与李香香》诗话

刘建勋


  我国的新诗创作从“五四”时期开始,冲破了旧诗词格律的束缚,实现了诗体的解放,表达了反帝反封建的时代内容。而且在大众化的道路上取得了不少成绩。但是,由于政治环境和思想认识的限制,诗歌创作和劳动人民的生活和斗争之间,还仍然存在着一定的距离。抗日战争爆发后,在陕甘宁边区和其他抗日根据地,这种情况便有了较大的改变。而在新诗创作领域出现堪称为丰硕成果的艺术佳作,仍然是延安文艺座谈会以后的事。《王贵与李香香》的问世,便是突出的一例。这部作品,以革命的思想内容和优美的艺术形式,赢得了广大读者和文艺界人士的热烈赞扬,被认为是一枝灿烂夺目的劳动人民的艺术之花;“五四”以来新诗发展史上的一块丰碑!
  诗作者李季,是河南省唐河县人。初中肄业一年即参加革命队伍,到延安抗日军政大学学习。毕业后赴太行山区,在八路军部队和北方局党校分别任过连指导员、联络参谋、教育干事等。1942年冬,调陕北三边工作。先后当过小学教师、县政府秘书和专署石印的《三边报》编辑等。在实际斗争生活中,他接触了各种人,了解到许多革命斗争历史故事,熟悉了陕北人民的思想、性格、语言及其所喜爱的文艺形式。在从事教育、行政和新闻编辑工作的同时,开始进行文艺创作。先后发表过一些故事、小说和通俗话本等。并于1945年冬写成了长诗《王贵与李香香》。1948年,李季到延安任《群众日报》副刊编辑。直到1949年全国第一次文代会后,南下武汉,西到玉门,上北京,赴兰州……在他丰富的诗歌创作中,仍有以陕北,特别是三边生活为题材的作品。甚至在70年代后期,还为反映陕甘宁边区儿童生活的著名电影《啊,摇篮》写了主题歌歌词。
  李季是一个对民间文艺怀有深厚感情的诗人。少年时代在河南老家时,就很喜欢听说书和曲子戏。到了1940年在北方局党校时,工作之余,曾抄录过很多当地民歌。1942年秋,他辗转来到延安,准备到鲁迅艺术学院文学系读书,但未被录取。组织上却委派他到三边担任小学教师。到了三边,李季为这里的民歌信天游那抑扬优美的吟唱所吸引。特别是他后来搞群众文化教育和报纸编辑工作,与老百姓有了较为广泛和深刻的接触。便如饥似渴地吸收着民歌这“山间的清水,地下的甘泉。”在这里,他“从那些劳动妇女、青年农民和那些最爱歌唱的驮盐的脚户哥儿们那里,收集了近三千首‘顺天游’”(即“信天游”)①。
  在汲取民间文艺的丰富营养的基础上,李季以极其吃苦的精神,编织着自己心中的歌。表现劳动人民的疾苦和欢乐,为劳动人民而歌唱。尽管作者当时还很年轻,但丰富的生活经历,特别是深入三边农村生活的经历以及那三千首如泣如诉的歌唱,为他的创作提供着似乎取之不尽的源泉。在发表《王贵与李香香》之前,他已经在《解放日报》等报刊发表过通讯《在破晓前的黑夜里》、故事《救命墙》、短篇小说《老阴阳怒打“虫螂爷”》和通俗唱本《卜掌村演义》等。《在破晓前的黑夜里》是反映敌占区人民的抗日斗争的;《救命墙》是写一个三边民间传说;后两篇则是反映解放区人民在生活和生产领域破除迷信的斗争。所有这些作品,都集中而准确地反映着生活在不同地区的人民群众迫切需要解决的实际问题。
  李季曾经说过:“对于一个把鼓舞人们热爱生活,改造生活作为自己任务的文学工作者来说,我觉得经常地,不间断地培育这种与广大人民群众同命运共呼吸的感情,是极端必要的。”②在三边,从事小学教育工作时,他和学生一起生活、劳动和游戏,课余时间就到各家各户进行家访;在县上当教育干事时,他跑遍了三边的戈壁沙窝,山川沟壑,亲自组织农民学习,并进行教、认、辅导;做民政工作时,他除过要处理离婚、打架、民事诉讼,布置和检查各项生产任务外,经常穿着当地妇女为他纳缝的土布褂子,深入田间地头、麦场家院,和乡亲们一起抓粪撒种,收麦打谷;农闲,便坐在老百姓的窑炕上,问寒问暖,访贫问苦,和他们同吸一袋烟,同吃一锅饭。直到后来,李季回忆起这段生活,还深情地说:“我在三边获得了最初的温暖,我是先爱上了那里的人民,才爱上那里的民歌的。”③
  《王贵与李香香》正是产生于这种坚实的生活土壤之中;正是产生于那“三千首”之后的歌唱。
  长诗以极其动人的生活画面,再现了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陕北广大农村波澜壮阔的革命斗争形势;反映了1934年到1935年期间,陕北地区贫苦农民在刘志丹等同志领导下武装闹革命的英雄事迹。作品满腔怒火地控诉了封建地主的罪恶;血泪交织地叙述了贫苦农民的悲惨遭遇;在急风暴雨式的轰轰烈烈的群众斗争场面中,展开了王贵和李香香这一对朴实的农村青年的动人的爱情故事:
  1930年,陕西经历着历史上罕见的特大旱灾。三边地区出现了“遍地不见绿苗苗,”“五六月饿死没人埋”的荒年惨景。王贵的父亲王麻子因无力交租,被死羊湾恶霸地主崔二爷活活打死。13岁的王贵随即又被拉去揽了长工,一去就是四年。王贵受尽了磨难。李香香是一个“自幼就把有钱人恨透了”的农村姑娘。共同的遭遇,使王贵与李香香双方产生了纯真的爱情。但是崔二爷荒淫无耻,对香香起了歹心。当他碰了钉子的时候,仍贼心不死。一面胁迫香香,一面暗算王贵。这对青年的命运便处在危急关头。这时,“陕北起了共产党”,王贵怀着深仇大恨秘密参加了赤卫军。崔二爷闻到消息,对王贵严刑拷打。王贵宁死不屈,生命危在旦夕。香香心如刀扎,立即设法报信游击队。死羊湾解放了,王贵与李香香在悲喜交加中结了婚。婚后三天,王贵立即加入了游击队。当队伍刚刚转移,崔二爷在白匪掩护下又进了村。他对香香威胁利诱不能得逞,就仗势抢婚。可是,正当崔二爷得意忘形之际,游击队又打回来了,恶霸地主得到应有的惩罚。王贵与李香香在胜利和欢笑声中又重新团圆。作品以真切的艺术形象深刻地告诉人们:贫苦农民的翻身解放和党领导下的革命斗争的胜利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不是闹革命穷人翻不了身,不是闹革命咱俩结不了婚。”长诗歌颂了人民的革命斗争,也歌颂了王贵和李香香之间坚贞纯朴的爱情。爱情为这对年轻人献身革命增添了动力;革命为他们的爱情带来了圆满的结局。爱情的幸福与革命斗争的胜利紧紧地联系在一起。它打破了以前同类题材作品常出现的“爱情加革命”、“爱情与革命互相干扰”的处理格局。这正是《王贵与李香香》的主题不同凡响的深刻之处。
  主人公王贵,是一个描写得非常鲜明突出的陕北青年农民的形象。杀父之仇,切肤之恨,生活上的磨难,爱情上的波折,构成了他仇恨以至反抗剥削制度,拥护直到参加革命斗争的现实基础和思想根源。他暗里参加赤卫军后,“白天到滩里去放羊,黑夜里开会闹革命。”“身子劳碌精神好,闹革命的心劲高又高。”在革命队伍里,他的思想觉悟很快得到提高。在崔二爷的严刑拷打面前,他表现了坚信革命形势不可阻挡的雄心壮志和勇于自我牺牲而忠于革命理想的可贵品质。“老狗你不要耍威风,大风要吹灭你这盏破油灯!我一个死了不要紧,千万个穷汉后面跟!”这极其生动而富于个性特征的豪言壮语,表明王贵已经成为一个自觉的革命战士了。“吃一口黄连吃一口糖,王贵娶了李香香。”王贵对于香香灼热的爱情,几经波折,终于结婚,使得“王贵笑的说不出来话,看着香香还想她!”就在这种爱情的火焰正在熊熊燃烧的情况下,王贵说的,做的,却出人意料,为人佩服:“太阳出来一股劲地红,我打算长远闹革命。”“过门三天安了家,游击队上报名啦。”表现了一个翻身农民既珍惜爱情又忠于革命,完全自觉地正确处理二者关系的崇高品质。在这里,作品的构思奇峰突起,既深化了王贵的性格塑造,又集中体现了作品深刻的主题内容。显示出长诗相当高的思想教育意义和崭新的文学欣赏价值。
  李香香是作品中着力塑造的女主人公形象。她是一个出身于贫苦农家,自幼又死了亲娘的苦孩子。她人材俊美,心地善良。在艰苦的劳动中长大。“十六岁香香顶上牛一套,累死累活吃不饱。”这是她养成坚强的反抗性格和产生拥护革命的思想的阶级基楚。她对王贵的爱情也完全是在这种相同的遭遇和处境中萌发的。因为“自幼就把有钱人恨透了”,所以才“酒盅盅量米不嫌哥哥穷。”对王贵的爱情是那样纯洁、诚实、忠贞不二。这种爱情又在严酷的现实和激烈的斗争中得到锻炼和考验。她也逐步认识到革命与自己的爱情幸福的关系。在王贵遭毒打时,她机智果断地报信游击队;当崔二爷企图侮辱她时,她“双脚乱踢手乱抓”,给“狗脸留下了两个血疤疤”;在被崔二爷抢去后,“香香又哭又是骂:姓崔的你怎么不娶你老妈妈!有朝一日遂了我心愿,小刀子扎你没深浅!”这些都表现了她爱情的坚贞、觉悟的提高和愤怒的反抗精神的形成和发展。李香香身上所表现的这种崇高的精神和可贵的品质,恰如其分,有血有肉地从作品中体现出来。在当时当地的农村妇女中,具有极其典型的意义。
  作为王贵、李香香形象对立面的恶霸地主崔二爷,作者满怀憎恨地揭露、鞭挞了他。刻画也是极其真实而生动的。他形象丑陋,心地狠毒,行为荒淫。凭仗着封建政权的支持,霸占了大量土地,过着穷奢极欲的生活,任意草菅人命,不受任何约束。由于他是封建地主阶级经济的体现者,是当地反动的封建统治的基础和支柱的代表,所以广大农民与之成为不共戴天的仇敌。在人民革命面前,他极端顽固,也极其愚蠢。曾借助白军的势力进行疯狂的挣扎和反扑。他貌似狂妄,而内心又极为虚弱,体现了一切反动势力的纸老虎本性。在得意时,他狂吠:“真龙天子是个谁,死羊湾的天下还姓崔!”但到了游击队打来时,他立即便被吓得“浑身软不塌塌”,束手就擒。作品在多层次多回合的叙述中,运用夸张的手法,成功地塑造了这个反面人物。对他的必然灭亡的命运也作了深刻的符合逻辑的描述。
  《王贵与李香香》在艺术上的成就是很高的。
  整个诗篇所塑造的艺术形象异常鲜明丰满,如同一幅幅精采的画面。将三边人民的苦难和欢乐,生活和斗争,生动地呈现在读者面前。这里有弥漫着滚滚黄沙,遍地无一绿苗的千里赤地,也有在这土地上作恶多端,骄横跋扈的地主恶霸崔二爷;有万里晴空下的山山水水和苦难土地上的寒窑茅舍,也有游击队高举红旗的英姿,穷苦人打土豪分田地的欢快场面;更有王贵、李香香、刘二妈、牛四姓等这些活生生的农民形象。所有这些从风景到人物都异常栩栩如生的描绘,使得诗篇产生着巨大的征服读者的艺术力量。这是在它产生以前的新诗作品中,还不曾多见的。
  诗篇故事性强,情节曲折多姿,有头有尾,脉络清楚,结构完整。表现了诗人运用诗歌形式叙述故事的功力。在长诗叙述过程中,连续出现打死王麻子,拉走王贵;毒打王贵,香香报信;崔二爷又回来,香香落入虎口等几个高潮。故事环环紧扣,叙述有缓有急。特别是第一个高潮打死父亲和第二个高潮毒打儿子之间,写得很有变化。王麻子苦苦哀求,王贵却和敌人展开了一场舌战。体现了在这两代人身上不同的性格特征,既有力地展开了故事的情节,使之前后有明显的发展,又使人物形象结实地矗立起来。充分发挥了叙事诗的艺术特长。
  诗篇全部采用陕北民歌信天游的形式,运用得十分圆熟自然。既具有浓郁而粗犷的地方色彩,浑厚而纯朴的思想感情,缠绵而流畅的音乐节奏,又能生动而和谐地表现主题和内容,很少有人工斧凿的痕迹。在这么长的诗篇中,这是异常难能可贵的。如香香与王贵初次表露互相爱慕之情时,诗句打从这儿开始:
  山丹丹花开红姣姣,
  香香人材长得好。
  一对大眼水汪汪,
  就像那露水草上淌。
  当王贵赶羊上山,看见香香在掏苦菜时:
  赶着羊群打口哨,
  一句曲儿出口了:
  “受苦一天不瞌睡,
  合不着眼睛我想妹妹。”
  停下脚步定一定神,
  洼洼里声小像弹琴:
  “山丹丹花来背洼洼开,
  有那些心思漫漫来。”
  这里,真实地描绘了一对初恋中的陕北青年。情意是挚朴的,语气是欢畅的,旋律是悠扬的,表现是自然的,给人以轻快、甜蜜之感。
  而当王贵惨遭毒打,香香心急如焚之时,诗中写道:
  一阵阵黄风一阵阵沙,
  香香看着心上如刀扎。
  一阵阵打颤一阵阵麻,
  打王贵就像打着了她!
  语句急促,旋律十分紧凑,给人一种紧迫之感。
  除此之外,在长诗中,诗人对民歌信天游中比兴手法的运用,也是非常自如的。这既增强了语言的形象性和表现力,又给人以音乐美的享受。在诗的叙述过程中,有些是信天游原句的直接引用,如“山丹丹花来背洼洼开”,“一个算盘九十一颗珠”等。有的则是将原句经过提炼而成。如“烟锅锅点灯半炕炕明,酒盅盅量米不嫌哥哥穷。”所有这些在描写人物形象和表达思想内容上,都起了很好的作用。这是作者长期深入群众学习民歌形式和群众语言的收获。
  《王贵与李香香》开始在三边和延安与读者见面,就受到广大人民群众的热烈欢迎,引起文艺界的极大重视。认为它是延安文艺座谈会之后诗歌领域出现的第一首优秀的人民的诗篇。它以劳动人民喜闻乐见的艺术形式,反映劳动人民在党的领导下所从事的最壮烈的事业,表达了劳动人民的思想、感情、理想和愿望,歌颂了劳动人民的朴素、勤劳、勇敢和斗争精神。这种新的人物,新的性格,新的思想面貌在新诗中如此生动地出现,意义是极其重大的。它说明新诗创作继“五四”新文化运动开始完成了诗体的解放之后,又以明确的民族化群众化形式在表现更深刻的思想内容方面的又一次解放。当时,陆定一就曾撰文称赞说:“我们看到:文艺运动突破一重重关,猛晋不已。出来了新的一套,出来了一批新的人物。每一次这样的胜利,都表示了新民主主义文艺运动对于封建的买办的反动的文艺运动的胜利。”④郭沫若也称赞这是“文艺翻身”的“响亮的信号。”⑤许多评论家也都肯定了诗人李季在诗歌创作领域的划时期的创造性贡献。
  ①摘自上海杂志公司1950—1951年刊行的《顺天游》;
  ②《热爱生活,大胆创造》见《当代文学研究资料》;
  ③李小为《一支没唱完的歌》见《新华月报》1980年9期
  ④《读了一首诗》,《解放日报》1946年9月28日
  ⑤《<王贵与李香香>序》
  

延安文艺史论稿/刘建勋著.—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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