艾青是我国现代文学史上一位很有影响的诗人。抗战初期，他怀着赤子般的激情和献身精神，投入到抗日救国的革命洪流之中，行踪遍及上海、武汉、临汾、西安、桂林和重庆。1941年“皖南事变”爆发后，经周恩来同志的帮助，离开重庆，到达革命圣地延安。成为陕甘宁边区诗歌运动中一位重要的诗人。
　　艾青原名蒋海澄。1910年生于浙江金华。1928年曾就学于杭州国立西湖艺术院。后又到法国勤工俭学，专修绘画。1932年回国后，参加“中国左翼美术家联盟”。因从事爱国运动，被捕入狱。在狱中开始诗歌创作。到陕甘宁边区以前，他不但早已写出了成名之作——《大堰河——我的褓姆》，而且出版了好几个诗集。起初，诗人用他那从“采色的欧罗巴”带回的“芦笛”，吹着对于生活在祖国苦难大地上的人民的悲哀和同情的歌。显示了当时觉悟的知识青年捐弃“旧我”，追求“新我”，向未来勇进的不懈努力和进步的倾向。继而，则“乘着热情的轮子”，高举“火把”，奔“向太阳”，在“复活的土地”上，以激越的声音，发出“黎明的通知”。表现了中华民族在生死攸关的时刻，决心以战斗求生存，不甘屈辱而灭亡的坚定信念和奋起反抗的精神。总之，诗人以自己颇具风格的歌唱，为时代的进行曲增添了新的乐章!
　　到延安不久，艾青与肖三、柯仲平等一起发起成立延安诗会；出版刊物《新诗歌》、《街头诗》和《诗刊》；后又参加了延安文艺座谈会；担任鲁迅艺术学院文学系教师等。直到1945年10月，作为鲁迅艺术学院华北文艺工作团团长，率鲁艺部分师生离开延安。
　　在延安时期，艾青发表了长、短诗歌约50多首。这些诗歌在思想内容上主要是以强烈的政治热情，表达自己决心为劳苦大众的解放而献身的革命理想；以一颗炽热的心，表达对党、对领袖、对人民的深情厚爱；歌颂民主自由的新天地——陕甘宁边区的新人新事新气象；以爱憎分明的情感，抒发对社会主义的苏联人民和所有为人类进步事业而奋斗的革命英雄的赞颂，对日本帝国主义、希特勒和一切国内、国际反动派的揭露和斥责。
　　艾青到延安前后所写的诗论中谈到诗人的天职。他强调说：诗人“必须以最大的宽度献身给时代”，“和那些困苦的人群在一起”，“最坚决地以自己的命运给万人担戴痛苦”①。初到延安，艾青写的许多诗篇，如《我的父亲》、《强盗和诗人》、《时代》和《村庄》等，集中表现了这种投身革命，献身时代，和困苦的人群在一起，为万人担戴痛苦的伟大抱负。如《我的父亲》是延安早期的作品，堪称诗人创作生活中的成名作《大堰河——我的褓姆》的姊妹篇。诗篇较完整地描写了风云变幻的30年代生活在我国南方的封建地主式的家长的典型——我的父亲。预示了在革命的风暴到来之际，封建地主经济必然灭亡的历史规律。尽管与其它诗作相比，情绪上显得不太高昂，但塑造了那样一个时代典型，却是有其珍贵的文学价值的。诗的最后说：
　　我要效忠的不是我自己的家，
　　而是那属于万人的一个神圣的信仰。
　　而在另外一篇《强盗和诗人》中，则表示：
　　我要用这脱落了毛羽的鹅毛管，
　　刺向旧世界丑恶的一切。
　　所有这些，都明确而生动地抒发了诗人决心为劳动者阶级的解放而奋斗的强烈愿望。而这种革命感情最集中的表达，则体现在1941年冬天写的《时代》一诗中：
　　——纵然我知道由它所带给我的
　　并不是节日的狂欢
　　和什么杂耍场上的哄笑
　　却是比一千个屠场更残酷的景象
　　而我却依然奔向它
　　带着一个生命所能发挥的热情
　　这是一首诚挚、深沉的歌颂革命，歌颂时代的诗篇，歌颂了当时诗人曾为之战斗，为之献身的历史时代。表达了诗人为了迎接时代风暴的到来，愿意交付出包括生命在内的一切的决心。
　　对党、对领袖、对边区民主翻身新生活的礼赞，是诗人在文艺座谈会前后创作内容上的一个崭新特点。1941年初夏，艾青刚到边区不久，毛泽东同志便接见了他。诗人说：“第一次见到了自己所生活的时代的杰出的人物——中国人民的伟大领袖毛泽东同志。在我的脑子里留下了永远不会消失的一个既魁梧又和蔼的身影和笑容。”②11月，当他被选为陕甘宁边区参议会参议员的时候，第一次写了歌颂领袖的诗篇《毛泽东》。诗中凝结着作者歌唱革命，歌颂领袖的激情，表达了人民对自己的领袖朴实而又亲切的热爱和崇敬。整个诗篇富有英雄颂歌的铿锵有力的韵味，具有一种淳朴而雄健的格调，显示了诗人在诗歌艺术创作风格上的新特点。
　　艾青到了边区，与当家作主的人民，与坚持抗战的战士，与为人民利益而工作的干部以及所有劳动人民一起生活和呼吸，一起经受着战争环境的考验，分享着胜利的欢乐。诗人歌唱边区的自然风光，寓情于景，抒发自己对人民的新生活赞颂和热爱的感情；描述农家丰收的喜悦，歌唱翻身农民丰衣足食的好光景。这些诗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艾青诗歌创作的新面貌。
　　写于1941年9月的叙事长诗《雪里钻》，描述了一次战斗中，战马雪里钻背负前线记者突围的惊心动魄的故事，以拟人化的手法，反映了革命者勇猛顽强，一往无前的战斗精神。这是艾青诗歌新的主题和题材创作的开始。以后，表现解放区新生活内容的诗作越来越多。
　　作于1942年9月的《向世界宣布吧》，诗篇列举了解放区大量新事物、新气象，同国统区的腐朽黑暗进行强烈的对比，作为对诽谤解放区的无耻谰言的反击。在这里，农民“完全有余谷，冬天有棉袄，”“代替了阴郁愁苦”的，是“脸上含着微笑”；工人有足够的工资，“成了食堂里主要的主顾”；战士、学生练完操，下了课，“到处都听见他们愉快的歌声”。诗人在赞美中唱道：
　　殉难者临死时把希望交给我们，
　　直到今天，灿烂的日子终于出现；
　　多么真实而明确，强烈而美丽，
　　就像初升的太阳滚动在澄碧的空中……
　　这正是诗人所说的，“新的现实所产生的一切新的事物，带来了新的歌唱。”③这种歌唱边区民主、自由、幸福的歌声，这种向全世界宣布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摆脱了痛苦、耻辱和压迫，给苦难的中国人民带来光明和希望的歌声，曾经召唤和鼓动了多少渴求自由民主的青年奋起奔向延安!
　　在歌唱边区，歌唱边区自由幸福新生活的同时，艾青在他的诗篇里，表达了对国统区老百姓深切的同情和怀念。除了在许多篇章中都有所表露以外，《黎明的通知》集中体现了诗人捎寄给“远方的沉浸在苦难里的城市和村庄”的国统区人民的美好的信息。诗中借用黎明天使的亲切而含蓄的话语告诉人们，为了迎接黎明，快行动起来，光明和解放的日子就在眼前，“他们所等待的就要来了”。
　　紧密结合现实斗争，及时地摄取生活和斗争的本质的、主要的方面，反映国内外重大政治事件。在这方面，艾青诗歌创作的数量最大，特别是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以后的作品中表现比较突出。艾青说：“诗必须成为大众的精神教育工具，成为革命事业里的宣传与鼓动的武器”④。他自己也正是这样进行创作实践的。当希特勒疯狂地叫嚣占领莫斯科，吞并全欧洲的时候，诗人立即写了《拖住它》，声讨敌人的暴行，支持欧洲和苏联人民的斗争。诗中说：“拖住希特勒的尾巴／让红军的枪托／瞄准它的前额击死它!”形象地展示了一幅人民战争的壮丽图景。当国民党反动派发动反共高潮，把打日本的枪口掉转过来对准边区的时候，诗人立即写出《起来，保卫边区》的诗篇，用铁的事实和犀利的剖析，揭露和批判反动派的罪恶活动，号召边区人民保卫“中国民主政治的苗圃”，“革命的理想的花园”。当人民的抗日战争获得胜利之际，诗人更是和人民一起沉浸在“毛泽东同志和朱德同志，八路军和新四军给我们的幸福”之中，立即写出了《人民的狂欢节》，为人民的胜利而欢呼歌唱。这类诗歌，还有《敬礼》、《悼泪》、《纪念十月诗二首》、《罪人的画像》、《中国人民的歌》、《欢迎三位劳动英雄》等多首。绝大部分体现了诗人饱满的热情，高昂的理想。它像战鼓，像号角一样，起了鼓舞人民战胜困难战胜敌人的作用。也有个别篇章，因为是即兴式的，为了配合时事宣传，而在艺术上略显粗糙。但是，瑕不掩瑜，无论就创作数量和质量上讲，诗人对陕甘宁边区诗歌运动的贡献都是很大的。
　　艾青说：“我所经历的时代，是一个波澜壮阔、绚丽多彩的时代”；“渡过了各种类型、不同性质的战争；也遇见了各种类型、不同性质的敌人”。延安时期，开始了诗人生活的新阶段。表现在诗歌创作的艺术风格上，也经历着一个大胆探索，勇于革新的时期。这就是从自己比较熟悉的自由体向民歌体的过渡。既然是探索、革新和过渡，就不免有失败和挫折。尽管艾青在这些探索中，也有不太成功的诗作出现，如《索亚》。但他最终是一个比较成功的胜利者。《雪里钻》、《悼罗曼·罗兰》等，就是从自己的艺术个性和风格出发，吸收了民歌的特点，以他能够得心应手运用的形式来表现新的生活主题和战斗题材的。另外，这时期艾青诗歌创作中还明显地表现出革命浪漫主义特色。善于把奔放的感情通过凝炼的语言，新颖的构思和丰富的想象，较完美地表现出来。这也是在前期诗歌创作基础上有所发展的结果。如《给太阳》、《太阳的话》、《风的歌》、《野火》等，都是植根于现实生活，从现实生活的基础出发的革命浪漫主义的诗篇。这里，可以明显地看出，诗人用自己的全部感情感受着新的生活，他熟悉它，热爱它，能够运用典型化手法揭示出它的诗意的美。使得这些诗中的大自然的气象与人的思想感情形成了水乳交融的统一。从这些诗中，读者可以感到有一种强烈的生活气息，领悟到时代脉搏的跳动。
　　谈到艾青诗歌风格和他向民歌学习的成败得失，人们可能会联想起50年代艾青写的一篇长诗《藏枪记》。这的确是一首在当时情况下，在强调文艺与政治的关系，强调文艺配合党在各个时期的政治任务，一味强调向民歌学习，强调大众化，强调普及的过程中，出现的一篇不成功的作品。可以说，在这部作品中，作者忽视了自己诗歌创作在生活内容、创作形式和个人风格上的优势，成为导致作品不成功的重要因素。那么，以此是否可以推论，艾青在延安时期的诗歌创作都是不成功的呢?我以为，不能这样看待。延安时期的文艺是特殊时期、特殊环境、特殊情况下的文艺。文艺诚然有多种功能。但在当时的情况下，必须突出某一项功能。否则，连立足之地也不会有。与此同时，文艺创作的方式、手法、风格及其形态，都必须与当时的情况相适应。我们不可能要求，也不应该要求，延安时期就出现诺贝尔文学奖的获得者。
　　艾青在延安除进行诗歌创作外，还写了许多散文、随笔和文艺论文。如1941年的《第一日——略评<边区美协1941年展览会>中的木刻》、《序<古元木刻集>》；1942年的《我的希望》、《我的职业》、《给姐妹们》、《了解作家、尊重作家——为<文艺>百期纪念而写》、《赎罪的羊——为儿童节写》、《我对于目前文艺上几个问题的意见》、《现实不容歪曲》、《展开街头诗运动——为<街头诗>创刊而写》；1944年的《秧歌剧的形式》、《窗花剪纸》、《汪庭有和他的歌》、《俘虏》；1945年的《养羊英雄刘占海》、《金炉不断千年火——记佟玉新》等。其中，《展开街头诗运动——为<街头诗>创刊而写》，是他抗战初期所写《诗论》、《诗人论》、《诗的散文美》、《诗与宣传》、《诗与时代》等诗论的新发展。他在文章中以精辟的语言提出“只有诗面向大众，大众才会面向诗”的观点，可以说是有关诗歌的至理名言。他以自己的切身体会，谈到关于诗的生命问题时说：“诗人应当毫无间断地关心老百姓，倾听老百姓的话，注意老百姓的事情，留心发生在老百姓之间的每个新的事件；只有这样，才能使诗的内容与形式日益丰富与扩大，才能使诗富有生命。”其实，这不仅是关于诗歌作者和文艺工作者的立场问题，更是包括诗歌在内的文艺能否发展的问题。艾青从诗的角度把它提出来了。就在这篇文章中，艾青还写道：
　　文学的贫血，是大多数作者脱离生产，脱离广大的社会生活的结果。现在已有了这样的危机；一个新近开始写作的青年，却学会那一种弱不禁风的文体了。他们的东西，一开始就失去了应有的粗犷和野生的力量。这样的文学青年，当然渴望着做“作家”，努力学着既成的所谓作家的那一套，终于一天天和大众远离。他们的作品像出于一个闺秀的手似的纤细。我非常嫌恶这种倾向。
　　艾青的这篇文章写于1942年中秋节，离现在已经四十多年了。但我们仍能觉得他说得生动、新颖，一针见血。总之，《展开街头诗运动——为<街头诗>创刊而写》从文化的起源，诗的前途，诗的宣传作用，诗歌大众化，诗的语言、形式、风格等多方面，提出自己的见解和主张。这些诗论和他的诗歌创作一起，对当时和后来我国新诗的发展，都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谈艾青在延安的创作活动而不谈他的杂文《了解作家，尊重作家——为<文艺>百期纪念而写》，我觉得是不全面的。这篇杂文，无论是从思想内容上谈，抑或是从艺术技巧上讲，都堪称延安时期杂文创作的上乘之作。文章以他诗人的激情，诗歌的语言，以那深邃而精辟的哲理，犀利而凝炼的笔触，阐述了作为一个正直的作家的神圣的使命。作者强调真正的文学作品的重要作用，指出“一首诗、一篇小说，或一个剧本，他们的目的，或是使自己的民族或阶级给自己以省察，或是提高民族或阶级的自尊，或是从心理上增加战胜敌人的力量”。强调作家要忠实于自己的感情，给艺术创作以自由独立的精神，指出“希望作家能把癣疥写成花朵，把脓包写成蓓蕾的人，是最没有出息的人”。作品最后以“让我们从最高的情操上学习古代人爱作家的精神吧!——‘生不用封万户侯，但愿一识韩荆州’”作结，使人回味无穷，颇受启发。
　　我们的题目是《“和困苦的人群在一起”》——引用了艾青本人的一句话。从诗人不畏艰难险阻去延安的经历以及他在延安的诗歌创作、文艺论述和杂文写作，都不难看出他崇高的文艺使命感和正直的人格精神。
　　①见《诗与时代》
　　②《艾青选集·自序》
　　③见《诗与宣传》
　　④见《诗到街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