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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火中的大学

成仿吾


  一 从旬邑到延安
  1939年春、夏,日寇增兵华北,妄图渡过黄河进攻我党中央所在地的陕北。国民党顽固派也增兵关中,在旬邑、淳化一带同我八路军驻军不断磨擦。
  当时,在陕甘宁边区,我党办了十七所干部学校,有师生数万人。在日寇战火迫近、顽固派封锁加紧的形势下,我们有些学校是向后退到甘肃去呢?还是向前挺进到华北前线去?如果后退到甘肃去,那里有顽固派困扰,是一条死路。党中央决定陕甘宁边区几所主要的大学大部分师生向前方挺进,抗日军政大学,由罗瑞卿同志任校长,陕北公学、鲁迅艺术学院、安吴堡战时青年训练班、延安工人学校,四校联合,成立“华北联合大学”,由我任校长,一起开赴敌人后方,为坚持华北抗战,去开展国防教育。
  六月上旬,我们接到党中央的上述通知,心情很兴奋。为了神圣的民族解放事业,为了新中国的创造,我们又一次踏上新的长征。再上前线,心情是豪迈的,也深感职责之重大和光荣。但是,离开党中央的直接领导而远征,又都有依恋和惜别的心情。
  1939年6月下旬,我们带领陕北公学的队伍千余人,从旬邑看花宫出发。方圆几十里的老乡,听说我们陕公师生要上前线,扶老携幼赶来送行。关中分区党、政、军领导同志,也恋恋不舍地同我们握别。年青的男女同学们的队伍,整齐地蜿蜒行进在关中的黄土高原上。队伍前面,红旗招展,同学们背着背包、图书与干粮袋,一个个昂首挺胸,迈步行进,雄壮嘹亮的歌声,彼落此起。
  同学们慷慨激昂的革命豪情,伟大的共产主义理想,革命乐观主义的情操,给我们以无穷无尽的力量。带着这样一支革命青年的队伍,使我们这些30来岁的中青年战士,也觉得越发年青起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和战斗的豪情。
  翻过几座断裂的黄土高原,队伍到马兰镇休息了一天。镇旁有一条清澈的河流,大家纵情在河里游泳洗涤。自马兰继续行军,经宜君、黄陵(中部县)、洛川、甘泉而至延安。
  从旬邑到延安行程是三百里。7月初,队伍越走近延安,青年人的脚步也越轻快,真是“万里赴戎机,关山度若飞”。我们到达延安古城,正是夕阳辉耀着山头塔影的时候。在熟悉的南门边淌过了延河,又沿着清凉山和飞机场东行25里,路上看到陕北公学旧址,景物依旧。天黑下来,回看延安的周围一座座山上的一排排窑洞放射出的灯光宛如几只巨型战舰停泊在黑夜的海洋上。到我们的宿营地桥儿沟,已是深夜了。
  二 党中央、毛主席欢送我们上前线
  到延安后,党中央张闻天、陈云、李富春同志很亲切地接见我们陕北公学的几个负责人,传达中央的有关决定,并一同仔细地商量有关事宜。
  华北联合大学下设四个部:社会科学部、文艺部、工人部、青年部。陕北公学改编为社会科学部,鲁迅艺术学院改编为文艺部,延安工人学校改编为工人部,安吴堡战时青年训练班改编为青年部。陕公、鲁艺、工人学校留下少数人在延安继续办学,多数参加华北联合大学去前方。冯文彬、胡乔木同志主办的战时青训班,因校址安吴堡在国民党统治区的三原县,常受顽固派骚扰,除少部分同志随冯、胡两同志留在延安中央青委工作,一部分同学毕业分配外,其余半数以上同志参加华北联合大学青年部,该校即停办。
  华北联合大学由我任校长兼党团(党组)书记。体制是党团(党组)领导下校长负责制。江隆基同志任教务长,兼社会科学部部长。李凡夫同志任副教务长。何干之同志任社会科学部副部长。文艺部部长为沙可夫同志,副部长为吕骥同志。工人部由从事过白区工人运动的朱改、张淮三同志带队。青年部由从事过学生运动的申力生、张立之、何力平等同志带队。
  李富春同志告诉我们,中央原拟延安中国女子大学也参加华北联合大学去前方,后来考虑到女同志太多,通过敌人封锁线有困难而作罢。
  由于敌情严重,中央要我们半个月内尽快起程。目的地是到晋东南抗日根据地。
  军事方面,中央军委决定华北联大和抗大两校合编为一个纵队,番号为“第五纵队”。由罗瑞卿同志任司令员兼政委,我任副司令员。华北联大编为纵队下的一个独立旅,由我任旅长兼政委,同时派来一位姓王的军事干部任旅参谋长。军委决定由贺龙同志所部一二〇师的三五八旅派两个主力团掩护我们过同蒲路封锁线。三五八旅的旅长是彭绍辉同志。
  这时,罗迈(李维汉)同志已在延安担任中共中央干部教育部长。我们商量,请毛主席和中央书记处几位负责同志来给我们上前线的同志作报告。经我们联系,毛泽东同志、周恩来同志、博古同志,还有当时的王明,决定来给我们作报告。由于我们在延安逗留的时间短,不能请更多的负责同志来作报告了。中央政治局还决定在我们出发的前一天晚上,在陕北公学礼堂举行一个欢送晚会,在延安的中央政治局同志们出席,同我们上前线的师生员工代表见面送别。
  作报告的先后次序是博古、王明、毛主席、周副主席。地点在桥儿沟天主堂。七月初,博古同志先来报告,讲“中国抗战的国际形势”,地点在桥儿沟天主堂西侧水泥地的场院里。他还是那样不断地猛吸着香烟,边想边讲,有条不紊,还列举了中日国力消长的许多数字,来论证抗战必胜。第二个来作报告的是王明,讲“统一战线”问题,手里拿了本红皮的俄文的《联共党史简明教程》,翻开来用中文口述引证了几段,卖弄自己,故作高深,真是装腔作势。
  7月7日,毛泽东同志来给我们作报告了。他坐一辆华侨捐献的汽车,到了桥儿沟天主堂西侧广场前面。我到车门前接他,引他穿过广场上密密层层席地而坐的人群,进到场院东首中间的讲演桌边,请他面向西边广大人群坐下。毛主席讲演时喜欢走动和做手势,于是我请坐在桌子后面地上的同志们再退后一点,留出桌后一米多的一小块空地。我宣布:“今天是1939年7月7日,根据党中央的决定,宣告华北联合大学正式成立,并请毛泽东同志讲话。”
  那时没有扩音器,几千人密密麻麻地紧紧挤坐在毛主席周围,屏声息气地仔细谛听着毛主席讲的每一句话。毛主席谈笑风生,边讲,边走动,边做手势。他号召同志们“深入敌后,动员群众,坚持抗战到底”。他引用古典小说《封神榜演义》里一个故事作比喻说:“当年姜子牙(姜太公)下昆仑山,元始天尊赠了他杏黄旗、四不象、打神鞭等三样法宝。现在你们出发上前线,我也赠你们三样法宝,这就是统一战线、武装斗争、党的建设。”毛主席说:“同志们,你们出发到前方去工作,要不怕困难,不怕麻烦;革命工作,就是艰难而麻烦的工作,我们又要打日本,又要打汉奸,又要同反共顽固派作斗争,你看多麻烦呀!”他谆淳教导我们:“你们到前方去创造根据地,不但要争取民族的解放,而且要争取社会的解放。”
  毛主席这次给我们讲话的主要思想,几个月后,1939年10月,发表在《“共产党人”发刊词》一文中。
  毛主席讲完话后,由华北联合大学女同学邓寿雨代表华北联大向党中央和毛主席宣读了告别中央奔赴前线的决心书。读毕,毛主席接过了决心书。这时,同学们振臂高呼口号:“到敌人后方去!”“打倒日本帝国主义!”“中国共产党万岁!”许多同学涌过来,拿着笔记本要毛主席题词。毛主席笑着接过钢笔和笔记本,写上“打日本,救中国”或“抗战到底”等题词,并署了名。后面涌上来的人太多,毛主席只好在笔记本上签上“毛泽东”一个名。我怕毛主席太累,劝说师生们不要再涌上来,护送毛主席上了车。
  紧接毛主席讲话的二、三天以后,大约是7月10日,周恩来同志来作报告。那是下午,天很热,就请恩来同志在天主堂的礼拜堂里讲,礼拜堂里面和外面广场上都挤满了人。
  恩来同志讲的是“中国抗战形势”,历时四小时,阐明了党中央抗战两周年宣言中提出的方针:“坚持抗战,反对投降;坚持团结,反对分裂;坚持进步,反对倒退。”讲到统一战线工作,周副主席说,不只是对上层人士要做统战工作,你们到基层,也要做统战工作,我们要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共同抗日,共同进步。我坐在讲演桌旁,他还指着我向大家说:“同志们出发到前方去,在文学家成仿吾同志带领下,你们不但要打日本,还要创造新社会,开展根据地的文化、教育、文学、艺术活动,你们要成为最活跃的革命力量!”大家认识到,这些话,是党中央给我们的任务,我们不能辜负中央的期望。这些话,深深地印在大家的脑海里。
  恩来同志报告结束时,全场喊起了“欢迎周恩来同志唱歌”的口号,接着是雷一般的掌声。恩来同志张开双手哈哈大笑着,高声笑着说:“同志们,你们也太‘残忍’了,我讲了四个钟头,你们还要我唱歌!好吧,我当指挥,大家一起唱,好不好!”全场齐声说:“好!”于是,恩来同志先振臂指挥大家唱了个黄自的《热血滔滔》歌,又指挥大家唱了个星海的《到敌人后方去》。在全场热烈的鼓掌声和欢笑声中,我们送走了恩来同志,他上马扬鞭而去。
  那时,刘少奇同志正在延安。在他住的窑洞里,请我和何干之同志等吃饭饯行。少奇同志买了点酒和肉,何干之同志是广东人,会做叉烧肉,干之同志自告奋勇,卷袖下厨房,洗手作羹汤,当了炊事员。我们宾主畅饮尽欢而散。当年生活艰苦,饭菜虽简,但革命的友谊,比古人燕市击筑而歌,易水寒风送别,还要深厚多少倍!
  7月11日的晚上,中央举行欢送晚会。可容八百人的陕北公学礼堂,人们挤坐得满满的。在延安的中央政治局委员差不多都来了,还来了中央各部门的许多负责同志。当毛主席等负责同志到达时,全场都热烈地鼓掌。毛主席等也频频招手致意。毛主席坐下后,问我:“杨展来了没有?”杨展是杨开慧同志的侄女,幼年时同毛主席一起生活过。1930年开慧同志在长沙被杀害后,暴尸刑场,年仅十岁的杨展曾多次要去背“霞姑”的遗体。她在1938年是长沙周南女子师范学校的地下党支部书记。1938年秋到达旬邑陕北公学分校学习。这次她到延安才得有机会同毛主席见面。当听到招呼杨展,何干之同志很快地把杨展同志引到毛主席身边。毛主席握着杨展的手,凝视着她,问她家里还有什么人?现况怎样?……(本刊编者注:杨展同志在1941年反扫荡中英勇牺牲。)
  晚会开始,由党中央组织部李富春同志代表党中央致欢送词,由我代表上前线的师生致答词。然后由陕北公学剧团演出一些精彩的小剧目。陕北公学剧团有不少来自上海、平、津的文艺人才,有国内第一流的艺术水平。节目开始了,但是周副主席还没有到。这时,忽然有一个警卫员匆匆忙忙跑进会场来,向毛主席报告,说:“糟糕!周副主席的马滑下沟里,周副主席摔伤了右臂,正包扎中。”毛主席和中央同志们都很震惊,晚会只草草演了两个小节目就结束了。毛主席和中央的同志们去看周副主席去了。
  原来,周副主席从杨家岭骑马出发,到陕公礼堂来参加送别晚会。骑马过了延河,他的马突然受惊,跳了起来,恩来同志没有防备,滑摔下去,岸边是一个树根坑,还有嶙峋的大块乱石,恩来同志右臂摔撞在一块尖锐的岩石上,当时折断,骨头都露了出来,流血很多。后来,经印度援华医疗队的柯棣华大夫和巴素华大夫临时包扎,上了夹板。当时延安的医疗条件很差,不能接骨。恩来同志后来飞到莫斯科去治疗,虽然接上了骨头,但已伤了筋。从此,他的这只右臂就不能伸直。几十年来,他就以这只伤残的右臂,做着极其繁重的工作,从写文章,批改文件,直到纺线、种地。他是为送别我们联大师生而受伤的。几年后,当我们中有人问起:“你那次为送我们联大上前线,伤了右臂,现在怎么样?”恩来同志高高举起右臂,哈哈地笑着说:“你看,我这不是很好嘛!”当年,恩来同志为送别我们而伤臂之后,我本来要马上去探望他,但因为要在第二天拂晓带队伍出发行军,当晚还有许多急事要处理,终于没有时间去看望他。后来只好在行军路上写了一封信,表示深切的慰问。现在,周恩来同志已不在人世,每提起这件事,总使我一阵心酸,不觉泪水盈眶!
  (节选自《时代的报告》1982年第6期)
  

延安文艺回忆录/艾克恩编.—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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