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2年5月我参加延安文艺座谈会的时候实际上是带着两个问题去的。一个问题是：我曾经接触过一些工人和农民，以及士兵，也了解一些他们的感情和愿望，不过他们都是在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社会生活当中，凭着个人的力量，按照个人的方式，过着个人的生活，进行着个人的斗争，经历着个人的悲欢离合，因此他们是痛苦的和没有出路的。这是不是工农兵的全貌，是不是工农兵生活的本质呢?换句话说，我跟他们当中的一部分人有一些接触和了解，是否就等于了解了中国的人民群众呢?如果他们总是那么痛苦和没有出路的，那么中国的问题又如何能解决呢?另一个问题是：如果一方面把文学活动跟中国革命活动联系起来，一方面又把文学创作跟人民群众隔离开来，那么这个目的怎么能够达到呢?我相信这两个问题不仅存在于我个人的思考之中，也不仅存在于当时参加延安文艺座谈会的许多文艺界朋友之中，实际上，是存在于整个中国的文学艺术界的朋友的思想之中的。按它的性质来说，是一个长期没有得到解决的中国文学艺术界的共同的根本问题。不过从我个人来说，这两个问题比较更加严重，更加突出罢了。
　　从那时候到现在，时间已经整整过去37年了。那时候正是5月天气。现在又恰恰是5月，可是时间已经相隔三分之一的世纪了。虽然时间相隔这么久，但是毛泽东同志对我们的亲切关怀和热情的帮助，以及开会时候的种种情境，至今还是历历在目，记忆犹新。按照我个人的理解，我认为这个会是真正贯彻毛泽东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思想的会。虽然他当时还没有明显地提出这个方针，但是实际上他是按照这种思想召集的。因此在会上大家都各抒己见，畅所欲言，不管对的错的都可以无拘无束的讲出来，讲完之后，也没有向任何人追究责任，真正做到文艺方面的事情由文艺界来讨论解决，不带任何一点强迫的性质，发扬了艺术民主，使大家心情非常舒畅。毛泽东同志在会上不仅发扬了艺术民主，并且作了一次著名的讲话，就一系列原则性的问题提出了纲领性的解决办法。他的卓越精辟的见解范围很广，包括了立场、观点、方法的问题，也包括了艺术发展规律方面的问题。在艺术规律方面，象文学创作必须从实际生活出发，必须反映生活的真实；象艺术服从于政治又不能和政治等同起来；象文学艺术在题材、体裁、风格、形式方面必须多样化等等，都有了明确的阐述。大家参加了这个会都感觉到心情舒畅，又都感到中国文学艺术界过去长期没有解决的许多理论问题和实践问题都由于这一个划时代的讲话的发表而得到了解决。大家在会议结束之后都纷纷到全国各个解放区的工农兵斗争生活里面去，锻炼自己，改造自己。同时，深入新的生活，准备新的创作。我也是其中的一个。
　　我和我的妻子到延安县南区合作社工作了一年，我当秘书和会计，她当文书和夜校教员，我们在那里和农民一起生活，觉得非常愉快。
　　从我个人的角度来说，这时候我发现了，我投身进去的这种社会生活是一种全新的社会生活。我所接触的人民群众是一种全新的人民群众。这里面大量的是新型的农民、士兵和农民干部，跟我以前所接触过的工人、店员、小商贩、流氓、城市贫民等，有很大的不同，就是跟我以前所接触过的旧社会的农民和旧军队的士兵，也完全不一样。他们生活在一个为了他们的利益而建立起来的社会之中，他们正逐步地被吸收进各种组织起来的集体之中。自然，当时的陕甘宁边区除了少数公有制的工厂和农场之外，农村的经济生活正在逐步地进行合作化，农民的生产劳动合作化的程度也很低，正在建立变工队和互助组。即使是这样，因为生产关系改变了，农民的生活和人与人之间的关系都产生了一种新的根本的变化。在中国共产党和人民自己所组织的政府的领导之下，农民们虽仍然是以自己的生产工具进行生产劳动，获得自己的生活资料，但是由于有领导上的关心和帮助，以及人民群众彼此之间的关心帮助，那生活就跟旧社会的生活迥然不同了。他们不再是以个人的身份和剥削压迫他们的人进行斗争。因此，在旧社会里的那种互相倾轧、互相嘲笑、互相诋毁以及酗酒、赌博、盗窃、纵欲、争吵、咒骂、欺诈、殴打等等现象基本上都不存在了。当然，旧社会遗留下来的影响还是有的，象封建、迷信、贫穷、落后、缺乏文化等等，都不会马上消失，但是都在逐步克服之中。对我来说，不但这个社会是陌生的，连这些人们也是陌生的。我看不到我过去熟悉的那些被命运簸弄的不幸者，也听不到人们嘴里发出哀叹和悲伤，也没有发现任何或大或小的悲剧。于是我根据在座谈会里面形成的共同的信念，决心投入到这种新的生活里面，从这种新的生活出发，反映这种新的生活的真实，努力创作出新的作品来。我以为这样做就是继承鲁迅先生所开辟的革命现实主义的传统，而这种传统又是在座谈会里面由毛泽东同志重新加以肯定的。
　　与此同时，我过去心爱的欧化语言和欧化风格也必须重新接受新的农民和新的农民干部的考验。很显然，由于他们的文化水平不能一下子提得很高，所以我的文学创作跟他们的阅读爱好就存在着很大的距离。这样子我就不得不面临着一种选择：是保持我原来的风格，使他们无法接受我的作品呢?还是改变我自己风格使我的作品尽量做到使他们喜闻乐见呢?结果我选择了后者。虽然文学语言和风格的改变是麻烦的并且是痛苦的，也并非轻而易举的，但是为了把自己的作品送到读者的手里，我决心这样做了。
　　在我深入新的生活和建立新的风格的努力当中，毛泽东同志曾经给我热情的鼓励。作为这种努力的结果，我写了代表新风格的长篇小说《高干大》。这本书的主人公高生亮是一个平凡的人，是一个有缺点的人，但他是一个真实的人，是一个真正的革命农民。他忠于自己的理想，忠于自己的人民，敢和教条主义、官僚主义、封建迷信、贫穷疾病作斗争，把农村的合作事业办好；他为此经历了种种的痛苦和灾难，我十分爱他，尊敬他。
　　从1942年到1966年这24年当中，中国的文学艺术就是沿着鲁迅所开创的，毛泽东所加以提高和发展的这条革命现实主义的航道前进的。应该说，中国的文学艺术经历了一个繁荣的时期，虽然这种繁荣象流水一样有曲有折，象海潮一样有高有低，并且和全国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比较起来，和全国人民对文学艺术的要求比较起来还显得不相适应。由于中国政治、经济、文化各方面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迅速发展，中国人民的社会主义觉悟、社会主义的道德和风尚，社会化和集体化的程度都日益提高，作家们和艺术家们在新的社会生活中塑造了许多新的典型人物，描绘了许多新的斗争，讲述了许多新的故事，受到了人民的喜爱和欣赏，帮助了人民推动历史的前进。这些新的典型人物就是我们时代的英雄人物，他们为集体事业而献身，为集体利益(包括个人利益)而奋斗，跟妨碍集体事业前进的种种黑暗势力作斗争，受到了群众的拥护和爱戴。他们不再是个人奋斗的悲剧的主人公，而是社会主义的集体事业的参加者和组织者。他们和群众一起和黑暗势力作斗争的时候，同时也在不断地克服自己的弱点、缺点和错误。这种新的典型人物在中国以外的世界的其他部分的读者看来，也可能是不容易理解的。
　　(节选自《会议与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