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延安，先后有两个时期工人们感到很体面，很光荣。一是整风运动前，工人们，尤其是公营工厂里的技术工人们，享受着很高的工资待遇和精神自由；二是整风运动后，公营工厂普遍开展生产劳动竞赛，劳动英雄们享受着很高的政治待遇和一定的生活保障。前者是在自由竞争的环境下，工人作为一个普通的人，从物质到精神，体面而自豪。后者是在高度集中的军政一统环境下，工人作为一个革命者，从政治到物质，光荣而自豪。这两种情况都使当时的工人们干劲倍增，但其背后却存在着对于工人，对于人的不同理解和管理，其长时期的社会效果是完全不一样的。
　　一 生活体面的工人
　　1938年初春时节，正在中央党校学习的技术工人杨长春，参加集体植树活动。他特意带上米达尺，向党支部书记李□□建议，应当先用米达尺量一量行距再种，整齐好看。没想到这位农民出身，经过二万五千里长征的老干部不但不接受，反而嫌其啰嗦：“哪里有那么多的啰嗦，挖了坑把树苗栽上不就得了!”
　　年轻气盛的杨长春回敬道：“共产党是讲民主的，你怎么这样不讲道理?”两人当场争吵起来。这位李支书指着衣冠整齐的小杨说：“你穿着皮鞋、戴着礼帽上党校，洋里洋气，像什么样子!不愿干就靠边站着去!”
　　杨长春不依不饶，再回道：“你原来不过是个挑大粪的，有什么了不起!”
　　这下子，李支书更生气了，放下手里的活，直指着杨长春叫：“你们这些从外面(国统区)来的人，洋里洋气得讨厌!”①
　　在延安初期的革命队伍里，穿皮鞋、戴礼帽的技术工人，是被穿草鞋经过长征的红军干部视同资产阶级作风的，样子上就被看不惯。所以，不仅新知识分子与工农干部之间经常发生矛盾争吵，而且技术工人与农民革命干部之间也经常发生矛盾冲突。最直接的原因，就是技术工人们享受着很高的待遇，过着体面的生活。
　　20世纪初，辛亥革命后，军阀连年征战。为了赢得胜利，军阀们不惜重金从国外购置先进的设备，筹办兵工厂。当时全国有奉天、上海、汉阳、巩县四大兵工厂，不仅装备精良，而且人才济济。其工程师多是从国外留学归来的高材生，技术工人也都具有相当高的文化水平，为了能熟练地操作先进的机器，他们一般都粗通外文，业余组织读书会，学习数学、绘图、读报、议论时事。这些熟练的技术工人每月工资，以1933年为例，通常都是大洋20元以上，而一般普通工人工资只有8元，同时期的生活费用约10元。这些产业工人与农村手工作坊工人相比，其文化程度和言谈举止完全不一样。他们平时就穿皮鞋，戴礼帽。抗日战争爆发后，沦陷区千百万产业工人流离失所，先后逃难到南京、武汉、西安等城市。蒋介石国民党政权、汪精卫伪政权、阎锡山地方政权等都纷纷抢夺其中的熟练技术工人。“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形成，延安共产党政权也公开地参与到这一人才争夺战中。
　　1940年在延安创刊不久的《中国工人》杂志，连续刊登《陕甘宁边区各工厂招聘技术工人启事》：
　　我们为了增强抗战力量，促进经济建设，提高技术，发展生产，招聘棉毛纺织、制革、采矿、冶金、化学工艺、造纸、畜牧、园艺、机器修造、印刷等等技术工人，待遇从优，愿应聘者，请函延安信箱十号接洽。
　　此前，1937年零星招募的工人，或直接进入延安，或被安排在安吴堡“战时青年短期训练班”受训②，尔后再安排进入延安。随着招募来的工人越来越多，1938年3月特设安吴堡职工训练大队。从这里开始，“对于工友特予优待，除供食宿外，并发给文具讲义。本班虽受物质条件所限制，但对于工友的生活，无不尽力改善。在饮食上，因他们多来自北方，不惯米食，所以有时增加他们常食的面条、馒头等；在居住方面，亦选较好的房屋为宿舍。此外，关于医药费，亦往往由校垫付。即因故离开本班者，也常资助旅费。对于无衣服鞋袜被褥者，则由队部发起阶级友爱捐，将所得的现金，购置鞋袜，连同募得的衣服，分发给他们。所以全体工友在生活上都极感满足。”训练班课程三分军事，七分政治，目标“在于短期内，授与[予]工友各种最低限度的战时军事政治教育，使能在中央政府与蒋委员长领导之下，依据三民主义与抗战建国纲领，在前后方进行各种抗敌救亡工作”③。工人来自全国15个省份的大中城市和东南亚地区华侨，34%已经结婚养子，但极少数带家属在一起，大多留在沦陷区。这里就有后来被树立为边区特等劳动英雄、边区和中国工人旗帜的赵占魁。
　　到延安以后，他们被安排在中国人民抗日军政大学(简称“抗大”)职工大队学习，或进入公营工厂工作，其利益由独立于党支部和行政厂长的工会维护。他们的工资待遇，高于边区供给制条件下任何一级政府工作人员，也略高于全国其他地区。在1942年以前的延安，就账面工资标准比较，最高的是技术工人，其次是知识分子，再次是拿津贴的政府工作人员。一个熟练技术工人的月工资是18—38元，“当时在全国是很少有这样高的工资的”。④据当时在抗大任教的徐懋庸介绍，“红军出身的各级领导干部，一般每月的津贴费，最高不过4—5元，而对一部分外来的知识分子，当教员或主任教员的，如艾思奇、何思敬、任白戈和我这样的人，津贴费每月10元。1938—1939年间，延安的物价很便宜，猪肉每斤只值二角，鸡蛋一角钱可买十来个。所以，这10元津贴费，是很受用的。”⑤可以想像，高出于徐懋庸津贴费三四倍的技术工人们，怎么不过着体面的生活呢。
　　另据两份当时公开的宣传材料称：
　　他们有充分娱乐运动的机会，厂方购置各种乐器和体育用具，他们在工作之余，一样能够像普通学校中游戏运动，经常可以看到活泼的晚会和运动会，恢复工作的疲劳。工人生活也逐渐改善，一般的工资比抗战以前增加了两倍，工人待遇，高过任何政府工作人员。工作彻底实行八小时，青工六小时，童工禁止，男女同工同酬。每逢工人出席各种工会及政府会议，不算缺时不扣工资。每月休息四天，纪念日例假，以及疾病、妇女生产前后两个月休养、工人每年两星期的休养，这一切工资全照给。公营工厂有医务所、托儿所、澡堂、膳食，和政府工作人员同样待遇，□□得出该机关证明请政府救济，或得社会保障基金救济。工人子弟入学，政府供给一切学膳宿费用。这样，工人自身及家属的生活问题，都有了保障。⑥
　　边区工人现在没有政治上的压迫，他们有完全的言论、出版、集会、结社的自由。他们有顺利地提高自己的政治文化水平的条件，并且还得到边区抗战的民主政府的积极的援助。边区工人的生活也得到了适当的改善，没有失业的恐慌。⑦
　　陕北地区地广人稀，经济落后，除生活必需的手工业，原来基本没有什么现代工业。红军长征到达后，带来了一个军事修械所，稍后，建立起小规模的被服厂、印刷厂。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形成后，1938年2月，上海工人沈鸿带来10部机器和7名工人，参与建立边区机器厂。同年8月，国民政府行政院下属赈济委员会派出以曹仲植为首的五名赈济委员，携款10万元到陕北放赈，救济难民，经双方协商同意采取“以工代赈”的办法，陕甘宁边区政府以此项专款作为基金，设立难民工厂(纺织)、难民农具工厂、振华纸厂、兴华皮革厂等四个工厂，救助避难民众，也奠定了边区工业发展的基础。
　　另外，处于抗战初期的陕甘宁边区政府主要财政来源于外援，其最大部分是国民政府划拨给八路军的经费，每月拿出一部分用作财政收入。1939年全边区全年收入共计880余万元，其中国民党政府拨给的协议款有790万元，约占全部收入的90%。此项专款始于1937年，到1940年同比下降到占50%，1941年初“皖南事变”发生后便全部断源了，延安财政供应进入非常困难的境地，便有了后来的大生产运动。
　　这种资本来源的外援性特征，以及多方政权对人才的争夺态势，边区对外来人才实行一定程度的来去自由的边境管理环境等，都从外部条件方面制约了边区技术工人的丰厚待遇。两边区内部为了争取自己的合法存在权利，积极创办抗日、民主的模范社会特区，在团结抗日、政治民主、经济生活等各个方面，都表现出先进模范的理想高姿态状况。1937年7月，边区党委关于工会工作的指示信中就明确指出：“在目前转变与创造边区为全国抗日的民主政治的模范地区的总任务下，更加需要提高边区工会的任务与作用。目前边区工会的中心任务就在发扬工人在过去土地革命中的积极性与工会的组织力量，而能在政治生活中、经济建设中起坚强的先锋的作用，并使工会成为教育工人的学校与改善工人生活的工具——以达到工会真正成为边区民主的人民政权之有力支柱，工人群众成为抗日的民主政治的模范公民。”⑧建设抗日民主的模范社会特区，这成了延安初期响亮的口号，以此获得合法性存在的理由，争取国民政府和海外华侨等其他一切社会经济物质与精神道义援助，招引吸纳不同社会层次的人才资源与人口资源。
　　在这样的工作方针指引下，边区工会一方面加入全国总工会，响应全国工人抗敌总会号召，在延安组织边区总工会临时委员会、西北青年救国委员会、边区妇女联合会、边区文化界救亡协会、中共延安市委等群众团体，共同发起成立“陕甘宁边区各界抗敌后援会”，面向全国邀请各地工会代表到延安旁听边区第一次工人代表大会(1938年4月17—23日)；另一方面致力工会民主建设，公营工厂和县乡工会组织都通过直接选举产生。1937年6月在边区颁布执行的《国家工厂工人须知》中就明文规定：“国家工厂中的工会组织以一个工厂为单位，以工厂委员会称之。委员会是由全厂工人大会直接选举出来，委员人数不规定，由三人至七人组织之。并且选出来的委员要分工，委员长必须要在工人大会上单独说明其职责通过。”时任边区总工会筹委会委员、文化教育部部长的郑义撰文阐述工会选举的意义是；“边区工会的选举运动就是为着发展工会的民主，健全工会的领导，坚强工会的组织，使边区工会真正成为领导全边区工人参加抗战，推动全国职工运动的统一的组织。”⑨直接选举产生工会委员及其委员会，不从上级部门委派，这样的工会组织在工人中具有很强的号召力，在社会上也有很高的威信。为了取信于民，在边区的共产党组织和工会组织都把改善人民群众的生活，作为自己工作努力的目标。
　　边区建立了人民的革命政权，我们党是有政权的党。我们要向群众要东西，如果不要，就没有饭吃。但是，当权的党容易只是向群众要东西，而忘记也要给群众很多的东西。如果真是那样，群众就会把我们看成强迫摊派的命令机关。所以，我们不应该只知道向群众要东西，更应该时刻注意为群众谋福利。关于这一点，不论党、政、军、民各团体都应该注意，把改善群众生活的工作做好。⑩
　　这是陈云在1939年12月召开的边区第二次党代会上的讲话，字里行间表达了共产党在这片土地上刚刚开始执掌政权的谨慎与实在。准此，一个时期里边区工会坚决地把改善工人生活，作为自己的工作重点之一。“我们要为改善工人生活而斗争，因为工人阶级在抗战中起了很大的作用，今后仍须要他起更大作用，因此不改善工人生活是不行的。”(11)大约到1940年底，边区工人工资水平达到延安时期的最高。1940年11月由边区总工会通过的在公营工厂执行的《陕甘宁边区战时工厂集体合同暂时准则》规定，工人每天工作八小时，除星期日休息外，每逢下列日期为例假日：1月1日(新年元旦)、2月7日(京汉工人惨案纪念日)、5月1日(国际劳动节)、7月7日(抗战纪念日)、10月10日(国民政府国庆节)各休息一天，农历新年休息三天。“工人继[连]续工作满一年，事假未超过十四天，病假不过十四者，得休息两星期；继[连]续工作半年，事假未超过一星期，病假未超过一星期者，得休息一星期。有旷工者不得享受此项权利。例假期间，因工作急需而加工者，工资加倍。”同时，规定工人最低工资标准为16元，最高40元，“有特殊技术者，可另行估价”。“工资之大小，根据技术之高低与熟练程度以及劳动热忱由估价委员会估定，经厂务会议议决公布。”“估价委员会由工务科长及技师、工会生产委员、工会组织委员、工会主任等组织之”，除临时估价外，估价委员会正常工作是每六个月估价一次。(12)这个工资估价组织和程序，排除了党支部和行政厂长的参与可能，基本完全由工会掌握着执行的标准。
　　“我们的生活好似一株鲜花，在民主政府的滋润下……我们要发展全国的民主，让鲜花开遍了中华。……生活好像一支奔流，在全国抗战的浪潮里……我们要坚持全国的抗战到胜利的明天……”(13)这是这个时期生活体面的边区工人们经常在嘴里哼唱着的一首歌曲，流露着他们对生活富足的喜悦和积极情绪。
　　二 工人干活的劲头
　　1942年以前的延安，有两种工人：产业技术工人与手工业工人。在公营工厂里工作的产业技术工人，他们生活体面，政治觉悟好，劳动热情高；以打工仔形式出现的手工业工人，则刁滑偷懒，只认金钱，不讲信义。而边区工会组织却要同时维护这两种工人的利益，于是，在革命队伍里就隐藏着对于工人的激烈矛盾和斗争。
　　生活体面的工人，在抗日民主的旗帜下，他们或从个人文化教养、人性尊严，或从今昔生活对比、知恩图报的本分人生出发，从富足的生活中焕发出积极的工作热情和强烈的生产干劲来。“工人参加生产都是自觉的，而且过着和前线作战的弟兄同样的战斗的生活，所以劳动的热忱非常高。在这些[公营]工厂中，节省经济，反对浪费等事，厂长和管理员一点也不要关心，工友大家互相监督等[着]。……工友们的学习兴趣也是很高的，有政治的、文化的、军事的各种工余的功课，虽然白天做了一天工，但到了晚上受课起来，大家一点也不觉疲倦。这些产业中，工友们都认为这工厂是自己的家庭一样。”(14)出身贫苦的农具厂工人赵占魁，就是今昔对比、知恩图报的典型。
　　他到延安，先后进安吴堡训练班、抗大职工大队和工人学校学习。他做梦也没有想到，过去活了40年，连自己的名字都认不下，而今竟一个钱不要花，管吃管住，还进学校学文化。他常拿过去的苦难与现在的幸福作对照，情真意切地说：“我的血快要被人挤干了，而今四十二岁，才找到了自己的家!”特别使他感动的是，上级首长经常找他们工人学员谈话，问寒嘘暖，并且，有点小病就有医生看。“什么人待咱这么亲热过?这共产党的首长，真像俺的亲娘一样呀!”(15)被分配在边区农具厂(原难民农具工厂)后，他总是在起床钟敲响之前就起来了，上工比别人都早。下工后，别人都走了，他要在厂子里转一圈，看看有没有人把工具乱丢乱放，要有，就一件一件地收起来，摆放好。遇到下雨或下雪，不论是白天还是黑夜，他一定把大家叫起来，带头把院里的工具、成品等器件都搬移到避雨的地方，或者拿油布遮盖严实，以免受到损坏。他从来不计较工资，不要加班费，很少请假，有了病也不肯休息。他说：“在外边做活，费死了劲还时常饿肚子，咱们这里就是自由痛快，遇事大家商量，工人可以随便找厂长谈问题，有吃有穿，还要那么多的钱干啥呢?”
　　主要承担党报、党刊和马列著作印刷任务的中央印刷厂，1940年5月1日举办过一次问卷调查，参加测试的127人中，工作安心者78人，占61.42%，理由分别是：因革命工作而安心的18人，为学习技术而安心的7人，因出身印刷而安心的4人，工作需要而安心的5人，无理由而安心的40人，不是工人是职员而安心的4人；工作不安心者49人，占38.58%，理由分别是：不能长久做下去的3人，因介绍来厂时没有说明的3人，因领导而不安心的11人，因学不到技术的1人，要学习的10人，无理由而不安心的3人。(16)在这些不安心工作的原因里，与领导有意见、人事矛盾是最主要的因素。值得注意的是，没有因为生活待遇问题而对工作不安心的。
　　这样高的生活满意度，这一时期的延安产业工人无论是学技术、讲政治，都表现出高昂的精神风格。他们为支援抗战，主动增加工时，削减工资。1938年“二七”罢工纪念日，边区印刷厂工人自动提出每人减少工资1—4元。(17)由难民农具厂改制更名的第一兵工厂，年均减少工资10%，并在其他公营工厂相继推广开来。1940年9月，八路军印刷所全体职工向边区工人发出倡议，“为了争取抗战最后胜利，建立新民主主义的新中国，自动要求政府每天增加一小时的义务工(内包括加工六小时，改为七小时)，星期六工作六小时，改为八小时。自9月l6日起实行，一直到抗战胜利，新民主主义的新中国建立为止!”为此，《中国工人》杂志予以充分肯定地说：“由于边区工人生活于最进步的真正为广大民众所共有的新民主主义政权下，获得了民主自由，获得了生活改善，才能够发挥抗战力量与劳动热忱，才能够自发自觉的[地]积极参加各部门的生产劳动，才能够对于政府的经济建设更加关心与爱护，才能够提高自己的觉悟程度。”(18)这是生活体面的工人对于民族尊严、政治尊严、道德尊严的自觉体现。一个通过诚实劳动获得生活体面的人，是具备人格尊严的人。而一个允许人们通过自己的诚实劳动，获得生活体面和人格尊严的社会，是健康的、人性的、文明的人类发展时期。
　　问题在于1942年前的延安，工会组织是把每一个苏区工人、雇农都当作自己工作的对象，以至于1938年4月边区第一次工人代表大会召开时的工会会员统计表上，总共2.24万名会员中，农村雇工占65%，店员手工业者占28%，工厂工人只占到7%。这样的工会成员构成，隐藏着革命队伍里诸多矛盾冲突的可能。
　　延安本来是个只有3000人左右的边塞小镇，1937年初中共中央和红军指挥机构进驻后，当时就出现住房紧张的情况。加之1938年11月20日以后的一段时间里，日本飞机连续轰炸，延安城里几乎被毁坏一空。随着奔向延安的青年学生和招募来的各类人才日渐增多，迅速开挖窑洞，修缮住处，就成了当务之急。而整个延安市工会可以调动的固定手工业工人人数1939年3月为：木工34人，铁匠44人，理发13人，成衣10人，店员67人，泥水工88人，鞋匠17人，共计273人。4月为：木工100人，铁匠62人，理发9人，成衣25人，店员67人，泥水工245人，鞋匠31人，西北旅社工人20人，共计559人。另外大约有1350余名未经组织的手工业打工仔，其中木工30余人，铁匠20余人，泥水工500余人。(19)这些手工业者大多是延安周围地区农闲时节进城的打工仔，不乏流氓、地痞和贩毒者。当他们发现延安城里急于用工，工资价钱远远高于附近农村时，便自发地来打工。
　　这些手工业打工仔，属于无恒产因而无恒心之辈，在很多情况下都是刁滑懒散，唯利是图。1938年以《国讯》旬刊特约记者身份到延安的陈学昭，就真实地记录了这种工人的做派。
　　在这里的劳动力是这样缺乏，他们可说是八路军的独养子。就木匠和打窑洞的工人来说，每天工钱4角，饭食每天3角，7角钱一天。这些工人，他们不愿领3角钱饭钱，常常一定要雇主供给饭食，他们的食量那么大，一个工人每天要吃30两小米(小米每30斤4元)。工人们的架子是很大的，技能呢，并不高，可是他们的工作，却还是很俏。
　　早上，他们在早饭之前，是不动工的，因为没有吃饭。吃过早饭，又得抽几筒烟。抽过烟，才慢慢地动手。一个人挖泥土，一个人倒泥土，两个人站在旁边看，说是帮忙做，这时候是9时过了。到10时，休息，等吃午饭，乘着暖和的太阳，在太阳光下，脱下短袄来捉白虱，一个又一个，出神地夹在两手指板间弄死。午饭后，又要休息，有的还要去“打个火”。到3时，吃晚饭，吃过晚饭，更没有做工作的理由了。总算起来，他们每天工作的时间不过3小时，而这3小时的工作，又未曾用出气力来好好地做的。(20)
　　他们的工钱标准，是由延安市工会提议，经边区总工会批准的，大工4角，小工3角。但各部门都急于事功，便暗地里竞相加价。当时一般开窑深每尺1—1.4元，边区政府开窑10孔，工钱按深每尺1.6元计算，使得窑工工资猛涨起来。边区银行开窑洞，给出的价钱更大。铁匠打造锄头的规定价格是，重二斤八两的大锄头2.2元，但各机关抢购竞相出价2.5元、3元。而工匠们为了多赚钱，要数量不要质量，偷工减料，便出现问题和纠纷。
　　马列学院花大价钱买来的锄头不好使，没有声张，是文人处事。而抗大是军人的天下，对这些刁滑的打工仔就一点也不客气了。1938年8月，抗大合作社包工建房子，雨天墙被冲倒了，管理员把打工仔万秀芳打了一顿，并扣工资2元。12月，抗大管理科包工先建造6间房子，价钱26元。房子建好后也是出现倒墙的事，扣工钱10元。后又增加建造3间房子，价钱25元，再次出现倒墙的事，扣工钱7元，再把包工者打了一顿，并从身上搜去2元钱。后经工会出面多次交涉，出具担保才算了结。另有苗占海承包抗大合作社院内平台工程，挑土方20余天未完，估计赚头不多，就毁约不干了，被管理人员捉拿住，用绳子捆绑着吊起来。
　　这些打工仔都算手工业工人，这些矛盾纠纷都要纠扯到工会去解决。久而久之，工会就成了革命队伍里发泄对工人不满的众矢之的，蒙受不白的往往是体面的产业工人。而那些受到工会袒护的打工仔们，竟然有恃无恐，更加刁滑无赖。在抗大职工大队，经过长征的农村出身的红军干部，有的本来就对生活体面的工人们看不惯，现在有了这些手工业打工仔的恶劣表现，就更激发了他们的不满。
　　1938年10月，职工大队三队学员张铁生，原来是个铁路工人，平时纪律性不强。一天轮到他帮助炊事班挑水，又迟到了，队长让他出列并对其加以训斥，并声言要开除。张回敬：“你像国民党的官一样地欺压工人，你要和我过不去，我就要揍你!”队长当即下令把他捆起来送交大队部。大队部马上将其开除，解送出延安。此事在职工大队引起轩然大波，百余名工人学员聚集在俱乐部里，情绪激烈，议论纷纷，晚饭也不吃了。后来边区职工运动委员会委员朱宝庭将这事汇报给了毛泽东，毛当即电话抗大教育长罗瑞卿，要求马上派人找回张铁生。十几天后，张被找了回来。
　　稍后，作为对策，毛泽东指示将抗大职工大队一分为三：年轻力壮的到中央警卫团工作，另外成立工人学校，小部分留在抗大学习。这样在一定范围内暂且避免了革命队伍里长征干部与产业工人的直接矛盾冲突。
　　生活体面的产业技术工人，穿皮鞋，戴礼帽，哪里还有什么革命者的样子呢?(21)革命者的样子应当是贫穷的，有难同当，有福同享，工作不计报酬，革命不惜生命。整风运动中，正是以此对技术工人们进行着革命的人生改造。
　　三 危难中的斗争
　　革命队伍里潜藏着的产业技术工人与红军干部的矛盾，到1942年全部暴露出来，并导致公营工厂里激烈的斗争。
　　事情肇始于1941年初“皖南事变”爆发，国民党对陕甘宁边区实行经济封锁，国民政府完全断绝了原来拨给八路军的军饷经费，从而直接导致边区政府财政紧张的局面。毛泽东后来公开承认，“陕甘宁边区的财政问题，就是几万军队和工作人员的生活费和事业费的供给问题，也就是抗日经费的供给问题。”“最大的一次困难是在1940年和1941年，国民党的两次反共摩擦，都在这一时期。我们曾经弄到几乎没有衣穿，没有油吃，没有纸，没有菜，战士没有鞋袜，工作人员在冬天没有被盖。国民党用停发经费和经济封锁来对待我们，企图把我们困死，我们的困难真是大极了。”(22)大生产运动是因此而普遍轰轰烈烈地开展起来的，此前只有为着改善伙食而种菜、养猪、打柴等零星的生产活动，不足以抗拒经济封锁带来的财政困难。
　　受经济封锁的影响，边区一些公营工厂同样陷于困顿之中。赵占魁所在的边区农具厂，由于生产设备简陋，熟练技术工人少，合格产品不多，加之周转资金短缺，“常使工作发生障碍，甚至工人工资生活费用难以维持，更谈不上赚钱”(23)。此前，1940年9月，朱德巡视边区各工厂，就已经发现农具厂等多个公营工厂存在基础薄弱，设备简陋，原料缺乏等较严重问题，并提议将若干工厂合并，移交军委工业局管理，强化军工生产。1942年初，中央军委总后勤部下文，将边区农具厂与军委工业局机器二厂合并，并将军工局三厂的手榴弹和复装子弹部分与河庄坪修械所一起合并起来，形成以生产手榴弹和复装子弹为主的兵工生产基地。厂址在距离延安西北30余里的温家沟村，对外仍称边区农具厂，隶属于八路军留守兵团，同年9月留守兵团与陕甘宁晋绥联防军司令部合并，该厂隶属于陕甘宁晋绥联防军后勤部军工局。
　　与财政困难相伴而生的，是物价飞涨。1938年一盒香烟0.1元，到1941年就是2—4元。如果以1937年上半年延安的平均物价指数为100计算，那么，到1941年6月为1914.5，到12月为4421，全年为2228.9。也就是说1941年底的物价，是1937年初的物价的44.2倍。(24)
　　为了保障工人生活不受物价上涨因素的影响，1941年9月，公营工厂采取“货币与物品工资制”，就是除工人的衣食住由工厂供给外，再依其技术熟练程度酌发货币工资，以为日常生活费用。工人们普遍接受，一切正常。但到1942年5月，情况突然发生变化，并酿成工潮斗争。
　　1942年5月5—9日，边区总工会召开公营工厂工会干部会议(简称“五五会议”)，讨论工人教育工作和工会整风问题，并自上而下地对工人工资标准和劳动合同作出修改。修改后的《陕甘宁边区战时公营工厂集体合同准则》规定，工人每天劳动时间10小时，比此前增加2小时，夜班工作时间与日班相同；星期天和例假日休息与此前不变，但节假或纪念日如遇星期日，不再补假；工人工资标准取消最低与最高限制，“工资之大小，根据技术之高低与熟练程度以及劳动热忱(按件工资之大小，根据成品之数量、质量以及原料节省)，由估价委员会估定，经厂方批准公布(估价委员会由厂方负责主持，协同工会聘请或选举若干工人组织之)。”并且，取消原来每半年估价一次的规定，“估价委员会除临时个别估价外，集体估价的期限由各厂与工会依据各厂具体需要决定之。”这样，本来主要由工会代表工人利益决定工资标准，现在变成主要由工厂行政部门决定工人工资标准。
　　实际上在这之前，已经有部分工厂的工人为了支援抗战，自动地增加工时，降低工资标准。现在边区政府遭遇经济困难，对工人劳动时间和工资标准作适当的调整，应当说是完全有可能被接受的。“公营工厂的盈利，不像私营工厂落在私人的腰包里，而是消耗于战场上，消耗于党政军民学的需要上，基本上是没有钱挣的。边区公营工厂既然不是专门图利的，而是为供给抗战与人民需要的，它的劳动是带有义务性的，所以公营工厂的工资一定要比外面低些，但公营工厂的工资虽低，但仍发给一定额的工资，所以又并非完全是义务性的。”(25)可惜的是，在会议期间这个新合同准则就没有得到大多数代表的通过，加之自上而下的强制性工作方式，主持其事的领导人命令式的工作作风，佐之以军法处置的严厉手段措施，使得在贯彻执行中更遇到严重阻力，并激发了长期存在的技术工人与红军干部之间的矛盾。
　　先是中央印刷厂孙铁林问题。孙是该厂印刷工人，厂工会组织部部长。五五会议后，他代表工会主席回厂传达会议精神时，公开表示自己的不满情绪，反对厂工会在工人利益问题上的“妥协退让”态度，说这样的工会是厂方的走狗和附庸。在遭到厂长的反对后，他就衣服、鞋子、伙食、病号待遇等具体问题，代表工人要求厂方兑现合同，影响了该厂的生产和团结。
　　接着是光华印刷厂工会反对工厂和总工会。该厂两届工会主席任路明、江淋代表厂工会抵制执行新的劳动合同，在工人中鼓动说，这样的新规定是工厂对工人的剥削，要求工厂提高工人的伙食待遇，导致该厂大半年生产数量大减。
　　再之是边区农具厂狄德建事件。狄出身普通工人，熟悉手榴弹制造，凭着工作勤奋，为人坦率耿直，当选为该厂工会主任。6月16日该厂行政部门与工会讨论执行新合同准则时，他当即表示反对，认为这不是改善工人生活，而是剥削工人劳动。会议难以进行，他退出会场，以工会名义召开工人大会，将问题公布于众。工人们群情激愤，张贴标语：“狄建德代表工人利益”，“打倒溜尻子的”，指责上级主管部门留守兵团欺骗工人，答应条件不兑现，要求毛主席、朱总司令出来作解释。
　　此外，还有难民工厂工人走出厂区，包围延安市政府，要求与市长直接对话；边区机器厂工人围攻区政府；新华化学厂工人与进厂平复工潮的警察发生冲突，捆绑警察；边区被服厂工人辱骂警察，等等。
　　面对如此工潮，边区政府采取的对策是，首先用组织群众运动的方式，寻找积极分子，鼓励积极分子站出来揭发坏人，以此团结大多数，孤立极少数，各个击破。在中央印刷厂的工潮中，工人徐立想请假回家，工厂不同意。孙铁林为其出主意，“要在工作上表现坏，工会开除你会籍，厂方也开除你出厂，你就可以回家了。”徐立听从计策，就有一天不做工。但工会没有马上开除其会籍，而是通过说服工作，将他争取过来。他将孙铁林为他出的主意全盘倒出来，于是让孙孤立了。边区农具厂事件后，中央职工运动委员会派出李颉伯和边区总工会章萍两人进驻该厂工作48天，他们将工人分层次分先后地个别谈话，然后找出好人赵占魁，坏人狄建德。
　　其次，严厉惩处，绝不手软。结合整风运动提供的新的政治标准、斗争旗号和敌我界线，对于揭发出来的坏人重新命名，谁不执行五五会议精神，谁不服从上级领导，谁就不仅仅是一般的坏人，而且是特务、汉奸、反革命分子。“在今天公营工厂的生产任务中，与赵占魁运动同样重要的，是建立各工厂必要的管理制度，清洗破坏分子，实行经济核算，反对贪污浪费。”(26)振华纸厂将带头怠工的工会组织委员高成明开除工会会籍，开除出厂。光华印刷厂现任工会主席江淋，被撤销主席职务。边区农具厂工会主席狄建德被孤立后，由留守兵团司令部下达命令，将其交由军法处处办。
　　再次，继之以对工人的教育改造，重新塑造赵占魁式的劳动英雄的新工人。
　　这些措施，尤其是后两者，在1942—1943年整风运动中的延安公营工厂里实施，是非常有成效的。因为国民党的经济封锁，固然给陕甘宁边区带来了严重的经济困难，同时也使得进出边区的道路不再通畅，此前延安对知识分子和技术工人实行来去自由的政策不复存在。据曾任陕甘宁边区军事工业局局长的李强介绍，“抗战以前，边区也曾来了几个专家和技术人员，想在这里参加工业技术工作，由于关系没有搞好，不久他们又走了。”(27)此处不留人，自有留人处，以前如此进而出，出而进的人多的是，但现在都不可能。
　　四 劳动英雄的工人
　　在平息公营工厂工潮的过程中，中央职工运动委员会感觉到，严惩了反革命坏分子，还要树立公营工厂模范工人的劳动英雄典型，像边区农业生产方面的吴满有、苏联工业战线的斯塔哈诺夫。赵占魁就是在边区农具厂被发现并推广的劳动英雄，是公营工厂模范工人的典型。
　　赵占魁，山西定襄县农民出身，因为家境贫寒而四处打工。1938年初，日寇侵占同蒲铁路，他和其他铁路工人一道流亡到西安。5月他进安吴堡青训班，随后到延安。年过不惑的他没有文化，口不善言，手不能写，带着北方农民的淳朴本分，为人忠厚老实，从来不会调皮捣蛋。他靠自己的力气吃饭，勤奋诚恳，不偷懒，不油滑。与人交往，宁愿自己吃苦，不让别人吃亏。他是一个烂熟的大好人，没有了火气，没有了脾气，也没有什么精神文化上的自由主张或要求，偶尔能看个演出听个戏文，那就是莫大的享受。从山西逃难途中，老婆走散了，现在他单身汉一个。衣食不愁，小病都可以免费看医生，领导还经常地到工人中拉拉话，他感觉自己在延安的生活已经是天堂，很满足，也很知足。当狄建德鼓动工友们闹事的时候，他没有跟着起哄瞎掺和，而是依然本分地去做自己那一份活计，因为他知道自己现在就依靠着这工厂吃饭过日子呢。
　　中国历史上的太平盛世，就是由一个圣人、无数个好人，再加一小撮上传下达、上蹿下跳的清官们共同构成的。赵占魁首先是这样一个好人，大好人，烂熟的大好人。当《解放日报》记者张铁夫、穆青受命第一次去采访他的时候，他的不善言辞差点让初出茅庐的记者完不成任务，幸亏年轻人机灵，转而采访赵占魁周围的人，发现工厂内外没有一个人说这老赵一个不字。经过中央党报《解放日报》连续不断的宣传报道后，中央职工运动委员会和边区总工会迅速号召开展“赵占魁运动”，从赵占魁所在的边区农具厂开始，组织赵占魁率先发起劳动竞赛，让工人之间、班组之间、工厂之间，比劳动贡献，比产量质量，不计经济报酬，讲究的是政治觉悟、社会主义共产主义风格，奖赏的是政治名誉和政治待遇。(28)还有宣传舆论为他喝彩，文学艺术为他歌唱。作为劳动模范和劳动英雄，赵占魁和赵占魁们享受到的不是由物质而精神的体面人生，而是由政治而精神的荣誉人生。
　　崔锁贵是和赵占魁一起从山西流亡到延安来的老伙计，现在仍然和赵占魁一起在边区农具厂烘炉股当工人。他被率先发动起来，在赵占魁运动委员会的帮助下制订出个人生产劳动竞赛的计划是：
　　(一)生产上保证生产超过计划20%，多开2个炉子，完成4部弹孔机零件，锄头25个，外有工具修理。现在要完成：1.5部弹花机零件，2.保证本厂各股工具照常修理，外加做临时杂货。
　　(二)股务管理：1.保证按时填写生产工作单，写生产日记，挂名牌(点到)。股务会议(每月一次)等制度在本股切实执行。2.根据生产上的缓急与难易，具体分配本股工作。3.保证本股不发生人事问题，两个不安心工作的工人，争取其完全安心工作(全股连股长11人)。4.保证本股没有违反厂规的现象。5.提高本股技术，使现在半熟练的两名工人成为熟练能够单独工作，三个下手变为能掌钳子。6.注意尺寸标准，提高全股工徒的尺寸标准观念。
　　(三)本人的意识及态度：1.能服从领导，并能积极提出意见，克服过去背后发牢骚。2．维持工会纪律，使现在少数不到会的，或中途退会的现象完全克服，不摆老师傅架子，凡工会劳动动员工作，每次都积极参加到底，并能督促别人。3.切实负起参议员的工作，反映群众对本厂的意见，并能制止本厂职工违反群众利益与政府法令。
　　(四)学习：过去一字不识，现在识500字，在十月革命节能做到看群众报，能写简单的信，在每次讨论会议上要讲话(因为他是股长，工厂在工作时间内，优待2小时。)，保证每天4小时学习。(29)
　　中央印刷厂在组织开展赵占魁运动的劳动竞赛时，发现有的工人拟订的生产竞赛计划不切实际，责令其马上整改。该厂机器部工人张映建，为人老实，从来就没有与别人发生过争吵。他的计划里写有“保证不吵架不打架”的一条，被组织发现后要求删除，添加一条新的内容是：“每天认一个字，每月写一百个字，群众报每期看完，会议上学习发言。”另一个工人王德成，平时经常与人争吵斗殴，个人生产竞赛计划里却不提此事，被组织发现后责令他增加这样的内容：“绝对不与人吵架，有意见正式提，不在下面乱说。”(30)到抢救运动开展起来后，这样的生产竞赛活动就被顺理成章地转化为面对工人的整风抢救运动。每个工人都必须在班组车间和工厂大会上反省检查自己的历史和言行，然后让大家对自己进行帮助和抢救，以此求得个人和集体在政治上的清白，在道德上的清洁。
　　当工人都被改造成赵占魁式的劳动英雄，站在工人背后的工会组织，也就转成了公营工厂里的一个辅助机构。
　　早在1936年4月1日，中央组织部颁发《苏维埃国家工厂怎样工作》，规定国家工厂管理体制仿照苏联模式，建立“三人团”，由厂长、工会委员长和党支部书记组成。“三人团”会议由厂长召集，厂长并有最后决定权。在具体分工上，厂长代表政府在生产上、技术上负全部责任；党支部领导全体党员在生产上起着推动与模范的作用，是团结教育工人的核心；工会是工人自己的组织，其任务是教育工人，提高劳动热忱，帮助厂方完成生产计划，保护工人利益。但在实际工作中，三方面关系却经常处于矛盾状态。“因为厂长虽然是一厂之长，负责工厂行政的最高职权，但他没有权利决定党的工作，也不能直接干涉工会工作。”遇到工作矛盾的时候，有人建议策略的方法应当是，“如果某方不同意彼方的工作办法，而协商不通的时候，均可向自己的直接上级提出意见。”(31)将矛盾上缴，不但不能解决问题，而且势必影响生产进度，不利于战争环境下的军事工业发展。适应于战争环境下的公营工厂内部新的管理制度，是“三位一体”。八路军印刷所的经验是，“所部是来执行计划，支部就是经过支部小组同志保证计划的执行，职工会则动员群众来完成这一计划。”(32)到整风运动中，便由“三位一体”进一步发展为“一元化”。1943年3月2日至4月21日召开的边区政府直属工厂厂长联席会议上，时任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之一的洛甫(张闻天)宣布：“为了彻底改造我们的工厂，我们必须贯彻工厂管理一元化的方针。工厂是一个统一的生产单位，有一定的生产任务，他只有由政府、由厂长集中管理时，才能把工厂办好，多头的分散的管理，只能把事情弄坏。”(33)在同一会议上，刘景范代表边区政府作总结报告，更明确强调，“在厂长的领导下动员全体工人与全厂党员为完成生产计划而奋斗，工会与支部的一切活动，如与该厂生产计划抵触时，厂长有停止执行之权。”(34)
　　实行厂长一元化领导体制后，公营工厂工会的工作范围是：“经常检查工会会员的生产情况与劳动纪律，并领导讨论生产计划，帮助工人定生产计划，向行政、党反映工人的生产情况和意见；配合行政、党进行工人教育，出版墙报，组织时事政治报告，主持俱乐部，开展文化娱乐生活，并推进业余生产，改善职工生活。”(35)这样的工会是在党的组织中央职工运动委员会的指导下，从事于具体的日常工作，“如组织全厂职工在工会中，进行宣传教育工作，组织文化政治技术学习，适当改善职工生活，解决职工的困难问题，动员与组织工人增进产量质量，发动与组织劳动竞赛，维持劳动纪律，注意工厂环境卫生，举办托儿所、子弟学校，举办储蓄与合作事业，组织工余副业生产，帮助职工家属建立家务，调解职工与工厂的纠纷。”(36)团结在这样的工会组织下，工人只要也只有勤奋干活，生活维持着基本温饱的水平，集体的温暖时刻提醒着你应当有幸福的快感。
　　“旧的时代过去了，现在是创造新时代的时候。这个新时代的创造者就是今天二百多个劳动英雄，以及成百万的边区革命的人民。”(37)1943年11月26日，被称为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出现的劳动英雄及模范生产者代表大会在延安隆重举行，来自边区各系统各部门各单位按比例分配层层推选出的200名劳动英雄及模范生产者，还有有组织的3万群众一起参加了大会。会议表彰先进，展示成果，边区政府主席林伯渠作了这个庄严的宣告。革命让大家走到了一起，组成一个革命的大家庭。“公营工厂是革命政权物质基础的一个组成部分”，“那每个工厂所负担的生产任务，即为革命的政治任务而服务，按其重要性说来，这正像八路军在前方同敌人打仗所负担的军事任务一样。为完成此生产而进行的经济斗争，即为革命的政治斗争的一个方面。”(38)经过这样一整套的意义诠释之后，工人的劳动程序和动作依然如故，但其性质和意义大不相同了。公营工厂里的工人们，不再是为资本家劳动，也不再是为自己个人劳动，而是为革命劳动，为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劳动。只有这样的劳动才是无上光荣的，也应当是不计报酬的，且在劳动中体现出了中国工人阶级大公无私的崇高品质和自我牺牲的伟大精神。
　　战争是政治的延续。“皖南事变”后国共矛盾激化，内战一触即发。延安和陕甘宁边区公营工厂通过开展赵占魁运动的劳动竞赛，改造着公营工厂里的工人，使生产效益大大提高。截止1944年5月，边区公营工厂97家，职工6174人，运动开展一年时间，各工厂产量与上年同比平均增长30%至50%，全边区涌现出500名劳动英雄和模范工作者。这样的工人不穿皮鞋，不戴礼帽，是生产模范、劳动英雄，是那个时代社会的光辉荣耀。
　　五 附 论
　　劳动英雄的工人也很自豪，虽然个人劳动报酬不多，但政治荣誉很高，政治地位也不错。问题在于，这种劳动观念的背后，是将工人放置在军事化和政治化的历史语境下进行人生改造和重新塑造的。随着时间的发展，它会带来三个难题：
　　其一，工厂里不受任何约束和限制的行政权力的泛滥和腐化倾向。陕甘宁边区公营工厂实行厂长一元化领导不久，就出现纬华毛厂工人从厂长办公室走出很少不哭鼻子的现象。交通工厂(纺织)“有一个时期，工人发生什么事情，就是饿饭、打骂、斗争、禁闭、开除，上行下效，甚至生产管理员也可打骂工人”。日常生活中，对于职工食堂伙食、病员待遇、社会保险等问题，厂方都可以困难为由而推诿或拒绝。(39)当然，这可以说是延安时期的个别极端现象，暴露出来的却是公有制工厂的绝对权力形成后，对于其贪污腐化堕落，有意无意地造成国有资产大面积流失，没有有效的体制性的监督管理办法。
　　其二，政治化的工人劳动英雄和生产模范，随着时间的推移，当他们失去了一个政治符号的历史功能，逐渐凸显出作为一个普通人的时候，他们的基本生活需要怎样才能得到保障。在半个多世纪里，中国最大的工业城市上海每年都推广着延安时期赵占魁运动中的经验，评选出一批又一批全国的、上海市的和各行业的劳动模范。他们是劳动英雄，获得的又都是政治荣誉。当他们从工作岗位退休，曾经为之流大汗出大力的工厂有一些不知不觉地被厂长们经营得关门倒闭了，他们最基本的生活温饱便成为整个社会的问题。作为上海市委机关报的《解放日报》出于道义考虑，近年来多次在年底发起为生活困难的劳模募捐活动，以解其燃眉之急。2002年春节到来之际，又为400余位生活困难的劳模们分忧解难。(40)
　　其三，用组织开展群众运动的方式，将工人改造成为生产模范、劳动英雄和政治标兵的单面人，将所有社会资源都收拢在政治的掌握中，会带来一些消极的后果。
　　①杨长春：《一个联络员的自述：杨长春回忆录》，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1999年4月版，第17、41页。
　　②“安吴堡青训班”，是抗战初期中共中央青年工作委员会组织，由“西北青年救国委员会”出面，在国民党统治区的陕西省泾阳县安吴堡创办的一处战时青年干部训练机构，主要负责对准奋进入陕甘宁边区的青年进行短期训练和甄别。1937年9月创办，1940年4月全部撤回延安。
　　③陈希文：《安吴堡职工大队概况》(1938年8月)，见《陕甘宁边区工人运动史料选编》上册，北京：工人出版社1988年3月版，第257、256页。
　　④《抗战以来边区工运总结材料》(草稿)，见《陕甘宁边区工人运动史料选编》下册，第457页。参见朱鸿召：《公营工厂的工人工资》，《上海文学》1999年第8期。
　　⑤徐懋庸：《徐懋庸回忆录》，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年7月版，第121页。
　　③陈希文：《安吴堡职工大队概况》(1938年8月)，见《陕甘宁边区工人运动史料选编》上册，北京：工人出版社1988年3月版，第257、256页。
　　④《抗战以来边区工运总结材料》(草稿)，见《陕甘宁边区工人运动史料选编》下册，第457页。参见朱鸿召：《公营工厂的工人工资》，《上海文学》1999年第8期。
　　⑤徐懋庸：《徐懋庸回忆录》，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年7月版，第121页。
　　⑥夏江：《进步中的陕甘宁边区工人》(1940年5月)，见《陕甘宁边区工人运动史料选编》上册，同前引第437页。
　　⑦齐华：《抗战动员中的陕甘宁边区职工运动》，《解放》(延安)第39期(1938年5月22日)。
　　⑧《陕甘宁边区党委关于工会工作的指示信》(1937年7月17日)，见《陕甘宁边区工人运动史料选编》上册，同前引第119页。
　　⑨正义(郑义)：《边区工会选举运动的意义》，《新中华报》(延安)1938年1月20日。
　　⑩陈云：《陕甘宁边区的群众工作》(1939年12月10日)．见《陈云文选》，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年1月版，第107页。
　　(11)邓发：《纪念“二七”与中国职工运动的任务》(1940年2月9日)，《解放》(延安)第100期(1940年2月29日)。
　　(12)《陕甘宁边区战时工厂集体合同暂行准则》(1940年11月1日)，《中国工人》(延安)第11期(1940年12月1日)。
　　(13)《边区工人吟》，见《陕甘宁边区第一次工人代表大会开幕》通讯报道，《新中华报》(延安)1938年4月20日。
　　(14)齐华：《抗日战争与中国职工运动》，《新中华报》(延安)1938年4月19日。
　　(15)《边区工人的旗帜赵占魁》，《解放日报》(延安)1944年3月26日。
　　(16)吴克真：《我们的生活——中央印刷厂职工会》，见《陕甘宁边区工人运动史料选编》上册，同前引第444页。
　　(17)《“多做工作少拿东西”》，《新中华报》(延安)1938年3月1日。
　　(18)《边区工人劳动热忱的高度发扬》，《中国工人》(延安)第9期(1940年10月1日)。
　　(19)《延安市工会给边区总工会的报告》(1939年4月29日)，见《陕甘宁边区工人运动史料选编》上册，同前引第346—347页。
　　(20)陈学昭：《延安访问记》，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2001年9月版，第82—83页。
　　(21)1943年3月，一个盐商牵着一匹骆驼经过陕北葭芦镇借宿，夜里被砍杀扔到一眼枯井里。“掌柜对我和赶车的老乡说，这个人很有钱，绫罗绸缎不说，屁股后面还别着一把枪。如今兵荒马乱的，谁能穿得起绫罗绸缎?怎么看都不像好人，反正不是汉奸就是逃兵，干脆砍死去球。”见李洱：《花腔》，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2年1月版，第31页。此地就紧挨着第一个唱出《东方红》的李有源的家。
　　(22)毛泽东：《抗日时期的经济问题和财政问题》(1942年12月)，见《毛泽东选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第2版，第891、892页。
　　(23)《关于农具工厂与军委工业局机器二厂合并问题建议书》(1941年10月)，陕西省档案馆存，全宗号6第850卷。
　　(24)参见朱鸿召：《延安日常生活指数》，《上海文学》2002年第1期。
　　(25)邓发：《新民主主义政权下公营工厂的劳动性质与职工会任务》(1942年5月)，见《陕甘宁边区工人运动史料选编》上册，同前引第589页。
　　(26)《赵占魁运动普遍展开》，《解放日报》(延安)1943年5月1日。
　　(27)李强：《略谈边区军事工业的发展情况》，见《陕甘宁边区工人运动史料选编》下册，同前引第657页。
　　(28)1941年3月陕甘宁边区总工会《关于迎接五一生产大竞赛的各项办法》中就规定：“凡被选为模范劳动者，得享受如下的优待：(一)参加五一大会时受总工会之招待，在五一晚会上坐在最前排；(二)给予物质之奖励；(三)参加模范劳动者大会；(四)参观延安各工厂；(五)在《新中华报》及五一大会上公布其姓名。”见《新中华报》(延安)1941年3月23日。
　　(29)《愿把我的标准提高一步》，《解放日报》(延安)1943年4月9日。
　　(30)《中央印刷厂职工会一年来的工作总结》(1944年3月2日)，见《陕甘宁边区工人运动史料选编》下册，同前引第233页。
　　(31)悉根：《略谈公营工厂三人团》，《解放日报》(延安)1942年1月30日。
　　(32)马文：《新的管理制度与新的劳动态度》，《中国工人》(延安)创刊号(1940年2月7日)。
　　(33)洛甫：《关于公营工厂的几个问题》，《解放日报》(延安)1943年5月1日。
　　(34)刘景范：《为改造我们的工厂而奋斗》，《解放日报》(延安)1943年6月9日。
　　(35)崔田夫：《一年来赵占魁运动总结》，《解放日报》(延安)1944年2月7日。
　　(36)《中央职委关于公营工厂职工会的问题》(初稿)(1945年9月29日)，见《陕甘宁边区工人运动史料选编》下册，同前引第539页。
　　(37)《劳动英雄及模范生产者大会昨天隆重开幕》，《解放日报》(延安)1943年11月27日。
　　(38)洛甫(张闻天)：《关于公营工厂的几个问题》，《解放日报》(延安)1943年5月1日。
　　(39)高自立：《为工业品的全面自给奋斗》，《解放日报》(延安)1944年8月22—25日。
　　(40)参见陈杲：《关爱老劳模》，《解放日报》(上海)2002年1月24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