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抗战八年，如何处置那些曾经穷凶极恶的日本战俘，一度是个很棘手的问题。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优待俘虏，释放俘虏，在延安创办专门教育日本俘虏的“日本工农学校”，化敌为友，以德报怨，是为大仁大智的攻心之举，也是面对敌对分子，施行重新改造人、塑造人的方略的成功范例。
　　1941年5月15日下午6时，位于延安城北门外青年文化沟(大砭沟)的八路军大礼堂，正在隆重举办日本工农学校开学典礼。八路军总司令朱德、总政治部副主任傅钟、西北青年救国会主任冯文彬，以及陕甘宁边区政府和各界代表共两千多人参加了典礼活动。该校30多名学员，排着整齐的队伍，从宝塔山麓的学校住处来到会场，迎接他们的是一阵热烈的掌声。
　　大会主席台上交错高悬着“日本工农学校”的校旗和“在华日人反战同盟”的盟旗，旗帜下面悬挂着毛泽东的肖像和已故日本革命领袖片山潜的遗像。主席台左右两侧显目位置分别张贴着毛泽东的题词：“中国人民与日本人民是一致的，只有一个敌人，就是日本帝国主义与中国民族败类”；日文大字标语：“万国プロレタリア团结せよ!”(“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旁边还贴满了各机关、学校和部队送来的锦旗，以及朱德、王明、洛甫等中共领导人的题词。
　　会议由傅钟主持，朱德、冯文彬相继讲话。“今天是日本帝国主义和一切帝国主义总崩溃的时代。人民会翻身的，时间不会很长，就在这几年之内。日本人民和士兵现在多数还受着欺骗，但他们会觉悟过来的，他们和中国人民一样，只有一个敌人，就是日本帝国主义。”朱德讲话很朴实，也很动听。他说着说着，语调逐渐高昂起来：“我希望，在不久的将来，在华北，在华中，在中国各个战场上，在日本，都设有‘日本工农学校’；我希望，在不久的将来，不只是在中国有八路军，而且在日本也有日本的‘八路军’——这为正义为人民而战的军队!”①
　　会上宣读了全国各抗日根据地发来的贺电、贺词。在华日人反战同盟延安支部代表发言，表示全体反战同盟的盟员们，要始终站在反战同盟的光荣战斗岗位上，担负起历史赋予的重任。会议高潮是日本工农学校的全体学员列队登台，集体鞠躬后，庄严宣誓：
　　亲爱的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将士们：
　　我们日本工农学校全体学员怀着满腔真挚的感情，谨向你们致以热烈的战友般的感谢并说几句我们的誓言。
　　我们中间的大多数，是曾经在战场上，将枪口瞄准过你们的日本士兵，然而，当我们变成八路军俘虏的时候，你们不但没有侮辱我们，没有杀掉我们，不仅没有把我们当作敌人，而且还给我们充分的自由、平等、安全和优厚的物质待遇，与各位共享生活的欢乐。八路军实在就是我们生命的恩人，对此，应怎样表达我们的谢意呢，我们实在是找不到最恰当的语言……
　　八路军不仅仅是挽救我们的生命，而且，又为教育我们，创立一个特别的学校，这是在世界战争史上也是绝无仅有的。在这个学校我们要学习很多不曾学习过的东西。我们的胸中燃烧着对新生的渴望，满怀信心地去学习革命理论，彻底改造思想……②
　　他们的宣誓得到全场雷鸣般的掌声，两千多人振臂高呼：“欢迎日本同志与我们并肩战斗!”“伟大的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精神万岁!”“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
　　当他们依次走下台的时候，八路军敌工部的同志们早已等在台口，热情地拥抱着他们。典礼结束，紧接着是游艺晚会。日本工农学校学员和反战同盟延安支部的同志们，表演了准备已久的日本歌舞，西北青年救国联合会所属少年演出童话歌舞剧《公主旅行记》等节目。浓郁的民族艺术特色，一阵阵热烈的掌声，演员是观众，观众也是演员，宾主不分，其乐融融，感染着每一个参与者。晚会持续到子夜时分，大家在欢乐的气氛中依依道别。
　　次日，日本工农学校召开学员座谈会，征求大家意见，组织学员畅谈感想。学员泷泽说：“我经常听到劳动者、国际主义精神的话，但这到底是什么，我不知道。昨晚，我体验到了。当我登上舞台，受到中国同志热烈的掌声时，我的呼吸短促，眼眶发热，我几乎流出眼泪，我平生从未受过这样大的激动。来到八路军之后，中国同志从没有把我们当作俘虏看待过，可是‘俘虏’这个观念却像恶魔似的盘据[踞]在我的脑海里，我被这个恶魔苦恼着，使我忧郁，使我叹息。但昨晚，这恶魔竞[竟]然离开了我，我再也不觉到自己是个俘虏，而是被中国同志所欢迎的嘉宾了。”③这天晚上后，他在校部的窑洞前面徘徊了很久，最后还是鼓足勇气推开窑洞的门，把一张纸条交给学校负责同志。纸条上写着：以前填写的表格是故意写错的，他本来有一兄三妹，填表时都没有写；他真实的住处是神户××区第三町目，而填表时却写成第四町目；他本来大学只读一年，表上填大学毕业，等等。
　　另外一位学员小林青在座谈发言中说：“一年多来支配我的思想的俘虏观念，直到昨天大会上，才完全地消失了。我的思想解放了，我再生了!”
　　话音刚落，年龄最大的学员，42岁的酒井立刻从座位上站起来说：“小林，你说出了我们大家的心里话，今天我才感觉我们的心是和中国人民的心是相通的。”④
　　酒井应征入伍前是日本一家工厂里的工头，性格倔强，遇到不顺心的事情总是瞪起眼睛大吵大闹，被八路军俘虏后一直态度强硬，甚至在工农学校还进行过绝食斗争，要求释放。此前的1940年11月3日“明治节”(纪念日本明治天皇诞生的节日)，他带领5个日本学员偷偷地爬到山顶，面对东方，遥拜日本东京皇城，高呼：“天皇陛下万岁!”发誓与八路军对抗到底。现在，他的反省表态对于其他士兵影响很大，大家都认真检讨，读书思索了。
　　二
　　日本工农学校，是中共领导人接受日本共产党领导人林哲的建议，于1940年10月筹备建立的。该校主要从被俘日本士兵中选拔一部分受过教育者入校学习，以培养反战同盟干部为目标，也就是为日共在中国培养革命干部。学校刚成立时只有学员11人，后来陆续增加，到1941年开学典礼时已有35人。他们都是从华北战场送来的日本兵，其中下级军官6人，在八路军政治攻势下主动投诚1人，不堪忍受日军内部军官侮辱打骂出逃而被八路军捕获2人，其余都是作战时被俘虏的，尤其是“百团大战”中被俘者占多数。
　　该校隶属于八路军总政治部，校长林哲，副校长赵安博、李初梨。办学宗旨为十字校训：和平、正义、友爱、勤劳、实践。学校实行八路军总政治部敌工部领导下的民主自治管理，设立5人理事会，及学生审查、教育、经济等委员会。学制一年，分三阶段，即资格审查(一个月)、预科教育(两个月)和本科教育。学员学习期满后，根据需要分配到前线各地，参加反战同盟领导的实际工作。
　　林哲，又名冈野进、野坂参三，1892年3月出生在日本山口县，是个身材矮小、神情庄严的日本人。青年时期他留学英国学习经济学，后参加英国共产党。1921年回国后，担任日本劳动总同盟书记，次年7月发起创建日本共产党，被捕后长期遭监禁。1931年至1940年作为日本共产党驻共产国际代表，出席1935年5月在莫斯科召开的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被选为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主席团委员。1940年3月，他随周恩来一行从苏联经迪化(乌鲁木齐)、西安秘密到延安。他原拟潜回日本从事革命活动，因战事受阻而留在延安，帮助八路军敌工部做瓦解日军思想的政治教育工作。他化名林哲，只有中共党内少数高层领导人知道其真实身份，1943年5月共产国际宣布解散，他公开自己作为日本共产党的代表身份。⑤
　　在日本工农学校学习的学员，大多数出身于日本国内的社会低下阶层，文化程度不高，很多只有小学程度。学校开设的课程有：
　　“日本问题”、“联共(布)党史”，由林哲任教；
　　“时事问题”，由林哲、李初梨、赵安博任教；
　　“政治常识”，由李初梨、王学文、廖体仁任教；
　　“社会科学基础”，由何思敬、赵安博任教；
　　“政治经济学”，由王学文、李初梨任教；
　　“中国语”，由李初梨任教；
　　“文化课”，由赵安博任教；
　　“中国问题讲座”，由江右书主持；
　　“中国革命史讲话”，由罗明达主持；
　　“修养讲座”，由王斐主持；
　　此外，还有为提高学员日文水平的“日语训练班”，由王晓云主持。
　　这些任课教师除日本人外，都是曾经留学日本，且精通日语。学校所有课程的课堂教学都用日语讲授，但学员讨论时必须用中文发言，即使中国话讲得很差，也要开口说，为着尽快提高汉语水平。
　　教学内容，特别强调理论联系实际，结合日本国内的具体实际或战争事实，深入浅出，通俗易懂。尤其是“政治经济学”和“社会科学基础”课程，教员从英、美、德、法等资本主义国家与社会主义国家苏联的两种社会制度对比中，认识日本的社会制度与战争本质，从而揭示帝国主义侵略战争的罪恶与中国人民抗日战争、世界人民反法西斯战争的正义性。这对学员们的思想冲击最大。
　　据该校学员梅田照文(又名香川孝志)1942—1943年的听课笔记，“社会科学基础”课程共分四篇，外加导言部分。具体章目如下：
　　导言：为什么要学习政治常识／／决定社会发展的重要力量是什么／／学习中应注意的问题；
　　第一篇：资本主义以前的社会／／原始共产制社会／／奴隶制社会／／封建制社会；
　　第二篇：资本主义社会／／经济的意义／／商品和货币／／资本和剩余价值／／经济恐怖；
　　第三篇：帝国主义／／帝国主义的五大特征／／帝国主义必然灭亡；
　　第四篇：社会主义社会／／无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专政／／社会主义生产关系。
　　从远古的社会到今天的社会是怎样发展过来的呢?决定社会发展的主要力量是什么呢?现在的社会为什么会有富人和穷人，为什么会爆发战争?课程提供了对于人类社会和人类社会历史的认知武器，那就是生产力加生产关系构成生产方式，“生产方式的内在矛盾是促使社会发展的主要力量”。“社会发展的历史，就是生产的发展史，就是生产方式不断变化的历史，也就是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发展的历史。”充满矛盾的资本主义社会法则，必然导致无产阶级革命。“无产阶级革命就是以革命的手段(武装起义)夺取资产阶级的权力。以共产党这样强有力的战斗司令部为领导的无产阶级，把由资本主义制度剥削夺走的财富再通过革命夺回来。并且无产阶级把夺回来的财富，作为自己统治的国家所有，来建设社会主义社会。”这样，该门课程站在无产阶级立场上，将听课的日本战俘学员们与日本帝国主义统治者剥离开来。
　　并且，课程当中特别注意列举分析日本近现代社会史实现象，加以剖析讲解。如列举1929—1932年日本的物价指数，说明1931年日本军国主义者发动“九·一八事变”，就是作为摆脱经济恐慌(即经济危机)的政策来进行的。1937年日本帝国主义者进而发动“七·七事变”，同样是作为摆脱经济恐慌的一个原因。“资产阶级无论如何谋求对付恐慌的对策，也是摆脱不了恐慌的。没有自己的灭亡，是解决不了的。”⑥
　　在课程教学过程当中穿插有许多讨论，形式上分为“小组讨论”、“星期一讨论”、“读书会”三种。就课程教学中的疑点和难点，广泛交流探讨，要求每个人都发表意见，谈感想，说体会，有疑问作解答，有争论更欢迎，总以解决思想问题，形成统一认识为目的。多年后，接受教育的日本学员回忆：“通过对具体问题的深入探讨，将所学过的理论与现实结合起来，从而加深了对所学知识的理解，提高了思想认识。也使我们从理论高度认识了日本法西斯发动的侵华战争的真相和他们在战争中犯下的罪恶。”⑦
　　放下手中的武器，他们成了战俘；还要放下精神思想上的武器，他们才有可能成为革命的战友。这些战俘在精神思想上的最后武装是“武士道”。这种源于日本文化传统，并依附皇族神权崇拜，尚武使气的道德原则，被运用到侵略战争上则表现为对发动战争的天皇的崇拜，对上级命令的绝对服从，对个人名节的无上推崇，甚至以死效忠，剖腹明志。工农学校的教育首先就是要破除他们对于天皇的神权崇拜，从而认清这场战争的侵略性质。
　　据当时《解放日报》刊发的一篇通讯介绍，该校学员按文化程度不同分A、B、C三组学习。“三个组的共同课程是冈野进校长讲的时事问题。他联系墨索里尼的崩溃，讲述社会发展的法则和东条内阁被推翻的必然性，他结合红军胜利的消息，讲述社会主义国家伟大力量的源泉等等。冈野进同志讲课内容深刻，其解说也很巧妙，而且把修养锻炼和‘坦白运动’的问题编入讲义中，有时甚至对问题的看法、想法、分析和处理方法也给以指点。工农学校的全体学员对时事问题都报有极大兴趣。”
　　除上述正常课程外，各种研究会则组织开展时事政治研讨活动。1943年10月，在记者采访的当时，他们正在研究讨论冈野进发表的《中日战争六周年之际告日本国民书》一文。“学员们从这篇文章中清楚地了解到日本军部在这场侵略战争中如何进行欺骗宣传，日本人民在战争中究竟得到什么，日本人民对这场战争抱有什么态度和怎样参加反战斗争等等。”同时，对于那些已经“加入在华日本共产主义者同盟的同志们，目前正在研究中国共产党的整风文献”⑧。在整风运动中，他们更深刻地反省自己的思想，彻底清除骨子里的法西斯武士道和所谓的“大东亚圣战”的毒害。
　　三
　　曾经在延安日本工农学校学习，后来分配到山东战场工作的小林青，根据延安在华日人共产主义者同盟本部的指示，参加日本共产主义者同盟胶东支部的整风运动，学习中国共产党统一下发的整风文件，一字一句地精读、讨论，再联系自己的实际进行深刻反省和检讨。小林青的反省报告当时就以《我的思想反省》为题，公开发表在1944年7月23日《大众报》上，并配有一篇大加激赏的评论。
　　在这篇保存完整的反省报告中，他生动描述了自己被八路军俘虏后的思想转变过程。他说：“大家从我的工作、生活和学习情况中，知道我现在的思想作风情况。还有很多缺点和错误，我要在工作中逐渐改正。可是我刚被八路军俘虏的时候，在日本军队中的武士道精神和以死表示效忠天皇的思想支配下，自己曾暗暗想过和计划做一些对不起八路军、对不起中国人民的错事。”
　　因为做了俘虏，他观念中感觉这是最大的耻辱，“不仅自己的一生完了，就连家属也永远受到人民的唾弃与谴责”；“支那人太野蛮……(如果被俘就要)与八路军一刀两断，否则永世不能再投生了；切腹自杀也不能缴械投降，”等等。“由于有这种思想，所以，我一直顽固地表现出大日本皇军不怕死的大和魂精神。我还十分傲慢，蛮不讲理，经常大声叫喊：‘你们杀死我吧，我不怕死!’”
　　死之未成，他便想逃。“我刚被俘的时候，总是千方百计地寻找机会逃回日本军队去，但仔细一想，自己不会讲中国话，又没有路条，是根本跑不掉的。即使是这样想了，但还是硬着头皮跑过一次，被抓了回来。后来，我又和布谷商量准备伺机偷一张路条再跑，可是通行证在八路军同志手里，我们曾企图偷过，几次都没有成功。我们还一起商量把管通行证的同志杀死，拿到通行证逃跑，但又怕万一逃不成，被抓回来，就犯了杀人罪。我左思右想，不敢下手杀人。”
　　逃之不成，他又想同归于尽。“当时思想变化无穷，后来又暗自思忖，既然逃跑不成，那就找机会设法杀死几个八路军的长官，和他们一起同归于尽，以此来尽我誓死效忠于天皇的‘赤诚之志’。……(这样)一来可以为大日本皇军‘立功’，二来也炫耀了日本军人以身殉国的武士道精神。”并且，如果将来日本军部知道此事，还可能被追谥为有功之臣，而不是贪生怕死的国贼了。
　　有一次，八路军胶东五支队缴获了几门日军掷弹筒，不会使用。这是一种当时比较先进的专门对付机关枪的武器，日军中也只有少数受过专门训练的士兵会使用。八路军参谋处请他去部队驻地的临时练兵场讲解掷弹筒的构造和使用方法，当时周围有许多八路军干部战士，其中还有胶东五支队参谋长李发等司令部同志，都在全神贯注地听讲解。装弹、瞄准、射击，他一边讲解一边示范，“猛然间，我脑海里闪了一个念头：如果让我用实弹作示范讲解的话，我就趁机在装弹时把炮弹倒装，必然引起掷弹筒当场爆炸，炸死我，也炸死八路军的长官和士兵，让我在八路军的俘虏营里为日本军队立个大功吧!”
　　同归于尽未成，他消极抵抗，并故意让同样被俘的自己上司逃跑，当时佯装不知，过后才去报告。
　　那时，我在八路军敌工科同志们的帮助教育下，经过一段时间的痛苦思索以后，刚刚下了狠心决定再不回日本军队去了。正在这时，和我在一起的濑古，作了八路军的俘虏，他是我原来的顶头上司。濑古偷偷地找我商量，如何设法逃回日本军队去。我尽量避免单独和他在一起，实在躲不开他，就谈别的话题，或用其他话搪塞他。反正我不愿和他谈逃回日本军队的事。濑古见我不愿意逃回日本军队，就威胁我，让我无论如何帮他创造个机会逃跑回去。他对我说：我绝不会像你这个怕死鬼一样，在八路军面前屈服投降，即使我逃不掉，也要和他们以死相拼。可我却守口如瓶，这些事一点儿也没有向八路军敌工科的同志反映汇报。当时我是这样想的：反正我是不打算逃回日本军队去了。但濑古毕竟是我的老战友，是我的民族同胞，我何必去向八路军报告呢?只要濑古能设法逃回去，我就不去管，不去帮他的忙，也不愿去阻止他，人各有志，随他自己的便吧!
　　这样，在不久的一次日军扫荡过程中，小林青和其他战俘们被转移到一个山坳里。连日行军，大家都很疲惫。乘大家都进入一个山洞休息的时候，“这时，濑古悄悄地坐起来，望了望周围，见没有动静，又慢慢地站起来，推了我一把，用手向外面指了指，示意趁此机会和他一起逃跑。说实话，当时尽管我自己根本不愿意再逃跑了，但不想去阻止别人，更不想将濑古的逃跑报告八路军。我装着没有看见他的眼色和手势，像睡熟了一样，一动也不动。他见我很久没有动静，狠狠地跺了跺脚，冲着我挥了挥手，然后看看其他人仍在睡觉，没有人发现他的举动，于是就蹑手蹑脚地溜出了山洞，飞快地朝山下跑去。”直等到濑古跑过了一道山梁，他才装作刚刚发现的样子，急忙推醒身旁的八路军同志大喊：“不好了，不好了，濑古不见了!”同志们急忙起身，四面寻找，但见山坡下隐隐约约一个人影，已经跑得太远，无法追上便作罢了。
　　这个反省材料，最初是其本人在支部整风审干会议上的检讨发言。毫无掩饰的思想反省，使听者动容，也使自己的精神解脱。“我也把几年来一直压在我心头的沉重包袱丢掉了，觉得轻松了，心里只有一个想法：今后一定要更加努力工作，设法弥补由于我思想上的偏差而给革命工作造成的损失。”
　　小林青后来不仅参加了八路军，而且申请加入中国国籍，将自己的后半生与中国人民的命运联成一体。
　　四
　　促使这些日本战俘思想发生根本变化的，除了日本工农学校的课程教育外，还有其他方面的因素。物质生活上的优待，是一个很重要的方面。
　　早在八路军开赴抗日前线，与日军直接交锋之际，为了分化瓦解敌人，八路军就设立敌工科，专门负责处理战争俘虏问题，并逐步确定起优待俘虏的政策。
　　1937年9月，中共中央发出告日本士兵宣言，将日本士兵与发动战争的日本军阀区别开来。“日本资本家、地主、军阀发动对中国的侵略战争，把日本的工人农民，大批地强迫送到中国的战场上来，当炮灰而牺牲了。每天在中国的战场上，成千上万的日本士兵被牺牲了。你们离开你们的家乡，离开你们的父母妻子，你们战死在中国的沙场上，尸首也无人收敛，这是多么悲惨的事情呵!……在前线上与你们打仗的中国士兵，也是工农出身的。为着保护中国的土地，为着保护自己的家乡，为着反对日本军阀的侵略，中国的军队不得不进行神圣的正义的民族解放战争。但是中国军队绝不是反对日本的工农，他只反对日本的军阀。因此日本士兵应与中国的士兵联合起来反对共同的敌人日本军阀。”并且，公开承诺：“中国军队决不虐杀一个日本士兵，只要日本士兵解除武装，马上就给这种日本士兵以优待，如果他愿意回去，就送他回去，如果他愿意在中国军队内做事，就给他事情做。”⑨
　　同时，又以八路军名义致日本士兵书，公开自己的身份，希望与日本工农出身的士兵联合起来，反对日本军国主义。“你们大概早听过红军这个名字吧，我们现在的第八路军就是原来的‘红军’，也就是日本报纸上所常说的‘共产军’。今天我们在战场上以血刃相见是不幸的!你们都是从日本工农出身的，被你们的军阀强迫的穿上戎装，被送到中国的战场上了，离开你们的父母妻子，离开你们的家乡。我们也都是从中国工农出身的，今天开赴前线作战，只是为了抵抗日本军阀的侵略，保卫中国的领土，保卫中国人民的利益，同时也是保卫日本工农的利益!我们并不反对日本的工农，我们时刻在希望与日本工农携手。”“日本士兵们!到我们这边来吧，我们决不虐待你们，决不乱杀你们。如果你们自愿的[地]到我们这边来，一样是我们自己的弟兄，中国人民的朋友。”⑩
　　时至1938年7月，八路军制订了更加完备的《关于对待日本俘虏的命令》：
　　1.严禁伤害或侮辱日本俘虏，严禁没收或损坏其私人物品。我军指战员如有违背，将受惩处。
　　2．对伤病日俘应予以特别照顾和适当治疗。
　　3．日俘凡欲回归日本国或回归原有部队者，均给予一切可能的便利。
　　4．日俘如有愿留在中国或为中国军队服务者，应给予适当工作；有愿学习者，应尽量协助进入适当学校。
　　5.凡欲与其亲友通信者，应给予便利。
　　6．阵亡日军应予埋葬，并在坟前竖立石碑或木牌。(11)
　　这些优待俘虏政策的执行，起到了分化瓦解日军士兵的效果。小林青回忆自己在山东战场上被俘后受到的优待情况是，虽然他曾逃跑，“但是与我接触过的八路军官兵都是既不打我，也不骂我。除了我的枪、子弹、刺刀等武器被没收以外，我身上所有的个人生活用品，一点都没动，全部由我自己保存。他们还十分热情地款待我，关心我的身体健康状况。他们不厌其烦地找机会和我聊天，启发教育我。……虽然他们大都不会讲日语，却十分耐心地叫懂日语的同志做翻译来和我交谈，帮助我正确认识这场由日本军国主义政府发动的侵略战争是不正义的，使我懂得了中日两国人民应以睦邻友好的关系相互交往，中日两国人民没有仇恨，应是朋友。”(12)
　　在革命队伍供给制生活中，日本战俘享受着较一般同志高的生活待遇。“日本工农学校的学员一律按连级待遇，每月津贴费3元。在伙食供给上，中国同志以小米为主，我们则是以白面、大米为主。通常都是上午一菜一汤，下午两菜一汤。每天除各种素菜以外，几乎天天都有一点肉，每星期还能包一次饺子。”(13)如果学员生病了，还会享受到更好的照顾。
　　当八路军的宽大政策被越来越多的日本兵了解后，也有被荒唐误解的现象。
　　1942年5月，在太行山区，一个名叫小西政贤的日本兵被俘后，受到八路军敌工人员的优待。到傍晚时分，他竟然让看守他的侦察员送来一张纸条，上面用日文写着：“早先到院子里来的姑娘能借给我一晚上吗?”八路军敌工人员看罢，肺都气炸了，真想狠狠地揍他一顿，但又不能。最后，想出个办法，让县长摆开架势审讯他，敌工人员假装翻译，实则用日语痛骂一阵。反正县长不懂日语，俘虏不懂中文，八路军敌工人员搜肠剐肚，将自己所知不多的日语骂人的话全部抛出来，骂他个狗血淋头，叫他死了这份野心了事。(14)
　　实际上，宽大不等于一味地放纵，而是恩威并重，争取人心，重新改造人、塑造人。当然，对待俘虏政策还存在一个对外宣传与对内把握的分寸问题。1941年8月，毛泽东等致电新四军主要领导同志时就指示：“对待伪军应采德威兼施办法。不打不能迫使其就范建立我军的威权，但专打则势必结成生死冤仇，不打与专打两个极端政策对我们都是不利的。”“对伪军俘虏，不分官兵与社会出身，原则上一概不杀。对我成见深放了又来打我的分子也可以不杀，即再捉再放的办法比不杀的办法要好，效果要大。……我们应耐烦地采取七擒孟获政策。”(15)
　　在延安，对于日本战俘的这种重新改造与塑造工作，就显得更加突出。
　　五
　　从各个战场上俘虏后被转送到延安的日本兵，除了必须参加的学习、劳动外，其他时间在形式上是自由的。他们可以在延安一些公共场合闲逛，但是，在由边区联防军和自卫军严格把守的特殊部门，以及交通路口需要路条和通行证的兵法社会环境下，企图单独走出延安是不可能的。
　　在延安，也有两个日本俘虏。据说是从山西解来的，他们仍旧穿自己部队的军服，戴的也还是那顶钵形的日本军帽。他们也和在赵城(1938年八路军前线总指挥部所在地，位于山西境内——引者注)的两位伙伴一样的[地]在中国享受自由。在延安，差不多人人都认识他们，因为他们天天在街上闲逛，有时和人混熟了，就跑到人家里去喝茶聊天。顽皮的孩童，有时跟他们后面追着嚷：“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打倒日本鬼子!”他们却一点不恼，回过头和孩子们笑着，用生硬的中国话说：“不要打倒我们，我们是日本的劳苦大众，我们应该大家联合起来，打倒日本军阀!”(16)
　　被俘后，他们可以接受或不接受八路军提供的灰布军装，也可以继续保留穿戴自己的日军黄呢子军装。但是，经过在延安日本工农学校的学习生活后，尤其是“每人每月须当同学面前审查及批判自己底[的]工作一次，同学们互评优劣而予以应得的赞赏及应受的谴责”(17)。在这种强烈的集体舆论力量作用下，他们都纷纷主动脱下黄呢子军装，换上灰布军装。
　　设在学校学员活动室里的墙报，将每次学员讨论会上的亮点话题写成文字，对于每个学员身上出现的哪怕一小点进步都给予肯定和表彰，对于顽固不化的学员也组织巧妙的批评攻击。学员青木发表在墙报上的一篇题名《过去的回顾》，其中写道：“到延安来，已经过了两个秋天。回顾过去一年，可说是我思想转变的大革命时代。生下来之后，二十多年长期间的教育(原文如此——引者注)，就在这一年内根本颠覆过来了。要是没有这一年，我好像是不知有大海的井中之蛙，庸庸碌碌的[地]度过我的一生吧!”(18)
　　课外娱乐时间，提倡有组织的集体游戏活动。
　　在丰衣足食的口号下，学员们的伙食有了很大的改善。这是刘校务主任的努力和中国共产党深切关怀学员们的结果。
　　学校每月开一次晚会。特别是中秋节那天，要举行盛大的娱乐晚会。学员们演出许多短剧，如《弥次喜多的侠义》、《希特勒的威风》、《某中队长》等等。每个节目都富于奇特的想像。同时又带有健康的政治内容。
　　每天晚饭后，在运动场上，或打棒球，或打排球。不然的话，就在俱乐部里打扑克、打麻将、玩纸牌、下围棋、下象棋。以此来消除一天的疲劳。
　　学员整天都是这样紧张地学习，尽情地娱乐着。校园里充满欢乐和希望。(19)
　　当时的延安，唱歌、跳舞、打篮球、打排球等体育运动都很普遍，唯有日本士兵们在宝塔山下的河滩上玩打棒球，这是新鲜的玩意儿。通常是在吃过晚饭后，日本工农学校的学员们简单地划好场地，就兴致勃勃地玩了起来，你追我赶，不亦乐乎。渐渐地，四周围满了看热闹的人群。八路军敌工部和敌军工作干部学校的同志们，近水楼台，率先得知棒球比赛的规则和要领，很快就学会了打棒球。偶尔中共中央首长散步经过这里，驻足观战，其他观看的同志们会更加呐喊助兴，球场上奔跑着的学员们会玩得更加起劲。
　　生活的优待，娱乐的丰富，共同营造了一个实紧似松、恩威并重的精神革命的环境，使得他们自觉或不自觉地都要接受人生改造。
　　六
　　截至1944年10月的统计数字显示，抗战以来为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俘虏的日本官兵约2400人，其中经过教育被释放的约2000人，先后在延安日本工农学校学习的大约400人全部被改造成日本共产主义者同盟盟员。
　　另据统计分析，在这些学员中出身工人的有34%，出身农民的有32％，出身小商人、小职员的有21%，其他出身的13%。(20)他们在重新接受文化教育的同时，接受着政治思想教育，从而顺利地完成了自己的人生改造。
　　在延安大生产运动中，日本工农学校的学员开始没有安排生产任务，但在该校任教的中国教员都有生产任务。正在接受人生改造的这些学员们，为了表示对边区生产号召的积极响应态度，主动要求参加生产。到1944年5月，他们开荒种地90亩，并且经营得非常仔细认真。“他们在耕种方面，和去年完全不同，生荒都挖过二次至三次，熟荒大部分都挖了二次，播种已经完毕，洋芋长的[得]很好。”在突击开荒中，校方为了顾及到同学们的身体和习惯，让大家休息，但他们说：“在这里劳动与日本是不同的，在日本是为了地主们劳动，在这里劳动所得的果实，完全归自己享受。”(21)到这年年底，学员们的劳动成果折合为小米66石6斗。“计农业组生产小米20石，纺纱组生产小米13石5斗，木工组6石7斗，糊洋火盒及修理窑洞2石4斗，帮助团结合作社做点心、染色、铁工等，□报酬24石。”(22)其中农业组组长新川久男被评为中直系统特等劳动英雄，并出席陕甘宁边区群英大会。
　　除了上述物质生活优待外，他们在校内外所享受着的共产党领导下的政治民主权利，也是促使他们精神思想变化的一个重要因素。
　　校内民主是由学生会实现的。由学员自己投票选举出的学生会，负责管理学员们的日常生活和学习，及其他各项活动；同时，也保障学校教育计划的实施。学生会经常有组织地向学校反映学员们的意见，学校方面非常重视学员们的意见，只要认为是合理的，能办得到的，基本上都接受，并在工作中加以改进和完善。
　　校外民主是让学员与其他公民一起，同样享有陕甘宁边区抗日民主政府参议会的选举权与被选举权。
　　1941年11月，陕甘宁边区第二届参议会召开。参议会根据中国共产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原则，实行“三三制”，即共产党员、国民党员和无党派人士各占三分之一。参议员按照地区和单位，依照三三制标准确定名额选举产生。日本工农学校、八路军敌军工作干部学校、抗大、鲁艺等7所院校为一个选举单位。各校先按要求提出自己的候选人，然后由候选人进行公开演讲，让选民投票选举出正式参议员。日本工农学校的候选人是该校学生会会长森健，鲁艺候选人是周扬，抗大候选人是郭化若，还有延安自然科学院候选人徐特立等。
　　森健是日本士兵，出身工人，曾在中国东北日伪满洲铁路做工，1938年被八路军俘虏后经教育，申请加入八路军，是延安日本工农学校发起创办人之一。
　　正式选举那天，各学校的选民们像过节日一样，簇拥着自己的候选代表，扛着标语，有的还敲锣打鼓，列队进入会场。设在延安飞机场的选举会场，歌声、口号声此起彼伏，热闹非凡。鲁艺师生发挥自己的特长，将周扬画像抬出来，以张声势。
　　大会正式开始后，首先由候选人所在单位介绍候选人情况，接着请各位候选人发表20分钟演讲。森健是用日语演讲，由工农学校副校长赵安博现场翻译，所以特许时间延长40分钟。他在演讲中说：“我们这些生活在中国抗日民主根据地的日本人，有幸能够参加陕甘宁边区参议会的选举，这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给我们的一个学习新民主主义政治的好机会，这将为我们打倒反动封建的日本军阀政府，建立民主的新日本，积累宝贵的革命的经验。”(23)演讲博得长时间热烈的掌声。最后，由工作人员当场发给到会选民每人一张选票，实行无记名投票，由选民们在候选人名字后画勾，依次走到投票箱前投票。投票结束后，当场开箱验票。选举结果，森健当选为第二届陕甘宁边区参议会正式参议员。(24)同时，工农学校学员中小路静还当选为延安市参议会的参议员。
　　11月6日至21日，边区第二届参议会第一次会议正式召开。会议开幕的次日，即11月7日，日本工农学校召开盛大庆祝会，欢庆森健和中小路静分别当选为陕甘宁边区和延安市参议会参议员。庆祝会邀请中共中央、陕甘宁边区政府、八路军总部、八路军敌工部、抗大、鲁艺、敌军工作干部学校以及延安各界人士参加。大家热情称赞中日两国人民的友谊和在华日人反战同盟为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所做的贡献。而日本工农学校的全体学员们都表示，森健当选为边区参议会参议员，不仅是他一人的光荣，也是所有在华日人的光荣。为此，他们决心要更加努力学习和工作，以此报答中国人民对自己的关怀、信任和期望。
　　七
　　在延安日本工农学校学习或毕业后的日本学员，在接受思想精神改造后，都积极参加对日军进行的反战宣传工作。制作慰问袋、书写日文标语传单、编写日文反战报刊、上前线直接喊话或通电话、接待日军俘虏，等等，都发挥了极大的分化瓦解和反战作用。
　　1938年以前，八路军俘虏来的日军多数是负伤后被俘虏的，在缺少会说日本话的干部条件下，大部分都经过简单的宣传教育后，根据其本人意愿，释放回去，但一般都要带些传单，作为义务宣传员。只有少数俘虏因害怕回去后受到军法处分，而留在八路军中。
　　1939年11月7日十月革命纪念日，太行山区日军俘虏在山西省辽县麻田村发起成立“在华日人觉悟联盟”，随即又觉得“觉悟”二字未免让人感觉狂妄，更名为“在华日人觉醒联盟”。同时，在重庆的日本进步民主人士发起成立“在华日人反战同盟”，其他各地日人反战组织逐渐成为该组织的分支机构。1942年8月15日，经在华日人反战同盟延安支部倡议，决定将分散在八路军、新四军领地的各地觉醒联盟和反战同盟组织合并，成立“在华日人反战联盟华北联合会”。会议通过纲领、章程、工作方针和计划，具体规定了反战宣传的内容方法、成员训练、接待新俘虏措施、协助八路军办法，等等。
　　当这些战俘被改造成革命的战友，不仅空前扩大了瓦解日军的力量，而且也完全改变了八路军敌军工作的方式，即此前主要由曾经留学日本和懂日语的八路军、新四军干部直接承担，现在是在正确方针指导下，依靠在华日人反战同盟(后来更名为“日本人解放联盟”)的干部做具体工作，并且工作更有针对性，更到位，也更见成效。
　　1943年以后，特别是1944年，日军在许多战场上屡吃败仗，国内经济衰竭，兵源危机严重，“被我军俘虏的日兵日渐增多，1944年起就很少有要求释放回原部队的。”(25)随着八路军优待俘虏政策的广泛传播，主动投降的日军逐年增多：
　　1940年主动投降的人数占中共军队所收容的日军俘虏总数的7%；
　　1942年主动投降的人数占18%；
　　1943年主动投降的人数猛增至48%；
　　1944年主动投降的人数达到86%；
　　1945年主动投降的人数更增至125%。(26)
　　攻心为上，不战而屈人之兵，是谓善用兵。中国古代《孙子兵法》的战争智慧，在八路军改造日本俘虏工作中，得到了成功的应验。
　　“八路军瓦解皇军的手段，最厉害的就是优待和释放俘虏。”“反战同盟随时随地地对日本士兵进行宣传，无法防备。”这是来自日本军部的感叹。
　　抗日战争胜利后，曾任侵华日军总司令官的冈村宁次承认，“在过去日清(甲午战争——译注)、日俄战争年代，日兵没有主动投敌的，即使负伤后被俘，也不会在敌人审问下供出我军情况。现在情况变了，被俘后很多人供出我军军情，并有叛逃投敌者，实为可叹。在华北，还有思想上倾向共产党的。”这是令他百思不得其解的新现象。对此，他写道：“据说共军捕获我伤兵、逃兵时，首先让阵营内的日本兵和日本通等对俘虏进行甄审，并把被认为不合格的兵放还。这些被放还的逃兵再次落入我军后，均被送交军法会议以投敌罪加以重罚。审查合格的俘虏则接受教育、训练，从事对日宣传，甚至参加战斗。”(27)
　　改造精神与思想，重新塑造人生，这是中国现代革命的一个历史创举。
　　①转引自王向立：《延安日本工农学校》，《八路军军政杂志》(延安)第3卷第6期(1941年6月)。
　　②参见小林青：《在中国的土地上——一个“日本八路”的自述》，北京：解放军出版社1985年8月版，第95—96页。
　　③转引自王向立：《延安日本工农学校》，《八路军军政杂志》(延安)第3卷第6期(1941年6月)。
　　④参见小林青：《在中国的土地上——一个“日本八路”的自述》，同前引第97—98页。
　　⑤野坂参三(1892—1993)，在苏联期间曾向斯大林诬告，致使日共另一位领导人死于非命。此事半个世纪后被暴露，野坂参三被日共中央开除党籍。
　　⑥何思敬、王学文主讲，香川孝志记录：《社会科学基础知识》，北京：求实出版社1983年4月版，第2、170、119页。
　　⑦参见小林青：《在中国的土地上——一个“日本八路”的自述》，同前引第90页。
　　⑧《愉快地紧张地学习着的日本工农学校的学生》，《解放日报》(延安)1943年10月12日。
　　⑨《中共中央告日本海陆空军士兵宣言》(1937年9月25日)，见中共中央书记处编：《六大以来——党内秘密文件》上册，北京：人民出版社1981年2月版，第863、864页。
　　⑩《八路军告日本士兵书》(1937年9月25日)，见《六大以来——党内秘密文件》上册，同前引第865—866页。
　　(11)转引自《延安秘事》上册，北京：红旗出版社1996年9月版，第376页。
　　(12)参见小林青：《在中国的土地上——一个“日本八路”的自述》，同前引第203页。
　　(13)同上，第88页。
　　(14)参见刘国霖、铃木传三郎：《一个老八路和日本俘虏的回忆》，北京：学苑出版社2000年6月版，第49—50页。
　　(15)毛泽东、王稼祥、谭政、傅钟致陈毅、刘少奇电，1941年8月17日。见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中卷，北京：人民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12月版，第321页。
　　(16)舒湮：《战斗中的陕北》附录《延安行》，上海：文缘出版社1939年3月初版，第19页。
　　(17)[美]福尔曼：《中国解放区见闻》，重庆：学术社1946年2月初版，第70页。
　　(18)转引自赵安博、王向立：《思想革命——延安日本工农学校学生剪影》，《八路军军政杂志》(延安)第4卷第3期(1942年3月)。
　　(19)《愉快地紧张地学习着的日本工农学校的学生》，《解放日报》(延安)1943年10月12日。
　　(20)[美]冈瑟·斯坦因：《红色中国的挑战》，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99年12月版，第389、391页。
　　(21)《日本工农学校学生种地九十亩》，《解放日报》(延安)1944年5月25日。
　　(22)《日本工农学校学员生产值六十六石》，《解放日报》(延安)1944年12月24日。
　　(23)转引自小林青：《在中国的土地上——一个“日本八路”的自述》，同前引第107页。
　　(24)关于这次选举结果有不同记载。郭化若在其回忆录中说，此次选举延安七所院校只有一个名额，他以1650票当选。见《郭化若回忆录》，北京：军事科学出版社1995年3月版，第141、142页。小林青回忆此次选举是四所院校竞选两名代表，结果是森健、周扬当选。见小林青：《在中国的土地上——一个“日本八路”的自述》，同前引第106、108—109页。但到此届边区参议会正式开会时，这几位竞选者全部都参加了会议。其中徐特立作为安定县代表，森健、郭化若、周扬三人都作为“边区政府聘请”代表。见《边区二届参议员题名录》，《陕甘宁边区参议会文献汇辑》，北京：科学出版社1958年10月版，第169、170页。
　　(25)刘国霖、铃木传三郎：《一个老八路和日本俘虏的回忆》，同前引第49—50页。
　　(26)转引自《延安秘事》上册，同前引第403页。
　　(27)[日]稻叶正夫编：《冈村宁次回忆录》，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12月版，第33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