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察延安生活的文化方面，医生、文艺工作者等，探讨文化人在革命阵营里的精神思想特征及变迁，探讨改造人、重新塑造人的实现途径。
　　延安医生“告御状”
　　延安中央医院是延安高级知识分子集中的单位之一，在这里，以西方解剖学为基础的现代医学，需要有严格的组织管理制度作保证。接受过现代医学科学教育，来自五湖四海的知识分子们，为了建立起科学民主的组织管理制度，曾经经历着激烈的矛盾斗争。逃避出走、“告御状”、妥协与被改造，逐渐成为他们自觉或不自觉地思考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路径选择，从而促进一种局部民主整体专政，对下民主、对上集中的社会体制格局的最终形成。
　　一
　　1940年7月，毛泽东夫人江青住进中央医院妇产科待产，毛泽东经常到医院探望。距离医院不远处有某单位的一台发电机，噪音很大，影响医院工作和病人休息。医院曾经向有关方面多次反应都没有结果，这次由直接为江青接生的妇产科助产师丁兰趁机向毛泽东汇报，请主席干涉一下，将其拆迁。
　　毛泽东凝思片刻说：医院需要安静，这个建议很好。但是目前不要搬，要不别人还误会以为江青分娩搞特殊化呢。噪音也不是太大，还是等江青出院后再说吧。
　　果然，江青生下李讷，出院不久，这台发电机就被搬走了。①
　　就社会交往而言，医生是个特殊的职业，他们可以通过自己的职业行为，直接接触并交往社会最高领导者，有意无意地参上一本、告上一状，就可以通达在集权专政社会一切问题迎刃而解的捷径。这是一个比较早的延安医生“告御状”的记录，随着告状结果出人意料的成功，医生“告御状”的范围和胆子也就越来越大。
　　1941年初，该院儿科护士发错了药，剂量超过数倍，危及病儿生命。时任儿科主任的侯建存博士发现后，盛怒之下大发雷霆，一把将担任护士长的自己爱人张宗惠推倒在地。本来这段时间里延安伤寒开始流行，护士们工作就不安心，现在出了这件事正好成了导火索。护士们群情哗然，气不打一处来，管你们是夫妻不是夫妻呢，动手“打”我们护士长张大姐，这还了得?
　　正在此间，毛泽东因患肩周炎，医院安排时任妇产科婴儿室护士长何奇到杨家岭为毛泽东做理疗。就此机会，何奇实实在在地告了侯建存一状：
　　有一天，我一面替毛主席做治疗，一面聊天，趁机向毛主席讲了侯大夫如何发脾气、训人、打老婆等等。我说，侯大夫太不像话了，他不满意延安的医疗条件困难，他想出去就让他走算了，少了一个大夫就不革命啦!②
　　侯建存是中央医院不多的几位医学博士之一，辽宁大连人，1900年生，毕业于山东齐鲁大学，曾任北京协和医院小儿科主治医生，是爱国民主人士杜重远的内弟。抗日战争爆发后，他随国际红十字会到延安考察，便留下来担任中央第二保育小学儿童保健工作，1940年7月调任中央医院儿科主任。年前不久，曾经主持中央医院筹建工作的何穆博士愤然出走刚刚回来，现在怎么也不能出现第二个出走的呀!这次毛泽东没有买护士的账，而是耐心劝导何奇要支持侯建存工作。
　　得通天捷径之便，医生们“告御状”的种类也就五花八门。生活细节问题告状，政治运动更告状；中国医生告状，外国医生也学着告状；有一定级别的领导人住院时心情烦躁，不配合治疗，医生要告状；人们对护士工作不重视也要“告御状”，一状未果，再告一状。
　　为了引起人们对护士工作的重视，1941年4月，中央医院护士集会，要求设立护士节，当然要就便找到毛泽东的支持。医院护理部主任沈元晖得以当面汇报后，毛泽东当即批准，拨给经费，派专人协助筹备工作，并题词“护士工作有很大的政治重要性”。5月12日延安医务界隆重举行纪念国际护士节暨中华护士学会延安分会成立大会，朱德、洛甫(张闻天)、陈云、博古(秦邦宪)、邓发等中央领导都到会讲话。
　　护士工作应该受到人们的尊重和爱护，但延安护士节能搞得这么快，这么隆重，很显然是与中央医院护士们能够“告御状”，寻求到最高层的支持分不开的。
　　1943年7月，延安整风抢救运动铺天盖地，满城风雨。中央医院335名工作人员中，几天之内就被“抢救”出“特务”、“汉奸”、“托派分子”等108人，医务工作无法正常开展。在此服务的苏联医生安德烈·阿洛夫博士着急了，趁着给毛泽东看病的机会，坦言自己的忧虑。而陪在一旁的翻译杨金涛也乘机发挥一通，反映医院里有人在大搞逼供信，把人往死里整。
　　整风抢救运动是毛泽东组织领导的一场全局性政治斗争，自有自己的安排打算。洋医生“告御状”没有马上见效，但多少会给最高层带去一种危急的信息，从而为这场运动稍后的策略调整作了铺垫。
　　“告御状”是人治社会的暗箱操作行为，如果受告者将告状人透漏给了被告者，那么，被告者迟早都会打击报复告状者的。
　　1938年3月2日，林彪在山西隰县晋绥防区经过，因为身披一件缴获来的日本军官黄呢子大衣，脖子上挂一个望远镜，被国民党晋绥军哨兵误认为是日本军，开枪射击，子弹伤及脊椎神经。在延安治疗一段时间后，又转送苏联医治，仍留下不少后遗症，性情日渐怪僻。1941年初回到延安后，他还经常住进中央医院高级干部疗养病房。曾任陕甘宁边区医院和中央医院院长的傅连暲，私下里将林彪的真实病情告知毛泽东。20年后，林彪成了党和国家的副统帅，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毛泽东最最亲密的战友。傅连暲受到林彪的嫉恨和迫害，死后尸骨难寻。
　　“告御状”也是有风险的，但在某些特殊情境下，对于局部问题的解决，却有药到病除的神奇功效。“告御状”相习成风，制度化的现代科学管理和公正化的社会民主体制，就会受到影响。延安医生“告御状”既有特殊环境条件下的不得不然，也有轻车熟路的习惯成自然。前者是客观社会的历史因缘，后者是精神文化的一脉惯性与人性懒惰的恶劣表现。
　　二
　　延安中央医院是延安时期条件最好的医院，也是发展得最完备的医院。
　　1939年8月，在延河上游，距离延安城西北方向大约十公里处的李家坬村旁边的一个山沟里，经过4个多月的筹建，已经开挖出上下两排40多个窑洞，可以应急收治病人的中央医院初具规模，即将开业。可是主持其事、负责筹建工作的医生何穆博士，却在这种时刻与其夫人陈学昭博士，带着他们8岁的孩子，愤然离开了延安。对于他们愤然离去的原因，现在所有公开出版的回忆资料里都语焉不详，或者笼统地称为“因事离开”、“因故离开”，其真实原因是他关于这座现代医院的管理理念和自由民主、科学效益的社会人生理想，与革命队伍里某些地方日渐孳生着令人窒息的落后愚昧、专制奴性习气的矛盾冲突。
　　何穆(1905—1990)，江苏金山县人(今上海市金山区)，震旦大学医学科毕业，1926年留学法国，主攻肺科，获都鲁士大学医学博士学位。1935年初，他与同在法国留学，并获得克莱蒙大学文学博士学位的陈学昭一起回国。经过几年奔波辗转，1938年8月，他们通过国民革命军第十八集团军驻汉口、重庆办事处介绍，举家来到延安。据当时在陕甘宁边区政府交际科工作，具体接待何穆夫妇的金城晚年回忆：“何穆中等身材，戴一副金丝边眼镜，文质彬彬；陈学昭身材瘦小，一副理想主义文人的风范。两个人热情很高，一到交际科就要求参观、访问、工作。……我对他们的到来内心感到十分喜悦。因为当时边区的医疗条件很差，特别对肺结核病束手无策。这种病即便在中国大城市也是被视为绝症的，一个患者只要被确诊为‘T.B.’则无异于判处他极刑。我经常看到许多好好的干部和群众，包括被人们所敬爱的高级干部，就因为这种绝症而丧失了工作权利，甚至被夺去生命。如今能有何穆同志这样的肺结核病专家来，该能挽救多少党的宝贵财富，怎不值得庆幸呢?”③由中共中央组织部副部长李富春亲自安排，何穆被分配到边区医院任肺科主任，陈学昭以重庆《国讯》旬刊特约记者身份，被安排到边区文艺界救亡协会专业采访写作。
　　红军到来之前，陕北地区缺医少药，现代西方医学几乎没有。红军长征带来的一些医疗队，都开赴前线做战地医疗服务。1937年1月，中共中央随红军总指挥部从保安迁驻延安，原苏区红军医院院长兼红色医务学校校长傅连暲受命组建中央苏维埃医院，并任院长。红军接受国民政府整编后，该院改称为陕甘宁边区医院，条件简陋。1938年冬季，延安遭到日军飞机轰炸，边区医院迁往安塞，留在延安的只有中央总卫生处及其门诊部和军队系统的军委卫生处直属卫生所。何穆没有随边区医院到安塞，而是被留住在中央组织部，为中央首长看病，偶尔也到中央卫生处或门诊部上班。他后来介绍说：“中央卫生处原在25华里以外的山沟里设有50张病床的疗养所，病人以肺结核为最多。没有医生，我每周去一次，傅连暲同志每三四周去一次。由于只有一名护士，病人病重时，治疗与护理多有困难。”④在这种情况下，傅连暲和何穆建议在延安组建中央医院。
　　两位医生的建议很快得到中央的同意和支持。1939年4月，李富春代表中共中央将主持筹建一座正规化综合医院的任务交给何穆。当时现有的筹建条件是：中央财政准备的3000元钱，以及“华中万国红十字会理事长马克维尔(Maxwell)、汉口美国教会苏霭士(Suess)女士及希金(Higgins)先生、史沫特莱(Smedley)女士等捐赠给了我们足供一百病床半年之用的药品器械及现款20600元”⑤。何穆受命之初，寝食不安，竭尽全力，在两位工人的陪同下寻找院址，雇工布局开挖窑洞，购置医疗家具器械，忙得不亦乐乎。至于市场上买不到的消毒锅、小便壶、大便盆等诸多医疗特殊用品，他就亲自动脑筋，画图纸，然后带领工人用美孚油桶、白铁皮、木料等土法制作。与此同时，中央组织部不断地抽调医疗和行政管理人员来充实壮大医院组织机构，这样经过四个月的紧张筹备，到同年9月就已经初具规模，11月7日正式成立，对内称中央医院，对外又称国际和平医院总院。
　　成立仪式很平淡，到场领导只有时任中共中央办公厅秘书处处长王首道、陕甘宁边区政府副主席高自立、军委卫生部部长姜齐贤和新四军代表张鼎丞等。这在延安是很少见的。通常举凡学校开学、俱乐部开张、群众团体成立、岁时节庆，都有大规模的庆祝活动，中央主要领导人纷纷到场，题词演讲，蔚为大观。此番平淡冷清，暴露出中央医院正式开业前何穆愤然离去，引起中央领导者对医院内部矛盾激化的冷处理。
　　这种矛盾有人事上的纷争，更有价值观念上的冲突。
　　当初，何穆从李富春那里受命之际，双方都以为何穆是医院筹建工作的全权负责人。但实际上，时任中央总卫生处处长的傅连暲还可以对医院筹建工作起领导作用。虽然傅连暲曾经长征的资力威望，以及与中央领导人的私人交往都是何穆所不可以比拟的，可是何穆觉得他更有责任将医院筹建成一座正规化、科学化、现代化的综合医院。而中央对于医院究竟要办成什么样的规模，什么样的规格，开始并不明确。甚至医院的名字是“中央干部医院”，还是“中央医院”，也不确定。据传是傅连暲拿到毛泽东那里，请示后定名为“中央医院”的。最初草创阶段，尽可以让何穆去操持，现在要开张了，傅连障就不能不表示关心。还有人事上的调配，也是傅连暲在拍板决定着的，不一定什么事情都要与何穆通气。这些都出乎何穆的意料之外，他不愿意自己卷入无谓的人事纷争。
　　而更让其难以忍受的，是不同价值观念的冲突。当时与何穆生活在一起的陈学昭稍后创作了自传体小说《工作着是美丽的》，其中记述了女主人公每天晚上听男主人公晓平在忙碌一天后对工作和人事上的抱怨：
　　工作没有一个严格的工作制度，工作效益不高，人才的使用好像是建立在了解上，被了解就能被重用。但是怎样被了解呢?怎样才算是到了被了解的程度呢?如果要被大家，这一个和那一个人，人人了解之后才能得到一个适当的工作，那至少在这个地方需要混上10年20年。到那个时候，自己的技术可能已经落后了，人也老了，能工作的精神最旺盛的时日也过去了，况且到了那个时候还是可以不被了解的。很多时间，消耗在开会上，会而议，议而决，决而行，但行而改样。时间的观念是很淡薄的，人们把很多时间花费在等待开会上，因为每个赴会的人都害怕等待别人。如果说下午两点钟开会吧，就算是早一点的，也要两点半或三点钟才去，这就使得大家花更多的时间，等待得更久。晓平对医院里技术上的领导者感到不服气，以为技术不如他。他觉得技术人员的地位不够高，所以人们都不安心做医疗工作，愿意去当政治、军事干部，有地位，有发展。⑥
　　这里还没有现代社会的专业技术分工，“青年人都忙于把时间应付一个号召又一个号召，没有把时间用在一个有体系的有计划的学习和工作上，而且他们经常被调来调去，很少有固定的工作，结果人人都有变成一般化的危险。”⑦当时流行的说法是，“我是革命一块砖，哪里需要哪里搬”。战争环境下革命队伍里的同志，大家工作在一起，生活在一起，休息在一起，判断问题的价值标准是统一的，也是唯一的，那就是对革命贡献大小，职位高低，待遇多少都应当是相匹配的。于是，闲暇时间里大家对人的评判也就是职位与待遇的大小多少之比较。何穆当时享受小灶、骑马待遇，但马房里的马还有骏马与病马之分，当马夫为他套出一匹病马，别人在他身后窃窃议论，他自己也就感觉是被捉弄了。同样，到仓库里领东西，保管员看你的级别与亲疏，可以精心为你挑选最佳，也可以将被挑选过的遗弃物分发给你——只有这些存货，你不要?那可就没有啦!
　　供给制按照个人所处的一定行政级别进行资源分配，一方面造成有饭大家吃，有衣大家穿，人人平等，处处公平的理想景象；另一方面又在一切社会资源高度集中垄断的前提下，分配过程暗箱操作，上一级知道下一级情况，下一级不可以知道上一级情况，从而掩藏着以权谋私、假公济私的可能。而社会政治道德一元化的价值取向，取消了严格意义上的社会舆论监督。作为一种补偿，是直接民主的道德清洁运动，即每个供给制单位里的定期民主生活会制度。通常每周一次，批评自我批评，大家进行道德集体清洁游戏，没有个人隐私，也毋需个人尊严，要拿得起放得下，自己不要把自己当人，才不在乎别人是否把你当人，这样才能将个人价值消解到集体生活规则之中，变得通脱开朗起来，敢想敢干，敢作敢当，敢破敢立。
　　这种集体生活规则，是个无物之阵。平常闲居可能并不觉得，一旦当你要有所追求，尤其是个人事业追求时，你在行动事功中就能感觉到四面临敌、跌落陷阱的困境。丁玲小说《在医院中时》⑧，写的就是搬迁到安塞之前在延安拐峁的边区医院里的实际情况，人是确有其人，主人公陆萍的原型就是该院助产士余武一，事是“确有其事，不是编的”。时隔近半个世纪，丁玲谈到此事还不禁感叹：“一个知识分子到延安生活开头很不容易适应，又在那样条件确实很差的医院里工作就更加不容易。”⑨这个医院体制就是，医生可以是专业技术人员，但行政领导者都是有革命资历的“老干部”——不一定真的年龄大，只是当时对于工农出生，参加过长征，没有什么文化者的一种习惯称谓。院长是个不识字的庄稼人，指导员是个放牛娃娃，后来在抗大经过三个月或半年的短期培训，被组织安排到医院当领导者。他们对现代医学完全是外行，但代表着党的利益和权威。在其领导之下，任何个人“除了服从没有旁的办法”。此外，在领导者和专业技术医生之间的是懒散世故市侩的群众，是流言蜚语的散布者与传播者，因为追逐着物质利益享受是其生活鹄的，所以天然地逢迎着领导者的意趣。当陆萍真诚地对医院工作提出种种改良意见，无形中就触动了领导者和群众的习惯及利益。“她有足够的热情，和很少的世故。她陈述着，辩论着，倾吐着她成天所见到的一些不合理的事，它不懂得观察别人的颜色，把很多人不敢讲的，不愿讲的都讲出来了。”不久，她就成为“医院里小小的怪人，被大多数人用异样的眼睛在看着”。然后，支部会上有人批评她，院长找她谈话，病员也对她冷淡，对现实不满就是党性不强，是小资产阶级意识、知识分子英雄主义、自由主义在作祟。
　　于是，她变得非常的孤立，神经衰弱，每晚失眠，生活工作都如临大敌，如坐针砭，但她并不知道对手是谁。这是无物之阵，是可怕的陷阱，吞噬着现代文明播种的可能。“是的，应该斗争呀!她该同谁斗争呢?同所有人吗?要是她不同他们斗争，便应该让开，便不应该在这里使人感到麻烦，那末，她该到什么地方去?”
　　最后，陆萍获准离开医院去学习。而同样曾经在边区医院工作过的何穆，现在筹建中央医院过程中正遇到与陆萍同样的困境，他也只有愤然离去。
　　三
　　肺结核、伤寒、回归热、天花等传染疾病，都曾经先后肆虐过缺医少药的延安和陕甘宁边区。在严酷的战争年代里，敌人的炮火与身体的疾病是夺取战士生命的两大杀手。面对疾病，最立竿见影的武器是现代医学。“救活一个革命干部，比消灭一百个鬼子还重要，因为他们都是火种，革命事业正等待着他们去完成啊!”⑩延安中央医院正在不断地从延安各学校，从晋察冀、苏北等其他各抗日根据地抽调选派医务人员，也从西安、上海、重庆等国统区大城市招揽医务人员。作为中央医院筹建主持人的何穆，带全家愤然出走，是个影响很大的事件。
　　为了挽回影响，中央有关方面安排让傅连暲亲自写信给何穆，表示：中央医院已修建了更多的病房，接受病人日渐增多，正需要更多的医生护士，医院院长一职还留待着你回来就任。而何穆夫妇回到重庆后，虽然开着私人诊所，但已经难以再过普通百姓的生活。此前陈学昭在《国讯》旬刊连载《延安通讯》，所以他们一直受到国共双方的监视与争夺。八路军驻重庆办事处聘请他为保健医生，始终与他保持联系，并对他的生意垂顾有加。而国民党政权拉拢不得，便对他施加压力。乘此时机，经多方努力并由周恩来出面，又争取何穆夫妇带领其他一批招募来的医务人员，于1940年11月从重庆返回延安。
　　重新回到延安，中共中央对中央医院组织关系及何穆工作作出重大调整。任命何穆担任中央医院院长，医院直属中央机关，供应由中央办公厅负责，工作由中央组织部领导。这在延安是绝无仅有的，它使得中央医院脱离了中央总卫生处，具有很大的自主权。
　　1940年12月20日，何穆一行历经坎坷和风险抵达延安，中央医院盛会欢迎，八路军总司令朱德和中央组织部副部长李富春亲临致辞。次日，中央书记处书记兼中组部部长陈云和中央办公厅秘书处处长王首道专门看望何穆，表示热情欢迎。随后，陈云、李富春又找到医院党支部书记兼副院长石昌杰强调：“希望你们认真做好统一战线工作，团结非党专家。如果再走人，要对党负责，要追究政治责任。”(11)同时，医院召集党员大会，陈云动员党员积极团结非党专家，与非党专家交朋友，支持何穆工作。后来，周恩来回延安期间也严肃指出：“中央医院拥有一大批中、高级专家，是一个统战工作任务很重的单位。医院的党政工作同志，必须作[做]好团结他们的工作，使他们工作安心，发挥他们的积极性、创造性。如果因为我们的工作没有做好，使他们产生要离开延安的情况，有关同志那就要向党负责。”(12)
　　有了这样的尚方宝剑，何穆再次主持中央医院工作，就可以按照自己的意愿规划设计一个比较正规的综合性医院了。
　　经过几年建设，至1945年，该院已有病床210张，设置内、外、妇、儿、结核科和传染科。医院主体部分占地九层窑洞，布局整齐，远远看去像九层楼房，一层是儿科，编号从101开始，二、三、八层是工作人员宿舍，依次编号从201、301、801号开始，四层妇产科，五层为外科，六层为内科，七层是胸科和肺科，最高的第九层是学生疗养院(1941年学生疗养院与干部疗养院合并后迁走，这里改作高级干部疗养病房)，编号从901开始。依照地势走向，各层窑洞编号一律从西到东，每个窑洞四张病床。医院另有手术室、婴儿室、药剂室、检验室和X光室，以及俱乐部、食堂、厕所等生活设施。如此规模，中央医院成了延安对外展示的窗口，经常接待中外记者或嘉宾的到访。
　　更重要的是，医院通过何穆和苏联医生阿洛夫博士(13)的努力，逐步建立起一整套完整的现代管理制度。医院内部从院长、科主任、主治医师，到实习医生、护士长、护士、卫生员、炊事员，都有明确的岗位分工和职责；从出入院、值班、接诊、门诊、病房、手术，以及消毒、隔离、病历书写等局部细则方面都有明确的规章可循。在此基础上，医院建立起全院业务学习制度，各科主任定期为本科医务人员上课，同时不定期聘请院外大夫做报告。对各级医务人员的学习成果，褒贬臧否，奖罚分明。这样促使全院上下，虚心业务，杜绝是非，驱之向善。
　　据何奇回忆，该院仅护理工作制度主要就有以下这些：
　　1.病历制度：病历首先是体温、脉搏、呼吸、大小便次数等图表。第二部分是病史、查体、诊断等。第三部分是医嘱、处方等。第四部分是护理记录。第五部分是各项检查报告单。延安纸张虽然十分缺乏，我们还是设法用白报纸和有光纸铅印的表格，每个病历都用木板夹的[得]整整齐齐。
　　2.值班制度：分白班、小夜班、大夜班。白班上午人数最多，分工负责晨间护理、查病房等，做各种治疗，配合准备工作等。
　　3.晨会制度：在护士长主持下，听大夜班报告，安排当天护理工作，交代重危病人的特别护理，检查纠正差错和注意事项等。
　　4.交接班制度：夜班护士向白班护士交接，写在交接班本上，向全体值班者宣读，重危病人一律床头交代病人曾发生的各种异常现象和问题。此外还要交东西，包括诊室的注射器、针头，仅有一、二支体温表都要逐个查看，有否损坏，在交接本上签名。(14)
　　这些严格完备的规章制度，严密科学的管理体制，保证了医院医疗水平的充分发挥。自1939年9月至1946年6月，该院共收治伤病员13886人，治愈数13423人，总治愈率96.67%，历年平均治愈率达97.25%。这在当时中国所有医院里都是可以成就骄人的。
　　当时国内产妇平均死亡率为1.5%，而中央医院各年收治的3143名产妇中，除1941年因农村旧式接生难产病危始送医院而死亡2人外，其余无一人死亡。
　　另据同时期国内一般医院统计，小儿腹泻肠炎、小儿支气管肺炎、成人大叶性肺炎的死亡率都在20%以上，而延安中央医院则分别为8%、5%、3.7%。
　　在延安当时那样艰难的环境下，中央医院创造了医学史上的奇迹。
　　四
　　当时延安有四座医院，除了边区医院、中央医院外，还有位于延安东北角20里铺附近的白求恩国际和平医院(1940年创办)，与之隔延河相望位于柳树店附近的中国医科大学附属医院(1943年创办)。这些医院对于在延安和陕甘宁边区，以及其他根据地的“公家人”都是免费医疗。随着医疗条件的改善，要求住院的人数越来越多。中央医院在内部管理方面可以建立一整套行之有效的现代管理体制，但对于外部社会环境是无能为力的，只有住院制度和探视制度两项聊以抵御纷繁的社会干扰。
　　住院制度规定，病人必须由所在机关单位卫生所介绍，经过中央医院医生检查，依照病情，确认需要住院的，才允许住院。这改变了以前由单位卫生所或行政领导决定病人是否应该住院的情况。探视制度规定，医院在限定的时间地点接受探视病人，此外一概由门卫挡驾；探视病人时必须遵守医嘱。“这些制度，改变了过去在长期游击战争环境下形成的习惯，院内外都有强烈反应。一位从前方回来的将军来院探望战友，因为不到会客时间，被收发挡了驾。此类事不只一桩。”(15)
　　八路军一二〇师政委关向应因患肺结核，住院接受脓胸排脓手术，体质虚弱。毛泽东在探视时间里前来看望时，说话较多，值班护士刘鑫炎马上提醒：“首长，医生不让关政委多说话!”
　　毛泽东也只能点头称是，默默地坐了一会就告辞了。出了病房，他再向护士询问关向应的病情。
　　事后，关向应问护士刘鑫炎：“小刘，你认识这位首长吗?”
　　护士回答：“不认识。——不管是谁，都得服从医生的吩咐!”
　　这件事后来被编入小学语文课本，一直传为佳话。有章可循，按章办事，规章制度大家制定，大家遵守，制度面前人人平等，这是现代社会一个最基本的行为准则。遗憾的是，延安时期只有中央医院能够在其内部建立起完备的现代管理体制，而在医院外部的广大社会，仍然是个人情世界。医院里的医生们在遇到棘手的问题需要解决时，仍然习惯于凭借着与最高首长们有医务上直接接触的机会，通过“告御状”，而达到自己个人的或集体的目的与愿望。而首长们也都在自觉不自觉地通过人情这根绳索，作为制度政策的补充，留住人才，安抚人心。
　　江青生产出院后，1940年9月16日农历中秋节，毛泽东邀请中央医院主要医务人员到杨家岭住处，分两桌吃饭，并合影留念，让参加者感到莫大的荣幸。
　　1941年初，吴玉章患败血症，高烧不退，经中央医院各科主要医生多次会诊，抢救治愈，中央领导数次宴请医生。
　　在物资供应非常困难的情况下，中央领导将宋庆龄捐赠的手表、贺龙部队从前线缴获的留声机，以及冬季取暖的木炭等，都特别转送中央医院的医生们。他们在享受着领导关怀、人情温暖的同时，也就滋长着通过人情关系，“告御状”，走捷径，以达到集体或个人局部问题特殊解决的目的。
　　当何穆一行再次回到延安中央医院，领导层采取的具体工作策略就是：物质上由行政总务部门尽财力、人力、物力之能，做好供应保证，为治疗任务的完成提供必要的条件；精神上组织党员医生主动地悄悄地与非党员专家医生结对子，一对一地分工承包，关心之、感动之、改造之。医院党支部一开始就设置了，但是秘密存在的，直到1942年3月才公开。伍义泽的分工对象是从四川来的几位医生，何奇的分工对象就是何穆。党员医生对于分工对象，“几乎每天业余时间都要轮流到他们家里和他们谈心、互相交流思想，讨论问题，参加文娱活动……还专门请了政治教员给他们讲解社会科学知识，和他们座谈，帮助他们了解党和边区，树立无产阶级的世界观。还组织他们参加中央机关高级理论班的哲学学习”，邀请参加中央办公厅的周末舞会。(16)这样结对子，直到非党员专家发展为党员，支部建在科室里。
　　在1941年初“皖南事变”发生后，延安通往外界的道路被全部堵死了的情况下，中央医院再没有发生过医生出走的事。整风抢救运动中，侯建存再次成为被“告御状”和批判“抢救”的对象，思想不通，宣布辞职。可是，实际上他是不可能像何穆当初那样自由出走的。毛泽东得知后，嘴上说：“来者欢迎，去者欢送!”行动上又宴请之、温存之。据说，侯医生从毛泽东那里回到医院，满心欢喜，立即宣布上班，还逢人就说：“毛主席都知道我救活了一百多个小孩，那么这些小共产党员懂得什么!”(17)
　　在组织策略与人情策略的双重作用下，知识分子专家医生们与工农出身的老干部之间逐渐让步，相互妥协，完成团结的局面。
　　1941年7月25日，延安《解放日报》刊登中央医院广告启事：“本院何(穆)院长近因医疗工作繁多，一切院长事务暂由石(昌杰)副院长代理。”这样一直到1942年12月，中央正式任命中央总卫生处处长傅连暲兼任中央医院院长。1942年7月，何穆与陈学昭在边区法院办理正式离婚手续，不久与医院化验室副主任姚冷子结婚。1945年8月，经组织安排他到晋察鲁豫军区担任卫生部副部长。中央医院主要医务人员分数批抽调转移后，改编为陕甘宁晋绥卫生部第一后方医院，后更名为西北军区第一后方医院。
　　①参见赵炎：《毛主席和延安中央医院》，见《白农战士的光辉篇章——回忆延安中央医院》，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95年9月版，第6—7页。又见《为江青接生》，《人民政协报》(北京)，2001年12月21日。
　　②何奇：《毛主席对侯建存同志的公正评价》，见《白衣战士的光辉篇章——回忆延安中央医院》，同前引第76页。
　　③金城：《延安交际处回忆录》，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1986年10月版，第160—161页。
　　④何穆：《延安中央医院是怎样创办起来的》，见《白农战士的光辉篇章——回忆延安中央医院》，同前引第37页。
　　⑤《抗战八年来延安国际和平医院总院(中央医院)的概述》(1946年)，转引见《白衣战士的光辉篇章——回忆延安中央医院》，同前引第263页。这项捐赠主要是周恩来在武汉、重庆向国际友人募集而得，该院“后来又得到保卫中国大同盟(抗战胜利后改称中国福利基金委员会)的经济与物资大量接济”。
　　⑥参见陈学昭：《延安访问记》，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2001年9月版，第292—293页。
　　⑦同上，第293页。
　　⑧见《谷雨》(延安)创刊号(1941年11月)，后来改名为《在医院中》。
　　⑨参见庄钟庆、孙立川：《丁玲同志答问录》，《新文学史料》(北京)1991年第3期。
　　⑩杨先彬：《我在传染科工作》，见《白衣战士的光辉篇章——回忆延安中央医院》，同前引第167页。
　　(11)赵炎：《毛主席和延安中央医院》，见《白农战士的光辉篇章——回忆延安中央医院》，同前引第9页。
　　(12)石昌杰：《努力建设“科学化正规化的最高级医疗机关”》，见《白农战士的光辉篇章——回忆延安中央医院》，同前引第44页。
　　(13)安德烈·阿洛夫，1905年生，毕业于莫斯科医科大学，获医学博士学位，曾留校任教授，苏德战争中上过前线，是一位出色的野战外科专家。1942年5月，他受斯大林委派来到延安，担任中央医院外科主任，填补了骨科空白。他优良的工作作风，严谨的科学态度，周密的组织才能，给人们留下良好的印象。1944年6月28—29日，延安《解放日报》连续刊登他的事迹报道。同年12月，他被评为陕甘宁边区特等劳动模范。1945年8月底，抗战胜利后回国。
　　(14)何奇：《全心全意为伤病员服务的护理群体》，见《白衣战士的光辉篇章——回忆延安中央医院》，同前引第119页。
　　(15)伍义泽：《陈云和王首道同志教导我们团结非党专家》，见《白衣战士的光辉篇章——回忆延安中央医院》，同前引第49页。
　　(16)石昌杰：《努力建设“科学化正规化的最高级医疗机关”》，见《白衣战士的光辉篇章——回忆延安中央医院》，同前引第45页。
　　(17)赵炎：《毛主席和延安中央医院》，见《白衣战士的光辉篇章——回忆延安中央医院》，同前引第2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