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延安十年，有三个日子对于革命队伍里的“公家人”来说是终身难忘的：
　　1938年11月20日，日本侵略者第一次派出9架飞机，连续投下159枚重磅炸弹，将延安古城顿时炸成一片火海，死伤军民200余人。这是一个灾难的日子，留在人们记忆里的是战争的血腥。
　　1945年8月15日，日本裕仁天皇宣布无条件投降，消息传来，延安军民奔走相告，载歌载舞，点燃火把，彻夜狂欢。这是一个灿烂的日子，留在人们记忆里的是抗战胜利的喜悦。
　　其间，1943年7月15日，康生在中共中央直属机关干部大会上作《抢救失足者》动员报告，将整风运动、审干运动发展为群众性的抢救运动。这是一个晴朗而严肃的日子，但人们对政治斗争的恐怖却将其记忆成黑色的。
　　二
　　7月15日，正是延安夏季的日子，黄土高原星星点点的绿色映衬着蓝格盈盈的长天。1943年的这个时节，延安晴朗的日子里有了更多的严肃。已经持续一年多的整风运动，火药味越来越浓。停止一般正常工作，专门学习22个整风文件，写学习笔记，写个人自传，填报“小广播表”，小组发言，大会交流，人人坦白，人人过关，抓“红旗党”，捉特务汉奸，机关学校里很多同志先后被带走，隔离起来，有的就此音信全无。最近，又到处传说国民党军队正准备包围进攻陕甘宁边区，同志们都同仇敌忾，决心誓死保卫延安，保卫党中央!
　　一个月前，在与艾思奇的婚礼上被带走，隔离在蓝家坪中央组织部招待所的中组部干部王丹一，时年23岁，这一天同其他被隔离审查者一起，午饭早早地吃过了，然后整队出发，来到杨家岭的中央大礼堂。她一早就接到通知去听报告，但不知道什么地点，听什么人的报告。来到这座落成不久，一年后作为中共七大会址而闻名遐迩的中央大礼堂，她才知道这是一个很严肃的报告。会场正面主席台上方张贴着“挽救失足者动员大会”的大字横幅，四周墙壁上贴着“悬崖勒马，回头是岸!”“坦白从宽，抗拒从严!”“挽救失足者，是每个人的义务!”“要热情地对待失足者!”①还有“柯庆施是大特务!”等标语口号。中直机关各单位整队入场，划片入座，总共一千多人将会场坐得满满的。会场气氛很严肃，没有往常开会前那样相互拉歌，也没有一般开会前那么拖沓等待，熟悉的人们之间彼此都不打招呼。②
　　会议由彭真主持。他开门见山地说，延安形势危急，国民党军队纠集日本侵略者正在包围陕甘宁边区，企图消灭共产党和抗日根据地。“有一大批‘国民党特务’已经暴露，并被逮捕。”“特务部抓不尽充斥于延安的所有特务，因此，我部要求共产党员们在这个事关重大的问题上给予帮助。”③彭真时任中央党校副校长(主持党校工作，校长由毛泽东兼任)、中央反内奸斗争委员会委员等职。这里所记的“特务部”，应当是指由康生负责的中共中央社会部和情报部，具体承担审查内奸，反对特务斗争。
　　开场白之后，接着就有12个所谓的“间谍特务分子”鱼贯登台，公开坦白自己混进延安、破坏革命的罪行。在他们每个人登台下台之际，都有一阵阵热烈的掌声迎接或欢送。
　　早已被树立为坦白典型的张克勤，神情严肃地介绍自己怎样在国民党的“红旗政策”下，参加了国民党的特务组织，再潜回革命队伍，从兰州来到延安。在此“红旗政策”下，甘肃的中共地下党组织已经成为“红旗党”，是打着红旗反红旗的反革命组织。依此类推，陕西、河南、四川、浙江、湖北、贵州等地的党组织也都成了“红旗党”，从这些地方来的党员干部和群众，都值得怀疑，都必须接受严格的政治审查。这已经不是他的第一次坦白，但在这样的场合，这样的氛围中再次出现，仍然具有强大的震慑力。
　　绥德师范学校的一名女学生徐曼丽，坦白自己“失足”又“失身”，加入国民党特务组织，带着任务再混进革命队伍，用美人计进行特务活动。说着说着，她声泪俱下地控诉国民党特务政策强奸她精神和肉体是罪恶，并大喊大叫要挖掉国民党特务的眼睛，剥他们的皮，抽他们的筋，喝他们的血。台上痛不欲生，台下情绪激昂，整个会场亢奋极了。
　　典型坦白之后，彭真概括出如何识别国民党间谍特务的方法，并表明态度，凡是坦白讲出来的人，都可以既往不咎，重新做人。
　　会议主题内容是康生做《抢救失足者》动员报告。
　　同志们!
　　今天的大会，是紧急时期的会议，是军事动员时期的会议。因为我们这个会议是正当着国民党以三十四、三十七、三十八三个集团军的主力，以暂二十五师、六十一师、二十八师、五十三师、新三十七师、第八师、一百六十五师、新骑二师、新二十七师、一百六十七师、七十八师、新二十四师、新二十六师、一百九十一师，及七个保安团、一个炮兵旅、一个重炮营，作为第一线的兵力，将我们边区南线紧紧包围，待令出击之时来开会的。是正当着日寇第五纵队的国特机关假造民意，要求取消共产党，取消边区，而国民党中央社向全国全世界广播之时来开会的。是正当着国民党为了取消共产党，取消边区，不惜将第一军、第九十军等河防部队调离河防，背向日本，面向边区，内战危险有一触即发之势，我们的会议正是在这样一个时局中间来开的。④
　　对延安当时所处外部环境的这个基本判断，来自毛泽东。1941年初，“皖南事变”发生不久，毛泽东估计国民党“反共不会变，高潮可能下降，‘剿共’可能停顿(只说可能)”。由于“皖南事变”是在国共两党结成民族统一战线，团结抗战的形势下发生的，所以在人心向背上，“蒋从来没有如现在这样受内外责难之甚，我亦从来没有如现在这样获得如此广大的群众(国内外)。”基于这样的判断，毛泽东主张，“只有军事攻势才会妨碍蒋之抗日，才是极错误政策。政治攻势反是，只会迫蒋抗日，不会妨蒋抗日，[。]故军事守势，政治攻势八个字是完全正确的，二者相反正是相成。”⑤此之“军事攻势”是指如果共产党所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表现出强大的攻势，会引起蒋介石政权的猜忌和警觉。
　　一年后，欧洲战场上苏联红军取得莫斯科会战胜利，粉碎德军“闪电战”的企图，掌握了反法西斯战争的主动权；亚洲战场上太平洋战争爆发，美国参战，日本发动反苏战争的可能性不大。1942年4月13日，毛泽东在中央学习组作关于时局的报告称：“如果日苏战争爆发，国民党有可能发动第三次反共高潮，他们布置很久了。今明两年是我党最困难的两年，我们准备在这两年中间地方缩小，人口减少，军队缩小，党员减少，财政经济缩小。我们的困难有两种，一种是反共高潮的困难，另一种是我们自己的经济困难。今天的困难，是黎明之前的黑暗，是胜利前夜的困难。”⑥这种困难是假设，实际情况是日苏战争没有爆发。自1939年冬季开始出现的边区经济困难，是国民政府缓发、停发八路军军饷，边区“公家人”数量急速增长，劳动力因征兵入伍而减少，以及自然灾害造成的。
　　对于这个迟迟没有到来的第三次反共高潮，毛泽东多次解释：“国民党企图发动进攻边区的反共战争计划，由于日军尚未发动反苏战争而进攻云南、浙江[，]以及国民党内部问题的严重，有暂时延缓的趋向。”⑦“最近日本人打云南，打浙江，使得国民党进攻陕甘宁边区的计划暂时停顿了。国共之间暂时可以缓和一下，但是仗还是要准备打的……”⑧“国共一时不会好转，也不会决裂，是拖的局面。但到希特勒倒后，国际局面变化，势必影响中国……”⑨
　　上述形势判断基本是正确的，但只限于毛泽东与个别高级将领的电报通信或政治局书记处会议等很小范围内传达。问题是，当时延安地理闭塞，军事封锁，通讯条件落后，“我党和共产国际的通讯往来，尤其属于政策、方针等方面的问题，全由毛泽东亲自处理。”“往来的电讯，不但都由毛主席亲自处理，而且全存在他那里，向谁传达或传阅，也由他决定。”⑩一般公家人同志只有从上级领导，或公开出版的中共中央机关报《解放日报》那里才能得到关于边区外部形势的消息。怎么说，说多少，就成了事关紧要的政治策略。在对外政策具体操作上，“对国民党应极力避免大的军事冲突”(11)，“一点也不刺激国民党”(12)，“故应避免一切枝节，极力表示好意”(13)。对内舆论宣传上，始终强调外部环境的险恶，时刻准备应对国民党发动第三次反共高潮的到来。
　　所以，等到1943年5月，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主席团传来关于解散共产国际的消息，国民党是大题小做，而共产党却借此小题大做。
　　7月6日，国民党中央通讯社播发一条消息称：“西安各文化团体曾于第三国际解散后举行座谈会，讨论国际局势，并经决议联名电延安毛泽东先生，促其自觉，及时解散共党组织，放弃边区割据。”与其说这是一种信号，倒不如说这是国民党政府对此有国际影响的一件大事的例行表态。这里所谓的“西安各文化团体”举行座谈会，实际上只不过是由国民党军事委员会西北青年劳动营训导处处长、复兴社成员张涤非，于6月12日在西安召集了一个只有9人参加的所谓“西安文化团体座谈会”，通过了一个由张涤非事先准备好了的攻击马列主义已经破产、要求解散共产党的宣言。时间上拖延了将近一个月的消息，已经是过了气的新闻。
　　与此同时，蒋介石密电胡宗南：“奸党连年整风，内争激烈，共产国际解散对奸党是沉重打击；命胡乘此良机，闪击延安，一举攻占陕甘宁边区。”(14)这个密电通过长期安插在西安，并升任胡宗南侍从副官、机要秘书的中共情报员熊向晖，迅速传递到延安。毛泽东一方面密切关注国民党动态，另一方面大造舆论，号召全延安、全边区都动员起来，准备应对他早已预料过的国民党第三次反共高潮的到来。
　　蒋介石一直视共产党、陕甘宁边区为自己的心腹之患，极力主张“剿共”，企图实现自己“一个政党，一个领袖，一个统帅”的独裁统治。共产党立足陕北，始终处于被国民党军队的觊觎之下，生存的危机感形影相伴。但是，实际作用早已日渐微弱的共产国际组织解散，对于国共双方的军事力量对峙，没有任何实质性的影响。所以，这只能是作为某种军事行动或政治斗争的契机，甚至是一种作秀姿态。这样，就不难理解为什么6月9日何应钦、白崇僖、胡宗南等在陕西耀县举行军事会议，策划进攻陕甘宁边区；18日，胡宗南又到洛川主持军事会议，部署军事力量。但是，驻防在南泥湾前线的陕甘宁边区晋绥联防军警备八团的战士们，却依然参加锄草劳动，他们的反应是：“保险打不起来!”(15)
　　7月4日、6日，毛泽东以第十八集团军总司令朱德的名义，分别致电胡宗南、蒋介石、何应钦等，揭露事实，呼吁团结。同时致电在重庆的董必武，嘱其将电文广泛散发各国使馆和媒体。
　　7月8日，毛泽东为中共中央决定拟订宣传计划，要求“各地应响应延安的宣传，在七月内先后动员当地舆论，并召集民众会议，通过要求国民政府制止内战、惩办挑拨内战分子之通电，发来新华总社，以便广播，造成压倒反动气焰之热潮，并援助陕甘宁边区之自卫战争”(16)。
　　7月9日，延安举行三万人群众集会，纪念抗日战争爆发六周年，各界代表讲话，刘少奇以新四军代表身份讲话，坚持团结，反对分裂。大会还向国民党当局发出通电。当天，《解放日报》发表社论《起来!制止内战!挽救危亡!》。
　　7月10日，蒋介石密电胡宗南停止行动，撤退一个师和两个军部(第一军、第九十军)。次日，胡宗南致电朱德：“为实施整训将第二线部队接替防务，并视察军师”，因而造成误会，“此皆由于弟之疏漏所致，不胜遗憾怅惘”云云。(17)
　　同在10日，《解放日报》以整版的篇幅报道《延安民众抗战六周年纪念大会，关于呼吁团结，反对内战通电》。11日，《解放日报》继续发表社论《全体人民动员起来，把敢于向边区进攻的反动派打出去!》，并发表报道《延安各界紧急动员，进入了战斗的哨岗》，中央印刷厂工人连夜赶印宣传品，新华社工作人员自动取消休息日。
　　7月12日，《解放日报》又发表毛泽东撰写的社论《质问国民党》。
　　7月13日，《解放日报》头版社论位置发表博古的文章《在毛泽东的旗帜下，为保卫中国共产党而战!》，第四版刊发林默涵的文章《保卫边区》。
　　7月14日，《解放日报》头版头条位置发表《一二〇师全体将士呼吁：制止亲日派祸国阴谋》，配发消息：晋冀鲁豫文化界通电，誓为陕甘宁边区后方，消灭法西斯思想毒素。第二版刊登《被服厂致函边区各工厂，加紧组训自卫军》。
　　7月15日，《解放日报》除头版、二版编发各地声援延安的活动外，第四版还开始组织发表延安作家的反内战诗作文章，很少写诗的陈学昭陆续写出激烈的诗篇《十倍的打击!》、《边区是我们的家!》。接着，艾青的诗《起来，保卫边区!》、何其芳的文章《全中国人民都反对进攻边区》、张谔的文章《怪事》、黄既的诗《中国人民不容许》等，先后刊发。
　　这种强大的宣传舆论阵势，前后持续近两个月的时间。
　　那么，也就是说，当康生言之凿凿地陈列边区军事形势危急的时候，实际上最危急的时刻已经在三天前过去了。他仍然要极其严肃地去说，是为了突出开展审干抢救运动的必要性。
　　如果一个普通的政党，普通的军队，在这种情况下是会[被]吓倒；如果一个意志薄弱的人，看到国民党撤退河防，发动内战，会发生悲观失望的。但我们却还是照常开会，更加积极的[地]工作、学习、整顿三风、发展生产、审查干部。因为我们是共产党人，我们是八路军，我们是边区人民，我们坚信共产党的力量是不可战胜的。无论国民党想如何挑动内战，我们的党和军队是有力量打破和粉碎他们这种祸国殃民的阴谋。
　　现在边区的军队、边区的人民都动员起来了。因此，我们延安各机关学校更要加紧起来审查干部，巩固组织，清除内奸，这是我们目前急不可缓的任务。(18)
　　战争是战争的理由，而战争环境、兵法社会，正是通向一元化集权的最便捷的路口。
　　1935年1月红军长征途经遵义，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增选毛泽东为政治局常委，取消博古(秦邦宪)、李德的最高军事指挥权，决定仍由中央军委主要负责人朱德、周恩来指挥军事，周恩来为党内委托的对于军事下最后决心的负责者。会后不久，中央常委分工，决定洛甫(张闻天)代替博古(秦邦宪)为中央总书记，毛泽东为周恩来在军事指挥上的帮助者。(19)两年后，1937年8月，中央政治局洛川会议上推选毛泽东为中央军委书记，统一指挥中共军事力量。同年11月，王明、陈云、康生一行从莫斯科回国到延安后，12月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增补为中央政治局书记处书记。在随后关于抗战路线方针政策制定与军事指挥上，五位书记之间，尤其是毛泽东与王明之间多有意见分歧。从1941年5月开始，毛泽东就酝酿通过改变全党的学习达到思想上的统一和政治上的统一，但效果并不理想。9月10日至12月22日，毛泽东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集中讨论和总结党的历史问题，特别是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路线问题，史称第一次“九月会议”。参加会议的28人中，张闻天、博古、王稼祥、李维汉等相继检讨，只有王明坚持自己的意见，并中途称病，再不临会。会后，张闻天组织“延安农村工作调查团”，亲自带队下乡作为期一年多的调查研究。于是，1942年2月1日，在中央党校开学典礼上，毛泽东作整顿党的作风的报告，决定在全党范围内开展整风运动，整肃作风，清洁精神，统一思想。
　　“打倒两个主义，把人留下来。反对主观主义和宗派主义，把犯了错误的干部健全地保留下来。”(20)“惩前毖后，治病救人”(21)，转变作风，洗心革面，然后步调一致。这是将整风运动由高级领导层转向全党后的基本目标定位。
　　全党整风运动初期，毛泽东将自己曾经遭受的政治挫折和蒙受的羞辱，几次在不同的场合尽情袒露出来，并表达了一定要搞好这次整风运动的强烈决心。“真正的理论在世界上只有一种，就是从客观实际抽出来又在客观实际上得到了证明的理论，没有任何别的东西可以称得起我们所讲的理论。”(22)为此，“必须造成一个风气，要造成一河大水，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革命的水，实行思想革命，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水，彻底改革各部门的工作”。“中央关于增强党性的决定主要是解决个人与党的关系、局部与全体的关系，现在反对宗派主义是党性决定的发展。”(23)这种党性原则是铁的纪律，“要求全党党员和党的各个组成部分都在统一意志、统一行动和统一纪律下面，团结起来，成为有组织的整体……把个人利益服从于全党利益，把个别党的组成部分的利益服从于全党的利益，使全党能够团结得像一个人一样。”(24)这是整风运动要达到的目标，可是目前却距离很远。“一件事情，这个人说是黑的，那个人说是白的，一人一说，十人十说，百人百说，各人有各人的说法。差不多在延安就是这样，自由主义的思想相当浓厚，也可以说在某些部门中间非常浓厚。”毛泽东最不能容忍的就是这样的思想状况，他觉得“延安失掉了还没有什么，张家也要独立，王家也要独立，那就不得了。所以就是延安失掉了，反主观主义也要搞，作战也要搞。总之，一定要搞，搞得哇哇叫也要搞，打得稀巴烂也要搞”(25)。
　　所谓造成“一河大水”，就是先要放，让各种思想观念、错误言论都充分暴露出来；然后再收，就是找出典型，深挖猛打，搞倒搞臭，作反面教材，以点带面，人人坦白，人人过关，忠诚不贰。
　　我们不要忘掉1942年5月时局紧张之时，于炳然特务已准备好人，准备好枪，企图配合国民党进攻边区的军队来破坏我们，[。]虽然于炳然这个阴谋被我们破获了，但是这个教训是不应忘记的。
　　在三个月以前，我们在此地曾告诉过大家，日寇和国民党训练了大批侦探奸细来破坏我们，[。]国民党特务分子、破坏分子，他们不去破坏敌人，而是与敌探一起来破坏共产党、八路军、陕甘宁边区和华中、华北各个抗日根据地。[；]他们不是去拯救被日寇毒害的中国青年，而是将许多有为的中国青年，拉到特务的罪恶泥坑中去为日寇的第五纵队服务。因此[，]从4月10日起，我党中央又一次的以宽大政策号召这些青年起来改过自新，脱离特务陷井[阱]。三个月来，经过所有共产党员与非共产党人的努力，促使许多失足被害的青年接受了党的号召，起来控诉日寇与国民党杀害青年的罪恶，到今天为止，已经有450人向党坦白悔过了。不管他们其中尚有许多人未彻底觉悟，但我们应该欢迎他们这种进步，因为他们已经给了我们一个可能，使我们可能引导他们跳出罪恶的泥坑，走向新生的道路。(26)
　　整风运动自始至终都贯穿着肃奸反特、清除异己分子的内容，只不过前期是不公开的，暗中进行的，经过1942年6月中央研究院批斗王实味，逐渐转为公开进行。这也是形成整风运动强大精神震慑力的主要原因之所在。
　　早在1927年国共两党第一次合作破裂后，共产党为了在白色恐怖的上海、武汉等大城市生存，率先建立起以情报保卫工作为主要内容的中央特科，派遣特工人员长期隐伏在敌人的要害部门，深入虎穴，开展隐蔽战线的革命斗争。随后，国共双方都暗中互派特工，知己知彼，兵不厌诈。1931年顾顺章叛变革命后，赵容(康生)曾参与中央特科工作。(27)1933年到莫斯科后，康生积极参与主持在旅苏学生中开展“镇反肃托”活动，推崇王明，排斥异己。1937年回到延安，他通过促成毛泽东与江青的婚姻，很快获得毛泽东的信任，先任中央党校校长，1938年8月出任中央敌区工作委员会(收集掌握敌情，稍后更名为中央情报部)主任。他将上海时期对敌斗争的经验和苏联肃反运动的做法，运用到对延安革命队伍的清理整治。1939年，他炮制了所谓的钱维人(钱伟仁)、王遵及(王尊济)、李凝(李宁)“三大特务案”(28)，震动延安和陕甘宁边区。在当事人无能答辩，其他人无法辨别的情况下，这就是他的工作成绩，晋级的资本。同年10月，中央社会部成立，主持处理和肃清内奸工作，康生兼任部长，成为掌握生杀大权的“铁腕人物”，甚至被称为中国的“捷尔任斯基”。
　　整风运动全面开始后，1942年6月康生插手中央研究院批斗王实味事件，将王实味定性为托派、国民党特务。紧接着制造出所谓于炳然和“五人反党集团”案，插手中央党校制造出所谓李国华、吴奚如国民党特务案，在西北公学审查出所谓张克勤案以及“红旗党”。这些事件经过半个多世纪的考证，证明都是冤假错案，现在都已得到甄别或平反。
　　实行“三三制”的陕甘宁边区政府，设有公检法机关，但中央情报部和社会部活动不属于边区公检法职权范围。实现一元化领导，除了建立起以单位制为基础，以供给制为核心的社会基本组织机构外，还通过不断设置临时性组织，如中央总学习委员会、中央反内奸斗争委员会等，一人之下，万人之上，授予可以决定几乎所有干部群众浮沉生死的特权，从而实现对社会基本组织机构的垂直穿插，扁平化管理，不定期地开展反特肃奸，惩治腐败运动，达到对社会肌体的清理保洁。
　　时至1942年6月2日中央总学习委员会成立时，中央政治局书记处五位书记中，王明、张闻天是斗争的对象，陈云对整风审干运动有不同意见，1943年3月被批准休息三个月，中组部工作交由刘少奇负责(29)，只有康生可用。此外，高层领导中的周恩来、朱德、博古都是有案可究，需要检讨的。另有刘少奇、彭真等人可以信任。所以，在抽调刘少奇从华中局回延安途中的行程安排问题上，毛泽东无数次致电嘱托要注意安全又安全。
　　此种体制下，对最高真理的解释程度，直接取决于被授权的大小。反对本本主义，倡导调查研究，康生“活学活用”到整风审干工作中，解释为：“调查研究在延安有几种新的创作，叫做三种‘自传’：刚来时写的自传，整风时写的自传，审检时写的自传，到反省机关写的自传，把这三种自传[应当是四种自传，但原文如此——引者注]一对照，矛盾百出。有怕出毛病怕斗争的，先留下一个大纲，有了大纲写一百遍也不会错。你就叫他当面写自传，在这里写自传，他的大纲在家里，在这里就有漏洞；还有一个叫作‘年表大事记’，哪一年干什么，从小一年一年的[地]接起来；还有叫作‘月表’，哪一月干什么，这个‘月表’有好处，可以找到毛病。把那个表放在审讯室里，故意把表画得那样大，在审讯犯人的时候，你讲我看你的年表，看对不对，他想审判官把他的年表列出来了，不讲不行了。这个‘年表’也是调查研究的方法之一。”(30)这是康生在西北公学举办的整风审干训练班上的报告，美其名曰对“调查研究”的“新的创作”，实际上是一种典型的“逼供信”，是可以翻手为云，覆手为雨的“莫须有”的遁词。
　　说1942年5月，于炳然“已准备好人，准备好枪，企图配合国民党进攻边区的军队来破坏我们”，也是康生在没有任何事实依据的情况下，即席发挥，信口开河，为着创造一种能够威逼众人的气氛而已。
　　由王实味的两篇杂文，到托派思想、托派分子、国民党特务、日本特务，无限上纲，不断升级。影响所至，不但延安、陕甘宁边区人心惶恐，人人自危；而且，边区之外的国民党借以大做文章，在西安发起所谓的“活人追悼”会，追悼在延安“新文字狱”中“想必被迫害致死”的王实味、吴伯箫等28人，同时，还编印《关于“野百合花”及其他——延安新文字狱真象》的小册子(31)，歪曲篡改萧军、丁玲、王实味等人的文章，进行反面宣传。从目前所能掌握的材料分析来看，王实味事件被闹得越来越大，越来越严重，可能是引起毛泽东对内奸特务问题警觉的主要原因之一，“他开始把过去从积极方面来理解的许多言论，重新加以考察，并决心制止之。”(32)于是，毛泽东指示将王实味的文章印发各单位讨论，组织讨论，并联系实际，举一反三。1942年5月，延安文艺座谈会过后不久，毛泽东在中央高级学习组的讲话中，谈到文艺界情况时仍然称王实味“同志”，“个别比较严重的就是王实味这个同志，他的思想比较成系统的，似乎坏的东西比较深一些。其他作品都与此不同，只是部分的问题，不是什么了不起的问题”(33)。到6月19日，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讲话，态度就改变了。“现在的学习运动，已在中央研究院发现王实味托派。我们要发现坏人，拯救好人，要有眼光去发现坏人，即托派、日特、国特等三种坏人。要区别坏人及犯错误的同志，要做细密的观察、调查工作。”(34)并且，会议同意毛泽东提出的在整风运动中，各机关学校主要负责同志要善于把真正犯错误的同志与破坏革命的坏人加以区别的意见。
　　毛泽东的这个态度转变，实际上是对康生工作的肯定。于是，由王实味到“五人反党集团”，从中央研究院到中央党校，尤其是西北公学的张克勤牵出所谓的“红旗党”，反特肃奸斗争像滚雪球，越滚越大。到年底88天西北局高干会议(1942年10月19日至1943年1月14日)上，毛泽东的报告称：“我们党内包括一部分反革命奸细、托派反动分子以党员为招牌进行他的活动，吴奚如就是这样一个人。他是个文化人，是参加高级学习组的人，皖南事变的时候，国民党把他抓住了，以后又把他放出来，叫他到这里来闹乱子。王实味最近也发现了。怎样发现的呢?他是以共产党员的资格在这里讲话，他们五个人就组织了五人反党集团。这些人就是王实味、成全、王里、潘芳、宗铮。现在证明有两个反革命的人，一个叫吴奚如，一个叫王实味，在延安反革命，以共产党员的招牌在共产党的党报上发表他们的文章，其余是不是还有第三个吴奚如?第四个王实味?这是应该审查的。”(35)
　　高干会议期间，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宽大政策的解释》，中央总学委发出《关于肃清延安“小广播”的通知》(1942年12月6日)，贯彻执行毛泽东关于反特肃奸的指示。前者强调：“对敌人、汉奸，及其他一切破坏分子等，在被俘被捕后，除绝对坚决不愿改悔者外，一律施行宽大政策，予以自新之路。这里是提示了镇压与宽大两个政策，并非片面地只有一个宽大政策。对于绝对坚决不愿改悔者，是除外于宽大政策的，这就是镇压政策。……对于一切破坏民族利益的分子，必须采取坚决镇压的政策。凡属破坏抗日政府、抗日军队、抗日人民、抗日政党的利益者，都是破坏民族利益的分子，对于此类破坏分子如不采取坚决镇压政策，即无异帮助敌人。对于此类分子采取放任态度，并谬托于宽大政策，是完全不正确的，是脱离群众的。凡在此类分子的行为上已经证明是坚决破坏民族利益者，即应依法严惩，绝对不应放任。只有那些真正表示改悔者，才应采取宽大政策。”“在实施时，又必须区别首要分子与胁从分子。在首要分子中，真心表示改悔者也是可能的，也是有过的。但在胁从分子中，真心表示改悔的可能性最大，过去经验证明也最多。根据此种情形，我们在惩治破坏分子时，主要的应是惩治那些首要分子，其次才是惩治那些胁从分子。同时，我们的宽大政策，主要的是施于胁从分子，其次才是施于首要分子。”(36)
　　紧接着，12月16日，康生在会上作《关于锄奸问题》的报告，提出“特务如麻”。报告认为：“特务，一种是打进来的，例如戴笠派来的特务；还有一种是拉出去的，也就是在我们的队伍里发展了他们的人。”(37)随后两天，12月17、18日，会议分各组讨论并大会交流，检讨揭发本单位本部门存在的对于反革命分子的“麻木态度”和“自由主义”倾向，检举清算对党的宽大政策的不了解和各种误解，使参加会议的干部提高开展反自由主义和清查内奸、特务问题的认识和警惕。
　　西北局高干会议后，中央要求康生收集审干锄奸工作经验。
　　与此同时，中央通过一系列决议，规范上下级关系，强调党的领导，“下级服从上级，全党服从中央”，“一切服从战争”。(38)
　　1943年3月20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上年12月30日抵达延安的刘少奇提议，中央书记处只设一个主席、两个书记，书记是主席的助手；书记处的职权为决定和处理日常工作。(39)会议通过《中共中央关于中央机构调整及精简的决定》，推举毛泽东为中央政治局主席、中央书记处主席；决定中央书记处由毛泽东、刘少奇、任弼时组成。“在两次中央全会之间，中央政治局担负领导整个党的工作的责任，有权决定一切重大问题。政治局推定毛泽东同志为主席。”“书记处重新决定由毛泽东、刘少奇、任弼时三同志组成之，泽东同志为主席。会期不固定，得随时由主席召集之，会议中所讨论的问题，主席有最后决定之权。”(40)
　　会上，康生作审干肃奸工作汇报说：抗战以来，国民党普遍实行奸细政策，最近从审查干部中才发现这一政策的阴谋。并透露，要把审干作为1943年工作的重要内容，把延安的审干工作经验推向全国。
　　当天，刘少奇即致电华中局称：“最近延安在整风及全面清查干部思想历史的过程中，发现大批国民党特务与日本特务……今天国民党向我们斗争的主要方式是特务斗争。”(41)
　　这已是箭在弦上，蓄势待发。
　　正在此时，国民党军事委员会和第八战区的朱绍良、胡宗南，派国民党陕西省行政专员胡公冕到延安设立联络机关，与之同行的还有国民党少将副师长侯声。他们一行十余人，携带电台，准备于4月3日到达延安。获此消息，中共中央书记处认为，这可能是国民党暂时放弃军事进攻，加强政治攻势的具体表现，决定委托中央社会部部长康生采取措施，防止有暗藏的特务乘机活动。(42)于是，就发生了4月1日晚的延安“大逮捕”行动。
　　当时参与执行任务的陕甘宁边区保安处一局局长师哲，接到任务后曾问康生：“要抓的这些人有没有材料?没有确切的材料，我们怎么抓人?怎么审问?”得到的回答是：“有材料还要你们审问干什么?!”(43)
　　这样整整忙活了一夜，总共抓起260多人。边区系统由边区保安处负责，中央直属机关系统由中央社会部李克农(副部长)、汪金祥(二室主任)负责。康生为总负责。
　　事后，康生对此坦言：“国民党也帮了我们一手。胡宗南派了一个胡公冕来了，这时我们也急了。胡公冕来了，特务找胡公冕去保护，这就不好办。这两个‘胡’[应当是三个，但原文如此——引者注]我们也要感谢。第一是吴南山，第二就是胡公冕，第三个是胡宗南。胡公冕不声不响的[地]来了，我们听说他要来，把这个斗争向前发展了。到了4月1号来了一个突变，一夜鸡犬不闻就捉了二百多人。捉人是突破阶段。”(44)
　　怀疑就是理由，不作任何说明，也没有任何举证、申辩、宣判，就这样抓捕、审讯、关押，甚至无名目地失踪。一种无可名状的恐怖在延安日常生活中弥漫着，在参加整风运动的“公家人”心里潜伏着。此刻，当康生宣布已经逮捕两百多人，有四五百人向党坦白悔过时，坐在台下听报告的中央直属机关的干部们，“许多同志吓得面色苍白，茫然失神。”(45)
　　其实，胡公冕一行到延安公干，属于国共两党合作时期的正常行为，在后来的联络工作中也没有做什么坏事。胡公冕，1921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在莫斯科东方大学学习，1924年回国，参与筹建黄埔军校工作。1927年“四一二”事变后脱党。1930年在浙南任红十三军军长，1932年被国民党逮捕入狱，四年后释放。抗战爆发后，参加抗日救亡工作，经胡宗南推荐任国民党陕西省岷县地区行政专员。1949年后曾任国务院参事。
　　“戴笠特务案”，是指1940年末，国民党发动第二次反共高潮时，陕甘宁边区政府保安处在关中地区破获的一起特务案，查出戴笠在汉中地区训练的特务四十多名，吴南山就是其中之一。据他交代，由于这些青年的家都在边区，或邻近边区的边境线上，他们想，如果不自己坦白交代，将来一旦被发现，全家都会受牵连。当时边区实行对特务的宽大政策，一经自首坦白，不抓不杀，并允许他们照常工作。后来，康生调走了卷宗，并报告毛泽东。康生后来对师哲说：“毛主席很重视这个案子。”(46)
　　继4月1日行动后，1943年4月3日中央发出《关于继续开展整风运动的决定》，明确提出：“整风的主要斗争目标，是纠正干部中的非无产阶级思想(封建阶级思想、资产阶级思想、小资产阶级思想)与肃清党内暗藏的反革命分子。”“又自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成立与我党大量发展党员以来，日寇与国民党大规模地施行其特务政策，我党各地党政军民学机关中，已被他们打入了大批的内奸分子，其方法非常巧妙，其数量至足惊人，这在延安的整风运动中已经充分证明。”(47)为此，决定再延长一年时间继续开展整风运动。
　　4月9日、12日，中央书记处决定召开中直、军直和边区系统各机关干部大会，宣布中央对处置特务问题的方针政策。张克勤作为已经悔过自新的“特务分子”，在会上作坦白报告。任弼时代表中央作题为《特务的活动和中央对特务的方针》的报告，介绍延安抓捕特务情况，敦促更多的人尽早坦白。“最近，延安检举了一批特务内奸分子，那些有确实证据而又不肯坦白说出的，都已由保安机关加以逮捕了。其中有敌伪的特务，也有国民党的特务。日本和伪政权的特务，他们既不愿意向我们自首，那自然只有逮捕起来加以无情的镇压，这都是大家很容易明了的。至于国民党是和我们合作共同抗日的，照道理讲，他们的特务机关应当是对敌伪进行工作，而不应该对我们也进行暗害和破坏活动的。但事实不然，国民党各个系统的特务机关，还是派了不少的特务分子到我们各个抗日根据地和八路军新四军中进行阴谋破坏，采取机密的活动，因此我们就不能不把其中的重要分子加以逮捕。”“根据我们长期侦察的结果，根据改过自新分子的报告，根据这次检举中被捕人犯的供词，知道国民党和敌伪特务机关都有着很庞大的计划，要打入我们抗日根据地的党政军民学中进行暗害破坏的特务活动，特别是集中注意对陕甘宁边区进行活动。为着这样一个目的，他们花费了很多经费，用了各种各样的办法训练和培植了一批青年男女混入我们边区，其中一部分重要分子已被我们逮捕起来。但在中央和边区直属机关内，还隐藏有这类分子，我们现在还未加以逮捕。”(48)
　　据康生后来说，这个消息一宣布，“有些同志的脸也白了”(49)。
　　接着，任弼时宣布：“中共中央决定，要给予这些一时被迫误入歧途的青年一种有保障的出路，就是号召他们决心出来忠诚坦白、改过自新，使他们有可能脱离这种特务机关的圈套，而真正有可能继续他们所要做的革命事业。因此今天召开这次会议，其目的就是宣布中央对那些误入歧途的青年所采取的方针，使各位同志了解中央这一个方针，同时那些一时误入歧途的青年或者以前曾是甘心做特务现在愿意悔改的人们，再不要惧怕，要他们向党真诚坦白承认过去一时的错误，而表示改过自新。”“这里我们必须宣布，对那些甘心情愿为敌伪和国民党特务机关继续进行阴谋破坏暗害活动的特务分子，一旦被发觉而检举出来的时候，那就会受到加倍的应有的处罚。必须懂得，在宽大的政策的反面，就是无情的镇压。因为对这些人的宽大，就是对抗战对革命对中国人民的残酷。”(50)这里，任弼时强调除了“宽大”的一面，还有“镇压”的一面；而镇压是向着“不肯下决心坦白改过自新”的人的。最可怕的是，即使自己从来没有特务行为，如果被别人逼供牵连，就成了不被“宽大”的镇压的对象。
　　4月15日、24日，毛泽东两次主持中央书记处会议，通过关于继续清查特务，进行防奸教育问题的决定。暂停高、中两级干部教育计划，在五、六、七三个月内，专门进行防奸教育，由中央总学委落实执行，刘少奇负责领导，康生主持日常事务。
　　4月28日，毛泽东主持中央政治局会议，在谈到肃奸反特问题时说：我们一方面要肃清内奸，另一方面要培养锄奸干部，教育群众，要实行首长负责，亲自动手；今年以来拘捕的特务共有400人，审讯时不要动刑，不要轻信口供，要重证据。会议决定成立中央反内奸斗争委员会，以刘少奇、康生、彭真、高岗为委员，刘少奇为主任。(51)
　　有组织，有领导，有计划，有部署，有动员，有响应，审查干部和肃奸反特斗争就在全党、全延安、全边区有声有色、轰轰烈烈地开展起来。
　　坦白，劝说，控诉，个别谈话，小组讨论，群众大会，可谓形式多样，参加者在热闹中无不心惊胆战，如履薄冰。在一个具体单位里，这种坦白运动大体采取如下步骤：
　　首先，根据填写的“小广播表”，联系平时言论，以及其他一切关系线索，大胆怀疑，发现嫌疑分子，领导班子相互通气后，召集小组会议，分析形势，讲明政策，动之以情，晓之以理，提醒暗示，诱导嫌疑分子主动坦白，或由其他人发难，大家一起提出质问，让嫌疑分子孤立出来，百口莫辩。这样，嫌疑分子升格为审查对象。
　　其次，由单位领导找审查对象个别谈话，交代政策，特别警告组织上已经了解事件真相，现在就看你的态度了，是最能见出你对党的忠诚程度如何，是考验你的政治立场的时候了。如此，敦促审查对象主动招认。再不开窍，临结束时鼓励为之，你回去仔细考虑考虑，希望明天的会上能看到你的新形象，云云。
　　再次，召开群众大会，请坦白悔过者报告自己的特务行为和悔过心理，领导宣布宽大处理，有的不咎继往，仍分配一定的工作；同时启发其他审查对象登台坦白，或由别人检举揭发；仍无效果，则实行看管，表示我们已经做到仁至义尽，只有扭送上级保安机关处理。
　　运动之初，是发动群众揭发领导；现在恢复了领导的权威，权威就意味着真理，扬眉吐气中整出的反革命特务越多，就越能显示出领导的忠诚、水平与工作业绩。“有的单位对90%以上的成员进行‘抢救’，使正常工作陷于停顿；而那些还没有搞起来的单位首长，却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一样。某单位因为没有人‘坦白’，受到康生的批评，负责人回来后吃不好，睡不着。一天深夜，人们都已经进入梦乡，他忽然吹起紧急集合哨，全体人员从床上惊醒，以为发生了什么紧急情况，待集合之后，这位负责人开始训话：‘别的单位的特务都坦白了，有那么多，难道我们这里就没有?其实很多，你们今天晚上必须向我坦白，否则我要严厉惩罚你们。’于是，当晚就有几十人交代了‘问题’。”(52)
　　进入5月份，延安的政治气候更加严峻。5月17日，时任中共中央西北局书记、中央反内奸斗争委员会委员的高岗，在陕甘宁边区党群系统工作人员会议上作《关于宽大政策的报告》。报告再次重申：“最近延安捉了几百人，大家都是知道的，现在还在检查每个人的历史和思想。因此，过去或多或少有些问题的干部就害怕、恐慌、动摇、抑郁、痛苦、不安起来，感觉到非常苦闷，概括起来有以下几种想法：有的人想，‘为什么抗战七年了，从前不这样的检查，单单今年来这样一下呢?’也有些人想，‘过去我做的那些事情有点污点，从今以后下定决心再不搞了，讲出来不好看，又不好听’。因此他就不讲，把过去历史上的污点埋藏掩饰起来，但是人一追，他就自己不安、苦闷、忧郁、恐慌起来了。还有些人想，‘如果讲出之后，到底怎么办?是不是要杀头?党的宽大政策到底宽大不宽大?’这个问题他们还在怀疑。又有些人想，‘今天党讲宽大政策，就是让大家都讲出来，等到讲完以后，将来算总账，又能不能算党员呢?’他们的这几种想法，都是不对的。”
　　“同志们，讲出了以后，这就是破坏国民党的特务政策，知道他用什么方法糟蹋青年，逼写东西，要青年给他们做特务。党可以研究如何对付他。这件事对你本人有好处，就是对党也有好处，也就是说堵死了国民党的特务政策，争取青年站在我们这方面。宽大政策的目的，就是在争取青年站在党的这方面，继续为党工作，为革命奋斗，为中国人民解放奋斗。”“要知道，只要你痛改前非，以后坚决为党工作，我们对这些人是同情的，痛恨的是日特、国特，这有什么害怕呢?以后就是睡觉也可以睡得好，吃饭也可以吃得饱，干部仍然是干部，党籍仍然是可做党员。”高岗还表示：“有人讲，讲出来是可以的，就是不愿意分[公]开的讲。这可以向负责人讲，西北党校向赵校长讲，自然科学院向陈康白同志讲，文协向柯仲平同志讲，西北局向我讲，同时也可以到保安处去讲，干脆就把那根线、那条根割断，变成一个革命干部。所以宽大政策不是假的，是真的，我讲话负责任的。如果讲了以后，还把你捉起来，打屁股，那么你来问我，说我是说空话的人。”(53)
　　5月22日，边区政府大礼堂召开大型坦白大会，形式上是个人自省与集体帮助相结合。
　　加之共产国际宣布解散，对预期中的国民党第三次反共高潮的强烈反应，使得敌情观念空前浓厚。6月24日，中央专门发出《关于国民党的特务政策和我党反特斗争的指示》，指出：“延安各机关学校干部一万人中，在整风及全面清查干部思想历史的过程中，发现国民党特务与日本特务将近一千人。”“华北、华中各根据地党政军民各机关中，暗藏的日特国特分子，估计一定是很多的，慎重清理这些分子，关系于党的生命。”(54)6月29日，在延安的刘少奇致电陈毅、饶漱石称：“国民党的特务政策已经是非常精明，非常广泛使用的政策，是国民党目前反对我们的主要斗争方式。大后方的党几乎全部被国民党破坏，并还有成千的特务与自首分子派进各根据地来，如果我们不能现在学会反对国民党特务与日本特务的全部艺术，我们一定失败无疑。我们要把反特务斗争看成和军事政治经济斗争一样的重要，必须使全党一切忠实党员都学会[反]特务斗争，但你们今天还绝对不宜提出这个任务。”(55)这里所说的“大后方的党”几乎全部被破坏，是指由“张克勤案”牵引出的“红旗党”问题。
　　毛泽东时刻关注着事态的发展，7月1日致信康生，再次强调此前5月21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确定的防奸工作六项原则，提醒分清两条不同的防奸路线：“正确路线是‘首长负责，自己动手，领导骨干与广大群众相结合，一般号召与个别指导相结合，调查研究，分清是非轻重，争取失足者，培养干部，教育群众。’错误路线是‘逼、供、信’。我们应该执行正确路线，反对错误路线。”(56)并提议将此批语刊登在《防奸经验》杂志第六期上，以引起重视。
　　对此，康生一切照办，但对于防奸工作六项原则，他都可以在自己的工作中创造性地加以发挥和理解。比如，“首长负责”，他是这样操作的：“首长负责，你们到前方，可能发生这样的问题，首长倘若不负责怎么办?……这种自由主义，有什么办法使他负责，毛主席下的命令还不行，应该让他知道他有病，我们是给他治病，治病救人。这个病怎样才能治好，首长要负责，有三个药方，在延安吃了这个药还灵。头一味药，他不负责，他有右倾思想，你在搞，他在你屁股后头说你的闲话，使你相当生气。但是你应该想想他有病，应该把他的病治好。我们现在告诉大家，这药是单性药，就是于炳然的口供。把口供送去叫他‘吃’。‘吃’了一下就好了，自由主义就取消了，这方面的责任心就加强了。倘若这副药不行，还有第二个法子，就是‘拉’吧，拉他一块去审讯。这个法子有三味药，拉去叫他自己动手去审讯，第一味药使他直接的和民族敌人、阶级敌人接触。他看到很调皮捣蛋，越搞越生气，阶级仇恨就起来了。第二味药是，你七搞八搞搞得差不多快审出来了，叫他去，他去一问，你还不讲，赶快讲好了。你搞的[得]差不多了，他一搞就讲了，他就有了兴趣，使他有了味道。第三味药，他去搞没有搞出来，他更加动摇了，你看：冤枉好人。他说他不来了。你不管他，要走就走，他要动摇让他动摇好了。他走了，你七搞八搞，搞出来了，你告诉他，要他去问，他一问知道真的是，他自己反省，动摇还是不对。这些药吃了，你看治好治不好?倘若再治不好，怎么办?还有第三个方子，就是叫他‘发急’，[让]他跑到旁的机关，听旁的机关搞的[得]很好，旁的机关首长负责，搞的[得]轰轰烈烈，他却冷冷清清，这样相形之下，人家轰轰烈烈，自己冷冷清清，他心里难过。你在总结时可以这样讲，那[哪]个机关搞的[得]落后，人都有改进心理，何况是共产党员，群众力量起来了。假如这三副药‘吃’了还不好，在[再]用自然科学治病，今天吃这一味，明天吃那一味，有时也可以同时吃两味药。我们的办法，把这三味药给他统统吃。这三味药叫什么名字，一个是宣传药，一个是实践药，一个是群众药。这三味药在延安治过首长的病大致有效。再顽固那有什么办法?像孙力余吃了什么药也不行。那就不大好听了，叫做‘滚蛋’药。滚蛋，不要你负责，那就叫做‘泻药’。哪个首长不负责，那就不要他负责。”(57)
　　7月13日，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部署工作时要求：“加紧进行清查特务奸细的普遍突击运动与反特务的宣传教育工作。”(58)
　　其间，刘少奇作《关于审干中几个问题的意见》报告，对审干肃奸工作作具体安排。“审查干部与清查内奸的运动，是整风运动的继续发展及整风精神在实际工作中的具体运用。”审干运动的全部任务是：“清查内奸，争取失足者，训练干部。”(59)
　　肃奸，反特，坦白运动，一浪高过一浪，整风运动真正形成一河大水，浩浩荡荡，顺之者昌，逆之者亡。
　　几百个失足青年一致起来感谢共产党的拯救，控诉国民党的罪恶，这就将国民党的特务政策与共产党的宽大政策作了一个很好的对照，更加证明了国民党的特务政策是祸国殃民杀害青年的政策，共产党的宽大政策，则是救国救民挽救青年的政策。你们亲眼看到国民党特务分子破坏边区，破坏八路军、新四军，破坏共产党的罪恶，但必须晓得，他们的这些罪恶是与日寇勾结在一起的。大家晓得王实味是托派汉奸，但更要晓得他同时也就是国民党的特务。为什么王实味与国特分子纠缠在一起呢?因为他一方面为日寇服务，同时又为国民党服务，他是敌探、托匪、国特三位一体的奸细。当我们与王实味斗争时，为什么一些敌探国特不惜揭破了“左”倾面目，出来为王实味打抱不平呢?因为他们是一家人，有共同厉害的关系。为什么国民党为了声援一个托匪汉奸，动员了他们大后方所有是报纸杂志向共产党进攻呢?因为他们的特务机关实质上就是日寇第五纵队的组织，敌探王实味也正是国民党的特务人员。
　　国特为日寇服务的事实，在延安反奸细斗争中，是不胜枚举。如：混入新四军的许遇之，破坏河南党的杜征远，破坏边区银行的萧煌，破坏自然科学院的彭尔宁等等，他们都是敌探兼国特、国特兼敌探的兼差特务分子。要将这些杂种特务机械的[地]划分是不可能的，而且国民党并不以此为耻。如日寇密使吴开先公开作国民党的中央委员，敌探托匪张涤非公开的作国民党西安劳动营训导处主任，就是铁的证据。因为敌探、国特在反共的问题上，他们是一致的，在这个一致的目标之下，他们彼此结成“反共同盟”，并不惜蒙蔽一些青年去为敌人的第五纵队服务，来破坏共产党、八路军、新四军和陕甘宁边区。因此我们应该号召全体中国人民，全体失足分子，起来反对国民党这种叛国殃民的滔天罪恶。
　　另一方面，你们也亲眼看到共产党的宽大政策，它将几百个陷入特务泥坑的青年，从敌人的第五纵队里挽救出来。三个月以来，全体党员们执行党的宽大政策，以坦白运动、劝说运动，以及各种方法，去帮助那些失足的人觉悟，将几百个失足的青年从罪恶中挽救出来。同志们!这是一种光荣神圣的事业，是改造人类的事业。许多改过自新的人说：“共产党是他的重生父母!”从这些感激的声音中，证明了共产党宽大政策的伟大，党的集体力量才是真正改造灵魂的工程师。(60)
　　在肃奸反特运动中施行宽大政策，是毛泽东的主张。
　　早在1941年4月，毛泽东修订《陕甘宁边区施政纲领》时，就增加了其第七条内容：“改进司法制度，坚决废止肉刑，重证据不重口供。对于汉奸分子，除绝对坚决不愿改悔者外，不问其过去行为如何，一律施行宽大政策，争取感化转变，给以政治上与生活上之出路，不得加以杀害、侮辱、强迫自首或强迫其写悔过书。对于一切阴谋破坏边区分子，例如叛徒分子反共分子等，其处置办法仿此。”(61)该施政纲领经中央政治局会议批准，于1941年5月1日颁布实施。而此前执行的《陕甘宁边区抗战时期施政纲领》中对此表述为：“厉行锄奸工作，提高边区人民的警觉性，彻底消灭汉奸、敌探、土匪的活动，以巩固抗日后方。”(62)这显示了毛泽东的天下之志和仁慈胸怀。到1943年7月，他在枣园与来自绥德的袁任远谈话时，了解到那里的抢救运动情况，再次强调：“不要搞逼供信，你逼他，他没有办法，就乱讲，讲了你就信。然后，你又去逼他所供出的人，那些人又讲，结果越搞越大。我们过去在肃反中有很沉痛的教训。我们这次无论如何不要搞逼供信，要调查研究，要重证据，没有物证，也要有人证。……对于有问题的人，一个不杀，大部不捉。杀人一定要慎重，你把人杀了，将来如有证据确实是搞错了，你虽然可以纠正，但人已死了，死者不能复生，只能恢复名誉。另外，也不要随便捉人，你捉他干什么，他能跑到哪里去。”(63)
　　毛泽东是农民的儿子，他对普通民众始终怀抱着真诚朴素的情感，希望自己和由自己所组织的政府都能为人民谋幸福。他确定整风运动的方针是“惩前毖后，治病救人”，让政治斗争的对手“放弃主义，把人留下”，让革命队伍里的每个同志都清洁精神，重新做人。这就是所谓重新改造人、重新塑造人的伟大历史工程。
　　运动到达肃奸反特、审干坦白和抢救运动时期，毛泽东的个人崇高地位已经在军队和党内得到确认。
　　洛甫、博古在1941年的“九月会议”上就相继表态，承认自己犯了路线错误，推崇毛泽东的领导。朱德在1942年12月4日的西北局高干会议上表态，“现在路线正确了，以后我们党要在毛主席领导下实行一元化。”(64)刘少奇继1943年3月20日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提议毛泽东为政治局主席和书记处主席后，7月6日又在《解放日报》发表署名文章《清算党内的孟什维主义思想》。文章占据头版整版位置，宣称：斯大林所说的两种马克思主义者，在中国共产党内历史上也是存在的，前一种假马克思主义者，实质上就是中国的孟什维主义；“后一种真马克思主义者，在中国，就是毛泽东同志以及团结在毛泽东同志周围的其他许多同志，他们历年来所坚持、所奋斗的路线，他们的工作方法，实质上就是中国的布尔什维主义。”“一切干部，一切党员，应该用心研究二十二年来中国[共产]党的历史经验，应该用心研究与学习毛泽东同志关于中国革命的及其他方面的学说，应该用毛泽东同志的思想来武装自己，并以毛泽东同志的思想体系去清算党内的孟什维主义思想。”两天后的7月8日，王稼祥也在《解放日报》上发表署名文章《中国共产党与中国民族解放的道路》，以头版整版再转二版、三版的宏大篇幅论述：“中国民族解放整个过程中——过去、现在与未来——的正确道路就是毛泽东同志的思想，就是毛泽东同志在其著作中与实践中所指出的道路。毛泽东思想就是中国的马克思列宁主义，中国的布尔什维主义，中国的共产主义。”周恩来1943年7月16日从重庆回到延安，他在8月2日中央办公厅为他举行的欢迎会上发言表态：“我们党二十二年的历史证明，毛泽东同志的意见，是贯串着整个党的历史时期，发展成为一条马列主义中国化，也就是中国共产主义的路线!民主的同志的方向，就是中国共产党的方向!毛泽东同志的路线，就是中国的布尔什维克的路线!”(65)
　　国民党与共产党两种不同政策，摆在所有失足者的面前，何去?何从?这是很明显的。因此四百五十个人向党自新改过，正是这两种政策对照的结果，党的宽大政策胜利的结果。但是不是所有失足的人，都明白了这个道理呢?不，还有一些失足的人至今没有向党坦白，他们除了一部分少数甘心为敌人作第五纵队的人们外，其中大多数是在他们的脑子中尚有许多问题没有解决。他们过去想不通，我们尚有时间等待，但是现在是军事时期，我们应该赶快的[地]促使他们觉悟。今天开会的重要意义就在这里。(66)
　　康生的报告事先准备了发言稿，洋洋洒洒，慷慨激昂中又临时发挥了许多。会后主要依据他的发言稿整理成文，约两万余言，由解放社印制成册，发至各单位学习，领导干部人手一册。但另有现场记录稿在文字上与此略有出入。
　　接着，康生就如何认识国民党、如何看待蒋介石、如何理解三民主义等三个方面，揭破人们“对国民党和蒋介石的幻想”；对比证明共产党、八路军和边区是不可战胜的。这部分内容与8月5日中央总学委发出的《关于进行认识国民党的本质和对待国民党的正确政策的教育问题的通知》基本相同。
　　一切失足的人们!无论青年人、中年人，无论是男人、女人，无论是自觉的[地]为敌人服务，还是不自觉的[地]为敌人服务，我们共产党中央号召你们赶快觉悟吧!号召你们再不要为敌人第五纵队服务了!为什么共产党要这样苦心的[地]救你们?为什么在目前如此紧急的时期还要挽救你们?这正是要你们做一个中国人，不要再被欺骗着为敌人服务。失足的人们!现在应该赶快觉悟，下最大的决心，向共产党悔过自新，赶快脱下特务的衣服，脱下第五纵队的制服，穿上中国人的衣服，将你们所受的欺骗、污辱、损害和所做的一切罪恶彻底讲出来，共产党是欢迎一切失足的人变为抗日救国的中国人的。……你们被日寇和国民党特务机关强奸了、欺骗了，拉你们去做了第五纵队。由于你们幼稚无知，贪图名利，贪生怕死，而走入了特务的泥坑，我们共产党为使你们重新做人，用了宽大政策、坦白运动、劝说运动、开大会、做报告、集体劝说、个别谈话等等多种方法促使你们觉悟。三个月来，我们既怕你们执迷不悟，又怕伤害了你们的面子；安慰你，怕你伤心；关照你，怕你自杀。请问一问，你们的父母有没有这样在政治上关心过你?你们的兄弟、姐妹、爱人、朋友，有没有这样想到你的前途?
　　一个小孩子失足河中，如果是平时还可以从容的[地]去救，如果是涨大水的时候，就要抢救，这是不说也懂的简单道理。可是，自然界的失足者，主要是靠外边的人来救，而政治上的失足者，遇到要抢救的时机，却主要是依靠自己。因此，我们号召未坦白的人赶快坦白，不要放松一秒钟的时间。失掉了这个最可宝贵的时机，将永远陷于万劫不复的境地。已经坦白而未彻底的人们，要重新反省，彻底的[地]迅速的[地]向党解决自己的问题。已经坦白的人，要在任何的困难下毫不动摇，要下最大的决心为革命服务，要以坚决的牺牲精神，与共产党、八路军、边区人民共同一起，来反对内战保卫边区。特别是那些未坦白的人，要在此地就下定决心，在这里或者回去立刻坦白自己的问题。我们提心吊胆的[地]怕他们失却时机，这一个忠告，望他们牢牢的[地]记住。
　　最后，我要警告那些不愿坦白的人们，我们坚持宽大政策，但宽大是有一定限度的，这点希望他们严重注意。有些人听到国民党要进攻边区，他们高兴了，他们想他们的问题不需要坦白了，蒋介石派兵来接他们了。我们警告那些执迷不悟的特务分子，快快觉悟转变吧!为了挽救失足青年，我们有菩萨的心肠，但为了坚决镇压特务，我们又有钢铁意志。如果他们绝对坚决，不愿改悔，甘为敌人第五纵队，那我们必须以严厉办法坚决镇压之。在这里我们送给他们一副对联：“悬崖勒马，回头是岸”；“放下屠刀，立地成佛”。(67)
　　这个报告的后半部分带有明显的威胁性、恐吓性。作为一个旁观者，弗拉基米洛夫在当天的日记中写道：“康生的讲话起了吓唬人的效果。一种令人窒息的寂静笼罩着礼堂，听众显然都吓呆了。人们突然意识到，情报局头子掌握着多么大的权力，而胆敢捍卫真理的人，又会落个什么下场。”(68)
　　康生的报告在长时间热烈的掌声中画上句号。据说，彭真刚要宣布大会结束，朱德突然走上主席台，用平静的语气质问康生，并对刚才的主题报告表示不满，但没有得到回答。彭真随即宣布大会结束，各单位各部门代表都默默而有秩序地散去。
　　时隔半个多世纪，据参加会议的王丹一回忆，当时坐在她旁边有两个秘密监视者，康生报告当中传来纸条子：“特务分子听了报告有何感想?”“特务分子赶快坦白!”她知道这些人是监视她的，便不理睬他们，自己认真记笔记。
　　另据参加会议的石澜介绍，康生报告时间很长，会议结束时，天已垂暮。(69)
　　从杨家岭整队回到蓝家坪、枣园，或清凉山、南门外，要走三五里、七八里的路程。夜幕降临，胆怯的星光在遥远的夜空下隐约闪烁。参加会议的人们沉默寡言地行走着，谁都没有心思去抬头张望。
　　①林青山：《康生传》，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1996年3月第2版，第100页。
　　②王丹一接受朱鸿召电话采访，2002年10月10日，北京、上海。
　　③[苏]彼得·弗拉基米洛夫：《延安日记》，北京：东方出版社2004年3月版，第138页。
　　④康生：《抢救失足者》(1943年7月15日)，见《中共党史教学参考资料》第17册，北京：中国人民解放军国防大学党史党建政工教研室编印1985年10月，第380—384页。
　　⑤毛泽东致周恩来电，1941年2月14日。见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中卷，北京：人民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12月版，第270页。
　　⑥毛泽东在中央学习组所作时局的报告，1942年4月13日，见《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中卷，同前引第375页。
　　⑦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发言，1942年5月21日，见《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中卷，同前引第381页。
　　⑧毛泽东在中央高级学习组所作的报告，1942年5月28日，见《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中卷，同前引第384页。
　　⑨毛泽东致周恩来电，1942年6月26日，见《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中卷，同前引第389页。
　　⑩师哲回忆、李海文整理：《在历史巨人身边——师哲回忆录》(增订本)，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8年3月版，第178、179页。
　　(11)毛泽东致彭德怀电，1943年6月1日，见《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中卷，同前引第443页。
　　(12)毛泽东致周恩来、林彪电，1943年5月8日，见《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中卷，同前引第438页。
　　(13)毛泽东致周恩来电，1942年9月15日，见《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中卷，同前引第403页。
　　(14)参见熊向晖：《地下十二年与周恩来》，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2月版，同前引第22页。
　　(15)《王恩茂日记》(1943年7月13日)抗日战争时期(下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5年9月版，第360页。“从根本上说，蒋、胡‘闪击延安’的计划未能寿终，关键在于国际国内的大形势不允许此时国内国共重新开战。”杨者圣：《胡宗南这个人》，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6年6月版，第259页。该书对此有较详细分析。
　　(16)中共中央书记处致各中央局、中央分局电，1943年7月3日，见《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中卷，同前引第452页。
　　(17)参见毛泽东致董必武电，1943年7月13日，见《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中卷，同前引第457页。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任弼时传》，北京：人民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4年4月版，第508页。
　　(18)康生：《抢救失足者》(1943年7月15日)。
　　(19)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北京：人民出版社。
　　(20)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报告，1941年9月10日，见《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中卷，同前引第327页。
　　(21)毛泽东：《整顿党的作风》(1942年2月 日)，《毛泽东选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第2版，第827页。
　　(22)同上，第817页。
　　(23)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发言，1942年2月28日，见《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中卷，同前引第366页。
　　(24)《关于增强党性的决定》(1941年7月1日)，见解放社编：《整风文献》，苏北新华书店印行1949年8月，第108页。出版地点不详。
　　(25)毛泽东：《关于整顿三风》(1942年4月20日)，《毛泽东文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12月版，第414—416页。
　　(26)康生：《抢救失足者》(1943年7月15日)。
　　(27)参见穆欣：《隐蔽战线的统帅周恩来》，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2002年1月版，第442、444页。
　　(28)钱维人时任陕甘宁边区公路局局长，“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第三次国共合作，他负责与国民党方面联系修筑公路，被康生诬陷为特务逮捕，从1939年关押到1945年，后由西北局公安部作甄别结论，予以平反。王遵及原在北平读书，因不满其叔父王克敏的汉奸行为，奔赴延安，参加抗日。康生怀疑她是“日本特务和国民党特务”，“从里到外，她家都反动透顶了。难道她一个女孩子，就能出污泥而不染?”经过三天三夜的车轮战，并威胁要放两条大蛇到她的窑洞里，逼迫她承认自己是“双料特务”，从1939年到1946年整整七年，都被关押在陕甘宁边区保安处窑洞监狱里。李凝原是东北地下党员，曾被日本人逮捕，经家人保释出狱后，1938年到延安。1939年7月，她突然被边区保安处逮捕，在黑窑里接受先定性后取证的审讯。“你长那么漂亮，不当特务，谁当特务?”逼迫她承认“叛变投敌为特务，打入党内充当汉奸”。最后为她定罪结论的依据竟然有：走路像日本女人、有日式女内衣、刺探军事秘密，等等。参见高新民、张树军：《延安整风实录》，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00年7月版，第368页。[美]约翰·拜托、罗伯特·帕克：《康生传》，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10月版，第163—166页。承蒙该书中文译者之一顾兆敏先生相告，中文原版为《龙爪》，台北：时报文化出版企业股份有限公司1998年5月版，上述引文见诸第179—181页。林青山：《康生传》，同前引第80—92页。
　　(29)参见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刘少奇年谱》上卷，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9月版，第414页。同时被批准治病休养的还有王稼祥。另见刘家栋：《陈云在延安》，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5年5月版，第114页。
　　(30)《康生关于整风审干问题的报告》(1943年8月)，记录稿，第58—59页。
　　(31)《关于“野百合花”及其他——延安新文字狱真象》，统一出版社编印，1942年9月，出版地点不详。此见《“三八节有感”、“野百合花”及其它》附录，1957年8月编印，中共中央宣传部图书资料宝藏。
　　(32)杨奎松：《毛泽东与莫斯科的恩恩怨怨》，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1999年7月版，第141页。
　　(33)毛泽东：《文艺工作者要同工农兵相结合》(1942年5月28日)，《毛泽东文集》第2卷，同前引第427页。
　　(34)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讲话，1942年6月19日，见《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中卷，同前引第388页。
　　(35)毛泽东在西北局高干会议上的报告，1942年11月20、23日，记录稿。
　　(36)《中共中央关于宽大政策的解释》(1942年11月6日)，见《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2册，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6年11月版，第149页。
　　(37)转引自《在历史巨人身边——师哲回忆录》(增订本)，同前引第220页。
　　(38)《中共中央关于统一抗日根据地党的领导及调整各组间关系的决定》(1942年9月1日)，见《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中卷，同前引第402页。
　　(39)参见《刘少奇年谱》上卷，同前引第415页。
　　(40)《中央机构调整及精简决定》(1943年3月20日)，见《中共党史教学参考资料》第17册，北京：中国人民解放军国防大学党史党建政工教研室编印1985年10月，第345页。此处文件名称为简称。
　　(41)转引自王秀鑫：《延安“抢救运动”述评》，《党的文献》(北京)1990年第3期。
　　(42)转引自《任弼时传》，同前引第504页。
　　(43)《在历史巨人身边——师哲回忆录》(增订本)，同前引第222页。
　　(44)《康生关于整风审干问题的报告》(1943年8月)，记录稿，第36—37页。
　　(45)《峰与谷——师哲回忆录》，北京：红旗出版社1997年1月第2版，第241页。
　　(46)参见《在历史巨人身边——师哲回忆录》(增订本)，同前引第220—221页。
　　(47)《中共中央关于继续开展整风运动的决定》(1943年4月3日)，见《中共党史教学参考资料》第17册，同前引第354—355页。
　　(48)任弼时：《特务的活动和中央对特务的方针》(1943年4月)，见《军队政治工作历史资料》第8册，北京：战士出版社1982年版，第237—238页。
　　(49)《康生关于整风审干问题的报告》(1943年8月)，记录稿，第37页。
　　(50)任弼时：《特务的活动和中央对特务的方针》(1943年4月)，见《军队政治工作历史资料》第8册，同前引第238—241页。
　　(51)《刘少奇年谱》上卷，同前引第420页。又见高新民、张树军：《延安整风实录》，同前引第371页。
　　(52)李逸民：《李逸民回忆录》，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6年11月版，第116页。
　　(53)《高岗在边区党群系统工作人员会议上关于宽大政策的报告》(1943年5月17日)，见《中共中央西北局文件汇集》甲第3册，中央档案馆、陕西省档案馆编印1994年11月，第224、228、229、230页。
　　(54)《中共中央关于国民党的特务政策和我党反特斗争的指示》(1943年6月24日)，转引自郭德宏等主编：《中共党史重大事件述评》，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8年版，第57页。
　　(55)刘少奇：《对反特政策与方法指示》(1943年6月29日)，见《中共党史教学参考资料》第17册，同前引第379页。
　　(56)毛泽东致康生信，1943年7月1日，见《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中卷，同前引第448页。
　　(57)《康生关于整风审干问题的报告》(1943年8月)，记录稿，第52—54页。
　　(58)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讲话，1943年7月13日，见《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中卷，同前引第455页。
　　(59)刘少奇：《关于审干中几个问题的意见》(1943年7月)，见《刘少奇年谱》上卷，同前引第429页。
　　(60)康生：《抢救失足者》(1943年7月15日)。
　　(61)《陕甘宁边区施政纲领》(1941年5月1日)，见陕西省档案馆、陕西省社会科学院合编：《陡甘宁边区政府文件选编》第5辑，北京：档案出版社1988年5月版，第3页。《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中卷，同前引第291页。
　　(62)《陕甘宁边区抗战时期施政纲领》(1939年4月4日)，见《陕甘宁边区政府文件选编》第1辑，北京：档案出版社1986年5月版，第209页。
　　(63)转引自《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中卷，同前引第460页。
　　(64)参见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朱德传》，北京：人民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8月版，第530页。
　　(65)周恩来在延安欢迎会上的演说词，1943年8月2日。转引自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周恩来传》第2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2月版，第681页。
　　(66)康生：《抢救失足者》(1943年7月15日)。
　　(67)转引自林青山：《康生传》，同前引第100—103页。又见《艾思奇延安笔记》，1943年7月15日，记录稿。
　　(68)[苏]彼得·弗拉基米洛夫：《延安日记》，同前引，第139页。
　　(69)石澜：《我与舒同四十年》，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97年10月版，第94页。对于此次会议的具体时间，目前所掌握的材料多数人回忆是从中午到傍晚，整个一下午时间。只有杨尚昆在其回忆录中记作：“7月15日上午，在杨家岭大礼堂召开中直干部大会，延安所有机关都派人来听。”疑有误。见《杨尚昆回忆录》，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1年9月版，第21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