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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1942:整风运动的发动

高浦棠 曾鹿平


  1937年1月13日,黄土高原腹地古老的山城延安,洋溢著一派喜气洋洋的气氛。震天的锣鼓、悠扬的唢呐、飘舞的红绸,将寒冷的大地装点出几分春天般的温暖、热烈。山城的老百姓倾城而出,在北门外组成一条长蛇阵,夹道迎接中共中央和工农红军进驻延安。
  从此,中共中央结束了颠簸流亡的日子。延安,成了中国人民革命斗争的“落脚点和出发点”。
  谁都不会忘记,1933年4月,第四次反围剿胜利结束时,中央红军已发展到10万人,全国红军已达30万人,中共党员也达到了30万人,星星之火已成燎原之势。中国革命胜利的曙光已经在望。然而,1936年,红一、二、四方面军在陕甘胜利会师时,中央红军只剩下1万多人,全国红军只剩下不到3万人,党员也只剩下4万多人。这个巨大的变化震撼著每一个共产党人的心灵。造成这一悲剧的直接原因,一是蒋介石国民党人的疯狂围剿,一是王明极“左”路线的错误指导。这在当时已逐步明朗、尽人皆知了。
  遵义会议,在非常紧急的情况下召开,中共中央只是仓促地解决了长征途中及长征前反围剿斗争中军事方面所存在的路綫问题、领导权问题,初步把已严重偏离航道的革命巨轮扭转到正确的航道上。
  按照常规,中共中央落脚陕北後,应该马上召开重要会议,制定几个有关方面的决议案,系统清算王明路线的政治组织和理论思想体系,然而,时局的发展根本不容许党中央有“清理内务”的机会,全面抗战便爆发了。
  从总的形势看,共产党的日子一天一天地好起来了,但共产党的领袖毛泽东的心里,却一直怀著深深的忧虑,他清醒地认识到,王明路线不仅葬送了无数党员、红军战士的性命和根据地,更可怕的是它给共产党人留下了一份病态的精神遗产——主观主义、教条主义、宗派主义、党八股……这些思想方法与思维模式,在抗日战争的新形势下,有的改头换面,有的则原封不动,已经在党内、在边区、在整个解放区泛滥开来。如果不给以彻底的根除,目前日益发展的革命力量,还会受到更大的损失,後果是不堪设想的。
  1937年,延安凤凰山麓的一眼石窑洞里,毛泽东正在用他非凡的大脑思考著中国革命的指导思想,寻找著马列主义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的结合部,撰写著毛泽东思想的哲学基础《矛盾论》、《实践论》这两部辉煌的著作,为清算王明“左”倾路綫做著理论准备。
  也正在这时,延安发生了一件轰动中外的大事。
  延安陕北公学年仅十六岁的女学生刘茜被人枪杀在延河岸边。
  保安机关很快就将此案侦破,凶手是抗大分队长、一个战功显赫的老红军战士,他叫黄克功。
  延安震惊了!所有人的心理都失去了平衡,光明的延安怎么也会发生这样的事?
  然而,黄克功的心理却并未失去平衡,他直言不讳地承认了自己的所做所为,并毫无愧疚地解释道:“刘氏狼心毒恶,玩弄革命军人”,“损功名誉,当时则气愤填胸,乃拔手枪与[予]击之,一枪未击毙,故加一枪。”①
  公平地说,这并非黄克功有意诡辩开脱,他内心的逻辑也确实如此。
  刘茜是从山西来延安的一位知识青年,她漂亮、活泼、多才多艺。到延安後她先入抗大学习,并很快成为一颗引人注目的明星。当时在延安,长征过来的老红军是很受人们仰慕的,尤其像刘茜这样年轻漂亮的女孩子,长征过来的红军将士,在她们眼里个个都是具有传奇色彩的英雄,她们心中的“白马王子”一下子变得非常具体非常明确了。黄克功长征时就是红军某团的副团长,到陕北後又参加过东征战斗。在抗大他又恰好是刘茜所在队的副队长,英雄美人,干柴烈火,两颗明星很快坠入了爱河。
  可是,现实绝不会无条件地就范於幻想,两颗耀眼的明星一旦进入同一轨道,各自的光环马上消失,鸿沟无情地将滚滚流淌的爱河拦腰截断。
  一个是简单粗鲁的工农干部,一个是细腻热烈的小知识份子,思想感情、生活情趣的巨大反差,已经使他们没有调和的余地,当刘茜转入陕北公学後,他们的感情已彻底破裂。
  於是,在一个昏暗的傍晚,黄克功逼婚不成,便举起了那支伴随他无数次地保护过自己和消灭过敌人的枪……
  作为一个刑事案件,此案并没有什么特殊之处。事情的结局也无可挑剔。黄克功被法院判处了死刑,他高喊著“打倒日本帝国主义”的口号走向了刑场。人们怀著极为复杂的心情目睹了这位英雄的消失。
  值得我们注意的是事件深层所蕴含的而又往往被人们忽略的一个重大问题,那就是成千上万的知识份子进入革命队伍後,与工农干部在思想、感情、心理上的矛盾。
  不管你愿意不愿意承认,在革命队伍中,这两个阶层是现实地存在著的。一般说来,工农干部虽然对共产主义忠心耿耿,对共产党在特定时期内的路线、方针、政策都能够矢志不移地坚持贯彻执行,但这个阶层的大部份人都文化水平低下,视野狭隘,思想认识浮浅,更有少数人由此而走上骄傲自满、不求上进的歧路。而知识份子干部则大部份是在抗日热情驱使下投奔延安来的。他们虽然有远大的政治理想,有较高的文化知识修养,但他们却对马克思主义原理和共产党的历史知之甚少,更不懂得实际斗争经验,理论与斗争实践、理想与生活实际脱节,是他们身上普遍存在的毛病。这样,这两个阶层之间的矛盾也成为无法逥避的事实。
  对於知识份子尤其是小资产阶级知识份子的劣根性,毛泽东的认识是深刻的。毛泽东在抗大二期开学典礼上明确讲道:“抗大像一块磨刀石,把那些小资产阶级意识——感情冲动、粗暴浮躁,没有耐心等等磨他个精光,把自己变成一把雪亮的钢刀,去创新社会,去打日本。”②
  愿望是良好的,然而思想的改造则很难在抗大几个月(最长一年时间)的学习、锻炼中就可以大功告成的。也许是毛泽东对农民意识有些偏护,也许是中国革命必须走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总之,中国共产党在强调知识份子的思想改造、强调知识份子必须走与工农相结合的道路时,却往往忽视了工农干部 (准确地说应该是农民干部)本身的劣根性,以及它对中国革命的危害。这里,我们不妨先看看丁玲的小说《在医院中》的几段描写:
  陆萍是上海一个产科学校毕业的学生……在抗大住了一年,她成了一个共产党员……为了党的需要她必须脱离学习到离延安四十里地的一个刚开办的医院去工作……她声辩过,说她性格不合,她可以从事更重要的或更不重要的工作,甚至她流泪了……可是“党”,“党的需要”的铁箍套在头上,她能违抗党的命令麽……於是她到医院来了。
  院长是一个四川人,种田的出身,後来参加了革命,在军队里工作很久,对医务完全是外行。他以一种对女同志并不需尊敬和客气的态度接见陆萍,像看一张买草料的收据那样懒洋洋的神气读了她的介绍信,又盯著她瞪了一眼:唔,很好!留在这里吧。他很忙,不能同她多谈。对面屋子里住有指导员,她可以去找他。於是他不再望她了,端坐在那里,并不动手做别事。
  指导员黄守荣同志,一副八路军里青年队队长的神气,很谨慎,很爱说话,衣服穿得很整齐,表现著一股很檏直很幼稚的热情,有点羞涩,却又企图装得大方。
  他告诉她这里的困难:第一,没有钱;第二,刚搬来,群众工作还不好,动员难;第三,医生太少而且几个负责些的都是外边刚来的,不好对付。
  把过去历史,做连指导员的事也同她说了。他是多么想回到连上去啊。③
  对这一切,在这位上海来的知识青年眼里似乎是没办法理解的,当然更无法接受这种现实和生活了。出乎人意料的是在陆萍没办法接受这现实生活的恩赐的同时,现实生活也容纳不下陆萍的抱负和热情。最後她终於在这所医院里无立足之地了。
  再请看小说中的一位老干部对这种生活的理解:
  你说院长不好,可是你知道他过去是什么人,是不识字的庄稼人呀!指导员不过是个看牛娃娃,他在军队里长大,他能懂得多少?是的,他们都不行,要换人,换谁?我告诉你,他们上边的人也就是这一套。你的知识比他们强,你比他们更能负责,可是油盐柴米,全是事务,你能做麽?这个作风要改,对,可是那麽容易吗?④
  这篇小说不是纪实作品,然而你再看看丁玲的《干部服装》、《三八节有感》等杂文和丁玲在《解放日报》编发的小说《厂长追猪去了》所引起的风波(这是当时鲁艺学生朱寨写的一篇描写一位厂长埋头事务,不管大事的小说,小说发表後,安塞的一位厂长竟找上《解放日报》的门来,指责这篇小说是在攻击他,要求有关领导责成处理),就可以从这篇现实主义作品中领略到它所揭示的生活的真实程度了。
  事实上,延安当时的确出现了津贴和伙食待遇的差别(伙食方面有大、中、小竈之分;津贴有每月4元、6元、8元、12元的等级),衣服也有四兜与两兜的不同(一般干部穿两兜服,高级干部穿四兜服)。因为很长时间的平均分配和同甘共苦,已经在人们思想上无形中形成了一种绝对平均主义的概念,等级差别——哪怕是极其微妙的等级差别一旦显示出来,人们的情感天平很快就会失去平衡。
  另一方面,在一部份知识份子出身的干部中啃书本背教条的现实也同时在滋长著、泛滥著。更有甚者,像王明这些人还在公开场合竭力鼓励人们去这样做。如1941年5月,毛泽东在延安干部会议上作了《改造我们的学习》的报告,批评了理论脱离实际的教条主义,强调理论联系实际的重要性。王明在向中国女子大学传达这个报告时(其时王明为女大校长),避重就轻,仍强调要好好学习理论,并鼓励说:“不要怕说教条,教条就教条,女大学生学他几百条,学会了,记住了,碰见实际自然会运动(用),如果一学就怕教条,一条也记不住,哪里谈得运用?把理论运用於实际是对的,但是先有理论才能运用,一条也没有哪儿去运用?”⑤这些煽动结合知识份子本身的兴趣爱好,其影响是极端恶劣的。
  特别在文艺界,从30年代来到40年代初,延安已聚集了从沦陷区、大後方和其他根据地涌来的大批文艺工作者。由於人员来自各方,原先的环境、条件、习惯、斗争特点及思想方法和理论水平的不同,在文艺观点上出现了不少分歧,思想很不统一。文艺运动大有多元化发展的趋向。戏剧方面出现了演大戏风潮。果戈理、莫里哀、契诃夫、奥斯特洛夫斯基以及曹禺、夏衍等人的大型话剧相继上演,为坐落在黄土高原上的延安吹来了一股新鲜而奇异的风。在这股风的吹拂下,有的人满足了更高的审美要求;有的人藉此提高了鉴赏水平;有的人则被吹出了观众席。据著名导演张水华和著名表演艺术家金紫光共同回忆说:延安文艺座谈会前夕,延安的戏越演越大,鲁艺排演苏联话剧《神手》,群众根本看不懂,就问:这究竟是好人还是坏人?⑥
  群众在发问,文艺界也有人在发问。有的人觉得延安生活紧张活泼,但毕竟缺少了点什么?有的惆怅:生活在大家庭内,个性不能伸长,知音难觅啊!有的人埋怨:平等自由的延安,怎么会在吃饭方面有大小竈之分,穿衣方面有两兜四兜之分,行走方面有骑马步行之分呢?於是,有的人用挑剔的目光,敏感地发现了“太阳里边的黑子”;有的人我行我素,公开亮出了“我是不歌功颂德”的态度;有的人则干脆主张“文艺的根本任务就在於暴露黑暗”。
  就在戏剧界和文学界变奏著烦躁不安的噪杂声时,延安军人俱乐部展出了一批讽刺漫画,引来了更多的噪杂和议论。
  戏剧界的大、洋、古风潮,文学界的烦躁不安情绪,美术界失之分寸的批评,这一切似乎在预示著延安文艺走向了离毛泽东设想的工农兵方向越来越远的地方。
  当然特别是在党内,王明“左”倾教条主义的遗毒似乎更明显。1941年前後,中国共产党已经发展成了全国性的马列主义大党,党员人数从长征结束时的4万多猛增到80多万。由於中国社会阶层的特殊性结构,这么多党员中,绝大多数出身於农民和其他小资产阶级。他们虽然有很高的革命积极性,但在入党时不可避免地拖著一条小资产阶级的尾巴。如当时中央党校五部有30多名教员,都是入党时间不长的青年知识份子,其中大部份人缺乏实际斗争的锻炼,在教学中存在著严重的教条主义倾向。有一个讲政治常识的教员,仅讲“革命”两个字,就讲了整整三个钟头,结果学员越听越糊涂,他自己也越讲越不清楚。还有一个教员批改“民族形式的要素”试题,有学员内容答得很完整,只是因为没有写“斯大林说”几个字,结果打了零分。还有一个学员,组织上调他到新地方去工作,他却给自己写了这样一副对联:“前进革命翻天覆地,後退生产温饱团圆”,横批是“进退两难”。⑦
  上述情况仅仅是一个单位中的现象。其实在当时的整个共产党队伍中,有不少人虽然从组织上加入了共产党,但思想上并没有完全入党。多数同志对党的基本知识、对共产主义信念等问题的理解,是很肤浅的。在很大一部份人看来,共产主义就是“楼上楼下,电灯电话;点灯不用油,耕地不用牛”。
  这还不是问题的本质。也许高华教授关於左翼文化人和革命关系之间的矛盾分析更接近问题的实质:“在历史上,左翼文化人和革命的关系,是一对难於解决的矛盾:左翼知识份子倾向革命,这就和共产党发生思想和组织的关联;左翼知识份子还要‘民主’和‘个性解放’,这就和共产党的‘思想一致性’和集体主义发生矛盾;中国革命的主力军是‘最具革命性’的农民,革命自要满足和代表他们的利益和心理、情感的要求,左翼文化人却深受‘五四’‘改造国民性’等‘启蒙’思想影响,不思改造自己,反而要去改造农民的所谓‘落後’和‘愚昧’;革命要前进,离不开思想和组织的高度一元化,更离不开革命的化身——革命领袖的思想和组织领导,左翼文化人却高谈‘个性独立’和‘抽象的平等’,对敬仰和服膺革命领袖的必要性缺乏起码的认识,更不会像朴实的陕北农民那样去欢呼‘大救星’。”⑧
  面对革命队伍内部两个阶层的种种不合时宜表现,和共产党内大部份人缺乏党史知识的现象,使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特别是毛泽东强烈地感到,“清理内务”,在全党展开一次深刻的马列主义教育运动已经刻不容缓了。
  1941年5月19日,毛泽东在延安高级干部会上作了《改造我们的学习》的讲演,对广泛存在的伪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小资产阶级作风作了严肃的批评,明确提出马列主义理论联系实际的基本原则是党的根本的指导思想,是党的一切工作的指针。
  1941年7月1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作出《关於增强党性的决定》。《决定》指出:“今天巩固党的主要工作是要全党党员,尤其是干部党员,更加增强自己的党性锻炼,把个人利益服从於全党的利益,把个别党的组成部份的利益服从於全党的利益,使全党能够团结得像一个人一样。”⑨
  1941年8月1日,中共中央发布《关於调查研究的决定》,决定强调:领导机关的基本任务就在於了解情况和掌握政策,而系统的周密的社会调查,是决定政策的基础。⑩
  1941年9月2日,《解放日报》发表题为《反对学习中的教条主义》的社论。
  1941年9月6日,《解放日报》发表题为《加强党性的锻炼》的社论,号召全体共产党员反对主观主义、形式主义作风,加强统一性和集中性。
  1941年12月1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通过了《关於延安干部学校的决定》。《决定》指出:“目前延安干部学校的基本缺点,在於理论与实际、所学与所用的脱节,存在著主观主义与教条主义的严重毛病。这种毛病,主要表现在使学生学习一大堆马列主义的抽象原则,而不注意或几乎不注意领会其实质及如何应用於具体的中国环境。”“这种教育曾使若干干部只会死记和背诵各项原则和结论,而不会解决实际问题。他们能够背诵《资本论》,但不能了解法币为什么会跌价。”“马克思列宁主义教育之目的,是为了培养改造现实的战士……使学生能够用马列主义的精神和方法去分析中国历史与当前的具体问题。去总结中国的经验,”去“指导实践”。(11)1942年1月13日《解放日报》发表社论说:这一《决定》的伟大意义在於:“这是反对主观主义的精神在学校教育上的具体运用,这是培养干部工作中的新纪元,这是中国教育上的一个革命。”此《决定》在整风运动中被列为重要文献之一。
  1942年1月26日,毛泽东亲自为中共中央宣传部起草了《中宣部宣传要点》。要点在列举了主观主义、宗派主义的种种表现後指出:“凡此主观主义与宗派主义的思想与行动,如不来一个彻底的认真的深刻的斗争,便不能加以克服,便不能争取革命的胜利。而要进行斗争,加以克服,非有一个全党的运动是不会有多大效力的。”(12)
  1942年2月1日,毛泽东在中央党校开学典礼上发表了《整顿党的作风》的演说,向全党提出整顿党风、整顿学风、整顿文风的号召。2月2日,《解放日报》发表《整顿“学风”、“党风”、“文风”》的社论。社论指出:毛泽东同志的号召,是我党在这个时期中加强干部教育的总方针。为了抗战的利益和革命的利益,每个党员都要痛切地反省,纠正错误,把自己的能力更提高一步,把自己的工作做得更好。社论还进一步指出:“整顿学风”就是反对主观主义的残余;“整顿党风”就是反对宗派主义的残余;“整顿文风”就是反对党八股的残余。
  1942年2月8日,毛泽东在中央宣传部和中央出版局联合召开的宣传工作会议上发表了《反对党八股》的演说,对残存於党内的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和党八股进行了深入的剖析,痛数党八股的八大罪状,号召全党加以抵制。
  1942年3月18日,中央研究院作为整风试点单位召开了整风检查动员大会。
  1942年4月3日中共中央宣传部发布的《关於在延安讨论中央决定及毛泽东同志整顿三风报告的决定》(习惯上简称“四三”决定)指出,进行整风“是党在思想上的革命”,必须由各部门的领导负责,运用中央文件的精神,彻底改造本部门的工作和每个同志的工作作风和思想作风。讨论和检查的方式,应以上面领导和发扬民主并重。研究、讨论和检查的目标是为著彻底了解中央文件的内容,认真切实地整顿学风、党风、文风,改造工作,团结干部,团结全党。《“四三”决定》还“规定以下18个文件为干部(学生在内)考试的范围:(1)毛泽东二月一日在党校的报告;(2)毛泽东二月八日在延安干部会上的报告;(3)康生两次报告;(4)中央关於增强党性决定;(5)中央关於调查研究决定;(6)中央关於延安干部学校决定;(7)中央关於在职干部教育决定;(8)毛泽东在边区参议会的演说;(9)毛泽东关於改造学习的报告;(10)毛泽东论反对自由主义;(11)毛泽东农村调查序言二;(12)联共党史结束语六条;(13)斯大林论党的布尔塞维克化十二条;(14)刘少奇论共产党员的修养第二章第二第三第四第五节;(15)陈云论怎样做一个共产党员;(16)红四军九次代表大会论党内不正确倾向;(17)宣传指南小册;(18)中央宣传部关於在延安讨论中央决定及毛泽东同志整顿三风报告的决定”。(13)4月16日,中共中央宣传部又发出通知,增加4个文件,即《斯大林论领导与检查》、《列宁斯大林论党的纪律与党的民主》、《斯大林论平均主义》、《季米特洛夫论干部政策与干部教育政策》。这样,中宣部先後共规定22个必读文件,要求各机关各学校对中央决定,毛泽东同志的报告及其他中央指定的文件,要深入研究,热烈讨论,把这些文件的精神与实质领会贯通,作为自己的武器。(14)
  至此,一场轰轰烈烈的整风运动在延安党政军各机关学校普遍地发动起来。
  整风运动的主要任务是宣传唯物论、辩证法,从认识论的根本问题上,彻底清算过去的“左”倾错误,特别是要彻底清算以王明为代表的主观主义、教条主义为特徵的“左”倾思想错误。具体地说,就是通过学习、讨论,明辨是非,明确方向,使每个共产党员从思想、立场、态度等各个方面树立起理论联系实际的作风和以党的利益高於一切利益的共产主义品质。据师哲回忆说:“最初讨论中有人提出错误路线的责任是谁的问题,毛泽东在同我的接触中曾说过:‘不对(指追究错误路线的责任者问题),不追究个人责任,弄清思想是非就行了。’”
  但对王明来说却不见得行。
  ① 朱鸿召:《恋爱中的枪声》,载《上海文学》2000年5月号。
  ② 《新中华报》1937年3月7日。
  ③④ 陈明编:《我在霞村的时候——丁玲延安作品集》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1999年8月版。
  ⑤ 转引自周国全,郭德宏、李明三著:《王明评传》安徽人民出版社1989年5月版。
  ⑥ 1991年11月16日笔者在北京张水华寓所采访记录。
  ⑦ 白栋材:《五部整风的历史回顾》,载《延安中央党校的整风学习》第一集,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8年6月版。
  ⑧ 高华:《从丁玲的命运看革命文艺生态中的文化,权力与政治》,载《炎黄看秋》2008年第4期。
  ⑨⑩ 《中共党史教学参考资料》(三),人民出版社1959年6月版。
  (11) 中共中央党校党史教研室选编:《中共党史参考资料》(五),人民出版社1979年11月版。
  (12)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中),人民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
  (13) 见《中共党史教学参考资料》(三),人民出版社1959年6月版。
  (14) 参见中共陕西省委党史研究室编:《延安整风运动》,陕西人民出版社1992年8月版。
  

延安抢救运动始末—200个亲历者记忆/高浦棠 曾鹿平著,—台北:时代国际出版有限公司,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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