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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毛泽东、王明:思想斗争与权力争夺

高浦棠 曾鹿平


  王明,原名陈绍禹,字露青。1904年出生在安徽省六安县金家寨。据王明同乡同学桂尊秋介绍:其“家境贫寒,无田产,其父早年在金寨小镇开小行店”。①这位开小行店的父亲在大革命时接受了革命宣传,不仅自己倾向於进步,而且把他的所有子女都送去参加了革命。王明是家里的长子,後来成了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的著名人物。
  学生时期,王明追求进步,具有鲜明的爱国主义思想。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被保送去莫斯科,入中山大学学习。此後多次往来於中国的上海与苏联的莫斯科之间。1930年底,他打著“反对立三路綫”、“拥护共产国际路线”的旗号,以一种比李立三“左”倾冒险主义更“左”的教条主义、宗派主义,反对六届三中全会以後的中共中央。同时他还写了一个题为《两条路线》的小册子,後又改称《为中共更加布尔什维克化而斗争》,提出了一个在新形势下的“左”倾政治纲领。
  1931年1月,王明在共产国际东方部部长米夫的支持下,由一个莫斯科中山大学毕业不久的一般干部,一步登天,当上了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和书记处书记,实际上掌握了中共中央的领导权。从此,他在全党推行“左”倾错误主张。形成了人们习惯上所说的第三次“左”倾路线。这次“左”倾冒险主义统治中共长达四年之久,使中国的革命事业遭受了严重损失。
  1931年秋,王明在蒋介石制造的一片白色恐怖下离开上海,赴莫斯科担任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临行前,他“再三关照博古(被王明指定为中共中央总负责),嘱其万事都得请示共产国际”,“决不可擅自行动,更不得听信他人”。②这就是王明虽然离开了中国,但他的“左”倾主义思想却仍占统治地位的原因。
  1935年8月1日,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根据共产国际七大的精神,以中国苏维埃中央政府、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名义,发表了《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即著名的“八一宣言”,宣言的起草人是王明。这是王明一生中干的最有意义的一件大事。
  王明虽然宣传了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思想,做了好事,但他是一个把握不住自己、把握不住政策界限的幼稚的政治家,在中华全国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初步形成的条件下,他很快又产生了右倾思想,并发展成为右倾投降主义。他相信国民党蒋介石远远超过相信共产党和人民群众,对实行片面抗战的国民党,只讲“团结”,不主张进行必要的斗争。
  应该指出,王明产生这种思想是有背景的。据王稼祥回忆:“抗战开始後,苏联决定给蒋介石一些军事援助,蒋介石派了张冲为驻莫斯科代表,还有一些联络军官。一贯投机的王明,在莫斯科经常与张冲等人来往,其目的是了解中国国内政治形势的变化,以窥测时机。”③1937年9月22日,国民党中央通讯社公开发表了拟好很长时间的《中国共产党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9月30日,蒋介石在庐山发表讲话,公开承认了共产党的合法地位,承认了国共合作的事实。而王明也终於等到了盼望已久的机会,他开始打点回国了。
  1937年11月29日,延安机场戒备森严,无数专程被安排来欢迎的群众,不时仰望著头顶上的蓝天,希望能尽快看到飞机的影子。毛泽东、张闻天、周恩来、朱德、博古、张国焘等中共中央领导人,也都伫立在机场上,准备迎接一位重要人物的到来。
  终於,一个黑点在天际出现。接著,隆隆机声响起来,飞机由远而近,徐徐降落在机场上,引起等候多时的群众们的一片欢呼声。此时,从机舱里走出一位个子矮小的人,他以气派不凡的架势,频频向欢迎的人们招手。这人便是王明。和王明一同归来的还有陈云和康生。
  毛泽东等中共中央领导人随即在机场举行了热烈的欢迎仪式。毛泽东以“饮水思源”为题,发表了热情洋溢的欢迎辞:“欢迎从昆仑山下来的‘神仙’(王明乘坐的飞机是从莫斯科出发,经新疆迪化、甘肃兰州到延安的),欢迎我们敬爱的国际朋友(指苏联机组人员),欢迎从苏联回来的同志们。你们回到延安来是一件大喜事,这就叫‘喜从天降’。”④
  可以看出,毛泽东是真诚地期望他能与其他中共中央领导人同心同德,一起搞好工作。其实,这也是王明从苏联动身回国时共产国际领导人对他的嘱咐。据王稼祥回忆说:王明和康生回国前同王稼祥一起会见了共产国际总书记季米特洛夫,“季对王明说:你回中国去要与中国同志关系弄好,你与国内同志关系不熟悉,就是他们要推你当总书记,你也不要担任。”“对於中国党的路线,我的印象没有听过国际说过路线不正确的话。”⑤另据师哲回忆说:有一次季米特洛夫同任弼时谈话说,在王明回国前,他们就提醒过王明:你在国际工作了多年,而且是执委成员和书记处书记之一,但你回国去并不代表国际,而且你长期离开中国,脱离中国革命实际,所以回去以後,要以谦逊的态度,服从党的领导同志,中国党的领袖是毛泽东,不是你,你不要自封领袖。⑥
  但是,王明却以钦差大臣自居,一回国就对中共中央制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路线、方针和政策,提出了许多直接和间接的批评,完全把自己凌驾於中共中央之上。就连当时与中共中央有意见的张国焘也看不惯王明的做法。他回忆说:“王明当时俨然是捧著尚方宝剑的莫斯科的‘天使’,说话的态度,仿佛是传达‘圣旨’似的,可是他仍是一个无经验的小伙子,显得自大才疏,爱放言高论,不考察实际情况,也缺乏贯彻其主张的能力与方法。他最初几天的表演就造成了首脑们一些不安的情绪。”⑦
  为了迫不及待地以自己的思想来统领全体中国共产党人,王明回国不久,就催促中共中央召开政治局会议。中共中央则为了听取共产国际的指示和总结党的近期工作,於1937年12月9日至14日,在延安召开了政治局会议。王明在会上作了两次发言,反复讲了他的统一战线思想。毛泽东也讲了话。彭德怀回忆说:“我认真听了毛主席和王明的讲话,相同点是抗日,不同点是如何抗法。王明讲话是以国际口吻出现的,其基本精神是抗日高於一切,一切经过统一战线,一切服从统一战线……从王明这些论点看来,显然同毛泽东的正确论点有很大的原则上的分歧。对无产阶级在抗日民族战争中如何争取领导权的问题,他是忽视的。这就可以肯定他这条路线,是一条放弃共产党对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领导、失去无产阶级立场的和投降主义的路綫。”⑧
  此外,毛泽东在1945年6月10日的一次讲话中也谈到这次会议上他和王明的思想斗争,他说:“遵义会议後,中央的领导路綫是正确的,但中间也遭遇波折。抗战初期,十二月会议就是一次波折。十二月会议的情形,如果继续下去,那将怎麽样呢?有人说他奉共产国际命令回国,国内搞得不好,需要有一个新的方针。所谓新的方针,主要是在两个问题上,就是统一战线问题和战争问题。在统一战綫问题上,是要独立自主还是不要或减弱独立自主?在战争问题上,是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还是运动战?”
  在毛泽东与王明之间,除了思想斗争之外,权力之争显得更为激烈。十二月会议之後不久,王明受蒋介石特邀去了武汉,也自然成了中共中央长江局的负责人。在此期间,他经常以中共中央名义擅自对外发布宣言,甚至以毛泽东名义发表谈话。他还要求把中共中央机关刊物《解放》从延安迁到武汉,以便更好地发表他作为理论家和领袖的主张。毫无疑问,王明这些行为的目的都是为了取代毛泽东已在中国共产党内形成的地位。
  据王稼祥回忆说:
  我在莫斯科治伤之後,季米特洛夫同志把我留在共产国际工作,任中国共产党代表。一年後,我回延安之前,共产国际讨论了中国党的报告,报告由任弼时同志带来,同时由他接替我的工作。在讨论这个报告的会议上,我补充发言,讲了中国党目前的第二次统一战綫和第一次统一战线的区别。会议同意了我的意见,通过了一个支持中国抗战的文件,另外还有内部文件要我带回国,是交党中央、毛主席。动身时,季米特洛夫向我和任弼时同志说了一番语重心长的话,主要内容是:“应该告诉全党,应该支持毛泽东同志为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他是在实际斗争中锻炼出来的领袖。其他的人如王明,不要再争当领导人了。”我当时很高兴,毛泽东同志的威信已使共产国际的最高领导人信服了。我带了这个十分重要的文件,还有一些援助物资,回到了延安党中央。
  王明当时在武汉工作,一听说我回国带了共产国际的文件,心想不知对他是凶是吉。毛泽东指定我在六届六中全会上传达共产国际的文件,并且打电报叫王明回延安,参加六届六中全会听取传达共产国际的文件。王明不服从,竟然蛮不讲理,反而要毛主席、党中央到他那儿——汉口或西安召开党的六届六中全会。这是一个狂妄的阴谋,他是要以国民党统治地区作为开会的地点,而不以我党自己的根据地延安为党的开会地点。不难看出,王明就是一心要抬高国民党蒋介石的统治地位,妄想把无产阶级革命政党,随时随地奉送给蒋介石,连我党中央的重要会议也要在国民党统治区召开。不仅如此,王明还妄想拉拢我个人,要我去武汉向他单独透露共产国际讨论问题的经过,和传达文件的内容,以及在莫斯科谈话的情况。我及时看穿了他的诡计,没有上他这一圈套。我打了电报,告诉他速来延安,听取传达共产国际季米特洛夫同志的重要意见,应服从毛泽东同志的领导,否则後果由他自己负责。⑨
  根据王稼祥以上回忆,王明其所以要中共中央的六届六中全会在武汉或西安召开,除了表现他有向国民党蒋介石投降的思想外,还有他要让中共中央和毛泽东抬举他,服从他,由他调遣,由他指挥。
  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内的地位是通过艰苦卓绝的斗争获得的,也是通过一步一个脚印干出来的。当毛泽东获得这种领袖地位之後,中国共产党也就慢慢地成熟起来,像30年代之初米夫执上方宝剑横加干涉、随意任免领袖的事很难再次出现了。王明这次回国,本来比当年米夫的势头更大更气魄,可他却远未能干出米夫当年那样“石破天惊”的事,最後反而落得众叛亲离,成为孤家寡人。
  不过,王明在中国共产党内和共产国际中毕竟曾有过长达七年的显赫历史,要一下子消除他的影响绝非易事。1941年5月19日毛泽东在延安干部会议上作《改造我们的学习》的报告,延安整风运动拉开序幕。初期,毛泽东反复强调,只要弄清事非就行。但王明却在整个运动中一直顽固地坚持自己的错误,直到1945年中共中央六届七中全会前後,才写了检讨,承认了错误。整风运动其所以进展缓慢,时间推延长达四年之久,是与王明的思想态度转变有直接关系的。
  1941年9月10日至10月22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扩大会议,讨论党的历史特别是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的历史问题,确认在土地革命战争後期,王明、博古等人领导的党中央所犯的“左”倾错误是“路线错误”。9月10日,毛泽东首先在会上发言,详细分析了王明“左”倾冒险主义的错误及其根源,指出过去我们的党很长时期为主观主义所统治,李立三路线和苏维埃运动後期“左”倾机会主义都是主观主义。苏维埃後期的主观主义表现更严重,它的形态更完备,统治时间更长久,结果更悲惨。这是因为这些主观主义者自称为“国际路线”,穿上马克思主义的外衣,是假马克思主义。
  9月12日,一些受王明影响而犯过错误的中共中央负责人已作了自我批评,王明自己却针对毛泽东的批评说:六届四中全会(即王明上任执掌中共中央大权的那次会议)的政治路綫是正确的,苏维埃运动後期有错误,这个估价也是正确的,但错误的责任者是博古,而不是他。还说他早在苏联的时候就反对过博古的错误。
  为了让王明早日认识错误,毛泽东拿著共产国际主要负责人的电报(电报内容涉及中共抗日战争中应该采取什麽措施等问题),於10月4日至5日与王明进行了私下交谈,谈话内容包括四个问题:1.统一战綫下独立性问题;2.《论持久战》问题;3.对武汉时期形势估计问题;4.长江局与中央关系问题。谈话中毛泽东以谦逊的口气说:“我们党内有三个人受到党内干部的爱戴。第一个就是你,王明;第二个是恩来;第三个是老彭(即彭德怀)。”毛泽东还尊敬地说:“王明同志,你是一个理论联系实际的人,你既有政治头脑又敏感。”“在莫斯科学过的人中,还有几个很有才干的人。”⑩毛泽东显然是一分为二地看待王明的为人和工作的,他想用既肯定成绩又指出缺点错误的方法,启发王明自己也能全面地、客观地认识自己和评价自己。然而王明却根本不理这一套。据王明回忆说:“1941年10月4日和5日,我们两人发生了不寻常的、严肃而尖锐的原则性争论。”(11)
  10月6日、7日、8日、9日,毛泽东又与任弼时、王稼祥、康生、陈云等曾在莫斯科学习工作过的人相继和王明进行了谈话,并对王明提出了一定的批评。毛泽东10月8日在中央书记处工作会议上对此说明说:“昨晚王明与我、稼祥、弼时等同志谈话,提出了许多原则性问题,说我们现在只要与中产阶级关系弄好,当现在苏联与中国异常困难时期,须要与大资产阶级关系弄好,说边区施政纲领与新民主主义只要民族资产阶级便不好,而要与大资产阶级蒋介石关系弄好。王明认为我们过去的方针是错误的,认为我们太左了。恰好相反,我们认为王明的观点太右了,对大资产阶级让步太多了,只是让步是弄不好的。”(12)
  毛泽东发言後,王明不仅不检查自己的错误,反而对他的政治主张作了更为详细的阐述,以此来抗衡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对他的批评教育。
  面对王明的顽固不化,毛泽东在会上再次发言说:“王明同志在武汉时期的许多错误,我们是等待了他许久……最近我和王明同志谈过几次,但还没有谈通,现在又提出目前时局的原则性问题,我们大家来讨论是好的。王明在武汉时期的工作,我和他谈过在下面几个问题上有错误:1.对形势估计问题——主要表现乐观;2.国共关系问题——忽视在统一战下的独立性与斗争性;3.军事策略问题——王明助长了反对洛川会议的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的方针;4.组织问题——长江局与中央的关系是极不正常的,常用个人名义打通电给中央与前总,有些是带有指示性的电报。不得到中央同意,用中央名义发表了许多文件。这些都是极不对的。”(13)
  王明对毛泽东提出的四条错误几乎又作了逐条的反驳与解释,强调说他“路线是对的,个别问题有错误,在客观上形成半独立自主”。最後他只表示:“在这个范围内给我任何处分我愿意接受。”可接著又用不服气的口气说:“我的错误我自己负责。”(14)
  会议结束时,毛泽东提出:关於王明的问题书记处会议解决不了,要提交政治局会议讨论,希望王明对六中全会以前即武汉时期的错误及对目前政治问题的意见,在政治局会议上说明。可王明一听说要他在政治局会议上说明他在武汉时期的错误及对目前政治问题的意见,并在政治局会议上讨论,便突然於10月12日宣布有病,不能参加政治局会议。10月13日,任弼时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转达王明的意见并汇报与他见面的情况说:王明因病不能参加今天的政治局会议,但他提出以下意见:1.在武汉时期工作的问题,同意毛泽东10月8日的结论;2.关於对目前时局的意见,请政治局同志到他住室去谈,以後由政治局讨论,他病好後再看记录。今天李富春同志参加医生的复诊,医生提出休息三个月。王明向我提出休息时不参加书记处工作会议,只参加政治局会议。王明病中还问我季米特洛夫批评他什麽,我记起一点告诉他:季说王明应留在中央工作,不应该在外工作。(15)
  从此,王明藉口有病长期不参加中共中央的会议和整风运动。他有病固然是实情,但同时也成了他拒不检查自己错误的挡箭牌。
  1942年2月1日和8日,毛泽东在延安中央党校开学典礼和延安干部会议上分别作了《整顿党的作风》和《反对党八股》的报告後,王明於2月16日在延安中央医院作了题为《忆牡丹》的七绝诗。诗曰:
  雍容傲骨豈凡流,荷菊梅兰未可俦。
  自是凛然争气节,独逢乱谄不低头。(16)
  很显然,这首关於花王牡丹的赞美诗,实际上是言他对抗整风运动之志的抒情诗。同月,王明在中央医院又作了一首口语体五言诗《所谓整风运动》。诗曰:
  名为整三风,实为行四反;
  一切为个人,其他都不管。(17)
  王明在诗後注明说:“四反”“即反对列宁主义、反对共产国际、反对苏共和苏联、反对中国共产党”;“一切为个人”是指“毛泽东制造毛泽东主义,建立个人党内专制和个人军事独裁”;“其他都不管”是“不管所谓整风运动对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造成什么损害,也不管它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世界革命运动造成什麽损害”。(18)这足可见王明对延安整风运动是采取敌视和对抗态度的。
  1942年2月26日,周恩来找王明谈话,系统地指出他应该反省的问题,希望他认真检查自己的错误。王明第二天便写信给周恩来,表面上虽表示感谢周恩来给了他“如何反省问题的宝贵的启示”,但实际上又很不服气地提出了一系列问题,说“以供为你下次来我处谈话时更便於给我以指示”:
  (一)关於四中全会至9月20日决议期间的路线错误问题,我有下列两点,请你考虑给我解释:
  1.为什麽四中全会决议和9月20日决议是路线错误?其具体内容如何?
  2.即假定为路线错误,为什麽这是所谓王明路线?因为我总不是此时期重要决议的起草人……同时也不是这时期的党的主要负责人……
  当然,我并非推卸责任。我认为从四中全会我当选为中委和政治局委员後,我对中央通过的任何决议,都有政治上和道义上的责任,而那些由我看过和同意通过的文件,如其中有错误缺点,更应负一个政治委员应负的责任。
  (二)关於在莫斯科作代表时期的工作——我自信虽在个别问题上有错误缺点,但决无大过……此部份问题,虽中央不准备作结论,但我必须反省和说明清楚。
  (三)关於12月会议及武汉时期问题——中央虽暂不作结论,但我认为和中央谈清楚,弄清是非,使我了解真实而具体的错误何在,对党的政策了解,对我的教育只有好处。
  信的最後还说:
  我深信在毛主席所坚持的调查研究实事求是的作风及现在强调的全党团结精神领导下,党会弄清楚一切问题的是非真相的,请你再抽时间来和我谈一次。(19)
  周恩来於3月2日将王明的信送交中共中央各领导传阅,并知道“他还是站在个人利害上来了解问题”,故未再和王明交谈。
  1943年春,刘少奇回延安後,也找王明谈过几次话,其中谈到一些政策问题和国共关系中的问题。王明觉得刘少奇长期在外,现在新回中央,有机可乘,便把1941年9、10月份间他同毛泽东谈过的意见大略地告诉了刘少奇,以试探刘少奇的态度。刘少奇则认为这些都是原则问题,立即提议并随後就提到了政治局会议上。可是当中共中央政治局决定由刘少奇、任弼时、王稼祥同王明谈这个问题时,王明又马上表示放弃这些意见,不愿再谈。据王明这年12月1日给毛泽东并中央政治局诸同志的信中说:
  当我和少奇同志谈後,我很快即感觉到这是不对的,因为我已经向毛主席说过,我不再谈自己的这种意见,所以当少奇同志提议把我的意见提到政治局会议上去讨论,我曾再三的坚决的不同意。又当少奇同志通知我他已将我的意见提到政治局会议上,并已经政治局决定由少奇、弼时、稼祥三同志来和我谈这个问题时,我又再次地向少奇同志表示,我已经放弃这些意见,不愿再谈。同时,我又请了毛主席来我处,向他声明我绝不坚持自己的这些意见,请求不必再谈。毛主席当时也表示同意。(20)
  那麽,王明为什么要向新回到中共中央机关的刘少奇谈1941年9、10月间他同毛泽东争执的问题呢?目的显然是为了争取刘少奇对他的支持。可是当他探明刘少奇并不支持他的意见,并将他的意见反映到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後,便又立即宣布放弃这些意见。因为他知道如果在中央政治局再作一次讨论,无非是再受一次群起而攻之的批评。
  王明看拉不动刘少奇,又把注意力转移到张闻天身上。张闻天本是王明1931年赴莫斯科时指定留守中央的主要负责人,苏维埃运动後期是王明“左”倾冒险主义路线的具体执行者之一。长征途中,他逐渐认清了王明的错误,立场转到毛泽东一边。遵义会议上,他根据毛泽东的意见作了批判“左”倾军事路线的报告,为会议的成功作出了重要贡献。会後在行军途中起草了遵义会议决议,并根据中央政治局常委分工代替博古总负责之职。1942年初,他响应毛泽东关於调查研究的号召,亲自赴陕北和晋西北根据地作了长达一年多的调查研究,1943年3月回到延安。不久,他去看望王明,王明便乘机挑拨说:“这次整风,主要是整我们从莫斯科回来的同志的,尤其是你,因为你的教条比我们更多。”还说他自己的错误只不过是不懂人情世故、说话随便遭到别人的猜忌等。张闻天回答说:“我们过去确有很多错误,应该好好反省……我这次出发同实际接触接触,得益不少。”(21)
  王明见挑拨张闻天不成,马上转了口气说:“我过去也要下去工作呵,後来不幸又生了病。”王明又一次碰了钉子。
  1943年3月,中共中央召开政治局会议,讨论通过了《中央关於中央机构调整及精简的决定》,决定中央书记处由毛泽东、刘少奇、任弼时三人组成,推选毛泽东为中央政治局主席、中央书记处主席。取消了王明中央书处书记的职务。同年5月共产国际宣布解散,王明失去了强有力的後台。9月上旬到10月上旬,中共中央召开政治局会议,批判了王明在抗战初期的右倾投降主义错误。10月10日,中共中央决定党的高级干部重新学习研究党的历史和路线是非问题。在学习和研究期间,中共中央的高级干部除毛泽东与刘少奇之外,其他人都写了整风自传。洛甫、博古等人还写了反省坦白书。据王明回忆说:博古写反省坦白书费了一整夜工夫,内容全是駡自己、駡王明、駡苏联的。另据王明回忆说:本来凯丰、王稼祥也要写反省坦白书,但因他俩重病缠身,未能写出,中央也就不勉为其难了。(22)
  1943年12月28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发出《中央关於〈反对统一战线中机会主义〉一文的指示》,指出了王明“左”的和右的错误及传达、讨论、批判的步骤、方法、目的。指示说:
  最近经过新华社广播的《反对统一战綫中的机会主义》一文,是集合前共产国际各领导者关於反对共产党人在统一战线中的机会主义的文章而成的。我党七次大会时,即将我们22年的经验……同时也将批判我党在过去某些历史时期中曾经严重地危害过党与革命的反布尔塞维克主义的“左”倾及右倾的机会主义,批判王明、博古宗派及其机会主义路綫的形成,四中全会的篡党,五中全会的达到顶点,以及遵义会议的开始克服,但在1937年12月会议至1938年9月六中全会期间,这个宗派又利用长江局进行其活动,并且王明本人长期地坚持其错误路线,反而说中央路线是错误的,是违背前共产国际方针的。现在共产国际虽已解散,但共产国际领导者们的指导原则依然适用,这些原则完全与王、博路线的机会主义相反,而对於我党中央的布尔塞维克路线则是完全相符的。各地在我党七次代表大会之前,可以在中央局及区委的领导机关中及在这些领导机关周围已被历史证明无特务嫌疑的高级干部中初步传达初学讨论内战时期王、博宗派的“左”倾机会主义路线错误及严重损失,抗战时期(1938年)这个反党宗派的右倾机会主义(投降主义)路线错误及严重损失(项英的失败,华中、华北在受其影响时期的损失)。这後一个时期,王明的主要错误是:1.主张速胜论,反对持久战。2.迷信国民党,反对统一战线的独立自主。3.主张运动战,反对游击战。4.在武汉形成事实上的第二中央,并提倡党内闹独立性,破坏党纪军纪。
  ……要使干部及党员明白,自遵义会议以来,6年之中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中央的领导路线是完全正确的,一切对於这个路线的诬蔑都是错误的,现在除了王明、博古以外一切领导同志都是团结一致的,现在我党已成了中华民族解放战争的核心力量,全党同志均应团结在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中央的周围,为中央的路线而奋斗。(23)
  共产国际解散,中共中央有权对自己党内的任何问题作出裁决。王明看大势已去,於1943年12月1日在医院由妻子孟庆树代笔自己签名,向毛泽东与中央政治局诸同志写了一封信,对自己的错误作了初步检讨。但这次检讨只限於抗战时期的错误,对苏维埃运动时期的“左”倾错误却只字未提。直到1945年初,中共中央已作出《关於若干历史问题的决定》後,王明才对他一生在党史上所犯的错误作了全面的反省与自我批评。而整风运动至此也便宣告胜利结束。
  无疑,延安整风运动的发动,是继遵义会议、洛川会议、瓦窑堡会议之後,中共中央在理论思想领域内所作出的一次英明的战略决策。如果没有这次整风运动,党内思想就不会统一,人心就不会凝聚,全党的战斗力也不会迅速提高,以至在抗战胜利後也难以胜任解放全中国的历史重任。然而,就在整风运动的後期,却出现了审干和抢救运动的偏差,审干运动、特别是抢救运动中那令人目不忍睹、难以想象的後果不仅使周恩来、任弼时、陈云等人士大为震惊,连同毛泽东也始料未及。
  作祟者是康生!
  而事情的最初起因则是王实味事件。
  1992年2月7日,终於由公安部作出了为王实味冤案平反的决定。决定全文如下:
  王实味,男,1906年生,河南潢川人。1929年在北京大学加入中国共产党,翌年失掉关系。1937年在开封重新入党,同年赴延安,在中央研究院文艺研究室任研究员。1942年整风时,发表了《野百合花》、《硬骨头与软骨头》等文章,受到帮助和批判。1942年10月被开除党籍,同年底因反革命托派等问题被关押。1946年结论为“反革命托派奸细份子”。1947年7月,在战争环境中被处决。
  经复查,王实味同志1930年在沪期间与原北大同学王凡西、陈清晨(均系托派份子)的来信中,接受和同情他们的某些托派观点,帮助翻译过托派的文章。在现有王实味的交代材料中,王对参加托派组织一事反反复复。在复查中没有查出王实味同志参加托派组织的材料。因此,1946年定为“反革命托派奸细份子”的结论予以纠正,王在战争环境中被错误处决给予平反昭雪。(24)
  至此,王实味在蒙冤49年之後,终於得到了彻底平反。
  王实味得到彻底平反之时,他的夫人刘莹已届85岁高龄。公安部派了两位负责人前去看望她,把《关於对王实味同志托派问题的复查决定》送给她,向她表示道歉和慰问,并送了慰问金1万元。她看到《决定》上对王实味恢复了“同志”的称呼,激动得热泪盈眶,百感交集。她坚决不收慰问金,後来把慰问金捐赠给当地(湖北十堰市)文联,作为对王实味的一个纪念。
  踩著别人肩膀向上爬的人,就足以让人唾弃了,而康生则是踏著别人的尸体向上攀。在延安整风、审干、抢救运动中,王实味“五人反党集团”是康生向上攀的第一个台阶。他插手搞的中央党校的特务案件和他直接指挥保卫机关搞出的特务案件便铺成了他向上攀的第二、第三个台阶。而更让人吃惊的是在延安轰动一时的“张克勤案件”。
  ① 桂尊秋:《我所知道的陈绍禹》,载1986年12月30日《人民政协报》。转引自周国全、郭德宏、李明三:《王明评传》,安徽人民出版社;1989年5月版,第2页。以下引此传,不再作全注。
  ② 朱仲丽:《黎明与晚霞》。解放军出版社1986年版,转引自《王明评传》。
  ③ 王稼样遗作,朱仲丽整理:《回忆毛泽东革命路线和王明机会主义路线的斗争》,载《新华月报》(文献版)1979年12期。
  ④ 刘俊民:《试论王明右倾投降主义的形成》,载《齐齐哈尔师范学院学报》1982年第1期。
  ⑤⑥ 转引自《王明评传》。
  ⑦ 张国焘:《一个叛徒的自述——张国焘叛变前後》,中国文史出版社1989年4月版。
  ⑧ 《彭德怀自述》,人民出版社1981年12月版。
  ⑨ 王稼祥遗作,朱仲丽整理:《回忆毛泽东同志与王明机会主义路线的斗争》,《新华月报》(文献版)1979年12期。
  ⑩(11) 转引自《王明评传》。
  (12)(13)(14) 转引自《王明评传》。
  (15)(16)(17) 转引自《王明评传》。
  (18) 转引自《王明评传》。
  (19) 转引自《王明评传》。
  (20)(21) 转引自《王明评传》。
  (22) 参阅陈永发:《延安的阴影》(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专刊,1990年6月版。
  (23) 转引自《王明评传》。
  (24) 见朱鸿召编《王实味文存》。
  

延安抢救运动始末—200个亲历者记忆/高浦棠 曾鹿平著,—台北:时代国际出版有限公司,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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