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2年3月底，时令已经是阳春季节。然而生活在延安，只能在每天的中午才使人偶尔感觉到一些阳春暖意。早晚时分，四面山林里的阴气袭来，寒意料峭，往往使人不禁打几个冷颤。
　　一天晚上，时间已经是10点多钟了。天黑得伸手不见五指。警卫员提著两盏马灯在前边引路，毛泽东从中共中央的驻地杨家岭步行出发，顺著山崖，踏著崎岖的小路，跨过延河的跳石，来到兰家坪山坡上的马列学院。等候迎接的院领导，简单汇报了马列学院整风运动开展的情况後，就挑起灯笼陪毛泽东去看校里的壁报《矢与的》。毛泽东一面听介绍，一面十分仔细地逐篇逐句地看著。看到一些主要的地方，还不时地摇头、点头或默然自笑，有时还发出惊叹的声音……
　　看完《矢与的》，已经是凌晨两点多钟了，毛泽东仍显得很亢奋。回到院办公室，他笑著说：“这些东西很有教育意义，我们的思想斗争有了目标了。这也叫有的放矢嘛!我看不要着急，先组织延安所有机关、学校、部队、工厂的人员轮流参观，然後让大家结合学习整风文件，展开广泛的讨论，彻底分清是非，辩明问题实质，这样，才能真正解决问题。真理总是在同谬误作斗争中发展、巩固起来的，真理不怕反，也反不倒，越反越正确。”①
　　这时，马列学院的领导们乘机请示毛泽东怎样搞好整风运动。毛泽东以商量的口气说：“我看，马列学院更要组织大家认真学习整风文件，掌握精神实质结合本身暴露出来的问题，展开讨论，明辨是非，从思想上解决问题。”说完後还反问，“你们看这样好不好?”②
　　院领导们当然都说好。至於从什么样的立足点出发，明辨哪些是非，解决哪些具体问题，毛泽东谈话中没有明确指出，但当时主持马列学院日常工作的罗迈却似乎另有所悟：几天来被《矢与的》特别是被王实味猛烈的炮火攻击得有点繁乱的内心世界里，慢慢树起了一根主心骨。
　　这件事情很快就传遍了延安的大街小巷和各个单位。几天以後，人们的议论竟形成两种截然对立的观点：一部份人说，毛泽东打著马灯和火把去看《矢与的》，体现了领导对《矢与的》的极大兴趣，说是“毛泽东同志支持我们”；另一部份人却说，王实味和《矢与的》是很好的反面教材，就是所谓“思想斗争”的具体目标，也就是“整风运动之的”。
　　其实，两种说法都是人们的主观臆断。从现有的回忆资料来看，毛泽东看过墙报後，立刻指令秘书胡乔木找王实味谈话。一次不行，再找第二次。在一而再，再而三的劝说谈心无效後，毛泽东又让胡乔木代笔以自己的名义给王实味写了两封信。这两封信在已出版的《毛泽东书信》中没有收录，但斗争王实味时却有人引用过其中的一些话。据说，毛泽东在信中批评《野百合花》“充满了对党领导者的敌意，并挑起一般同志鸣鼓而攻之的情绪”，并认为只要王实味是共产党员，则无论他是政治家还是艺术家，都不应该写出对党和延安社会这样的批评文章。而“这样的批评，愈能团结一部份同志，则对党愈是危险、愈有加以抵制的必要”。在指出以上几点後，毛泽东又用坦诚的态度和友好的语气，希望王实味能够站在共产党员的立场，立即闭门思过，痛改前非。③与此同时，毛泽东针对王实味的思想曾召集过延安高干会议，会上以至会後，毛泽东并没有存心提出要整王实味，反而从心里承认王实味的才识。所谓“思想斗争有目标了”应该指两方面的现象：一是指王实味所代表的这种思想倾向或者说社会思潮(即当时延安风行的“极端民主化”和“绝对平均主义”思潮)；一是指王实味的文章和《矢与的》的内容所揭示的社会现象(即长官意志、官僚主义、等级观念)。而斗争仍采用“惩前毖後，治病救人”的方法，拒绝“残酷斗争，无情打击”的做法。显然，这个时期，毛泽东敞开襟怀，显示了一个共产党人的领袖风范和更高的政治思想境界。而王实味之所以成为整风运动中正面战场上的炮灰，这大概主要归咎於王实味自己情绪太激烈，性格太固执的原因。
　　王实味，河南潢川人，从小就才华横溢，且自命不凡。1926年在北京大学上学期间加入中国共产党，成为一位愿为共产主义奋斗终生的无产阶级战士。然而不到一年，就因为组织所在的支部书记怀疑他的入党动机不纯而退出党组织。之後，尽管与他来往的朋友之中有所谓的“托派份子”，但王实味似乎在精神上一直萦绕著党组织观念和共产主义信念。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後，基於中共中央的召唤和抗日爱国热情的驱使，重新加入中国共产党不久的王实味不远千里投奔延安。在延安，王实味一直从事翻译工作，仅他个人所翻译的作品就达百余万字。对马列主义理论的输入中国，做出了应有的贡献。
　　1942年初，在毛泽东关於“知无不言，言无不尽”的号召下，应著文艺界一片批评声浪，王实味也举起了那支穿透力极强的生花妙笔，像鲁迅当年批评黑暗社会那样，开始了对延安社会“阴暗面”的批评。《野百合花》中，他直言不讳地指出，在延安表面上“歌舞升平”的氛围里，都充满了令人极感伤心和失望的官僚主义，上级对下级几乎连一般同志之间的关心、爱护、体恤之情也没有。这与“抗日圣地”之名是极不相符的。继《野百合花》在《解放日报》发表之後，王实味又在《谷雨》上发表了《政治家·艺术家》一文。在这篇杂文中，他更提出了文艺不应该受政治干扰的主张，并指出文艺家应该自己担负起净化灵魂、升华社会道德和坚持社会理想的历史责任。
　　这两篇文章发表後，很快成了延安青年人争相传阅的作品，而且远在重庆的国民党政府的官方报纸也连篇累牍地作了转载和翻印。这就极大地刺激起了王实味的狂热性，於是便在行动上也肆无忌惮起来。
　　1942年1月，洛甫(张闻天)率农村调查团去陕甘宁边区和晋西北一些农村作历时一年多的调查研究；中共中央宣传部长职务由凯丰代理，中央研究院(中宣部的直属机关)的事洛甫临走时委托了罗迈，并决定中央研究院作为中宣部的整风试点单位。既然是试点，一切工作都得自己摸索。
　　3月18日，中央研究院召开全院动员大会，动员整风检查工作。副院长范文澜先讲了毛泽东的整顿三风报告，与检查本院工作的意义和方法。接著是部份同志发言，罗迈在发言中提了几点意见後，就当即退席了。现在看来，罗迈退得有点早了，如果他能坚持参加到底，问题或许不会发展到很严重的地步。因为这个发言当即引起了王实味等人的激烈反对和长时间的争论。争论的焦点集中在两个问题上：一是关於整风检查工作委员会的组成问题，也就是整风领导权问题，王实味反对“院领导和各室主任为当然委员”，主张全部检委都由群众民主选举产生；二是关於壁报文章的署名问题，王实味提出壁报文章可以匿名。前者在争论相持不下，最後举手表决时，赞成王实味意见的人以84票的优势否决了另一派28票的意见；後者也同时顺利通过了。最後民主选举时，所谓检委的“当然委员”有少数落选了。这件事轰动了整个延安，影响了各个机关学校。
　　另一件轰动延安的事情便是《矢与的》墙报。
　　1942年3月23日，中央研究院为配合整风检查，办起了墙报《矢与的》。这个阵地上最活跃的要算王实味了。王实味在《矢与的》创刊号上便有两篇文章面世。一篇是《我对罗迈同志在整风检工动员大会上发言的批评》，其中主要观点是：“罗迈同志发言的内容和态度，还保留著过去党内家长制作风的残余，压抑了群众反三风不正的斗争热情和积极性。”根据是：“在群众情绪稍稍高涨时(要求检委民选)就来压抑，扳起家长面孔，威势逼人，坚持主任为‘当然’检委，并从事‘领导’。这在客观上表现他既不相信群众，又害怕群众，并装腔作势压抑群众……他不了解，各研究院研究员(指研究院的群众)都是文化上政治上很有基础的同志，有的可能比主任在某一点上更高明，群众的更大限度的民主，将对检委工作有更大好处。他只强调些什么‘主任是中央派来的’、‘要来也来，不要来也非来不可’，‘不但来，而且要来领导’，他不从把工作怎样做得最好看问题，只心里念念不忘领导。从墙报可以不记名投稿问题，他就联系到‘无政府状态’这样使人害怕的词类，也许本院研究员都是些幼稚无知的小孩子，非得家长照顾才能生活吧?”据说，王实味性格非常执拗，但在争论问题时却很显得有些胸襟，文章的结尾处指出：“我的观点和论据，正确与否，大家发表意见，也希望罗迈同志自己发表意见。”④另一篇是《零感两则》，其一《辩正邪》认为从本院到“全延安以至全党”，“有些邪气家伙正在那里打著反邪气的旗帜，企图打击中伤比他们正气得多的人”，“我们决不能让邪气更大的人得势”。“同志们，睁大眼睛来辩正邪。到处扶持正气，打击邪气”。其二《硬骨头与软骨头》，文中指出“在这个斗争中我们还需要首先检查自己的骨头”，“是不是对‘大人物’(尤其是你的‘上司’)有话不敢说?反之，你是不是对‘小人物’很善於滌文周纳?要了解，软骨病本身就是一种邪气，我们必须有至大至钢的硬骨头!”接著，《矢与的》第三期上又发表了王实味的《答李宇超、梅洛兩同志》，如前两文的风兩格、态度，指斥别人的时候明枪明炮，寸步不让，需要接受别人批评的地方，也坦诚亮相，毫不遮掩。在“自带谈一谈我的骨头”一节的结尾声明：“王实味充分自信，他的骨头从未软过，而且不比任何人软!”⑤
　　除王实味的文章外，《矢与的》还发表过其他一些文章和两张漫画，其中一张画的是一个人拖著一条尾巴，後面有四五个人抬著保护这条尾巴。罗迈回忆说：“拖尾巴的人是指我，抬尾巴的人是指一些不同意他们观点的同志。”罗迈认为：“这些文章和漫画明一个问题：许多人认为整风就是单纯整领导，整名流大师”，“对民主与纪律的关系问题存在模糊认识，片面要求民主，忽视集中”。罗迈同志还回忆说：“当时也有认识比较正确的同志，但属少数，比较孤立。这样，中央研究院的整风墙报《矢与的》便以‘民主’获胜的面目，轰动了整个延安，有几期甚至还不是贴在墙上，而是贴在布上，拿到延安南门外(闹市区)悬挂起来，前往参观者川流不息。”⑥
　　当《矢与的》大纸报像流动宣传车一样，从北门外的兰家坪移到南门外的市场沟时，正是1942年3月底，恰巧贺龙的部队从晋西北调回延安，负责陕甘宁晋绥五省联防，很快他就听到了关於王实味的传闻。而且贺龙感觉到王实味的许多带刺的言论，似乎直接针对著自己。因为王实味指名道姓批评的“歌转玉堂春”中的《玉堂春》一戏，就是贺龙所部120师战斗剧社的一出拿手戏。据何其芳回忆说：贺龙在当时延安文艺界有不少朋友，他自己就是其中之一。贺龙在晋西北回延安不久，曾对他说：“我们在前方对军队讲，保卫延安，保卫党中央，有些人说延安这不好，那不好，那麽我们要班师回朝了……”⑦这话说得的确带上了危言耸听的味道。然而何其芳却置若惘闻，无动於衷。
　　不仅何其芳如此，整个延安文化界在3月底的时候，对王实味事件都没有积极反应。随同贺龙一块回延安的王震，在中央研究院副院长范文澜的陪同下，亲自参观了《矢与的》大纸报，他的反应更激烈：“我们前方的同志为党为全国人民流血牺牲，文人们却在後方吃饱饭骂党。”⑧范文澜听了，居然和何其芳一样，对王震的愤愤然也表示了置若惘闻的态度。这绝不因为范文澜与王实味是北大前後期同学之故，而主要是在范的心中此时并不认为王实味的行动有何严重不妥。
　　对此，王震当晚就向毛泽东作了汇报，毛泽东亦决定当即亲自去看看这些情况。於是便有了打灯笼夜看《矢与的》那一幕了。这样，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内，王实味便在延安连续两次制造了轰动效应。
　　这是一件大事!然而真正对这件事情感到头痛的还是罗迈。第一，王实味的民主要求是针对罗迈自己这样“家长”的，其态度之强硬，简直让人无法立足。第二，院长张闻天不在，副院长范文澜是一个学者，为人老实正派，作为整个整风运动中的一名群众，他有民主的要求；作为一个单位的领导，他主张整风就需要采取民主的方法，并亲自在墙报上写文章说了要“彻底民主”、“绝对民主”、“以民主之矢，射邪风之的”，“谁阻碍民主，谁就会在民主面前碰出血来”的话。在罗迈看来，作为领导，范文澜显然是不懂得党的民主集中制原则。由他来把握事态，处理这件事情肯定不会有好结果。问题还得由自己来解决。第三，罗迈“在历史上犯过路线性质的错误”，是王明路线的执行者也是受害者。而这次整风运动从思想上要肃清流毒、提高认识的，主要就是针对它们这批人的。
　　於是，在3月31日毛泽东召集的高干会上，他借机表白自己愿意卷到群众运动中去，和群众结合在一起。但没引起多大反响。毛泽东很清楚罗迈高姿态的良苦用心，也很清楚抵制王实味向罗迈进攻的必要性，但同时也知道在这种情况下，罗迈已无法维持中央研究院院长领导院内整风运动继续向前推进的威信。於是他提示代理宣传部长凯丰采取座谈会的方式，向全院干部群众委婉转达中央关於王实味本人和王实味思想所代表的普遍的群众意见之间的错误差别。当中央研究院的干部群众了解了上述两类错误的差别之後，他们对王实味的保护态度和对上级指示的抵制态度慢慢地发生了变化。而罗迈的紧张心理也慢慢地坦然起来。
　　4月2日，在凯丰主持下，《解放日报》以重要版面报导了毛泽东对“绝对平均主义观点”和“冷嘲暗箭作文方法”的批评。
　　4月3日，中宣部总结了中央研究院整风开始阶段的经验，做了《关於在延安讨论中央决定及毛泽东同志整顿三风报告的决定》。这个决定里有三个很明显的针对性观点：第一，必须进一步明确整风的目的和意义是全党在思想上的一次革命(绝不是对付几个领导人)；第二，各部门的整风必须由党的各部门领导机关的负责人把这种责任担负起来，把错误意见引导到正确方向上去；第三，在整风过程中必须严格把握“惩前毖後，治病救人”的方法，讨论与批评既要严正，又要与人为善，绝不能采取“冷嘲暗箭、诬蔑谩骂、捕风捉影、夸夸其谈”的方法。中央研究院传达学习完这个最新决定後，罗迈当即指示《矢与的》墙报委员会，唯有内容正确的稿子才能登载，对於观点错误的稿子则必须加以修正。不言而喻，施行修正权的只能是领导整风运动的机关负责人。同时，凯丰便直接点明批评王实味的种种言论正是“冷嘲暗箭、诬蔑谩骂、捕风捉影、夸夸其谈”的表现，是违反上述“四三”决定的表现。因此，对王实味应该及时展开批评，否则就会酿成毛泽东批评过的那种姑息养奸的後患了。
　　4月6日，毛泽东又召集中央高级学习组会议讨论“四三”决定。会上罗迈在发言中指出，中央研究院的整风存在著两个明显的偏向：一是不懂组织原则；二是不懂思想方法。并说：“在墙报上，有人把中央研究院的斗争看成是宗派的斗争”，“这是把原则争论丑化成为无原则的派别斗争的观点。”罗迈的发言引起了一定的争议。⑨
　　4月7日，中宣部又专门约集中央研究院的负责干部和积极份子，进一步学习整风文件，研究中央研究院的整风运动。开始时，有人仍然认为中央研究院的争论多是个人成见之争、宗派之争，而不是原则之争，不承认有偏向。最後，凯丰批评了这种观点，明确指出中央研究院的整风存在偏向，主要是组织原则上的偏向，并明确指出一些同志自发性的偏向与王实味有预谋的挑拨性言论之间的区别。接著，凯丰在强调反对“自由主义”和“平均主义”的同时，专门提出《野百合花》和《政治家·艺术家》两篇文章请与会者讨论，并要求人们根据各自研读整风文件所得精神来暴露这两篇文章中所隐藏的严重错误。他说，这两篇文章中的错误实际上就是政治立场上的错误。而政治立场错误则毫无疑问地就是整风运动中发生的不应该有的偏向。这样，中宣部的“四三”决定和“四七”座谈会，最终把王实味及王实味所代表的思想倾向定性为整风运动的偏向了。
　　王实味事件的复杂性，不在於王实味本人，而在於王实味代表了当时一大部份人的思想倾向。整倒王实味，可以说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情，但整倒赞成拥护王实味思想的这一大部份人却不是当时的目的，也不是很容易办到的事情。
　　这一点罗迈心里很清楚。在中央研究院学习“四三”决定之前，罗迈就借教育、新闻两个研究室讨论整顿三风的机会，作了一个比较全面的、历史的检讨发言，回顾了盲动主义、立三路线、王明路线统治时期党领导上的错误，特别是检查了他自己在这些错误中的地位和责任。取得了一部份人对罗迈作为一个领导的同情和肯定。接著便在全院展开学习“四三”决定和其他整风文件，既从理论上引导，又从心理感情上感化，支持罗迈的人便越来越多了。
　　中央研究院内逐步与王实味划清思想界限并开始支持罗迈的人越来越多，这对批判王实味无疑是个有利条件，但王实味的主要影响在文艺界和文化界，王实味的文章是发表在党报和文艺刊物上的。而且更有甚者，就在中央研究院紧罗密鼓地展开对王实味批判斗争的同时，文艺界还在接二连三地发表著与王实味的观点大致相同的文章。有心人如果翻看一下1942年3月份至4月份《解放日报》副刊和其他文艺刊物，情况便会一目了然，这里无需赘言。也因此，毛泽东开始策划召开文艺座谈会，试图以座谈会的方式了解并改造文艺界所有人士的偏颇思想。
　　通过一段时间的座谈讨论，於5月23日晚上，毛泽东在杨家岭中央办公厅会议厅前，面对延安文艺界各单位各领域的代表一百多人，借著几盏煤油火球的光亮，发表了在中国现代文艺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的结论讲话(即《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结论部份)，明确阐述了中国共产党中央关於文艺创作的诸多原则和规定。
　　5月24日，凯丰代表中共中央宣传部在《解放日报》发表文章，严厉批评了当时流行的“立场错误、动机纯洁”的说法。认为政治立场是人的思想行为的决定性因素，动机是由立场引发的。政治立场错了，绝不可能构成动机纯洁两元并立的思维格局。
　　5月27日，中央研究院召开关於“党的民主和纪律”座谈会。会上有11个人发言，大部份人都反省到把整风运动看成是“割大尾巴”(即领导方面的尾巴)，是极端民主化倾向。少数人说，主任经过选举才能担任委员，这是范文澜院长在动员大会上同意的。因此，否决主任为当然检委，不能说是极端民主化倾向。在这种情况下，范文澜作了检讨。他说自己只懂民主，不懂集中，只是半个好共产党员，以致领导整风，竟然犯“极端民主化倾向”的错误，言下之意是他容忍王实味的错误言论，是误解了党提倡民主的真义了。他的发言产生了两种效果：一是深刻的自我批评精神，使与会者很受感动；二是作为领导、学者和王实味意见的支持者，他的检讨实际上全部否定了王实味所代表的思想倾向其思想影响的覆盖面。这样，中央研究院整风的偏向，在群众的思想上算是基本扭转了。
　　28日上午，座谈会继续举行。讨论的意见已经涉及到了对王实味的估价了。有的人认为在组织上，王实味虽然还是我们的同志，但思想上，他已经成为我们的敌人了。这个估价还有争议。
　　30日上午，艾思奇传达毛泽东在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下午，有三个人在会上发言，将王实味在中央研究院的言行和他所写的《野百合花》、《政治家·艺术家》联系起来，证明王实味已经离开了党的立场。最後，罗迈发言，他首先系统地讲了民主集中制和王实味对党采取反对的立场，他的错误不单是思想上的错误而且是政治上的严重错误，绝不能和我们同志的偏向相提并論。
　　王实味被一级一级的升温，到此，他已在我们同志行列里被除名了。
　　31日，中央研究院印发了王实味在壁报上发表过的文章，作为研究王实味思想的参考资料。
　　6月1日，座谈会变为批判王实味的斗争会。一直斗争到6月11日。在这11天的斗争期间，王实味问题的性质几乎是天天升级，这里就不多赘述了。值得特别提到的有三件事：
　　一是6月2日，王实味向院党委提出退党的要求，他说他“个人和党的功利主义之间的矛盾是几乎无法解决的”。他要走他“自己所要走的路”。另一件是王实味承认了他和托派有来往。如对陈清晨、王文元等人至今不能忘怀。还有一件就是胡乔木写信给王实味，转达毛泽东关於整风运动所坚持的“惩前毖後，治病救人”这一基本精神的意见。院党委和他谈过八次话，范文澜和他谈过三次，党委又托五个人经常找他谈，罗迈也在最後一天的斗争大会上说：“支配著王实味思想的，是托洛茨基份子的思想。”但我们仍对王实味抱著“治病救人”的态度，只要王实味愿意从“反革命份子”的茅坑里爬出来，党将伸出援助的手，热情欢迎他的归来。他毫无悔改之意。这样，王实味从“同志”行列除名之後，11天时间内又获得三顶“桂冠”：“托洛茨基份子”、“反党份子”、“反革命份子”。
　　《解放日报》从6月9日开始，接连推出大块头批王文章。全延安所有的机关单位都结合整风学习，不同程度地展开了批王斗争。这下，王实味作为反面人物在延安又一次产生了轰动效应。他成了众矢之的，而他自己却再连一箭也放不出来了。
　　应当承认，王实味的影响是自下而上的。
　　在一般人看来，延安这片红色土地上竟有王实味这样的人作祟，内心里不免为之震惊……
　　在一般高层干部看来，他们就是党，他们就代表人民的利益，毛泽东要是批评他们，这是领袖对革命大局的把握，而王实味，“吃饱饭駡党”，简直岂有此理!你这就是明目张胆地反党!他们从南方苏区打到延安，过去心理上那根肃反之弦，似乎又在铮铮作响……
　　而毛泽东的心理感受似乎更复杂：他不仅是气愤恼怒，他还有些失去尊严的恼怒，同时也想到了应该怎么去做。这是可以从他在中共“七大”上的一次讲话中看得出来的。“党要统一思想才能前进，否则意见分歧，王实味称王称霸，就不能前进。42年，王实味在延安挂帅，他出墙报，引得南门外各地的人都去看，他是‘总司令’，我们打了败仗。於是好好整风。”⑩而这一切正中康生的下怀。此是後文。
　　整风的发动始於王实味“挂帅”出墙报之前，这里说要“好好整风”，实际上意味著整风的“转向”——即本文的主题：审干和抢救运动。
　　其实在这之前的4月上旬，中共中央政治局曾召开过一次会议，会议听取了康生关於国民党对延安动态反映的滙报，提到《轻骑队》时，与会者就已反应强烈，一位中共中央的领导历数了延安“特务份子”的种种罪行。听完了滙报和发言後，4月17日毛泽东说：“在检查工作与审查干部中发现反革命份子，应加以清除，以巩固组织。这次高级组学习计划的改变，由研究历史到注意十八个文件的学习，到现在审查干部，是很有益处，很有必要。”
　　这是最早布置审干肃反，可见王实味事件就是从整风转入肃反的导火线，也是使审干肃反走向半公开化的开端。所以王实味被揪出後，延安的普遍整风已不大再提反对三风不正，重点随即迅速转移的思想上批自由主义、平均主义和极端民主化，组织上追查内奸份子，而且越往後越向肃反倾斜，最後终於进入了全面抢救运动。
　　9月份中央研究院在康生的插手策划下，搞出了所谓“五人反党集团”；同时，中央党校联系王实味事件，对一些人开展批判斗争，搞出了特务(康生为党校副校长，搞出的“特务”是吴奚如)。10月份，保卫机关也破获了重要特务案件。鉴於这种情况，为了打击敌人的阴谋破坏活动，纯洁党的干部队伍，中共中央决定审查干部。11月，毛泽东在中共西北中央局高级干部会议上宣布：整风运动不仅要弄清“无产”与“非无产”(即半条心)的问题，而且要弄清“革命”与“反革命”(即两条心)的问题。要开展反特务斗争。12月6日，康生在中共西北中央局高级干部会议上作了反奸细斗争的报告。同一天，中共中央总学委会发出了《关於肃清延安“小广播”的通知》，指出：“延安整风学习中暴露了党内‘小广播’的危害性是极端严重的。根据各方面的材料可以看出：有人将党内政治、军事、党务、组织、经济、教育、锄奸、情报等秘密消息与秘密行动都泄露出去。有的人散布对苏德战争、中日战争的悲欢言论，甚至於‘广播’对敌有利的谣言；有的人对党内同志任意污蔑造谣中伤；有的人散布整风是为了打击某些人的谎言，破坏党内团结；有的人替反革命份子‘广播’反党思想；有的人替反革命份子制造反党言论。这种严重的现象流行在每个角落，无论在党政军民学各机关中，无论在老干部新干部中，无论在公开部门之中与秘密部门中，都或多或少地存在著”。(11)於是，各系统、各单位便发动每个干部填“小广播”登记表，写自传，反省思想，反省历史，调查社会关系。康生提出：“整风必然转入审干，审干必然转入肃反”，“三者之间是必然联系，铁的规律”。於是，整风公开转向审查干部。这样，边区几万名干部的生死权利就落到了康生手中。
　　① 延安革命纪念馆编：《毛主席在延安的故事》，陕西人民出版社1978年2月版。
　　② 延安革命纪念馆编：《毛主席在延安的故事》。
　　③ 参阅中共陕西省党史研究室编：《延安整风运动》，陕西人民出版社1992年8月版。戴晴：《王实味与〈野百合花〉》，载《文汇月刊》1988年第5期。
　　④ 参见刘增杰等编：《抗日战争时期延安及各抗日民主根据地文学运动资料》(上)山西人民出版社1983年4月版。
　　⑤ 参见刘增杰等编：《抗日战争时期延安及各抗日民主根据地文学运动资料》(上)山四人民出版社1983年4月版。
　　⑥ 温济泽等编：《延安中央研究院回忆录》，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湖南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
　　⑦ 参见何其芳：《毛泽东之歌》。(说明：《毛泽东之歌》一文是笔者1991年11月13日在北京采访牟夫鸣时她给我提供的打印稿(复印件)，现该稿一时查找不着。)
　　⑧ 参阅延安革命纪念馆编：《毛主席在延安的故事》。
　　⑨ 参阅戴晴：《王实味与〈野百合花〉》。
　　⑩ 1988年9月24日笔者采访张宣记录。另可参阅《毛泽东文集》第三卷中《对〈关於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草案的说明》、《在中国共产党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口头政治报告》、《在中国共产党第七次代表大会上的结论》等文章。
　　(11) 转引自睆砦：《毛泽东与延安抢救运动》载《觉史博采》2004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