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2年中共中央的《“四三”决定》刚刚发布，中共中央直属系统各机关，为了统一研究中宣部指定的整风学习文件，组成了中央直属系统学习委员会，由康生、李富春领导。并有柯庆施、王首道、李六如、王鹤寿、李克农等21人参加。4月13日，中直学习委员会举行第一次会议，研究了学习计划、讨论方法、组织领导等内容，并推举康生、李富春、曹轶欧等5人为常委。可以说康生已基本控制了中直机关学委会的领导权。
　　1942年5月21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进一步研究整风学习问题。会议决定延长学习时间，机关由4月20日延长到9月20日共5个月。学校由4月20日延长到8月20日共4个月。会议决定成立中央总学习委员会，由毛泽东任总学委主任，康生任副主任，主持并领导全党的整风学习。这对康生来说是盼望已久的事了。早在莫斯科时期，王明是中共中央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团长，康生为副团长，两人一正一副，互相配合，翻手为云，覆手马雨，制造过许多事端。现在，在经过毛泽东和中共中央长期酝酿的全党范围内的整风运动中，毛泽东亲自任整风学习委员会的主任，并委以康生副主任的重任，又一次形成了一人之下、万人之上“挟天子以令诸侯”的大权独揽局面。这究竟是偶然，还是必然，我们不得而知。但康生自己知道干这个工作的要领和经验。莫斯科时期的“镇反肃托”运动他是记忆犹新的，在运动中他曾借机拔掉了不少眼中钉，巧妙地扩展了自己的权势。现在又出现了同样的历史机遇，他当然不会放过。虽然这次的社会环境变了，苏联的莫斯科变成了中国的延安，但共产党的政治体制并没有多大变化，中国共产党在许多根本问题上沿袭著苏联共产党的规程，设在莫斯科的共产国际还在一定程度上制约和影响著中国共产党战略决策和路綫方针。而更主要的是康生自己不仅拥有著在驻共产国际时期残酷打击别人，为自己铺设道路向上爬的经验，也经历了回国以後毛泽东与王明斗争的全过程。现在王明因故称病，基本退出中国的政治舞台，而自己又一身兼任数职——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中央社会部部长、中央情报部部长，特别是领导全党整风运动的中央总学委副主任一职，说明他在回国後的政治周旋是成功的。
　　但康生的内心并不很坦然，他知道这次整风运动，是一场大规模的清理思想的运动。清理的重点是那些犯过路线错误的领导者。其中，犯右倾机会主义的陈独秀离开了党；瞿秋白成为烈士了；李立三虽健在，但他的“左”倾主义错误仅仅维持了一年左右的时间，而且他认错诚恳，人缘好，走一下过场，便会过关。那么，重点自然会落在第三次“左”倾冒险主义的头目王明身上。他当权的时间久，损失大，又犯了众怒，列为重点是肯定无疑的。既是批判王明，能不波及到自己吗?王明是注定要垮了，他会不会把自己也拉下水?他熟悉王明的为人，两利相称取其重，两害相称取其轻。这家伙是会做得出来的。
　　怎样才能未雨绸缪，防患於未然呢?他必须要进攻，先声夺人，在进攻中求生存。
　　这是驾驭自己和操纵别人的最上方略。
　　果然，整风运动开始不久，康生便别出心裁地提出了一个著名的公式：
　　整风=审干=肃反，“三位一体”。对这个“三位一体”的公式，康生又发挥了他特有的创造性。在他看来，名义上是整风，实际上就是审查每个人的历史。从审查历史中抓特务、叛徒、坏人。这样，必然人心惶惶，不可终日。谁还有胆量敢来揭发我康生。只有狠狠地整，就能达到两全其美的目的：既保护了自己，又扩大了权势。
　　但运动一开始时，还不是按照康生的计划进行的。所有参加整风的干部，都按照中共中央的部署，学习文件精神，认真检查自己的思想、工作。同志之间，推心置腹地促膝谈心，肝胆相照，互相帮助。
　　运动没有按照康生的计划进行，使敏感多疑的康生，有一种不祥的预感。这样发展下去，自己的问题很快就会暴露出来。陈年积怨，一触即发。到了那时，过去被自己整过的人，就会一拥而上，那将是不堪设想的。
　　正在康生绞尽脑汁之时，延安发生了王实味事件。可以说是王实味事件的出现解脱了康生。
　　王实味事件是1942年5月到6月期间定性的。中央研究院於5月27日至6月11日，召开了长达16天的以“党的民主与纪律”为主题的座谈会。会议一开始，康生就插手了，他是以中央总学委副主任的身份出现在会议上的。因此，康生也就是中央研究院这次座谈会的上级直接领导人。不过几天，座谈会在康生的指导下很快就成了反王实味的批判斗争会，直到把王实味彻底打成“托匪”“反革命”份子为止。
　　可是康生并没有就此罢手。就在全延安的批王斗争即将接近尾声的时候，他却假借“对托匪活动一定要保持高度警惕”的名义，要继续“扩大战果”，使批王“斗争进一步深入”。於是，他又一手制造了王实味“五人反党集团”的冤案。
　　“五人反党集团”的成员除王实味外，还有中央政治研究室的成全(陈传钢)、王里(王汝琪，在中央妇委工作)和中央研究院的潘芳(潘惠田)、宗铮(郭箴一)两对夫妇。据有关资料说，1942年2月成全曾给毛泽东写过信，反映延安出现的“食分三等，夜分五色”，“贫富不均，贵贱有别”等情况。在王实味的《野百合花》一文发表後，他又乘访友之便(因王里与王实味早在河南时就为相识，後来她与成全结婚後又一起拜访过王实味)，看望当时正在病中的王实味，对王实味的观点表示过同感。潘芳是早期加入共产党的留德学生，王实味的老朋友，在斗争王实味的大会上曾揭发过王实味和“托派”人士来往的经过。并检举王实味有批评斯大林和共产国际的言论。他的夫人宗铮是王里在上海复旦的同学。在中央研究院，潘芳、宗铮夫妇又住在王实味隔壁的窑洞。由於上述种种关系，在延安时，他们五人的确有过些来往，还一同吃过饭。但说他们有意识自觉结成集团来反党，则是诬陷。连康生自己也说，这纯属无中生有的事。
　　1943年8月康生在一个反特工作训练班上讲他如何采取迂回的阴谋策略，硬将所谓王实味“五人反党集团”拉在一起的详细经过，康生说：
　　第一阶段大致从三月到六月，就是毛主席报告以後到六月二十三日反王大会。从三月到六月时，这是新“四三”决定讲的，这就是思想暴露的一个阶段。那时我们领导上的方针是，强调“四三”决定的民主，号召大胆讲话，提倡出墙报，提倡批评领导，遇到错误的问题不立刻反驳，也不加以压制，於是这就热闹了，共产党员半条心的问题也出来了，那时反革命的两条心也出来了，具体事情我不宣布，就单指文学，有王实味的《野百合花》、《政治家·艺术家》。这时成全寄给毛主席的信有好几封，于炳然寄给任弼时的信，大砭沟的《轻骑队》，中央研究院的墙报叫做《矢与的》，西北局的墙报叫做《西北风》，解放报的墙报记不清叫什么，三边的《驼铃》，关中的《新马兰》，还有个丁玲的《三八节有感》等反革命思想放毒。当时共度党员的错误思想就出来了，前方的同志如果看一看反革命是怎样活动的，反革命的雠恨有多大，表现在文学上那真是吓死人。我不知道刚从前方来的同志看过《野百合花》、《政治家·艺术家》没有?在整风中不看这些东西不行。《解放日报》第四版大家可以看。有一个问题大家没有看到，就是成全寄给毛主席的信。这信是在毛主席报告党八股(二月八日)第三天，写给毛主席的，他也来了一个八股。这个混蛋王八蛋，他对共产党的雠恨太那个，那真想不到。他这个八股是每股仿佛写小说一样，这一回，那一回，每一回中间来一个挑拨关系，把它对立起来。反革命所讲的，第一条叫什么“声色犬马”。声是哀乐留声机，色就是漂亮，犬就是养洋狗，马就是骑马。“大干部招摇过市”。这是八个字一律。下一律叫“衣冠度人”，以穿的衣服、戴的帽子看人。“小党员传达立门”。这是头一股，再看看他怎麽讲，大干部小干部完全阶级对立了。第二股叫什麽?叫“贵贱有别”，“卖力者只值半块”。劳力的人只值半元钱。下一律叫做“贫富不均”，“劳心者坐在上边”。这把劳心劳力的分成贵贱贫富。这又把它对立起来了。第三股叫什么?叫做“健者保健”。身体健康的人到处拿保健费，“铁拐李打葡萄糖；病人生病……吃小米饭”。你看他这个雠恨。第四段叫“食分三等”，大、中、小竈。“衣分三色”，灰、黑、蓝。明明暗暗，还有叫什么“富人奇贵……旧弃新跟，老太婆……”这是女干部把它对立起来了。再就是边区叫做“骄上谄下”，办到自给自足，弃官归里。这是丢了官回家，土皇帝自暴自弃。第七股叫做“揩油摸水”。第八股叫做“吃肉饮乳”。於是乎干部子弟有分关之乎哉，小孩也在内，把它分成阶级也把它对立起来了。这个八股……所以要我来告诉你。
　　所以你们看一看，这个暴露阶段，暴露到什么程度，类似这些东西很多。如西北局的《西北风》把高岗同志駡的叫做毒蛇猛兽，这是从他们的组织部干部科的干部駡的。反革命到这个程度。王实味开始在墙报上“软骨头、硬骨头”，这里毒得很。总之，就是反革命的“人性论”、“蜕化论”。党员的思想偏向主要是极端民主化和平均主义。再加上丁玲的《三八节有感》。在三八大会上痛駡，痛骂流涕的就是这个时候，甚至在“四三”决定後，还有人反抗暴露。“四三”决定马列学院的人叫做“紧箍咒”。每个共产党员都要靠一个“紧箍咒”，可惜这不是金的，而是铁的。铁的纪律，什么人也要靠，中央委员也要靠，不靠就是自由王国，花果山、水帘洞，都变成齐天大圣，那还有什麽党!“四三”决定後，还有人这样讲，但那个思想还要暴露，所以这个时期叫做暴露时期。这个暴露有什么好处?有意识的暴露，这个暴露有三个好处：1．下情上达。有些官僚主义的确下情不能上达。2．可以暴露共产党员的错误思想。3．暴露反革命的言论越深刻，整风越能整好。就是不怕暴露。以前把陈伯达駡得狗血淋头。一切党八股在毛主席报告三风不正的时候，成全他说还要增加一风不正，说延安人风不正。他在过新年的时候，送陈伯达一个党八股，说什麽把人当人。说话算话，就是这样。总之，政治研究室搞得乌烟瘴气，中央研究院出的墙报，这样一大张贴在布上，挂在南门外，人像赶集一样来看。这个暴露阶段对我们有好处，对以後清查干部有好处。
　　第二阶段应该说是从反王斗争大会六月二十三日成功，到什麽时候?到十一月，七十二天大会结束，党校反李国华，反吴奚如，这个大会结束。这时的特点是一方思想反驳，另一方思想斗争深入。这完全是新“四三”决定上讲的!这时候反王实味斗争大会，中央研究院八月里面在枣园，反于炳然斗争大会，九月里面在党校反李国华、吴奚如大会，这个会大概开个把月!政治研究室开反五人集团大会，七十二天大会。十月间就是边区开高干会八十三天大会。那时这些思想斗争大会是长期的大会。这时开有什么好处?一方面纠正党员的思想偏向，另一方面孤立反革命的反动思想。所以这时强调“四三”决定这个领导问题，不是强调民主。这时思想反驳，一直驳下去斗争到深入，到十月斗争差不多深入了。因为这时党风大家都学了，一些干部从一般学习深入到个人反省、个人的实践，从一般的反省到个人坦白，所以那时就是思想自传，与历史自传，而在领导机关提出反对自由主义，同时在这中间开始了反吴奚如，从他的思想问题看到他的政治问题。清查他的特务问题，这大概是十月九号，吴奚如退党是十月，十月左右，他的叛徒就清出来了。在这时从思想斗争转到反革命斗争。另外，在党校十月、十一月零零碎碎清出十一个。在枣园这时反于炳然这个政治问题，反特务问题。在十一月初于炳然的老婆自首，说她是戴笠的特务，同时在军委礼堂发生了罗纪明的案子。罗纪明在教导团当过政委，公开反对党中央反对毛主席，在上次党务委员人上痛骂党。在十一月三十日，罗纪明就被逮捕。这样你看，党校有吴奚如问题，枣园有于炳然老婆的问题，总政有罗纪明的问题。这时候已经从思想整风中，个别机关，个别人的身上，与审查干部反特连结起来了，所以由学习转入审查干部，由无产与非无产转到革命与反革命的问题上。
　　我再把反王实味、反五人集团的问题谈谈，这个斗争策略性很强，我们用了列宁主义策略原则，争取多数，打击少数，各个举破。在反王实味斗争中间，七斗八斗，斗出四个人来(潘芳、宗铮、成全、王里)，从斗争中也可以看到这四人和王实味是一起的。然而，王实味那时候，他自己不承认是反革命，另外，有时他也露一点头拉些人，但是，这时这些人的材料不怎么具体，就是王实味的《野百合花》出来以後，中央研究院有百分之九十五的人赞成。同情他的反革命思想方法，这样厉害。所以，斗完王实味，接著斗潘芳、宗铮，我们一个一个地斗，这是个策略。后来把潘芳相反的作了一个学习委员会的秘书，办公室的主任，这是有意无意?(张仲实答：有意)不仅没有斗潘芳，反而给升官。所以这些人都说潘芳还升官，我们这些大概没有问题。那时考虑斗成全、王里?认为不好斗，因为政治研究室毫无群众赞成，支部会不敢开，一开就下不了台。成全把陈伯达駡的一塌糊涂，支部开会，当时支部只能作调解人，这边讲讲话，那边讲讲话，群众思想没有觉悟起来，这个地方不能斗，而且估计也没有把握，研究了一下，知道这五人反党集团实际上是两把子，五人反党集团实际是六人。中央研究院这一帮子是潘芳、宗铮，表面头子是王实味，实际头子是潘芳。政治研究室是成全，王里也是一个头子。这个头子是于炳然，因为于在枣园，枣园群众有把握，打了一个大迂回，斗于炳然，再斗成全、王里，打了一个迂回，再斗于炳然，一斗斗了几天下不了台，以後加上社会部墙报就好了解，于炳然晓得形势严重，一上去就承认错误。他说我是中国人有大汉之风，堂堂大丈夫有错误就承认。他上去思想帽子就扣上了。他相当滑，这一讲有的新党员觉得他承认错误就满意了，老党员觉得于炳然一定有问题，承认思想问题不行，还要追，戴上思想帽子不行，退要戴上政治帽子，我们下了一道命令，只谈思想问题，不谈历史问题，不谈政治问题，于炳然是什么问题，老干部清楚，群众凉了，我们不管群众，让他们糊涂几天，那时于炳然很坦白，这样整风就整好了，当时于炳然为了抬高自己就不能不打击别人，就不能不打击成全、王里。我说你坦白了，成全、王里为什么不坦白呢?你要想办法使他们坦白，于炳然说。我有办法使成全、王里坦白，这样枣园就组织了一个代表团，由于炳然领导，但暗中由一个比较好的同志领导，代表团一开到政治研究室，斗争回来回到政治研究室，以後于炳然为表现自己，他倒满积极，他就暴露成全、王里，强调王、成是托派思想。为什么?因为成全、王里不是托派，于和他们是一把子蓝衣社，为了掩盖他们是蓝衣社而承认托派，这对于炳然有利，对成全、王里也有利，开始成全、王里不承认，以後才承认。这个地方我们露了一下，于炳然也捅了一下，政治研究室怎麽斗?这时群众没有觉悟怎麽斗?就想了一个办法，号召了一下检查领导，陈伯达的领导大概有问题，检查检查群众起来了，後来把陈伯达说服了一下，说你到枣园休养，怎么駡你，得不到我们的信，你别回来。把陈伯达送到枣园休养了，枣园代表团来了，开了五天会，认为不讲成全、王里的问题只讲陈伯达的问题，把陈伯达駡得狗血淋头，第三天对成全、王里怎么讲，讲了一点不关痛痒的话，对陈伯达说了许多不利的话，群众当时盲目大鼓掌，到第五天他们夫妇俩破口大駡陈伯达，从上午駡到下午，駡什麽问题，駡出一个人性论来。这时群众听了不对，你和王实味一样怎么把人性论駡出来了，有怀疑，当时群众駡陈伯达就少了，左看右看成全、王里不是东西，於是大家说不行，他的思想是托派思想，怎么能行?这样到了第五天，把成全、王里搞到头上来了，枣园代表团出来了，于炳然出来讲话了，的确不错，我证明成全、王里是托派思想，他这一讲话，会场情形就变了，紧抓著成全、王里的鼻子，反对他。这一次不知反了多少日子，就反了72天，这样我们就利用于炳然与成全、王里的矛盾，他们也利用我们的矛盾。潘芳、宗铮已讲了托派思想，反党活动，但这种活动谁告诉他的?他又是抬高自己打击别人，潘、宗告诉他的，我说好，他们反省就好，你找潘、宗来谈话，他把潘芳、宗铮找来，于炳然把潘芳、宗铮找来大马一顿，这时斗争又从政治研究室回到中央研究院，打了一个迂回，回去五人反党集团最热闹的时候。这样给潘芳、宗铮戴上了一个托派思想帽子，你们看到利用矛盾，王实味的矛盾，有于炳然、成全、王里的矛盾。利用成全、王里搞潘芳、宗铮，他们一个个暴露，但是搞到72天的时候，因为于炳然有一个问题没有搞，于炳然在枣园斗争时，这时枣园的问题已牵扯到政治研究室的问题，这时成全、王里的问题在政治研究室搞了，再搞潘芳、宗铮的问题，于炳然这时就积极了，五人反党集团，于炳然又回到枣园去了。他以先法制人的办法，第一天晚上就叫他老婆来自首。他这是掩护自己牺牲别人的办法，说你去自首，不要说我知道。他老婆真正出来自首了，他把这个阵綫布置好了。72天大会以後，当天晚上写了一封信给我，这封和王实味的信一样，要退党，不过他与吴奚如不同，吴说冤枉了我，他说，我这个人不够共产党员资格，交了几个朋友是成全、王里，搞了一个老婆是特务，这样我不够一个共产党员的资格，请党把我开除，把我放到前线，为党牺牲，当一个战士，这一来，他认为让我们找他，使我们被动，接到信後，我不理他，有两天没有答覆，他急了，他知道要上当了，他又写信说，他错了，我不应退党，赶快把那封信给我，当时枣园答覆，你那封信已交给党委了，你拿党籍开玩笑，要退就退，要不退就不退，这时要求大会讨论，他那封信是向我们进攻，他说他老婆是个特务，我们要离婚，赶快把我们分开住，他以为我们不会这样，可是我们就接受了他的意见。分开住马上就分开住，永远不准见面。这个矛盾来了，他和老婆讲你何必当牺牲品?哪里有这样的爱人?三讲两讲把老婆说了，他老婆讲，是他要我讲，所以于炳然和他老婆的矛盾我们又利用了，把这个矛盾扩大了，这样就同于炳然斗争，後来于炳然逮捕了，就问出口供来了，又提出成全、王裏，这是第二圆周。72天完了以后，成全、王里又向我们进攻，他写信说老实话，我在大会承认我是托派，我根本不是托派，如果将来查出那就要消光。他这话是实话，我们知道他是国民党。不过给他戴了一个反革命的帽子，今天不理他，等于炳然把他供出来，我们拿到材料再搞他!到4月1日把潘芳、宗铮抓去了。这是斗争的又一个圆周，又一个三角。这个斗争是极细微的，那时吴奚如问题党校的同志看到了，那个斗争极迂回，开始是斗李国华，还不是吴，後来把他老兄引出去了，那时就是思想斗争，七斗八斗才慢慢搞到政治问题上。那个斗争很迂回很细密，那时毛主席讲四句话：1．治病救人；2．瓜熟蒂落，摘瓜不要生摘，瓜熟到老了就落了，斗争要生硬是不行的；3．细密处见功夫；4．欢迎进步，于炳然我们欢迎他一点微小的进步。这四句话看起来简单，实际上在延安斗争中得出来的。①
　　然而，所谓“五人反党集团”的真相究竟是怎样的呢?
　　据後人考证，造两对夫妇在延安时期与王实味的关系实际上并不很深，他们最多也只不过是在一块聚一聚，而在延安一块聚的时间总共也不过几十小时。至於谈话，压根儿就没有专门涉及政治问题，偶尔有情感偏激的时候，本属人之常情。②违背常理的是康生自己，他将这五个人硬拉在一起，并将他们推向一条布满陷阱的政治歧路。
　　四十年以後，中共中央组织部在接到李维汉的建议後，於1982年2月，作出了《关於潘芳、宗铮、陈传纲、王汝琪等四同志所谓“五人反党集团”问题的平反决定》。决定全文如下：
　　潘芳、宗铮、陈传纲(即成全)、王汝琪(即王里)王毓瑛等四同志，在1942年延安整风运动中，因与王安味来往较多，他们对党内某些现象、某些同志有过一些议论，被认为是“五人反党集团”，受到批判和审查。1945年、1946年中央社会部、中央政治研究室分别对潘芳、宗铮和陈传纲、王汝琪四同志做了甄别结论，否定了一些政治问题。但仍有不实之词。
　　毛主席1950年7月在陈传纲同志的信上曾明确批示：“五人反党集团问题并无具体证据，似应予以平反。”但未能具体落实。文化大革命中，他们几个人受到冲击和迫害。现决定对潘芳、宗铮、陈传纲、王汝琪四位同志参加所谓“五人反党集团”的问题，予以正式平反，推倒强加他们的一切不实之词，撤销对潘芳、宗铮两同志的处分，恢复名誉。③
　　所谓“五人反党集团”既已被否定，王实味所谓“五人反党集团”的关系自然也就不存在的。但是，王实味的“托派份子”问题被搁置了下来，在中央组织部复查王实味问题的时候，查到托派份子王凡西在1980年11月出版的《双山回忆录》中有这样一句话：“在中共统治区内，一些自动前去参加工作的托派(例如王实味等)，遭到了无情的斗争，并最後被杀害了。”这就是王实味问题被搁置的原因。
　　1985年，王凡西又在香港《九十年代》月刊上发表了题为《谈王实味的“王实味问题”》一文，声称要“用事实来说明他与我乃至中国托派之间的关系”。王凡西说，他和王实味原是20年代在北京大学的同学，同在一个中国共产党支部。後来，王实味与党失去了联络，同支部的几个人也都失散了。1930年春天，他在上海遇到了王实味，大约有一年时间，来往不到10次。同他们来往的还有陈其昌(陈清晨)，也是北大同学，还是王实味的入党介绍人。此时王凡西和陈其昌都已加入托派。他们同王实味谈过托派的观点和主张，王实味同情他们的某些观点，但反对他们“自立门户”。此时王实味已同刘莹(也是北大同学)结婚，生活十分困难，靠写作和翻译小说得来的稿费维持生活。王凡西正在约集几个朋友一起翻译一本托洛茨基的《自传》，约王实味翻译了书中的《纽约》和《集中营内》两章。王凡西在文中对他在《双山回忆录》中所说“……托派(例如王实味等)”这句话作了说明：“这句话说得不甚确切……王实味与陈其昌和我有过长期较密切的关系，虽然他思想上受过托洛茨基某些意见(特别是文学方面的见解)的影响，但他始终不曾参加过中国托派的组织(着重点是原文有的)。我们可以说王实味曾经是托派的一个同情者，却不能说他是托派份子。”王凡西文中还说：“必须声明的第二点是，王实味大约从1929年至1934年这个期间与党失去联系，为想重新参加组织，他那时确曾徘徊於‘中央派’与反对派之间，但最後他参加前者而不参加後者，而这些完全是出於他独立的决定。当他决定重新加入中共组织之後，便断绝了与托派朋友的来往。”④
　　严格地说，中央研究院与中央研究室的“五人集团案”与中央党校查出的所谓“吴奚如特务案”，再加上王实味案共同组成了抢救运动的前奏曲。在10月份召开的西北局高干会上，毛泽东讲到整风问题时就批评了对敌特破坏缺乏警惕的自由主义，提出要重视反特斗争，各单位要抓第二、第三个吴奚如、王实味这一类人，也点了“五人反党集团”的名。半个月後，康生在高干会上作关於审干肃反的动员和情况介绍的报告时，严励批评了对反革命的麻木不仁态度和自由主义倾向。1943年1月4日，彭夏(时任中共中央党校校长)也在会上作了反奸肃反报告，结合中央党校破获“吴奚如特务案”，介绍如何与反革命斗争的实际经验。高岗也赶快紧跟，使会议做出决定，要清洗党员的百分之十。也就在这时，康生和中共中央社会部领导在自家门内制造了“张克勤特务案”，做出了示范。此後审干和抢救运动就在延安遍地开花了。
　　① 转录黄昌勇先生提供的打印件，并可参阅黄昌勇：《王实味传》，河南人民出版社2000年5月版。
　　② 参阅戴晴：《王实味与〈野百合花〉》。
　　③ 见宋金寿：《为王实味平反的前前后后》，转引自朱鸿召编：《王实味文存》，上海三联书店1998年12月版。
　　④ 另可参阅宋金寿：《为王实味平反的前前後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