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生本是山东胶县大台庄(後全家迁往诸城县城)一个大地主家的少爷，排行老四，乳名张旺，学名张宗可，字少卿。少年纨绔，风流罪过，远近闻名。快到而立之年，以青岛德国天主教会办的礼贤中学的文凭於1924年考入上海大学社会科学系学习，并改名赵容或赵云。据康生履历表记载，在此学习期间，即1925年他入了中国共产党。但据多年和康生打过交道的师哲回忆，这“始终是个谜”。师哲说：
　　我曾无意中问过他这个问题，他却说得前後矛盾，而且含糊其词，我始终没有听明白。1942年有一天在杨家岭，他忽然特意地、信誓旦旦地对我说：他的入党介绍人就是与他在上海大学同学的王友直。王友直是我的同乡，也曾同学，此人1992年2月逝世。王友直1937年从苏联回国後加入了国民党，其时正任陕西省副主席，自然无法向他索证。但是解放後，我曾给王友直写信问过康生的入党问题，王的回信大出我之所料(此信我仍保存著)，信中说：1925年王本人在上海大学还只是个团员，1926年末赴苏学习，行至海參葳的路途上才入党的，在此之前，他不可能介绍任何人入党，包括康生。根据他的记忆，1925—26年康生在上海大学也是团员，并未入党。至於康生何时转党，他毫无所知。
　　也是在延安，康生还提出另一旁证，说和他在上海大学同学的李予超知道他是1925年入党的，可是李予超1943年曾声明说：他自己1927年以前还是团员，至於康生何时入党，他毫无所知。①
　　在上海大学学习三年毕业後，康生开始从事中共的地下活动，干的是特科工作。不知是与他所学专业有关，还是与他的为人有关，这个工作竟与他一生的“事业”没有分开。就为人而言，康生阴阳怪气，神秘难测，心狠手辣，性格歹毒，同时他又善於逢场作戏，逢迎拍马。连陈云都不无感慨地说：“康生是鬼不是人!”②他的“鬼”迹仅从他一生所改换的名字即可见出一斑：除上述的几个外，他还改名张裕先、张权平、张耘、张溶等，到莫斯科後，他又起了俄文名字康生(KAH——ⅢEH)或皮特尼兹基。据师哲回忆说：“康生的入党是个谜，康生何时及如何成了中央委员也是个谜。”③直到他死後，还“没有人能证明”这一问题的确切性。
　　然而康生更大的才能是他不仅善於驾驭自己的人生航船，同时也往往能驾轻就熟地操纵他的同僚和下属，甚至对上司的行为他也能左右几分。比如他与王明和毛泽东的关系就是很典型的例子。
　　康生最初在上海参加革命後投靠在李立三名下。一个玩世不恭的人，由於在上海几次工人起义中有所表现，当时的中共中央让他去搞上海市一个区的地下党的组织工作。後来，李立三看他巴结自己十分卖力，便提升他为中央组织部的秘书长。那时他叫张耘。1929年夏天，王明从苏联回国，带著共产国际赋予他的特殊“使命”(实际上是让他接替李立三的领导职务，执掌中共大权)，开始和李立三明争暗斗起来。康生很快看出了其中的奥妙，首先把自己的名字改换为赵容，然後在王明与李立三之间周旋开来。据师哲说，在此期间，康生曾被国民党戴笠系特务逮捕，但不到两小时就释放了。此事後来有人曾向党组织反映过，但因“证据不足”，未曾立案。④
　　1929—1931年间，上海的党组织遭到极大破坏，共产党员和进步份子大批被捕、被杀。然而，康生夫妇却安然无恙。作为处决了大批“特务”的特科头目，这不能不是个“奇迹”!更奇特的是他从此竟大大发迹了。
　　据师哲回忆说：
　　1931年初，人在共产国际的王明决定在空前白色恐怖的上海召开党的六届四中全会，这个时间和地址的选择都是令人不解的，然而，这是王明和米夫(苏联人)的主意。其原因就在於米夫急於把王明塞进中国共产党中央；王明则受宠若惊，也急於改变自己的境况，谋取党的高位，所以他们不顾一切地要走这一步棋。问题是这步棋怎样才能走成?王明在国外六七年，对国内情况知之甚少；米夫只是整天在办公室里读报章、刊物的一个外国人，又能有何作为?康生以他特有的“政治嗅觉”捕捉到了这一千载难逢的好机会，便自告奋勇，要求帮助王明和米夫工作，而王明和米夫正是求之不得，於是把这次会议的一切筹备安排工作，通统交给了康生。康生果然不负所望，大显神通，在对共产党屠杀还在升级的时候，四中全会竟顺利地召开了，没有遭到任何破坏和麻烦，这还不算是天大的奇迹吗!
　　在这次全会上，王明从一个普通党员一跃而为中央政治局委员，几个月后，由於总书记向忠发的叛变，他又直接接替了总书记。康生则由追随李立三转而紧跟王明。
　　这次会议的“成功”，使康生获得了重大的政治资本，从此便飞黄腾达起来。然而，党却在四中全会之後遭到了更大的破坏，更多的同志被捕和牺牲了，各大城市党的组织也同时遭到了破坏，以至於党中央不能在上海立足，党在白区的组织损失了百分之九十，党内也出现了分裂(罗章龙另立中央)。
　　就在这腥风血雨之中，王明惊恐万状，担任总书记才一个月，便辞去该职，又以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团长的名义去了苏联。康生夫妇则在上海安全地呆到1933年。⑤
　　康生从追随李立三到投靠王明这件事情的全部过程是这样的。
　　1930年12月16日，米夫突然召集紧急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会上决定撤销李立三给陈绍禹(即王明)的处分决议，并给王明戴上共产国际正确代表的“桂冠”。转眼之间，王明和共产国际划了等号。谁反对王明，谁就是反对共产国际。李立三反对王明，当然是反对共产国际了。李立三下台的命运是注定了。
　　过了半个月，在米夫的策划下，又於1931年1月7日召开了六届四中全会。
　　这次会议带有突击性，只开了一天，却长达十五小时。一些重大的问题，却没有经过认真的讨论。会议自始至终，都由米夫唱独角戏。他对王明大肆吹擂，几乎捧上了天。
　　更令人莫名其妙的是，会议快结束时，米夫宣布：“这次政治局委员，由九名组成。”说罢，他匆匆忙忙地念了九人的名单。他心里有鬼，知道王明难以通过，於是一反常规，作了一项奇怪的规定：凡是参加会议的人，一律都有选举权。
　　会议室顿时哗然。与会者中有一些人对米夫的专横十分不满，甩袖而去。米夫却毫不在乎，他望著这些退出会场的人，反而更加得意。多走一个，就少一个反对者，这是求之不得的事。选举结果，王明以一票之差的多数当选。从这时起，名义上向忠发仍然是总书记，但中共中央的大权却落入王明的手里。
　　此後不久，康生便找机会登门向王明作了很深刻的自我检讨，并表达了发自内心深处的虔诚的歉意。
　　康生有这样的本领，他能在很短的时间内获得上司的信任。这次他虔诚的检讨和歉疚，很快打消了王明的敌意。事实上，靠投机钻营获得大权的王明，也只能靠康生这种人来维护自己的权力和利益。他们之间能很快投合并达成默契，也是自然的事情。
　　从一介书生、“六届四中全会”的记录人，会後便一步青云成了中共中央的组织部长，康生很快成了王明手下的红人。王明1931年10月去苏联後，第二年康生在上海搞特科工作，曾被捕过，并以供出上海特科工作情况的代价，换取了出狱的资格。再一年，他追随王明去了莫斯科，被王明提拔为驻第三国际的中共代表团副团长。王明、康生从此互相吹捧，互相勾结，在苏联肃反期间，专门成立了一个王、康办公室，罗织罪状，用“托派”、“国际间谍”、“日本特务”、“国民党特务”、“特务嫌疑”等等强加的罪名，把一大批从中国到苏联去的中共党员学生打成反革命，被判刑、流放、劳改，以至杀害。
　　上海特科派赴苏联的吴富等五位同志，中共建党时期最早的共青团负责干部俞秀松等三位同志均被王、康诬陷杀死。李立三被判重刑。
　　中共老工运领袖陈郁、杨秀峰、何一民等同志被诬陷劳教。
　　老工运领袖周达文被流放远东，杳无音信。
　　在苏联肃反扩大化时期，许多朝鲜干部也遭到了王、康的诬陷迫害。康生说：“那些在苏联的朝鲜人都是特务，或是特嫌。”
　　康生虽如此大肆迫害革命同志，但有一点，他是精明的，即对他所依附的王明，从不置一句贬词。王明在第五次反围剿斗争中将中央红军的根据地和几十万红军战士的性命葬送於国民党的屠刀之下，他却在莫斯科多次提出拥护王明为党的总书记，而且肉麻地领头高呼“王明同志万岁”“王明同志健康”。
　　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以後，王明和康生一起坐飞机，飞回延安。毛泽东安排了一个很大的阵势去延安机埸迎接这位统治中共长达五年之久的领导人及其他的红人。
　　据当时观察家们分析，毛泽东用如此排场的礼节是有用意的，是想让王明开开眼界，也想让追随王明的那些人开开眼界。王明的眼界是开了，但从此以後一遇重要场合，便装病不出。颇有点僵顽不化的固执。可康生却心有灵犀一点通：在王明与毛泽东之间，他很快便作出了新的选择。从此，人们在康生身上看到的再不是高呼“王明同志万岁”的笑脸，而是一副一贯抵制王明、反对王明的“英雄”尊容。
　　关於此事，曹轶欧後来曾直言不讳地对别人夸耀说：我们一下飞机，就看到以毛泽东为首的欢迎阵势——毛泽东身後站著那么多的高级干部，於是康生脑子里就转起了各种念头，考虑自己应该在新的环境中如何转弯，以及如何改弦更张。⑥
　　到延安後，康生的第一件大事就是撮合了毛泽东与江青的婚姻。毛泽东作为共产党的领袖，婚姻问题已不单纯是个人问题，而要提到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去讨论。江青来延安时是上海流亡演剧队的成员，来延後入鲁艺任职任教。上海滩影剧界的混乱是尽人皆知的，江青的政治历史自然要受到严格的审查。但审查只能局限在纸面和口头上，专程去上海、山东调查是不可能的。周扬回忆说：“江青给人的第一印象还不错呵!一个北方来的女孩子嘛，相当能干。”周扬还说：“她原来在鲁艺呆过，时间很短。我去鲁艺的时候，她已经不在了，但是因为我常到主席那里去，还是经常看到她。我知道她在上海的名声不大好，主要是桃色事件，不过这也不是最主要的问题。後来到了延安以後，大家发现她的作风有问题，很脱离群众。大家对她的印象不怎么好。我在延安时算是她少数的老朋友之一，因为我们在上海就认识。那时候怎么也想不到後来‘四人帮’当权的时候她会蛮横到这种地步。”⑦
　　江青给人的第一印象确实不错，要不毛泽东怎么会对她一见钟情、而且决意要娶她呢?然而周恩来(一说是朱德)的慧眼似乎能穿透文静和善的外壳，他觉得江青的本质有问题，至少在政治上靠不住。为此，中央政治局展开了争论。这便给康生制造了一个投机的机会。
　　师哲在一篇回忆文章中曾详细地谈过康生和江青、毛泽东的关系。他说：
　　江青钻到毛泽东身边，也是康生和曹轶欧的“杰作”。江青的手段是得到康生的真传的，而江青得逞之後，便实际上成了康生通往毛主席的一条暗道机关。因此康生对政治风向的嗅觉才特别灵敏；因此康生总是占据著特殊的地位，干了坏事无人敢追究。
　　康生同江青之间的微妙关系，许多人看出了一些蛛丝马迹，但并不真正了解。在延安时，康生和江青分别同我闲聊中，吐露过一些真情实况，後来目睹种种怪现象，使我储存在脑海中的零散印象渐渐连贯起来，大致如下：
　　江青原名李云鹤，後改为蓝蘋，出生於山东诸城县城东门外，家道中下，蓝蘋姐妹二人，姐姐其貌不扬，父母不许她上学，裹起脚来，待机出嫁。妹妹篮蘋，自幼聪慧，长相端正，身材窈窕，父母偏爱。她上小学时，学校在城内东街南头，上学下学，必经当地大户张家的门前，这张家就是康生的家。
　　康生由於一贯的放荡不羁，迁到诸城後，很快就成了有名的花花公子。他十五六岁娶妻，不到20岁生了第一个儿子即张子实。这个二十几岁的有妻有子的少爷，每天准时站在大门外的台阶上，以贪婪的目光迎著打这里经过的蓝蘋。康生在得意忘形之时曾经这样说过：“蓝蘋虽然年龄不大，但身材修长，发育较早，从外表看，像是很懂事的人了。”
　　蓝蘋14岁时，家里经济拮据，父亲便领著她学艺卖艺，她自己也因为可能走南闯北而乐於此道。当她得知上海是个繁华世界时，便决计到上海去。
　　1925年，康生、蓝蘋先後到了上海(并非相约)。康生在上海大学读书，并很快爱恋上了女同学曹轶欧，遗弃了自己的结发妻子。曹轶欧和康生既是同乡，又同属贵族阶层，他们一拍即合。曹轶欧正处於年轻气盛之时，雄心勃勃，壮志不已，不幸到处碰壁，曾给鲁迅写信倾诉自己的郁郁心情。然而她却能驾驭康生，不许他寻花问柳，甚至不许他同女同学接近。所以康生虽然知道蓝蘋也到了上海，却无法接近她。
　　蓝蘋到上海之後，凭自己的美貌和风流，很快结识了许多朋友，加入艺人的行列，而且十分活跃，这一点也是康生自惭不及的。不过在十里洋场，蓝蘋要飞黄腾达，仅有这个条件是不够的，她尚有自知之明，不过分追求自己的身价。还由於她自己的放任不羁，声誉也不高雅，有些人评她为四流的明星。
　　蓝蘋由於在社会上很活跃，便成了国民党特务关注和控制的对象之一。康生直到临死之前才对王海容和唐闻生说江青在上海时被特务机关突击过(突击，是指逮捕後立即逼其叛变自首，并答应为他们服务，旋即释放，以掩人耳目)，也玷污了她。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後，仅两个月，蓝蘋便到了陕西，并经西安到了延安。从西安与她同行的还有张茹之等三人，途中她们互相了解到彼此都有些污点，於是商定严加保密，互不暴露。这一点是文化大革命後人所共知的。
　　蓝蘋到延安即进入鲁迅文学艺术院学习。
　　同年11月，康生夫妇从莫斯科回到延安不久，康生便担任了中央社会部部长，还兼任中央党校校长，曹轶欧则任中央党校干部长。很快，康生便知道蓝蘋已到延安并在鲁艺学习。他同蓝蘋取得了联系，并将蓝蘋以及同蓝蘋一起从西安来的几个人都调到中央党校，把她们编在一个班、一个组，称“特别组”，由曹轶欧亲自管理。蓝蘋改名江青。
　　康生住在枣园。枣园原系陕北一个土军阀高双成的家园，围墙耸立，果木成林。康生把这里弄得神秘莫测，不仅不准任何人进入，甚至不许人接近此地，如无意中郊游至枣园附近，便有可能被怀疑为“敌特”、“奸细”。後来毛泽东住进枣园，康生搬出了枣园，直到撤离延安的整个过程，康生为社会部设在枣园门口的收发和传达一直未撤掉，形成两套收发和传达，可见康生对高围墙的偏爱。当时的枣园，自然是警卫森严，但江青却可以自由出入，去会见康生。
　　1938年初，毛泽东的夫人贺子珍(又名志贞)离开延安经西安八路军办事处去苏联治病，行前已身怀有孕，孩子後来生在苏联，未能成活。贺子珍离开延安刚到西安的时候，康生和曹轶欧便急不可待地把江青塞到毛泽东身边。
　　江青是以毛遂自荐的方式出现在毛泽东面前的。毛泽东的警卫人员都是康生安排的。江青很容易会见毛泽东也就不足为怪了。
　　贺子珍是一员武将，不善家务；毛泽东身边的服务人员虽都忠心耿耿，但全来自山乡，只会扫地、打饭，别的事情干不来，所以毛泽东的办公室和宿舍显得杂乱无章。江青去了，立即使出她那演员的全身解数，能说会道，举止得体，首先给毛泽东一个好印象，接著把毛泽东的办公室和卧室的里里外外收拾得乾乾净净，整整齐齐，毛泽东很高兴，觉得身边有这么个人倒也不错。江青说她还能给主席担任保卫工作，毛泽东更加有了兴趣，谈话的兴致越来越高。於是频频接触，直至同居。江青亲口对我说过：这个过程的每一步都在康生、曹轶欧的指导下进行的。
　　江青同毛泽东经过两三个月的接触，他们便决定宣布结婚。为了这桩婚事，中央党校许多了解江青底细的同志(如王世英等)数次写信给中央书记处书记张闻天，认为毛泽东作为中共领袖，和江青这种人结婚不妥。张闻天本认为这是个人私事，不便过问，可是觉得下面反映的意见有义务让毛泽东知道。於是他揣著那些信去见毛泽东。约略谈了几句，刚反映了一点意见，信还未递交，毛泽东便显出不悦之色，张闻天只好作罢。
　　中央机关也有许多同志对这桩婚事有意见，私下里议论纷纷。惟有朱德总司令永远是稳重沉着的，遇事总能想出办法。对此事，他出了个主意——一定要结婚也可以，但给江青规定约法三章，其大意是：一、不能接触党的机密文件；二、不能以党的名义出头露面进行活动；三、不能干预党和国家的事务。此约法三章在干部中迅速传开，意见为之平息，似乎得到了同志们的认可。⑧
　　另据透露，在中央政治局为毛泽东与江青的婚事争论不休的情况下，康生作为中央政治局委员、组织部长力排众议，用了许多廉价的赞词，竭力支持江青同毛泽东结婚。如当时，在上海的王世英和刘晓反映江青有历史问题，而且与党脱离过关系。材料自然落到了康生手里，康生则想方设法隐瞒中央，暗中庇护，他向中央解释说，江青在上海与党脱离关系，道理很简单：是形势恶化造成的。接著康生又炮制了一些有利於江青的材料，把控告材料都毁掉了。他还吹捧江青少年时在山东就追求进步等等。⑨这件事情尽管酿成了中国後来政治方面的许多悲剧，但在当时却产生了一种“皆大欢喜”的效应。江青实现了她的“女皇梦”；毛泽东也得到某种满足；而康生则因此既保持了和江青的一种特殊关系，也取得了毛泽东的信任。这是中国的一种特殊文化现象，正像一位老前辈谈起这件事所说的那样，在中国要让人报恩，一是当老师，二就是做媒人了。⑩伟大如毛泽东者，也很难抛开这种文化制约，康生成了毛泽东的座上宾。
　　康生帮助江青步入了毛泽东的家庭，同时使自己对毛泽东的影响力也越来越大。玩弄权术的能手康生与出类拔萃的学生江青此时已携手结成了有利可图的完美联盟。江青被康生的邪恶政治手腕迷住了，康生则利用江青为自己获得更大权力铺路。他们巧妙地互相用著。
　　在取得毛泽东的信任之後不久，康生就担任了中央党校校长、中央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并继续兼任中央社会部部长和中央情报部部长。肃反大权也自然落在了他手中。
　　①②③ 《峰与谷——师哲回忆录》，红旗出版社1992年7月版。
　　④ 《峰与谷——师哲回忆录》。
　　⑤ 《峰与谷——师哲回忆录》。
　　⑥ 《峰与谷——师哲回忆录》。
　　⑦ 赵浩生：《周扬笑谈历史功过》，《七十年代》月刊(香港)1978年9月号。
　　⑧ 《峰与谷——帅哲回忆录》。
　　⑨ 参阅〔美〕罗斯·特里尔《江青正传》，世界知识出版社1988年12月1版。
　　⑩ 1988年9月於延安大学采访师秋朗记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