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了铺垫就必定有高潮，到6月24日，在中共中央发出的《关於国民党的特务政策和我党反特斗争的指示》中指出：“延安各机关学校各级干部一万人中，在整风及全面清查干部思想历史的过程中，发现国民党特务及日本特务将近一千人。”这已经是一个很高的比例，但仍不满足，7月11日，中共中央总学委又发出通知，要求加紧对反革命份子的清查和突破，这为审干运动的高潮——抢救运动打下坚实的基础。从7月15日到8月15日，这是审干运动的高峰期。如果说坦白运动是一场疾风暴雨，那么抢救运动就是一场铺天盖地的洪流。而从8月15日到年底，这是审干运动由震中延安向四周波及阶段(这一段我们将在後面的文字中介绍)。从年底开始，审干运动缓步进入甄别平反阶段。
　　1943年7月15日下午，延安中央大礼堂会场正面挂著“抢救失足者动员大会”的大字横幅，四周墙壁上贴著“悬崖勒马，回头是岸”、“坦白从宽，抗拒从严”、“抢救失足者，是每个人的义务!”、“要热情地对待失足者”等标语。中央直属机关正在这里召开干部大会。无疑，康生是这次会议的主角。就是在这次会上，他作了那篇令数以千万计的人蒙受不白之冤的《抢救失足者》的报告。
　　“同志们!”康生故作腔调，大声讲道：
　　今天的大会，是紧急时期的会议，是军事动员时期的会议。因为我们这个会议，是正当国民党以34、37、38三个集团军的主力，以暂25师、69师、28师、53师、新37师、第8师、165师、新骑2师、新27师、167师、78师、新20师、新26师、191师，以及7个保安团、1个炮兵旅、1个重炮营，作为第一线的兵力，将我们边区南綫紧紧包围，待令出击的时候开的，是正当日本第五纵队的国特机关假造民意，要求取消共产党，取消边区，而国民党中央社向全国、全世界广播的时候开的。
　　现在边区的军队、边区的人民都动员起来了。因此，我们延安各机关学校更要加紧起来审查干部、巩固组织、清除内奸，这是我们目前刻不可缓的任务……
　　国特为日寇服务的事实，在延安反奸细斗争中，举不胜举。比如：混入新四军的许遇之，破坏河南党的杜远征，破坏边区银行的萧煌，破坏自然科学院的彭尔宁等等，他们都是敌探兼国特、国特兼敌探的特务份子……
　　三个月以前，我在此地曾告诉过大家，日寇和国民党训练了大批侦探、奸细来破坏我们……因此，从4月10日起，我们党中央又一次以宽大政策号召这些青年们起来改过自新，脱离特务陷阱。三个月来，经过所有共产党员和非共产党员的努力，促使许多失足受害的青年接受了党的感召，起来控诉日寇与国民党毒害青年的罪恶，到今天为止，已经有四百五十人向党坦白悔过了……使我们有可能引导他们跳出罪恶的泥坑，走向新生的道路。
　　一切失足的人们!无论青年人、中年人，无论是男人、女人，无论是自觉的为敌人服务，还是不自觉的为敌人服务，我们共产党中央号召你们赶快觉悟吧!号召你们再不要为敌人第五纵队服务了!为什么共产党要这样苦心的救你们?为什么在目前如此紧急的时期还要抢救你们?这正是要你们做一个中国人，不要再被欺骗著为敌人服务。失足的人们!现在应该赶快觉悟，下最大的决心，向共产党悔过自新，赶快脱下特务的衣服、脱下第五纵队的制服，穿上中国人的衣服，将你们所受的欺骗、污辱、损害和所做的一切罪恶彻底讲出来，共产党是欢迎一切失足的人变为抗日救国的中国人的……你们被日寇和国民党特务机关强奸了、欺骗了，拉你们去做了第五纵队，由於你们幼稚无知，贪名图利，贪生怕死，而走入了特务的泥坑，我们共产党为使你们重新作人，用了宽大政策、坦白运动、劝说运动、开大会、做报告、集体劝说、个别谈话等等多种方法促使你们觉悟。三个月来，我们既怕你们执迷不悟，又怕伤害了你们的面子：安慰你，怕你伤心；关照你，怕你自杀。请问一问，你们的父母有没有这样在政治上关心过你?你们的兄弟、姐妹、爱人、朋友，有没有这样想到你的前途?当一个人向党坦白了，我们就立刻将他的材料收起，从特务群里将他的名字除去，我们高兴他自己已经自觉!共产党又救了一个人了……
　　我们号召未坦白的人赶快坦白，不要放松一秒钟的时间，失掉了这个最可宝贵的时机，将永远陷於万劫不复的境地。已经坦白而未彻底的人们，要重新反省，彻底地迅速地向党解决自己的问题。
　　最後，我要警告那些不愿坦白的人们，我们坚持宽大政策，但宽大是有一定限度的，这点希望他们严重注意。有些人听到国民党要进攻边区，他们高兴了，他们想他们的问题不需要坦白了，蒋介石派兵来接他们了……我们警告那些执迷不悟的特务份子，快快觉悟转变吧!为了挽救失足青年，我们有菩萨的心肠，但是为了镇压死不悔改的特务，我们又有钢铁的意志，如果他们绝对坚决，不愿悔改，甘为敌人第五纵队服务，那我们必须以严厉办法坚决镇压之。
　　一切忠实的共产党员们……以坚决的革命精神去进行无产阶级与非无产阶级的思想斗争，用毛泽东同志的正确路线，来反对党内一切公开的暗藏的投降主义，以坚决的革命精神去进行革命与反革命的斗争，在毛泽东领导之下，将民族的、阶级的、公开的、隐藏的一切奸细清除出去。
　　延安发现了这样多的侦探、奸细，所有的同志要警惕到，过去的麻木不仁及对反革命份子的自由主义，对党的危害是何等的严重!现在，要提高你们的警惕性、责任心，学会与一切反革命斗争的本事，要发挥你们最大的积极性，帮助那些愿意向党坦白的人向党悔过，挽救他们离开敌人的第五纵队的陷阱，这是你们神圣的责任……
　　这里需要说明的是，上述这个报告的内容是转引自林青山的《康生外传》，原书中转述这个报告时夹杂著不少带有一定夸张性的描述语言，我们在转引的时候，剔除了这类描述语言。保留下来的应该是这个报告的原貌。①
　　这个爆炸性的报告之后，谁也不敢怠慢，每个单位都行动起来了，普遍地开展了抢救运动，到处开“抢救大会”、“规劝会”、“坦白会”、“批判会”。整个延安和边区，特务如麻，没有一个机关和单位是纯洁的，都钻进了各种各样的“国特”、“日特”、“CC”、“复兴社”、“汉奸”、“叛徒”、“红旗党”、“坏人”等等。延安成了洪洞县，没有几个好人了。
　　整个延安地区，一夜间变成私立公堂和人间地狱。到处是大喊大叫、声色俱厉的逼供。有的单位，甚至特务已占了压倒多数，好人倒反而寥寥无几。仿佛像齐天大圣孙悟空从身上拔下一把毛，用嘴一吹，立刻变成无数各式各样的特务。
　　韩信点兵，多多益善。挖出的特务越多，康生的成绩也就越大。康生在一次会议上分析敌情时，以十分肯定的语调说：“我说出来，也许会把你们吓一大跳，到延安来的党员也好，干部也好，有百分七十、八十，在政治上都是靠不住的，是各式各样的特务、叛徒、坏人!”“各单位要按照指标去抢救‘失足者’!谁完不成指标，不是麻木不仁，就是他本人有问题。”
　　保自己的，邀功取宠的，完成指标的，走过场的，虽为殊途，却属同归，都要昧著良心，大张旗鼓地抓特务、叛徒和坏人。渐渐地，好人成了少数。
　　李维汉回忆说：“在康生报告的第二天，7月16日召开抢救大会。”“在短短十多天中，召开了三次大会。第一次以‘坦白’号召‘坦白’”，“把张克勤请来作‘坦白’，这叫作思想发动。第二次是欢迎和劝说，劝说‘回头是岸’，欢迎上台‘坦白’。气氛极为紧张”。“如文书科的一个女同志，在‘抢救’她的时候，满头大汗，紧张极了。”“第三次是控告，由边区银行行长黄亚光控告一个工作人员。场内群情激愤。如果有人提议处以死刑，也是一定会得到拥护通过的。”当时，“台下还高喊：‘捆起来，捆紧点!’监狱的情况更为严重”②
　　据当时被关押在边区保安处的陕西省地下党员朱子彤回忆：“抢救运动开始，各窑洞都发了康生的《抢救失足者》的报告，学习了这个文件就乱了套，窑洞内大搞‘车轮战’，都在公开案情，分析、规劝。”“彻夜地揭发、分析、规劝，不达目的，规劝不止，逼著大家交待问题。”③有时还押著被关押的人去参加机关的抢救大会，促使他们交待问题；有时组织被关押的所谓“顽固份子”到群众大会上去“坦白交代”，给他们施加压力。张宣回忆：“抢救运动扩展到群众中後，保安处领导要我到延安市民的‘抢救’运动大会上‘现身说法’，坦白自己的‘特务’问题。这也是为了进一步向我施加压力。我对他们说：去是可以，但我在群众会上先要声明：我本来不是特务，是保安处领导布置的任务，叫我来讲的。他们听了，把我训了一顿，要我严肃考虑。过了几天，问我考虑好没有，我说我去不合适，我只能是那个办法。我既要服从组织，又不能欺骗群众。他们又发了一顿脾气。一天，他们派人押著我去参加延安市民的‘抢救’大会，我向押我的人说，我要讲的内容前几天早都说过了。到了会场我一直往台上走，押我的人一把拉我下来，怕我讲上面的话，便又把我押回了保安处。”④
　　在这次抢救失足者大会之後，十天内搞出的特务超过了前几个月的总和。
　　在康生亲自操纵下，逼供、诱供、劝供一齐下手。凡从国统区、敌占区来的自不必说都是“特嫌”，甚至生长在边区根据地的人，只要和敌人有一丝瓜葛，“特务”的桂冠就算是戴定了。“残酷斗争”、“无情打击”达到了无以复加、骇人听闻的地步。当时在延安普遍流传著这样一件事情：有一位从国统区千里迢迢来延安求学的学生，在抢救运动中受到了审查：
　　问：你家中还有什么人，都在干什麽?
　　答：父母亲都在战火中死亡，只我一个。
　　问：国民党内有你的亲戚吗?
　　答：没有。
　　问：那么你来延安是国民党派你来的?
　　答：不是。
　　问：你是怎么来延安的?
　　答：坐火车来的。
　　问：坐谁家的火车?
　　答：坐铁路上的火车。
　　问：铁路上的火车是共产党的吗?
　　答：不是，是国民党的。
　　问：坐国民党的火车，你还能说与国民党没关系吗?
　　答：噢?!⑤
　　在这种情况下，如果当即承认自己是“特务”或“敌探”，就可以戴一朵大红花，名曰“再生花”，坐在主席台上以示“光荣”。甚至还可以吃到一顿延安少有的好饭，西红柿挂面、红枣稀饭等。如果不承认，那就“五刑俱上”，各种方法都来了。下面介绍几种当时较普遍的“抢救”方法：
　　车轮战：
　　这是当时使用最普遍的一种方法。被审查者坐著或者站著，白天晚上不让睡觉，不让干其他事情。而审查者轮流换班，直磨到被审查昏昏沉沉，身不由己，心不由己，口不由己时，问什么，顺著说什么为止。有的人熬过三四天後，便糊糊涂涂“坦白”了。当时最长的熬过八天八夜。
　　滚雪球：
　　坦白了的人，还要受到这样的质问：“你的上级是谁?”“你的下级是谁?”“你的联系人又是谁?”如不交待这些情况，还不能彻底过关。於是，有人供出了自己的好友，有的人供出了自己的亲戚，有的人则供出了同事、同乡。绥德有一位外地来的教师，在当地举目无亲，没有一个可供的对象，於是将自己所教的学生尽数供出，一位刚满8岁的小学生(马善贵)，也成了“特务”。所谓“特务如麻”的内在逻辑，就是如此。
　　双簧戏：
　　被审查的人绝大部份是不愿自动把“特务”帽子戴在自己的头上，於是审查者便将被审查者所认识的人举出来说：“XX供出你是特务。”而在XX面前又说：“是被审查者供出你是特务。”这样“双簧连环”，“一举两得”。
　　“面条的诱惑”：
　　“坦白光荣”是精神鼓励和刺激，这在当时火红的年代里，无疑是一种巨大的诱惑，人们谁都不愿在红色的边区当一名落後份子，只要胡编乱造几句假话，就可以从“地狱”升入“天堂”，那些少有主见或别有用心的人，又何乐而不为呢?与“坦白光荣”紧连著的是“物质奖励”——面条的诱惑，当然不仅仅是面条，在延安有鷄蛋挂面，红枣稀饭，在陇东有西红柿面条，在清涧摆在少年“特务嫌疑”面前的则是被审查者祖祖辈辈都没有吃过的“洋冰糖”。绝不能低估这些物质诱惑。因为延安在1942年至1943年间，是个特别困难的时期。延安面粉极为缺乏，一个礼拜，甚至一个月也喫不到一顿白馍。一段时间连小米稀饭也不能保障供给。据师秋朗回忆，“当时他们的主粮是黄豆和黑豆(是陕北农民喂牲口的饲料)，喫了人们光放屁，长时间喫不饱饭，喫不上好饭，对那一顿管饱的鷄蛋挂面真是馋死了!自然科学院有名四川来的小学生，为了喫一顿让人垂涎三尺的鸡蛋挂面，便说自己是刘湘直接派来的。在清涧，有名十二岁的少年，为了喫到他祖祖辈辈都没有喫过的“洋冰糖”，台上坦白，台下翻供，因而喫了好几回所心爱的“洋冰糖”。
　　信件与履历表上的文章：
　　康生不相信中共在大后方和敌占区的政治影响，不相信敌后和大後方广大群众对中共的拥护，把大批为寻求救国救民真理、不怕艰险牺牲而奔赴延安的热血青年和知识份子视为特务和特嫌，规定每个来延安的人都要写三次自传：刚到延安要写，整风中间要写，到反省机关还要写，然後前後对照，找矛盾、找缺口。更荒诞的是，康生发明了一种“填月表”的办法，即突然要求被审查的人当场按月填写出自己的历史，一面交待，一面填表，如有一个月填不上，或填的有出入，就以特嫌论处。另外就是私自扣压从外地寄往边区的信件，从寄给审查者的信件上找疑问，做文章，以寻找所谓的“特务铁证”。
　　除上述几种常用的方法之外，康生还蓄意创造了下列几种更显恶劣、更为残酷的手段。
　　手段之一：主观臆断，指鹿为马
　　当时的情况，是以主观推论代替调查研究，将一切嫌疑份子，甚至将许多青年知识份子干部，都主观肯定为特务份子，以为既有嫌疑，定是特务；既是特务，在我区域内必有组织；既有组织，必有头子；既有头子，必有领导机关；既有领导机关，必有中层下层组织。因此对每个嫌疑份子，或特务份子，一定要逼出庞大的特务系统，供出许多特务关系，然後才信为坦白彻底。康生不仅怀疑抗战初期进边区的青年知识份子，而且还迫害一些老干部。如对中央组织部一个老同志，因为在北平上学时，跟一个牧师学过外语，就被整成“意大利特务”。把一个在1935年坐过国民党监狱的老同志打成“叛徒”。平时，他可以任意指定任何一个机关学校送干部去受审查。一次他让李维汉先後送到边区政府的三个干部，结果只放回两个，一个音讯杳无。
　　手段之二：欺骗恐吓，诈取口供
　　有一个从沦陷区到延安的进步女青年(当时只有19岁)，由於她的亲属中有一人是汉奸，这个女青年便被怀疑是“日本特务”、将她逮捕关押。审讯她时，三天三夜不让她睡觉。并威胁她说，如果再不承认是特务，就放两条大蛇到她窑洞里。她被吓得按照小说《双城记》里的情节胡编一套假口供。康生说要“犯人”反省“那些最不愿意叫人知道、最对不起党、最怕人说的、人家一说就翻脸的事情”。当诱逼出大量口供後，康生又说：“犯人供出那麽多问题，谁知道哪些是假的?哪些是真的?怎么能不追查呢?”他教干部号召“犯人”坦白後一律宽大处理。有干部问是不是对交待好的宽大释放。他马上说：“不是这个意思，难道你们不会说坦白不彻底，交待不清楚，交不上卷吗?”康生还教审讯人员向“犯人”提“一万个为什么”，使“犯人”永远答不完，而一旦答不上来，就毫无疑问地被指定为特务。可在另外一些地方，他又提出“五分钟解决问题”，搞“坦白竞赛”等。
　　手段之三：酷刑折磨，刑讯逼供
　　在抢救运动中，发生过为了逼出口供，对被审讯人员施以各种各样的肉刑或变相肉刑，甚至出现把人打死的情况。据师哲回忆说：“1943年5、6月间，康生召集过一次会议，讨论起草《审讯条例》。参加会议的有许建国、周兴、谭政文、周同、钱益民、李克农、汪金祥和我。会上为可否用刑逼供，两种意见尖锐对立。有的人主张在《条例》上规定可以用刑逼供，有的人坚决反对。为此，康生大发脾气，说：‘不用刑，那怎么审讯?!’有同志说用材料嘛!康生理直气壮地说：‘有材料还要你审讯?!’所以在抢救运动中用刑逼供是相当普遍的，如打人、骂人、抓人、关押、疲劳战、假枪毙等等，无所不用其极。被关押的人则常常不让吃饱饭，不让睡觉，用这些办法逼迫被审查的人假交待、假坦白。”⑥据关中分区一个县统计，他们采用过不让喝水、不让坐凳子、你拉我推、吊梁、压杠子、打耳光、举空甩地等二十四种肉刑。延安青年剧院为了逼一个赶大车的人承认是“特务”，捆绑吊打，活活将其折磨致死。
　　至1943年7月15日康生的《抢救失足者》报告后，逼、供、信更为严重。据一个县委扩大会议记录记载，县委书记、区委书记都打过人。县委书记打人约17人次，挨过县区领导打的有91人，私自被关押的29人。
　　据当时任靖边县委统战部长的陈元方回忆：“逼、供有精神上的、肉体上的。精神和肉体的折磨有时交叉进行，有时同时并进。精神上的是找被审查者谈话，施加种种压力，威胁，甚至诱供。比如说承认後可以戴大红花、吃好的、保留党籍等等。”“肉体上的有车轮战、坐小凳、五花捆绑、假枪毙等等。”在一次批斗陈元方时，由於他拒不承认是“特务”，便被五花大绑，整整四十八个小时才给解开绳子，他的两手和指尖，全成了暗紫色，两只手腕被绳子紧勒过的地方，开始腐烂。绳痕一直到建国後还没有蜕尽。
　　手段之四：挑拨离间，互相揭发
　　整风期间，有反对自由主义一条，而康生却利用它来为肃反扩大化服务。他说：“如果你不把党内的自由主义思想清除掉，那么内奸就清不出来，这个自由主义就是奸细活动的营养剂。我们的经验就是：哪个地方的自由主义特别严重，哪个地方的奸细也就特别猖狂。”这就造成谁不揭发，谁就受自由主义压力的局面，取消了同志间起码的信赖和实事求是的精神。甚至利用夫妻之间的某些矛盾让他们互相“咬”，然後又作为根据去抓人、关人、逼供。康生把这叫做“以毒攻毒”，他得意洋洋地说：“利用反革命份子进行锄奸工作，张克勤打了头一炮。”类似张克勤这样的大炮、小炮不知用了多少!只要有了口供，便如获至宝，再去逼牵连到的人，就是这样滚雪球，伤害了许多好同志，有的被逼致死；也严重地伤害了同志间的感情，破坏了党内团结；同时也使好多家庭破裂。
　　手段之五：布置人员，“引蛇出洞”
　　康生在审干开始时就专门布置一些人，故意说些过头话、错话，甚至反动的话，把另一人的言论引出来，然後揪住辫子不松手。
　　手段之六：搞精神折磨
　　康生曾多次向属下人员介绍怎样无休止地折磨犯人：“你们要学会抓主动，要善於牵著犯人的鼻子走，不要让犯人的几滴眼泪，使你们心软了。更不能让犯人夺取了主动权。如果是让他们牵著你们的鼻子走，那就上了当。”接著他又故作神秘地说：“诀窍是充分地发挥自己的想象力，向犯人提一万个问题，让犯人永远答不完。如果是犯人答完了，主动权不是让犯人夺去了吗?他答不上来，主动权在我们手里，他就得听从我们摆布。我们大喝一声，就会吓得他浑身发抖，屁滚尿流。让他跪著，他就不敢站著。善於抓主动，就是要居高临下，先声夺人，出其不意，突然袭击。虚则实之，实则虚之，虚中有实，实中有虚，虚虚实实，实实虚虚，把犯人整得晕头转向，惊惶失措，使我们永远立於不败之地。使犯人永远被动，处处捱打，防不胜防。剩下的只有一条路，那就是乖乖地投降。这既是策略，也是一门艺术。你们要善於巧妙地掌握这门艺术。只有笨蛋，才被犯人问得张口结舌。这不是战胜敌人，而是让敌人打得大败而归。这样的人，不必来见我，我不愿意和这种没有出息的人在一块共事。”⑧
　　在各种抢救方法和抢救手段面前，有些人的意志在诱惑面前倾斜了；有些人由於对党的朴素的信仰，“光荣地坦白”了；有些人坠入五里雾中随波逐流了；有些人在逼供的淫威下屈服了。请看下面的数字：
　　中央青委正式工作人员：4人，正式提出的抢救对象：2人。
　　中央秘书处60余人，被抓起的“特务”十多人。
　　中央办公厅从事机要工作的部份年轻同志受到审查，康生提出必须揪出50％的比例数字。
　　新华社上百人，有十几人被抓起来。
　　陕甘宁边区政府负责审干的罗迈回忆说：我当时的头脑是比较清醒的，知道干这种事应该有所节制，但尽管如此，在上级的压力下，边区政府还是对100多人施行了“抢救”，占政府机关总人员的30％左右。
　　边区教育厅共有工作人员不到20人，3人被打成“特务”。
　　西北公学500多人，只有20人没有被抢救，96％的是特务。
　　行政学院共有教职学员一千多，691人被打成“特务”，85％的人受到审查冲击。
　　鲁迅艺术学院共有300多人，267人被打成“特务”，90％以上的人受到审查冲击。
　　自然科学院(连同中学部)共有100多人，97人受到审查冲击，68人被打成“特务”。
　　当年任抗日军政大学分校校长的徐向前元帅回忆说：抗大在整风审干工作组负责人黄志勇的“努力”下，全校有1052个排以上干部，共搞出602个“特务份子”和“特嫌份子”，比例占到57.2％，而抗大共有干部496人，抢救运动中竟逼出396人坦白认罪。坏人的比例接近80％。
　　全陇东地区的外来知识份子只有2人未给戴上帽子，其余99％的都被打成“特务”。
　　子长县39名外来知识份子干部，有37名被打成“特务”。
　　据李逸民回忆说：王诤领导的部门是搞通讯的，一千多人大都成了特务。
　　军委三局电讯学校200余人，抓了170个“特务”。
　　关中师范参加整风运动88人，搞出62个“特务”。
　　绥德师范360多人，最後只有“十八罗汉”没问题，其余都与“特务”有关系。
　　延属各县共抓了2463个“特务”。
　　驻延安的中央系统和边区系统工作人员截至1943年8月共搞出2000多个“特务”。
　　延安警卫团有80～90％是“国民党特务”。
　　西北财贸考察团共63名工作人员中，60个人被搞成“特务”。
　　陕甘宁边区纺织厂有半数以上职工受到“抢救”，在被“抢救”的99人当中，46人是因为两个最先坦白的工人的口供牵扯所致，其余53人则因为平时表现不佳。总共99人当中有80人承认了自己是“特务”。
　　保安处收审的“特务”约有六七百人。社会部、军法处等保卫机关和反省机关所收审的“特务”数日也有约六七百人。
　　与此同时，太行山八路军总部被抓起的“特务”也在六七百人。
　　河南、四川、陕西、甘肃四省省委以及湖北等南方许多地下党都被打成“红旗政策党”。连同著名的“一二·九”运动也被说成是“红旗政策”的结果。
　　整个延安和陕甘宁边区清出的“特务”高达1.5万人，而延安和边区当时的干部学生总共也不过4万多人。
　　据师哲说：1943年底，全国各根据地回延安准备参加“七大”的党代表，有一半以上被搞成特务。任弼时气愤地说，我们将和国民党特务一起开党代会吗!
　　据张宣回忆，周恩来同志从重庆回到延安，他的“副官”也被搞成了特务。他不无感慨地说：我在国民党的老窝里工作，那里的职业特务也只不过几千人，而我们边区根据地的首府延安，总共也只不过两三万人，就搞出上万名的“特务”和“特务嫌疑”，真叫人不可理解。
　　甚至连毛泽东身边工作的一些工作人员都被“抢救”。如毛泽东的警卫参谋叶子龙的妻子蒋家英，公务员罗海者、苟兴录，在秘书处工作的七大代表密家凡及政治局委员凯丰的妻子等。被抢救的大部份是新参加革命的青年知识份子，但也有一批当时就担任领导工作，特别是建国後升任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委员、中共省委书记、国务院副总理和部长的人物。如柯庆施、陶铸、刘澜波、刘建章、武竟天、任仲夷、周建南、李尔重、张维桢、雷任民等等。
　　让人不可理解的不仅是数学问题，那些在“特务”总名下具备“特务”，性质的名目之繁多，也不禁使人为之吃惊，下面是鲁艺在甄别期间所统计的“特务”类型：
　　(一)特务：包括调统局、军统局、复兴社、敌工团、康泽系统、行营派来者、内奸、反共协从份子、系统不明者等。
　　(二)重特嫌。
　　(三)特嫌。
　　(四)托派份子，包括参加过托派组织者，参加其外围组织者，有严重托派思想者等。
　　(五)叛变份子。
　　(六)自首份子。
　　(七)群众自首份子。
　　(八)群众自首嫌疑。
　　(九)有党派问题者，包括国民党、复兴社、同志会、三青团、忠义会、自强青年救国团、新民会、民族自卫会、建设救国社等。
　　(十)党派嫌疑，包括国民党嫌疑、三青团嫌疑、复兴社嫌疑、突击团嫌疑等。
　　(十一)被利用蒙蔽者，即被利用者、被蒙蔽者。
　　(十二)其他，如包庇汉奸，做过反共宣传、有党外政治错误者等。
　　(十三)有重要问题保留者(指政治性嫌疑)。
　　(十四)一般历史问题保留者。
　　(十五)有党内错误及思想问题者。
　　(十六)没有任何问题的“特务”。
　　值得提醒读者的是，鲁艺在审干运动中并不算最先进的单位，可想而知在那一阵龙卷风中的弄潮者们将会巧立多少个“特务”种类呢?
　　也许上述数字和种类还显抽象，那么下面的人和事，将启发你更多的联想与思考。
　　① 参见林青山：《康生外传》(说明：此原件现为延安革命纪念馆馆藏文件)。
　　② 李维汉：《回忆与研究》(下)，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6年4月版。
　　③ 转引自文聿：《中国“左”祸》，新华出版社1993年2月版。
　　④ 1988年笔者在延安采访张宣记录。
　　⑤ 在我们采访的过程中，迪之、张宣、萧志秀等人都曾谈到过这样的事。连同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第七次代表大会上的口头政治报告》中也谈到了当时流行的审干讯问方式。
　　⑥ 《峰与谷——师哲回忆录》。
　　⑦ 转引自文聿：《中国“左”祸》。
　　⑧ 参见林青山：《康生外传》。